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神话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中国古代神话是远古人类借助想象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故事，反映了原始人类特有的意识形态，它通过幻想的形式，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类的生活和理想。

　　像《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羲和生日》、《常羲生月》、《夸父逐日》等，体现了原始人探索的意图，反映了人们对大自然成因的理解。

　　像《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愚公移山》、《嫦娥奔月》等，表达了远古人类与自然作斗争的决心与勇气。

　　像《黄帝擒蚩尤》、《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触不周山》、《黄炎之争》等，反映了远古先民对统治秩序的挑战。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页。这些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外，还为后代各类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像《诗经，大雅，生民》中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中诸神的出现、战国时期庄子笔下《逍遥游》中的鲲鹏的变化、三国时期曹植作品中洛水女神宓妃形象的塑造，均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利用神话素材进行再创作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

　　唐代李威小说《柳毅传》、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其中就有大量令人赏析的神话情节。远古神话故事中的素材，经后代作家们发掘、改造，给人的感觉总是常出常新。

　　二、中国古代神话在表现方式、创作手法等方面为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神话在构造上和基本意识上的特性，成为决定中国抒情文学构造和风格的最根本要素。神话的原始的质朴性、地域性、时代性，为中国文学叙事抒情的传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它奇特幻想、生动的情节以及夸张手法的成功运用，都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庄子创作的《逍遥游》、《德允符》、《大宗师》等散文，都出现了很多幻想，笔下的蝉、斑鸠、小雀、树、蛇、鱼，都会说话。

　　这些丰富了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屈原《离骚》纯洁高大抒情主人公的出现，大胆地将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形象地糅合，发展了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使之成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

　　唐代李白的诗歌，借鉴神话中的浪漫手法，将夸张、比喻、象征等方式，使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高度统一，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他借用大胆的夸张，“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之体，抒无形之情，让奇情壮采得以淋漓尽致地表达。

　　宋代的苏轼以神话中的浪漫主义为基调，借用想象与夸张，将豪迈的情感、坦率的胸怀表现得欢畅通透，成为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

　　魏晋的志怪、唐宋的传奇、宋元以后的小说戏曲。不仅继承了神话的浪漫精神，而且吸取了神话的素材和艺术经验，后代的文学创作不断走向辉煌。

　　三、中国古代神话宏扬民族正气的精神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许多著名的大神均具有始祖神的身份。这些始祖神在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与壮大、在民族的重大变故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的作用。他们成为本民族始祖神的先决条件也决定了他们作为大神的责任与义务。

　　如开辟大神盘古在完成了天地开辟任务之后，就将自己的双眼化成了日月，将四肢与头颅化成了五岳，将血脉化成了长江与黄河，将毛发化成了山林与草木，将肌肉化成了泥土，将筋骨化成了金石，而他身体上的寄生物则变成了人类。

　　女娲，她在完成了补天、造人的大功之后，也将自己的身体化成了万物。所以《山海经》中云有神十人，乃女娲之肠所化。

　　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全部了解女娲化物的细节，但这则神话多多少少为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后来的始祖神继承了创世神的这一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

　　燧人氏发明火历经千辛万苦种种磨难;炎帝为发明农业种植和草药而尝尽百草，几经生死，所以《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先秦史书则言大禹为治水十年奔走，三过家门而不入，以至于“胫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过”(《荀子非相》注引《尸子》)。

　　不仅如此，在远古神话英雄的故事传说中，也同样反映出了一种令人崇尚的奉献与牺牲精神。

　　如为逐日而死的夸父、射日除害的后羿、救民于水患的大禹、被大水淹死之后变成鸟不停地以木石勇填苍海的精卫等、均在人民的心目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生生世世为人们所敬重。

　　而那些不利于社会前进、有碍于人类幸福的神性人物则要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与批判：那些残害人类的神蛇、怪兽一般的反面形象，最终均被英雄诛灭。如在洪水滔天时窃了天帝的“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被杀于羽郊的鲧。

　　神话中所表现的那种不畏艰险、不畏强权、追求光明、锲而不舍的伟大英雄主义精神，为民请原的信念、厚生爱民意识、博大坚韧的品质正是我们民族勤劳勇敢、执著坚毅的民族性格的艺术概括，它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奇幻多姿的艺术表现方法，也为后代的文学所汲取，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这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文学从开始就有一个光辉的起点，正是这种尚德精神，使中国文化中处处体现出了对“德”的要求。

　　在我们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中，将“修身”摆在第一位也说明了这一点。只有“从头做起”，先修身然后才能齐家，再后为中国文学起源的古代神话，一方面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在创作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方面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1、作为中国文学起源的古代神话，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在创作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方面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当然算，不过你应该加入自己的评价，应多加入自己的所感所想，要有清晰的逻辑结构，另外对宋应星的生平经历和天工开物的内容别写太多了，不然就喧宾夺主了，就成了说明文了

宋应星

才大学博，勤于著述

宋应星（公元1587—约1666年），字长庚，南昌奉新北乡（今宋埠乡）人。宋姓在当地是大姓，曾祖宋景字以贤，号南塘，曾任南京吏、工、兵三部尚书，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为官清正，对宋氏后代有很大影响。祖父是宋景的第三子宋承庆，早逝。父亲宋国霖字汝润，号巨川，少孤，赖母顾氏及叔父宋和庆养育，少补诸生，在庠四十年未出仕。宋国霖有四子，宋应星为第三子。与兄应鼎俱为同母魏氏所生。宋应星出生时，宋氏家族日益没落，而母亲又是农民的女儿，所以自幼易于接近农业生产和群众。

