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士礼》《周易》《春秋》五部。

1、四书五经简介

四书五经，是“四书”与“五经”的合称，泛指儒家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诸多文学作品当中，四书五经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四书五经翔实的记载了我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史实资料以及孔孟等思想家的重要思想。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士礼》《周易》《春秋》五部。《士礼》通常包括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春秋》由于文字过于简略，通常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别合刊。

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经专家鉴定，其内容全部都是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一类的文献，此次公布的清华简中，《傅说之命》三篇引发关注，其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

此外，《周礼》实际上成书于两汉之间。

2、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几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

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经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曾子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

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

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曾参、子思，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

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

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前年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

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

明、清沿袭元制，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出自朱注《四书》。《四书》不仅是儒学经典，还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在近代，《四书》还被编入小学教科书。

3、五经

《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五经”。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后来的五经是指：《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1、考证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总数约2500枚。经专家鉴定，其内容全部都是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一类的文献。此前，清华简第一辑和第二辑整理报告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年底出版。

此次公布的清华简中，《傅说之命》三篇引发关注，其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古代的另一种学术造假行为叫伪托。这类伪托之作和今日之学术造假不同，这类作者只求作品传世，既不求名也不求利。

而且虽然是伪托之作，往往不乏学术价值，有些甚至是极其重要的文献。《禹贡》是我国现存最古史书《尚书》中的一篇。以前的学者都以为《禹贡》为夏朝史官甚至是大禹本人的著述，现在早已为学界所否定。

上世纪30年代，顾颉刚提出了《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观点。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证据是：《禹贡》中提到一条河“菏”，菏指菏水，是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为与晋争霸而开凿的一条运河。即此一点就可以断定《禹贡》作于公元前483年之后。

此外，《周礼》　实际上成书于两汉之间，《庄子》　除内八篇外都是后人所作，《论语》　的版本之争实际上就是真伪之辩。

2、价值

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五经”详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

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六艺

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合称，泛指儒家经典著作。

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礼记》通常包括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春秋》由于文字过于简略，通常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别合刊。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

六艺，含义有二：

1、六种技能：礼、乐、射、御、书、数。

2、指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

中国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朝，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春秋时期孔子开私学也授六艺，但此六艺即儒学六经，谓《易》、《书》、《诗》、《礼》、《乐》、《春秋》。六艺现代解释，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

五经指儒家的五部经典：《易》、《书》、《诗》、《礼》、《春秋》。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统《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

世界文化史

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一起合称为四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五经。

几与耶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经相似。也被用为封建科举中选拔人才的命题书和教科书。如果说今日学子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她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士礼》、《周易》、《春秋》。

四书五经是“四书”与“五经”的合称，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士礼》《周易》《春秋》五部。泛指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四书五经翔实的记载了我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史实资料以及孔孟等思想家的重要思想。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扩展资料

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六经之名始见于《礼·经解》孔子之言，又见于庄子之书，从郭店楚简中也得到了证实。《乐经》与另外五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其后嬴秦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并入《礼记》中，后来就只有五经这一说法。

参考资料：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

按照传统的书籍分类法，传世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最重要的是经部，也就是儒家的经典著作。研究这些经典的学问称为“经学”，从事经学有成并能指导生徒的学者则称“经师”，都一向受到人们的高度尊敬。

经部书中又以“五经”和“四书”最为基本，这里洋溢着儒家先贤深刻的思考和丰富的智慧，是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例如下列三点就具有极高的价值：

1、克己爱人的道德情操。

孔子讲“克己复礼”，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讲“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爱之道”代表了人类崇高的理想，这样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历尽古今而不变。

2、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易经》里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孔子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孟子有“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担当精神，这些都是很积极很健康，值得发扬光大的。

3、以和为贵的基本思想。

儒家经典反复强调一个“和”字，讲“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讲“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求大同，存小异，既要坚持原则，又注意团结他人。这样来处理人际关系以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之好的。

从成书的过程说，是五经在前，四书在后，“四书”这个名词的形成更晚至宋朝。而就中国先前学童的学习安排来说，则总是先读四书，再读五经，行有余力再读其他经典。现在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不大可能专门来读四书五经，但对此仍应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有一些必备的常识。

