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四大经典著作

中医奠基之作——《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组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大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时期，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始终指导着祖国医学的发展，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素问》共24卷，81篇，所论内容十分丰富，包括阴阳五行、脏象气血、腧穴针道、病因病机、诊法病证、治则治法、医德养生，运气学说等，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有关内容，突出了古代的哲学思想，强调了人体内外统一的整体观念，从而成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渊薮;

《灵枢经》共12卷，81篇，所论内容十分丰富。该书以整体观念为指导，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养生的有关问题，全面阐述了五脏六腑、精神气血津液、人体气质类型等内容，成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渊薮。特别是对经络腧穴理论和针刺方法的记载更为翔实，例如对针法的论述，不仅强调了守神、候气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数十种针刺方法，还详细介绍了针具使用、针刺部位、针刺深浅、针刺禁忌、针刺与四时的关系等内容，为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医理论名著--《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三卷，原题秦越人撰，但据考证，此书为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难经》是中国经典的中医理论着作，“难”含有“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难经”即“问难《内经》”。　

　　此书的着者把自己认为的《内经》中的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并且对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解。全书共分八十一难，分别对人体的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一至二十二难论脉、二十三至二十九难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论病、六十二至六十八难论俞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七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此外，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疾，泄痢等病多有阐发，对后世伤寒学说和温病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诊断学、针灸学的论述也一直被后世医家所遵循。　

外感巨著---《伤寒杂病论》

《伤寒论》为汉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被历代奉为中医的经典著作。该书所运用的辨证论治原则和方法，确立了中医诊治疾病的规范；所记述的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辨治经验，对中医临证医学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所记载的大量复方，组方严谨，疗效显著，被后世称作“众方之祖”。

《伤寒论》全书共10卷，22篇。内容包括辨太阳病、辨阳明病、辨少阳病、辨太阴病、辨少阴病、辨厥阴病脉证并治，主要论述了伤寒六经病的脉证治法，是《伤寒论》的主体组成部分；尚有“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3篇，分别论述了伤寒、杂病的脉证预后以及伤寒的病因、病机、传变等；还有痉湿暍、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等病的证治以及汗、吐、下等治法的应用范围和禁忌证。后世多数学者认为，“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3篇及“痉湿暍、“汗、吐、下可与不可”等条文非仲景笔，系王叔和编撰增入，故自明代以后多删而不录。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理论联系实践、理法方药齐备的临床医学巨着，书中按伤寒传变规律，以条文的形式逐一辨治，言简间赅，辨证严谨，治法灵活多变，制方药少而精，故被历代医家尊为“经典”，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践证明，该书辨证论治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伤寒病的治疗，而且是指导其他临床各科治疗的准则；其所运用的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基本治法，被后世广泛应用；其所创制的113个基本方剂，如麻黄汤、桂枝汤、承气汤、白虎汤、小柴胡汤、理中汤、四逆汤、五苓散、泻心汤、乌梅丸等，成为临床广为应用的有效方剂。可见。《伤寒论》对祖国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存最早中药专著--《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撰者不详，“神农”为托名，《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着，是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历代被誉为中药学经典着作。

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为上、中、下三品。书中以简练古朴的文字阐述了中药理论的精髓，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详细记载；对各种药物之间如何相互配合应用，以及简单的制剂，都做出概述。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通过大量的治疗实践，已经发现了许多特效药物，如麻黄可以治疗哮喘、常山可以治疗疟疾、大黄可以泻火等等，这些都已用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得到证实。　

　　《神农本草经》依循《内经》提出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也将药物与朝中的君臣地位相对应，进行类比，来表明其主次关系和配伍的法则。《神农本草经》对药物的性味也做出了详尽的描述：指出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是药物的基本性情，可针对疾病的寒、热、湿、燥等不同性质选择用药。寒病选热药；热病选寒药；湿病配温燥之品；燥病须凉润之流。此外还参考五行生克的关系，对药物的归经、走势、升降、浮沉都很了解，这样选药组方、配伍用药，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神农本草经》中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通俗易懂的书只能是中医学院的教材了，但是也得循序渐进，从《中医基础理论》看起，不然一下看深了还是看不懂。看古籍有一定的古文和医古文基础是必需的，不然你只能去看配有译文的那种版本，而这种书我是从来不看的，理由就是我对翻译的人不能绝对信任，如果他翻错了，我岂不是要跟着错？所以还是自己看懂了比较放心。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

