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

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首先是对人性的假设。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对人性的假设，性善论是孟子的主张。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一个人对于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至于恶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是来源于耳濡目染，另外是追求感官刺激的结果。如果人能把握住这两道产生恶的来源，人通过自我的追求就能够达到善的目的。

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生来就是这样的叫做“性”，由于人的本性是相调和而产生的，是由于人和外界事物相接触而反映的，经过后天的努力或者社会教化就自然而然是这样的，这才叫做“性”。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也就是说荀子不是和孟子进行争论，而是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因为人的性是恶的，所以，作为圣人的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

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好象和麦格雷格（1960年）的关于人性的“X”和“Y”理论相似。这里确实是有共同的地方，但是也有许多不同点，一是社会环境的不同，一个是封建社会，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应用条件不同，一个是为社会管理或者说为政治统治而服务，一个是为企业管理服务。从理论的深度来说，X和Y理论偏重于人的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属于人的行为科学研究的范围，而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X、Y理论是着重于被管理者行为的研究，而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麦氏理论认为是由于管理当局的组织方式和控制方式而引起的，只要改变这些，就可以改变人性。而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

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关于人性方面还有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需求”理论。纵上所书，对人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道德修养和行为。儒家学派偏重于道德修养，西方理论偏重于行为研究。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并有所区分，我们的观点：对于高层管理人员可以稍偏重于道德修养，对于基层人员可以偏重于行为。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人做事的目的无非有两个“逃离痛苦，追求快乐”，现代社会更趋向于人们的这种心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对人的判断注重以上两个方面，“价值逻辑”不失为一个比较公平的法则。因为企业存在的价值就是“利润最大化”

儒家对组织的独到认识

第二个方面是由谁来管。劳心者治人，劳心者通过什么来管理呢？荀子认为，就人类而言，论力气比不上牛，论行走比不上马，但牛和马都为人所役使，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在中国2千年以前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分——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以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义”。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

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

儒家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

第三个方面是怎样管理，儒家的回答是“仁”、“德”和“礼”。

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对于仁的解释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也就是所谓的仁既是对自己与他人都能诚实相待的生活方式，也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还有“刚毅木呐，近仁”，所指的是人在刚直坚毅而又不欲求表现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样便愈来愈接近仁。这就是说，人要有一种为集体的刚毅精神，但是又不去追求个人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这就像将“德”放在北极星的位置上，其他的人都是围绕着它而运转的。因此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唐朝的魏征提出的作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必须要考虑的 10个方面，即《十思疏》，全面地提出了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对以后儒家“德“的管理思想起着重大的作用。这10个方面是：1）领导者一有欲望就要想到应有所克制；2）将有作为，就要想到如何安定百姓；3）位居高位，就要想到谦虚谨慎；4）担心自满，就要想到江海容纳百川；5）游玩安乐，就要想到世间事物不可能全部享受；6）担心松懈，就要想到凡事都应有始有终；7）担心闭塞，就要想到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8）打算赏赐，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喜而滥赏；9）担心谗言，就要想到修正自身以远避小人；10）打算惩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怒而滥罚。

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好象孔子的72位大弟子都诚服孔子一样。所以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把人性中的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管理自我控制，来达到管理的目标。

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所谓的“礼”就是：先王秉承上天的意志而指定，目的是为了治理人间的事情。所以，礼一定是来源于天，见效与地，贡献与鬼神，而表现在丧、祭、射、御、冠、婚姻、朝见、聘问等各种礼仪中，所以圣人按照礼来行事，天下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

孔子在《礼记。礼器》中说了一段话。大意是：礼所以以多为贵，在于它是人心之外的规范，人们的道德规范可以施之于万物，礼仪宏大，万物广博，如此怎么不以多为贵呢？所以君子乐于将礼发扬。礼所以以少为贵，在于它来自人们的心灵深处，人们的道德观念至精至微，天下万物都无法与之并驾齐驱，如此怎么不以少为贵呢？所以君子独处时十分谨慎。从孔子的话看，礼既以多为贵，又以少为贵，既来自外力，又发自内心，这其中的奥秘全在于礼必须以德为核心，以德为转移。君子乐于将礼发扬是把内心的道德自觉推广到外在的行为规范；“君子慎独”则是把外在的行为规范诉之内心道德规范，这样，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感化和规范化，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就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这整个的儒家的理论体系无处不体现了如何成为管理者（统治者），如何当管理者，管理者又应如何管理，这是一个十足的做官理论体系。它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确实提供了有利的管理武器，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导文化理论，确实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性的后果。试想，所有的国民，都向仕途这条路上挤，当上统治者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再也没有出路了，其结果是必然形成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国民劣根性。另外，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

法家讲的这个驾驭术，就是驾驭领导的技术。以法家的思想制国，这是一个伟大的低级状态，法家的祖宗怎么死的商鞅是被自己制造的世界级奔驰车压死的，他当时定的那个法家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品牌的社会制度，世界级别的奔驰制度，让秦国的生产经济飞速的发展起来了，最终战胜了六国。但是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是被五匹马拉死的，他制造的那架社会制度的车子太强大了，以至于他没有一个跑的地方，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后，商君所立的制度象铁箍一样继续在秦国运行，商君在他所立的制度下英雄的去了，但他的制度却了不变的。所以法家的制度，是变法图强的基础。

