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又称对偶、门对、春贴、春联、对子、桃符、楹联(因古时多悬挂于楼堂宅殿的楹柱而得名)等，是一种对偶文学，起源于桃符。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字数相同，结构相同，是中文语言的独特的艺术形式 。

对联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chǎng)，它是汉族传统文化瑰宝，春节时挂的对联叫春联，办丧事的对联叫做挽联，办喜事的对联叫庆联。对联是利用汉字特征撰写的一种民族文体，一般不需要押韵（律诗中的对偶句才需要押韵）。对联大致可分诗对联，以及散文对联。

随着唐朝诗歌兴起，散文对联被排斥在外。散文对联一般不拘平仄，不避重字，不过分强调词性相当，又不失对仗。

春联源远流长，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他在寝室门板桃符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谓文“题桃符”（见《蜀梼杌》），这要算中国最早的对联，也是第一副春联。

对联作为一种习俗，是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中国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楹联习俗在华人乃至全球使用汉语的地区以及与汉语汉字有文化渊源的民族中传承、流播，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着重大价值。 楹联者，对仗之文学也。这种语言文字的平行对称，与哲学中所谓“太极生两仪”。即把世界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在思维本质上极为相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楹联的哲学渊源及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阴阳二元观念。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这种阴阳二元的思想观念渊源甚远，《易经》中的卦象符号，即由阴阳两爻组成，《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荀子则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合而变化起。”（《荀子·礼论》）《黄老帛书》则称：“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阴有阳。”这种阴阳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地浸润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解释中。

《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措。”《易传》中，分别以各种具体事物象征阴阳二爻。阴代表坤、地、女、妇、子、臣、腹、下、北、风、水、泽、花、黑白、柔顺等；与此相对应，阳则代表乾、天、男、夫、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黄、刚健等。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深入到了汉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着和迷恋。对联格式严格，分大小词类相对。传统对联的形式相通、内容相连、声调协调、对仗严谨。 一副标准的楹联，它最本质的特征是“对仗”。当它用口头表达时，是语言对仗，当它写出来时，是文字对仗。语言对仗的含义是什么呢？通常我们提到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平仄相拗、句法相同这四项，四项中最关键的是字数相等和平仄相拗，这里的字数相等，不同于英语的“单词数”相等，其实质上是“音节”相等。即一个音节对应一个音节。在英语中，单词“car”与“jeep”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音节不相等。而汉语“卡车”与“吉普”，数量相等又音节相等。汉语之所以能实现“音节”相等，是因为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音节、语素、文字三位一体。汉语每个音节独立性强，都有确定的长度和音调，音调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今有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四声，皆分平仄两大类。平对仄即谓相拗。这样，汉语的语素与语素之间（即字与字之间）就能建立起字数相等、平仄相谐的对仗关系。而英语中，即使事物的名称、概念能够相对，单词的数量和词性能够相对，两个句子的句式能够相对，但其音节长短不一，独立性弱，可自由拼读，又无声调，故无法相对。楹联大多数是写成文字，并且很多时候还要书写、悬挂或镌刻在其它建筑物或器物上。因此，楹联对仗的第二层即是所谓文字相对。文字相对意味着楹联不仅是语言艺术，又是装饰艺术。作为装饰艺术的一副楹联，要求整齐对称，给人一种和谐对称之美。汉字又恰好具备实现整齐对称的条件，它是以个体方块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在书写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间位置。它具有可读性，又具可视性。其方块构形，既有美学的原则，又包含着力学的要求。它无论是横写与竖排，都能显得疏密有致，整齐美观。而英文呢，它是拼音文字，每个单词长短不一，只表音，不表义，更无可视性，只能横排，不能竖排，无法从形体上实现真正的对称。下面试举两个意思相同的中英文对偶句进行比较，以进一步说明为何只有汉语才有真正的对仗，而英文和其他拼音文字则不能。

对联起源秦朝，古时称为桃符。关于中国最早的楹联，谭蝉雪先生在《文史知识》1991年第四期上撰文指出，中国最早的楹帖出现在唐代。他以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卷号为斯坦因0610号敦煌遗书为据：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回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声调谱》作者赵执信明确指出：“两句为联，四句为绝（句），始于六朝，元（原）非近体。”王夫之说，对联源于律诗的说法，好比“断头刖足，残人生理”——《清诗话》

