吉大公外英语专业考研语言学方向专业课教材：

　　《法语（1）》 马晓宏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法语（2）》 马晓宏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法语（3）》 马晓宏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新求精德语强化教程》（初级Ⅰ）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新求精德语强化教程》（初级Ⅱ）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新编中级日语》 谷学谦、李永夏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 清华大学外语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俄语》（修订2）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吉林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各方向专业考研参考书目，也叫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各方向1考研参考教材、考试书籍、指定书目等等，是考验专业课复习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料。考研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考试项目，参考书目由报考院校的研究生院制定，考试内容基本上围绕着参考书目展开，而绝大多数专业课都是由院校自行出题，因而就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指定性。

（一）汉语语音史、汉语音韵学史

1．日本大矢透《韵镜考》“要说”寻绎。《古汉语研究》2008年3期。

2．近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

3．中日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学术差异。《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4期。

4．日本学者越南汉字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5．日本学者的汉梵对音译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6．日本汉字音时间层次及其确认的证据和方法。中国社科院《当代语言学》2005年第3 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6年第2期。

7．日本佛教“声明”与汉字音声调考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5年第7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3期。

8．日本学者满（女真）汉对音译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5年第10期。

9．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与汉语近代音关系研究。《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4月。

10．《词韵》音系声调。董琨、冯蒸主编《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5月。

11．日本《汉吴音图》所见《中原雅音》。《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4月。

12．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与汉语上古音关系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4年3期。

13．《中原雅音》的体例问题。《音韵论丛》，齐鲁书社，2004年1月3日。第七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会编。

14．日本学者日本语汉字音与汉语中古音关系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

15．清末日本学者北京官话“四声之辨”（日文）。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日本文艺研究》第 56 卷第2号。2004年9月。

16．日本学者的《韵镜》研究。《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4期。

17．《中原雅音》研究的起始时间问题。中国社科院《中国语文》2004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

18．日本学者对朝鲜汉字音的研究。中国社科院《民族语文》2004年3期。

19．日本学者对《中原音韵》及相关韵书的研究。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30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

20．《辨音纂要》所传《中原雅音》。中国语言学会主办《中国语言学报》第11期，2003年9月。商务印书馆。获吉林省政府第五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

21．明抄本《辨音纂要》初探。国家图书馆《文献》2003年1期。

22．对外汉语教学课本编写中的“变调”标记符号问题。（合作）《汉语学习》2003年6期。

23．新时期音韵古籍整理的简要回顾与思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6期。

24．从几组数据看南宋孙奕俗读声调的变化。《语言文字学论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25．退溪次韵朱子《武夷棹歌》问题。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3、4辑合刊。韩国梨花社2002年1月。第二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会议（香港浸会大学）。大会报告。

26．南宋孙奕俗读“平分阴阳”存在的基础。台湾《声韵论丛》第10辑，台湾中国声韵学会与辅仁大学主办，学生书局2001年5月。由本人在台湾第十八届声韵年会的大会（台湾台北，2000年5月）上宣读。

27．《中原音韵》与吉安方音。《第六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28．释“平中清浊，仄中抑扬”。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2辑。韩国梨花社1999年10月。大会宣读，韩国大田忠南大学1999年7月。

29．《醒世姻缘传》“挺”字与今东北方言〔t‘iN〕音。《汉语学习》1998年第3期。

30．南宋孙奕俗读“入注阴平”性质。《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

31．《九经直音》“明本”两种例说。《语苑撷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

32．南宋孙奕俗读“清入作去”考。中国社科院《中国语文》1998年第4期，商务印书馆。获吉林省政府第四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1）。获第五次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中国古文献学”博士生二等奖（1999，一等空缺）。

33．《九经直音》北图藏本三种叙说。《语言研究》1998年6月刊，第五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34．南宋已“平分阴阳”证。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21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10月。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八次会议上宣读。《中国语文》1995年5期《会议纪要》。

35．南宋孙奕音注“浊上归去”问题。《庆祝金景芳95寿辰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

36．南宋《示儿编》的俗读音。《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37．南宋《示儿编》音注“俗读”的“入注三声”性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3期。

38南宋《示儿编》“声讹”的正音性质。《语言研究》1996年6月刊，中国音韵学会第9次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39．南宋《示儿编》音注“浊音清化”问题。《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40．《九经直音》反切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

41．韦应物诗韵系。《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42．《山海经校注》“珂案”音释献疑。（合作）《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

43．《九经直音》反切与《经典释文》正读考异。《语言研究》1994年6月。中国音韵学会第8次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44．“图们”的口语读音及其来源。《东疆学刊》1993年第3期。