奉新地处南昌府境内，明代时这里文风很盛，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宋应星幼时与长兄宋应升在叔祖宋和庆创办的家塾内就读。七岁时投师于族叔宋国祚，不久就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年方十六考入本县县学，入庠九载。他自幼聪颖好学，学业成绩之佳为师长所惊奇，其族侄宋士元在《长庚公传》中说：“公少灵芒，眉宇逼人，数岁能韵语。及掺制艺，矫拔惊长老。”宋应星青年时代已经熟读经史及百家书，对程朱理学有较深钻研，又能独立思考。他尤其推重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他对自然科学及技术很有兴趣，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书，还喜欢音乐、美术，对时事政治特别关心，怀有济国济民的理想，常与同学好友纵谈天下大事。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宋应星与其兄宋应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考取第三名举人，其兄名列第六，县中诸生只有他们兄弟中举，人称“奉新二宋”。当年秋赶往京师应次年丙辰科会试，未中。为作好再应试准备，他们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进修，投师于洞主舒曰敬。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又一次进京会试，仍然名落孙山。此后又在天启及崇祯初年再次参加会试，结果均未中举，从此遂绝科举之念。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宋应升由吏部铨选任浙江桐乡县令，宋应星回乡服侍母亲。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在老母被兄宋应升接到浙江后，宋应星出任袁州府分宜教谕，主要是教授县学生员。任职四年，取得优良教育成绩，使当地“士风丕振”。更重要的是有足够业余时间从事写作，他的主要作品大都作于此时。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宋应星考评位列优等，不久就被升为福建汀州府（今长汀）推官，掌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亦称司理。未待任满，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辞官归里。崇祯十六年再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此时已是明王朝灭亡前夕。他到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连升堂处所都没有，官员大多出走。他几经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规模，又捐资在城内建立了书院。次年甲申（公元1644年）初，亳州周围已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包围，宋应星弃官返回了奉新。宋应升原已升至广州知府，甲申后也无意恋官，最终挂冠归故里。他们兄弟和其他的江西志士都寄希望于南明福王政权，但此政权却由阉奸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不久便灭亡于满清铁蹄之下。清兵南下攻取江西时，宋应升于1646年服毒殉国，宋应星埋葬胞兄后，在清代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在贫困和悲愤中度过晚年，大约卒于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岁。遗有二子，长子宋士慧字静生，次子宋士意字诚生，皆有文才，人称“双玉”。宋应星生前教导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皆能奉此遗训，在家安心耕读。

宋应星的生活时代适值明末，他亲眼目睹了官场弊端丛生的黑暗现象，最终与科举仕途决裂，转向实学，尤其是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作了多年考察和广泛的社会调查。这一切都为他日后撰写《天工开物》等作了准备。他虽历尽艰辛跋涉万里未得一进士功名，却获得极珍贵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见闻，思想更为激进，成为对旧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大学博，又勤于著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作品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有《天工开物》（1637）、《观象》（1637）、《乐律》（1637）、《论气》（1637）、《谈天》（1637）等；二是属于人文科学的有《野议》（1636）、《画音归正》（1636）、《杂色文》、《春秋戎狄解》（1644）等；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原耗》（1637）、《卮言十种》（1637）等；四是属于文学创作的有《思怜诗》（1636）、《美利笺》（1645）等。大多成于明末或明清之际，因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故为清统治者所不容。大部分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

天工开物 科学大家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最主要的代表作。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由友人涂绍煃（字伯聚）资助，初版刊刻于南昌府。全书三卷十八篇，所叙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三十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和经验，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编次先后顺序是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安排的，将与食衣有关的农业置于首，其次是有关工业，而以珠玉殿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

上卷六篇多与农业有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并对以江西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术详加介绍。《乃服》包括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及毛纺等生产技术，以及工具、设备，特别着重于浙江嘉兴、湖州地区养蚕的先进技术及丝纺、棉纺技术，并绘出大型提花机结构图。《彰施》介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偏重靛蓝种植和蓝靛提取以及从红花提取染料的过程，还涉及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叙述稻、麦收割、脱粒及磨粉等农作物加工技术，偏重加工稻谷的风车、水碓、石碾、土砻、木砻及制面粉的磨、罗等。《作咸》论述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及制盐技术，尤详于海盐及井盐。《甘嗜》叙述甘蔗种植、榨糖和制糖技术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饴饧（麦芽糖）。每篇叙述均有主有次，选择重要产品为研究重点，突出介绍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

中卷有七篇，多为手工业技术。《陶埏》叙述房屋建筑所用砖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制造及工具，着重江西景德镇生产民用白瓷的技术，从原料配制、造坯、过釉到入窑烧结，都予说明。《冶铸》是论述中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细的记录，着重叙述铜钟、铁锅及铜钱铸造技术及设备，包括失蜡、实模及无模铸造三种基本方法。《舟车》专述有关交通工具。首先用数据标明各船舶和车辆结构构件及用材，还说明各种船、车驾驶方法，详于大运河上航行的运粮船“漕船”。《锤锻》系统论述铁器和铜器锻造工艺，从万斤大铁锚到纤细绣花针都在讨论范围之内，而各种生产工具如斧、凿、锄、锯等制造以及焊接、金属热处理等金属加工工艺亦曾论及。《燔石》涉及烧制石灰、采煤、烧制矾石、硫黄和砒石技术，对煤的分类、采掘、井下安全作业均有论述。《膏液》介绍十六种油料作物子实的产油率、油的性状、用途，以及用压榨法与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和工具，还谈及桕皮油制法及用桕油制蜡烛的技术。《杀青》论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详细论述了造竹纸及皮纸的全套工艺技术和设备，所提供的生产操作图特别珍贵。

下卷有五篇，也属工业。《五金》论述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开采、洗选、冶炼和分离技术，还有灌钢、各种铜合金的冶炼，所附生产过程图十分难得。其中记载不少中国发明创造，如以煤炼铁、用活塞风箱鼓风、直接将生铁炒成熟铁、以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干等冷武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鸟铳和万人敌（旋转型火箭弹）等武器。《丹青》主要叙述以松烟及油烟制墨及供作颜料用的银朱（硫化汞）的制造技术，产品用于文房。《曲蘖》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和产品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代之后才出现的新产品。《珠玉》则记述南海采珠、新疆和田地区采玉，还谈到井下采宝石的方法和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和琉璃。

全书除文字叙述之外，还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图，配以说明，展示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生动而真实。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实地调查的资料。

宋应星在叙述各生产过程的同时，还发展了“穷究试验”的研究方法。他对各种迷信神怪、荒诞旧说都有所批判，如对炼丹术的批判更为激烈，从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注入一种新的科学精神。这是《天工开物》一书的最大特色，使人们感到耳目一新。