商君是比西方的尼采理智的一个战争论者，商君留下了几卷《商君书》，也称《商子》鼓吹好战，将战争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 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如果将战争上升到法的地步，那他是要完蛋的，希特勒也把当时的德国的国家危机以法的形式转嫁给侵略战争。所以法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目的。

法家也讲权术诡道，它所说的法是为是为权术诡道服务的。 他所说的法也就是驾驭术，权术诡道是服务于驾驭术的工具。儒家"吾执御矣"的以术"御"世，他的那个术是最好的术，终于碰到一个伪知音，孔子死后三百多年的汉武时代，董仲舒发现其中的三纲五常可以驾驭人民愚弄人民，这一驾驭愚弄，把个中华帝国愚弄驾驭了二千多年，但是中华还是必须再走到低级境界，再努力进入一个法制国家。

社会的前进也有一个法的原则，螺旋式的法的原则，最基础的原则就是"法"的原则，这是最低级的管理，没有了"法"什么也行不开，大车无轮，小车无軏，行之不远，因此我们行了两千年又倒退到找法大哥帮忙。所以当今时代，国家要富强，人民要民主，我们只有再回到二千年前寻找我们的老祖宗，在他老人家的墓前三思，我们该回到那个最低级的状态，法的状态了。

恩格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有这么一句：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我们如今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我们正在解决很多问题，包括我们要向二千年前寻找我们的老祖宗，在他老人家的墓前认罪，重读他老人家留下的经典解释:

法繁则刑省。 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 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 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

法家的驾驭术是多方面的，这只是其中之一点，供有识者三思。法家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的管理，在许多方面，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西方的某些管理思想相吻合的。因此，有些学者主认为，如果中国不是以儒家为其正统文化而是以法家为正统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有可能在13世纪就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期。

法家的的特点:主张用客观的、具体的、铁定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确保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都必须达到最高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甚至是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惩罚。管理的核心：以奖惩赏罚的强制手段来求得公平这一社会理想，赏罚的公正来源于可观的可靠的资料。法家管理思想存在的问题：远古时代信息的不发达，难以获得可靠的资料；在高压作用下，没有任何的人情味。长期会对人的心理和身体都可能产生麻木不仁的结果。

法家的管理思想:因此，法家的管理思想在短期内能取得较好的管理效果，但长期实行，或实行得不彻底，反面的效果会逐渐暴露，而且可能是破坏性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商鞅变化可供研究。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法家是有相当地位的，“用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来进行管理被认为是管理的最优状态。

　　人性善恶问题为中国传统哲学之重大命题，千载聚讼纷纷。《三字经》开头四句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其中前两句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什么是“初”？就是“始”的意思。制做衣服一定要先将布料裁剪成若干片一定形状的料块，然后把这若干片缝合纫缀起来，才能形成衣裳。俗称制衣匠为“裁缝”，就是就这两个制衣的基本工序而言的。裁剪必用刀，故“初”字从“衣”从“刀”以示其始。所以“人之初”是指人刚生下来的时候。什么是“性”？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性”的本义就是如此。古籍中“性”有时作“生”即为明证。“性相近，习相远”出自《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是后天环境的影响。任何人，不管他父母是什么民族、种族，也无论他的父母是贫贱还是富贵，是好人还是坏人，其与生俱来的“性”都像是素练白绢，没有颜色，没有善恶的痕迹。——这就是 “性相近”的意思；而人既生之后，环境影响各异，性随之而变，如素绢白练沾染了各种颜料，逐渐变得差异越来越大，有了善恶的区别。——这就是 “习相远”的意思。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可以看出，其实孔子是把性和习明确分开的：先天为性，后天为习。而历来论性，不辨性习，至于混习为性，——性善、性恶的争辩皆由此而生。　　

　　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有两个方面，一是形体容貌即所谓肉体，二是情志欲望即所谓精神。性从“心”，故特指精神而言。后世谈论争辩人性，也都是特指精神而言。而精神包含广泛：一是知识智能，二是情绪，三是意志，四也品质志趣，五是脾气性格。知识智能，是就真伪是非而言的；情绪，是就喜怒哀乐而言的；意志，是就抵御外界摧折诱惑所体现出来的差异而言的；品德志趣，是就人面对外界摧折诱惑时的取舍态度以及社会对人的言行的道德评价而言的；脾气性格，是就刚躁柔静而言的。显然，知识智慧、情绪、意志、脾气性格都无法说它们是善是恶。因此，人性之“性”，并非指全部精神，而是特指人的品德志趣而已。　　

　　先哲论“性”，有五种观点：孟子性善说、荀子性恶说、董子（仲舒）性三品说、扬子（雄）善恶混杂说、告子性无善恶说。大致以本以三品说为主流，自有宋理学兴起，性善说遂为主流。　　

　　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人皆可以成尧舜。所以特别重视修身育德，以仁义自持。孟子的性善说的缺陷在于，无法回答这样的诘问：人性既然是善的，那么人性中的恶从何而来？如果说是由于沾染了社会环境中的恶而来的，那么社会环境中的恶又从何而来？社会不是许许多多个人组成的吗？既然 “人人皆可以成尧舜”，那就是说，每个人的人性都是善的，社会里怎么会产生恶呢？而且，如果人性本善，那么向善容易变恶就不易了，为何实际情况却是，人容易向恶而不易向善呢？　　