45．《汉字古音手册》订误举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第1期。

46．《晋书音义》的“协韵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获吉林大学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47．王昌龄诗用韵。《延边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48．岑参高适诗韵系异同比较。《延边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在中国音韵学会第六次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上宣读。

49．岑参诗韵谱。《语言文学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0年12月。

50．《醒世姻缘传》诗词用韵考。《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51．《<韵镜>校笺》跋。杨军《<韵镜>校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

52 清末中日学者北京官话“变调”意识。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26辑，2007年5月。

53 十九世纪末叶北京官话声调初探——以日本人编《官话指南》为依据。（合作）《近代官话

语音研究》，语文出版社，2007年2月。

54．日本传统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

55 高本汉用“二手资料”构拟《广韵》检讨 （合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6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和工具书。《汉语学习》2007年第6期。

57．日本汉语音义书语音研究。《杨耐思先生80寿辰庆祝文集》,2011年1月,中华书局。

58．南宋《九经直音》“萧豪韵”的构成。（合作）《继往开来的语言发展之路》论文集，语文出版社，2008年2月。

59．《正音捃言》音系声母的特点。（合作）《语苑撷英——唐作藩教授八十寿辰祝贺论文集》，2008年2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60．高畑彦次郎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修订与补充。（合作）《当代语言学》2010年4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1年2期全文摘编。

61．南宋《九经直音》“支思韵”问题。（合作）《中国语言学报》第14期，2010年10月。商务印书馆。

62清初韵书《五音通韵》构拟问题。（合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3期。

63．当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0年2期。

64．日本汉语上古音研究。《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2期。

65现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0年2期。

66日本汉藏对音译音研究《民族语文》，2010年第6期。

67满田新造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批评意识。《中国音韵学》第16次会议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68《<韵镜考>:日本江户后期韵镜学的构建》,《古汉语研究》2012年第2期。

69《日本<东音谱>（1719）所记汉语方音问题》，韩国《中国东南方言与中韩文化》（6），韩国文化社，2013年2月。

70《韵镜》与日本明治人名命运预测。《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71．贺知章《回乡偶书》诗“衰”字音。《延边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2期。

72．唐代古体诗的“叶韵”问题。《延边大学函授教育》1992年第1期。

73从用韵看《药性赋》产生的时代。《延边医学院学报》（社科）1992年第1期。

74．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学点音韵知识。《吉林教育》1989年2-3辑。

75．重建清代东北方音史：向混沌求新知——评邹德文教授《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76．《韵镜》研究史上的四条“主线”。《中国音韵学》（厦门大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77．清末民初东北官话语音系统——以新发现日本明治汉语课本为依据。中国社科院《方言》2013年第4期。

（二）对外汉语教科书、汉语史、东北方言、古书校勘

1．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会话”课本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4期。

2．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从中国语教科书“序”“跋”看朝鲜时期的语言教学意识（韩文）。韩国《韩华学报》总46期，2006年2月。

4．《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

5．校点严可均《全晋文》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4期。

6．《周礼》“诸侯之邦交”断句正误。国家图书馆《文献》1998年第4期。

7．《庄子》“vo以o”句及其变式。《东疆学刊》1990年第1期。

8．走向系统研究东北方言的第一步。（合作）《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

9．谈唐诗中的“何事”。《东疆学刊》1988年3期。

10．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研究的基本问题。《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1期。

11中国学者与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的刊行。（合作）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年第3期。

1219世纪朝鲜汉语教科书语言的干扰。（合作）中国社科院《民族语文》2007年5期。

13 日本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先声——读1877年刊行的《支那文典》。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37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6月。

14《满洲土语研究》与20年世纪30年代东北方言。《东疆学刊》2010年第2期。

15．日本明治后期北京官话语法理论——《清语文典》。厦门大学国学院《国学集刊》第三辑,2011年3月。

16．仓石五四郎对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翻译的意义。刁宴斌主编《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0年5月。

17《日本“军用”东北方言教学意识——读1933年(增订版)<日满会话>》。韩国汉阳大学《汉语方言研究论文集》，2010年4月。

18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语气词例释（合作），《汉语学习》2011年第1期

19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古今考，《中华读者报》2008年6月27日。

20《马氏文通》与广池《中国文法》——清末中日汉语文言语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厦门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1《晚清东北方言词语考订》（合作），《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

22《清末民初北京口语词汇及其汉语史价值》（合作），《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2年第7期。

