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商代青铜矿料来源之谜　自1928年殷墟开始发掘以来，中国商代青铜矿料的来源问题就备受学界瞩目。商代青铜器主要包括铜、锡、铅三种成份。从金属成份的角度看，学术界对商代矿料来源的讨论分为两个阶段。 殷墟第一次发掘工作人员合影（图源：中少在线）　第一个阶段，以铜料、锡料为中心，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南方说、中原说、多源说。　主张「 ”南方说”者主要有李济、赵宗溥、郭沫若、翦伯赞、童恩正等。1933年，李济发表《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说：「 ”（青铜）原料的来源大约来自南方，黄河流域一带无锡矿，这是已经调查出的事实。所以最近的供给只有南方了。”[1] 李济先生像（图源：考古）　主张「 ”中原说”的学者主要有石璋如、天野元之助、闻广等。其中，石璋如教授在1955年发表的文章中分析了历代矿产资源的分布后说：「 ”殷代铜矿之来源可以不必在长江流域去找，甚至不必过黄河以南，由济源而垣曲，而绛县，而闻喜，在这中条山脉中，铜矿的蕴藏比较丰富。”[2]　主张「 ”多来源”说的主要是容庚先生，他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说：「 ”殷人的铜、锡素材，一方面可以从中国南方江淮、徐楚的地域输入，而这种输入可能由于属领的纳贡和他国的物物交换，乃至战争的掠夺。另一方面，他们为要原料的自给，在其境内尽量发掘采集，是理所当然的。”[3] 矿产资源是古代政治集团常见的争夺对象　第二个阶段，以铅料为中心，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有：西南说、中条山说、秦岭说、湖南说、江西说、湖北说、非洲说等。其中，以「 ”西南说”最为有力，而其他各说多为陪衬。　金正耀先生是「 ”西南说”的首倡者，也是把铅同位素技术引入考古学研究的中国第一人。1984年8月，第三届中国科学史国际讨论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年仅28岁的金正耀报告了一项重要成果。　这项成果来自金先生在钱临照院士和李志超教授指导下攻读硕士时的研究。该项研究运用铅同位素技术对出自殷墟的14件青铜器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殷墟青铜器使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铅。其中一种是普通铅，其同位素比值与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样品比较接近；另一种是地质学上罕见的高放射成因铅（下称「 ”特殊铅”），其同位素比值落入了云南东北永善金沙厂和洛红的矿山铅同位素分布场内。金正耀先生据此推断，殷墟使用了滇东北的矿料。[4] 古铜矿开采冶炼图（图源：中华遗产）　金正耀先生的研究在事实上已经证明商代青铜矿料的多来源说。但与过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金先生的研究由于利用了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而使得探讨矿源的具体产地有了可能。　在「 ”西南说”提出之后，学术界先后出现了秦岭说、中条山说、河北说、多产地说、湖南说、江西说甚至非洲说等观点。对于这些观点，金正耀教授均一一有所辨析，此不具引。 二、铅同位素检测技术，追踪青铜矿料的示踪器　高放射成因铅的形成与地球的地质结构演变有关，在地质研究中具有「 ”指纹”般的追踪能力。如果说碳十四技术解决了考古材料的「 ”何时”问题，那么同位素检测技术则能解决文物原料的「 ”何地”问题。（一）铅同位素的示踪原理　要理解铅同位素的示踪原理，需要了解放射成因同位素体系的示踪理论和矿石铅同位素体系的演化这两项内容，中国科学院朱炳泉研究员编写的《地球科学中同位素体系理论与应用》对此有详细介绍，可以参阅。[5]金正耀教授也曾多次在文中介绍铅同位素的示踪原理，以下即为其中一篇的介绍： 铅同位素的形成与地球演化有关　Pb同位素示踪方法应用于青铜器考古研究的基本原理在于，由于地球上铜、锡、铅金属矿床在其形成的地质年代以及形成过程中环境物质中铀钍浓度条件方面的差异，其Pb同位素组成亦各有差异，即Pb的4种同位素（204pb、206pb、207pb和208pb）的含量比率各有特征；4种稳定同位素在古代青铜业的一般冶炼、铸造等加热过程中不会发生分馏，与微量元素相比，可更好地保留原产地的信息。所以，通过比较青铜器样品和矿床的Pb同位素分析数据，可以进行青铜金属原料来源的产地研究。[6]　高放射成因铅的207Pb/206Pb比值一般小于082，低于普通铅，故一般也称这种特殊铅为「 ”低比值铅”。　（二）国外运用铅同位素进行考古研究的案例　就在金正耀先生公布其成果的第二年，中科大彭子成等三位学者在《考古》发表文章，介绍了铅同位素比值法在国外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情况。[7]下面是该文提到的两个案例： 鱼形玻璃瓶（阿富汗贝格拉姆出土）　1962年，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的Brill发表了首篇有关铅同位素考古技术的论文。此后十余年，Brill及其合作者对古代玻璃、青铜器、钱币、颜料、金器和银器等古物的铅同位素做了大量的检测研究工作。1983年，Brill在北京国际玻璃会议上提交的一篇论文，总结了他获得的数百个铅同位素数据，并绘制成图。从图中可见，他所研究的中国古代玻璃均落在两个区域内，这说明中国古代玻璃所含的铅和希腊的铅（L），美国、意大利、土耳其的铅（E），西班牙、威尔斯、撒丁岛的铅（S）以及埃及古代玻璃上的铅完全不同，由此证明古代中国拥有自己的玻璃制造体系。 Brill对不同地区古代器物铅同位素比值的测定结果　1981年，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山崎一雄等学者发表了一篇研究古铜镜的报告。该报告报道了日本学者对中国输入铜镜和日本出土铜镜的检测结果，证实中国东汉铜境和西汉铜镜的矿料来源有很大不同。检则结果同时表明，无论是从中国输入的还是日本仿制的三角缘神兽镜的铅同位素比值都与中国制造的东汉古镜处于同一分布区域，这个结果与过去一些日本学者的见解完全不同。 