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说，不是。现在很多人分不清“抄袭”和“借鉴”。我这里来说明下吧，什么是抄袭？西游记你知道吧，就是西天取经的故事，如果你哪天看到个作品是写四个人（名字是老外的名字）历经千山万水，一路降妖除魔终于修成正果，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完完全全的“抄袭”案例。那么再换个“借鉴”的例子，如果有一部作品，主角叫“孙悟空”也会七十二变，但故事却是，孙悟空利用自己的法力，与邪恶势力战斗，保卫全人类的和平。那你说这是抄袭“西游记”吗？这个故事和西游记八竿子打不着啊！抄袭与借鉴就看核心内容，是否一致。而“不可思议的游戏”的剧情，跟山海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你可以自己去看了后，对比就知道了。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

日本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随着日本天皇5月1日的退位，“平成”这个年号也完成了自己31年的使命，随着明仁天皇一起成为了历史。

要知道现在汉文化圈中唯一还使用年号的国家就是日本，年号制度的起源国中国也在清朝灭亡后废止了两千多年来的年号制度。

“令和”作为日本自公元645年以来使用的第248个年号，这次却和之前的年号大不一样，因为这是日本头一回使用和中国典故无关的年号。

按照惯例，日本年号一定是取自中国典故，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年号制度是日本在唐朝时期向中国学来的制度，据统计日本的年号大约都出自中国106部传统文化典籍中。其中年号出处最多的就是《尚书》，达到了37次，其次是《周易》，达到了27次，再其次是《诗经》，达到了15次。

由于中国长期领先于日本，向日本输出大量先进的文化，甚至很多时候，日本的年号都是直接照抄中国的年号。

最明显的是唐代，当时日本非常积极的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包括像是年号也都直接拿来就用，比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日本清和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观”，唐德宗的年号是“贞元”，日本圆融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元”。

日本天皇退位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了，日本这一千多年来也用汉字，难道就没有诞生自己的典故的年号吗？

还真没有，原因很简单，日本最古老的传统和歌集《万叶集》中虽然有各种日本传统典故，但是日本的年号必须为两个有实际意义的汉字，《万叶集》里面的汉字只是表示日语发音的片假名，不满足两个汉字必须有实际意义的要求。

其他的日本古籍中的典故则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中国。比如日本二战中用的年号“昭和”就来自《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退位的明仁天皇用的年号“平成”则是出自《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

一直用中国典故来作为日本的年号对于日本国民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一直以来年号“去中国化”成为了日本政府的大难题。

日本天皇访华时特别提出要去西安碑林看看自己的年号出处

最终在年号的选择中，“令和”作为两个出自日本古籍中的汉字，当选成为了日本新的年号，这也是1374年以来，第一次日本年号没有出自中国典籍。

按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解释，“令和”代表了希望，蕴含了在人们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

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也有日本记者提问道：日本年号第一次没有出自中国典籍，中方如何看待这次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也很干脆：这属于日本内政，我们不做评论。

日本天皇访华

那这次日本年号真的就完全出自日本典籍而和中国无关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次的年号“令和”出自前面所说的日本古籍《万叶集》，虽然《万叶集》源自日本传统文化，但是却无法抹去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在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上都借鉴了中国的诗歌。

更为关键的是，在《万叶集》成书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只能用汉字来作为注音符号记录下来。由此可见，如果日本年号推根溯源的话，其还是来源于中国文化。

隋唐时期日本派遣唐使向中国学习文化，遣唐使回国后，日本经过大化改新便从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并改国名为日本。日本的茶道、花道、日本文字包括和服都是从中国传来的，就连京都的城市规划建筑也是仿制长安城的。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启示：要虚心学习和引进吸收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来促进本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第一，我们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

第二，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发展经济文化。

[注]此为本人在江西师大读书时的作业，粗制滥造，拿出来晒一下，也不怕大家笑话，权当留下一段学生时代的追忆。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内 容 摘 要