扩展资料：

四书五经的影响：

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几乎与基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经相似。被用为科举中选拔人才的命题书和教科书。如果说今日学子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五经”详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

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传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四书五经乃是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四书五经

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士礼》、《周易》、《春秋》。

四书五经是“四书”与“五经”的合称，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士礼》《周易》《春秋》五部。泛指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四书五经翔实的记载了我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史实资料以及孔孟等思想家的重要思想。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扩展资料

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六经之名始见于《礼·经解》孔子之言，又见于庄子之书，从郭店楚简中也得到了证实。《乐经》与另外五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其后嬴秦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并入《礼记》中，后来就只有五经这一说法。

参考资料：

六艺”即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种儒家经典。《史记·滑稽列传》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在《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中除了六经之外，还有《论语》、《孝经》、小学三种书，这三种书在当时都是学校诵习的课本。清人王鸣盛在《蛾术篇》卷一中曾经指出：“《论语》、《孝经》皆记夫子之言，宜附于经，而其文简易，可启童蒙，故虽别为两门，其实与文字同为小学。小学者，经之始基，故附经也。”

甲、易

目前发现的与《易》有关的简帛书籍有九种：

1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

2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楚简《周易》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是目前发现最早、文字保存最多的一种文本。共存58枚简、1800多字，涉及34个卦的内容。简本原无书题，“周易”二字是整理者根据竹书内容所定。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所藏一枚《周易》残简也可缀合进来，可以看出上博藏简和香港中文大学藏简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整理者介绍，上博藏简的发现，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所谓的“九六”之争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与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阜阳汉简《周易》乃至王家台秦简《归藏》之间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对卦、爻辞等问题有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

3马王堆帛书《周易》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与传世本有很大的不同。传世本分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终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终于未济。而帛书本则不分上下，始于乾，终于益，它的排列方法与汉石经、传世本完全不同。有人认为它比较原始，有人认为它或者是另一系统的传本。李学勤先生认为：“由帛书的卦序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第一，帛书《周易

》的经传是互相结合、密不可分的；第二，帛书卦序已经包含了八卦取象的观念；第三，帛

书的卦序充分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观念。”他还指出：帛书本卦序蕴含着阴阳学的哲理，

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但“帛书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

，它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

战国中叶，至于帛书《周易》其整体的形成是很迟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应该是楚地

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2

4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上下篇

帛书《二三子问》原无书题，“二三子问”是张政 先生根据该书首句文字拟定的。其内容是以问答的形式，分别对乾、坤、鼎、晋等卦的部分卦辞、爻辞进行了颇具儒家哲学色彩的解说，很明显它是儒家“易传”的一种佚书。

5马王堆帛书《系辞》

帛书《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五篇抄在同一幅帛上。《系辞》始于今本上篇的首章，终于今本下篇的末章，但帛书《系辞》没有今本《系辞上》的第八章和《系辞下》的第五、六、八章及七章的一部分。李学勤先生认为：“《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3

6马王堆帛书《易之义》

7马王堆帛书《要》

8马王堆帛书《缪和》

9马王堆帛书《昭力》

《易之义》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通论《易》之大义，在今传本《系辞》中也可以找到它的一些踪迹。而《要》、《缪和》、《昭力》则是三种佚书。《要》也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写成

的。《缪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缪和、吕昌等与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第二部分是

孔子自述，直接以“子曰”的方式来解释《周易》；第三部分是以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印证

《周易》。《昭力》是昭力和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李学勤先生认为：缪和、昭力的姓

氏都是典型的楚国姓氏，疑二人皆为楚地易学的经师，他们的书很可能是属于楚国传易的系

统。4

乙、书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曾发现过几次不同的《尚书》写本，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孔壁《尚书》，《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记载的刘德征集到的《尚书》，《汉书·杜林传》中记载的漆书《尚书》和《论衡·正说篇》中记载的河内女子老屋发现的二篇《尚书》等。

