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之前有段时间，大家对于文字非常关注的，所以就有了《汉字英雄》这档节目，我也是通过这档节目认识的高晓松老师，当时就被他专业的知识给秀到了。但是最近高晓松因为整理古籍这个事情又陷入了热议当中，有网友说高晓松抢了古籍整理的功劳，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做了一个古籍数字化，结果发微博的时候玩文字游戏，耍心机，把提供支持，出工出力的公有机构避而不谈。突出自己的功劳。最后让人点出来了。整件事大致经过是，2018年高晓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见了散佚古籍，然后达摩院秘书长刘湘雯听说了，找到他一起策划能不能把这些古籍数字化。所以他们找到了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后者多年来做的就是类似的事情。2019年，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曾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四川大学教授陈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果和在达摩院负责学术合作的李贝，在一起开会，敲定了“汉典重光”的项目。注意：谈成的东亚图书馆，属于此前有深度合作基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跟哈佛没关系。

你觉得高晓松抢功劳了吗？

一高晓松没有抢功

我个人认为高晓松是没有抢功劳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整理古籍这个事情是高晓松先提出来的。

二高晓松毕竟也参与了整理

我认为抢功劳的意思是没有参加整理，但是说自己参加了，高晓松毕竟参加了古籍的整理，为什么就成抢功劳了呢？

三可能对自己的功劳放大了吧！

我们是不能否认高晓松为此次古籍整理做出的贡献，但是他本人可能会将自己的功劳放大，所以网友才会误会他抢功劳。

1 训诂方法和训诂原理对文言文的阅读有什么作用

训诂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

在阅读和学习文言文时，如果能掌握训诂学知识，从分析句读、释词解句、讲解修辞等方面入手，将能更加深入地分析作品，理解文章的含义。训诂方法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 所谓训诂方法，就是利用汉语语言学和其他一些相关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词义的方法。

它主要包括：（1）训诂与文字学结合：以形索义；（2）训诂与音韵学结合：因声求义；（3）训诂与词汇学结合：寻规律以求词义；（4）训诂与语法学结合：明语法以求词义；（5）训诂与修辞学结合：由修辞以求词义；（6）训诂与历史学结合：据史料以求词义；（7）训诂与校勘学结合：考异文以求词义；（8）训诂与逻辑学结合：用逻辑以求词义。本文拟就中学课本文言文注释中的某些问题，结合上述八种训诂方法来谈谈训诂方法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

一、以形索义 以形索义，是通过对汉字形体结构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的本义的训诂方法。运用以形索义的方法应遵循两条原则。

一是字形要能反映本义，本义要与字形切合，即要能证明造这个字时，是根据这一意义来构形的。为达此目的，我们所依据的字形应是较古的文字。

二是探求本义必须参证于文献语言，即本义不仅要与字形结合，还必须是在文献语言中有过用例。参证文献语言来探求词的本义，可以避免望形生训。

下面我们运用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来讨论中学文言文中的一条注释。 《史记·项羽本纪》：“沛公军霸上。”

高中语文第二册注：“军，驻军，动词。”余行达主编《古代汉语》（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在非判断句中，名词如做谓语，活用成了动词。

如：‘沛公军霸上’，‘军’做谓语，意为驻军。” 中学语文和余行达主编的《古代汉语》都把“军”解释为“驻军”，但前者以为“驻军”是“军”的固定义项，而后者认为“驻军”是“军”的临时意义，即名词“军”活用为动词时所临时具有的意义。

孰是孰非？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军”字的形体结构分析来予以说明。 《说文》：“军，围也。

四千人为军。从车，从包省。

车，兵车也。”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字从车，从@①，会意。

古者车战，止则以车自围。”由此可见，“军”本为动词，本义是“包围”。

将兵车围成一圈时，当然是表示军队驻扎下来准备宿营，因此，“军”引申有“驻扎；驻军”义。是谁将兵车围成一圈呢？当然是军队，因此：“军”又引申有“军队”义。

由此可见，军的“驻军”义和“军队”义都是由本义“包围”引申出来的。既然“军”本为动词，那么“军”表示“驻军”义时当然就不是“名词活用成动词”了。

由此可知，语文课本的注释是正确的，而余行达主编的《古代汉语》的解释是不准确的。 二、因声求义 因声求义，是通过对汉字声音线索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

