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618-907AD）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新罗统一则是韩半岛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1]。因此，唐、罗关系是中韩关系史上最为精采的时期之一。同时，中原王朝、半岛政权、东北诸族乃至日本列岛各大势力先后在东亚地区展开角逐，合纵连横，形成了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隋、唐两代相继攻伐高句丽尤其是唐、罗连兵相继攻灭百济和高句丽，对半岛的历史乃至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罗的统一就是这场战争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而统一新罗（668-935AD）的成立又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政治均衡，东亚各种势力间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新的一轮斗争和力量重组。在这一新的政治格局中，唐、罗关系是最重要的轴心之一。在政治军事斗争的背后，各地区、国家间的相互接近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蓬勃发展。以汉字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圈正是在这一时期基本成熟。所以，研究唐、罗关系也就是探索当时东亚地区关系的一条主线。

文化 作为人类文明的积累在社会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日本 传统文化 是在继承和吸收中形成的,其发展进程主要反映在社会 教育 活动中。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有关于日本传统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日本传统艺道文化的美学特征

摘要：日本艺道是日本独特的艺术和艺能,体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趣味。日本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艺道文化范围甚广,并且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蕴含闲寂、空寂、幽玄、风雅、枯淡等美学特征,形成颇有禅思色彩的美学范畴。其中空寂和闲寂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茶道和俳谐道两个领域,构建了幽玄美和风雅美的世界。

关键词：艺道 空寂 闲寂 茶道 俳句

古代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艺术和艺能,这些艺术和艺能在长期的演变中,受到了日本本土风俗习惯的影响,变成了日本独特的艺术和艺能,并将之称为“道”。日本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艺道文化,范围甚广,涉及歌道、俳谐道、能艺道、花道、茶道、书道、画道、棋道乃至剑道、 柔道 、武士道等,直接与“文武两道”有关的技艺,都通称为“道”,并且拥有各自的艺道理念和艺道的规范。而各种艺道的理念十分复杂,各种艺道的规范也迥然不同。真正有代表性的是茶道、歌道、书道、花道、连歌道、能乐道,所谓“六艺”就是指这六种艺道。 “道”指有关活动中的出神入化的技巧及合规律性的自由创造的能力。日本人把技艺、技巧推崇到“道”的绝对地位,其意在于表明对技艺、技巧本身审美价值的重视程度。他们把中国人称呼的技艺、技巧称之为“艺道”,认为艺道较之于通常的技艺、技巧更能体现他们的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日本美学和艺术思想中高度尊崇技巧、技艺之美,表明了日本民族审美趣味的独特性。

“道”的含义,在日本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道”字和大陆文化一起传到日本,平安时期,“道”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偏重于学术、技能方面。到了中世纪,随着日本自身的艺术观的形成,“道”字的含义发生了变化。“道”成了通向澈悟人生之路、之行程。大歌人藤原俊成的儿子藤原定家制定了歌道的理论,在其代表作《和歌大观》中,定家提出了“汉诗言志,和歌唱情”的理论,指出了日本文化的特点,给其后的“道”观以极大的影响。继歌道之后,便有连歌之道、能乐之道,后来便把茶汤也称作茶汤之道。这些道综合在一起,称之为“艺道”。日本的艺道不强调天赋和智能上的聪愚,而强调忠诚专一、全神贯注、认真磨练的精神,这是“道中人”和“道外人”的基本区别。他们认为,在实践中对“艺道”的体悟同思维上对“道”的认同是同样的道理,同佛教禅宗对“佛性”的直觉领悟也是同样的方式。因此,“艺道”可以通接“天道”、“人道”、“自然之道”、“万物之道”,从而赋予“艺道”以神奇性和神秘性,也使艺道文化蕴含了禅意美。

1 日本传统艺道美观——追求禅意禅境

中国宋代的佛教禅宗涌入日本后,对日本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深刻影响。室町时代禅宗在日本的流行,适应了日本民族的精神需要。日本民族不仅把佛禅思维和审美情趣推向艺术领域,而且推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奉禅趣禅境为最高精神境界,并处处追求表现禅意,禅意同日本民族原有的神道教的生命意识融化在一起,成为艺术美的极致和日本艺术精神的核心。

日本禅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本体论上的“空”是万物的本性,“空”就是禅悟所需要把握的真如。所谓“禅悟”,就是以直觉的方式体验和领悟万物的“空”的本性。东方美学研究者邱紫华认为,艺术美须蕴含禅意禅趣是日本民族的艺术美观的基点之一,即艺术必须表现对生命本体的领悟和“无我”的自由心境。

禅对日本艺道美观的影响在于:首先,禅的“有限即是无限”的观念,决定日本艺术不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并形成日本艺术形式小巧和简化的特点。就诗歌而言,典型地表现在俳句的形式上。俳句形式非常短小,但美学追求却是以简约的形式和浓郁的意象来表现丰富的情感,以浓缩的语意抒发深厚的思想。其次,以自然界中个别事物来显现“真性”、“真如”。禅宗的真实观、真理观就是“真如”、“真性”,也就是主体领悟到事物本质的本性的“空性”、万物的“空性”。把这种生命的神秘感受贯注于艺术创造之中,艺术家就成了造物主的代言人。因此,在艺术中只要以禅意去描绘一景一物、一山一水的自然本色、天然情态就都富有禅趣。日本的艺术往往不加雕饰,破除人工的痕迹而追求淡泊浑朴,强调表现景物的原色和天然的生气,这也正是禅意的表达。再次,禅宗思想不仅对日本艺术创造有深远影响,而且渗透审美意识中,形成颇有禅思色彩的美学范畴。如“空寂”、“闲寂”、“枯淡”、“幽玄”等。室町时代由于禅宗对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审美意识也完全禅宗化,由古代的“真实”“物哀”为主体的审美观转向以“空寂”的幽玄和“闲寂”的风雅为主体的审美观。“空寂”和“闲寂”的审美意识渗透到日本艺术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空寂”的含义是幽玄、孤寂、枯淡;“闲寂”的含义是恬适、寂寥、古雅。作为一种精神理念,在萌芽初期阶段,两者常常是同义的,主要表达一种以悲哀和净寂为根底的枯淡和素朴、寂寥和孤绝的精神,与禅宗精神有着深刻联系。禅宗以“悟”为目的,“悟”的体验是超越理智分析的神秘存在,因此“悟”带有神秘色彩,在作为艺术表现时,就产生了空寂的幽玄美。空寂以幽玄作为基调,充满苦恼之情,更具情绪性,多体现在生活艺术上;闲寂是以风雅做为基调,充满寂寥之情,更具情调性,多体现在表现艺术上。艺道中的茶道、歌道、画道、俳谐道、能艺道足以表现日本中世纪的空寂和闲寂的文化精神和美学特征。中世“空寂”主要体现在作为生活艺术的千利休的茶道精神上,近世“闲寂”主要体现在作为表现艺术的松尾芭蕉的俳谐趣味上。