在出土简帛文献中，目前还尚未发现《尚书》文本，但在有些出土简帛书籍中却发现了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如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篇中，就有引用《尹诰》一条、《君牙》一条、《吕刑》三条、《君陈》二条、《祭公之顾命》一条、《康诰》一条、《君奭 》一条，共十条。其中《尹诰》即《书序》的《咸有一德》，属于所谓的《古文尚书》，而《祭公之顾命》则相当于《逸周书·祭公》。此外，在郭店楚简的《成之闻之》中也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其中有《大禹》一条、《君奭》三条、《□命》一条、《康诰》一条，共六条。其中《诰命》一条为逸书。从这些引用《尚书》文本的情况来看，它对研究《尚书》的成书与流传很有帮助。5

丙、诗

目前发现的与《诗》有关的竹简书籍有两种：

1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

阜阳汉简《诗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经》抄本，出土时竹简严重残损，经过清理，仅存长短不一的简片170余枚。无书题。与今本《毛诗》对勘，知有《国风》与《小雅》两种。《国风》中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曹》、《幽》等14国残片，只有《桧风》没有发现。计有残诗(有的仅存篇名)65首；有的仅有残句，如《小雅》则仅存《鹿鸣之什》中的4首诗的残句。6从残存诗篇文字来看，和今本《毛诗》有许多不同。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残诗“肯定不属于齐、鲁、韩三家诗”，“它不属于传统上习知的经学系统”。阜阳双古堆在原楚国境内，可能是楚地经学的孓遗，入汉后渐归亡佚。7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论论》全书有29枚简，共存1006字，有60首诗名。原无书题，“孔子诗论”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加。全书内容都是孔子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其中也有一些内容是孔子对诗歌的论述，但不见传世文献的记载。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而《孔子诗论》与传世本的顺序正好颠倒，称为《讼》(颂)、《大夏》(大雅，夏、雅古可通假)、《小夏》(小雅)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孔子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的用字也和今本《诗经》不同。简本《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讽刺、赞美的内容。李学勤先生认为：全篇《诗论》可分为十二章。“非出自孔子之手，也不像《论语》那样直记孔子言行，而是孔门儒者所撰，内中多引孔子亲说。”“《诗论》的作者能引述孔子论《诗》这么多话，无疑和子思一般，有着与孔子相当接近的关系。符合这个条件、能传《诗》学的人，我认为只能是子夏”，“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8

关于出土简帛书籍中的《诗》，除上述外，我们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

《缁衣》篇中也发现有引《诗》19条，其中包括逸诗1条。又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引《吴邿》，裘锡圭先生的按语认为当读为《虞诗》，《虞诗》引文也不见文献记载，故也当为逸

诗。9

丁、礼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也曾发现过几次《礼》书文本，如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写本《礼记》等书；10河间献王刘德得《周官》六篇，11河内民女拆老屋得《礼》三篇，12孔子故里鲁淹中《礼古经》五十六卷等。13

二十世纪出土简帛书籍所见《礼》书约有五种：

1武威磨咀子汉简《仪礼》甲、乙、丙本

武威汉简《仪礼》共存竹简469枚，可分为甲、乙、丙三个部分。14甲本《仪礼》共有398枚木简。原无书题，但有篇题，还有篇序，它们是《士相见之礼第三》、《服传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礼第十三》、《泰射第十四》七篇，共存22971字。

乙本存木简37枚，较甲本木简短而窄。内容仅为传本《仪礼》中的《服传第八》一篇，篇题写在篇道第一、二简简背。共存3042字。

丙本存竹简34枚，出土时残断严重。其内容为传本《仪礼》中的《丧服》一篇，篇末计字尾题为“凡千四百七十二”字，但实存1285字。

对于武威汉简《仪礼》的文本，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简本整理者认为，它与今本郑玄注的校记比较，合于今文者超过古文，当是属于今文本的系统，但也搀杂了一些古文本的读法，因而推测简本是属于西汉晚期传后氏(后仓)礼学的庆氏(庆普)本。15而沈文淖先生认为，西汉晚期传《礼》学者只有后氏一家，大、小戴和庆氏都是出于后氏之传，他们的经

本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属于今文本系统，而简本当是以今文读古文，因而是揉合今古的另一