《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书中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描述，显露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理论阐述，注重引入理论概念，而非单纯技术描述。在农业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后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二十五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提到过。还指出“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因而论述了作物与环境的关系、外界环境变迁对作物物种变异的影响，提到通过人工选择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并介绍以砒霜为农药拌种、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进的技术成就。《甘嗜》介绍将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种植中，实行甘蔗移栽，是一种新技术。《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为能源，驱动水轮转动，通过立式主轴带动各机件，同时实现灌田、谷物脱粒及磨面粉三种机械功能，是十七世纪世界上先进的农用机械。《乃服》介绍蚕的变异现象，与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所述几乎相同。除此之外，还提出将一化性蚕与二化性蚕、黄茧蚕与白茧蚕人工杂交，可培育出具有双亲各自优点的杂种蚕；通过蚕浴、排除病蚕实现人工淘汰，可使健蚕顺利发育成长，这都符合科学原理。在工业方面，《五金》所述将炼铁炉与炒铁炉串连使用，可完成从生铁直接炼成熟铁的连续生产过程，所改进的生、熟铁合炼成钢的设备原理成为近代马丁炉的始祖。在比较金、银、铜单位体积内重量时，已有了比重概念。对金属锌（“倭铅”）冶炼工艺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确而详细的文献记载。对铜、锌以不同配比炼出具有不同性能的合金黄铜的论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燔石》论及竖井采煤，在井下安装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加设巷道支护的技术，以及烧砒石时的安全作业措施，都是值得称道的。 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命名他的书，实际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即天工开物思想或开物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天工（自然力）与人工互补、自然界的行为与人类活动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发物产，以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使人在自然界面前显示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凭借木〔榨〕石〔磨〕，而后倾注而出焉”。这正体现了“天工开物”思想的内涵。简言之，此思想核心是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或通过自然力与人力的协调从自然界开发物产。日本学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释天工开物思想时写道：“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应的自然界的行为，开物是根据人类生存利益将自然界中包含的种种物由人工加工出来。在欧洲人的技术书中，恐怕没有这类书名的著作。技术确实是自然界与人类协调的产物，它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赖以沟通的桥梁。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术，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时再用人工去开物。”这种中国特有的科学思想成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所谓技术，在宋应星看来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机结合，即工艺操作方法、生产劳动者的操作技能与工具设备的结合。人只有借技术作用于自然界，才能实现开物过程。 《天工开物》一书是对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在体例上首开先例，其所述范围之广，足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公元1556年）这部技术经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后，很快便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1604—1681）于清初发行第二版，后被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公元1725年）及《授时通考》（公元1737年）广泛摘引。十七世纪末，此书传入日本，被广为传抄，公元1771年大阪出现了和刻本，从此成为江户时代（公元1608—1868年）日本各界广为重视和征引的读物。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刺激了“开物之学”在日本的兴起。二十世纪时此书又被译成现代日本语，至今仍畅销。

此书在十八世纪流传到朝鲜，成为李朝后期实学派学者参引的著作。《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杀青》等篇由法兰西学院教授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9—1873）摘译成法文，接着再转译成英文、德文。《乃服》内论养蚕部分还被转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等。达尔文读过这部分内容，并作过引证，称之为“权威著作”。1869年，有关工业各篇的法文摘译稿又集中被收入《中华帝国 工业之今昔》（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l’Empire Chinois）一书中，刊行于巴黎。及至1964年，有关农业的前四篇又转译为德文，1966年全书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部书已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书足可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主编的《百科全书》匹敌。

评议政论 自选诗集

宋应星另一代表作是政论集《野议》，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刊行。

全书万言，不分卷，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及乱萌等十二议。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及经济思想。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国家由乱而治、转危为安，从而体现这位科学家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这部作品可看成是宋应星作为在野者上书崇祯帝要求实行变法的万言奏议。从各议内容观之，所述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指出各级政权机构人事任用及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为加强政权建设，揭露并批判了当时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腐败，提出革新吏政及学政的方案。二是鉴于当时民穷财尽的经济局面，揭露了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的失误，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财之道。三是谈用兵、练兵及筹措军饷的方法，揭露了军政上的弊病。四是要求在社会上移风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高官兵的士气。五是分析明末农民起义的经过和动因，提出安民政策。总之，宋应星主张减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呼吁罢除军界和政界中的贪官污吏，代之以廉洁奉公、一心为国的清官。其理想是在清官统治下，使工农获得温饱、商人有利可图、贫士有科举入仕机会，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然后全面发展农工商业，养兵练武，则国运或可有救。书中有很多精辟思想，例如《民财议》指出：“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工运旋而出者也。”又说：“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货币）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池塘）之鱼耳。”①就是说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增加社会财富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农业、工业，提供丰富产品，而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宋应星的财富观是对经济学原理的天才贡献，此后一个多世纪西方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才于 1776年提出同样思想。

《思怜诗》刊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是宋应星自选诗集，内有《思美诗》十首及《怜愚诗》四十二首，共五十二首，均为七言诗②。诗集反映了诗人的人生观或人生哲学，以文学形式表达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为此，诗中塑造了两类典型人物，分别予以褒美及讥讽。宋应星继承了唐代诗人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论传统，主张写诗应揭露时政弊端，反映社会现实，而且给人以启迪和教化。《思美诗》塑造出应当效法的一些贤人形象：(1)身处乱世而洁身自励，不同流合污；(2)精忠报国，以造福百姓为做人根本；(3)德才兼备而识时务，以其思想、著作及实际行动唤起世人觉醒；(4)不图名利，一心为国尽忠、为民尽孝，必要时可牺牲一切。这样的人虽难得，但必千古流芳，而且人人尽可为尧舜。《怜愚诗》塑造出应当讽刺或鞭挞的一些愚人形象：(1)争权夺位，结党营私，祸国殃民；(2)贪婪无厌，聚敛财宝，剥削人民；(3)沽名钓誉，妄想世代富贵，死后还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术，不相信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诗集以对比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和怎样做人的道理。诗在艺术性上不及唐诗，但颇具哲理性和思想性。

自然哲学 唯物史观

《论气》专论自然哲学，刊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分为形气、气声、水火、水尘、水风归藏及寒热等篇章。宋应星继承宋代哲人张载（公元1020—1077年）的元气论并予以发展，形成其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他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介于形、气之间的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他将元气论与新五行说结合起来，用“二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过土形成有形之物金及木，然后再由水火土金木逐步演变成万物。他的这一理论比汉代王充（公元27—107年）、宋代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与绵密，也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土火水气）解释万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宋应星在气与万物之间引入了一些过渡的物质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他还进而讨论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前后未 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他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物质成分与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则摄取土中无机养料与水而生长，从而论证了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在物质构成上的统一性。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科学技术知识的基础上的。