2 千利休的茶道——空寂的幽玄美

茶道是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生活方式之一。日本茶道的源流,应上溯至8世纪上半叶。当时日本从中国引进茶文化,完全是照搬中国贵族书院式的茶道模式。室町时代末期,村田珠光等一反书院式茶道,提倡“空寂茶”。茶道大师千利休继承吸取了村田珠光等人的茶道精神后提出来浓缩为四个字“和、敬、清、寂”茶道精神。千利休提倡茶道应以“无中万般有”、“一即是多”的禅宗思想为根底,去掉一切人为的装饰,追求至简至素的情趣。他改革了茶室,由书院式的豪华建筑改为简素的草庵式建筑,以简素和非对称性为其基本特色,从茶室建筑、装饰和摆设,到煮茶 方法 、使用茶具样式和吃茶礼仪,进一步融入禅的简素清寂的精神。狭窄的茶室和茶庭空间,简洁的内部摆设,反而使人感觉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情趣,蕴涵着无边的开阔和无垠的幽玄。朴素的草庵式茶庭,不规则的露地式茶庭和形态不匀整的茶具,使人进入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与造化合一的古雅和空寂的理想境界。千利休的茶道俗称“空寂茶”。由此,在日本有“茶禅一味”的说法,茶道也因此成为修炼精神和交际礼法之道。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结晶和日本人生活的规范,是日本人心灵的寄托,是应用化了的哲学、艺术化了的生活。日本的茶道虽然源于中国,但在大和民族独特的环境下,它与宗教、哲学、伦理、美学自然地融为一体,成为日本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茶道中的“本来无一物”的哲学思想,不对称、简朴、素淡,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千利休贯彻于茶道中的“空寂”,是强调从“无”的境界中发现完全的、纯粹的、精神性的东西。从美学的角度言之,其草庵式茶道,肯定简素,完成了茶道这一特殊艺术以“空寂”为中心的幽玄美。

如果是说中世以千利休为代表的茶道的美表现为“空寂的幽玄美”,近世以松尾芭蕉为代表的俳谐艺术美则表现为“闲寂的风雅美”。

3 松尾芭蕉的俳句——闲寂的风雅美

日本 文化史上的安土桃山时代末期,即江户前期,流行以芭蕉为代表的“闲寂美”的俳句。俳句是日本民族诗歌的一种独特形式,形成于室町时代,后以松尾芭蕉为代表的俳人,将俳句推向了全盛期。俳句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在审美情趣上,都是由日本古代诗歌演变而来。拥有俳圣美誉的松尾芭蕉在俳谐 艺术世界进一步 发展了“闲寂”的审美情趣,创造了以“闲寂”为中心的风雅美,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日本歌论的美学范畴。这里所谓“风雅”的概念,是指日本人美意识中自然感的美。芭蕉主张俳句的特殊性格:一是风雅之诚,二是风雅之寂,三是不易流行。禅道修业、回归造化,成为芭蕉俳句思想的重要源泉。芭蕉出于“一切皆空”的佛法观,追求空虚的幻想世界,故而其俳谐观和自然观贯彻了“山川草木悉无常”的思想,这 也给他的“风雅之寂”平添了几分玄妙的禅趣。芭蕉以传统的日本精神——“贯道之物”为根本,创造了俳句闲寂风雅的新风,俗称“蕉风”。

在俳句的世界里,松尾芭蕉是无与伦比的一代宗师。他经过苦心钻研,将俳句从俳谐的诙谐导向真诚,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境界,被世人誉为“芭蕉风格”。而显示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就是如下这首俳句:“寂静古池塘,青蛙跃入池中央,水声扑通响”。这首俳句既表现了自然的美感,又巧妙地将恒定的存在与瞬间的动作结合起来,从而暗示了无止境的事物与此时此刻的事物的并存这一人生的哲理。从芭蕉的 “徘眼”来审视,可以看到,古池周围一片幽寂,水面的平和更增添一种“寂”的气息,青蛙跃进池水,猝然打破了这一静谧的世界,水声过后,古池又恢复了宁静。在这一瞬间,动与静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表面是无穷尽的宁静,内里却蕴含着一种大自然的生命律动和无穷的奥秘,以及作者内心的激情。可以说,芭蕉感受自然不是单纯地观察自然,而是契入自然物的心,将自我的感情也移入其中,以直接把握对象物生命的律动,这样,自然与自我才能在最高层次上达到一体,从而自我能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进入幽邃的幻境,艺术上的“闲寂”之风雅也在其中了。芭蕉在奥洲小道旅行,置身于景色优美而沉寂的意境,心神不由为之清净,于是作了一首名句:“一片闲寂中,蝉声透山岩”。这首徘句的“闲寂”精神,与《古池》是相通的,都是体现了芭蕉的“闲寂风雅”的典型佳句。芭蕉是俳人,也是禅僧,他的禅文化精神流贯于他的俳论和俳作。这些“俳禅一如”的俳句,不仅贯穿了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精神,而且体现了流行于其时的日本化了的禅文化的精髓。

日本文化和美学研究者叶渭渠认为,芭蕉的艺术观以及基于此的艺术 实践,一是源自于日本传统的“真实”、“物哀”、“幽玄”的 文学思想,二是受中国老庄思想和朱子学世界观的影响。芭蕉将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朱子的“天道既人道”思想移在徘句上,在把握主客合一的基础上,寻觅俳句的人生救济的至高之道。在表现上,他的俳句深受汉诗内在张力的表现的影响。他的“闲寂”看似消极无力,但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力量。

松尾芭蕉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俳句以及诸多俳论,他发现了禅文化中存在的美,创造并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日本美。正如川端康成所说,芭蕉在俳句方面对传统美的传承与创造,的确是个“登峰造极者”。人们尊他为“俳圣”,这是当之无愧的。从芭蕉的俳句、俳文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日本的“闲寂”的风雅之美,并进一步领会到这种美只有在永恒的孤绝精神之中才能产生,而这种孤绝的精神只有在自然、自然精神和艺术三者浑然一体中才能放射出光芒。