中国与日本为近邻之邦，交往已久，但中国自古就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自己自成系统的先进文化，因而对周边国家产生巨大辐射力。相比之下，日本古代文化并不发达，为求得与先进文化的一致性，便采取拿来主义，尤其表现为不遗余力吸收中国古代先进文化，特别是对隋唐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学，无所不包。结果促进日本古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跻进亚洲大国之林。另一方面，日本虽文化输出功能相对较弱，但却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日本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也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吸收、消化和创新相结合，最终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大和文化。

关键词： 中国 日本 文化 儒学 律令制 禅文化

中日交流历史上由来已久，但中国自古代就是亚洲大国，有着悠久又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对周边各族一直产生巨大的辐射力。日本地处中国近邻，隔海想望，且自身文化与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差距，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强烈影响。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在交流中显现出差距，彼此之间便产生了不协调。当人们发现这一不协调后，便产生一系列心理反映。为求得与先进文化的一致性，便产生向先进文化的倾斜，“拿来”则是易容易引进先进文化的方法之一，不遗余力地输入先进文化也就成为必然。

中日交流中，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隋唐文化对日本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它直接影响了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有些方面至今在日本仍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诚然，日本人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非一味地“拿来”，而是有其独特的特点。本文拟从大和民族如何摄取中国古代文化及其吸收特点方面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所产生的影响。

日本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考察

一、中国物质文明影响日本的阶段

日本形成统一的国家始于公元3世纪至4上半叶。但日本早在绳纹时代就受中国古文化的影响。如日本北九州绳纹文化晚期遗址中曾发现一个表面经过仔细磨光的陶器。日本学者贺川光认为，这是受了中国龙山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张中一认为是受了楚文化的影响[1]。日本山形县饱海郡三崎山出土过一把铜刀，从地层上看，属绳纹文化晚期，其中与中国殷商时期青铜刀形式大致相似[2]。而出土于日本绳纹文化前期精致的漆梳[3]，晚期竹木胎的漆容器和漆弓等[4]，其制作方法和施漆风格均与中国先秦时代漆器相同。

在日本绳纹文化晚期至弥生文化早期，中国大陆有大批移民至日本列岛，带去中国的先进文化。徐福东渡的传说正发生这一时期，其事迹亦可见于两国史籍。《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日本《罗山文集》记为：“徐福之来日本，在焚书坑儒之前六七年矣。”徐福入日本后，大规模推广水稻及养蚕桑织技术。此外，还有建倭国的传说，故徐福被日本居民奉为“农耕之神”、“纺织之神”，甚至被日本尊为祖宗，奉为神灵[5]。虽无法考证“倭国”是否为徐福所建。但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日本刀歌》等古籍记载来看，徐福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是古代东渡日本的移民代表。公元前二、三百年前后北九州之所以出现先进的水稻耕作文化，并进一步向东发展，把水稻耕作推广到全日本，最后促成了日本原始国家的产生。其最大的原因是一大批外来移民，特别是包括徐福一行在内的中国移民的影响。

入汉以后，日本成为中国的臣属之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志贺县海滨出土的一方金印”汉委奴国王”，即为东汉光武帝颁赐“汉委奴国王”印的原物[6]。表明日本此时已接触到汉字。公元403年，日本最早使用汉字，时值履中天皇四年八月，始设官记言诗以达四观之事。汉字的传入促进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的发展。

儒学是通过文字而传入日本的，所以日本一开始就接受儒学了。据日本的史料记载，儒教传入日本为公元405年，王仁自朝鲜半岛南部北济到达日本，为应神天皇儿子老师。王仁授之《论语》，这是儒学东传的开始。尔后，儒家思想通过典籍传至日本，规模有限，但对日本影响颇深。一方面，使大和的政治思想发达起来，这在历代的诏敕上表现显著。仁德天皇在诏书中说：“君以民为本。”[7]这是引用荀子的话。表明日本君王已懂重民思想，这是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圣德太子定冠位即以德、仁、礼、信、义、智等道德项目为名称，显然是受儒学伦理思想的影响。这此提倡道德的结果，使日本自上而下养成一种孝顺谦让的美德。另外在风俗上，自儒学传入后，日本上古的娶姑姨，异母兄弟姨妹之间通婚及继母之间通婚等风俗渐减，使日本移风易俗。[8]