对联源于中国文字语音的对称性，出现应该在周朝以前，造纸术和书法的发展，使对联成为独立文体。

对联形式短小，文辞精炼，既是一种生动的艺术表现形式，又是一种优秀的文化遗产。对联是在古代的“桃符”和“对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最早的对联出现在一千多年前。具史料记载，后蜀广正二十七年（公元九年）的春节前夕，后蜀主孟昶因平日善习联语，故趁新年来到之际，忽然下了一道命令，要求群臣在“桃符板”上题写对句，以试才华。群臣们各自写好一幅，耐心等待审查。孟昶一一看过，均不满意。于是他就亲自提笔，在“桃符板”上写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就是中国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一幅最早的春联。对联的格式精巧玲珑的对联，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习惯，而且在群众广泛运用的基础上还有一种统一点要求，固定的格式。从文学角度来看，它是我国民间文化遗产中讲究较多、要求较严的一种特殊文体。从格式上看，它紧密结合现实生活中间有两个门框和一个门楣道特点相应地由三部分组成：上联：第一句，也叫出句；下联：第二句，也称对句；横额：也叫横批或横披。上、下联是对联的主体，有和壁之妙，缺一不可。另外，对联主实际运用中，上、下联文字不管多长，一般都没有标点，这也是格式上的一种特殊讲究。但也有例外。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楹联，系从古代诗文辞赋中的对偶句逐渐演化、发展而来。这个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时间跨度为先秦、两汉、三国、两晋至南北朝。在中国古诗文中，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整齐的对偶句。流传至今的几篇上古歌谣已见其滥觞。如“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类。至先秦两汉，对偶句更是屡见不鲜。《易经》卦爻辞中已有一些对偶工整的文句，如：“渺能视，跛能履。”（《履》卦“六三”）、“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卦“上六”）《易传》中对偶工整的句子更常见，如：“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系辞下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则各从其类也。”（乾·文言传）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其对偶句式已十分丰富。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中说：“古今作对之法，《诗经》中殆无不毕具”。他例举了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韵对等各种对格的例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郑风·子衿》）、“山有扶苏，隰有荷花。”（《郑风·山有扶苏》）《道德经》其中对偶句亦多。刘麟生曾说：“《道德经》仲裁对之法已经变化多端，有连环对者，有参差对者，有分字作对者。有复其字作对者。有反正作对者。”（《中国骈文史》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八十一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二章） 再看诸子散文中的对偶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尚书·武成》）、“乘肥马，衣轻裘。”《论语·雍也》）、“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等等。辞赋兴起于汉代，是一种讲究文采和韵律的新兴文学样式。对偶这种具有整齐美、对比美、美的修辞手法，开始普遍而自觉地运用于赋的创作中。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有：“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 骈体文起源于东汉的辞赋，兴于魏晋，盛于南北朝。骈体文从其名称即可知，它是崇尚对偶，多由对偶句组成的文体。这种对偶句连续运用，又称排偶或骈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评价骈体文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一段为例：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全都是用对偶句组织，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千古对偶名句。这种对偶句是古代诗文辞赋中对偶句的进一步发展，它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对偶不再是纯作为修辞手法，已经变成文体的主要格律要求。骈体文有三个特征，即四六句式、骈偶、用典，此其一。二是对偶字数有一定规律。主要是“四六”句式及其变化形式。主要有：四字对偶，六字对偶，八字对偶，十字对偶，十二字对偶。三是对仗已相当工巧，但其中多有重字（“之、而”等字），声律对仗未完全成熟。 律偶，格律诗中的对偶句。这种诗体又称近体诗，正式形成于唐代。但其溯源，则始于魏晋。曹魏时，李登作《声类》十卷，吕静作《韵集》五卷，分出清、浊音和宫、商、角、徵、羽诸声。另外，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他是反切的创始人。一般的五、七言律诗，都是八句成章，中间二联，习称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句式、平仄、意思都要求相对。这就是标准的律偶。

举杜甫《登高》即可见一斑：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的颌联和颈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仗极为工稳。远胜过骈体文中的骈偶句。除五、七言律诗外，唐诗中还有三韵小律、六律和排律，中间各联也都对仗。

律偶也有三个特征：一是对仗作为文体的一种格律要求运用；二是字数由骈偶句喜用偶数向奇数转化，最后定格为五、七言；三是对仗精确而工稳，声律对仗已成熟。

关于对联的起源，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对联的源头，基本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一般认为，对联的前身是“桃符”。

据《淮南子》说，所谓桃符，又称“桃梗”，是两块“一寸宽、七八寸长”的悬挂在正门左右门扇上用来驱鬼镇邪的桃木板，上面分别画着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shū）”和“郁垒（lǜ）”的神像，或者写着他们的名字——左神荼、右郁垒。

这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门神”。据史料记载，早在秦汉以前，我国中原地区民间过春节就有家家户户悬挂桃符的习俗。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论衡·订鬼》引《山海经》）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说，在茫茫大海之中，有一座山名为度朔山，山上有一棵大桃树，这棵桃树铺天盖地，树枝盘旋曲伸有3000 里。在桃树树枝的东北方向，有一个地方桃枝稀疏，形成了一个门，叫做“ 鬼门”，天下所有的“鬼”都从这里进进出出。

“鬼门”上有两位神人——一个名叫神荼，一个名叫郁垒，他们负责识别天下的鬼。凡看到不讲道理专门祸害人的“恶鬼”，他们就把它们用芦苇编成的绳子捆起来喂给老虎吃。因为这兄弟俩能帮人驱鬼避邪，于是黄帝向全国发布了一道命令，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要用桃梗刻制神荼、郁垒像，除夕那天悬挂门前；

同时，在大门上端悬挂芦苇编的绳索，二门上要画一只老虎，用来避免妖魔鬼怪的侵扰。那时候起，人们就设立大桃人，在门上钉桃木板，画上两位神和老虎的像，在门上面悬挂苇索，用来驱邪伏魔。

大约稍晚些，人们又嫌刻木人太麻烦，于是就直接在桃木板上画两个神像，题上神荼、郁垒的名字，于除夕下午挂在门两旁，以压邪祛鬼。然而，一边是两个字的“郁垒”，另一边是一个字“荼”，写出来不对称，也不美观，于是有人就在“荼”的前头加个“神”字，成为“郁垒”“神荼”。

这不妨看作最早的人（神）名门对，这就是“桃符 ”。它的出现是产生对联至关重要的一步。

直到宋代，对联中的“春联”还是被称为“桃符”的。联语却不限于题写在桃符上，而是用在楹柱上，后人名曰“楹联”。“桃符”真正被称为“春联”，还是明代的事。据明代文人陈云瞻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

帝都金陵，除夕前勿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副，帝微行出观。”朱元璋不仅亲自微服出游，观赏笑乐，他还亲笔给学士陶安等人题赠春联。帝王的提倡，使春联日盛，终于形成了至今不衰的风尚。

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春联》记载：“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从传统春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和宋王安石诗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中，也看出春联与桃符的关系。