空寂和闲寂作为审美理念,其意义是非常暧昧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空寂和闲寂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茶道和俳谐道两个领域,构建了幽玄美和风雅美的世界。

4 结语

艺道文化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之一,体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技艺之称为“道”,不仅意味着艺技达到至高至纯的技法,而且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精神内涵(下转第145页)(上接第141页)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哲理。日本艺术家把佛教的苦行和禅宗悟禅引进艺道之中,通过反复的实践和体悟获得艺术技巧的成熟,从而达到化境。在日本艺术精神中,艺术显现禅意禅趣之境是重要的审美原则之一。日本各门类艺术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都 总结 出某种 经验 性的理论,也陆续形成一些艺术美学特征。最典型的是“空寂”和“闲寂”两大范畴。作为美学范畴,空寂和闲寂是日本传统审美意识同佛教禅悟相结合的产物,是禅宗“无”的观念在艺术创造和审美领域的延伸,充分显现了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欣赏的审美情态。千利休的茶道和松尾芭蕉的俳句充分表达了禅意和禅趣的精神追求,也蕴含了空寂的幽玄美和闲寂的风雅美的审美特征。

参考文献

[1] 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 藤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3] 邱紫华东方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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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化是通过吸收、选择、融合外来文化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文化时代，当时的日本是一个狩猎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徐福入海东渡对日本社会变革及文明进步起了推动作用。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渡来人源源不断地将大陆先进文明带进日本。日本对唐文化的吸收在奈良时代达到高潮。在长达千余年的对大陆文化的借鉴中，日本把大陆文化变形、融合，使之日本化，最后使大和文化日渐丰盈起来。二战后，美国文化又滔滔涌入。这三次外来文化对日本的冲击过程也是日本贪婪的吸收过程，日本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将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自我文化有机的结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杂文化”。

　　唐文化的蜕变

　　徐逸樵先生认为，早在古坟时代以前，汉字、汉文化就已渗入到日本。六世纪末，中国大陆重新统一，日本从朝鲜半岛引身而退，开始改革内政。遣唐使则是这一时期日本输入外来文化的主要媒介。中国儒家典籍最初是作为日本人学习汉字的识字教材而被阅读的，而儒学则作为人伦关系理性思索的思想体系被嫁接。日本人有所选择的导入儒学思想，但就儒学的核心来说已非中国儒学的原貌了。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仁”被认为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德。而日本儒学属于核心地位的则是“忠”。中国的儒学中的“仁”体现在孟子的“以德行仁者王”，认为君主不行仁义，臣亦可放逐。日本儒学反对孟子的“放伐”说，提倡臣下无条件的忠诚。中国的“忠”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中国的“忠”意味着对自我良心的忠诚。“忠”本身和“义”联在一起。在日本，“忠”是“臣对君无条件忠诚”，意味着家臣必须无条件的为主君献出一切，包括生命。这与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制度是相一致的。也正是因为日本儒学强调这种无条件的绝对“忠诚”，失去了中国儒学中的人本思想，而增加了凶残和野蛮的一面，为以后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埋下了祸根。唐文化博大精深。日本不仅从作为思想体系的儒学中吸收、借鉴，还从文化的各个方面参考、改良。

　　西方近代文化的引种

　　日本目睹了鸦片战争，震惊之余，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技术，加强国防建设。明治维新后这种模仿全方位加强。日本引进西方文化时加入自己的特色，这在宗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日本的基督教是变形了的基督教。基督教原本是以上帝耶稣为信仰对象，而“秘密天主教”最为信奉的不是上帝耶稣，而是圣母玛利亚。就其文化根源来说，基督教是浓厚的父性色彩下而成长起来的宗教，男性成为崇拜的对象。日本很早就把从中国福建传来的送子观音作为心神的主宰，而“秘密天主教”最为信奉的圣母无疑是以此为摹本，看看身着农家衣的圣母玛利亚无疑是日本母亲的形象，这体现了日本人意识深层的母性的存在。文学方面，随着这股“洋风东渐”，西方文学思潮大量涌入日本。写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相继统领明治文艺领地。大政时代的“私小说”的异军突起，不能不说是日本文坛对“既西方的、又日本的”、“和洋结合”的文学形式的一种探索。如果说谷崎的《源氏物语》的现代版是那种纯粹的日本式古典美的回归，那么“新感觉派”的川端康成则是日本文化与西洋文化完美结合的杰出代表。西方文化被日本吸收、改良，甚至异化，涂抹了日本的色彩，为日本所用。日本引种西方文化，并使之随日本的水土而发生了变异，从而日本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补给。

　　美国文化与“和魂美才”

　　美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早在明治时代已露端倪，二战后，方滔滔涌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美国文化冲击波。

　　日本在移植美国文化的同时，也从某些方面进行了“和”化，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和魂美才”。日本对美国文化的这种“和”化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思想领域，日本人对“民主”的理解与西方美式的民主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理解的“民主”是“一种由集团内部高度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所构成的共同的思想‘感情’，有别于美式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绝对个人主义”。日本人眼中的民主是在一个社会集团内部有充分展示其才能的机会。其中一方面个人独立、自尊，肯定个体自我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发挥团体的制约作用。日本式的经营管理模式与日本人对民主的理解相一致。它以共同体主义和重视人情味为经营管理方式的核心，不仅重视资本、技术等物的因素，更为重视人的因素。“在日本，经营者的最大作用，是培养与雇员的健全关系，是在公司中造成家族式的一体感。”企业重视员工的个性，关心员工的生活；员工对企业忠诚、奉献，从而形成一种员工与企业之间稳固的新型人际关系。这种管理模式，吸收了西方的个人中心主义，并增加了日本的特有色彩，形成了一种日本式的个人与集体的相互依存的稳定的连带关系。

　　在日本的历史上这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狂潮的过程，也是日本形成自己文化模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文化特有的“和魂”，虽然时隐时现，但却贯穿始终，并且在质的方面影响着日本文化的演变。特别是日本人对“神化”的天皇的崇拜和传统的“家”观念，都还根深蒂固的深植于其民族心灵的深处。正如一名德国记者说的那样，“日本这个民族不仅爱好新奇，而且还是一个意外严守古风的民族”。

中日友好或是一厢情愿 两千年从没友好

中日新甲午，对弈“车马炮”