东汉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尔后又从中国传入日本。据史载，公元522年，南朝梁人司马达到日本后，在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建造草庵置像礼拜。这是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的文献记录。其后，佛教又继续传入日本。佛教教导慈悲，可使当时日本激烈倾扎的阀族之间的斗争平息，但主要的是佛教主张只要忏悔罪过，积功积德，到一定程度便可渡脱成佛，取得永生。这对于今世受苦的广大奴隶和农民来讲，有了来世的憧憬，能给以莫大的希望和安慰。故在日本大受欢迎，全国上下信佛。圣德太子和苏我氏当政时，大兴佛教，在各处大建寺院。苏我氏建飞鸟寺，圣德太子建法隆寺和四天王寺。在建筑样式、佛像雕塑、绘画、手工艺术品等方面，深受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

二、制度文化为主的隋唐文化的大摄取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改革开始，此为日本史上一重大事件，从其改革的内容上可看出其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之深。改革主要由两方面组成：冠位十二阶的制定和十七条宪法。冠位十二阶，其外形起源于中国北朝后周，[9]冠以中国儒学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加“德”命名。至于十七条宪法，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思想原则上，其源流上也只能在中国求得，即以儒、佛、法等思想为其理论基础，儒为主，佛法为辅，熔东方思想于一炉，这是圣德太子效法中国文化的结果。

7世纪中期后，即日本的奈良平安前期，日本以大化革新为起点进入了律令制国家的形成期。在对中国文化的引进上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第一个全面接受汉文化的高潮，并且吸收形式由间接变为直接，最典型的是举世闻名的遣唐使的派遣，先后共达13次之多。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文化，学习中国的法令、制度、文学、生活、建筑等，几乎无所不学。限于篇幅，这里仅从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主要方面考察其深刻影响。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大化革新后建立起来的律令制中央集权国家，国体是完全仿照唐朝的。两官八省制是仿照诏的三省六部制。《大唐律令》和《养老令》是以唐委为样板，班田的土地制度则是参照唐的均田制。与唐一样，日本亦实行租庸调法，两者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数额上有所不同而已。其次在文学方面，日本大量输入唐代书籍。从编辑于9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及其他文献材料可以看出，那时日本把唐代的主要书籍几乎都收藏了，甚至有的书籍在我国业已失传，但在日本却保存下来。[10]不仅如此，他们还千方百计地积极学习写作汉文、汉诗，努力钻研汉文、汉诗的写作技巧。从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深受欢迎可见一斑。《怀风藻》被认为是日本现在最早的汉诗集，序文是六体名作。书中收入120首诗歌，其中以五言诗最多，也有七言诗，作者上自天皇、皇子，下至大臣、僧侣，风格与初唐诗相近。[11]唐诗不仅影响古代日本，现代日本亦把唐诗看成自己的古典，仅岩波书店一家就出版了唐诗二古十万册，[12]可见影响之大。再次在宗教方面，唐朝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盛行，入唐僧侣学习这些宗派并将之照样移植到日本，并且出现了许多著名高僧，空海和最澄等为其杰出代表。这里中日人民都不会忘记的是，唐朝的高僧鉴真和尚历经险阻，出生入死，东渡日本，为传播中国佛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当时日本在天文、历法、医学、教育、修史、艺术、雕刻，生活风俗等方面亦深受唐文化影响。这里不一一叙述。