这种习俗持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用吉祥话代替两位神仙的名字，用普通木板（或红纸）代替桃木板，才完成了对联的演变。

那么，我国文化史上最早的一副对联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对联界也有多种说法，一般都认为最早的对联是五代时蜀主孟昶的桃符题词。

关于孟昶题桃符版事，《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张唐英的《蜀梼杌》、黄修复的《茅亭客话》、梁章钜的《楹联丛话》、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识》等都有所载。

例如，《蜀梼杌》一书中说：“蜀未归宋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

清代梁章钜《楹联丛语》也记载：“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该书认为：五代十国中的后蜀国君孟昶在归宋前一年的除夕，自命笔题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为春联之始，代代相传，直至今日。

其所以如此，内中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说北宋灭蜀之后在四川的成都设立成都府，随即由朝廷钦命首任知府，授以出任孟昶降宋的仪式。这位知府名吕余庆，恰与孟昶联的“余庆”二字偶合，还不止此，“长春”二字又是北宋开国皇帝的诞生日。以“长春”二字命名号召臣民举行庆祝。

以后把这一天定为圣节。“长春”二字又与孟昶“嘉节号长春”末尾二字巧合——一位知府，一位皇帝，当然人们要奉为神灵，孟昶的春联也跟着行运了。直至今日，仍然在人们的心中，把这副春联命为首创。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我国甘肃莫高窟一藏经洞里出土的敦煌遗书中就有唐代的春联，这些春联是：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宝鸡能僻(避)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年年岁庆；月月无灾。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敦煌遗书斯坦因(0610)卷尾题“开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写，刘丘子投二舅”字样。这里题的“开元十一年”是公元723年，可见，敦煌遗书春联比孟昶春联早240年。

但事实也还不止于此，李景峰先生为梁石作《中国古今巧对妙联大观》写的序言里提到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副对联：送寒余雪尽；迎岁早梅新。

而且，据《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收集的唐人对联，创作时间最早的一例是《江夏分卷》里的《江夏王（李）道宗题寺门》联：

深山窈窕，水流花发泄天机，未许野人问渡。

远树苍凉，云起鹤翔含妙理，惟偕骚客搜奇。

上述说法终究还无法确定，因为传说更早几百年的的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就写过几副有名的对联，而且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据说，有一年王羲之从山东老家琅琊移居到浙江绍兴时，正值年终岁尾，于是王羲之便按惯例书写了一副春联——“春风春雨春色，新年新岁新景”，让家人贴在大门两侧。可不料因为王羲之书法盖世，为时人所景仰，此联刚一贴出，即被人趁夜揭走。

第二天家人告诉王羲之后，王羲之也不生气，又提笔写了一副——“莺啼北星，燕语南郊”，让家人再贴出去。谁知第二天天亮一看，对联又被人揭走了。可这天已是除夕，明天就是大年初一，眼看左邻右舍家家户户门前都挂上了大红的春联，惟独自己家门前空空落落，急得王夫人直催丈夫想个办法。

王羲之想了想，微微一笑，便又提笔写了一副，写完后，让家人先将对联剪去一截，把上半截先张贴于门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夜间果然又有人来偷揭。可在月色下一看，见这副对联写得太不吉利。尽管王羲之是书法名家，可也不能将这副充满凶险预言的对联取走张挂啊。

来偷揭的人只好叹口气，趁着夜色溜走了。 新年初一早晨天刚亮，王羲之即亲自出门将昨天剪下的下半截分别贴好，此时已有不少人围观，大家一看，对联变成了：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众人看了，齐声喝彩，拍掌称妙。

近年又有人提出，五代时期除夕题联已成习俗。最早的对联当属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和他妹妹刘令娴所作。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记》有这段记载，说的是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一联于门上：“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

其妹也作一联：“落花扫仍合，从兰摘复生。”虽然联句欠工，但语句皆为骈丽，又题于门上，可以说它们是我国最早载于史书中的对联了。而这副对联，又比孟昶的那副对联早四五百年。