　　荀子以为人性本恶，所以特别强调用礼和制度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到了其弟子李斯，一变而重法，就流入法家了。性恶说也存在着与性善说类似的问题：人性本恶，谁肯向善？谁又知善？善从何而来？　　

　　扬雄认为： “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扬雄的“善恶混杂说”可以回答善恶从何而来的问题，比“性善说”和“性恶说”要经得起推敲一些。然而，这种观点仍然无法回答进一步的诘问：初生的婴儿，其啼哭、吃奶、便溺等外在可见的表现是善还是恶？如果说这些无所谓善恶，但婴儿的心中的确有善恶，那么婴儿未表现出来的善恶念头，我们又如何知道？　　

　　董仲舒认为“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以米为饭，以性为善，此皆圣人继天而进也，非情性质朴之能至也，故不可为性。”他把人分为三种：圣人、斗筲之民和中民。认为“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由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人之性。……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他给“性”的定义是“无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　　

　　其实三品说并非董仲舒自创，而是承袭了此前历史上曾经流行的观点。如《老子》把人分为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庄子》则有至人、神人、圣人的分法。在《论语》中孔子曾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篇》），又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汉书·古今人表第八》对孔子的话有段解释：“传曰：譬如尧、舜，禹、稷、卨与之为善则行，鲧、讙兜欲与为恶则诛。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于莘、崇侯与之为恶则行。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　　

　　董仲舒首先把人分为三品，然后再论其中绝大多数人的人性问题，这个思路比把每个人的人性一概而论要好。三品说是把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的“圣人（或上智）”“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下品的“斗筲之民（或下愚）”“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后天环境对他们没什么影响，所以不论。董仲舒甚至把人性进一步局限到“中人”的“人性”，这是他的不足。　　

　　在区分了三品之后，董仲舒开始论“中人”的人性。不过他似乎在这里不自觉地跑题了：把人性的善恶问题转换为“性”与“善”的关系问题了。的确，人性与善恶不是一回事，但是也没有人认为“性”就是“善”或“恶”啊。　　

　　细品董仲舒关于“善如米，性如禾”的论述，其实跟性善说或善恶混说是一致的。米虽然不是禾，但米是对禾加工，去除茎叶糠壳后得到的。那就是说，善本来就存在于人性中，并不是从外界加入的。一般的禾都有谷实，都可以通过加工得到米；一般的人的本性中都存在善，都可以通过教化得到善。这不是 “中人皆可以为尧舜”嘛！董仲舒没有说禾的茎叶糠壳就是恶，但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如果把禾的茎叶糠壳比做是恶，那么米的加工过程就是一个去恶存善的过程。这又和杨雄的“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的说法一致了。　　

　　告子关于人性的观点记载在《孟子》一书中。告子认为人性本无善恶之分，一个人是善是恶，全在于后天的影响塑造。既然前面四种人性论都不能经得起诘问，那么告子的观点就很可能是正确的。而且这种观点无疑极容易被现代人所认同。我也认同这种说法。不过，告子的人性无善恶的观点，似乎也是针对一切人而言的。这就不符合实际的社会现象了。同样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受到的教育也影响都是善的，有些人表现出的是善，但有些人却作恶为非；同样生活在一个坏的社会环境里，受到的教化影响都是坏的，但有些人却能“出污泥而不染”。这种现象表明，告子的性无善恶说虽然比其它四说经得起推敲，但如果不加区分地把任何人的人性都看做一样，也是有缺陷的。　　

　　古人虽然对人性善恶持论不一，但在重视后天教化这一点上还是一致的。不管人性如何，要想让人良善，就必须用良善的东西去教化影响。而教化必须从人幼小的时候抓起。　　

　　我认为，要解决人性善恶问题，必须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区分性和习，二是弄清什么叫善恶，三是不搞一刀切，要看到个人在人性上的差别。　　

　　“性”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先天性的；“习”是在先天的“性”的基础上受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先天的东西无所谓善恶，不能用后天形成的善恶来评价先天的人性。通常所说的人性其实是“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善恶其实是个伪命题。准确的命题应当是：“人习善恶”。　　

　　所谓善恶，是一种的道德评价。道德是人类社会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关于人的行为规则和行为评价标准。何谓善？何谓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体系下道德标准。对于一个具体的问题，不同文化体系里，善恶评价不一样，甚至相反。譬如被好多假洋鬼子奉为民主楷模的西方国家，其实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评价体系里不过是魔鬼而已。强盗似的哥伦布、麦哲伦之流，被西方人和被西方文化奴化了的中国人奉为英雄，而下西洋的郑和完全有能力做强盗却没有抢掠和殖民，至今还被号称精英的中国人所讥笑和诟病。英法等西方国家大肆贩卖黑奴的罪行，向其它国家武力倾销鸦片、杀戮掠夺和殖民的罪行，至今未见西方人反省认罪，而假洋鬼子们却甚而歌颂其功德！当年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流氓、强盗、冒险家等侵入美洲大陆，喊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印第安人等土著居民进行欺骗、掠夺，甚至进行种族灭绝式的排斥、屠杀，最后鸠占鹊巢，建立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何曾见过把这些口号喊得更响的现代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忏悔过？！何曾见过假洋鬼子们谴责过？！美国白人们倒是年年过所谓的“感恩节”，可他们感谢的不是原来曾帮助接纳他们的印第安人，而是他们所谓的“上帝”！为什么？因为在西方文化体系下的道德标准跟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下的道德标准不一样。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以抢掠他人财物为荣，其道德评价标准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下的道德标准相反。可见，我认为是善的，也许别人认为是恶的。我认为是恶的，别人却不认为是恶的。　　