它主要是用来推求语源、解释联绵词和解决文字上的通假问题。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以古音（即上古音）为依据，因为绝大多数的同源词在上古时已经形成了，训诂学里说某字与某字音同或音近，也是就上古音而言的；二是以文献语言为依据，以避免滥用声训而流于主观臆断。

下面我们运用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来考证一条词义。 归有光《项脊轩志》：“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

高中语文第五册1984年版和1987年版皆未给其中的“借”字作注，其他古文选本亦不注。似乎“借”就是现在的“借进”。

其实不然。归有光为什么要把借来的书入满自己的书架呢？这合情理吗？按，“借”上古属铎部精纽，“藉”上古属铎部从纽，因此“借”可以通“藉”，为叠韵通假。

例如《诗·大雅·抑》：“借日未知。”《汉书·霍光传》引《诗》作“藉”；《荀子·大略》：“非其人而教之，赍盗粮借贼兵也。”

《战国策·秦策》：“此所谓藉贼兵而赍盗粮者也。”“藉”本义是古代祭祀朝聘时陈列礼品的垫物。

《说文》：“藉，祭藉也。”既然是垫物，他物便可置之其上。

如《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藉萋萋之纤草。”李善注：“以草荐地而坐曰藉。”

由此可知，“借书满架”就是“藉书满架”，直译就是“置放的书排满了书架”。三、寻规律以求词义 寻规律以求词义，是通过探寻古代汉语里词的内部构造、词的产生与发展和词义演变等规律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

通过探寻古汉语词汇的内部构造规律，我们可以避免把古文中两个单音词误认为是一个双音词的现象；通过探寻古今词汇之间的发展变化规律，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古语词的意义；通过探寻词义演变的规律，我们可以了解某个词在古代具有哪些意义，为什么会具有这些意义，可以了解同源词的孳乳情况，可以了解古今词义的差异情况。运用寻规律以求词义的方法来探求和诠释词义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以古训为依据，这是因为作古训的先代学者，尤其是“汉儒去古未远，经生们所说的故训往往是口口相传的，可信的程度较高”（注：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343页。）

；二是注意词义的时代性，因为“古代汉语”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

2 学习训诂学有什么重要作用

一、指导中学语文教学

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字义、词义，它跟讲授中学文言文的关系十分密切。

1、帮助准确解释古书的词义

2、帮助取舍进行决断 在遇到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时，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决断，以决定取舍，避免盲从

3、帮助弥补注本的不足。

4、帮助纠正误注。

5、使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二、指导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不外乎对古籍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翻译，而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训 诂知识、

1、训诂与校勘 通校勘是校读古籍的先决条件。

2、训诂与标点 正确理解古书的文意，是对古书进行断句和标点的前提，而要正确地理解古书的文意，必须通训诂。

4、训诂与翻译 近代学者严复论翻译，有信、达、雅之说。翻译古文亦然。

三、指导辞书编纂

1、参照体例，吸收成果，引用方法

2、纠正旧辞书在释义上的谬误。掌握了一定的训诂学知识，懂得了训诂的条例和方法，可以发现和纠正字典辞书在释义上的个别失误。

3、考索和补充被漏略了的义项。训诂学是研究字、词义的学问，它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辞书编纂提供丰富的资料，从而使辞书不致将应列的义项漏略掉；已经漏略掉的，还可以在重新订时加以补充

3 举例论证训诂学的重要性

训诂学的重要性

一、指导中学语文教学

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字义、词义，它跟讲授中学文言文的关系十分密切。

1、帮助准确解释古书的词义

2、帮助取舍进行决断 在遇到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时，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决断，以决定取舍，避免盲从

3、帮助弥补注本的不足。

4、帮助纠正误注。

5、使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二、指导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不外乎对古籍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翻译，而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训 诂知识、

1、训诂与校勘 通校勘是校读古籍的先决条件。

2、训诂与标点 正确理解古书的文意，是对古书进行断句和标点的前提，而要正确地理解古书的文意，必须通训诂。

4、训诂与翻译 近代学者严复论翻译，有信、达、雅之说。翻译古文亦然。

三、指导辞书编纂

1、参照体例，吸收成果，引用方法

2、纠正旧辞书在释义上的谬误。掌握了一定的训诂学知识，懂得了训诂的条例和方法，可以发现和纠正字典辞书在释义上的个别失误。

3、考索和补充被漏略了的义项。训诂学是研究字、词义的学问，它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辞书编纂提供丰富的资料，从而使辞书不致将应列的义项漏略掉；已经漏略掉的，还可以在重新订时加以补充