中美的世界经济合作与战略博弈适用于围棋智慧，而中美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附近，即东海局势的博弈则犹如一盘中国象棋。当年美国为称霸世界，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不失时机地选中了日本，以《旧金山和约》激活日本。今天的美国在西太平洋为了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再一次松绑日本，以象棋布局——启动“日本车”。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上应对中国的棋局早已铺开。但美国所启用的一些棋子大多已没有太大用处。比如，中国台湾，只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已经冲到“底线的兵”，象棋中称之为“老兵”，发挥的作用与力量最弱。而韩国，则是美国西太平洋战略博弈的一只“马”，但因中国与韩国近几年经贸合作和地缘政治影响，至多也只是美国的一只“绊脚马”。遭台风“海燕”重创后菲律宾尽管甘听美国使唤，但只能放几声空炮，充其量只是当美国的一只“没有炮架子的炮”。尽管澳大利亚对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说三道四，但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与中国合作，因此，澳在美国西太平洋遏制中国的棋局中是一只“不会过河的象”;

显然，只有日本奋不顾身地充当了美国西太平洋遏制中国棋局中的“车”。这只“车”还是一只冲过河的“骑河车”，这条“河”就是冲绳海槽，“车”横冲直撞想控制中方兵、马等各子的活动，即除了控制中国的钓鱼岛还想要控制中国海军进出的几条海峡。

至于朝鲜、俄罗斯、东南亚其他国家和欧洲国家等则是这盘东海棋局的围观者。

观看去年年底以来的棋局，可以说，中国“飞象开局”，遇到日本“臭棋”。如果将三中全会决定成立深改组比作象棋中“飞象”，国安委比作象棋中的“跳马”，那么三中全会结束十天后，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则是在中国象棋中走了一着“巡河车”，它是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主动作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可谓出了一招“臭棋”。此举让众多饱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的亚洲邻国产生不满与不安。中国多位驻外使节通过发表署名文章、召开记者会等方式批驳安倍政府错误言行，站在世界和平与人类道德制高点展开外交攻势。这是在防守中抓住战机，果断使出的妙手。

时至今日，我们要认清日本人特有的崇强鄙弱的民族性格。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在宋朝以前的强盛时期，日本称臣于中国，那时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从明朝开始衰弱时，日本人则对中国不断侵略、掠夺。再看二战后，从中日友好大局考虑，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战争赔款的诉求，而日本如今却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从历史和现实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世代友好下去”恐怕只是中国一厢情愿的想法。l月19日自民党明确提出要修宪并删除“不战誓言”，为未来发动新的战争解除“紧箍咒”。

