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

杨树达，男，汉族，1885年6月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教师家庭，逝世于1956年2月14日，是一名近代语言文字学家。字遇夫，号积微，晚更号耐林翁。15岁遵父命从湘潭人叶德辉受业，攻读《说文解字》、《四库提要》。16岁转入官办求实书院续读经史、算学、英文。1905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受聘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研究和教学。长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诂、音韵及汉语语法、修辞等。30年代发现形声字声类有假借现象，并收集到声联义的例证数百条。

中文名：杨树达

别名：杨遇夫、积微翁、耐林翁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长沙

出生日期：1885年6月1日

逝世日期：1956年2月14日

职业：中国语言文字学家

毕业院校：时务学堂、长沙求实书院、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湖南大学

主要成就：发展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在文字学研究上思路广阔多有创见

代表作品：《汉书窥管》《词诠》《高等国文法》《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汉代婚丧礼俗考》

人物经历

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1900年入长沙求实书院，学习数学、地理、英语等新知识，并比较扎实地掌握了中国古文基础，受到梁启超、谭嗣同“革政救亡”思想的影响。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研究外国语言学。1911年回国，在湖南省教育司任职，历任湖南图书馆编译兼楚怡工业学校英语教员。1913年起，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第一女子师范国文法教员。1919年发起健学会。1920年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起，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辞典编辑兼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教育部主编审员、清华大学国文系和历史系教授。他执教多年，讲授的课程有英文、国文法、文字学、修辞学、金文、甲骨文、《史记》、《汉书》等，享有盛名。

1937年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在教学中把教学、研究、著作三者紧密联系，每教一门课都有自编讲义，讲述多年研究所得,最后形成著作，内容十分精要。

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九三学社，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和内战政策。1947年被国民政府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关心国事时局，支持亲属参加革命工作，教育学生爱国救国。1949年北平解放后，与吴玉章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任理事会副主席。1953年后，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1954年11月毛泽东到长沙视察工作时，还特邀会见，听取他对工作的意见。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还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的渊博学识和语言文字学造诣得到科学界、教育界公认，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是中国著名的汉语言文字学家，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研究与教学。尤长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话、音韵及汉语语法、修辞等，有很好的古文修养和精深的学术造诣。1942年获国民政府教育部二等学术奖。1947年获教育部古文字学研究二等奖。著有《汉书补注补正》、《词诠》、《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金文论》等20余种著作；发表了《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说中国语文之分化》等上百篇论文。《汉语文言修辞学》是一部有民族性、科学性、创造性的文言修辞学名著。不少旧著在新中国得以修改出版。

1956年2月14日逝世，终年71岁。毛泽东致唁电，周恩来送了花圈。

清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公元1885年6月1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教师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898年，进入长沙时务学堂学习。

1900年，转入长沙求实书院学习。

1905年，留学日本，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大冢分校，后转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进修外国语言学，肄业。

1911年，回到中国，就职于湖南省教育司，兼任湖南省图书馆编译，楚怡工业学校教员。

1913年，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法教师。

1919年，发起健学会。

1920年，参加“驱张运动”，与毛泽东有所接触。后至北京，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辞典编辑，先后兼任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国文系教授，教育部主编审员等职。

1925年，任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教授，后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字学概要、国学要籍、修辞学等课程。

1928年到1930年，任教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

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回到长沙，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1941年，受聘为教育部部聘教授。

1945年，参与组织发起九三学社。

1948年，受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任理事会副主席。

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转入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授，后兼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1956年2月14日逝世，终年71岁。毛泽东致唁电，周恩来送了花圈，湖南省党政领导全体参加追悼会，护送灵柩至岳麓山安葬。

