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实际上也是木刻版画艺术的初创期，当时木刻主要服务于宗教的宣传，宗教的大发展使印刷业得以兴盛。至于文学书籍及民间用书中的木刻插图，直至稍后的五代时期才逐步受到应有的重视。

木刻版画原本属于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但在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下，木刻版画作品被印刷在书籍之中，从而扩展了书的内容和形式，成为我国古籍发展中的一个亮点。

五代时期，由于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它对于古代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也恰恰反映在书籍木刻插图艺术之中。

事实上，木刻佛画是五代时期图书方面的重要作品。通过图书中的佛画，将佛教的轮回因果的思想加以形象化表达，并把佛和菩萨的形象与人的性格特征接近化，达到普及民众的目的。

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建馆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在几代人的识见、努力下，形成丰厚的藏书积累。其中，主要集中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收集而来的插图版线装古籍、民国珂罗版画册、木版年画、宣传画、碑帖拓片、西洋名画印刷品、民国时期美术出版物、美术期刊等，在收藏的品种、品相及数量上，远远好于和多于同类院校图书馆，作为我馆的特色馆藏，具有十分珍贵的资料价值和收藏价值，是我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国务委员李铁映来我馆视察时，听完介绍后曾对这批藏书称赞不已。我馆约有线装图书5000多种2万多册，从版本时间范围上，除收藏有若干明代版本的佛经外，清代版本图书约占二分之一，民国早期线装图书约为二分之一，其中，成书于清初顺治年间的绣像小说《一片情》残本，为我馆所藏较早版本图书，亦为海内孤本。从分类而言，我馆线装古籍藏书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古籍丛书及诗文集，如《扬州丛刻》、《知不足斋丛书》、《津逮秘书》、《西清砚谱》、《美术丛书》、《古本戏曲丛刊》等；二是美术相关文字类图书，如历代书画史、书画著录、书画题跋、金石学著作等，并注意收藏不同版本，例如《吴越所见书画记》就有4种之多；三是插图本线装古籍，既包括画谱、图谱、印谱、笺谱等艺术类图书，也包括插图版的古本小说戏曲，此类图书是我馆当年的收藏重点之一，也是特藏资料中的亮点，其中一些书籍至今没有再版，因而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如《镜影楼钩影》（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徐乃昌编印，金石学著作）、《镜影箫声初集》（光绪13年版）、《毓秀堂画传》（光绪9年版）、《醉苏斋画诀》（清晚期著名画家戴熙从子戴以恒著，光绪17年版）、《诗画舫》（光绪14年版）等，同时，注意收藏不同插图版本，如《芥子园画谱》、《西厢记》等都有4、5种不同版本，其中于右任题签，民国12年北京鉴古斋据明王氏香雪居本影印的《绘图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版刻十分精美，除木版单色插图本外，还有早期套色印刷的古籍，如清末出版的《明朝生动画图》；四是民国珂罗版画册，在现代胶印技术普及之前，基于照相复制技术的珂罗版印刷工艺，因其效果逼真，形神兼备，能够忠实反映作品原貌，从而广泛应用于绘画、相片、拓片、壁画、版画、书法、古籍等的复制，曾被启功称之为“下真迹一等”，我馆所藏民国初年的珂罗版画册不但具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在当年的教学中也曾起到了重要作用，此类图书约有百余册，以当时著名画家画册为多，如《中国名人画史》（1921年版）、《当代名人画海》（1931年版，内收陈宝琛至郑昶民国间书画名人作品）、《智超画存》、《白社画册》（潘天寿、张书旂等5人于1931年在上海组织白社画派，同年编印《白社画册》第一集，由上海金城工艺社发行，本馆藏第二集）、《王师子画册》（1925年版，齐白石为之题一小序曰：“甲子之秋汪君蔼士携王君师子书画册与观，余叹甘守寂寞之道，乐而不疲，居海上者胜于京华也。齐璜白石山翁”）、《樊浩霖山水》（1931年版）、《十二洞天梅花册》（吴昌硕早期作品）、《陶锥庵山水册》等。以版本价值而言，我馆所藏线装古籍有相当品相上乘的珍善本图书，如上所述，除多收藏不同刻本，或至今不曾再版的古籍外，从收藏来源上，上世纪50年代，许寿裳（鲁迅友）、周作人、汪荣宝、朱启钤等先生，都曾将毕生辛勤搜集的部分图书捐赠我馆保存，其中不少属于难得的珍本，比如在1952年著名藏书家张怀博士的赠书中，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共145种1300册，书内大多钤有“张百龄藏书”的朱文印章。这些著名藏书家的款识题跋，尤其提升了图书的文化价值。除上述线装图书外，我馆还收藏大型古籍丛书、类书，如《缩本四部丛刊》、《丛书集成》、《清代御制诗文集》、《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共计10000多册。木版年画作为重要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自清乾嘉至解放前曾盛极一时，流传广泛，解放后逐渐为胶印技术的新年画取代。我馆自50年代始，收藏木版年画3000多张。