1儒学思想融入中医学

成为中医学核心内容的阴阳五行学说自形成之日起就和儒学密切相关，作为儒家方法论的象数学说中所包含的阴阳学说、运动观点、推类比附等内容对中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有重大影响。

2中医学吸纳宗教理论

历史上有许多医家是当时著名的宗教学者，这使中医理论融入了不少宗教色彩。佛学中修身养性、无欲无求的思想是中医养生的主导思想之一，中医历来主张保持健康应做到“恬惔虚无”、“精神内守”、“少欲”、“心安”。

道教与中医学亦密切相关，道家主张清静无为、抱守真一，《内经》有“恬惔虚无”的养生观。

3文学艺术对中医学的影响

古代一些著名文人作品中有不少是论述本草和养生的，著名小说《水浒传》、《红楼梦》中也有许多医学内容。许多中药命名中也融入了文学色彩。

中医古籍，尤其是《内经》，在传承过程中亦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文字变革，在理论上亦与汉代经师一样同讲阴阳五行。董仲舒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规律。中医学也非常强调「天人合一」思想，其具体表现为《黄帝内经》中的「天人相应」学说。

「君臣佐使」学说也是封建等级制度在中医学中最明显的体现，体现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等级秩序的推崇，明显带有儒家对于秩序的强调。

经学的产生与分类

经学产生于西汉。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于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他几未能幸免于难。汉代之初，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

经学的繁荣本质上是为顺应封建统治，在汉武帝时期发展尤为辉煌，因为从儒士的地位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儒学的推崇。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公元前124年，让他擢升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前，丞相皆为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时行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经学有古今之分

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其中，「文景」时期从部分老年秦博士、儒生等处收集来的经学书籍，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图书馆）；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学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想派别，后经相互争辩、互相渗透和整合，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汉朝是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儒生通过对经学进行阐述发展的过程，使经学的思想深深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

经学的流变与经学大家

经学的流变是儒士对于儒家经典不断解释注疏的过程，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也经历不断发展流变的过程。儒家经典起源于孔子编著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作为儒家经典的最早成果，也是经学研究最早的范本。西汉初年《乐》失传，儒家经典留存《诗》、《书》、《礼》、《易》、《春秋》，因此被称为「西汉五经」。到了东汉年间，除上述五经外，另外二经究竟为何一向聚讼纷纭，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应为《孝经》与《论语》。

汉唐两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富庶的时代，也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唐朝开始，儒家经典中将五经中的《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春秋》拆做《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形成「唐九经」。

唐文宗开成年间，儒家经典在九经上添《尔雅》、《论语》、《孝经》，刻做石经，由此形成「开成十二经」。北宋时，承继唐代九经定制，但是《孟子》的地位有所上升；南迁以后，《孟子》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升格为经，与开成石经合做十三经，被称为「宋十三经」。

经学发展的高峰以及奠定经学最终构架的是「四书五经」，这一构架为朱子所定，与五经上增设「四书」，随着朱子学的繁盛，这也成为了儒家经典最为著名的编订方式，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学大家对经学发展有影响

一项学问的发展需要代表人物的思考和推动，经学的发展正式得到大儒董仲舒的推动才走上正确的发展轨迹。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其特点是，一方面，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

董仲舒生于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董仲舒的主要观点有：首先是「大一统」。董仲舒认为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应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这事实上顺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迎合和封建统治者对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追求。

其次是「更化」。汉初基本沿袭秦朝的制度，因此有「汉承秦制」之谓，郡县制优秀。但是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因此董仲舒主张更化，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

再次是「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藉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此外还有「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两汉经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经学的传承牵系著中国学术的大脉，经学自孔子删订六经之后，又经历了秦汉两代相接的特殊历史变革时期，演变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支风格迥异的经学派别。这两种经学派别之争一经肇始，便一发而不可收，自汉时起绵延至今。

章太炎先生曾言：「讲国学而不明派别，将有望洋兴叹、无所适从之感。」中医古籍，尤其是《内经》，在传承过程中亦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文字变革，在理论上亦与汉代经师一样同讲阴阳五行，在两千余年经学统领中国传统学术核心的背景下，今古文经学对中医学的传承产生重要影响。