传本，沈文淖先生称之为“古文或本”，他认为今本(郑玄本)是来源于这个本子。16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现存竹简 枚。其内容与今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礼记·内则》有着密切的关系。17

3马王堆帛书《丧服图》

马王堆帛书《丧服图》全图是由一个朱色的伞盖和19个正方形色块(加上残缺部分应该是24块)组成，从上到下有部分方块中间有墨线相连，其中左侧一线有5块朱色，其余均为黑色。此外，图中还有6行56个字的有关丧服制度的记载。据陈松长先生介绍，这56个字主要记述了汉初人丧服的有关规定，其中提到了三年之丧、期年、九月、七月等服丧期，但没有言及三月或更短之丧期者，这与汉文帝遗诏短丧的规定不太吻合，与传统的丧服记载亦有区别。因此，陈松长先生认为“这或许是轪侯家族自己奉行的丧服制度的一种图文式的记载”。18

戊、乐

目前出土的简帛文献中还没有发现《乐记》的文本，但却发现了两种与“乐”有关的书籍。

1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采风曲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采风曲目”共存7枚竹简，原无书题，“采风曲目”为整理者据内容所定。简文记载了40首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的各种音高，非常奇特。据马承源先生介绍：“在一篇或几篇成组的篇名之前写有一个特定的音名，这些音名用两个字组成，一是

‘声’名，即是五声音阶的名，其中发现了宫、商、徵、羽四个‘声’名，另有穆、和、讦

等九个变化音名，这些变化音名为前缀，也有后缀。这九个音名是否就是楚国乐名还不知道

，因为诗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传入的，但可以说这是楚国郢都流行诗曲的调名。一个

特定的音高下有一篇或几篇诗名，说明每一篇诗都有它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随意用任何音高

可以自由吟唱的，可见当时音乐已经达到较成熟和规范的水平”。19此外，在这7枚诗曲音调的竹简中还记载了我国古代唱诗时乐器伴奏的四声和九个音调，这是我国音乐史上重要的发现。

2店楚简《乐说》

郭店楚简《乐说》，大家知道在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性自命出》，共存竹简67枚。原无书题。李学勤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性自命出》篇恐怕原来不是一篇，而是两篇。从1号简至36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乐”的；从37号简至67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性情的。他认为“前半的乐论，其根本思想与《乐记》一致，即性感于物而生情，而乐足以陶冶性情，发挥教化的作用。梁沈约、唐张守节都曾说《乐记》系公孙尼子所撰，我讨论过，公孙尼子是孔门七十子之弟子，其学术倾向近于子思，又可能同韩非所说仲良氏之儒有关。郭店简儒书多与子思关联，有这样的乐论是自然的。”因此，李先生“建议把《性自命出》的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余下的一半称为《性情》。20

已、春秋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类简帛书籍，目前尚未发现，但附于《汉书·艺文志》后面的史书类文献倒是出土了一些。从《七略》开始就没有专立史部，历史类书籍皆附于“六艺略”的春秋类，有人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史学还不发达、史学著作数量不多有一定关系。春秋为史书所自出，因此便附于春秋。晋秘书监荀勖因三国魏秘书即郑默《中经》更著《中经新簿》，

将经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著录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为专列史部

之肇端。从《汉书·艺文志》来看，史书的著录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书

类，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春秋类，另一部分列在“数术略”的历谱类。李零先生认为，

这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未必能反映早期的学术。21因此他将出土简帛书籍中的史学类书籍单独抽出来列为“史书类”，另立一目，没有附于“春秋”之下。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是过分牵就了后世的“四部”分类法。既然“春秋”为史书所自出，《汉书·艺文志》将史书类书籍附于“春秋”之下，自有它的道理。我们今天一仍其旧，仍将这部分出土简帛书籍附列于“春秋”之下。