三、深层精神文化的大力辐射

10世纪后，日本进入镰仓时代，是从古代国家向中世纪过渡的时期。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中国由唐进入宋元时代，文化的主人、内容和形式焕然一新。尤其是佛教方面，迎来一大转折时期。这一切刺激了日本禅僧尤其是五山僧人渡海参叩的念头，如无准师范、虎关师炼、义堂周信等名僧，他们千方百计将中国文化移植到日本，掀起了继唐之后第二次学习中国的热潮，丰富了日本文化的内容，加速了日本文化发展。以典型的文学、佛教和儒学为例：五山文学在当时日本的地位很高且具有代表性，但随中国王朝的更迭而分别受其影响。日本五山汉文学一度出现“景定咸淳的浮华”，正反映出中国宋代文化颓废风气，而南北朝室町时期的入元僧大兴偈颂运动则显然是正确的传达了中国元代的偈颂运动。安土、桃山时代，禅林文学的俗化则又是受中国明朝士大夫文学俗化的影响。[13]就宗教来说，当时日本崇兴的佛教是净士宗和禅宗。这即与中国当时的佛教信仰有关。净土教和禅宗是由日本来华僧和中国渡日僧传播而来。中国净土教的依据“三经一论”即《般舟三昧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也是日本净土教的依据。净土教在日本人民中广泛传播，所以今天在日本人生活中仍然到处可以看到净土教艺术的优雅简素的风俗。除净土宗外，后来在日本更为流行的是禅宗，禅宗原为中国所创，后传至日本。尊重现实，应顺自然，重视感性，排斥非现实的、理想的、烦琐的、豪华的东西，一切归于简素淡泊，静闲幽寂，自由自在，这是禅宗的美学思想，而且禅宗修行形式简单，主张顿悟成佛，坐禅求悟，决非偶然。日本武士们不计生死与禅宗教义“生死一如”是相通的，而且日本武士们在现实中纵情声色是直接受禅宗不主张苦行，又不念佛读经，只要直指本心，做到心地“无非”、“无乱”、“无痴”，便是“戒”、“定”、“慧”，外在行亦皆属次要的思想影响。[14]朱子学早在镰仓时期就进入了日本。1200年，一名日本武士大江宗光已读了朱熹的《中国章句》的抄本。[15]1241年，出现朱熹的《论语集注》复刻本，日僧圆尔曾于1257年向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赖讲解南宋居士硅堂著作《大明录》。《大明录》讲儒、佛、道三教一致，关于儒则尊奉宋学，[16]后来日本出现了“萨南学派”和“海南学派”就是在儒学普及于地方的过程中形成的。在镰仓室町时代的思想界，宋学势力仍居于佛教之下，未能脱离佛教而独立，但经长期流播，其影响已逐渐扩大，从而为江户时代儒学的独立与全盛打下了基础。

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后，中国文化继续深刻影响日本社会，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日本普遍吸收中国的儒学，先是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学，后为阳明学，也有庄子学，但影响不大，日本武士将儒学和禅宗进行融合吸收，使武士道精神最终完全形成，从而形成具有大和民族精神特色的文化。如武士道强调武士的“忠”“孝”“义”即来源于中国儒学教义。17世纪中期以后，儒学（尤其是朱子学）在武士中间逐渐转播开来，儒学在全国上下成为显学，据日本学者统计，自1630年到1871年，在各藩担任教授的1912人中，属于朱子党派的有1388人。[17]由此可见，朱子学是江户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江户时代后期，阳明学在日本居重要地位。代表人物有佐藤一斋，门下出现许多活跃于幕末政治舞台的思想家，如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江户后期，“君道”、“臣道”代替只立足于个人锻炼的禅宗武士道，终于成为日本社会的唯一精神支柱，亦是深受儒学思想的渗透。

不仅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倒台后，在向西方学习口号下，儒学曾一度衰落，但明治维新成功后，朝野一致兴儒学，修孔庙，儒学又为日本社会一大精神支柱了。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之深，由日本对孔子的尊敬就可见一斑。

日本吸纳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

日本吸纳中国古代文化，并非一味地“拿来”，生吞活剥，而是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既吸收又消化创新的自觉性