主要成就

历史文献学

杨树达先生熟读古籍，精于校雠，终生从事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工作，丹黄所施，不但遍及四部典籍，而且涵盖彝铭石刻与殷周卜辞。概而言之，大致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史部志乘。杨树达先生治史，有很好的家学渊源。他父亲精熟史籍，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都能够背诵。杨先生七八岁时，就跟着父亲学习《通鉴》与《史通》等史学名著，从此便与乙部典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又师从王先谦、梁启超、叶德辉、苏舆等史学名家，受到了更为系统的史学训练。对于编年体的《春秋》和三传、国别体的《国语》和《战国策》，他都反复地校读过，并写有专著。在杂史、别史方面，曾辑有《说苑》、《新序》二书疏证；又校理了《逸周书》，并写有读书札记。不过，他研治的重点还是纪传体的前后两汉书，尤其是对班固的《汉书》下的工夫最多，他积三四十年精力专此一书，最后写成巨著《汉书窥管》，为历来班书的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关于这点，留待下节详述。

第二是先秦及两汉诸子。杨先生整理的先秦诸子有《荀子》、《老子》、《庄子》、《商君书》和《吕氏春秋》，有的作校释，有的辑古义，花了不少心血。此外，据郭沫若《管子集校·校毕书后》说，《管子集校》的二校校样一部分曾请杨先生校阅，他也“有所揭发，其说已为录入”。对于两汉诸子，杨先生主要整理了《淮南子》和《盐铁论》。1924年初，因受朋友吴承仕、邵瑞彭的影响，始治《淮南子》。后来陆续研治，到1936年已写成《淮南子证闻》初稿。抗战时期又结合教学对书稿进行多次修改，1942年续成。解放后又对它进行反复订补。杨先生少好《盐铁论》，1911年留日归国后便开始校释是书，在长沙期间已初具基础。1920年北游旧都，至1924年写成《盐铁论校注》。以后又反复订补，直到1956年才最后成书，并改名为《盐铁论要释》。对于此两书，先生花的精力最多，校释也十分精审。王充的《论衡》，他也校注了一部分。其时是1918年，因为兵荒马乱，只好半途而废。解放以后，杨先生精神焕发，干劲倍增，决心以著述报国。他立下宏愿，要将周秦诸子全面地、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可惜只奋斗到1956年初，病魔便夺走了他的生命，这个志愿没有完全实现，使人深感痛惜。_

第三是儒家经典与文法字书。儒家经典是杨先生幼年时就开始揣摩的古籍，自然读得精熟。经杨先生整理的经书有《周易》、《论语》和《尚书》等。《周易》重在辑古义。《论语》先辑古义，后扩充为《疏证》，直到1955年才正式出版。此书研治时间很长，疏证十分精密。《尚书》的校读成果则以札记和论文的形式出现。此外，先生对《尔雅》、《孟子》亦有研究。小学旧为经学的入门之基，它和文法修辞都是杨先生的特长。特别是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研究整理，前后长达数十年，从多角度、多层面梳理是书，其成就之大，可与余杭章氏比肩。他早年校读《马氏文通》，便从十个方面对原书进行刊误，虽重在纠正文法，然马氏误读古书之处，亦匡正不少。此外，杨先生还写了《释名新略例》、《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等论著，也是他校读古文献的心得体会。_

第四是乡邦文献。杨树达先生所整理的集部典籍主要集中在湖南地方文献。这个工作始于1947年。当时的湖南文献委员会拟修省志，聘请杨先生主修艺文志。他接受任务后，便于1947—1948年一口气撰写了湘贤著述提要数十篇，后来相继发表在《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和第二辑上。其中第一辑刊录《桓令君（三国魏长沙临湘桓阶）集》、《刘令君（三国蜀零陵蒸阳刘巴）集》、《谷俭集》、《葵园先生（清长沙王先谦）著作述所闻》等提要八篇。第二辑收录王船山、邹汉勋、郭庆藩、王_运、王先慎、皮锡瑞等人著述提要52篇（参见《积微翁回忆录》1949年6月16日）。此外，杨先生早年还撰有《湘人诗集提要》一书，后来先生自以为评诗非其所长，不必存留此稿，因而毁去，实在可惜（参见《积微翁回忆录》1948年9月9日）。各地的方言俗语也是重要的乡邦文献，但某些方言土语往往可以口说而无法笔之于书，因而亟须加以整理。有鉴于此，杨先生便于1931年作《长沙方言考》一书，疏释长沙方言125则。1935年又有《长沙方言续考》一书，收录长沙方言119则。这两部书的写作对于甄录方言词语、稽考古代文献都有重要的价值。