中日新的“甲午战争”开始打响。在这场新的中日“甲午战”中，中国要从实力和心理上双重打败日本，让日本人心服口服。对中国而言，丢掉幻想，做好对日“车马炮”搏杀的准备才是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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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看日本文化内容提要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文章通过对中日简体字的字形比较，揭示了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既吸收和借用了中国的汉字文化，又脱离中国文化束缚的、与中国汉字文化相呼应的日本汉字文化的特点和民族心理。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及其原因根据日本内阁1981年颁布的《常用汉字表》(1945个)和我国通用汉字表中的一级、二级常用汉字(3500个)，可以发现大约有600多个汉字存在着字形上的差异，其中属于结构字形上差异的大约有588个，如：県(县)、伞(伞)、(亲见)(亲)、気(气)、机(几)、里(里)、默(默)等；属于外貌字形上差异的大约46个，如：亚(亚)、渴(渴)、穂(穗)、鸟(鸟)等。(括号外的汉字为日本简体字，括号内为我国的简体字)。中日汉字在字形结构上出现差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双方在汉字字形整理中遵循的取字或用字原则有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1．日本《常用汉字表》取字比较注重“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如果从大处着眼，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字形与字义两者完全契合的。如：“为、昙、碁、车、马、风、竜、贝”等字；另外一类是取字或者用字意图与本义并不完全契合，而只具有某种曲折的间接联系的。与前一类相比，后一类的情况在数量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另外，如果数体都符合“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那么则选择以笔画少的为正体。如：“竜”与“龙”本是一对异体字，都能体现字的“初形本义”，但是由于前者笔画少，所以取其为正字。我国在整理字形时，本着从简，便于应用的原则。“整理字形的标准是：同一个宋体字有不同笔画或不同结构的，选择一个便于辨认、便于书写的形体；同一个字宋体和手写楷书笔画结构不同的，宋体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体，不完全根据文字学的传统。”2．从深层次上讲，日本取字、用字的原则还与其文化息息相关。字形是文字内容的形式承载，是文字能够成其为文字的物质依托。对于文字实现其消除有声语言传递的时间障碍来说，字形固然是必要条件，而文字的文化功能，特别是其文化蕴涵功能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形来实现的。字形是汉字文化蕴涵的镜像。同一个字如果存在不止一个字形，也就是所谓异体字，其形义之间便有了多维的联系，而这种具有多维的形义联系的字形又有更多的机会蕴涵某种文化信息。同字异形不光有历时更替的，而且也有同时共存的。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日本的汉字文化蕴涵1．单字文化蕴含考“灾”和“灾”，均属会意字。《说文，川部》：之灾。日本列岛濒临太平洋，属于著名的地壳变动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地震、火山、海啸、台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岛国，日本选用“灾”字的意图不仅是因为该字形描绘的是字义所指现象发生的原因——水、火，更符合“初形本义”，而且也符合日本的自然环境。而我国简化了的“灾”的字形只是勾勒字义所指现象的典型表现——房屋遭火焚。“羲”和“义”，“羲”为会意字，甲骨文从羊，从我(刀锯)，表示用刀锯屠宰牛羊以祭祀。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羲。而“我”是象形字，本义当为锯类工具，后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说文，我部》：“羲，己之威仪也”，日本依旧以“羲”为字形，未作简化，取字意图首先是为了确保该义所指概念密切联系的现象(我国则将其符号化，简化成了“义”，已无法看出字源)。另外，日本的“羲”，既不来自中国的儒学，也不来自东方佛教，是一个日本的范畴。包括良心、名誉、情面、义气等，实际上含有不让自己的名字和声誉被任何诋毁所玷污的责任。这种“羲”的责任在大量传统文学中得到赞颂，并被同武士的德等量齐观。其中最流行的就是堪称日本民族叙事诗的《忠臣藏》(又名《四十七浪人的故事》)，讲的就是47位忠义浪人抛弃自己的一切，为主君挽回面子而复仇、然后集体剖腹的故事，起因就是一位地方大名自尊心受辱，觉得有损威严而已。虽然在世界文学史上并无多大的价值，但是却被选人本国的教科书，在剧院里演出，拍摄成现代**，印成通俗出版物，成为今天妇孺皆知、日本生气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耻”和“耻”本是一对异体字，我国以“耻”为正体选用字，日本《常用汉字表》以“耻”为正体选用字，中日正好相反。《说文》：“耻，辱也。”小篆字形作“耻”，从耳从心，会意，给人以“听到批评时，心里羞愧”这样的联想。这是“耻”之“初形本义”。“耻”写作“耻”，由会意字变成了形声字，从耳止声，这是汉字经过隶变，很多偏旁和笔画混同了，这使汉字的理据性大大减弱。因而，学者们都认为“隶书”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由此可见，日本《常用汉字表》取“耻”的意图不仅是因为“耻”这个字形更符合该字隶变前的“初形本义”、“传统字理”，即该字形是以本义所指概念引出的结果来表示本义的(我国则根据从俗原则取“耻”)，而且从另一方面看，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至今也仍然谈不上开放，封闭、保守、排外等特色依然存在。长期以来，日本人已经完全习惯了在一个狭小、封闭的集团空间中生活，每时每刻都注意着他人的眼色、目光行事。著名的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先生在自己每天行为的根本准则)。”所以日本人的“羞耻心”源于企图掩藏自己的毛病、弱点以及与他人的不同之处，避免因暴露了这些而受到歧视的心理，是一种以自己为核心，把自己和别人相比较时所产生的一种自卑心理。2．字组文化蕴含考(1)“颜”和“裹”——表和里的矛盾性格写照。“颜”为形声字，篆文从页，彦声。隶变后楷书写作“颜”。《说文，页部》：“颜，眉目之间也，从页，彦声。”本义为眉目之间，俗称印堂。后来又引申为额头、面容、面子、色彩等。“裹”，表示衣服的内层：绿兮衣兮，绿衣黄衣。后引申泛指里面。日本常用汉字表保留着这两字的初形，我国则简化成“颜”和的才是真心话)。”这就是日本人特有的“颜”和“裹”的行为观念。日本人一直用“颜”这个词来表示人格、人品、权力、名誉等，一方面注重表面上的现象，而另一方面，他们更重视“隐藏着的、朦胧的、模糊的”“裹”。日本人之所以注重“颜”，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关系到人格、人品、名誉等，但是能左右这些的本质东西的还是“裹”。日语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发现日本人不喜欢露骨的、直来直去的说法和行为，因为一旦事情太明了，事物的任何价值也就随之消失了。 (2)男汤(男澡堂)、女汤(女澡堂)、钱汤(澡堂)、秘汤(坐落在深山中鲜为人知的温泉)——日本的澡文化“汤”，形声兼会意字。金文和篆文从水，汤声也兼表热义。隶变后楷书写作汤。《说文，水部》：“汤，热水也。从水，昜声。”本义为热水。又特指温泉(海内温汤甚众，有新丰骊山汤)。日本取其“初形本义”，未作简化，而我国则取其引申义(带汁液的菜食)，简化成“汤”。基于火山众多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日本成了一个温泉的王国，全国有数以万计的天然温泉，为日本人满足肌肤之悦、养生休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不仅温泉浴场遍布东瀛列岛，而且投币式淋浴箱也随处可见，公共澡堂生意兴隆，使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喜欢洗澡的民族。洗澡在日本有着宗教上的意义，即洁净、清静及信仰，表现出对神的感谢和佛教中的无我无欲、身心皆融入净土般的“圣境”。追求“洁净”自然也就成为超越时代的、绝对的美学原则。这一原则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审美感觉、道德意识乃至文化心理，给这个民族打上了鲜明的精神标记。如进门脱鞋的规矩和礼仪；还有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主流画坛，最能拨动日本人心弦的，始终是那种清爽、明净，或略带朦胧的风格。3．字系文化蕴含考(1)“门”旁文化考——日本的和式建筑、空间文化一瞥。日本是寸土寸金的岛国，日本人合理地利用空间，巧妙地使狭窄的空间表现出美感、协调感和实用性，形成了特有的空间文化。而日本的和式建筑就是空间文化的代表杰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门”旁的汉字——“関”、“间”、“闲”。《说文，门部》：门，闻也，从二户，象形。日本为保持其象形度，借用该字后没有简化，(我国则省作“门”)。日本人说的“门”，几乎都是建筑在“边界线”上的门，是意味着与外界隔离开的大门，总称是“出入口”，一般都不上锁，而房屋内的门多用“～口”、“～户”。中国的宅院，一般都有好几个“门”，而日本的宅院只有一个。再看“関”字，为会意字，金文从门，中像有闩之状，隶变后楷书写作关，异体作阴。《说文，门部》：“关，以木横持门户也，从门， 声。”本义为门闩。日本把“房门前后的一块地”称为“玄关”，该处一般要比屋里低出十公分左右，日本人在接待外人时，常常在“玄阴”应酬而已，如轴、插一束鲜花，别无他物。看起来好像白白占去了一块空间，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它是体现房屋主人审美情趣的重要空间。“同”，原为“闲”，会意字，用门中可以看到月光会空隙之意，篆文将月移到门中并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闲。俗改月为日写作同。《说文，门部》：“闲，隙也，从门，从月。”本义为空隙。上述的“玄関”也是“间”的很好体现。“玄阴”既不属于房屋的“内”也不属于“外”，而是“内”与“外”的“间”。“玄阴”给主人和客人一个回旋的余地，主人可以在“玄関”判断是否请客人进屋。即使不请客人进屋，因为已经在“玄阴”接待了，所以也不算把客人拒之门外。日本人之所以很注重“玄阴”，留心把它搞得整洁明亮，就是因为“玄阴”是生活中重要的“间”。“间”是一种情境，一种氛围，它给人留有充分的想象、判断的余地，而这种“余地”是日本文化特别注重和推崇的。如果用“日”代表日本民族，用“门”代表社会环境或规则，那么，“间”字形就恰是日本的人际关系图。从外面的“门”到内部的“日”，中间存有空间，下边留有开口。这空间不是物理上的隔断，而是自己给自己定位并与外界保持联系；这开口是给人留有思考或回旋的余地，以便求得调和。即使是朋友，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美”。所以日本人在表示时空意义上的范围时，更注重把它作为一个空白区的垫在意义。甚至干脆把“人”称作“人间”；伙伴儿称作“仲间”；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子、笨蛋)”。不管与谁交往都要注意“间柄(关系)”。有人把日本文化称为“间人文化”(《间的日本文化》，剑持武彦著，日本朝文社)或“间人主义”(由日本著名教授滨口惠俊提出，相对于欧美国家的个人主义而言)，意思就是行动时充分考虑他人或所属组织的立场、心情及相互间的关系，强调相互间的依存和尊重。日本人觉得“同”是一种平衡的感觉，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可以通过其来介入，使原本不平衡的东西变得平衡起来，这里面深藏着日本人对人或事的一种调和感，并反映在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日本人很少用握手来表示致意，而一般会和对方保持一段距离，用点头、弯腰鞠躬直至双膝跪下、上身伏地来表示。又如：俳句是日本文化独有的一种诗歌形式，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短的定型诗歌，一共只有17个音符。日本人认为好的俳句，并不要求它表达什么思想、主张、情感，更不允许出现什么议论、评判，而是能用语言描绘一个情境，给读者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即能创造令人产生种种遐想的“同”。江户时代的著名俳人地用一个“跳”字传神地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时空相交，天地浑然的立体画面。而且它所描绘的那种空凉、寂寥的情境十分符合日本人遐想联翩的审美意境。日本的国技——相扑比赛也极好地体现出“同”的文化。每场比赛之间总穿插发悬赏金、喝大力水、撒盐净化土台等内容，用“间”把紧张的比赛分开，使比赛既紧张又轻松。观众置身于时间和空间相互交替的间隔中，尽情欣赏心、技、体融为一体的古老竞技。而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也在有意无意地磨练自己的“间”意识和“仲间”(伙伴儿)精神。日语里采用“兜圈子”式或婉转的否定式的中性、暧昧的语言也特别多。孕育出这种“间”文化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自古以来的农耕作业要求众人的协调、配合和耐心。同时，年复一年发生的种种自然灾害使他们习以为常并采取积极对待的态度，人们学会了从变化中体会“美”的存在，对于一种状态向一种状态的转变即“间”倍加欣赏。二是日本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十分接近，所以意识形态也相对稳定，相互间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感。日本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中往往可以心照不宣地表达感情，“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无须多费口舌。还有一个“闲”字，《说文，阴部》：“闲，阑也，从门中有木。”本义为栅栏。后来借作“闲”，由空隙引申为闲寂，这也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另一种审美追求。由于日本的气候四季分明，日本人对大自然的变迁十分敏感，常常流露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这种“感性”的特征，使得日本人产生了“物哀、幽玄、闲寂”的美学理念。称作“和室”的日式房子干净整洁，在不奢侈的质朴中，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古雅和闲寂的美，从字形上看，日本人不愿意把含有自然之物的“木”(日本人更愿意理解成树木)的“闲”字进行简化，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在“门”旁汉字中，不仅蕴涵了日本民族居住空间的审美意识，而且透示出他们对“距离产生美”的审美意识。(2)“気”字短语一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体现。我国简作“气”，象形字，甲骨文像云层形，因与数字“三”形近易混，金文与篆文稍加弯曲，以像云气升腾流动之状，隶变后楷书写作“气”。《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本义为云气。后来做了偏旁，“云气”之意便借用“气”来表示，日本简作“気”，即下半部多了个“乂”。《康熙字典》：“五”，古文为“乂”或于上下各加一平横。《汉字源流字典》：“五”，象形字，甲骨文本像两物交叉形，或于上下各加一平横，以突出纵横交错之意，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五”。《说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这是就当时的社会思想所作的附会，本义当为纵横交错。而日本根据《说文》的解释，以与本义密切相关的现象来表示本义为取字意图：“気”实为五行之气，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王充曾在《论衡》中说过，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做万事，如果五行之间不能相制，则不能相使，不相克则不能为用。诸物之间相害相利，动物之间相胜相食，都是五行之气在起作用。指出了五行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排斥、相互克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协调、结合，才使宇宙万物经常处于平衡的状态。日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仅尊重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而且非常注重人的心灵感受，良好地保持着和他人的和谐关系，在引进“气”的同时，根据自己本国的生活习惯、思维等对“气”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使得日语中的“気”更具有一种形象的、生动的色彩。“気”的意义随搭配词及使用场合的不同而不同，不仅能表达变化、流动的自然现象，而且更钟结语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主要表现在结构方面，日本的取字原则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体现了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意识。另外，日本对会意字的保留情有独钟。所谓会意，就是字形构成、形义联系比较松散，需要借助某种程度的联想来领会其理据。这种性质决定了由会意方法构成的汉字有较多机会传载有价值的文化信息。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凡是构成理据所蕴涵的取字或用字思维不符合异国人的思维规律或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会意字，一般都有某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异域文化信息蕴涵其中。反之，其构成理据只反映了共同思维规律、普遍观念意识的会意字则一般无跨国文化蕴涵可言。--------------------企业文化论文_日本企业的经营模式与企业文化

