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日本现在几座城市在日本战国时期的名字
2楼的回答是现在的那几个城市在战国时期属于那个“国”,而并不是对应的城堡的名字。首先要强调的是,战国时期的“城”是指城堡,是一种军事概念。“城”有“城下町”,属于在城堡周围的市镇。所以和现在的城市概念是不一样的。
战国时期,全日本分为66个分国,“国”是一种日本古代的行政区划,类似于郡的意思。
神户在战国时属于播磨国,但是播磨并不是城市的名字。战国时期的神户被称为兵库之津,但不是一座城堡,只是一个港口和物资集散地。离神户比较近的战国时期的著名城堡是姬路城(又称为白鹭城),羽柴秀吉奉命攻击毛利家的时候曾以姬路为其居城。但是姬路毕竟不是神户,只是靠近神户而已。
而横滨在战国时期属于武藏国,和神户一样,在战国时期还没有“城”,战国时期横滨地区属于关东北条家的势力,北条家在现在的横滨金泽地区建造了称名寺和金泽文库,佐佐木泰纲则在小机开垦了水田。离横滨最近的战国时期的“城”是“小田原城”,战国时期北条氏的居城,号称“关东第一坚城”,不过后来被羽柴秀吉攻破,北条氏政投降,北条氏从此衰落。
广岛城则在战国时期就有这个名字了,一开始名字叫樱尾城,是当时的毛利家势力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后来毛利家将其扩建,改名广岛城,名字沿用至今。
北海道是一个“道”,日本四大岛之一了,并不是一个城市。而北海道在战国时期还不是日本领土,属于当地的土著虾夷人。战国时期,日本人称呼北海道就叫“虾夷”。所以北海道不属于战国时日本66“国”的任何一个。不过当时也已经有日本人在北海道南部建立了据点。津轻家的河野政通在被称为“乌斯克斯”(阿依努族语意思是湾的尽端)的渔村里修建了公馆,公馆的形状颇似箱子而得名”箱馆”。也就是现在北海道的南部城市函馆。
扶桑原指神木,《淮南子·天文扶桑训》记载:“日出于肠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 , 是谓晨明。”扶桑一词最早出现于古籍《山海经》:“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在这里,扶桑主要是作为一种植物代指而出现。《梁书·诸夷传·扶桑国》记载:“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此书中,扶桑是一个地理位置的象征。
扶桑花有关扶桑的考究日本在中国东面,据《梁书》记载的方向、位置推测,这似乎与日本国有一定联系。但在《梁书·扶桑中传》中又记载:“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里……扶桑国在大汉东二万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这里说得很清楚,文身国,大汉国在北亚,扶桑在美洲,“在中国之东”,是十分准确的,《梁书》中说了扶桑国与中国的距离和位置关系,却并未提到它与大海有何联系,因此,那种认为扶桑即日本的说法却有待商榷。
《梁书》记载道:“其南有侏儒国,人长三四尺,又 南黑齿国,裸国,去倭四千余里,船行可一年至”。此处所述“去倭四千余里”,即距离日本国1700km的地方。根据《魏 志倭人传》所记载:“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 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黑齿国的地望,就在今日的日本列岛上。《梁书》<扶桑国传>也说:“今称日本国为扶桑。”近代,自梁启超起将日本与扶桑联系在一起至今。另外,在日本平安时期的民间历史书有《扶桑略记》等。 史书上还说扶桑国人以扶桑果实为食,以树皮绩布为衣,以扶桑皮为纸。扶桑国按照方位来说,相当于日本,因此后世就用扶桑作为日本的代称。
《山海经》中的扶桑树有关于扶桑的争议《梁书》中的记载,公元520-527年间,僧人慧深从名为扶桑国的地方而来。关于“扶桑”所指的地理位置, 可以说是一个远古地理之谜。因为在正式开展交流活动之前, 对“扶桑”的推测都是单方面地依照著者所描述的地理位置。有人认为扶桑国是指西域某个古国。《梁书》中说,扶桑国多蒲桃,蒲桃即盛产于西域的葡萄。因此,扶桑国可能只是西域一带的某个古国,而非墨西哥或日本。也有人认为扶桑国是指墨西哥。始倡此说的是法国人金捏,他于1761年提交的一个研究报告中说:根据中国史书,在公元5世纪时,中国已有僧人到达扶桑,而扶桑,他认为就是墨西哥。
在中国学者中较早响应此说的是章太炎,他在所著《文始》中也认为扶桑即墨西哥。金捏所说的中国史书,指《梁书》。据《梁书》载:“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如此看来,扶桑国应远在西半球的美洲。原产于墨西哥的棉花,即具备扶桑木的全部特征。墨西哥玛雅人的首领称“Dui--Lu,”其发音正是《梁书》中所说的扶桑国国人:大小“对卢”。扶桑国有南北二监,南监押轻犯,北监押重犯,重犯子女,男孩8岁为奴,女孩9岁为奴,这也是墨西哥玛雅人的制度。而今天我们将“扶桑”一词作为国名来使用,仅仅是日本的别称,不再含有其他意义。
日本民族圣山——“扶桑山”——富士山
日本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随着日本天皇5月1日的退位,“平成”这个年号也完成了自己31年的使命,随着明仁天皇一起成为了历史。
要知道现在汉文化圈中唯一还使用年号的国家就是日本,年号制度的起源国中国也在清朝灭亡后废止了两千多年来的年号制度。
“令和”作为日本自公元645年以来使用的第248个年号,这次却和之前的年号大不一样,因为这是日本头一回使用和中国典故无关的年号。