　　其实，善恶评价标准取决于对于人的欲求的态度：适度抑制欲求，不使之泛滥就是善；放纵欲求，不择手段地去加以满足就是恶。“人之初”的欲求不过是求生本能而已，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超过“度”，所以无所谓善恶。　　

　　对于人性善恶之说，我认为，首先应当看到个人人性上的差异性。人性从内容上来看，都如白练素绢，空无印迹，无善也无恶。善恶皆在后天的濡染。但从受到濡染的倾向性或可能性上来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容易沾染恶的颜色。有些人则容易沾染善的颜色。这种对于善恶影响的接受度其实因人而异，很难截然分为三种或几种。但大体分为三品还是可以的。对于极个别的人来说，他们的质性决定了无法沾染恶的颜色而极易沾染善的颜色，这就是“圣人或上智”了。同样，对于极少数人而言，他们的质性决定了无法被善所濡染而极易被恶所濡染，这就是“恶人或下愚”了。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绝对正确。对于绝大多大多数人（中人）而言，他们对善恶的沾染都有一定的接受度，所以他们的善恶基本取决于后天的影响。当然，“中人” 对善恶沾染接受度是有差别的。这样就可以解释告子的人性无善恶论所难以回答的问题了。　　

　　人都有欲求，而且人类的欲求就其本性来说是得寸进尺且没有上限的。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欲求能完全得到满足，有放纵欲求而向恶的倾向。向善发展，意味着必须适度抑制自己的欲求，这当然比较难；而向恶发展则很容易，只要你放纵自己的欲求就可以了。打个比方，人类生活像一条河流，善在上游，恶在下流。求善如逆水行舟，必须努力向上划动出船桨，稍有懈怠就会被水带动向下流跑。如果放弃向上划动，放舟中流，就会很容易很迅速地堕落下去。　　

　　最后，把我的基本看法简单归结为这样几点：　　

　　一、人性本无善恶而习有善恶；　　

　　二、极少数人本性或善或恶，后天对其几乎没有影响；　　

　　三、对于绝大多说人来说，其习的善恶取决于后天生活环境的影响，且有易于流于恶的倾向。

　　人性的善恶之辩在历史的长河中代表了地缘政治和皇家政权，善事育化万民福祉后世流传千古，恶是一种恶势力也是暴戾的象征祸及生灵涂炭遗臭万年，最典型的例子尧舜禹禅位，舜育化万民是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商纣*乱无度暴戾重重祸国殃民而江山毁于一旦，在人们心中对于一个人的看法最突出的就是善与恶的突出表现这是人的思想价值观所决定的。

善良论据：

1、孙叔敖杀蛇

年幼的孙叔敖是一个好孩子，他勤奋好学，尊敬长辈，孝敬母亲，很受邻里的喜爱。

有一次，孙叔敖外出玩耍，忽然看到路上爬着一条双头蛇。他以前听别人说，谁要是看见两头蛇，谁就会死去。孙叔敖乍一见这条蛇，心中不免一惊。他决定马上把这条双头蛇打死，不能再让别人看见。于是他拾起路边的大石块，打死了双头蛇，并把它深深地埋起来。

回到家里，孙叔敖闷闷不乐，饭也不吃，一个人坐在油灯前看书发呆。他母亲看到便问他道：“孩子，你今天是怎么啦？”

孙叔敖抬头看了看母亲，摇摇头说：“没什么。”然后低下头去，依然无精打采。

母亲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说：“是不是生病了？”

孙叔敖再也憋不住了，一下扯住母亲的衣袖伤心地哭起来。孙叔敖边哭边说：“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听人说，看见这种蛇的人会死去的，要是我死了，我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母亲边安慰他边问道：“那条蛇现在在哪里呢？”

孙叔敖边擦眼泪边回答说：“我怕再有人看见它也会死去，就把它打死后，埋起来了。”

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很感动的说：“好孩子，你做得对。你的心眼这么好，你一定不会死的。好人总是有好报的。”孙叔敖半信半疑地看着母亲，点了点头。

2、楚惠王吞蛭

春秋时期有个楚惠王，有一天，他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只水蛭。如果把水蛭挑出来，厨师就会因此被处死。他怜悯厨师，就不声不响连水蛭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大便时，不但把水蛭排泄了出来，而且原来肚子疼的病也痊愈了。

3、屈原石缝填米

大家都知道屈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可是你们知道吗,屈原小时侯就是一个有爱心的好孩子。

小屈原看见家乡的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沿街乞讨，伤心地落下了眼泪。

有一天，屈原家门前的大石头缝里突然流出了雪白的大米。老百姓把米背回家，个个脸上乐开了花。

这时，屈原的爸爸发现自家粮仓中的大米越来越少，他很奇怪。

有一天夜里，他发现小屈原正从粮仓里往外背米，原来是屈原把自己家的米灌进石头缝里。

乡亲们知道了真相都很感动，纷纷竖起大拇指。

父亲没有责备屈原，只是说：“咱家的米救不了多少穷人，如果你长大后做了官，把我们管理好，天下的穷人不就有饭吃了吗？”