摘要：历史上的日本我们可以明显的总结出很多特点，笔者觉得最能体 现日本历史的特点就是日本的强大野心和善于学习的民族精神。日本的野心使得日本曾经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善于学习的民族精神也使得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国成为第二经济强国。 关键词：日本历史 特点 野心 学习 一、日本的野心 在历史上看，中国与日本曾经长期的“友好”，这源于那时的中国国力极端强盛，远非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所能匹敌，因此在整个亚洲范围内，中国文化是绝对的强势文化，日本、韩国、朝鲜以及越南等国家收到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在今日我们还可以在这些国家的文化中看到中华文化的影子。日本也是如此，在历史上，日本曾经长期地向中国进贡并且定期派出使臣朝拜中国皇帝（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而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也是得益于中国的唐朝，虽然现在看来日本封建制度更像是欧洲的庄园制，但是这期间中国因素始终贯穿日本封建社会的发展。日本派遣遣唐使以及学习中国隋朝的文化以及官员制度为后来日本的“大化革新”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至日本明治维新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日本一直都是臣服于中国海外蛮夷小国。 实际上，日本人受其地理环境的影响十分崇尚“天神的力量”，对于超自然的力量有着疯狂般的迷信，因此狭隘的岛国心理加之日本近代短暂的屈辱实际上又促使了日本人信奉强权、尊敬并且推崇实力的心结。 佩里将军用火炮轰开了日本的国门，这之后日本奋发学习逐步的超越了中国这个昔日的“老师”，而在日本人亲自看到了这个“老师”的腐朽没落之后，依仗明治维新后快速发展的国力，日本人骨子里的那种对于中国的崇敬荡然无存，相反，由于自身实力的增长，日本人的自豪感以及强盛国家的荣誉感远远的超过了对于中国崇拜，而实际上，那时的中国早就不值得被人尊重了，中国的孱弱简直可以被任何人欺负，所以日本就开始对中国咄咄逼人。直至甲午海战以及后来清政府遭受列强的侵略欺辱，日本人完全改变了对于中国的看法，这是历史上日本人对于中国看法的第一次跳跃：由崇敬转变为蔑视！昔日自己学习的对象今日没落了，还要羞辱欺辱一番，以切合日本人内心那份迅速膨胀的民族主义思潮。这还不算，日本人的野心一路膨胀，先后打败了沙皇俄国、取得了中国的青岛、东北以及朝鲜属国，英国美国为了自保默许日本人恣意妄为，这实际上都加快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为之后日本人内心的形成以及民族特点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日本之变在于内心的转变，这种转变最难改变，其影响一直到今日还可以看见端倪。 日本人的野心被一系列的胜利放大了，因此野心的膨胀就带来了无尽的贪婪，就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就敢傲视一切了，而这一切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再赘述了。 二战的初期，直至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日本的野心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而对于中国的肆意侵略以及中国大片国土丧失的不幸事实，在客观上使日本的民族独大精神得到了满足，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日本人一个向世界证明自身实力的机会。毕竟，日本是亚洲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曾经跻身过全球列强行列中的国家，这段历史给予日本人的是现在还向往着“那段辉煌的过去”。 二、日本善于学习 日本国家，不管你对它有何成见，你研读日本19世纪以来的历史，却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就这一点来说，你不能说它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由于近两三百年中日战争的关系，我们对日本国有成见。很不幸，有了这种成见，我们不能看清日本的长处，犹如戴上一副有色眼镜、变色眼镜。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接受老一辈日本鬼子残忍、毒辣、无人性的教育，成年后又接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宣传，这当然是必要必须的，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可是，我们的思想不能到此止步，要警惕成见束缚我们的理性。我们需要时时刻刻警惕、提防历史可能重演，也要问一下中国应从中汲取的教训。 中日两国有着漫长的交往历史。在过去2000多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双方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教与学的关系，中国是先生，日本是学生。日本通过进贡贸易和派遣学者使团，满怀热情地吸收着中国的语言、文学、哲学、法律和政治体系。中国5000年的文化，传到亚洲有三个国家，日本和韩国、越南，日本是学习得最好的也是保存得最好的，有些方面的传统我们自己都甩掉了！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个绝招，就是学习过程经济中断，把自己孤立起来，把来自己中国的文化营养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口味加以消化。我想，日本国的学习不会没有争论，但争论不会有教条的、抽象的原则，一切都以国家利益至上。正是在这样，在十九世纪中期西方工业文明到来的时候，日本就毅然地转向西方学习，而中国这个时候还是恪守着祖宗之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昵？在过去，西方也曾向日本输入过医药、枪炮，这个时候日本国看中的是西方的工业文明，就抛下中国追求先进生产力了。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日本不惜改革，发展私人商业和手工制造业，建立交通和通讯系统，让人民接受良好的教育，推行相对友善的经济政策，维护民族的统一。子工业文明要求有新的游戏规则，就是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之适应。日本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并从1890年开始了议会政治体制，虽然其后有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但1945年后日本经济奇迹般的复苏和增长，和上