古代日本始终清醒地正视自身文化的贫乏，渴望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来丰富自己。奈良时，日本对中国隋唐文化以整个国家规模进行全方位的吸收，但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时，具有很强的消化创新能力。如在律令上，唐制重律为“十恶”，而日本则减少为“八虐”，唐代设六部，日本则设八省。在语言方面，日本巧妙地运用汉字意义，制造出好像固有名词那样的语条，来宛转表达用意，使汉字成为自己语言的记录符号，并使汉字词语成为自己的语言有机组成部分。又如在文学方面，逐渐将自己传统的文学加进去，如《源氏物语》就是反映日本人生活的一部杰出作品。另外在佛教思想上，日本的佛教以镇护国家为宗旨，如禅宗带有极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又主张神佛同体，形式简化，这些为以后的武士道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又如在儒学中，中国的儒学以孝为五伦之首，强调忠孝难两全，而日本的儒学中却主张以“忠”为五伦之首，力主忠孝两全。[18]后来“君道”“臣道”代替武士道成为武士的唯一精神支柱，而忠孝仁爱不一定要按宗疏和等级分别对待。因此在日本出现超家庭的集团，这与中国不同。中国的儒学思想虽也重视对统治者的效忠，但对家庭的效忠往往超过对统治者的效忠。同时中国人学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目的主要为修心养性，而日本则上升到治国平天下之高度。此外，日本的儒学和佛教甚至和传统的神道结合起来，即儒佛调和，神儒调和，这是儒学日本化的另一特征。在服装上，唐服的引进，经改造后，成为日本的“和服”。

二、混杂性和兼容性

日本的文字，可以说是外来文化的综合。日本人借用汉字的整体写法，发明了平假名，又借用汉字的部首（偏旁或部首）发明了片假名。今日日语中，除汉语外，包含着数十种语言的大量外来语。在信仰上，日本人既敬日本的神，又敬中国和印度的神。在节日上，日本既过日本的节，又过中国的节。在住宅上，“日本间”、“中国间”和“洋间”并行不悖。这些均反映了日本外来文化的混杂性和兼容性。

三、民族性和实用性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时，强调把日本固有精神和中国学问融合起来，即所谓的“和魂汉才”思想。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采取的是以实际主义为标准来进行选择的。虽然宗良时代的日本几乎“全盘唐化”，但仍应看到，日本并没有把唐朝一切制度都输入进来，而是有效取舍。如科举制和宦官制，[19]日本从未实行。又如效法宋明时的社会礼信，却不学妇女缠足习俗，主要是因为这些不符合日本的政治社会需要和文化条件。再如从中国引进的唐乐，后逐渐按日本风格改变了形式，并缩小规模，被称为雅乐。还有以中国的茶创建日本的茶道，日本武士吸收中国的儒学和禅宗创建武士道。对待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不仅学习儒家经典和政治制度，也注意对中国的法律、天文、医学、算术、修史编纂、建筑等实用技艺的学习，反映出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古代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一些方面一直影响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如儒学和佛学，甚至在今日的日本仍可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痕迹。如在日本谚语中，经常用《论语》和佛学用语来打比方，比如“读《论语》而不解《论语》”（意同中国的“死读书”）、“对狗讲《论语》”（意同中国的“对牛弹琴”）、“对释迦讲经”（意同中国的“孔子门前卖文章”）、“三人凑起来抵得文殊菩萨的智慧”（意同中国的“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反映出《论语》和佛学在日本的深远影响。[20]另一方面，日本虽是一个文化功能输出较弱的国家，但却善于吸纳外来的先进文化并加以消化创新，最终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和民族文化。当前，除极少数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以外，一般日本人都承认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古代文化这个事实。如日本现在推销面条的广告里说，“面条是具有四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人教给我们的”。[21]正视

在日本历史上有两大改革，直接改变日本的国运，一个是大化改新和一个明治维新。大化改新是学习盛唐时期的改革，日本政权迈出封建化和集权化的关键改革；明治维新则使日本逐步摆脱半殖民地的状态，走上资本主义的自强之路，学习的是西方的改革，不同于同时期的清朝改良性质的洋务运动。在近代日本国力逐渐强于中国，脱亚入欧，不在学习和借鉴中国。