《论气·气声篇》专门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包括影响声调的条件，声速及声音的传播以及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谈到声的发生原理时，指出因两气相轧及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形式破气，便有各种声音。声之发生在于破气、轧气时引起的气的“微芒之间一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空气的振动。破气、逼气动作缓急（速度）与劲懦（力量）可决定声音大小。该篇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又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炮声所达到的距离为炮弹所及距离的十倍。关于声的传播方式，宋应星认为就像以石击水所形成的水波那样扩散，就是说声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可见他已有了关于声波的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此后声学的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对声的传播媒介是空气，还是以太微粒或物质微粒，仍在争论不休。直到德国学者盖里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以抽气机做传声实验后，才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而声波概念是在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的。

宋应星对天文学素有兴趣，其《观象》书稿本拟与《天工开物》同时问世，但临梓删去。现存其所著《谈天》，刊于崇祯十年（1637），主要为说日。当他登泰山观日时涌现一种思想：“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他认为太阳不但沿其轨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从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②的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命题，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汉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宋应星有关日日新思想，后来由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所发挥。日食、月食是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但天人感应说认为日月食及其他异常自然现象是国政失纲、人君昏暗的象征，故上天以此为警告。宋代朱熹（公元1130—1200年）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时写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所以当食而不食也。”宋应星针对朱熹观点批评说：“朱（熹）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当食而不食，其视月也太儇（随便）。”接下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所载事件作了对比，证明朱注说法毫无根据，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宋应星还写下历史作品《春秋戎狄解》（公元1644年），借古喻今，伸张民族大义，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他的《美利笺》是文学创作，也有政治含义。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位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内涉猎极广的学者。

　　论茶道与禅道

　　日本禅僧仙厓义梵（1344～1431）的《茶道极意》曾说“所谓茶道，在心非在术”，在术而非在心。“心、术并行处，常显一味也。这意味，茶道必须道心与茶术合一，不可偏废。然而，中国历代茶书，除了像许次纾（？～1604）《茶疏》等极少数例外。大体偏于术而略乎心。中国历代茶书，对于茶树产地、茶叶种类、制茶技巧、茶具好坏、茶水优劣、煎点（泡茶）方法等关于“术”的事情，说之甚详； 但对如何在喝茶品茗当中修“心”，甚至在什么环境、以什么心情吃茶品茗，却都略而不论。即使被后人尊为“茶神”的陆羽（727～804），在其《茶经》一书当中，对于“心”的描述，也不过下面简短的两句：“茶之效用，味至而寒。是以行优而有俭德之人饮之甚宜 而当论及茶的功用时，也只强调提神、养身的疗效，与心性的修养完全不相干。例如 陆羽《茶经·六之饮》，说到“欲醒睡意，则令其饮茶”；而《茶经·七之事》，虽然广引华陀《食论》、壶居士《食忌》、陶弘景《杂录》等医书和道书，但也仅仅说到茶有“益气力”、“身轻”、“换骨”乃至“可成仙”的功效。再如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点》，引《桐君（药）录》，说到：“茶有饽，人饮之，宜于身 而钱椿《制茶新谱·茶效》，则引《本草拾遗》，也只说到茶有“止渴、助消化、去痰、除睡意、利尿、明目、增思考力” 同上书，34页。 等功效。这些都告诉我们，中国历代茶书所关心的不是茶的修心，而是茶的养身。肉体性或物质性的“身”，重于心灵性或精神性的“心”，显然是中国历代茶书的特色。

　　由于中国历代茶书所重视的，不是茶“心”，而是茶“术”，因此，不管是茶叶、茶具的产地，或是茶水的来源，都相当讲究。欧阳修在其《归田录》中，说到：“茶之品无有贵于龙凤者……凡二十八片重一斤，值金二两。”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引见张迅齐《中国的茶书》，54页。 这是描述“龙凤茶”的昂贵。赵汝砺《北苑别录·纲次·细色五纲》，则说：“又以龙园胜雪为最精品，建安人中有谓值万钱者也。”引见张迅齐：《中国的茶书》，83～84页。 这也是描述一种称为“龙园胜雪”的茶叶，其昂贵的情形。而苏[广/异]《（十六）汤品·第七品富贵汤》，则说：“世之人以金银制汤器，此唯富贵者能之，故成功而建汤业，贫贱之人不能也。”又说：“汤器不用金银，犹作琴而不用桐，制墨而不以膏，两皆不可也。”同上书，211页。 [元]周密《癸辛杂识》前集，也说：“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 《帝京景物略》则说：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景德镇出产的一对成化斗彩杯，“值十万钱”同上书，141页。。这些都在描述茶具的奢华昂贵。而张又新《煎茶水记》，则采用刘伯刍的说法，把煎茶的汤水，依其优劣分成七等； 又依“李季卿命从者笔记，即以陆羽口授”为标准，把茶水分成二十种。果真按照这些说法，要以天下第一水来煎点茶汤，则非达官富豪所不能为也。

　　中国历代茶书的撰写者，若不是本身即是达官贵人，就是为达官贵人而撰写茶书。例如，《茶经》作者陆羽，虽出身禅寺，并和皎然禅师成为忘年交，但真正影响他撰写茶书的，还是出身朝廷的达官贵人--李齐物（皇族）、崔国辅（礼部郎中）、颜真卿（湖州刺史）等人。再如，《茶录》的作者蔡襄（1012～1067），宋仁宗庆历年间，曾任福建转运使，《茶录》一书的撰写，即专门为了回答仁宗的下问而撰写的详蔡襄：《茶录·序》，收录于张迅齐：《茶话与茶经》，219页。。也许，这正是这些茶书不脱富贵味，以至重“术”轻“心”的原因吧。

　　随着“经济起飞”，目前台湾“茶道”蔚为风气，茶行和茶馆随处可见，喝“老人茶”的人口也在逐年增加。然而，也许受到上述这些有术无心的茶书影响，台湾的“茶道”大体也是停留在有茶无道的阶段。茶农联合茶商，抄作茶叶和茶具的价格，品茗者竟也乐此不疲地跟进。茶道，不但不是修心养性的工夫，更不是全民性的饮食文化。茶道成了拜金主义者自我慰藉的天堂。本文试图从“心”出发，讨论茶道与禅道之间的关系。如此或可弥补台湾茶道的缺失。

　　一、 “茶禅同一味”