23《试论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东疆学刊》2012年第1期。

24《日本明治后期<支那语学>月刊传播北京官话的历史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5《汉语史研究系统要素视角理论范畴》，韩国中国言语文化学会《中国言语文化》创刊号，2012年2月。

26《日据初期台湾闽南话会话课本教学和汉语史价值》（合作），《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4期。

27《日本明治后期北京官话语法教学理论---读1905年版<清语文典>》,《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集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12年7月。

28《东亚语言学视阈的汉语史研究》，《东疆学刊》201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4年第1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3年第6期）

29《冈氏之中国文典》（1887）：日本汉语文言语法体系初次构建，《复旦学报》2014年。

30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最初构建——日本《现代中国语学》(1908)的意义（同李逊合作）。《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 。

31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考论（同张辉合作）， 《古汉语研究》2014年第1期 。

32 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亚国际通语——汉语之应用（第二作者，同张辉合作），《延边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

（三）古代礼仪制度及其它

1．退溪不讳言“诗以随俗”解。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5、6辑合刊。韩国梨花社2004年10月。第三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会议（上海大学）。大会报告。

2．西周觐礼初探。《遯亨集——吕绍刚教授古稀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3．春秋聘问的衰变。《金景芳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29吉林大学出版社．

4．春秋朝觐的衰变。《东疆学刊》2002年第3期。

5．周代朝聘制度简论。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儒学年鉴》，2001年创刊号，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

6．战国时期朝聘制度的破坏。《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

7．退溪家礼“循俗”问题（韩文）。韩国《退溪学报》第107期，2000年12月。又收入（韩国）柳宁夏编选《退溪先生礼学论文集》（仅6篇），《退溪学报》别刷本。陶云会社2001年7月发行。

8．略谈西周会盟制度。《延边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9．商代朝聘及其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1期。

10晚清文人对朝鲜使臣“中华意识”的感知。日本创价大学《创大中国论集》第14辑，2011年3月。

11《清客新话》：日本对马藩尉探问清初“新知”——福建“漂海唐船”日记的意义。《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1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明清史》2013年第5期。

这其中包括少部分与他人合写论文。还有其它已发表论文近20篇。论文发表后，或被转载、论点摘编、引用、评述多次。 （一） 专著

1《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专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6月。被列为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史教科书，授课教授狩野充徳。

2《周代朝聘制度研究》，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书评《揭示周代朝聘制度》，见《光明日报》2006-07-04 。2006年9月获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太原）。2007年11月获福建省政府第7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学3等奖 2007年11月厦门市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台湾《经学论丛》专门介绍。《清代朝觐制度研究》等几十种著作引述

3《宋元吉安方音研究》，专著（与李红合作），2008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5年1月完成，2005年2月通过专家鉴定。日本《日本中国学会报》2009年介绍。2009年11月获福建省政府第7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学3等奖。刘晓南《宋代四川语音研究》等论著引述。

4《中国历代宾礼》，专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9月。几十种著作引述。

5《日本汉语音韵学史》，专著，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日本语学会《日本语研究》、《古汉语研究》、《中华读者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辞书研究》、日本中国学研究会《日本中国学会报》（2012）等报刊均有述评。2013年10月12日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2等，中国语言学最高奖项，又获福建省第10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等奖。2013年12月。同时，获厦门市第9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等奖。张玉来、潘钧、陈东辉、陈宁、耿军等引用。

6《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纲要》，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列为博士生教科书。

7．《东亚视阈汉语史论》，专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8．《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语音研究》，专著，合作,商务印书馆，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2年完成。鉴定等级为优秀

9．《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纲》，专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

（二）编著

1《汉语音韵学通论》，教材，编著，主编，列入国家级“十五”教材出版规划（2002年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被国内外多所大学列为研究生教科书或参考书。

2《古代神童考录》，编著（与陈家祯合作），延边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

（三）编\校

1 《音韵学论著指要与总目》（上、下，140万字），主编，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日本权威的《日本中国学会报》2009年介绍，是国内外汉语音韵学论著目录收罗最为全面的工具书。冯蒸列为学习汉语音韵学必读书。

2 《语言文字学论坛》（第一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3《古代汉语》，教材。合作编写，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曾被吉林省八所大学中文系采用。

4．《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总目》（80万字），主编（合作），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读者报》等均有书评。

5 《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指要》（70万字），主编（合作），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读者报》等均有书评。

6《黉门钟吕》，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7．《韩非子》（译注、校勘，3人合作），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3。