隋唐五代是中国节令风俗划时代的大变革时期。节令的特性发生了重大

变化，自汉魏以来的以禁忌、迷信、祓禊、禳除为主要特征的节令风俗，开

始转变为娱乐型和礼仪型，成为名符其实的“佳节良辰”。随着这一特性的

转变，节令风俗的许多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元旦，爆竹的驱鬼之意渐趋淡

漠，而成为人们除旧岁庆新年的娱乐喜庆活动。击鼓驱鬼除瘟疫的祭祀形式

——驱傩，虽然仍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娱乐的成分大大加强，成为一种

“娱神又娱人”的歌舞。元宵节祭神灯火变成了人们游观的花灯。上巳节的

祓禊已为踏青游春所替代。中秋节的拜月礼仪变成了文人墨客玩月、赏月的

消遣。每逢佳节，宫廷中大摆宴席，歌舞通宵彻夜，欢度良宵美景。民间则

是“士女如云，车马塞路”。《隋书·柳彧传》说：隋文帝时，京城及外州，

每正月望夜，“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

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这段文字反映了隋代长安元宵之夜的盛况，

也体现了节令习俗在性质上的转变。

这一时期，不仅节令风俗中原有的内容向娱乐型转变，而且产生出许多

新的风俗，极大地丰富了古代节令风俗的内容。比如，大量的娱乐活动出现

在节令风俗中，荡秋千、放风筝、打马球、步打、拔河、射箭、走马、斗鸡、

斗百草、乞巧等等，形式各种各样，内容绚丽多彩。这些娱乐活动在不同季

节、不同的节日中进行，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极大地增加了当时节令习俗中

的娱乐性因素。

唐代还产生了一些新的节日，如千秋节、中和节等。此外，将元宵赏灯

的时间正式定为正月十五。晦日送穷、清明扫墓、改“端五”为“端午”、

中秋赏月、重阳正式定为节日等都始于隋唐时代。

隋唐五代时期，有关节日的神话传说故事，不再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

中，原来充满妖异、灾变、吉凶、忌讳、卜筮等迷信色彩的内容开始被具有

人情味和浪漫气息的内容所代替，体现了节令的愈加生活化。比如，唐代出

现了钟馗捉鬼的传说故事，并迅速在民间广泛传播，于是到晚唐五代时，滑

稽有趣的钟馗取代了汉魏时的凶神神荼、郁垒，成为家家户户驱鬼避邪的门

神。再如，起源于自然崇拜的拜月习俗，演变为赏月、玩月等娱乐活动。人

们仰望皓洁的月亮，产生出无穷的憧憬和遐想，于是便产生了吴刚砍桂树、

唐玄宗夜游月宫等美丽的传说。这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中秋节赏月习俗的盛

况，同时也反映了隋唐五代时期人们丰富的生活情趣和节令风俗的新面貌。

中国节令风俗的特点之一，就是礼俗与风俗紧密结合。这一特点在隋唐

五代时期表现得很充分。比如，清明祭扫本是民间习俗，到唐玄宗时列入礼

典，就变成了礼俗。在隋唐两朝的礼典中，元旦时举行迎春、迎神之仪，社

日的祭社神，上巳日的春禊，千秋节的庆典，改换年号，册立太子，公主出

嫁及吉兆等国家大喜庆，举行的大酺等都是重要的礼俗，同时，这些又是节

令风俗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下面就隋唐五代节令风俗中的新内容分别加以论述。

门神钟馗 “门神”一词，始见于《礼记·丧大记》郑玄注：“君释菜，

礼门神”。古代祀典中有五祀之说，所谓“五祀”，即祭祀门、户、井、灶、

土地等五神。门神就是其中之一。周朝时，门神无名又无姓，虽然《礼记》

中已有门神的记载，但此时门神并无具体物象可指。到战国、两汉时，才逐

渐形象化，出现了图绘的司门之神——神荼和郁垒。

大约到晚唐及五代时候，门神由神荼、郁垒换成了钟馗。宋代沈括《补

笔谈》卷三引吴道子的钟馗画上唐人题记及高承《事物纪原》说：开元年间，

唐玄宗从骊山校场回来，忽然得了恶性疟疾，巫师们用尽了心计，忙活了一

个多月也未能治好。一天深夜，玄宗梦见一大一小两个鬼，小鬼身穿绛色衣，

一脚着靴，一脚赤足，腰间挂着一靴，来盗窃杨贵妃的紫香囊和玄宗皇帝的

玉笛。这时一大鬼“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

然后擘而啖之。”唐玄宗惊问道：“你是谁？”大鬼回答：“臣钟馗氏，即

武举不捷之进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唐玄宗大梦醒来，病一下好

了。于是召大画家吴道子，告诉他梦中所见形象。吴道子不愧为一代画坛大

师，听完后挥洒丹青，一会便画成了。玄宗皇帝瞠视很久，说道：“真想不

到与我梦里的形象一样！”赏给吴道子百金，并题诗一首。

这虽是一则传说故事，但它是有史实根据的。唐代吴道子确实画过钟馗

像。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说：“吴道子有《十指钟旭》传于代”。

“钟旭”当是“钟馗”。宋人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记载，吴道子的钟馗图

在唐亡以后，曾被蜀后主王衍所得。吴道子画钟馗图之后，唐玄宗下令将钟

馗像“因图异状，颁显有司”，使钟馗开始成为辟邪驱鬼的门神。这一点还

可以从张说《谢赐钟馗及历日表》、刘禹锡《为李中丞谢赐钟馗历日表》、

《为淮南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等文中得到印证。当时，每逢新年，唐朝

皇帝便将钟馗像和新历日赐给近臣，而赐予钟馗像的目的是“图写威神，驱

除群厉，⋯⋯增门户之贵。”可见，钟馗已经具有门神的职能了。

唐代敦煌流行一种六言体歌谣，称作《儿郎伟驱傩》，是每年十二月民

间驱傩时所唱。在敦煌石室遗书中有一首《儿郎伟》，题目是《除夕钟馗驱

傩文》。傩文唱道：“亲主岁领十万，熊罴爪硬，铜头银额，魂（浑）身总

着豹皮，尽使朱砂染赤，感称我是钟馗，捉取江游浪鬼。”唐代除夕的驱傩

仪式中，钟馗作为驱鬼的神而受到尊重，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钟馗在唐代民

间的流行程度。

总之，钟馗从唐代确立门神地位，经过几百年，至宋代才广泛流传开来。

唐代敦煌春联 春联，又名对联、楹联、门对。它也源于古代的桃符。最

初，人们在桃符上画门神或写神荼和郁垒四字，后来，人们又在桃符上写一

些驱灾避邪、保佑平安的词。关于中国最早春联的记载很不一致。据黄休复

《茅亭客话》记载：五代后蜀每到除岁，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一般都写“元、

亨、利、贞”四字。当时蜀太子长于文词，在本宫策勋府桃符上题了“天垂

余庆，地接长春”八个字，“以为词翰之美”。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一

副春联。据《蜀梼杌》和《宋史·西蜀孟氏世家》记载：后蜀孟昶在归宋的

前一年，乾德元年（963 年）岁除日，自命笔题桃符，其辞为：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人大都认为“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

‘余庆、长春’一联最古。”①后人大都认为春联源于五代时的后蜀。

本世纪40 年代，在莫高窟藏经洞里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春

联。卷号是斯坦因0610，录文如下：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王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孟初开。