按照惯例,日本年号一定是取自中国典故,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年号制度是日本在唐朝时期向中国学来的制度,据统计日本的年号大约都出自中国106部传统文化典籍中。其中年号出处最多的就是《尚书》,达到了37次,其次是《周易》,达到了27次,再其次是《诗经》,达到了15次。
由于中国长期领先于日本,向日本输出大量先进的文化,甚至很多时候,日本的年号都是直接照抄中国的年号。
最明显的是唐代,当时日本非常积极的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包括像是年号也都直接拿来就用,比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日本清和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观”,唐德宗的年号是“贞元”,日本圆融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元”。
日本天皇退位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了,日本这一千多年来也用汉字,难道就没有诞生自己的典故的年号吗?
还真没有,原因很简单,日本最古老的传统和歌集《万叶集》中虽然有各种日本传统典故,但是日本的年号必须为两个有实际意义的汉字,《万叶集》里面的汉字只是表示日语发音的片假名,不满足两个汉字必须有实际意义的要求。
其他的日本古籍中的典故则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中国。比如日本二战中用的年号“昭和”就来自《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退位的明仁天皇用的年号“平成”则是出自《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
一直用中国典故来作为日本的年号对于日本国民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一直以来年号“去中国化”成为了日本政府的大难题。
日本天皇访华时特别提出要去西安碑林看看自己的年号出处
最终在年号的选择中,“令和”作为两个出自日本古籍中的汉字,当选成为了日本新的年号,这也是1374年以来,第一次日本年号没有出自中国典籍。
按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解释,“令和”代表了希望,蕴含了在人们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
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也有日本记者提问道:日本年号第一次没有出自中国典籍,中方如何看待这次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也很干脆:这属于日本内政,我们不做评论。
日本天皇访华
那这次日本年号真的就完全出自日本典籍而和中国无关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次的年号“令和”出自前面所说的日本古籍《万叶集》,虽然《万叶集》源自日本传统文化,但是却无法抹去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在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上都借鉴了中国的诗歌。
更为关键的是,在《万叶集》成书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只能用汉字来作为注音符号记录下来。由此可见,如果日本年号推根溯源的话,其还是来源于中国文化。
作者:蓝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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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一种法律叫《古都的历史风土的保存相关措置法》,是为了保护古城风貌、建筑、历史、文化等而设置的法律,简称《古都保存法》。
图文多来自日语
《古都保存法》指定城市(截至2015年)
京都府京都市:
京都,拥有1200年历史,千年古都,旅游胜地,拥有世界遗产“古都京都的文化财”。
世界遗产—古都京都的文化财:
贺茂别雷神社(上贺茂神社),贺茂御祖神社(下鸭神社),教王护国寺,清水寺,醍醐寺,仁和寺,平等院,宇治上神社,高山寺,西芳寺,天龙寺,鹿苑寺(金阁寺),慈照寺,龙安寺,西本愿寺,二条城
从平安时代开始到明治维新时,一直是日本的首都。
京都旅游名城,古建筑林立,历史文化非常丰富,风花雪月的城市。
京都的寺院很多,古代有这样一句话:
京都の八百八寺
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前期是日本最大的城市,江户时代的三都之一。
京都作为日本首都的历史始于恒武天皇迁都平安京,止于明治天皇迁都东京。
在京都,日本从模仿唐朝走向了发展本国文化的道路,灿烂的平安文化在京都开幕。
恒武天皇迁都,以四象风水营造新的京城。
鸭川为青龙,山阳道为白虎,巨椋池为朱雀,船冈山为玄武的平安京建立了起来。
可惜的是巨椋池在一百多年前已经枯竭了。
京都见证了平安文化的灿烂,藤原氏的辉煌,律令制的衰落,平安三大才媛的才华,歌舞伎以及各种传统文化的诞生与发展,武士的兴起,室町幕府的纷争,战国大名的上洛,织田信长的陨落,倒幕运动的奋斗。
在京都,《源氏物语》、《枕草子》等著名文学作品诞生。
纪贯之、藤原定家等人收集了先人们的和歌,编撰出了《古今和歌集》、《小仓百人一首》等和歌集录。