8．《后汉书》（译注、校勘，3人合作），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

9．《全晋文》（点校，2人合作，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0《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1912年前）》，主编，四十册，中华书局，2013年。

11朱熹口语文献语言通考(四种,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合作),合作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

12《中国历代礼仪制度文化丛书》（五种，《中国历代婚礼》、《中国历代葬礼》、《中国历代家礼》、《中国历代宾礼》、《中国历代祭礼》），第一主编（与张黎明合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9月。台湾义守大学列为通识课程教科书。几十种著述引用。

13《新编古代汉语》，国家级教材。合作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14《大一中文课堂》，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15《海洋文明与汉语语言文字书写》，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

16《东亚汉语史书系》，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17．《黄典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主编（与叶宝奎教授合作），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18．《中国音韵学》（厦门大学与中国音韵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另有其它4种编著。这其中包括少部分与他人合写者。

戊申年是哪一年

膳夫山鼎历日改写西周元年历史

文/毛天哲

导读摘要：此文直接了司马迁的”元年”说，将改写中国历史。通过膳夫山鼎历日的推求校真，得以证实，周厉王奔彘在三十七年；西周行年数为三年，而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十四年。如果一定要为共伯和行政确立一个历点的话，公元前830年才是真正的”元年”。

关键词：元年，膳夫山鼎，铜铭历日，周厉王，奔彘年，前841年，共伯和，三正，金文断代，月相，岁首，年首

㝬簋，亦称厉王簋

周厉王及的纪年是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遗留难题。史家有关周厉王在位年数及行政的相关问题，历来颇多争议，至今未有定论。厉王在位年数，《史记•周本纪》为三十七年，而《卫世家》、今本《竹书纪年》均不足三十年。

所谓”元年”的””二字，司马迁认其为周公、召公相与行政之义，今之史家均已不认同其说。但目前史学界对元年是前841年的说法，还是普遍认同的。

梁启超在1922年所撰的《最初可纪之年代》一文中说：”若采最谨严的态度，当宗《史记》，以西周之元年（注：庚申）为断，其年当西纪前八百四十一年。”

稍微学过点历史的人，应该都记得前841这个特殊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纪年，这要归功于司马迁的整理。有人提出，”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个历史年代概念是怎么来的？根据何在？却似乎一直没有人探究过，令人费解。

其实不难理解，《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明周宣王元年为甲戌年，以西历纪年上推，是可以推溯得出宣王元年为西纪前八百二十七年。而司马迁年表记有十四年，元年干支在庚申，则上推”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正确无疑的。

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十四年》，将“周召”界定为“贵族”

问题在于，在汉之前的典籍中，”元年”这个概念仅见于《史记》，可以说是司马谈迁父子的一家言说。2003年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铜器群反映出并不单独纪年，这就对司马迁的十四年说，以及断代工程所拟定的西周后期王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由《竹书纪年》及出土铜铭（至今尚未发现带年号者）来看，年间周王室仍承续厉王纪年，并未废止。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史记》中言之凿凿的纪年，在当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至今也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现有的西周晚期器物存在纪年器。

之事，按《史记》的说法是，在周厉王专利山泽之后，国人，厉王出奔于彘，然后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这个历史叙事，相信为大多数人熟知。但是从目前的史学研究和考古证据来看，所谓行政并不是召公、周公的”二相行政”。

最早把这个问题搅浑的记录是西晋时期出土于河南汲县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称：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事（原注：号为。）

此说不光存于今本《竹书纪年》，亦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佚文中。这就提供了另一个完全迥异的历史叙事，所谓””并不是”二相行政”而是指共伯和执政。《竹书纪年》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官修史书，时代比司马迁更接近西周晚期，所以这一则与《史记》完全不同的记录就引起了史家的重视。

古本《竹书纪年》已经散佚，今辑校本《纪年》不以单独纪年，而是列入厉王的纪年内，这点是清楚的。其文之末虽然也记有”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云云一条，而出自《太平御览》卷897所引”史记”，未必是古本《纪年》本文，王国维先生的校语也只说”《史记》无此文，当出《纪年》”。

司马迁

今本《纪年》则明确无疑地不以纪年，而以十四年为厉王二十六年，亦即厉王实际在位只有12年。李仲操先生认为厉王奔彘前年数为23年，是竹书参考了鲁国世系修正了鲁历公的年数，增加了2年，却把鲁献公的年数错减去了11年。故推至元年，发现周、鲁年数相差11年，而以下的历史纪年已成定论，无法更改，故竹书从厉王奔彘前23年中减去11年,使前的厉王年数变为十二年。（具体见李仲操《周厉王年数释疑》一文）