（一）大化改新：645年6月，孝德天皇宣布模仿中国建立年号，定年号为“大化”。645年，即为大化元年。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史称“大化改新”。这一事件又称乙巳之变，革新派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革除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并诏书公布改新的内容，律令严格划分良贱的身份制。大化革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明治维新： 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措施。这次改革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起航，但是也使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对亚洲邻国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三）对中国的启示：日本的改革是改变国运的根本性变革，对中国来说改革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改革是改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制度、体制性的内容。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要求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

日本刀来自于唐刀，唐刀也叫苗刀，因为形状像秧苗，日本三大神器的草鸡剑就是一把唐刀 日本和服日本人称为吴服，也就是江浙一带的汉服改进 日本的剑道来自于中国的春秋战国，剑道的穿着是唐代的式样，特别是裤子，那种日本式裤子是中国古人穿的，叫跨 茶道来自于宋代 花道，香道来自于唐代 书道就不用说了吧 日本女子涂的白粉是中国古代女子涂的那种 日本的能剧来自唐代 日本忍者起源于中国的杂耍，服部半藏是中国秦人的后代 日本天皇的登基仪式是按照唐代礼仪的，穿着是按照中国春秋时期的，当然音乐歌舞也是唐代的，

根据记载，在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的传统最早源于汉朝。日本年号的使用借鉴自古代中国，其最早的年号出现在7世纪。公元645年，日本发生宫廷政变，中大兄皇子领导的改新派在政变成功后，拥立孝德天皇（日本第36代天皇）掌权。孝德天皇效仿中国的年号传统，以“大化”作为年号，开启了日本年号的历史。

“大化”两字来自中国《易经》中的“大化流衍，生生不息，阴阳相动，万物资胜。”还有《宋书》卷二十中的“神武鹰扬，大化咸熙。廓开皇衢，用成帝基”（日本神话传说中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的“神武”两字也出自此章）。此后几十年，日本断断续续出现了一些年号，直到701年，即文武天皇5年，以年号“大宝”为起点，年号才作为日本一个固定的纪元方式延续到今天。

在日本历史上的两百多个年号中，有些年号跟中国古代王朝的年号一样。比如日本第56代清和天皇（在位858年-876年）的年号为“贞观”，与中国唐朝唐太宗的年号不约而同。再如第96代后醍醐天皇（在位1318年-1336年）在1334年将年号改为“建武”，这正是中国东汉王朝光武帝的年号。

日本的年号每个字都取自中国古籍。比如明治时代的“明治”两字取自《易经》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明治时代之前，日本对于年号变更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规范，虽然一般情况下，新天皇即位才改变年号，但也出现过因其他原因而改变年号的情况。比如明治天皇之前的考明天皇，从1848年2月到明治天皇即位之前的1865年，在位17年，自己就换了6个年号，依次是：嘉永、安政、万延、文久、元治、庆応。考明天皇频繁改元的原因大致有几种：遇到喜庆吉祥之事以示庆祝;遇到地震、瘟疫等天灾，改年号以求转运;受中国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并参照《易经》中“辛酉为革命，甲子为革令”一说，遇到甲子、辛酉岁次时就改元，以祈求国泰民安。

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在“明治”这个年号公布的同时，日本政府才颁布了“一世一元制”，规定此后只有新天皇登基时才能变更年号。

日本目前的年号“平成”出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以及《尚书》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取其“内外、天地都能够平和、成功”之意。“平成”这个目前的年号，在近代考明天皇庆応改元时，也是一个年号候选方案，不过最终没有被采用。

年号正式公布前“见光即死”