从此， 屈原读书更用功了。后来，他终于成为了一个有学问的人。楚国国王看他很有才能，就让他当官，管理国家大事

4、甘地弃鞋

印度"圣雄"甘地生前有一次外出，在火车将要启动的时候，急匆匆地踏上车门，不小心一只脚被夹了一下，鞋子掉在了门外。火车启动了，甘地一秒钟也没耽搁，随即将另一只鞋脱下来，也扔出窗外。一些乘客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把另一只鞋也丢掉，甘地说：“这一只鞋无论多么昂贵，对我而言已经没有用了。现在拾起他的穷人就有一双完整的鞋了。”

5、罗伯特的施舍

罗伯特•维塞兹奥是阿根廷著名的高尔夫球手。一次他在比赛中赢得一笔巨额奖金。赛后的庆祝会还在进行，但罗伯特决定独自提早离开。在停车场，罗伯特遇到一个年轻女子。她先是祝贺罗伯特取得大赛胜利，然后提到自己的孩子得了重病，生命垂危，急需一笔医疗费。但她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弄到这么多钱。罗伯特被她的故事打动了，掏出支票签上名字 ，递给了年轻的母亲。

尽量让孩子过得好些。”罗伯特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几天后，罗伯特在乡间俱乐部用餐，一位高尔夫球协会的官员问他：“上周比赛后，在停车场有个年轻女子和你搭讪？罗伯特点点头。

“她是不是说有个病入膏肓的孩子，急需医药费，向你要钱？”官员接着问。

“对。”罗伯特平静地回答。

“老兄，我希望你没给她太多。 她是个职业骗子。 已经有三四个高尔夫球协会的会员上过她的当了！”

“你是说，她心急如焚的样子是装出来的？而且也没有奄奄一息的孩子？”罗伯特迫不及待地问。

官员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她很有钱，她的两个孩子也都活泼健康。”

“太好了，这是我今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罗伯特长舒一口气，靠在椅背上微笑着说。

6、科学研究证明

科学家意外的发现，婴儿竟然个个都是助人为乐的「好儿童」

德国一家人类进化研究所致力于寻找人类大脑发育的过程，以及人类协作精神产生的源泉。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研究一群婴儿面对各种环境时如何反应协作。他们意外地发现，婴儿竟然个个都是助人为乐的「好儿童」。

心理学研究员每天在一群刚刚会爬的婴儿面前作简单的动作，比如用夹子挂毛巾,把书垒成堆。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员会故意笨手笨脚地搞砸这些最简单的任务。比如把夹子掉了，或把书堆碰倒了。此时实验室24个婴儿在几秒钟之内，同时都表现出要帮忙的意思。

根据研究录像，一个裹着尿布的婴儿看看研究员的脸色，又看看掉在地上的夹子,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手脚并用地爬过来，抓起夹子，推到研究员脚边。看起来急切的要把夹子递给研究员。婴儿都表现出同样的热诚，似乎非常愿意帮助笨手笨脚的研究员。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研究员从来不主动要求婴儿帮助他，也不说「谢谢」之类的话。因为如果做出感谢等表示，很容易改变研究的初衷，使婴儿在帮助人的同时期望回报。所以整个研究中，婴儿完全展现了真正的利他主义精神，助人而不图回报。

婴儿表现出利他主义的心理证明助人为乐是人的天性使然

3月2日，负责该项研究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进化研究所的研究员沃内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人类利他主义天性的研究成果。沃内克说，这项研究通过观察人脑复杂的发育过程，揭示出人类「利他主义和合作精神」是如何产生。

沃内克提出，婴儿表现出利他主义的心理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婴儿大脑发育出足够的认知能力，可以判断别人的真实意图。第二，婴儿发展出「亲社会倾向」，渴望融入社会。一般来说，婴儿到18个月大甚至更早就会具备这两个条件，拥有了助人为乐的品质。

不过沃内克补充道，婴儿助人为乐是有条件的。婴儿们会判断人们是否真的需要帮助。在实验中，如果研究员故意把书碰倒，把夹子丢到地上，婴儿们通常不会伸出援手。

在人类社会中，研究者处处可以找到人性本善的证据。人们为慈善机构捐款，尽力保护环境，在地铁上为老人让座。这些行为除了获得自我满足感，通常不会有任何实质回报。可见助人为乐是人的天性使然。

令科学家不解的是，人类是动物界惟一具有利他行为的动物

科学家得出人类行为的结论后，又把目光转向其他动物。结果发现，人类是动物界惟一具有利他行为的动物。

虽然自然界的很多动物也会互相协作，但往往带有实质的目的。有些动物会成群结队觅食，共同抵抗捕猎者。灵长类动物如大猩猩甚至拥有更多人性化的一面。曾有报道，一个3岁的男孩掉进大猩猩笼子里，大猩猩亲自把男孩递出来。

科学家试图找到大猩猩这种利他主义的动机。他们曾仔细研究了与人类最相近的动物大猩猩的行为和心理。在三四岁大猩猩身上做同样的捡东西实验。结果发现，大猩猩也会捡东西，但缺少主动性。大猩猩的助人动作只限于捡起来，不像婴儿那么急切。