目前发现的史书类简帛书籍主要有纪年类和故事类两大类。

纪年类有：

1睡虎地秦简《编年记》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共存竹简53枚，简文分上下两栏抄写，通篇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及大事，同时还记述了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及有关事项，有些像后世的年谱。简书原无书题，“编年记”是整理组根据简文内容所定。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六国年表》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但《六国年表》所依据的是“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22因此在史实或年代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之处。过去曾有学者用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来纠正《年表》，但《竹书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8年)，不能用来校正《年表》的最后部分，睡虎地出土的《编年记》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从简文所记史事与《史记》对校，很多记载是一致的，但也有些记事的时间和《史记》所载又有差别，还有一些简文的记载较《史记》详细，但也有一些内容不见传世文献记载。李学勤先生认为，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是《秦记》一类秦人编写的史书。在文献学上可以看做是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的续编。23

2阜阳汉简《年表》

阜阳汉简《年表》，原先简报介绍时称为《大事记》，后来胡平生先生改称《年表》，看来是参考了《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称谓。该材舷衷谏形捶⒈恚�莺�缴�壬�樯埽�馀�窦虺鐾潦辈兴鹧现兀�硬写婕蛭睦纯矗�淠甏�段�瞧鹩谖髦芄埠鸵院螅�沼谇厥蓟适薄！赌瓯怼房煞治�住⒁伊街郑杭字帧澳昃��常�崽钍率怠保�抑帧耙

栏之内排列两位君王，谥号、年数之间无任何标志隔断，我们理解应是同一诸侯国的两代君王，记其各自在位年数”。24

故事类有：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容成氏》，全篇存有完、残简53枚。原有书题，抄写在书末第53号简简背，作“讼城氐”，读为“容成氏”。据整理者介绍，全篇内容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容成氏等最古的帝王(估计约有21人)；第二部分是讲帝尧以前的一位古帝王，因竹简残缺，失去其名，估计是帝喾高辛氏(也可能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还有其它帝王名，如颛顼等人，可惜简文残缺)；第三部分是讲帝尧；第四部分是讲帝舜；第五部分是讲夏禹；第六部分是讲商汤；第七部分是讲周文王和周武王。这七个部分，主要讲的是上古帝王的传说，三代以上皆授贤而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书中多存古史佚说，或可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第53简文义未足，估计后面仍有脱简，但此简背面有书题，推测后面的脱简大概也只有一二简，全文当叙到武王伐商终克之为止。

2慈利战国简《国语》

慈利战国简《国语》目前尚未发表，据报道，简文内容为记事性的古书，以记吴、越两国史事为主，如黄池之盟、吴越争霸等等，可能与传世文献《国语》、《战国策》、《越绝书》

的某些记载相同，但也有不见今本者。25

3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抄写在宽24厘米、长7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现存97行。出土时卷首残损严重，卷末完整，尚有余帛，好像是一件没有抄写完的帛书。全书约分16章，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原无书题和篇题，每章章首都有黑圆点(·)分章符号。每章所记之事彼此不相连贯，不分国别，内容涉及晋、燕、齐、鲁、宋、卫、吴、越八国事，除第二章关于燕国和晋国的战争不见传世文献记载外，其它的历史事件多见于《春秋》三传及《国语》等书，但文字内容也有所不同。张政烺先生曾经提出，该书每章记事十分简略，但必记一些言论，所占字数比记事文字多得多，使人一望便知，本书的重点不是在记事实，而是在记言论，这就是春秋时期典型的“语”类著作。26裘锡圭先生认为该书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铎氏微》一类的书，而唐兰先生则认为它不是《左传》系统，而为另一本古书。27李学勤先生认为：“《春秋事语》一书实为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作品，其本于《左传》而兼及《谷梁》，颇似荀子学风。荀子久居楚地，与帛书出于长沙相合，其为荀子一系学者所作是不无可能的。”28

4阜阳汉简《春秋事语》

阜阳汉简《春秋事语》出土时仅发现一块篇题木牍和近百枚残简。因简文残损非常严重，无法联读。木牍的正、背面各分上、中、下三栏抄写，共存37个篇题，没有书题。“春秋事语”书题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定的。这些篇题是：

（1）□□□□□台

（2）□□□去疾不更

（3）晋平公筑施( 乕)祁之台(见《说苑·辨物》，《左传》也有相同记载)

（4）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见《说苑·正谏》)