李仲操先生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哲非常认可。西晋学者在整理汲冢竹书时，势必参考了《史记》等文献。但要指出的是，周厉王奔彘前年数或是26年，这三年的差值 于西晋学者在整理汲冢竹书时的错断。也即周昭王死于十六年，并不是死于十九年。故《竹书纪年》所推，自周穆王以下，龚、懿、夷诸王的在位元年就已经错位了三年。

由此为基点分析，今古本《纪年》所推所记厉王年数盖皆为二十六年。不过因受《史记》十四年说的影响，今本竹书将厉王奔彘前年数移位错订为十二年，将厉王元年误系为戊申年（西历前853年）。如果我们将厉王奔彘前二十六年数，加上司马迁误说的十四年数，则周厉王元年至于宣王即位（含共伯和干政），概有四十年。这就合了《周本纪》厉王三十七年奔彘的说法。

《十二诸侯年表》元年下，记这年当卫厘侯之十四年。参考《卫世家》：”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顷侯立十二年卒，子厘侯立。厘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行政焉。二，周宣王立。”卫顷侯元年至卫厘侯十三年（厉王奔彘年）共计二十五年，这其中 周夷王年数和周厉王奔彘前年数。按常理，顷侯得立后方能厚赂周夷王，那么厉王奔彘前在位年数下限为十三年，上限至少在二十四年。这和史马迁公的三十七年奔彘的说法就产生了龃龉。

竹书纪年

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这一年份应有来由，它当是汉初尚传的厉王在位年数。从《史记》相关记载可以看出，司马迁并不认为厉王奔彘后年份 于周厉王在位年数。梁玉绳《史记志疑》谓：”按厉王在位之年，汉初已无可考，故史公作表断自。而据《本纪》所书是三十七年流彘，五十一年崩，后人皆从之。”

然厉王在位年数加奔彘后年数长达五十一年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王在位有四十六年之久，则厉宣父子在位总年数长达九十六年，这是超乎常理的。夏含夷先生质疑认为：”父子相袭，按照常理，父在位长，则子在位就短；子在位长，则父在位就短。”夏先生的这个推说虽然也会存在例外，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司马迁《史记》厉王奔彘时，国人围召公家索太子静。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

但这事经不起推敲。如果厉王奔彘前已在位三十七年，则太子静应已成年。然依史记所言，厉王奔彘时宣王尚年幼，此一不也。

十四年的时间，从年幼到，男子相貌变化是很大的。召公立太子静，则国人能不疑乎？此二不也。

出土㝬簋表明，厉王是个愿意有所作为的，文献金文都记载了厉王曾亲自征伐鄂侯、南淮夷之叛，且北抗犬戎的袭扰，表明了周厉王并不是隔甘于平淡的庸主，共伯和干政长达十四年，周厉王能安心流彘乎？此三不也。

召公谏言周厉王

行政和周公摄政虽然有点类似，但本质上还是有所不同。西周奉行父死子继的宗法制度，父在子不得继位。天无二王，厉王奔彘后，尚在世则宣王不得立（不管长幼）。但天又不可无主，于是畿内贵族就推举了共伯和摄政。以大臣代王行政是权宜之计，史官记录必然还是以厉王为纪年。

周公摄政是因成王年幼不能践祚，故周初确实存在过周公摄政纪年，传统文献和出土铜铭及《竹书纪年》隐约有类似的记载。司马迁或许是参考了周初的情形，才认定厉王奔彘后不在王位，故把厉王三十七年全当做了奔彘前年数。

但凡司马迁能反自检下其所著”卫世家”篇，当能自省其所断之误。所谓”元年”、”周召二相”、”年数长达十四年”说，皆出自司马谈、迁父子的一家之言。传统文献、出土战国竹简、青铜铭文等材料都不支持这类说法，那么有理由相信，元年应该是司马迁为方便整理史料而自定的一个历点而已，他取的就是厉王奔彘后一年。

今学者多认为，周厉王在位年数必是包括了十四年在内的三十七年。如果司马迁”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说确有所据，那么可以推论厉王元年到其去世必然还应再多加数年，这个数年才是共伯和行政年数。司马迁认为有十四年，所以他以宣王元年（甲戌）上推，得出了元年历点在庚申年（前841年）。

问题在于，司马迁何以认定有十四年之久？遍查先秦两汉文献，皆找不到出处。今古本《竹书》中倒有类似说辞，但哲以为，那是西晋学者参考了史记而作的整理，并不是出土文字的原貌。那么，司马迁所自定”元年”历点的正确与否是值得怀疑的。