而且如果援助动作比较复杂，大猩猩就会无动于衷。它们不会费劲去捡掉在盒子里的东西。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家琼•希尔克说，如果大猩猩能够明白人的意图，也愿意帮助人。但它们助人的理由和婴儿绝对不同。

再来参考一下这个：（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会“性本善or性本恶”辩论稿）

http://hibaiducom/jinwenmei/blog/item/8d06d0549d35c358d10906c5html

孟子提出的

孟子主张性本善,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善性,善性是人固有的道德品质,孟子说:「一个人的形体容貌,是上天赋予,但是,只有圣人能能完全领悟人之所以为人而体现人性之善。」

孟子曾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每个人也有不忍人之心，若看见小孩将要掉入井中，并不因为交情、声誉等利害关系而救人，而是因为内心“善”的本质自然流露而救人。 孟子认为“善”的本质分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为“四端”。“端”是起点的意思，孟子认为只要努力地把四端扩充，即道德实践，就可成就德性。 然而，既然“善”早已存在心中，还有人行恶，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不善，是因为受到私欲所蒙蔽，孟子认为人应该放弃私利，保存仁义。

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荀子依靠着自身聪颖的学识感知力综合了诸家众长，

对儒学做了进一步的深度探究并将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风气加以现实化的形式呈现于世人，也由于荀子对于人性更为深入的探究，很多人至今还在争论荀子是否应该属于法家一派。

荀子所领悟的人性论。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荀子觉得在行使一切事物前就应该思虑周全，将有可能遭遇的一切进行防范于未然。荀子觉得人的本性是源于自然界中生存最初的自然属性，每个人的自然属性都是有贪求的，要改变不良的自然属性就需要君主、法度、礼教、刑法等一系列的措施来引导和规范人们自己内心的行为习惯，才能将人的不良自然属性规范为良好的社会风向，从而让人们更好地知道如何向善。

荀子觉得人应该在道德规范下该加强道德修养，才能将自己的行为提升，才能像大禹一样有良好的品德和高尚者节操。

荀子对人性的探究

荀子将人性主要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性，一部分是伪。荀子用自身的智慧又将世界的所存在的事物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等：人

第二等：禽兽

第三等：草木

第四等：水火

荀子是诸子百家当中最早发现人性心理特点的，荀子以探寻人性的特点来探究人与外界事物的差别。荀子认为人只有在规范的制度条件下才能更好的懂得很多的道德理念，才透过自己内在的感官去区分道理的是非所在。荀子觉得如果能不用自己的心态去改变自己的思维，人就很容易变成自然属性的不良状态。

荀子觉得我们人类一出生就有很多自然属性，但人出生时的活动能力和各方面生活习性甚至还不如动物有所专长。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团结群居在一起，更多的是我们将自然的属性通过后来的社会环境所规范，而这些规范需要在外的制度才能加以合理引导和规范，才能够好的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荀子认为我们人类之所以比动物更为高级是因为我们能依靠身份去区分和组织人群形成一个大的集体，“伪”就是促进人们在后天的环境中改造中让集体更为团结，让秩序在等级分明中呈现和谐社会的一种关键要素。

荀子认为应该坚持礼乐和道德，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荀子和孔子一样肯定了道德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交往之间的重要性。荀子认为我们只要坚持礼乐和道德教育发扬光大，才能让自身的内在修养变得更为强大，人心和人情在不过的自我提升的过程中还需要用礼乐制度来装饰自己的外在修养。

虽然荀子一直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却教出历史有名的两个法家学术研究者，一个是韩非，另一个是李斯。荀子的学生韩非觉得最自然本真的东西都是最好的，而那些需要外在装饰的事物都是内在有缺失的。虽然韩非的学术被秦始皇所看好，但李斯的“伪装”却更为的厉害，李斯也是间接让韩非送命的人物之一。而且李斯还与赵高和谋篡改遗书谋害储君，谋害良将蒙恬，成为了千古罪人。

　　打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以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一直就是思想家讨论人性的焦点，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善源来自于恻隐之心，而荀子却以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所有的善都来自于后天的人为。孟子的性善论有本源、有主张，而且可以解释人之所以性善的可能，而荀子的性恶论却屡被后世的思想家批评不够周延，而且无法自圆其说！到底问题出再那儿呢？以下，是这个问题的对话。

　　“人性”的最大争议大概是先秦时的孟、荀间的善、恶说，先谈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的性善论由两种方式展开，首先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就是所谓的“类差法”，人和禽兽都是动物，而其中的差别在于，人之所以为人，乃是人有“四端”，也就是“性善”。其次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以先验的直觉来立论，这才是孟子和其他论性的思想家所不同的关键之处，影响至为深远，一直到陆、王，又重新受人了解。