（5）□□□□□□有□□

（6）□□□台

（7）楚王召孔子(见《说苑·杂言》，《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相同记载)

（8）吴人入郢(见《说苑·善说》，《左传》、《史记》也有相同记载)

（9）竽尹申□(见《国语·吴语》)

（10）晋文公逐麋(见《新序·杂事》，《群书治要》、《太平御览》也有相同记载)

(11)晋文君之时翟人献封狐(见《说苑·政理》，《韩非子·喻老》、《金楼子·立言》

也有相同记载)

(12)韩武子田兽已聚(见《说苑·君道》)

(13)简子春筑台(见《说苑·贵德》)

(14)晋文君伐卫(见《说苑·权谋》)

(15)简子有臣尹绰(见《说苑·臣术》)

(16)简子攻卫之附郭(《说苑·奉使》、《吕氏春秋·达郁》中有类似记载)

(17)夏徵舒弑陈灵公(《左传·宣公十年》有类似记载)

(18)灵王会诸侯(见《新序·善谋》，《左传》、《史记》也有类似记载)

(19)景公为台台成(见《说苑·正谏》)

(20)阳虎为难于鲁(见《说苑·权谋》)�

(21)晋韩宣子

(22)齐景公游于海(见《说苑·正谏》)

(23)□□阳虎

(24)卫灵公筑□□

(25)魏文侯与大夫饮(见《说苑·善说》)

(26)鲁孟献子聘于晋(见《新序·刺奢》)

(27)赵襄子饮酒五日(见《新序·刺奢》)

(28)齐景公饮酒而乐(见《新序·刺奢》)

(29)□□□台

(30)□田子方问

(31)庄王不野□

(32)楚庄王□□

(33)魏文侯与田子〔方语〕(见《说苑·复恩》)

(34)或谓〔赵简〕子(见《说苑·君道》)

(35)晋平公春筑台(见《说苑·贵德》)

(36)〔卫叔〕孙文子(见《说苑·反质》)

(37)□□而穷

这些篇题都是依古代拈篇首语为题的方法所拟定。据韩志强先生介绍，可查到出处的有26篇，漫漶不清或存疑的有11篇。竹简内容查到出处的有25篇，分别保存在传世文献的51篇之中，其中《说苑》里有33篇，《新序》里有14篇，《左传》里有2篇，《国语》里有2篇。在这51篇里有采自先秦著作或被先秦和汉代以后的著作加工采用的有《韩非子》7篇、《吕氏春秋》3篇、《晏子春秋》5篇、《淮南子》4篇、《史记》7篇、《太平御览》3篇、《群书治要》3篇、《金楼子》2篇，还有《列子》、《文子》、《孟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

》、《汉书》、《礼记》、《北堂书钞》、《盐铁论》各1篇。29篇题木牍是该书的目录，它的出土，证明《春秋事语》这一写本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书籍存在于世。张政烺先生认为：“这种讲史记言的书就是当时的教学课本，读书人对这些课本故事自然非常熟悉，在后来人的著作里他们把这些熟知的故事随手拈来，经过加工成为自己作品的素材，难怪这些作品里存在许多相同的故事。”30这也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传世文献中能看到相同的故事的根本原因，有时在改编这些故事时作者还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可能。

5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抄写在长192厘米、宽2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共存325行，约11000字。帛书基本首尾完整，卷末尚有余帛。原无书题、篇题，“战国纵横家书”为整理者根据帛书内容所定。全书文字避汉高祖刘邦讳而不避汉惠帝刘盈讳，其抄写年代当在公元前195年前后。全书分27篇，每篇篇首有黑圆点(·)间隔符号，篇与篇间连写不提行。31现存27篇可根据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面的14篇，都和苏秦有关，是苏秦给燕昭王和齐闵王的信和游说辞。其中第五篇见于今本《史记》和《国策》。第四篇的一部分，今本《战国策》有而脱误很多。第二部分是从第15篇至19篇，其内容主要是战国游说故事的记录。这几篇每篇篇尾都有统计字数，第19篇篇尾还有这五篇的总计字数，显然是另一个来源，应自为一个整体。其中除第17篇外，都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第三部分是最后的8篇，即第20篇至第27篇，根据其中有关苏秦的游说资料不与前14篇有关苏秦的资料编在一起来判断，这应该是另一种辑录战国游说故事和纵横家游说言论的文本。关于该书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纵横家《苏子》的残篇，李学勤先生认为：马王堆帛书有《战国策》，发表时称《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其间11章见于今《战国策》或《史记》。今本《战国策》为刘向纂辑，其叙云“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书》”，帛书本应为其中一种，只能算今本的一部分，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属于《战国策》。32