第五是彝铭石刻与甲骨卜辞。杨树达先生“平生喜为经史诸子校勘之学，私独好高邮王氏所著书，叹为绝业”，并且采用高邮“王氏校书之法治彝铭”（参见《积微居金文说自序》），可见他整理吉金铭文，同样属于校雠学的范畴。其代表作是《积微居金文说》，此书考释了314件青铜器的铭文，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材料，为初学金文者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他整理的石刻有碑、砖等，考释论文散见于其所著小学、金石诸书。杨树达先生研治卜辞起步较晚，而写作的论文最多，出版的专著有《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耐林_甲文说》和《卜辞求义》四种。这些书的内容有识字者，有说义者，有通读者，有说形者，有考史者，有读书札记与心得体会，可以说，它们都是考释与应用相结合的著作。在博考故书雅记与甲骨金石刻辞互相参验来阐明史实方面，杨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杨树达先生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的传统，从小就喜欢校释古籍。当他还只有17岁时，便纂辑了第一部专著——《周易古义》。从此以后，整理古文献的工作便一直没有中断，直到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在校释桓宽的《盐铁论》。他一生在古文献的园地上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考订著作主要有《汉书补注补正》、《汉书窥管》、《汉代婚丧礼俗考》、《淮南子证闻》、《盐铁论要释》、《积微居读书记》、《周易古义》、《老子古义》、《论语古义》、《论语疏证》等，不下数百万字。杨先生校理古文献的心得，还散见于他的其他著作。比如《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故书古史杂考之属”40篇、卷七“序跋书札杂文之属”39篇，《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卷五“经史考证序跋之属”59篇、卷六“考史金石之属”12篇，合计150篇，其中绝大多数是古文献爬梳考订之作，特别是对《诗经》、《尚书》、《尔雅》等的校读心得为多。此外，他还编有《汉地理志今释》，对汉103郡国和1500多个县道国邑都有古今地名对照，极便人们研究汉史。又用剪贴的办法，依声类和古韵对《经籍纂诂》进行改编，今存21巨册。这些书稿虽未付梓，但他花的精力是相当大的。杨先生勤于考订校释历史文献，著述等身。他在整理古文献时，往往独具慧眼，能运用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广涉故书雅记，甄审古今学者的著述，或博观约取，择善而从；或钩稽纰漏，纠正谬误；或在周密考释的基础上独生新解，多发前人之所未发。他为我国历史文献的整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汉语语法

他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两卷，家刻本，1924年）、《中国语法纲要》（商务印书馆，1928年）、《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词诠》（商务印书馆，1928年）、《马氏文通刊误》（商务印书馆，1931年）及《中国修辞学》（世界书局，1933年，增订后更名为《汉文言修辞学》科学出版社，1954年）等。其中《中国语法纲要》是仿英语语法而写的一本白话文语法书，目的是为教学的需要而分析白话文的语法结构。

《高等国文法》是作者积多年教学与研究的经验于30年代写成的一部博采众家之长的古汉语语法著作。该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订正了《马氏文通》的一些错误，树立了以划分词类为中心的语法体系，揭示了文言语法的一些规律。《词诠》是《高等国文法》的姊妹篇，是其另一部代表作。该书仿《经传释词》的体例，解释了472个虚词，是当时同类著作中收词最多的一部。克服了清代人讲虚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弊病，结合文法来讲解，从而使文言虚词的研究从清代的训诂学提高到科学的文法研究的高度。该书集《马氏文通》以来虚词研究之大成，多有精辟见解，颇具学术价值。在文字学等方面，他著有《积微居文录》（商务印书馆，1931年）、《古声韵讨论集》（好望书局，1934年）、《古书句读释例》（商务印书馆，1934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商务印书馆，1937年）、《积微居金文说》（科学出版社，1952年）、《积微居小学述林》（科学出版社，1954年）、《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耐林_甲骨文说·卜辞求义》（群联书店，1954年）等。