　　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

　　　　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

　　　　 ——评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悠 哉/文

　　　　出于教学需要，《燕园梦》作者、中国文学大师悠哉从单位图书馆借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向远教授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以下简称“该书”）。回家后细细翻阅，悠哉大吃一惊！“笔部队”这个奇怪的名词，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它极大地拓展了我对现代日本文学的印象，真可谓“醒眼看日本”的一部极好学术论著。

　　　　遗憾的是，这本1999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仅仅印刷3000册。在时下喧嚣和浮躁的中国学界，这个印数自然是区区不足道的。也许正是这个原故，它迟至十年以后，才姗姗地进入我的眼界吧？悠哉大师素日不写学术著作评论的，但是既然读到好书，不介绍有辜负之意，因此拨冗聊写一篇，向广大网友进行介绍和宣传。（顺便说明：除太宰治的《惜别》摄自悠哉藏书，其余摄自本书）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于东亚海岛，从此开始自己雄心勃勃的拓疆国策。与此相呼应，思想界也出现贬低中华的论调。据该书介绍：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1875）第一次将中国和日本、土耳其列为“半开化”国家，提出日本正在成为西方那样的文明国度，因此理应成为东亚盟主。他甚至画好了“支那帝国分割图”。此后，经过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冈苍天心《东洋的理想》、保田与重郎《蒙疆》、夏目漱石《满韩处处》（109）、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1921）、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大东亚战争私感》（1942），日本文学里充斥着贬低中国的宣传，在日本发表后，效果无疑是负面的。

　　　　这里需说明一下：夏目漱石《满韩处处》和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如今有译本，但是书名改了，比如芥川龙之介的书译作《中国游记》。据王向远说，夏目漱石的东北之旅是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的邀请，那么很显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作家私人旅行。

　　　　1931年，伊藤永之介为配合“满蒙危机”的政治宣传，在《万宝山》中歪曲描写了“万宝山事件”。1932年，直木三十五的《日本的颤栗》歪曲描写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叫嚣“战争真是太好了！”1932年横光利一出版《上海》，正面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言论……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大量移民，相应地又出现所谓“大陆开拓文学”，成立了以荒木巍、福田清人、近藤春雄为首的“恳话会”，炮制了80多部作品，最著名的是菅野正男《与土战斗》、和田传《大日和村》、《殉难》。又冒出所谓体现“建国精神”的“满洲文学”，代表作品有安西冬为《军舰茉莉》，其中的《春》写道：

　　　　“一只蝴蝶，向鞑靼海峡那边飞去。”

　　　　乍看平淡无奇，但是明白日本人将我国东北喻为“蝴蝶”（面积轮廓似蝴蝶形状），就明白其险恶用心了。

　　　　就这样，日本文学家在侵华政策的支持下，一步步地“协力”侵华战争，终于走进“笔部队”。

　　　　通常我们喜欢说：日本侵略者是“武装到牙齿的”。殊不知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应当说：他们武装到国民的灵魂才是。而这项工作，自然少不了他们的“灵魂的工程师”——日本现代作家——的特殊“功劳”。

　　　　该书共14章，从第5章起，集中论述日本这支特殊的“笔部队”。请大家耐住性子，待悠哉大师慢慢道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陆续有日本记者、作家派往中国，进行“协力”军事的报道和宣传。例如：吉川英治、木村毅、小林秀雄、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石川达三等。其中尾崎士郎的《悲风千里》影响很大。还发生一件有意思的事件：