　　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535），在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由于久坐疲累，眼皮无法张开，因此撕下眼皮，丢弃在地上。而在丢弃眼皮的地方，竟然长出一株矮树。达摩祖师的弟子们，摘下矮树上的绿叶，酿制成水饮用，竟能保持禅坐的清醒。这即是禅茶的来源详见兰丝·罗斯（Nancy Wilson Ross）著、徐进夫译：《禅的世界》（The World of Zen），[台北]志文出版社，1994年，188页。。这当然是一则美丽但却虚假的传说，然而茶道确实和禅道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关这点，程光裕《茶与唐宋思想界与政治社会关系》、方豪《宋代僧侣对栽茶之贡献》、吴智和《和尚烘出名的松萝茶》这三篇论文都收集在吴智和编：《中国茶艺论丛》（上）。、中村乔《泡茶法的兴盛与宜兴茗壶》收录于吴智和、许贤瑶主编：《中国古代吃茶史》，[台北]博远出版公司，1991年，147～169页。，以及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中国茶文化》[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5年。，朱自振、沈汉《中国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公司，1995年。等书的某些章节，乃至荷斯特·汉弥恪（Horst Hammitzsch）《茶艺中的禅》一书Horst Hammitzsch： Zen in the Art of the Tea Ceremony，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0，已有相当详尽的说明，本文不再赘言。下文试图从禅门清规和语录，乃至日本茶师的部分作品，来讨论茶道与禅道之间的关系。

　　佛教和茶的关系，共有三种：

　　（1）宗教性祀礼仪之茶； （2）寺院、僧侣间内外接待礼仪之茶； （3）为解大众之饥渴所施之茶多田侑史著、罗成纯译：《数寄：日本茶道的世界》，[台北]稻禾出版社，1993年，162页。。多田氏所说的三种佛门茶，虽不限于禅茶，但却包括禅茶。检阅唐朝禅门高僧百丈怀海（720～814）的有名著作--《百丈清规》《百丈清规》的原本，已经散佚。目前的版本，都经后人删改而成。，和茶有关的禅门礼仪，确实有这三种。

　　在这三种佛门礼仪当中，和茶道、禅道关系最密切的，要属第（2）种。清朝禅僧仪润，在注释《百丈清规》的巨著--《百丈清规证义记》卷六《请斋茶》当中，即曾细说禅寺方丈请众僧吃茶的规矩：

　　凡方丈请斋（或请茶），堂中首众，预表堂云：“今日方丈和尚请斋（或请茶，诸师各具威仪）。”外诸寮执事，集至客堂候，侍者请会齐，堂师照执次序……分次序座，和具威仪，不得言语。杯盘碗箸，不得作声。斋毕（或茶毕），若住持有说，听毕，一齐起立出位，向上排立。维那云：“大众师礼谢和尚。”礼毕，各回本处引见《�续藏》第111册，752b～753a。引文中括弧内的字句，皆为原书注解。。

　　值得一提的是，原书还说：“凡结制、解制、冬至、除夕、元旦等大节，住持当请方丈斋，及犒劳两序新旧茶汤、点果五色。”同前引。在这段引文的后面，《百丈清规证义记》的作者还说：“证义曰：方丈请斋、请茶，事非一端。此只言节序普请序执之规也。或新安单，或新请执，或别有事，均有斋茶之设。大约住持之待众也。”（同前引）可见住持请斋、请茶，乃是禅寺常有的礼仪。另外，宋朝禅僧长芦宗颐所撰写的《禅苑清规》卷一，在题为《赴茶汤》的一篇清规当中，也详述受邀喝茶的禅僧所应遵循的礼仪：

　　院门特为茶汤，礼数殷重，受请之人，不宜慢易。既受请已，须知先赴某处，次赴某处，后赴某处。闻鼓版声，及时先到，明记坐位照牌，免致仓遑错乱。如赴堂头茶汤，大众集，侍者问讯请入，随首座依位而立。住持人揖，乃收袈裟，安祥就座。弃鞋不得参差，收足不得令椅子作声。正身端坐，不得背靠椅子。袈裟覆膝，坐具垂面前，俨然叉手朝揖主人。……吃茶不得吹茶，不得掉盏，不得呼呻作声。取放盏床，不得敲磕。如先放盏者，盘后安之，以次挨排，不得错乱。右手请茶鹚，擎之候行遍，相揖罢方吃。不得张口掷入，亦不得咬令作声。茶罢离位，安详下足。问讯主人，以表谢茶之礼。

　　从上引两段有关请茶和赴请的清规看来，禅僧在禅寺中吃茶，是一件礼仪繁复而又严肃的事情。如果把吃茶视为一种严格的禅修工夫，实不为过。检阅历代禅门清规，都不曾像一般茶书那样，规定如何辨别茶叶的好坏、水质的优劣、乃至茶具的粗雅。禅门中虽设有“茶头”一职，专门掌管茶役。，但看来也并非善于“煎点”的高手。在这些吃茶的禅门清规里，如果把“茶”字改成其他食物，例如改成第一段引文中的“斋”字，仍然可以成立。这意味这些吃茶清规，不必专为吃茶而立； 也意味禅门中的吃茶礼仪，重视的是内在的禅修，亦即“心”的追寻，而非茶叶或水质的好坏，乃至茶壶的优劣等等外表的、仅仅和“术”有关的技巧。[唐]玄觉（665～713）《永嘉证道歌》，曾说：“行亦是禅，坐亦是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纵遇锋刃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间间。”引见《大正藏》卷四八，396a。这样看来，吃茶只是禅门行、坐、语默、动、静当中，众多“借假修真”的媒介之一而已。无疑地，这是禅门茶道的特色。

　　然而，从仙厓义梵“心、术并重”的茶道标准来看，中国茶书的“重术轻心”固然不对，禅门清规的“重心轻术”，毕竟也是一种缺憾。把这一缺憾做完美弥补的，则是和禅门关系密切的一些日本茶师。

　　一般都把日本临济宗开宗祖师--荣西（明庵荣西，1141～1215），视为日本茶道的首倡者。荣西在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4年，1168年）和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14年，1187年），两度来到盛产茶叶的中国浙江天台山求法。并且随侍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参究临济宗黄龙派的禅法。回国后，撰写《兴禅护国论》、《吃茶养生记》等名作。其中，《吃茶养生记》即是荣西禅师的茶道论书。该书基本上是陆羽《茶经》“重术轻心”的日本翻版，但却大篇幅加入“服桑木法”、“服桑椹法”、“服高良姜法”，乃至以阴阳五行说明医理等等和吃茶无关的内容。因此，与其说它是一部“心术并重”、茶道与禅道合一的茶书，不如说它是一部建立在中国古代医学和药学的医书详见古田绍钦：《荣西·吃茶养生记》，[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1994年，401～416页。。