另外，据李零先生介绍，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也有约20种与《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类似的书籍。如：

(一)楚国

(1)《叔百》，是记楚成王(前671-前626年)时事。“叔百”即楚臣荐吕臣(字叔伯)。

(2)《子玉治兵》(篇题为后加，分甲、乙本)，是记晋、楚城濮之战(前633年)前楚臣成得臣(字子玉)治兵事。

(3)《两棠之役》甲本(篇题为后加)，是记晋、楚邲之战(前597年)。 邲为汴水，入荥阳曰蒗荡渠，即简文“两棠”。《吕氏春秋·至忠》、贾谊《新书·先醒》提及此役，皆曰“战于两棠”。下《两棠之役》等五种亦有此章，《陈公治兵》提到此役，也作“两棠”。

(4)《两棠之役》五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两棠之役》乙本、《楚分蔡器》、《司马子有问于白炎》、《阎毂？先驱》甲本、《左司马言》五种。《两棠之役》乙本同上。《楚分蔡器》是记楚灵王(前540-前529年)败蔡灵侯于吕(疑在前531年)，命申成公取分蔡器。《司马子有问于白炎》是记楚惠王(前488-前432年)时事。司马子有即《左传》哀公十六、十八年所见公孙宁(字子国)。《阎毂？先驱》甲本是记楚昭王二十一年(前495年)灭胡事。《左司马言》是记楚惠王时事。

(5)《灵王既》，是记楚灵王事。

(6)《景平王问郑寿》四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景平王问郑寿》、《景平王命王子木（辶+石）城父》、《庄王既成》、《 敔于析遂》。《景平王问郑寿》、《景平王命王子木（辶+石） 城父》是记楚平王(前528-前516年)时事。《庄王既成亡锼 》是记楚庄王时事。《敔于析遂》是记楚灵王即位(前540年)前后的事。

(7)《昭王故事两种》(包括《昭王毁室》、《昭王辶+石 逃宝》两章，篇题为后加)，是记楚昭王(前515-前489年)时事。

(8)《阎毂？先驱》乙本(篇题为后加)，同上甲本。

(9)《百占辞赏》(篇题为后加)，是记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79年)白公之乱后的事。

(10)《王居苏濑之室》三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王居苏濑之室》、《叶公子高之子见令尹子春》、《谦恭淑德》，皆记楚惠王(前488-前432年)时事。

(11)《简大王泊旱》(篇题为后加)，是记楚简王(前431-前408年)占卜事。

(12)《陈公忄 治兵》(篇题为后加)，“陈公”，不详。案：楚灭陈，封穿封戌为陈公，为《左传》昭公八年(前534年)事。此人当在其后。

(13)《范戊贱玉》(篇题为后加，分甲本、乙、丙、丁四本)。“范戊”，楚臣，于史无考

(二)晋国

《三郤之难》(篇题为后加)，是记晋厉公(前580-前573年)时的三郤之难，事见《左传》成公十七年(前574年)和《国语·晋语六》。

(三)齐国

(1)《景建纳之》，内容分三部分，是记齐桓公(前685-前643年)时隰朋、鲍叔牙向齐桓公进谏，于史无考。

(2)《景公疟》，是记齐景公(前547-前490年)和楚康王(前559-前545年)时事。其中提到齐臣晏婴、楚臣屈木(即屈建)、屈聘、叔百(即叔伯)和晋臣范武子、范文子。

(四)吴国

《吴命》，包括残简若干章。

(五)其他

(1)《昭王听赛人之告》残简(篇题为后加)，记楚昭王时事。

(2)《有所》残简(篇题为后加)。

(3)《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