日本学者的古铜镜铅同位素比值测定结果 三、中国的特殊铅青铜时代　金正耀先生的研究成果很快引起了学界重视。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三方的研究人员开始了一项针对中国出土商周青铜器铅同位素研究的共同计划。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该计划共完成400余件商周青铜器物样品的实验测定。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些青铜器竟然大多数都含有高放射成因铅！[8]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的检测结果（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　（1）三星堆文化。研究者获取了三星堆青铜器的53个数据，结果表明这些青铜器全部含有特殊铅。（《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104页） 龙身纵目人面像（三星堆博物馆藏）　（2）盘龙城文化。先后有三批学者对盘龙城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检测。其中，北京科技大学的孙淑云教授等检测30件，结果表明有18件含特殊铅；中国科技大学的彭子成教授等检测9件，有6件含特殊铅；[9]另金正耀教授等检测5件，有4件含特殊铅。（《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27页） 盘龙城面具　（3）新干大洋洲文化。新干大墓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检测数据有两批。其中，金正耀教授等检测11件，结果是全部含有特殊铅。（《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151页）另彭子成等学者在1997年发布一批数据，其中来自新干大墓的数据有4个，也全部为特殊铅。[10] 伏鸟双尾青铜图（图源：《商代遗珍》）　（4）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经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二里冈七件青铜器和一块孔雀石的铅同位素检测，结果表明除了来自偃师商城的一件斝和二里冈的一件盘之外，其他全部含有特殊铅。（《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26页） 郑州商城窖藏青铜器（图源：大众考古）　（5）城洋铜器群。城洋铜器群是城固、洋县铜器群的简称，地处汉中盆地。金正耀教授等检测了成洋铜器群的27件青铜器，结果有24件含有特殊铅。（《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143页） 宝山青铜兽面具（陕西博物馆藏）　（6）殷墟文化。金正耀教授等共检测殷墟青铜器178件，获得179个数据。其中第一期检测18件，有14件含特殊铅；第二期检测64件，有52件含特殊铅；第三期检测61件，有23件含特殊铅；第四期检测32件，有2件含特殊铅。（《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159-160页） 殷墟司母戊大方鼎（国家博物馆藏）　（7）金沙文化。2004年，研究者公布了对金沙遗址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检测结果。结果显示金沙遗址的绝大部分具有地方青铜文明特色的戈形器、锄形器、譬形器以及一半以上的像生活装饰类器物含有与三星堆青铜器完全一致的特殊铅。（《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120页） 龙首形器（金沙博物馆藏）　（8）陕北商周铜器群。陕北商周铜器群以李家崖文化为代表，北京科技大学对出自陕北地区的青铜器进行了检测。其中检测商晚期青铜器17件，结果有10件含特殊铅（第74页），而检测的西周时期11件青铜器和东周时期的30件青铜器则全部为普通铅。[11] 李家崖文化青铜马（陕北甘泉闫家沟出土）　（9）宁乡商周铜器群。宁乡商周铜器群以炭河里古城文化为代表，研究者对炭河里古城26件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检测，结果发现有6件含特殊铅。[12] 四羊方尊（炭河里遗址出土）　（10）山西曲村晋国墓地。研究者检测了山西曲村晋国墓地的71件青铜器，结果发现有3件含特殊铅。（《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185页）　需要指出的是，含这种特殊铅的青铜器不见于二里头文化（《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25页）。二里头文化崩溃后，含这种特殊铅的矿料开始被三星堆、盘龙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新干大墓、汉中盆地、安阳殷墟等考古文化普遍使用，直到殷墟三期骤然衰落。根据以上资料，可绘表如下： 商周时期含特殊铅青铜器的主要考古文化 四、「 ”西南说”是否为神秘矿源的终结者？　上面我们提到，「 ”西南说”是学术界各家观点中研究特殊铅矿源问题的最有力者。那么，「 ”西南说”有哪些证据，又有什么缺陷？下面，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 ”西南说”的主要证据　第一，从地球化学的角度看，特殊铅矿最有可能存在于西南地区。2002年和2003年，中国科学院的朱炳泉研究员和其他学者一起先后两次发表文章，指出：根据地质环境条件，中国大陆最有可能形成含这种高放射成因铅矿床的区域有四个：滇东北地区、小秦岭地区、辽东半岛青城子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首选地区为滇东北。此外，朱炳泉研究特别强调，不能排除这种特殊铅与地球外资源（指陨石）有关的可能性。[13] 陨石含高放射成因铅是普遍现象（图源：新浪）　第二，从考古文化来看，在殷墟三期之后，含这种特殊铅的青铜器在中国境内其他地区迅速减少的同时，地处成都平原的金沙文化仍在大量使用这种特殊铅材料。　