中医典籍地位确立与经学关系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2000多年来封建主义的主导思想。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主要通过对儒家典籍的推崇和注疏来体现的。从孔子编订六经，到西汉五经、东汉七经，一直到宋代确立的四书五经，经学不断发展变迁，虽然在数量上变化，但主体内容仍然是儒家典籍。

受经学影响，中医对于典籍也很是推崇。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医界有先贤曾说:「不读医经，纵成仓扁，终为技术之流。」蔡陆仙也讲:「医书之有经，亦犹儒家之有六经也。六经所以载道，『辨治乱与兴衰之轨辙。医经所以昌明学术，莫不由是焉……』」

经学传承模式影响中医典籍传承

经学强调注不破经、疏不破注，株守家法、烙守师法，形成了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的价值取向。董仲舒《春秋繁露》虽然自成一说，但并没有突破儒家确立的价值理念；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是对儒家理念的一脉相承。

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代对中医进行注疏，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标志著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的医学典籍。

《难经》是阐发《黄帝内经》的疑难和要旨的第一部书；《伤寒明理论》是对《伤寒论》的注解之作；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类经》，是对黄帝内经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历代医家经过临床实践，提出各自理论，或者自成流派，但是核心离不开《黄帝内经》等典籍。

春秋战国，中医有用针、用药和重切脉的三大派。西汉时代已汇合为医经和经方两大派别。在金元时代有被称为「四子学派」的四大医家，即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刘完素创立火热论；李东垣师承于张元素，主补脾，著《脾胃论》；张子和立论邪之法而主攻下；朱丹溪则撰著《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而创立了滋阴学派。

经学推动中医学理论范式的作用

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宣扬的价值理念在中医学中同样能寻找到明显的印记。董仲舒对儒学的新解释一方面是为顺应封建专制统治，倡导「君权神授」，宣扬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汉武帝的推崇；另一方面，新儒学对各家思想的融合，即包括对道家思想的融合，董仲舒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规律。

中医学也非常强调「天人合一」思想，《黄帝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

因此，《内经》的天人合一观是天道观的表现所在。《内经》「天人相应」学说，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从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

中医古籍文献为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医古籍文献是中医学丐代传承发展癿见证,是丌可再生癿珍贵知识资源。它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医药学传承、创新、发展癿源头活水,开丏是我国独具优势癿卫生、科技、文化和产业资源。中医药古籍特别还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癿精神价值、思维方法、想象力和创造力。

一、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又称天人合德或天人相应，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庄子》有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认为独立于人的意识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

《素问·脉要精微论》：与天地如一。

《灵枢·刺节真邪》：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

《医原》：人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于天地间，无处不与天地合。

二、以人为本

中医学的着眼点始终在人，古代医家每在危急重症时候并不是一味着眼在疾病，多是采取「留人治病」的思路，这就是基于「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

《素问·宝命全形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千金要方》：人命至重，有贵千金。

《本草备要》：言之可贵而足以垂后者，必性命之文也，其次则经济之文也。

《医学真传》：医实代天生人，参其功而平其憾者也。

三、治未病

治未病是指采取预防或治疗手段，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的方法，其中包括两层含义：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古代中医经典指出预防思想高于疾病治疗。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金匮要略》：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前一条阐释的是未病先防，后一条则属于既病防变。

四、致中和

中医的「致中和」来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医强调「勿太过与不及」，《内经》中也多次提到治病和养生都要「以平为期」。

《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外经微言·补泻阴阳篇》：无不足，无有余，则阴阳平矣。

《素问经注节解》：饮食之味，贵于和平，然其性实有寒热之殊，偏于寒则凝滞闭涩，偏于热则炎烈焦枯。

五、医乃仁术

医乃仁术是对中国传统医学人文思想的高度概括，要求医者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医生应当对病人有关怀、爱护、同情之心。

《本草纲目》：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言医》：医何以仁术称？仁，即天之理、生之源，通物我于无间也。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

《医灯续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六、大医精诚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撰写《大医精诚》以启迪后人。「精」指中医的医道精微，要勤求古训，追求高层次的医术；「诚」是医德修养的一种境界，要求心怀至诚，虚怀若谷，在治学、诊疗、处世等方面要摒除妄言和弄虚作假。

《千金要方》：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医学集成》：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致其得。

《医学源流论》：医者能正其心术，虽学不足，犹不至于害人。况果能虚心笃学，则学日进，学日进则治必愈。

《医学心悟》：其操术不可不工，其处心不可不慈，其读书明理，不至于豁然大悟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