　　接下来谈荀子的“性恶论”，其实荀子并非完全主张性恶，而是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他对性的定义在于“自然和本能”，而性恶如何产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就是当人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时，如同禽兽一般，失去道德，恶便由此而生。荀子只是从人和禽兽间相同之处著眼，如此便人和禽兽无异。以孟子的论点而言，首先注意到人、兽之异故人的特出之处被凸显，其次在“善的可能（根源）”之处，孟子将它归于每个人的普遍善性，不假外求，而且注意，并非人一出生就有全德，就是圣人，故孟子说“四端”，便只是性的起点，所以还需后天的扩充功夫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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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荀子一开始便把人、兽之间的差别混淆，并且在“善的可能”上无法安置，因为他不理解孟子的说法，而又不愿意将善归于天（因为荀子的天是自然天），而他在解释如何修养的时候，只是说向圣人学习，那可以进一步问：“圣人的善又是如何修养来的？是天生的吗？若是，那和孟子又有何不同？不是，那圣人在成为圣人之前，又是向谁学习的？向前一个圣人？那前一个圣人又是向谁学的？”如此的问题将没完没了，若荀子愿意像董仲舒一样，将“善的可能”归于神秘的天（天的意义，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一直有不同的诠释。），那么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荀子的立论，是很有问题的。

　　或许有人会问：“善的可能（根源）为何如此重要？”长久以来，从孔子开始，所注重的是道德修养问题，若不为“善”找到根源，那么代表著“我再怎么努力，也不见得达到善的境界。”如此修养功夫又有何必要呢？所以“善”的形上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如同西方哲学家对“上帝”观念一样的地位，只不过“善”在中国从来没被否定过，而“上帝”却被许多十八世纪以后的哲学家，如尼采、罗素……等怀疑，甚至否定。但无论如何，“善”和“上帝”不管肯定或否定，都是大部份思想家、哲学家展开其系统的重要起点。（不一定是“理论次序的起点”，大部份是“实在次序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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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问题，孟子推论“性善”的先验观念，和禅宗十分相像。没错，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故在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中，若依劳思光先生的“一系说”来看，理学家的纠结在于，一方面要以亚圣孟子为权威（荀子的学说，一直要到清代才被重视，至少在整个宋明时期，其权威性远不如孟子），一方面却面临到他思想中“近禅”危机（指“先验的直觉”一点），如此纠结矛盾，是因为他们没有确切了解孟子和禅宗的不同，其相异之处至少在于“性是否完全”的症结之上。正如之前所说的，孟子的“性善”只是“四端”，意指仍须要后天的修养功夫才能保全，而禅宗的“性”却是生来就完全的，不需修养，其心自明，此点可从六祖慧能的“菩提本无树…。”中看出。而理学家们却未把握住其中的要点，故当陆、王学说一出，攻讦声音四起，痛批他们“近禅”，而不知“心即理”的立论和整个儒家原始的心性修养要求，并未冲突。

　　以上是个人对孟、荀之间“性”的体会，其中有缺失之处，还望指正。

　　遥光：

　　君豪兄所言之本，大抵可推及劳思光先生思想理论一系，不过，论及荀子及禅宗部分，在下还有话说。

　　荀子主张性恶，而人之为善如何而有可能？就在于“化性起伪”，这“性”与“伪”变就成了善恶了两端，而伪如何而为可能？在于“心”，正名篇曰：“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就荀子知言，心能虑，便能从善！说心能“虑”，其实，就是对善产生自觉，换言之，此心虽为五官之天君，一开始人心却是封闭的。不是说性恶吗？那此封闭之心是否存在呢？当然存在！所谓：“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换言之，就是因为性不受心的主宰与控制，所以“顺是”，“争夺生”、“残贼生”。他又提到，“人心譬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瞧见这里，我们便可以知道，荀子善的根源，还不就原原本本在人心的一颗人心？说荀子的善没有根源吗？毋宁是说他根本不承认人本来就有这颗人心！为了反对孟子的“人有四端之心”的性善论，他一直否认人其实是善性本具，可是，我们这么样推理过来看看，他绕了一大圈，最后仍是不得不承认，人，本来就有一个主宰的“善”。

　　只是这善，是一种“逆势运作”，如果“顺势运作”，就变成了恶行，说到底，他还是比较著眼于“动物性”的“本能”，为什么这“顺”会比较倾向恶？这，又要从道家思想的影响说起，可是，这是另一个主题，这边便不离题了！

　　说到善在中国没有反对过，这荀子不就是一个吗？其实承接法家一派的人们，大多也还是认为人性本恶，只是法家思想到后世与君王权威思想合流，著眼的是政治统治，这人性，反而不是掌控政权者在乎的地方。

　　性善与禅宗之间的关系，其中当有同异之处。以孟子善性本具来说，当然是与禅宗的“自性本具”一般，但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发现的过程是很不一样的！而禅宗那“直指本心”的当头棒喝，也为不少人诟病！所以清代后期出现了“顿”、“渐”合流的说法，对禅风大是伤害。不过，这牵涉到禅宗的理念与做法，要讨论他，恐怕又是另一个议题了！

　　张书豪：

　　在“人性论”一文发表后，遥光对我在文中所判定荀子的“性恶论”有所回应：“为了反对孟子的『人有四端之心』的性善论，他一直否认人其实是善性本具，可是，我们这么样推理过来看看，他绕了一大圈，最后仍是不得不承认，人，本来就有一个主宰的『善』。”