第三，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产锡之地仅有三处，即益州郡律高（今陆良）县石空山、贲古（蒙自）县的采山、乌山，而中原地区缺乏锡矿。另《南齐书·高悛传》载：　南广郡界蒙山（即朱提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深二尺，并居宅处犹存。　（二）「 ”西南说”的主要缺陷　从已经正式公布的学术材料来说，「 ”西南说”是最有可能的那个答案，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西南说也面临着两大挑战。第一，西南地区目前没有发现象湖北铜绿山古铜矿、江西铜岭古铜矿那样的考古文化。第二，西南地区发现的特殊铅数据与青铜器中含有的特殊铅数据存在明显差异。这是怎么回事呢？　1993年和1994年，金正耀教授在公布新干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研究结果时指出，考古材料中所见的特殊铅数据有着相同的大约为245亿年的等时年龄关系，而目前已知的地球上的高放射成因铅矿床一般都形成于16亿年之后。[14]也就是说，现在发现的古代青铜器中使用的特殊铅和云南东北矿床中所知的特殊铅并不相同。 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布区域与主要矿床铅同位素比值分布区域比较图　难道这种特殊铅真的是天外来客吗？在一方面不排除为地球外资源的同时，朱炳泉研究员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　我们应注意到古老地块的边缘，地壳的活动性比内部强得多，U/Pb也会发生更大的分异，这些地段称为克拉通边界，也就是地球化学边界。当成矿出现于地球化学边界上时，成矿物质来自两个不同时代形成的块体混合时，有可能产生25亿年等时线趋向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矿床。[13] 五、柳暗花明：特殊铅之谜解开，让人意料不到的答案　就在「 ”西南说”成为那个最有可能的答案而又无法成为定论的时候，时间来到了2017年。　这一年，河南省南阳文物部门从鸭河工区采集到几块金属锭，随后将之送至中国科技大学考古实验室。经金正耀教授团队进行同位素组成测定，发现这些金属锭竟与商代青铜器含有的高放射成因铅十分一致。随后，金正耀教授立刻组织考察队在南阳盆地北缘矿山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了十多处古矿洞，并采集到一批高品位的铅矿石。经测试，这些铅矿石含高放射成因铅，且与商代高放射成因铅数据一致。同时，通过环境沉积物释光定年，确定该铅矿开采冶炼的年代在商代。至此，困扰中国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数十年的神秘特殊铅矿源之谜终于解开。 古矿洞示意图（与本文无关）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内容来自对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网站、科学网朱炳泉研究员博客、大河网报道的综合整理。[15]这些内容目前尚不见于公开的学术论文、著作，但是从消息来源渠道及多方材料的比对来看是可靠的。　同时，中国地质大学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张宏飞等几位学者1999年在《地球科学》曾发文证实，南阳盆地以东的桐柏地区存在两个铅同位素组成明显不同的基底块体。其中，在桐柏－商城断裂北侧，基底岩石以高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组成为特征；在桐柏－商城断裂南侧，基底岩石以低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组成为特征。综合该文的内容来看，南阳盆地高放射成因铅矿的形成正是朱炳泉研究员提到块体混合（华北克拉通和扬子克拉通）的结果。[16] 华北克拉通和扬子克拉通混合形成秦岭－大别山造山带 六、余声：特殊铅之谜或已解开，新的挑战刚刚开始　毫无疑问，疑似特殊铅矿源的找到对中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来说是一则喜讯，现在我们需要耐心等待这则信息的实锤。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特殊铅矿源果在南阳盆地，而南阳一带又无锡矿的话，则说明中原地区的矿料来源比过去所设想的更加复杂，研究商代矿源的这一课题并未终结。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自从金正耀教授揭示殷墟、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盘龙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金沙遗址等诸多考古文化在同时使用同一特殊铅矿区的时候，无论这个铅矿位于西南地区还是南阳盆地，中国学术界都面临着要回答若干重大问题。 特殊铅时期青铜文化的分布　（1）假如这个特殊铅矿区是在滇东北，那么殷墟、盘龙城、新干、郑州商城等这些地处黄河中游、长江中游的考古文化和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　（2）假如这个特殊铅矿区是在南阳盆地，那么，为什么殷人在殷墟三期之后大幅降低对这个矿的使用甚至在四期已经完全不用的情况下，地处成都平原的金沙遗址会突然崛起，并成为这种矿料的规模化使用者？ 「 ”太阳神鸟”金饰（金沙博物馆藏）　（3）郑州商城、盘龙城的年代下限均为二里冈上层二期，也就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这个时间正好殷墟文化兴起。如果把郑州商城、盘龙城看为商文化，把殷墟的兴起看成盘庚迁殷，那如何解释在殷墟文化兴起的同时，郑州商城、盘龙城却遭到了毁灭？这与特殊铅矿源是否有关？　（4）三星堆青铜文化（三星堆文化第三期）和新干大洋洲都毁灭于殷墟文化一期，年代约在公元前1260年左右。