日本年号的每一个字的选择都非常考究，极其慎重。根据日本1979年颁布的《元号法》，如果天皇退位，年号也必须改变。按照日本政府规定的年号选定程序，日本首相需要钦点数名精通中国史、中国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等领域的学者，让他们提出两到五个新年号作为候选方案。新年号只能两个汉字，每个字必须易读，且在历史上的年号中没有使用过。备选方案在经过参众两院的商量，最后由内阁会议决定“胜出”方案。2016年8月，明仁天皇萌生退位意愿之后，日本政府就已开始着手委托有识之士进行年号选定工作。

在日本，年号事关重大，有着祈祷国泰民安的象征意义。由于提出年号方案的学者，都是文史哲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大多数年过古稀，如果在新年号公布之前不幸去世，其提出的方案也将不会被使用，需要由内阁会议重新决定。

日本内阁还很重视新年号公布前的神秘性和权威性。1926年圣诞节，大正时代结束。日本政府一开始确定的新年号是“光文”，而不是“昭和”。因为日本政界和学者大多认为即将到来的新天皇时代应该以“文”治国，以“文”服人，日本必须文化立国并将“文”发扬光大，于是将“光文”作为新年号的首选。

“光文”两字出自中国唐朝诗人皇甫威《回文锦赋》中的“於是披阅风前，光文灿然。百花互进，五色相宣。”然而，就在大正天皇逝世几个小时之后，东京《每日新闻》等报纸就抢先把从内部人士获悉的新年号“光文”公布出来。这件事让日本皇室大吃一惊，也让内阁议员颜面扫尽，只能对外宣布新年号“光文”为假新闻，并在随后紧急将新年号令定为“昭和”。

“昭和”两字来自《诗经·大雅·文王篇》中的“周离旧邦，其命维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不知道年号在历史中究竟产生了多少作用，曾经立志“光文”以文服人的日本政府，在改名“昭和”以协和万邦之后，也走上了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口号的对外扩张道路。“昭和”这个年号从1925年到1989年，一共存在了64年，是日本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年号，也在日本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由于年号在日本社会中被普遍使用，所以提前公布新年号可以减少对公共机构和民营企业造成的影响。比如，日本目前的驾照有效期仍使用“平成”进行标记，在更新驾照时可能因为更改年号而造成麻烦。另外，如果年号公布太晚，处于制造过程的日历厂家将产生巨大的回收成本。因而，在新年号公布之前，一般情况下，日历厂家、司机和IT人士对新年号的发布时间最为关注。按照日本惯例，日历生产厂家都是提前两年开始设计、制作新日历，而且一般都在11月份进行。随后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进行推广、收集预订者数据。因而，2019年元旦明仁天皇将退位，到时将沿用新年号。如果今年新年号迟迟不公布，日历厂商就难免十分着急。如果公布的时间太晚，就会影响日历制作到销售的流程。在昭和年代末期，由于裕仁天皇的身体不稳定，新年号长时间无法发布，就发生过日历制作被迫停止和紧急启动的情况。

与之前天皇逝世不同，本次明仁天皇是生前退位，所以会提前确定新天皇即位时间。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将皇太子继位时间定在2018年12月。根据日本媒体的预测，日本政府将在德仁皇太子即位前半年至数个月前公布新年号，即2018年6月左右，以确保日历等出版物和使用年号系统的机构单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年号更改引发的问题，从而避免影响国民生活。

日本年轻人的想法

在上世纪80年代末选定取代“昭和”的新年号时，日本政府委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史专家山本达郎和中国哲学专家宇野精一、九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文学专家目加田诚、著名阴阳学者（古代称为阴阳师）安冈正笃等人进行选定。最后提出了“平成”、“修文”和“正化”三个方案。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逝世当天，日本政府在之前召开的一系列“有识之士会议”以及听取了众参两院正副议长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内阁会议将山本达郎的方案“平成”确定为新年号。