□□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①

以上文句从内容、形式上分析确为春联无疑。首先，时间上吻合。“岁

日”、“立春日”正是我国春节书写春联的时候。第二，文句对偶，为联句

格式。春联源于对偶句，经汉魏时代的骈体文、隋唐律诗的长期影响，逐渐

形成以文句对偶对仗为特征的春联文体。敦煌春联大部联句工对，名词、副

词与动词对偶相当，符合春联的文体。第三，内容多为祈福禳灾之言。对偶

句、联语起源很早，但不能算做春联，这是因为它们没有新春喜庆的内容。

而敦煌春联中“福庆初新，寿禄延长”“年年多庆，月月无灾”等内容都反

映了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愿。第四，敦煌春联最后明确指出：“书门左右，

吾傥康哉！”表明这些文句是写于门之左右的，所以，当为春联无疑。

敦煌春联写在斯0610 卷的背面，前后均无题记，其正面是《启颜录》的

抄本，尾题：“开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写了，刘丘子投二舅。”这可以确定春

联的年代，在开元十一年（723 年）左右，比孟昶写春联早240 年。这样，

我们可以说敦煌春联是迄今为止，得以保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春联。

晦日送穷 农历每月的最后一日，叫“晦”，其中正月的“晦日”被视为

一年的开始，所以受到古人的重视，形成节日，称作“晦节”。

在唐代的晦日风俗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送穷。随着唐代社会生产

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贫富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人们希冀能摆脱贫穷

困苦的生活，过上美满富裕的日子，所以，送穷习俗应运而生。

送穷习俗源于有关“穷神”（穷鬼）的传说。《唐四时宝鉴》记载：“高

阳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弃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贫

也。”高阳氏，即传说中炎黄联盟的首领颛顼。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

三“号穷子”条引《文宗备问》云：“昔颛帝时，宫中生一子，性不著完衣，

作新衣与之，即裂破以火烧穿著，宫中号为穷子。其后以正月晦日死，宫人

葬之，相谓曰：‘今日送穷子也’。”可见，传说中的“穷神”是颛顼的儿

子，生性喜穿破烂衣服，喝稀饭，即使做了新衣服给他，也要用火烧破了才

肯穿，人们叫他“穷子”。后来，“穷子”在正月晦日死去。人们祭祀他，

逐渐相承成俗，称之为“送穷子”、“除贫”。

送穷的具体日期，有说是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前一天；有说是正月二

十九（称“穷九”）；但多数说法是在正月晦日，因为唐人记载“穷神”死

于该日。送穷的习俗反映了古代人民希望在年节交关、辞旧迎新之际，送

旧日岁月的贫穷、辛酸和苦难，迎来幸福美好生活的心态。正如唐代诗人姚

合《晦日送穷三首》中所描述的那样：“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

门看，无人不送穷。”每年的晦日，家家户户都要在街中洒酒祭送穷神，希

望给自家带来富裕。但是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现实，使“穷神”只光顾贫苦

的劳动人民。因此，年年送穷神，却年年送不走。姚合以辛辣的笔锋揭示了

这一现实。他在诗中说：“送穷穷不去，相泥欲何为？今日官家宅，淹留又

几时。古人皆恨别，此别恨消魂。只是空相送，年年不出门。”

送穷的具体做法，是把“送穷”和“洒扫庭除”结合在一起。据《唐四

时宝鉴》所记，当时的人们根据“穷子”“好衣弊食糜”的特点，于正月晦

日这一天“作糜，弃破衣”，“糜”就是粥。《唐六典》膳部有“节日食料”

一节，云：“晦日，膏糜。”“膏糜”就是现在的肉粥。“弃破衣”是将陈

旧破烂的衣物弃掉，表示送别穷困。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十分注意对当时世俗

民风的记述，他写了一首《送穷文》，真实地记述了唐代送穷这一岁时风俗。

他说：“元和六年（811 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

载糗与粻，牛系轭下，引帆上樯。三揖穷鬼而告之曰：‘闻子行有曰矣’。”

①送穷还要为穷鬼上路准备“交通工具”，即用柳条、青草编缚的车船，而“粮”

（干粮）和“粻”（米）便是给穷神路上食用的“干粮点心”了。经过一番

拜祭后，烧掉车船，表示送去了“穷神”。

晦日送穷的习俗一直流传到明清，成为正月里的一项重要习俗。

中和节 农历二月初一的中和节是唐代中叶时才出现的节日。它的出现很

有趣。唐中叶以前，人们重视三月三日上巳节和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唐德宗

贞元元年（785 年）九月二日下诏，以“方今边隅无事，烝庶小康”为由，

定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为“三令节”。每逢三令节，都要举行盛

大的宴会，皇帝与百官同乐。到贞元五年（789 年），德宗又决定另置新的

节日。据《李蘩邺侯家传》记载：贞元五年的一天，德宗对宰相李泌说：以

往上巳和重阳都有宴会，但上巳往往与寒食节的时间相近，而春季没有节日

可以宴饮一番，想在二月创置一节，哪天合适呢？李泌回答道：二月十五日

以后，虽然春暖花开，但与寒食节相近。二月初一桃李花开，又与晦日相近。

晦日，名字不佳，不宜为节。所以，我请以二月初一日为中和节。德宗十分

赞成，下诏以二月初一日为中和节，取代晦日，内外官员休假一日，并举行

宴会。“三令节”改由中和节、三月三日上巳节和九月九日重阳节组成。

为祝贺德宗皇帝御置中和节，皇帝在曲江池大摆宴席，宴请百官。席间，

君臣饮酒赋诗，同庆佳节。德宗《中和节赐群臣宴赋七韵》诗曰：“东风变

梅柳，万汇生春光。中和纪月令，方与天地长。”描绘了中和节春暖花开的

景象。李泌等诸臣也纷纷赋诗奉和。李泌《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寮》诗

云：“风俗时有变，中和节惟新。轩车双阙下，宴会曲江滨。”吕渭《皇帝

移晦日为中和节》诗写得最为精彩，诗云：“皇心不向晦，改节号中和。淑

气同风景，嘉名别咏歌。湔裙移旧俗，赐尺下新科。历象千年正，酺醵四海

多。花随春令发，鸿度岁阳过。天地齐休庆，欢声欲荡波。”诗中的“赐尺

下新科”、“酺醵四海多”两句说的是中和节时的“赐尺”和“酿中和酒”