4 文言文的修辞

初中语文文言文--文言文的修辞

和现代汉语一样，文言文中也多运用各种修辞以增强表达效果。其中有些修辞格的运用较为频繁。了解这些特殊的修辞方式，自然有助于阅读能力的提高。这里着重说明的是现代汉语中不常见，或对文言文阅读理解影响较大的几种修辞格。

(1)、借代。文言文中，借代修辞格运用的相当普遍，如果按字面翻译， 往往会造成误解。如：“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诸葛亮《出师表》）这里的“布衣”在古代不给理解，因为古时平民多穿麻布衣服，用这一特征来代事物本身，是一种借代。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按字面译为“穿布衣服的人”，后面的“不以臣卑鄙。”（不因我地位低、见识浅）就会使人产生疑问：“穿布衣服”，怎么就“地位低”呢？在翻译时对这类地方应采取意译的方法，加以复原（译为“平民百姓”），否则往往会使人莫名其妙。

(2)、互文。作为一种修辞方法，互文在文言文中也较为常见。这类句子， 在内容上前后互相补充，常常可以收到言简意中的效果。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原意本是“不因有外物环境和自己遭遇的好坏而高兴或悲伤”，这里的“喜”，不仅指“物”，同时也指“己”，悲不仅指“己”，也指“物”。

(3)、委婉。在语文表述中，为了某种需要， 对某件事情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换一种说法，这就是委婉。文言文中委婉修辞格常用于外交场合。如赤壁之战中，曹操给东吴下战书，“今治水军八十万从，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就是一种委婉说法。明明大兵压境，杀气腾腾，却故意说得十分轻松自在。对这类句子的翻译，则一定注意保持原文的修辞色彩。

(4)、讳饰。讳饰实际上也是一种委婉，往往是由于人的忌讳而改变了说法。 如对于“死”，帝王死叫“山陵崩”、“宫车晏驾”、“千秋之后”，老百姓死则称为“填沟 ”，了解这些说法的真正含义，才能准确地翻译文言文。

5 举例说明文言词语 文言句式在现代汉语中的修辞作用

欲把西湖比西子 这是比拟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 反问

二月春风似剪刀 比喻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夸张

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 排比

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对比

6 文言文的修辞

初中语文文言文--文言文的修辞和现代汉语一样，文言文中也多运用各种修辞以增强表达效果。

其中有些修辞格的运用较为频繁。了解这些特殊的修辞方式，自然有助于阅读能力的提高。

这里着重说明的是现代汉语中不常见，或对文言文阅读理解影响较大的几种修辞格。 （1）、借代。

文言文中，借代修辞格运用的相当普遍，如果按字面翻译， 往往会造成误解。如：“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诸葛亮《出师表》）这里的“布衣”在古代不给理解，因为古时平民多穿麻布衣服，用这一特征来代事物本身，是一种借代。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按字面译为“穿布衣服的人”，后面的“不以臣卑鄙。”

（不因我地位低、见识浅）就会使人产生疑问：“穿布衣服”，怎么就“地位低”呢？在翻译时对这类地方应采取意译的方法，加以复原（译为“平民百姓”），否则往往会使人莫名其妙。 （2）、互文。

作为一种修辞方法，互文在文言文中也较为常见。这类句子， 在内容上前后互相补充，常常可以收到言简意中的效果。

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原意本是“不因有外物环境和自己遭遇的好坏而高兴或悲伤”，这里的“喜”，不仅指“物”，同时也指“己”，悲不仅指“己”，也指“物”。

（3）、委婉。在语文表述中，为了某种需要， 对某件事情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换一种说法，这就是委婉。

文言文中委婉修辞格常用于外交场合。如赤壁之战中，曹操给东吴下战书，“今治水军八十万从，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就是一种委婉说法。

明明大兵压境，杀气腾腾，却故意说得十分轻松自在。对这类句子的翻译，则一定注意保持原文的修辞色彩。

（4）、讳饰。讳饰实际上也是一种委婉，往往是由于人的忌讳而改变了说法。

如对于“死”，帝王死叫“山陵崩”、“宫车晏驾”、“千秋之后”，老百姓死则称为“填沟 ”，了解这些说法的真正含义，才能准确地翻译文言文。

7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的关系

训诂学

简介：根据文字的形体与声音，以解释文字意义的学问。偏重於研究古代的词义，尤其著重於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语法、修辞等语文现象。