　　在日本，“心术并重”、名副其实茶、禅合一的茶道，要到珠光（村田珠光，1423～1502）、绍鸥（武野绍鸥，1502～1555），乃至千利休（1522～1591）和千宗旦（1578～1658）祖孙二代，所建立起来的“侘数寄”茶道，才真正出现。“侘数寄”又作“侘数奇”，那是热爱于不完整、不均衡、残缺不全而且平平凡凡之事物（例如平凡的茶具）的意思，也是安于孤独、寂寞的脱俗心境。茶、禅合一的茶道，也是一种禅门艺术，自然合乎这七种特质。因此，把这七种特质，视为“侘数寄”的注释，应该是恰当不过的事了。被尊为日本“茶圣”的千利休，为了表达他那孤寂的“侘数寄”茶道，曾以下面这首诗歌，说明他建造茶屋（数寄屋）的理念：

　　一眼望去／ 没有花朵／ 没有着色的叶子。／ 海滩上 坐落着／ 一椽孤寂的茅屋 在秋夜朦胧的／ 微光下。

　　把这种“侘数寄”的茶道理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千利休的孙子--千宗旦。千宗旦曾撰有《茶禅同一味》五卷，阐明禅道和茶道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卷的标题是：“茶事以禅道为宗”，并在内文说：“一切茶事所用，皆不异于禅道。”下面有关千宗旦《茶禅同一味》的译文，皆转引自元明芳：《禅与茶》，53～93页。开诿饕灞昃俨璧篮挽�篮弦坏幕�纠砟睢R虼耍�杂诘悴韫婢氐拿枋觯�埠颓拔摹栋僬汕骞妗坊颉鹅�非骞妗分械拿枋觯�筇逑嗤纾骸巴杏诓枋拢�笞孕缘墓し虮鹞奁渌辉谥饕晃奘剩恍牟僮鞑杵鹘肴辆车乩铩！

　　又如：尚对放置器物，而要离手时，心思一点也不能松懈，而对其次要操作的器物，移转心思，无论到何处也要专注精神。如此而点的做法称为气续点。……因此只管专心尽志勤练茶处的三昧修行为要。

　　然而，上引这两段注重禅（心），而轻忽茶（术）的“茶禅同一味”，还不足以看出千宗旦茶道的特色。他的特色，应该是在吃茶的平民化。在千宗旦《茶禅同一味》一书当中，最具有平民化特色，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关茶具的描述：

　　禅茶之器物，并非美器，亦非宝器，更非旧器，而以圆虚清净之一心为器。此一清净为器，系禅机之茶也。以名器著称供世赏玩之茶器，何贵可道。为饮一茶而购置无价之宝器，秘藏于库当宝，又有何益可言。……总而言之，不管也不该谈论器物的好坏。去掉善恶的两样邪见，于自己心中素求实相清净之器物。

　　引文说到“圆虚清净之一心”才是真正的清净的美器、宝器。千宗旦似乎特别重视“圆虚清净”和“一心”； 因此，《茶禅同一味》对于“一心”有这样的解说：“一心之器，并非人的作为陶铸之事物，系天地自然之器也，故具足阴阳日月，森罗万象……。”而对于“圆虚清净”，则有下面的解释：

　　不断奋起勇猛心悲切尽禅茶工夫，即能免王者的牢狱，死后关闭三途之门户，必定能升天得道。有如此成就者，谓之天地同一，圆虚清净之宝器。亦把此称做禅茶之机。古瓯陈器，非凡的奇玩，与之相比又有何价值可言。

　　无疑地，这种茶具观，乃是从无形的、形而上的“心”，亦即禅道的观点，来阐释有形的、形而下的茶具。

　　千宗旦的茶具观，显然来自他的祖父--千利休。千利休《茶汤百首》中，曾有这样的一首：

　　“持有一釜就能做成茶汤，爱好万般道具为拙劣也

　　千利休的崇尚简素、自然和平凡，还可以从下面这则逸事看出来下面有关千利休的逸事（包括两首诗歌），皆见多田侑史著、 罗成纯译：《数寄：日本茶道的世界》，126页。。

　　“侘数寄”茶道，往往和日本传统文学里的和歌、俳句有关参见前揭元明芳：《禅与茶》，44页。。在日本茶道中，流传着下面这首口诵短歌：

　　留心细看，啊!／ 那秋天原野草丛间 ／ 不正野花纷然这首茶道中的口诵短歌，和下面这首俳句集--《续虚栗》所收录的松尾芭蕉（1644～1694）的名句，实有同工异曲之妙：“细看下，荠花绽开篱墙根。”（转引自：多田侑史著、罗成纯译：《数寄： 日本茶道的世界》，126页。）。

　　对于这首平凡无奇，但却意趣盎然的口诵短歌，《茶汤古事谈》曾有下面的记载： 千利休的师父--武野绍鸥，某日，正在教导千利休有关“路次”原注：“即露地，草庵式茶园之庭园。”的道理时，曾以上面这首口诵短歌为例，说了下面的几句话：

　　古人谓要体会此歌，若是如此，则作此歌者必嫌路次内有开花之木。……恐来客不赏席中之花，故不在路次上植开花之木。

　　“路次”，在千宗旦的《茶禅同一味》里，名为“露地”，乃草庵式茶屋（数寄屋）所在的周围庭园。前文说到千利休为了表达他那孤寂的茶道理念，曾作有一首诗歌：“没有花朵／ 也没有着色的叶子／ ……／ 一间孤寂的小屋／ 坐落海滩上。”这不正和绍鸥所说“不在路次上植开花之木”的本意相契吗？

　　然而，千利休的路次理念，决不只如此。他之所以强调在路次中“没有花朵，也没有着色的叶子”，不只是要我们“赏席中之花”，而且是要我们赏路次中草丛里纷然绽放着的自然界的野花。千宗旦《茶禅同一味》里，曾把“露地”定义为：“脱离一切烦恼，显露真如实相之故，谓之露地。”转引自元明芳：《禅与茶》，89页。在前往茶屋（数寄屋）品茗的半途中，徐徐而行地走过素朴的庭园（路次、露地），庭园中，没有华丽名贵的建筑，没有灿烂缤纷的花木，却怡然自得地欣赏着自然界中的野花、野草，而达到断除一切烦恼、体悟真如实相的目的； 这是千宗旦对于“露地”的看法。相信，这也是他的祖父千利休对于“路次”的真正理念。

　　二、从“平常心是道”到“吃茶去”