14年与厉王的37年是该并存接续还是合并，这个问题我看司马迁当时也搞不清楚了，所以陈梦家先生说：”此说史公亦不自信，故其《十二诸侯年表》不始于厉王。”哲以为，厉王奔彘之年距太子静得立，相距时间可能没十四年之久。这个年数超过了孝王、夷王、幽王的在位年数，理论上来说不大可能。

其次共伯和只是代行王事，没资格重建元年，所以共伯和即使执政，颁布的历法纪年应该依然是周厉王纪年，而不应该是从元年开始重新纪年。也就是说，共伯和执政的头一年就不可能是”唯王元年”，至于是周厉王几年，这是一个至今未解的学术难题。

清华楚简《系年》

2008年，清华大学入一批战国楚简，其中首次公布的被命名为《系年》的简书应为楚国官修史书，其中记载的”共伯和代行执政”与《竹年》完全一致。以此可见，司马迁的《史记》在 “周召二相”这点上，确实错了。既然”周召二相说”确定是错误的，那么司马迁所定的元年历点也存在错误的可能。

孤证不立，而另一条历史记录更为哲的这个判断增添了新的证据，也表明司马迁的十四年说并非空穴来风。司马迁可能见过这类相似的材料，但遗憾的是，可能他错解了史料，也可能是误信了。 这一条，楚简《系年》是这样记载的：

至于厉王，厉王大疟于周，卿李（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宗）。

这就很清楚了，在战国时楚国的主流历史叙事中，所谓””就是指共伯和在位的时期。青铜器铭文与魏国、楚国的官修史书同样将””指向了”共伯和摄政”，虽然仍然无法完全否认掉史记的记录，但是也足够有说服力了。

值得指出的是，此条记录中，”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今人多认为是共伯和在位十四年的证据，可佐证史公的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哲以为不然。从文意上理解，此”十又四年”并非指共伯和行政年数，而是指周厉王十四年生宣王，是史官对太子静生年的解释。

假如理解为共伯和当政十又四年，厉王始生宣王。宣王得立岂非在襁褓之中，那是绝无可能的，文献并不支持。今人有这样的误读，哲相信古会存在。这就能解释司马迁公为何不定元年为三年、五年、十年，而偏偏是十四年。

相信战国时楚地流传的这则史料到了司马迁年代，或口头，或文字，一定还有所传续。只是有可能错讹为年数有十四年之久，司马迁采信了这个说法，故才有了”元年”历点的错误推算。

国人 西周

那么所谓的”元年”历点，也就是说，周厉王奔彘之年以及真正的共伯和干政的始年具体在哪一年呢？出土青铜器膳夫山鼎铭文或许能告知我们答案。

膳夫山鼎，通高45、口径42、腹深21厘米，重281公斤。前在陕西永寿县好畤河出土，现陕西历史博物馆。立耳圜底蹄足，口沿下饰重环纹及弦纹一道。铸铭文121字（其中重文2）。

铭文释文：隹（唯）卅又（有）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才（在）周，各（格）图室。南宫乎入右譱（佑膳）夫山，入门立中廷，北卿（向）。王乎（呼）史□令（命）山，王曰：”山，令女（命汝）官（司饮）献人于□，用乍（作宪）司贮，（毋敢）不善；易女（锡汝）玄衣、黹屯（纯）、赤巿（韨）、朱黄（衡）、（銮）旗。”山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入堇章（返纳瑾璋）。山（敢）对（扬）休令（命），用乍（作）朕皇考吊（叔）硕父（尊）鼎，用（祈）匃眉寿，□□（绰绾）永令（命）霝冬（灵终），子子孙孙永宝用。

膳夫山鼎 拓片

该鼎铭文首句载历日词语，其中年、月、日干支月相俱全，且为长篇记事铭文，纪年又是三十七年，是已知西周金文纪年更高的一例。该件高纪年器物年代的确定，对于西周青铜器以及西周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其确切年代 问题一直有所争论，至今亦无定论，主要有夷、厉、宣三种说法。

陈梦家、日本学者白川静持夷王说，他们是将膳夫山鼎和毛公鼎相对比，认为其属于夷王时器。据哲考证，周夷王在位年数仅有九年，毛公鼎的命书年代确实在周夷王元年，但铸造或在厉王初年。故是说可以排除。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朱捷元、黑光二位先生详细分析了膳夫山鼎的造型、纪年、铭文内容及书体，并且以和其共出的琱生鬲为参照，认为该鼎铸造于周宣王三十七年。虽然其后的刘启益、王世民也信从此说，但对学界的影响不大。