的风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三引《唐书》记载：“以是日，进农书，

司农献穜稑；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

聚会宴乐，名为享勾芒，祈年谷。”每逢中和节，朝廷里都要举行盛大的仪

式，百官进献农书，负责管理农田水利事务的司农寺进献穜稑（禾名），以

表示务农之意。而皇帝则要举行耕种仪式，并象征性地赐给人民百谷果实，

以示劝民努力从事耕织。同时，将刀尺、中和酒赐给臣下，以示恩宠。《新

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泌渭：“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因

赐大臣戚里尺，谓之裁度。”皇帝将尺赐给臣下的用意是希望臣子裁断自己

的言行是否正确。皇帝所赐的尺是由掌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等事

务的中尚署负责提供，有“镂牙尺及木画柴檀尺”。在民间，人门则互相以

刀尺相送。

制作和饮用中和酒，也是中和节主要的风俗之一。中和酒，又名宜春酒，

有许多种。在贞元六年（790 年）百官庆贺中和节的曲江宴上，大臣权德舆

作《奉和圣制中和节赐百官宴集因示所怀》诗，中有“赓歌武弁侧，永荷玄

化醇”句。玄化醇是唐代官宴上所饮的一种中和酒。

中和节之所以能够设立，除了唐德宗的个人因素外，还与农历二月春分

自古就有祭祀勾芒神的风俗有关。勾芒，是传说中的日神和春神。日神勾芒

之所以也兼作春季之神，这是由于上古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春夏为阳、

为天、为日，秋季为阴、为地、为月。所以日神又兼作春季之神了。孔颖达

注《礼记·月令篇》说：“其神勾芒者，谓自古以来主春立功之臣，其祀以

为神。是勾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时，勾屈而有芒角，故言勾芒。”可

见，勾芒一名，是带有物候意义的名词，是春季作物初生的象征。

隋唐五代时期祭勾芒的具体方法，由于缺乏资料，难于表述。据后代的

习俗，推想当时的祭勾芒的活动是制作太阳糕，并用以祭日。太阳糕的制作

方法是：用江米制成糕，在糕上用米面做一只一寸长的小鸡，或在糕上印戳

象征鸡的图形。太阳糕采用鸡的形象是根源于古人相信日中有三足鸟（金鸡）

的观念。民间在祭太阳日神勾祭时，除供太阳糕，还要诵读《太阳星君经》，

经文中有关农业的内容，说明了中和节与农业的关系，表明唐代创置“中和

节”实为祈求农作物丰收的节日。

赐火、扫墓之俗 寒食和清明是农历三月里的两个节日。寒食节期间只能

吃凉东西，故又称“冷节”。又因有禁火的习俗，也称“禁烟节”。禁火习

俗传到唐代更加盛行，而且十分严格。唐玄宗天宝十载（751 年）三月诏敕，

严申寒食禁火。当时官府执行禁火甚严，每到此节，村社的里正用鸡毛翎到

各家灶灰中去扫掠，如果毛翎变焦了，就要治罪，可见唐人对寒食节的重视。

虽然如此，如经皇帝特许，豪门权贵在寒食节的晚上即可燃火。韩翃《寒

食》诗借古喻今，讽刺了这种不公。诗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

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在唐代的寒食、清明风俗中，除禁烟更加严格之外，又产生出一种新的

