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本之所以被誉为是中国古籍中的瑰宝，除其存世稀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所刻印五代以前的书籍，差错讹误甚多。不少学者借助宋刻原版，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

宋版的版式设计堪称精致。文字的分布极为讲究，板框的高广与行格的多寡，都以事先设计要求的字体大小及每行字数的比例而定，大字本每半页七八行，每行约十五六字以下；小字本每半页十三四行，每行约二十三四字以上。如今流传最多的是每半叶九到十二行，每行十八到二十二字的中字本。

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补拙的颜体字；建本字体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

宋代，政府对校勘十分重视，甚至由皇帝亲自过问，聘请专家把关。为了保证刻书质量，官方还采取若干措施。如规定刻板前需要进行三次校正，即校勘官校完，送复勘官复校，再送主判管阁官三校，这样才可以拿去刻板。而刻板完成，对版样还要再校对。此外，还要在卷末刊载经手校勘的人的名字，以示责任 。

古籍的意义：

1，古籍的善本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版本，像是宋版书籍由于校对精确，印刷精致更是历代出书商人的重点收集对象。

2，文化考证的重要依据

一个文学作品或是史志等，由于在历代的再版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校订失误，而引起某些历史的误读，因此就需要收集各个时期的同类出版物古籍进行综合的论证和考评。

3，收藏价值

书籍是比较难以保存的收藏品之一，到达唐代的佛经卷轴之类的已经是国宝的国宝了。

　　校勘古书不能轻易更改古书内容，否则，古书会失去原来的面貌。

　　中国具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文化的传承除通过传统习俗的传承，最主要是依靠图书的传承，古代图书起了重要作用。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大量中华文化的灭失，而不能往下传承。清朝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图书会出现版本不同、破损等现象 ，需要后人对其进行校勘。古代图书的校勘，应该以保持图书原貌为原则，不能轻易更改图书内容。如果确实需要更改，应该在注释等相应位置进行说明，说明更改的依据是什么，以免产生歧义、以讹传讹等现象。

　　例如，由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在收录《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一文时，有一句“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虽然出现文字互误，但是没有进行更改，而是以注释的形式进行说明：这两句文字互误。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初六”按：寡、贫二字，传写互易，此本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以财言，’不均‘亦以财言？不均则不如无财矣，故’不患贫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不安不如无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可据以订正”。

校勘学·校勘源流及校勘的基本方法·校勘应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前人有云：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极言校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从表面上看，拿几本书一对，既轻松，又机械，但这仅仅是表象而已。正如段玉裁和陈垣等人指出的，用诸本对校，确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只要有耐心，能细心就可以了。但这只是校勘的第一步工作，而重要的工作则是判定是非，决定弃取，这则要看一个人的功力和学术水平。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说：

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这就是说，学问不到，很难改得正确，前人十分强调“通儒”校勘，原因就在这里。清代学者段玉裁在《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中说：

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颣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者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 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

段玉裁的意思很清楚，校错的后果更严重，现举一例为证。《韩诗外传》元刊本卷五有载：

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之自。《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谓白矣。谓文王亦可谓大儒已矣。

这段话出自《荀子·儒效篇》，荀文作“举错而定，一朝而伯”，无“诗曰”以下云云。唐杨倞注《荀子》，谓“伯读为霸”，故清代学者赵怀玉(味辛)根据杨注，将《韩诗外传》的“一朝之自”改成“一朝而伯”，并删去“可谓白矣谓”五字。顾千里在给赵味辛的信中谈了对这校改的看法：

今以广圻考之，则 “自”当为 “白”之讹，即《荀子》“伯”亦“白”之误，杨所读非也。何以言之有二书之本文可证也：《荀·儒效篇》又云： “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王霸篇》云：“仁人之所务白也”句屡见。又云：“故曰一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君道篇》云：“欲白贵名。” 《致士篇》云： “而贵名白天下愿。”《天论篇》：“则功名不白。”《外传》卷一同。《荣辱篇》：“身死而名弥白。”《尧问篇》末云：“是其所以名声不白。”然则 “白”也者，固荀卿习用之语，惟此处传写误为“伯”耳。杨他注或云“显白”，或云“明白”，或云“彰明”，其义皆是。而此据误字，望文生义则非。幸《外传》未误，尚可证之。乃元刊既以形近讹为“自”，后来刻本又辄改为“间”，遂无由知其当为“白”矣。下文“可谓白矣”云云，若依此说，而作申说上文之 “白”解，则不须复删而已，无不可通矣。

(《与赵味辛论〈韩诗外传〉误字书》，见 《思适斋集》卷六)

据《白虎通·爵》引《春秋元命苞》：“伯之为言白也，明白于德也。”故《荀子》作“伯”犹不算大错，但杨倞“伯读为霸”，赋伯以霸意，则完全错了。因不明“一朝而白”之意，将其改为“一朝之间”，从而掩盖了“白”、“自”，乃至于“伯”之间的讹误演变过程，难怪段玉裁有书 “坏于校者尤多”的感叹。

然而，校书毕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很多学者都不免涉足此事，为了避免前人指出的弊病，有几点是务必要注意的：

①凡校一书，一定要将其版本、前人校勘成果调查清楚，以便统观全局。

②校勘强调重证据，如果有确凿证据才改，没有证据即存疑，就不会出现较大纰漏。

③不要借“理校”一说，主观臆测，妄改原文，否则是很危险的。

校勘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成果多体现于点校的古籍中，而专门论述校勘学的著述较少。除上文多有引证的陈垣《校勘学释例》外，还有蒋元卿《校雠学史》、倪其心《校勘学大纲》，以及王云海、裴汝诚《校勘述略》等。

校勘学·什么是校勘·校勘释义

校勘的本义应该是考核与审定，《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云：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 “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对于这“校”字，颜师古解释说：“谓计数也。”(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而“计数”，即“核对”、“考核”之意。至于“勘”字，据顾野王所撰《玉篇》解，是 “复定也”，即再一次核准、审定。如果根据“校”“勘”两字的意义，大致可以给校勘下一个这样的定义：“通过一书的不同版本(包括唐以前的写本、刻本、抄本等)，他书有关记载及一书前后有关文字的对比，发现并尽可能地清除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衍脱、倒置、错简及其它诸类问题，以恢复古籍和有关记载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校勘。”从过去的记载考察，早在南北朝，“校”和“勘”二字便连在一起使用了，但当时不是“校勘”而是“勘校”。魏收所撰《魏书》卷六七《崔光传》提到崔光上表言及石经从汉代创作以来，经历了数百年，其间屡遭戎乱人毁，致使经石弥减，文字增缺，请求朝廷遣国子博士一人，处理此事，“料阅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补缀”。于是朝廷下诏曰：“此乃学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范将来，宪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崔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者，计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补治之”。《北史》卷四四《崔光传》所载亦基本相同。这里的“勘校”虽重点在于拾遗补缺，但从其工作性质和“勘校”的字面而言，已与我们后来所说的“校勘”基本上是一致的。宋代的馆阁，就已增设“校勘”一职，可见，“校勘”一词到宋代已普遍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