有影响的主要是李学勤先生力主的厉王说。据李学勤先生研究，从如下五方面考虑，可将膳夫山鼎定在厉王期：1)膳夫山鼎形制、纹饰近于宣王初的毛公鼎；2)山鼎铭文字体、格式类似宣王三年的颂鼎；3)山鼎所见图室见于宣王早年的无惠鼎；4)山鼎所见南宫乎作有编钟，钟的形制、纹饰均似厉王未年的虢叔旅钟；5)虢旅其人又见厉王三十一年的□攸从鼎。

李学勤先生认为，厉王执政之年，文献记载有异。《周本纪》以为37年，而《卫世家》、《齐世家》《陈杞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则在14年至24年之间，今本《竹书纪年》仅13年。据晋侯苏钟已知，厉王在位年必超过33年。现据膳夫山鼎37年，可证《周本纪》载厉王37年奔彘说可信。今取厉王三十七年即元年说（为当年称元），查张表，公元前841年，正月建丑壬子朔，初吉庚戌先实朔二日。

西周月相规制蠡测

李说晋侯苏钟为厉王三十三年器，对此哲并不同意。据哲考证，晋侯苏编钟历日正合张培瑜《先秦史历表》中的宣王三十四年，而周历的王正月实际为上年的夏历十三月，真正的年岁是以春王正月起始的。也就是说，晋侯苏编钟铭文历日确实在宣王三十三年（丙午年）。膳夫山鼎历日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后文详解）。

虽如此，李学勤先生对膳夫山鼎的年证，哲还是非常认可的，认为是周厉王器无疑。哲和李先生稍有的分歧点，主要在于该鼎铭文历日的推定上。李先生是以初吉为月朔为推，出发点就是错误的。金文中的初吉概指二、三日，并不在朔日。何况其说”前841年，正月建丑壬子朔，初吉庚戌先实朔二日。”可知铭文历日偏离实朔有二日之多，要说铭文合历谱恐怕过于空疏了。

哲通过多年的研究认为，金文月相不但是定点的，而且是有规律的。朔、望、上下弦月乃月相之四分矣，类节气之二分二至。古先哲以朔不可见，转而以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以代。

生霸死霸即上下弦月，初吉即胐日。因大小月影响，初吉在二日，则既生霸在十日，既望在十六，既死霸在廿四；初吉在三日，则既生霸在十一日，既望在十七，既死霸在廿五。古人制定月相称谓必指月之特定某日，而非王国维所说四分。明白了古之月相的其中关节，则用以考求铜铭历日无不中的。

月相词语各家观点

膳夫山鼎铭文首句已载历日：”隹（唯）卅又（有）七年正月初吉庚戌”。初吉在庚戌，则朔日在戊申或己酉，正月为大月，则初吉在戊申。查张培瑜《先秦史历表》，自周懿王元年（前900年）下查，有三个年份合。一为前897年1月2日，一为856年1月26日，一为前830年1月10日。之一个年份在周懿王四年，自可排除。第二个年份下距司马迁元年（前841）十五年，似有可能。但其距懿王元年（前900年）为四十九年。若以此为厉王三十七年，则懿孝夷三王年数被压缩到12年，故此年份也可排除。

那么铭文历日最有可能是在前830年1月12日。此年下距宣王元年为三年，若以此为厉王三十七年，则年数可视为三年。这样的话，共伯和干政仅为二、三年的光景。这个结论应该是合历史事实的。

毛氏西周断代年表2022 0920

依据毛氏西周断代年表，周夷王元年为前876年，厉王元年在公元前867年，此结论能为铜铭历日校雠确定。如此鼎：隹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可考求历日在前851年11月3日，此器为周厉王器，据此可推周厉王元年。

师询簋也是元年器，铭文历日为”隹元年二月，既望庚寅。”且铭中有”古亡承于先王”，表明此簋所记史实是西周中晚期王位更迭中，某王承位并非是父死子继，而是由大臣力主下得以继承。这样的现象仅发生在周夷王、宣上。搞清此簋的年代则能确定其王世 。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何景成先生对师询簋的年代做过精湛的考证。他认为，西周时期”亡承于先王”的唯有夷王而非传统旧说的宣王。宣王前虽有行政之说，但宣王是在历王死于彘地后嗣位的，并不合该铭史实。故其比较研究后认为，师询簋必是夷王器无疑。