　　而我的论点是：“而荀子一开始便把人、兽之间的差别混淆，并且在『善的可能』上无法安置，因为他不理解孟子的说法，而又不愿意将善归于天（因为荀子的天是自然天）。”所以问题的症结在于：荀子他反对孟子的“性善”，可是又“最后仍是不得不承认，人，本来就有一个主宰的『善』。”就是这个“最后仍是不得不承认”，可是他又没有承认，如此在理论上造成的矛盾冲突，我才会提出此一问题。而在荀子的思想文献中，并没有承认“性善”，所以即使我们看出“他绕了一大圈”，但还是“不能代替”他肯定“性善”，因为他毕竟没有如此立场，而且自始至终，都和孟子的“性善论”对立。

　　至于荀子说：“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这两句都是表明“心可以向善的『能力』”，却依然不能交代这个“善”的标准、根源在哪里。以西方的哲学来说，善的标准、根源在上帝，所以人要服从上帝，因为上帝就是“道德的标准答案”，而人有的是学习“标准答案”的“能力”，可是人并不是“标准答案”，由此可见，“能力”和“标准、根源”是两种不同的指涉，现在荀子只说人有“能力”，而“标准、根源”却无法安置，这在他的道德理论架构上，就会造成“功夫论”的架空，好比说人都有能力工作，可是我工作却不保证一定可以拿到薪水，如此要求人工作的目的因落空，而使得“功夫论”的依据更显薄弱。反观孟子，他以“天爵”、“人爵”，肯定“心性”（孟子不甚分辨其中差异），“有能力”、“是标准、根源”，理论上是要比荀子完备许多的。

　　至于“人心譬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是说，当达到“正错而勿动”的时候，“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也只是指修养所到达的境界，同样也是只有肯定心有向善的“能力”，而没有提到向善的“标准、根源”问题，只是简单的说要向圣人学习，那是不是说“善的标准、根源”在圣人的身上呢？那么可以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圣人的善又是如何修养来的？是天生的吗？若是，那和孟子又有何不同？不是，那圣人在成为圣人之前，又是向谁学习的？向前一个圣人？那前一个圣人又是向谁学的？”如此的问题将没完没了。于是“善的标准、根源”无法安置，导致整个道德理论失去根据，终至使理论站不住脚，这也就是我认为荀子不够周全的地方。

　　遥光：

　　看完了书豪兄对荀子性恶论的研讨，其实，我们都承认，荀子的理论真的是不够周全！我透过反思去点出荀子主张里的矛盾，书豪兄则是正向剖析出荀子理论立论的薄弱。与其说我们的认知的不同，不如说荀子理论里同样被突显出的缺陷，对你所说“善的标准、根源”的问题，我已经无法再作更好的诠释与突破，主要还是因为书豪兄诠释荀子性恶论中“善的标准与根源”理论的周全与透彻，令人自叹弗如。

　　结论：透过这样反覆论辨的方式，我们可以知道，尽管有太多的前贤已经对这样的议题做过诠释，但这样的议题仍是可以随著时代的更迭而产生新的诠释。于是，当人性的善恶由自争论不休的同时，在这边，至少很深入的探讨了荀子性恶论中的缺陷，当然，这样的理论是否周全，其实还有待更多不以为然的文友们发表意见和想法。不是吗？

　　国外的思想家关于人的本性是如何论述的:在国外的心理学领域，关于人的本性，也存在明显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性本善，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为代表。罗杰斯的人性本善的观点基本上有这样几条：（1）人的本性不是敌意的、破坏的、邪恶的；相反，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积极向上的，具有建设性、创造性的。（2）人不是反社会的，相反，人都需要与他人建立密切关系，希望获得他人对自己的积极关注。（3）人和其他一切生物一样，具有求生存、求发展、求强大、求完美的倾向。（4）每个人都有自我觉察、自我探索、自我导向的能力，既能自主自立，对自己负责，又值得信任与合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性本恶，以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为代表。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组成部分。“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存在了，由遗传的本能、欲望组成，也就是人的本性，按满足的原则来活动。但“本我”与外部世界不能直接接触，必须通过“自我”同外部世界相接触。“自我”处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来行事。“自我”调节着“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对“本我”进行控制和压抑。“超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常所讲的良心；另一方面是自我理想。自我理想是传统教育的产物，以社会道德准则为标准。“超我”的主要功能在于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基本的本能与动物相同，除了食欲和性欲外，还包括攻击与破坏两种原始性的冲动。所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他主张，一方面需要通过“超我”、“自我”来压抑和克制“本我”；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法律、社会舆论来限制和约束人的行为。

《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情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

出自哪里,什么意思,注释与翻译

注释 世硕： 孔子门徒的学生。致： 引导。长： 滋长。

句意 周人世硕以为人的本性中有善有恶两个方面， 取人之善性， 培养引导， 善就滋长; 取人的恶性， 培养引导， 恶就滋长。这样看来， 情性各有阴阳正反两个方面， 善恶在于从哪个方面培养了。

出自：东汉·王充《论衡·率性》

东汉哲学家王充阐述世硕的思想，认为人性或善或恶，本性不可移易的人极少，大多数人是可善可恶或善恶混，他称之为“中人”，并强调环境教育对人性的决定作用。

人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

假如没有仁义礼的传统规范，可以不顾世俗的眼光，人们将表现出更多的谦让，还是掠夺性？

为什么新闻报道中，有些人和邻里相处融洽，对人热心，却可以成为杀妻凶手？

而一双沾染过罪恶的手，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去救人而牺牲自我。

人，还适合用“好”“坏”来区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