风俗，即在清明这一天，重新钻木取火，称作“取新火”。据《唐辇下岁时

记》载：“长安每岁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上进者，

赐绢三匹，金碗一口。”皇帝每年清明日要举行隆重的赐火仪式，把新的火

种赐给群臣，以示皇恩浩荡。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七引《迂叟诗话》

云：“唐时唯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之家。”唐诗中对禁火赐火的

景况有真实的描绘。韩溶《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云：“朱骑传红烛，天厨

赐近臣，火随黄道见，烟绕白榆新。荣耀分他日，恩光共此辰。”王濯《清

明日赐百僚新火》诗亦云：“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星流中使马，烛耀

九衢人。”在清明节，能得到皇帝所赐新火是很荣幸的，所以得到新火的近

臣无不感激涕零，特别那些小官。唐代宗时，溧水（今属江苏）县令窦叔向

忽然得到皇帝赐给的新火，使他倍感荣耀。他作《寒食日恩赐火》诗：“恩

光及小臣，华烛忽惊春。**随中使，星辉拂路人。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

贫。”从这些诗中看出，唐朝皇帝除了把新火赐给身旁的近臣外，还常派宦

官（中使）用蜡烛将新火送到外地赐给地方官，以示勉励和恩宠。得到新火

的官员用柳条接得中使传来的新火，插在门前，以炫耀于人。后来人们争相

仿效，相沿成俗，每逢寒食、清明，便在家门前插有杨柳枝条。

扫墓祭坟是寒食、清明节期间的重要活动。虽然这种扫墓风俗起源甚早，

但在寒食、清明节时进行扫墓则开始于唐代。据《旧唐书·玄宗纪》载：开

元二十年（732 年）四月二十九日，唐玄宗鉴于当时“寒食上墓，礼经无文，

近代相传，浸以成俗”的现状，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

为常式”。自此，寒食扫墓用诏令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并列入五礼中。值得

注意的是唐代的寒食节和清明节已逐渐合二为一，所以，在这两个节日都有

扫墓的活动，到宋代时，扫墓主要在清明节里进行。

唐代的扫墓之风很盛。每逢寒食、清明节到来，“田野道路，士女遍满，

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①远在他乡的人，时遇寒食也要想办法赶回家

乡为祖辈扫墓。刘禹锡贬为永州司马后，无法回家扫墓，他感叹道：“先墓

在城南，⋯⋯近世礼重拜扫，今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到

唐中期以后，朝廷更主动地为官员寒食上墓提供方便。如长庆三年（823 年）

规定“文武百官有墓茔在城外并京畿内者，任往拜扫。”在外州者，“任准

令贰年限请假”，并可“衔恩乘驿”，前往祭扫。①

扫墓，包括为墓加土、剪除杂草、修整树木、在墓前焚纸祭祖等。扫墓

是对死者的怀念，亲人亡故，生离死别，心情总是悲痛的，因此，扫墓总是

带有伤感的情怀。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描写了清明扫墓的凄凉情景。诗

写道：“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

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

去。”从诗中可以看出唐代在扫墓上寒食与清明是一回事。同时也表明当时

扫墓已有制纸钱和烧纸钱的习俗，这种纸钱是特制的，又叫“冥钱”或“瘗

钱”，是送给鬼神或死人在冥世间使用的。先秦时代多用实际流通的帛布，

到汉代则用按流通钱币铸制的“瘗钱”，到唐代才开始有剪纸为钱的习俗。

《旧唐书·王屿传》说：“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后俚俗稍以纸剪钱为鬼

事。”关于扫墓烧纸钱的习俗，唐诗中也多有涉及。王建《寒食行》云：“三

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张籍《北邙行》亦云：“寒食家家送纸

钱，鸱鸢作窠衔上树。”到五代时，烧纸钱不仅十分普遍，而且进入了宫廷，

成为皇家礼乐的内容。《新五代史》卷九，记载了天福八年（943 年），晋

出帝“寒食，望祭显陵于南庄，焚御衣、纸钱。”注曰：“焚衣野祭之类，

皆间巷之事也，用之天子，见礼乐坏甚。”《清异录》亦记载：“周世宗发

引之日，金银钱宝皆寓以形，而楮帛大如盏口，其印文为：黄曰‘帛台上宝’，

白曰‘冥游亚宝’。”可见，焚纸钱之俗已被皇家接受，而且纸钱的花样形

制也日益增多。

唐代出现的烧纸钱习俗一直沿袭至今，成为清明扫墓的主要内容之一，

而纸钱风俗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事死如生的观念。

千秋节与帝王生日节 中国帝王以生日为节始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

年）设置的“千秋节”。《唐会要》卷二十九记载：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

尚书左丞相乾曜、右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上表，请以玄宗生日八月五日为“千

秋节”。玄宗同意，并布告天下。天宝二年（743 年）改“千秋节”为“天

长节”。自玄宗起，唐、五代皇帝除代宗至穆宗及文宗未专起节日名称外，

都有自己的生日节名称。现列简表如下：

帝王姓名生 日节日名称

唐玄宗李隆基八月五日千秋节（天长节）

唐肃宗李亨九月三日天成地平节

唐敬宗 李湛十月十日庆成节

唐武宗李炎六月一日庆阳节

唐宣宗李忱六月二十二日寿昌节

唐懿宗李漼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

唐僖宗 李儇五月八日应天节

唐昭宗 李晔三月二十二日嘉会节

唐哀帝李柷九月三日乾和节

后梁太祖朱温十月二十一日大明节

后梁末帝 朱瑱九月十二日明圣节

后唐庄宗李存勖十月九日万寿节

后唐明宗李嗣源九月九日应圣节

后唐末帝李从珂正月二十三日千春节

后晋高祖石敬瑭二月二十八日天和节

后晋出帝石重贵六月二十七日启圣节

后汉高祖刘知远二月四日圣寿节

后汉隐帝刘承祐三月九日嘉庆节

后周太祖郭威七月二十八日/永寿节

后周世宗柴荣九月二十四日天清节

后周恭帝柴宗训八月四日天寿节

每逢皇帝生日，全国休假三日，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朝野同欢”。在

宫廷，群臣向皇帝祝寿，献上甘露、醇酎和“万岁寿酒”。此外，王公、外

戚、士庶等都奉献寿礼，各道节度使为博得皇帝欢心，也进献大量的珍物宝

玩。永泰二年（766 年），代宗生日，“诸道节度使进献珍玩、衣服、名马

二十余万计。”①大和四年（830 年），盐铁使王涯进降诞绫罗锦彩等共14800

匹，银器100 件。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群臣上寿时，一般由侍中代

表群臣跪奏：“称千秋令节，臣等不胜上庆，谨上千万岁寿。”皇帝则举酒

答道：“得卿等所献寿酒，与卿等内外同庆。”然后，皇帝按等级赏给王公

大臣金镜、珠囊、缣彩、绢帛、银器等，并且赐宴百官，观赏歌舞百戏。酒

酣之时，君臣们纷纷赋诗助兴。唐代诗人郑嵎作有一首长诗《津阳门诗》，

描写了唐玄宗过“千秋节”的盛况。诗中云：“千秋御节在八月，会同万国

朝华夷。花萼楼南大合乐，八音九奏鸾来仪。都卢寻橦诚龌龊，公孙剑伎方

神奇。马知舞彻下床榻，人惜曲终更羽衣。”诗人注解说：“上始以诞圣日

为千秋节。每大酺会，必于勤政楼下使华夷纵观。有公孙大娘舞剑，当时号

为雄妙。又设连塌，令马舞其上。⋯⋯又令宫妓梳九骑仙髻，衣孔雀翠衣，

佩七宝璎珞，为霓裳羽衣之类。”②由此可窥见唐代帝王过诞圣日的盛况。在

民间，百姓们要作“寿酒宴”，并配以名叫“赛白帝”、“报田神”的乐曲，

然后相对欢饮。唐玄宗《千秋宴》诗中：“处处祠田祖，年年宴杖乡”之句

就反映了民间过千秋节的风俗。

唐朝五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其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刻。佛教节