以所藏年画产地而言，以杨柳青年画为最多，其次为桃花坞、潍坊杨家埠年画，有少量朱仙镇、武强、绵竹、北京、福建、浙江、南京等地年画，所收年画产地较全，风格多样，且绝大多数为清中晚期刻版所印，版本较为珍贵；以所藏木版年画的内容而言，各个产地的代表性内容几乎都有所体现，如杨柳青的文武门神、娃娃戏、仕女图、庄稼忙、戏文图等，桃花坞的百子图、苏州万年桥、阊门图、一团和气等，杨家埠的男十忙、女十忙，北京的神码等；以所藏木版年画的形式而言，种类较全，有门神、神像、中堂、月光、斗方等，在印刷工艺上，近二分之一的年画为彩色套印、人工点彩，其中不乏精印精品，即使线刻单色，因多为原版初印，线条都清晰流畅，1994年前后，我馆曾携馆藏木版年画精品赴意大利、英国做专题展览。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我馆还藏有一批德格印经院印制的木版单色线刻藏传佛教神像，线条娴熟圆润、艺术精湛，高度程式化，印刷十分精美，为上世纪50年代我院教授文金扬所赠。大的时代背景下，宣传画（招贴画）也是我馆5、60年代收藏的一个重点。作为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美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宣传画在50至70年代的宣传建国方略、参与政治运动等方面，始终走在造型艺术的前列，同时，一大批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参与，则从整体上提升了宣传画的艺术水平。其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画风绝无仅有。我馆所藏宣传画13000多张，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包括领袖像、战争）、经济（工业、农业）、科技（如医药卫生）、文化（如样板戏等）、民俗、社会等各个方面，所收品种堪称齐全，且不乏当时代的精品。在宣传画成为当今收藏热点的形势下，我馆搜罗广泛、品种宏富的宣传画收藏彰显出当时收藏者对时代美术的敏感性和责任感。同时，50至80年代广泛流传的重要美术形式还有连环画，与宣传画一样，由于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参与，连环画不但是具有重要时代特征的收藏品，也是艺术价值较高的艺术品，我馆所藏连环画约8000多册，其中多有著名连环画家的经典作品。自1951年始直至1987年，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一职的是著名东方美术史学家常任侠先生，常先生在东方艺术、美术考古、宗教美术方面都颇有造诣，曾出版《汉代绘画选集》《汉画艺术研究》等，并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的“画像石画像砖”一书，因为在画像石及碑帖书法方面的研究与具眼，常先生在任期间，曾收藏大批精美的画像石原拓及书法碑帖，计约5400页，此批书法及画像石拓片多为原拓，相当部分为初拓，拓片清晰完整，有些拓片比发表过的更完整，或者尚未公开发表过。我馆藏有西文单页画6000多张，在前任馆长常任侠先生1989年所作的《冰庐失宝记》（收入端木蕻良、方成选编《说画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1版）中，对其中的部分收藏有如下记载： “自1952年起，我兼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长，为馆收集不少珍贵书物、古艺术品。其中重要的是孙佩苍在欧洲德、法等国为过去北平研究院收集的一批名画家的油画，解放后归科学院。某日我去看郭老（郭沫若——笔者注），恰逢在仓库中取出，这在中国保存的名画家的原作还是稀有的，我签呈郭老划归中央美术学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经郭老批准，即由图书馆以车运来。这成为后来美院展览馆的基本藏品，其中也经过本院美术家的修整，并把这些原来的宝贵画框，也修理一新。其后孙佩苍家中所藏一大批西洋名画原大的印制品，也收归本院。这些美术品印数甚少，其第一二张，例归该国美术馆保藏。孙氏在前数张中选购，仅下真迹一等，也甚不易得。徐悲鸿先生常盛赞孙氏的辛勤和精鉴，在他身后由本院保藏这些珍品，也出于故院长的教导。” 在当时教学资料稀缺的情况下，这批珍贵画片曾在我院教学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馆所藏民国时期美术出版物、美术期刊，在重大美术课题研究、研究生论文写作等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其它院校甚至国外美术史学者都曾来我馆查阅该批资料，据统计，我馆藏有民国时期美术出版物1500多种（不含线装书），堪称丰富。其中，200多种图书在国家民国时期出版物书目中未被收入，应为我馆独有。 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特藏文献资料，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几代工作人员高瞻远瞩，抓住机遇，辛勤搜集而来，这批珍贵馆藏，不仅彰现了我馆深厚的文化积淀，在我院教学科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作为图书馆的优秀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下去。

拜占廷形形色色的天体运行图和星图之所以非常受欢迎，是因为它们是计算复活节等宗教节日的准确日期以及确定日常生活的计时标准，从而完善拜占廷历法体系。拜占廷人根据太阳运行图和月亮周期表，制定了太阴历和太阳历结合的532年大历法周期，他们还根据日晷记录分割白昼，根据星表记录分割夜晚，将每昼夜划分为12个时辰，太阳升起时为第一时辰，依此类推。为了计算更小的时间单位，拜占廷人使用日晷和滴漏设置，将每个时辰划分为5份，又将每份划分为4秒，再分每秒为12瞬间。通常，他们按罗马人的传统，将每昼夜1／3的时间作为夜晚，其他2／3作为白天。