训诂学（“诂”音“gǔ”，同“古”）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也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他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

所谓“训诂”，也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训诂”连用，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人毛亨注释《诗经》的书，书名叫《诗故训传》，“故”、“训”、“传”是三种注解古文的方法。训诂合用始见于汉朝的典籍。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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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

也有人将训诂学分为新旧两种。语言学家王力在1947年的《新训诂学》中提出“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周大璞在《训诂学要略》中也说“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词义和词义系统，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义发展演变的规律。”新训诂学是相对旧有的训诂学而言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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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汉朝时基本形成。，到了宋代，训诂学得到了很多的革新。元明时期，训诂学出现了衰退，而在清朝则是训诂学发展最辉煌的时候。现代则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发展训诂学。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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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种语言都在不断地变化，古书中有许多词义已经变化，或语法变化，历史语言学家考证古书中词的当代意义，编著出注疏书籍，为训诂学。训诂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汉魏以前的古书中的文字。训诂学书籍有两种，一种专为注疏某一本重要的书，逐字解释全书的意义，如《论语注疏》、《毛诗注疏》、《韩非子集解》等；另一种是单纯解释古代的词汇，搜集古代词汇，分类注释，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等；此外后有对训诂学的书籍进行补充、考证、阐释的书籍，如《方言疏证》等。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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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研究方法有：

互训，用同义词互相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

声训，用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解释，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作“依”的意思。

形训，用字形说明其来源和意义，如“小土为尘”，说明“尘”字的意思是“小土”，这个简体字也是由此产生。

义训，用当代的词义解释古词的意义，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说“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

反训，古代有的词和现代意义相反，需要用反义词注释，如“乱而敬，乱，治也”，说明这个“乱”字，在此处作“治”的意思。

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靡玻挥靡舱撸？ㄒ玻煌ㄒ舱撸？靡病保？得髡飧觥坝埂弊钟蒙？凳谴印坝谩弊掷吹模？？馑际导适恰暗谩钡囊馑肌？

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明这个“庸”字用声训是从“用”字来的，但意思实际是“得”的意思。

文字训诂学（“诂”音“gǔ”，同“古”）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也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他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

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问。

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附校记，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简单一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方能胜任。当今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然，只有在做好其他工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好序跋，但真正要写出好序跋，还得有更多的学问。

附录：这也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有些古籍本来有附录，有些虽无附录，但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可收集起来编成附录。如何收集、如何编都有讲究，不可等闲视之。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一共有以上十项。古籍整理工作说具体点是要做这十项工作，或者可以说，这十项工作构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部内容。 一些珍贵的古籍善本，若沾上各种污渍将大大影响该书的收藏价值。因此，对各种不同的污渍应采用不同的除污方法，现简介如下，不妨一试：

除霉斑。用棉花球蘸上氨水或明矾水，轻轻地在书页的霉斑上擦拭，至除净后再用吸水纸吸干；也可用水和高锰酸钾冲浓汁，用毛笔将浓汁涂在霉斑处，等五六分钟后再用草酸水涂之，并用毛笔轻轻擦拭，如此数次能去除霉斑，最后用棉花球蘸上清水擦净。

除墨渍字迹。在染有墨渍字迹的书页下边，先垫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湿污迹，然后在书页上边放一张吸水纸，并压上重物，等干后墨水迹就会消失。如果用高锰酸钾溶液时留有褐斑，可以再用草酸或柠檬酸溶液除去。若书页上仅有一些字迹也可用褪色灵涂之即可。

除脏手指印。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也可用棉花球蘸以温水冲兑的洗衣粉或洗洁精液轻轻擦拭，再用清水擦洗，最后将水分吸干。

除油迹。在油迹上放一张吸水纸，用熨斗轻轻地熨几遍，便可以把油分吸尽；也可用棉花球沾少许汽油或酒精轻轻擦除。

除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用棉花球蘸上醋液或酒精，在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上轻轻擦拭，至除净污迹为止。

对于书籍上其他的一般污迹，只要用肥皂细心地擦拭，再用干净湿布轻轻抹净，然后在书页衬上吸水纸吸干水分，就基本上可以获得整旧如新的效果。 保存古籍我们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做“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古籍整理专指对中国古代书籍进行审定、校勘、注释等加工整理工作，使新出版本便于现代人阅读。古籍整理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是"存亡继绝"的工作，它不仅向人们展示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