　　然而，毕竟“侘数寄”的日本茶道，和中国禅门清规一样，太过重视禅门规矩，以致束缚了禅的活泼性和洒脱性。从吃茶的禅门教条，彻底解放出来，要到宋朝以后所开展出来的“平常心是道”的禅茶。

　　“平常心是道”的首倡者是唐朝的马祖道一禅师（？-788），《景德传灯录（卷28）�江西大寂道一禅师语》，曾对他的禅法，做了底下的描述：

　　江西大寂道一禅师示众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引见《大正藏》卷五一，440a。

　　从引文看来，所谓“平常心是道”，是指一种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当中，内心保持平静（无造作、无取舍）、平等（无断常、无凡圣），而不刻意修行的禅法。唐·宗密（780～841）《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也曾对马祖道一的这种禅法，做了详细的描述：

　　起心动念，弹指磬咳扬扇，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第二主宰。如面作多般饮食，一一皆面。佛性亦尔，全体贪嗔痴、造善恶、受苦乐，一一皆性。……又云：“……扬眉动睛，笑欠磬咳，或动摇等，皆是佛事。”故云“触类是道”也。言“任心”者，彼息身业养神（原注： 或云息神养道）之行门也。谓不起心造恶、修善，亦不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恶亦是心，不可以心断心。不断不造，任运自在，名为解脱人，亦名过量人。……故云：“但任心，即为修也。”引见《�续藏》第14册，557a～b。引文中的《疏》，指宗密《圆觉经大疏》。

　　引文说到马祖道一的禅法特色是“触类是道而任心”； 那是由“触类是道”和“任心”这两个概念所组合而成的。其中，“任心”就是前文所说的“平常心是道”，亦即“不起心造恶、修善，亦不修道”的禅法。而“触类是道”，则是这种禅法背后所预设的哲理。

　　“触类是道”一词的字面意义是：

　　接触到的万类（起心动念、弹指磬咳扬扇，乃至笑欠等），全都是至高无上的禅道。这是基于“佛性”遍于一切处（遍于万类）的道理，而推衍出来的禅法。

　　无门慧开的“评唱”，最值得玩味的是他的四句颂。它告诉我们，只要“无闲事挂心头”（平常心），那么，任何时地都是修道的好时节。

　　赵州从谂既然是马祖道一的徒孙，那么，他的禅法，和“触类是道”以及“平常心是道”的禅法，自然有密切的关联。下面就是一个和“触类是道”相关的例子：

　　时有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从谂禅）师曰：“庭前柏树子。”曰：“和尚莫将境示人。”曰：“我不将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

　　在这则有名的公案里，“祖师西来意”（达摩祖师从西域来中国的意旨），不过是禅道的象征或代名词。因此，禅僧实际所问是：“什么是禅道？”而赵州的回答则是：“庭院前面的那棵柏树，就是禅道。”禅僧以为赵州拿外在于心灵的“（外）境”，来胡乱搪塞； 因此抱怨说：“请不要拿外境来回答我。”于是，赵州答应不以外境作答，要求禅僧重问一次。当禅僧重问“什么是禅道？”时，答应不再以外境作答的赵州，却仍然回答说：“庭前那棵柏树子，就是禅道!”

　　原来，依照“触类是道”的禅法，内心深处最为秘密、珍贵的禅道，就是外在于庭院里的柏树子等万类。依照“佛性”遍一切处，或“三界唯心”的道理，外在的“境”即是内在的“心”，二者并无区别。这是赵州一再以“庭前柏树子”作答的原因。

　　赵州是“触类是道”的继承者，自然也是“平常心是道”的继承者。这从下面的例子，就可看出来： 僧问：“学人迷昧，乞师指示。”（赵州从谂禅）师云：“吃粥也未？”僧云：“吃粥也。”师云：“洗钵去!”其僧忽然省悟。 在这里，我们看到吃粥、洗钵这种平常的事情，就是修习最深澈的禅道。湛堂准禅师，曾为这则吃粥、洗钵的公案，写了下面这首文字浅白但意趣深远的诗歌：

　　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头向下。禅人若也不会，问取东村王大姐《指月录》卷十一《赵州观音院真际从谂禅师》，引见《�续藏》第143册，252a。

　　诗歌中的“之、乎、者、也”，原本是指深奥难懂的古籍，现在则象征深奥难懂的禅道。而“衲僧鼻孔”，字面的意思是： 出家僧人的鼻孔； 但在这里，也是指深奥难懂的禅道。一般人视为深奥难懂的禅道，实际上则是最平常的事物；这就像衲僧鼻孔的大头（鼻头）向下一样的平常简单。如果连这样平常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那就去问东村的王大姐吧! 把深奥难懂的禅道，拿去问东村王大姐；这意味深奥难懂的禅道，只不过是一个，连村姑村妇都知道的平常道理罢了。在赵州禅师“平常心是道”的禅法里，吃粥、洗钵固然是最高深的禅道，吃茶又何尝不是! 下面这个有名的例子，正是要诠释这个意旨：

　　（赵州从谂禅）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同上书，253b。

　　在这个例子里，上则公案中的“吃粥”、“洗钵”，被改成“吃茶去”，但其中所要阐述的“平常心是道”，则是完全相同：曾到赵州（所居住之）观音院的禅僧，赵州叫他吃茶去；不曾到观音院的禅僧，赵州也叫他吃茶去。而那个因为好奇而发问的观音院院主，赵州也叫他吃茶去! 这就是赵州禅师建立在“平常心是道”这种禅法上的“赵州茶”。在赵州禅师看来，“吃茶去”和“吃粥”、“洗钵”一样，都是最好的禅修法门。

　　这样看来，吃茶，和吃粥、洗钵一样，只是修习禅道的方便手段之一。吃茶固然可以成为禅门中最严肃的修习工夫； 但这种工夫，也可以随时弃而不用。像这样，不拘泥于茶叶、茶具的好坏，不在意煎点工夫的优劣，也不执着于吃茶的有形方式（礼仪），甚至连吃茶这件事情都可以“放下”的禅道，才是真正的“茶禅同一味”。日本禅僧东岭圆慈，就曾记录一则合乎这一精神的禅门故事：

　　举王太傅入招庆煎茶，时朗上座与明招把铫，朗翻却茶铫，太傅见，问上座：“茶炉下，是什么？”朗云：“捧炉神。”太傅云：“既是捧炉神，为什么翻却茶铫？”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太傅拂袖便去。明招云：“朗上座吃却招庆饭了，却去江外打野[木+埋]!”朗云：“和尚作么生？”招云：“非人得其便。”雪窦云：“当时但踏倒茶炉