哲对其说深以为然。结合铭中历日以推，既望在庚寅，则得朔日在乙亥。以张培瑜《先秦史历朔日表》查对校真，并结合哲所拟定毛氏西周断代年表，则求得公元前876年2月22日（即周夷王元年周正二月既望庚寅日），正是师询簋所记史实发生之日。

孝王元年可据曶鼎历日：”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朢乙亥”，求得在前884年。如此，孝王在位年数为八年，周夷王在位年数为九年。《御览》八十四引《史记》：「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此记载或为史实，则可推厉王12岁即位。

历始革典

周夷王时，王室衰落，且与诸侯国之间矛盾激化。夷王用鼎烹杀了齐哀公，并立其弟齐胡公为新任齐侯，齐胡公继位后将齐国的都城从营丘自己的封邑薄姑。但事后不久，齐哀公同母弟姜山又发动击杀胡公，自立为齐君，称齐献公，把都城从薄姑迁到临淄。此次齐国事变表明，周的权威已大大削弱。

与此同时，周朝的外患问题非但没有被以往的征伐平息，反而愈发严重。尤其是南方的楚国，楚君熊渠叫嚣”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封其三子为王，公然反判周。周夷王面对楚人这一明显的挑衅行为却只能默不作声，毫无办法，只得任其放肆无礼。周厉王即位以后为了扭转王朝江河日下的局面，下定了革除旧典、实行新制的决心，大刀阔斧实行，史称”厉始革典”。

㝬簋为厉王十二祀年器，铭文可谓是厉王的内心独白。此年厉王23岁，作为一个锐意的孤家寡人，面对周夷王留下的烂摊子，难以冲边一群阳奉阴违的既得利益者构筑的藩篱，只能孤独地向祖先祈求力量和勇气。

结合前面所说，”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表明厉王25岁生宣王，至三十七年奔彘时，宣王大致为23岁；三年后被立，为26岁；在位四十六年，则年寿为73岁。周厉王三十七年流彘，三年后崩，自元年即位到崩年为40年，加上在位前11岁，年寿盖为51岁。

需要细说的是，膳夫山鼎铭文历日在前830年1月12日（周正月初吉庚戌），貌似在周厉王三（辛未年），其实不然。

周人年岁的划分亦是以立春日为起始的，铭文历日的干支年是在庚午。和晋侯苏编钟一样，周王正月实际是当年的夏历十一月。西周春秋时期，王公即位皆在春王正月（夏正月），始称元年。夏曰岁，周曰年，商曰祀，所指者同一也，皆从夏正月起算。可见，所谓周王正月，就是当年夏岁的十一月。

《尚书大传》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所谓三正，实际上是司天者对本年和下年的调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夏人是以立春日为一年（卒）始。商认为，确定了大寒日，则可推溯出立春日，故以大寒日为殷正月之始。而周认为，确定了冬至日，则可推溯出立春日，故以冬至日为周正月之始。

逸周书《周月解》说，”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义则然。”所以周人取夏岁的十一月间的冬至日为岁首。《史记·历书》有云：”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于终，事则不悖。”这个原则，哲相信在年历的规制中也存在，就是三正的真正含义。

通俗点说，就是金文中的周王正月，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为周王年之始。西周时期，年的概念和我们今人是一样的，是以立春日为年岁之始。我们现在也是以立春日为干支年的始分点，立春日前一日归于上一干支年。

史记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而膳夫山鼎的历日在厉王三十七年的夏历十一月（周之正月），可以推知，国人就发生在周厉王命膳夫山之后，更大的可能就是发生在周厉王三十七年的夏历十二月间，也就是厉王三十七年周正二月内。

可以定论，《史记》所谓的元年在庚申，是司马迁误信了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年数有十四年”的，由宣王元年上推十四年所得，并非是真实的共伯和干政始年。通过对膳夫山鼎历日的考证校真，证实了周厉王确实在位有三十七年。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后，王位三年，由大臣共伯和代执政。周厉王四十年，王崩于彘，在共伯和下，”乃率诸侯会二相而立宣王，共伯归共国。”西周行年数为三年，而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十四年。如果一定要为共伯和行政确立一个历点的话，公元前830年才是真正的”元年”。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二〇年九月初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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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仲操 周厉王年数释疑[J] 文博(5期):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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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宏 膳夫山鼎年代再议[J] 史志学刊,2009(6)

[8]彭裕商 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精)[M] 巴蜀书社, 2003

[9]梁玉绳 史记志疑[M] 中华书局,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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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以上就是与戊申年是哪一年相关内容，是关于周厉王的分享。看完宣统戊申年是哪一年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