文字学研究

他研究文字学是起源于对章炳麟的“形声字声不含义”观点表示极大的怀疑。认为“形声声类有假借，同义字往往同源。”其研究方法是“循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在方法上受到了欧洲语源学的影响，因而研究独具特色且成果超过了前人。他的文字学研究中富有创意的基本论点是：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意义；造字之初已有彼此通假的现象；意义相同的字，其构造往往相同或相类；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加旁字；象形、指事和会意三书往往有后起的形声字。晚年从事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人物评价

杨树达在湖南名人中算是异数了。他的文字训诂、金石考据，是从高邮二王、金坛段玉裁脱胎来的，平实、细密、无征不信。师承上，王、段又追随休宁戴东原，因此以风格论，杨树达实疏于湘而近于皖。

章太炎尝云：“湖南前辈于小学多__，遇夫(树达字)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

人物轶事

晚年之不适

杨树达先生按理来说，晚年日子应该蛮好过的，其在语言学之地位，历经多年风吹雨打已坚如磐石，尤与毛泽东有故，故谊非泛泛。“1920年驱张一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解放后，毛泽东每回湖南，都要找他聊聊天，因此他每有不遂心，也会向毛泽东写信。

但杨老晚年过得似乎并不开心。杨老与郭老早年也有交集，二人在学术上颇惺惺相惜。1940年，郭老曾给杨老致信：“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至佩云云，不妨看作信函辞令（跟外交辞令有一比），但两人能通信，信里能高赞，定然也有几分真心作底。有人说，在1949年以前，论学术底子，杨老还要深厚郭老几分，但1949年后，郭老当了社会科学院院长，情况就变了。此后杨老每次著作，首先都要交社科院去审，1953年8月郭沫若还曾给杨老致函：“今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每次出版杨老著作，社科院都要给审，有时还删得杨老生气。他确曾就此向毛泽东写过信，毛泽东也曾回复过，“前感于《金文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但社科院注意了吗？可能注意过，却未必真当回事。

此外，1952年，大学里搞院系调整，杨树达先生回到家乡湖南挂帐安营，执了教鞭，却不怎么瞧得上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杨荣国。杨树达先生曾指陈过院长学问欠佳，“本校文学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有年，湖南大学评了十位教授，杨树达排第一，这没谁嚼舌根，但杨树达自己反倒不满：“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谟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早年之不适

上面说的是杨树达先生晚年之不适，其实他早年还有一段更不适的经历。

刘超先生曾著《蒋廷黻与杨树达的“过节”》一文，说1932年5月，时在清华大学当国文系教授的杨树达，写了一封辞职信给系主任刘文典，“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何故？杨教授与人道其中缘故，“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刘文典接了杨树达辞职信，不允，外去散散心，没问题，但“假满后，仍回校任教。”

不说“回校任教”（后来并没辞职），且说“有人与余为难”，刘超先生推导这作难人，不是别人，是杨树达先生老乡、湖南邵东人蒋廷黻。蒋有湖南蛮牛之称，是个猛勇汉子，在学术界赢得过生前身后名，做过一本极有声誉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在政治界也建有事功，曾接了蒋介石任命书，任过驻俄大使，蒋介石败走台湾，蒋廷黻还做过台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