　　　　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描写日本军攻陷南京后的烧杀和掠夺，作者的想法是“把战争的真相告诉社会”。不料在《中央公论》发表后遭到当局逮捕，法院判他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理由是：“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与此同时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却畅销120万册。这两个事件促使军部和政府强化对作家从军创作活动的管制。

　　　　1938年8月20日是个关键的日子。许多日本作家收到菊池宽（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的快递明信片，通知他们到内阁情报部开会。与会者有菊池宽、尾崎士郎、横光利一、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片冈铁兵、林芙美子等。最后确定22位担任军部的派遣作家。他们从军部领取高额的津贴，发给军服、军刀、手枪、裹腿等，俨然一批出征的将军。出发前，日本报纸进行大肆宣传，称作“笔部队”。

　　　　来到中国后，他们先是采访攻克武汉的日军，有人又到南京、杭州。第一批后，军部又组织了第二支“笔部队”（为省篇幅，名单略）。他们回国后，无一例外地撰文谈观感，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值得一提的是林芙美子，她是“笔部队”里唯一的女战士。回国后写了《战线》和《北岸部队》。

　　　　此外还有军人作家。例如藤田实彦《战车战记》、谷口胜《征野千里》、日比野士郎《吴淞渠》、冻田博《分队长日记》、上田广《建设战记》、火野苇平《士兵三部曲》等……还有难以计数的侵华诗歌作品。应当说，他们是以另一种身份加入“笔部队”的。

　　　　此外还有所谓“宣抚文学”，大肆进行欺骗宣传。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因《活着的士兵》而惹祸的石川达三，这时看准风头，幡然醒悟，戴罪立功，他再次来到中国，写下《武汉作战》、《敌国之妻》等正面歌颂军国主义的作品。又担任“日本文学报国会”成员。1942年他积极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战后，石川达三根本否认《活着的士兵》的那些描写，胡说什么“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根本否认南京大屠杀，声称“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

　　　　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个日本作家，中国长期以来竟然认识模糊。例如：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第十卷“外国人士作品”，把石川达三尊为“国际友人”，节录了他的《活着的士兵》；又将他战后写的《风中芦苇》作为“反法西斯文学”列入。王向远教授认为，“这些都是不妥当的”。

　　　　悠哉大师也认为，这的确很欠严肃。说实话，我在图书馆书架上也见过石川达三的作品，还不曾翻阅。但是，读过这部学术著作，了解到石川达三竟然是这么一个混蛋，我今生是绝不会去阅读的。从今往后，但凡看到这名字，我就深恶痛绝！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1月3日在东京的帝国剧场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抨击英美文化，鼓吹“亚细亚文化”、“日本拯救亚洲”和“大东亚精神的强化普及”。1943年在东京又召开第二次会议。1944年移到南京，又召开第三次会议。这些把戏，自然是“思想文化战”的步骤，是“笔部队”的另一种形式。

　　　　值得介绍的是佐藤春夫的**故事《亚细亚之子》（短篇小说名《风云》），它以郭沫若（化名汪某某）和郁达夫（化名郁某）为原型，丑化中国抗日文化人士。佐藤春夫声称：“一切都是宣传第一，一切都注重实效。”作品主人公“汪”和他的日本妻子，被美化为“亚细亚之子”。郁达夫读到此书后，义愤地写下《日本的娼妓和文士》，指出“在这中间他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日本女人的爱国爱家的人格的高尚”；“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

　　　　1943年日本召开“大东亚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日本文学报国会”决定以其五大原则为主题，“刊行构思规模宏大的小说，向大东亚各国国民宣传皇国的传统和理想，渗透共同宣言的大精神”。其中太宰治分工“独立亲和”，为此他撰写了长篇小说《惜别》，描写鲁迅在日本仙台的留学生活。王向远教授称：

　　　　“《惜别》对鲁迅形象的歪曲，首先表现在作者对鲁迅对日俄战争的态度上。”

　　　　“太宰治对鲁迅形象的歪曲，还表现在他笔下的鲁迅对日本文化的评价上。”

　　　　“更荒唐的是，在这里，太宰治借老医生的口，认为鲁迅由医学转向文艺，是由于认识到日本天皇制的优越性的缘故。”

　　　　悠哉之所以详细介绍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惜别》，决不仅仅因为它描写了鲁迅，而是因为：《惜别》被于小植译成中文，2006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鲁迅研究专家）在序言中，首先介绍了竹内好专著《鲁迅》的观点和他对《惜别》的批评，接着他说：

　　　　“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简单、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本体’存在于鲁迅的复杂性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作为小说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对于侮辱信作者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

　　　　咳，真是见鬼了！

　　　　两位中国学者，对于太宰治的《惜别》，评价竟然如此不同！

　　　　个中委曲，叫人实在难以参透！

　　　　虽说悠哉忝得“中国文学大师”称号，却没有资格对王、董二位的学术观点评头论足。毕竟，我只是读过《惜别》，却谈不上专门研究。

　　　　该书第十三章叫“日本有‘反战文学’吗？”。据王向远教授研究，日本左翼作家在日本侵华战争后全都转向了。日本文学界所谓的“抵抗文学”，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根据法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抵抗文学”一词虚构出来的谎言。例如川端康成，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战争，在行动上却是积极参与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卖力地参加了。王向远教授断言：

　　　　“川端康成决不是当代中国不少读者印象中的‘超越时代和政治’的作家。”

　　　　奇怪的是：对川端康成，悠哉大师也存在这般印象。

　　　　还有《细雪》的作者谷崎润一郎，文洁若在《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称：“谷崎一向反对日本侵华的不义战争。”但是王向远教授称：谷崎和川端一样，也是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和“协力”战争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参加了。当新加坡陷落，谷崎高兴地挥笔写下《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迄今为止，皇军所征之处，公名正大。”

　　　　高慧勤、叶渭渠、文洁若等日本文学翻译家，为什么要不顾历史事实，向中国读者这样宣传日本作家呢？萨特曾因福楼拜没写过政府镇压巴黎公社的文字而加以谴责，他们对这些日本作家为何如此开恩呢？

　　　　我以为，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写得很好，它廓清了悠哉大师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糊涂认识。本文题为《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并非说整个日本现代文学是侵华的，而只是说：它的确烙上了“侵华”的印记，或深或浅地。王向远教授的若干论断也许值得探讨。但是，我敢担保说：这是一部用于“讲真话”的、很严肃的学术著作！

　　　　正是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