二战时期,因为保护古迹而避免了战火的摧残,因此京都保留了大量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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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县奈良市:
奈良县的首府,千年古都,距今1300年,拥有世界遗产“古都奈良的文化财”。
公元710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这是奈良作为首都的历史开始。
在奈良定都的这710年到794年,被称为奈良时代。
在这短短的建都几十年里,修建了东大寺,药师寺,唐招提寺,兴福寺等著名寺院。
世界遗产—古都奈良的文化财:
东大寺,兴福寺,春日大社,元兴寺,药师寺,唐招提寺,平城宫迹,春日山原始林
旅游名城,古建林立。
710年元明天皇从藤原京迁都奈良平城京。
在奈良被作为平城京的时代里,奈良为丝绸之路的终点,灿烂的天平文化在此开幕。
奈良的国宝建筑物数量是全日本最多。
文学上,在奈良诞生了《万叶集》,《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等等著名作品。
迁都平安京后,奈良的地位并没有因此下降,还被尊为南都。
奈良对日本的历史与文化的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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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贺县大津市:
滋贺县的首府,坐拥日本佛教胜地—比叡山,面朝日本最大的内湖—琵琶湖,风景优美。
自天智天皇定都大津以来,至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市、町、村的国家指定文化财产数量仅次于京都市,奈良市,排日本第三名。
从古代开始就是琵琶湖水上交通的要冲。
在《万叶集》里也登场过。
壬申之乱发生之地。
有著名的近江八景,江户时代后期,歌川广重创作了以近江八景主题的浮世绘。
世界遗产—古都京都的文化财
延历寺
天智天皇建都大津以来,大津作为城市的历史就开始了。
672年,壬申之乱发生,大友皇子对决大海人皇子,大友皇子战败,大海人皇子登位后迁都奈良平城京,大津的短暂的首都历史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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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江八景:
石山秋月:石山寺
势多夕照:濑田的唐桥
粟津晴岚:粟津原
矢桥归帆:矢桥
三井晚钟:园城寺(三井寺)
唐崎夜雨:唐崎神社
坚田落雁:浮御堂
比良暮雪:比良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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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奈川县镰仓市:
镰仓位于神奈川县,三面环山,面朝相模湾。
幕府统治的开始地。
14世纪,镰仓幕府在此成立,从此日本开始了武家统治的时代。
但在镰仓幕府结束后,室町时代中期以降,城市衰落了。
江户时代后期,因为镰仓的佛寺神社多,于是引来了许多观光客,城市再次复兴。
到了近代,有许多文豪在此旅居。
1992年,日本将镰仓的一些古建以“镰仓,武家的古都”列入了世界遗产暂录名单。
世界遗产暂定名单—镰仓,武家的古都:
鹤冈八幡宫,寿福寺,建长寺,瑞泉寺,镰仓大佛,觉圆寺,佛法寺迹,永福寺迹,法华堂迹,北条氏常盘亭迹,龟谷坂,化妆坂,大佛路,极乐寺,圆觉寺,荏柄天神社,净光明寺,朝夷奈路,东胜寺迹,名越路,称名寺,和贺江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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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奈川县逗子市:
位于神奈川县镰仓市的旁边,古迹有连接镰仓的古道—名越切道、《平家物语》里登场的有名的悲剧人物—平高清(六代御前)的墓。
明治时代的文豪·德富芦花曾多次来此,当地建有芦花纪念公园。
文豪·泉镜花曾在岩镜寺写出了小说《春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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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县橿原市:
神武天皇建国之地,神武天皇在此地修建了白梼原宫,并在此即位建国。
《世界遗产暂定名单》—飞鸟·藤原的宫都的相关资产群:
藤原宫迹,本药师寺迹,值山古坟,丸山古坟,菖蒲池古坟,藤原京朱雀大路迹,大和三山(天香久山,亩傍山,耳成山)
在城市周围环绕的三座山——天香久山,畂傍山和耳成山。
是日本著名的山。
被人们称为大和三山。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和歌众多。
694年持统天皇(天武天皇的皇后,后来成为天皇)在橿原建立了日本最早的都城—藤原京,藤原京是日本第一座条坊制的唐朝风格的城市。
迁都平城京后,藤原京被废掉,到被废除为止一共存在了十六年。