据刘超先生论断，蒋杨之冲突，多是暗里进行，两人并没撕破脸皮。事情缘起，大概是蒋廷黻向校方提出“罢杨”。1933年9月27日下午，时任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与国文系负责人朱自清商谈教学，蒋向朱提出，“明年是否可去杨？”朱自清委婉顶住，“杨这一年做得尚佳。”朱自清不是虚话，杨树达学问确实做得不错，其语言学，超时人之上多多，狂士章太炎没赞过多少人，却曾赞杨，说其他人不足道，但杨“遇夫独精审，智殆过人师矣”。也不单是章太炎持此论，陈寅恪也曾说，“湖南前辈多从《汉书》，而君所得独多，过于前辈矣。”杨树达学术也不止是墙内开花，在墙外也香，张岱年曾撰文称，中国学人，只有冯友兰之哲学，陈垣之史学，杨树达之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东瀛之外，杨树达在欧美等国，也曾广泛获誉，美国人学汉学者，多读杨树达先生所著的《高等国文法》。

既是如此，蒋廷黻何以要“驱杨”？蒋廷黻对朱自清说，“他认真倒是认真，但训练太差。”此话何来？蒋廷黻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所接受训练的方法很好，都是西学训练，而杨树达也去过日本留学过，但日本虽则脱亚入欧，骨子里还多有东土大唐余韵，日本之学纵无唐土余韵，而杨树达却有国学情结。蒋廷黻说，“中国史学不及西洋史学在史学的综合方面，我们的史学简直幼稚极了。”杨树达所持恰是“幼稚极了”的“中国史学”，蒋也就不服杨树达，明里暗里多次起意要驱杨。

蒋廷黻看不起杨树达，说来也是一件特屈辱的事，不单是内心上瞧不起，竟还采取进攻性行动，要把杨树达教职都给撸了，杨树达能不感到气沮、气闷、气愤吗？据说后来蒋杨关系有所缓和，乃是蒋廷黻到了国外，听到了国外学术界对杨多有赞扬之词，蒋“希望余以著述赠之”，杨很高兴，也就把著述寄与蒋“审正”了。

“黄杨论争”

黄、杨即黄侃、杨树达，二人同为近代中国音韵训诂学大师。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人，师事章太炎；杨树达，字遇夫，湖南长沙人。二人年轻时先后留学日本，归国后同城讲学，分别在北大、清华授课，门人弟子多有往来。其后虽远隔重洋，仍常以书信、日记等形式关注、评论对方的学术观点及著作。杨树达对黄师章太炎极为尊敬，与章派诸先生，如钱玄同、吴承仕、林损等亦私交甚好，惟于章门“某籍”之先生多有讥哂。虽黄、杨曾多次在公开或私人场合互致钦敬，然各自始终对己学怀抱矜持。戴东原尝言：“当代学者，吾以晓徵（钱大昕字，笔者按）为第二人。”黄、杨二先生盖各以一己为当世第一人，加之性情均极狂狷，故退而自省，始终不能相让。

1935年黄侃逝世，杨树达论其一生学术时说：“季刚于《说文》烂熟，然其所推论之孽乳先生多出于悬揣，不足据信。大抵此君读书多而识解不足，强于记忆而弱于通悟（章）先生之识力，季刚愧之远矣。”同年11月，杨树达接黄侃讣告，以其生前不答杨母讣告，置之不理。杨论及乾嘉吴皖两派学术源流时，以为黄侃抱残守缺近于吴派，推其学百年后终归岑寂。直到黄侃去世八年后，杨树达仍撰联讽之，谓其“无周公之才，既骄且吝；受章君之教，不皖而吴”。

世人皆传黄侃其人“有学无行”，为人骄吝且行事不谙人情，故不满者甚众。加之黄、杨二人治学互有短长，于音韵训诂，分歧颇多，论学争名实所难免。虽黄侃在世时享名极高，杨树达颇不以为然。黄侃之为人行事，笔者且不予评论，但就杨在《积微翁回忆录》中每好抄录他人对己之赞誉之辞，又在黄侃去世后一再撰联刺讽、推尊已说等看来，杨树达论学争名，未免过于汲汲。