　　在这则被称为“王太傅煎茶”的公案当中，我们看到茶（铫），乃至整个煎茶、吃茶的过程，都只是禅修的一部分。依照前文所引禅门各种清规看来，吃茶在禅门中原本是重重限制、规矩严厉的礼仪； 但在这里，却表现出不拘形式、活泼自在的洒脱风格。像这样的例子，在宋朝以后所刊行的禅门语录当中，随处可见。

　　最值得注意的是，上段引文后面，还附有一段注解，一方面说到禅门吃茶的严厉规矩，另一方面也说到这些规矩背后的真正精神：

　　茶道有本、末、中之三节。本者，成人也。人各皆散乱、粗动器耳；故以恒事，自然教定。……是以灼点茶，论亲疏焉耳。主有五事：一、扫室； 二、居物；三、改具； 四、点茶；五、接客。作客有五： 一、进室； 二、着座； 三、改衣； 四、吃茶；

　　五、彻物。

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如果不算在内的话，比较著名的几部书有：

1《尚书》的原始版本，据说有100篇，但是现存29篇，鲁恭王古文尚书可能保存了先秦尚书的原貌，但是在汉朝今古文学派的论战后便被遗失，现在的古文尚书58篇除了保留今文尚书29篇之外，其余都是伪书，而最初的100篇尚书，几乎无据可考；儒家经典除尚书外，六经中的《乐经》也已失传，两汉时期的诗经，除毛苌的毛诗流传至今，韩诗剩余一部分，当年的齐诗也已经失传

2《孙膑兵法》，也就是齐孙子，在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前属于散佚，现在仅有残篇；

3《东观汉记》，东汉官方历史，元朝散佚，后来辑佚得到22卷；

4《竹书纪年》， 汲冢竹书的最大发现，记载了魏国历史并且上溯到了五帝时期，作为上古史料中具有明确纪年的文献，因为一些记载不符合儒家历史观而被排斥，最终在宋朝遗失，今本《竹书纪年》不是真实记录，是后人结合一部分原文加上其他文献伪造的；宋朝时期是我国文献遗失的高峰期，除竹书纪年外，遗失的文献还有《括地志》、二十四史中李百药《北齐书》的一部分、令狐德棻《周书》一部分和《元和郡县志》的图，导致中原王朝第一部地理总志价值减少一半；

5《永乐大典》原本22937卷，正本明末遗失（一说在嘉靖陵墓内），副本历经明末，八国联军侵华和宫中失窃，目前遗存800卷左右；清中期编《四库全书》翻阅《永乐大典》，使得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重见天日。

其实作为一个红楼梦爱好者，最在乎的还是后40回去了哪儿啊。。。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我们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有许多名头很响的古籍但是由于战乱或这样那样的原因（尤其是经过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八军联军的侵华、20世纪的“古史辨”）而散佚了。

我国最古老的书籍是《三坟》（记述的是三皇事迹）、五典（记述五帝事迹），另外还有《八索》（即易经八卦的原版）、《九丘》（即当时的“国土资源白皮书”），但是这只是传说中的，只在《左传·昭公十二年》一书中见过此词。

除此之外，还有几部名著也已经散佚了。

1、《尚书》

据说原始版本共有100篇，但是我们现存的58篇中只保留了29篇，其余的全部是伪书，而最初的100篇，则无据可考。相传是在汉明今古文学派的论战后遗失的。

2、《孙膑兵法》

此部兵书直至今天仍受到世界各国的推崇，但是它仅仅只是一部分的残篇。

3、《东观汉记》

这是一本东汉官方记录的历史，在元朝散佚。

4、《竹书纪年》

这是一部上古史料中具有明确纪年的文献典籍，它记叙了从五帝时期直到魏国的历史。但是由于这些记载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历史观而受到排斥，遗失于宋朝。

5、《六经》

为六经之一，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失佚。

6、《山海经》

《山海经》最早的版本已经无从考证，就连西汉末年刘秀校订的版本也已经不无看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晋代学者郭璞校订的版本。

7、《永乐大典》

这本书原本共22937卷，正本已经在明朝末年遗失，而副本也在明末战乱、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或被烧毁，或被抢走，只遗留800卷左右，而且还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

另外，还有《皇帝内经太素》、祖冲之的《缀术》等等许多的古籍散佚了，使我们国家乃至世界失去了大批的宝贵的文化财富。

简牍散佚是成语吗 谢谢你！

不是

jiǎn dú sàn yì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简牍散佚意思是说,简牍遗失了,丢了。

书名是什么意思

丛书

丛书，或称丛刊、丛刻、汇刻书、套书，是把各种单独的著作汇集起来，给它冠以总名的一套书。其形式分为综合性的和专门性的两种。

中国的丛书，一般认为始于南宋，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语》可算为丛书的鼻祖，它刻于1201年，以后各代多有编纂，比较有名的丛书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其中《四库全书》的部头之大，堪称中国古代丛书之最，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约九亿九千七百万字。当时，《四库全书》没有刻印，全书只缮写七部。曾分藏于清代的七大藏书阁。

查找古代丛书目录及其子目，最完备的工具书是《中国丛书综录》，还有《丛书大辞典》、《丛书子目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等。

在古代，丛书多为综合性的丛书。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各种专门性的丛书相继出现。现在，全国各出版社都注意了出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加强了丛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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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郑麦

在一个总书名下汇集多种单独著作为一套，并以编号或不编号方式出版的图书。它通常是为了某一特定用途，或针对特定的读者对象，或围绕一定主题内容而编纂。一套丛书内的各书均可独立存在，除了共同的书名(丛书名)以外，各书都有其独立的书名；有整套丛书的编者，也有各书自己的编著者。一套丛书一般有相同的版式、书型、装帧等，且多由一个出版者出版，除少数丛书一次出齐外，多数为陆续出版。

南宋嘉泰二年(1202)俞鼎孙、俞经编《儒学警悟》，将6人的6种著作汇为一书出版。70年后，左圭辑成《百川学海》，收书 100多种，两书被视为中国丛书之祖，清代编纂的丛书数量多，卷帙大，门类齐全，校勘精良，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库全书》。辛亥革命以后，既出版了《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以古籍为主的大型丛书，又出版了《中华百科丛书》、《ABC丛书》、《一角丛书》等介绍现代科学文化的丛书。中国当代著名的丛书有《当代中国丛书》、《走向未来丛书》等。中国自宋代以来出版的丛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