战国时代橿原是今井町,是一向宗的布教处点,城壕环绕,被织田信长占领后,成了自治都市,经济繁荣发达。
有着“海の堺,陆の今井”之美称。
(堺是战国时期商业发达的自治城市,现为大阪府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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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三山:
1:天香久山:大和三山之一,历史风土特别保存地区,被赋予了“天”的尊称,自古以来被人们视为大和三山中最神圣的山,《伊宇国风土记》里记载着,天上的山变成了两部分后落了下来,一个落在了伊宇国(现为爱媛县),名叫天山。
一个落在了大和国(现为奈良县),名叫天加具山(天香久山)。
自古以来被无数的人作和歌咏唱过。
在《万叶集》、《小仓百人一首》、《古今和歌集》等等里都能看见。
日本的中国学学会,较具规模的有三个。
1、日本中国学会:成立于1949年10月,包含文学、语言学、哲学三大部分,会员总数超过了2000人。从70年代后期开始,它作为中国学学者交流的场所,起到的是一种类似同业帮会的作用。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的中国学学者也有所增加,不过年会的论文宣读和每年一期的《会报》所载论文,仍以中国古典研究为中心。
2、现代中国学会:1951年10月创建。80年代以后,思想文学的研究者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学会。
3、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前身是设在东京大学本部的东大中国哲学文学会,在1986年经大幅度改组而成。此外,尚有中国语学会,它以语言学和中国语教育问题为中心开展活动。
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1997年4月,日本爱知大学正式成立了现代中国系(日文名称为现代中国学部)。这是日本国内第一个以中国命名的院系,同时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创举。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日本的当务之急。古代中国的科学文化曾经对日本的发展有过巨大的促进作用。爱知大学的前身是东亚同文书院,后改称大学。1946年11月15日,经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原校长本间喜一及其他13位原校教职员的共同努力,在日本的爱知县以原东亚同文书院为基础成立了爱知大学。日本的大学中,爱知大学还是为一个与中国的大学签订学术教育交流协定的学校,已与中国八所大学签订了交流协定,即南开大学(1980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80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84年),上海外语大学(1984年)、复旦大学(1985年),上海交通大学(1994年)、西安交通大学(1995年)。爱知大学拥有精通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语言等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们出版了许多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出版的《中日大辞典》。1950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批准将东亚同文书院老师们积累的汉语卡片返还给爱知大学,这之后通过爱知大学汉语专家们数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本辞典。爱知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也很丰富,以霞山(东亚同文会创始人近衡?磨,号霞山)文库为代表,涉及古典、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总数达10万册,古籍36000余册、中国杂志219种,其中有些珍贵文献堪称世界文化遗产。在筹建现代中国系时,还购入了大量文革时期的宝贵资料及战后主要在美国从事研究的德国汉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珍贵个人藏书。现代中国系为学生安排了日本大学中从未实行过的以下三个教学内容:一、当地汉语教学:一年级下学期,学生们赴南开大学,在爱知大学与南开大学共建的南开爱大会馆,学习汉语及中国情况,时间为8月到12月。二、中国教授直接用汉语授课:从中国聘请知名学者为专职教授,并由他们给从南开留学回来的学生们上课。这种做法可以使学生掌握中国的最新知识并提高专业汉语水平。三、当地社会调查:从报名学生中,选拔品学兼优者,与上述中国?妹校合作,在年级暑假时,去中国进行当地调查研究。通过接踵中国的产业、文化风土及生活习惯,使学生们真正了解中国,为中日友好做贡献。调查地区设为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及其近郊。调查内容为大城市及近效的产业、文化、历史。
本文2023-08-05 15:52:2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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