在《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一文中，殷孟伦对黄侃治学有着精到的描述，谓其治学方法以笃守前代经师成说为主，间下己意，时有发明，立说至慎，所谓“敦古不暇，无劳于自造”者是也。黄氏曾言：“治小学当以汉魏之书为体，以后来之书为用，博览唐以前之书以考其证，参阅有清之书以通其道，谨而守之，触类而发明之，于小学之道则思过半矣。”故黄氏治小学最重《说文》，对于甲骨金文虽曾用力研读，然始终不以之为材料进行著述。杨树达治小学的方法集中在《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中，其异于黄侃之处，在于不囿前人成说，积极引入一些西洋语法理论，不为《说文》所拘，常使用甲骨金文来说明字的音、形、义和语源等，扩大了古文字学材料的研究范围。

二位先生虽然在世时治学互不相让，但二人在近代中国音韵训诂学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容怀疑和抹煞的。对于我们这些后学者而言，黄侃的音韵学、《说文》、《文选》研究，杨树达的训诂学、语法理论和《汉书》研究都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和，足够让我们受益终生。

主要著作

《古书疑义举例续补》1924年家刻

《中国语法纲要》1928年商务印书馆

《词诠》1928年商务印书馆

《高等国文法》1930年商务印书馆

《马氏文通刊误》1931年商务印书馆

《积微居文录》1931年商务印书馆

《中国修辞学》1933年世界书局（1954年科学出版社增订再版改名《汉文文言修辞学》，并收入《杨树达文集》中）

《周易古义》

《老子古义》

《论语古义》1934年商务印书馆

《古声韵讨论集》1934年好望书局

《古书句读示例》1934年商务印书馆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1937年商务印书馆

《春秋大义述》

《积微居金文说》1952年科学出版社

《积微居小学述林》1954年科学出版社

《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1954年科学出版社

《积微居金文余说》

《耐林_甲骨文说·卜辞求义》1954年群联书店

《论语疏证》

《汉书窥管》

《中国文字学概要:老清华讲义》

《长沙方言考》

《汉书补注补正》

《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杨树达文集》1983年~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籍校勘是指对传世文献进行校对和修订的一种学术活动，旨在还原文献原貌、排除差错、恢复经典本义。古籍校勘的前期准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收集文献：古籍校勘的前提是要有原始文献，因此首先需要收集各种版本的文献。这包括不同版本的经典文献、传世文献以及各种注释、释义、诠释等。

确定校勘对象：在众多的版本中，需要确定校勘的对象，即选定一种或几种较为重要、代表性的版本进行比较和修订。

确定校勘方法：校勘方法包括比较校勘、考据校勘和辑佚校勘等，需要根据不同的文献性质和校勘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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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古籍校勘方法论

豆瓣评分：94

作者: 王瑞来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9-1

页数: 354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宋史专家、古文献学者王瑞来先生所写关于古籍校勘的方法论之作。本书分综论、方法、辅助知识和案例四部分，凡收文八十篇，以类相从。综论部分主要讲校勘底本的选择及校勘四法及其反思；方法部分主要讲校勘原则、校勘范围、出校等问题。辅助知识篇主要讲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年代、语言文字与校勘的关系。案例部分主要讲古籍中具体问题的校勘问题。

作者简介：

王瑞来，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工作。1990年东渡日本，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还担任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以宋代为主的历史学和文献学。自197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始，30多年来单独出版有近20部中、日文版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刊发论文近200篇。在文献学与校勘学方面，整理出版有《鹤林玉露》《朝野类要》《宋宰辅编年录校补》《隆平集校证》《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季三朝政要笺证》《范仲淹集》等古籍，并刊发有不少相关论文。主要单篇论文，2015年分别以《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知人论世：宋代人物考述》《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文献可征：宋代史籍丛考》《仇雠相对：版本校勘学论述》为题，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总名为《王瑞来学术文丛》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