“黄道十二宫”图(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的15世纪初拜占廷古籍插图)。由于拜占廷人重视观测，所以拜占廷帝国时代天文观测工具发展迅速，诸如子午环、回归线仪、浑天仪、地座仪、星位仪等古代天文书籍中记载的工具全都被智慧的拜占廷人复制。其中的星盘是用来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公元前3世纪即被古希腊人发明，拜占廷人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工具，现存的拜占廷星盘是由带有精细刻度的圆盘和可以旋转的观测管两部分组成，观测管与圆盘中心相联，类似于近代出现的六分仪。这些天文观测工具帮助拜占廷人绘制出许多星图，并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数百年间的多种基督教节日。

目前发现的古彝文距今有8000年至1万年。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但由于多种原因，现在贵州能识别彝文的彝族老人越来越少，认识古彝文的彝族老人因为不认识汉文，对古老彝文典籍翻译不出来，古彝文研究队伍严重匮乏。有关专家呼吁国家和有关省市加大投入，加大古彝文研究队伍建设的力度，尽快抢救古彝文这一民族文化瑰宝 。

毕节是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发起方言区之一，毕节保护传承彝族文献遗产成果斐然，亮点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亮点一，贵州的彝文古籍文献抢救性保护整理，不仅数量多,而且很有特色。贵州彝族人口约占全国彝族人口的十分之一，有16个收藏单位藏有彝文古籍8000余册，占全国彝文献藏书总数15000册的一半以上；

亮点二，毕节地区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彝文金石图录》等,属于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彝文古籍珍品，并出现了罗文笔三代人的彝文古籍翻译世家；

亮点三，毕节发现的彝文的金石铭文年代早，价值高且数量多；

亮点四，贵州威宁发现的李氏呗髦珍藏、青铜铸刻的夜郎人君神印，是毕摩极为重要的法器或法印，毕摩不看中官印,故名“神印”；

亮点五，大方县发现的镌刻于蜀汉建兴丙午年(226年)的《妥阿哲纪功碑》彝文刻石,是彝文广泛使用的重要物证；

亮点六，大方县征集到的罗甸水西铜钟的彝汉铭文年代为“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岁(1458年)四月十五日丙寅吉旦”，并且是钟鼎铭文,显示出重要的文物价值，比云南“镌字岩石碑”还早48年；

亮点七，贵州绘画插图的彝文古籍（如《那史彝文古籍插图》）特色浓厚，而在滇川桂三省区的彝文藏书中极难看到。

亮点八、贵州省教育厅和省民委早于1983年就联合发文决定在有关学校进行民族语文的教学实验，彝文开始正式进入中小学，拉开了贵州省彝族聚居区的彝汉双语文教学序幕。在汉语文教学的同时开设彝语文课的“二类模式”双语教学，是贵州彝区推行的主要教学模式，试行过程中，彝族较为聚居的毕节地区效果尤为显著。

亮点九、早在1955年,贵州毕节地区就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彝文翻译组，文革期间被迫解散,1977年10月恢复重建，取得系列重要成果。经过20多年的抢救, 全国收集不足2万册，贵州毕节收集的彝文古籍就高达8000多册。

亮点十、贵州毕节地区不仅加强了彝族文字文献收集、文字编译、双语应用等，而且将古彝文作为打造、传播彝族文化的重要元素，拟利用彝族文字图画之美、象形之美、厚实之美、灵变之美、多彩之美，在大方古彝文化胜地集中收集展示古彝文献，在中国十大避暑名山——乌蒙山韭菜坪创建“天书石林，石头字典”古彝文化景观，毕节彝语歌《阿西里西》歌以统编教材走进全国中学音乐课堂，“阿西里西指数”同时被海内外专家机构作为山地避暑旅游与清凉人居评价指标体系的命名性代名词。古彝文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传承价值正被进一步激活。

毕节地委副书记安金黎向港台专家介绍说，彝文古籍涉及内容广泛，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当代适用价值，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宝，也是世界性的珍宝，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抢救和保护彝文古籍仍然任重道远。现在一是要救书，二是要救人。在毕节，虽然聚居区彝族人民还在进行双语教学、双语扫盲，但像王继超老师这样的精通彝文顶级专家已不多见，70-80岁掌握彝文古籍的“毕摩”也为数甚少，如不重视，彝文高级人才有出现断层的可能。民间现存彝文古籍大多在边远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条件有限，许多书籍正在遭受虫蛀、烟熏火燎和雨淋。存世的彝文古籍70%以上多属国内外孤本、珍本，一旦毁损或丢失，就意味着这份古籍在地球上彻底消失。因此，我们正加大力度做好“救书”、“救人”的工作。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彝族文字申请世界记忆遗产，会像东巴文字文献文化那样，得到最有利的保护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