日很多，其中以“佛诞日”为盛。唐玄宗开始以生日作为节日，恐与佛教的

影响有关系。这一点从帝王生日节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也可以反映出来。从

代宗大历四年（769 年），“降诞日，百僚于章敬寺修斋、行香、陈乐大会。”

起，后代的皇帝在生日这天，都要“广集缁黄，多为法会”，文武百官，各

道进奉官，沙门道士齐赴寺庙内修斋行香，讲道论佛。皇帝本人还经常邀请

沙门道士进宫讲论儒、佛、道三教的异同或讲论佛道经典。如后唐明宗“应

圣节”，百官于敬爱寺设僧斋，召缁黄众于中兴殿论难经义。在诞圣日内皇

帝大多下令禁止屠宰牲畜，只能吃素或肉干和肉酱（古代分别叫“脯”和

“醢”），目的是宣扬佛教“不杀生”的教义。此外，皇帝诞圣日这天还剃

度僧尼，如大历八年（773 年）代宗生日，曾“度僧尼凡二百余人”。

唐玄宗始置的帝王生日节对后代影响很大。宋代皇帝及一部分掌权参政

的皇太后都将生日命名为某某节。明清两朝，皇帝、皇太后生日统统叫“圣

寿节”或“万寿节”，皇后、皇太子生日则称“千秋节”，不再单起节日名

称。

帝王生日节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但它也

丰富了中国节令风俗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节令风俗受到统治阶级影响的特

点。

　　楹联者，对仗之文学也。这种语言文字的平行对称，与哲学中所谓“太极生两仪”，即把世界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在思维本质上极为相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楹联的哲学渊源及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阴阳二元观念。 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这种阴阳二元的思想观念渊源甚远，《易经》

　　春联习俗

　　中的卦象符号，即由阴阳两爻组成，《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荀子则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合而变化起。”（《荀子·礼论》）《黄老帛书》则称：“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阴有阳。”这种阴阳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地浸润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解释中。《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措。”《易传》中，分别以各种具体事物象征阴阳二爻。阴代表坤、地、女、妇、子、臣、腹、下、北、风、水、泽、花、黑白、柔顺等；与此相对应，阳则代表乾、天、男、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黄、刚健等。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深入到了汉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着和迷恋。

　　语言寻根

　　一副标准的楹联，它最本质的特征是“对仗”。当它用口头表达时，是语言对仗，当它写出来时，是文字对仗。语言对仗的含义是什么呢？通常我们提到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平仄相拗、句法相同这四项，四项中最关键的是字数相等和平仄相拗，这里的字数相等，不同于英语的“单词数”相等，其实质上是“音节”相等。即一个音节对应一个音节。在英语中，单词“cart”与“jeep”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音节不相等。而汉语“kǎchē”与“jīpǔ”，数量相等又音节相等。汉语之所以能实现“音节”相等，是因为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音节、语素、文字三位一体。汉语每个音节独立性强，都有确定的长度和音调，音调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今有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四声，皆分平仄两大类。平对仄即谓相拗。这样，汉语的语素与语素之间（即字与字之间）就能建立起字数相等、平仄相谐的对仗关系。而英语中，即使事物的名称、概念能够相对，单词的数量和词性能够相对，两个句子的句式能够相对，但其音节长短不一，独立性弱，可自由拼读，又无声调，故无法相对。楹联大多数是写成文字，并且很多时候还要书写、悬挂或镌刻在其它建筑物或器物上。因此，楹联对仗的第二层即是所谓文字相对。文字相对意味着楹联不仅是语言艺术，又是装饰艺术。作为装饰艺术的一副楹联，要求整齐对称，给人一种和谐对称之美。汉字又恰好具备实现整齐对称的条件，它是以个体方块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在书写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间位置。它具有可读性，又具可视性。其方块构形，既有美学的原则，又包含着力学的要求。它无论是横写与竖排，都能显得疏密有致，整齐美观。而英文呢，它是拼音文字，每个单词长短不一，只表音，不表义，更无可视性，只能横排，不能竖排，无法从形体上实现真正的对称。 下面试举两个意思相同的中英文对偶句进行比较，以进一步说明为何只有汉语才有真正的对仗，而英文和其他拼音文字则不能。

　　其它说法

　　对联起源秦朝，古时称为桃符。关于我国最早的楹联，谭蝉雪先生在《文史知识》1991年第四期上撰文指出，我国最早的楹帖出现在唐代。她以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卷号为斯坦因0610号敦煌遗书为据：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回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门书左右，吾傥康哉！　《声调谱》作者赵执信明确指出：“两句为联，四句为绝（句），始于六朝，元（原）非近体。”王夫之说，对联源于律诗的说法，好比“断头刖足，残人生理”------《清诗话》　对联源于中国文字语音的对称性，出现应该在周朝以前，造纸术和书法的发展，使对联成为独立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