实际上，不单是日本的年号，“天皇”的称呼也深受中国的影响。根据史学家的研究，有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受到唐朝皇帝唐高宗的影响。公元674年，唐高宗给自己和武氏皇后改变了称号，皇帝改成天皇，皇后改成天后。《资治通鉴》解释了唐高宗换称号的缘由：“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日本的“天皇”称号因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天皇”、“天后”的影响而产生。也有一些史学家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早在隋朝隋炀帝时期，公元607年、608年，日本使者小野妹子呈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就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东天皇敬西皇帝”的说法，这是日本君主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天皇”自居，也是有关日本国号起源和统治者自称天皇的最早文字记载（《隋书·倭国传》）。但中国历史上一直称日本天皇为倭国王，直到清朝末期同治年间才跟着称之为“天皇”，不过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天皇的称号才广为人知。

年号在日本具有某种时代划分的功能。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继承皇位，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宣布将年号“昭和”变更为“平成”，日本也从昭和时代进入了平成时代。

日本每个年代都有一些不同领域公认的代表性人物。比如在日本歌坛，滨崎步、宇多田光、仓木麻衣就被称为“平成三大歌姬”。看过动漫《名侦探柯南》的动漫迷也知道，工藤新一被称为“平成时代的福尔摩斯”。

在国内网络上关于日本近代几个时代的评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明治养神，大正养士，昭和养鬼，平成养猪。”虽然这样的概括过于笼统且有失偏颇，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日本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明治时代（1868年-1911年）具有改革和前瞻精神的人士让日本走上了国家近代化的道路;大正时代（1912年-1926年）让民主主义思潮席卷日本各个领域;昭和时代（1926年-1989年）前半段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后半段走上“经济主义”道路实现了战后经济腾飞;平成时代（1989年- ）大体上是日本经济逐渐衰落的时代，经济萎靡带来各种问题，宽松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被称为“平成废宅”的年轻人，都让平成时代被视为日本近代之后相对平庸的时代。

“如果时代有颜色的话，你觉得昭和和平成分别是什么颜色呢？”这是不少日本论坛上出现过的问题。有人说昭和时代大家都还用黑白电视机，所以昭和是黑色的;有人说昭和时代日本国民都奋发向上，就像太阳橙色的光芒，昭和应该是橙色的。不过，对于平成时代的颜色，很多日本年轻人都认为是一种灰暗的色调。

为了改变平成年代灰暗的形象，在最近日本网络上，不少日本年轻人积极地给出了自己所期望的新年号。以下是一些得票最多的“新年号”。

安淑：理由是，感觉平成时代是一个无情事件多发的时代，地震、洪水这样的天灾很多。所以，希望下一个时代，不愉快的事情能够少一些，大的天灾不要那么多。好期待一个安心、美丽的世界。

中央：理由是，让日本站立在世界中央！虽然听起来有点像大学的名字（日本有一所中央大学），但是“中央”听起来真的很好！

和光：理由是，和平的“和”跟“光”组成的年号。让人能憧憬光明的未来。和平之光的意义，让人感觉非常积极。每次听到“昭和年代出生”这样的话，就感觉是旧时代的人，有代沟，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不知不觉就跟他们有了同样的思维，想到这个就伤心。还是希望平成时代能够继续。

共立：理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站立起来，共同奋斗！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越来越孤独，跟以前比起来，跟周围的人的联系越来越少。但是，试想如果能这样改年号的话，那“共立”就真的太棒了！

辉光：物体不能漂浮起来，但能发光的话，也会令人欣喜。随着时光流逝，2020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就是新年号的时候了。到时会期待日本运动员获得奖牌，也会好奇那时候日本还能不能继续发展？各种意义上的辉煌都越来越多的话，那真的太奇妙了。最近负面的新闻、让人不安的东西很多，很希望日本能有个光明、进步的未来。

从公元701年日本政府正式确立年号制度之后的“大宝”开始，到今天的“平成”，日本沿用年号这一传统，共持续了超过1300年。在清朝覆灭后，日本也成为亚洲唯一仍使用年号的国家。算上“大化”之后断断续续的一些年号，日本历史上一共使用过247个年号。

虽然2018年日本公布的新年号是什么对我们可能没有任何影响，不过了解日本年号的来龙去脉之后，到时留意一下新年号出自哪一本中国古籍，也不失为一件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