巧合的是，这两个考古文化都全部使用特殊铅，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历史真相？　总之，特殊铅矿源地之谜或许已经解开，但对中国历史学界来说，真正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　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 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及 骑士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参考文献： ［1］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有关之问题》，原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1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今收入《李济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第1册，1955年。 ［3］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4］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刊《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5］朱炳泉等：《地球科学中同位素体系理论与应用：兼论中国大陆壳幔演化》，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金正耀：《铅同位素示踪方法应用于考古研究的进展》，《地球学报》2003年第6期。 ［7］彭子成等：《铅同位素比值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考古》1985年第11期。插图来自李晓岑等《中国铅同位素考古》。 ［8］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孙淑云等：《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测定报告》；彭子成等：《盘龙城商代青铜器铅同位素示踪研究》。二文并见《盘龙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10］彭子成等：《赣鄂皖诸地古代矿料去向的初步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 ［11］刘建宇：《陕北地区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12］马江波等：《湖南宁乡县炭河里遗址出土青铜器的科学分析》，《考古》2016年第7期。 ［13］朱炳泉、常向阳：《评「 ”商代青铜器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发现》，《古代文明》第1卷，2002年；常向阳、朱炳泉、金正耀：《殷商青铜器矿料来源与铅同位素示踪应用》，《广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4］金正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考古》1994年第8期。金正耀等：《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文物》1995年第2期。 ［15］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网站：《阅不尽，是殷墟——「 ”殷墟科学发掘九十周年纪念大会暨殷墟发展与考古论坛”侧记》，见「 ”学术会议”，2018年10年17日；《金正耀教授讲述「 ”铅同位素考古——创新与坚守”》，见「 ”学术动态”，2019年5月5日。科学网朱炳泉博客：《南阳鸭河口的情缘一一从远古文明到现代文明》，2018年10月26日。大河网：《南阳市鸭河工区 绘制经济与文化跨越发展新蓝图》，2018年12月27日。 ［16］张宏飞等：《桐柏地区变质杂岩和侵入岩类 Pb 同位素组成特征及其地质意义》，《地球科学》1999年第3期。

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有12平方公里，面积很大，现在还没有发掘完

考古发掘要遵循严格的流程，为了不破坏脆弱的文物，除了表层土以外挖掘只能用小铲子，竹签，甚至毛刷，这速度一个坑没有几个月下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型古城遗址的发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都熟悉的殷墟，殷墟考古已经进行了将近一百年了，其实现在只完成了百分之五面积的发掘。殷墟都是这个情况，二里头也是这样，华夏大地先民留下的遗存实在太丰厚了，三星堆短期内不敢用发掘完这个词。

三星堆考古发掘是一直在进行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已经发掘了城墙，宫殿区，墓葬等重点区域，已经知道了整个古城的范围，城内各功能区分布等信息。但是这些信息一般公众不关注，公众、媒体关注是文物，特别金灿灿的那种，而我们熟知的三星堆文物绝大多数出自1986年发现的两个坑，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三星堆1986年已经发掘完了，其实并没有。

1986年的那次发现是个意外，那时候已经在三星堆设立考古工作站，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对三星堆整个遗址还没有保护起来，那时三星堆村里有个砖瓦厂烧砖取土，一铲子下去挖出来大量玉器、青铜器，有村民通知了考古工作站，工作站工作人员把现场保护起来，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才有后来的三星堆一，二号坑

1986年发现两个坑，2019年又陆续发现6个坑，这些器物坑是三星堆文明特殊的地方，器物坑的作用现在也是不明白，有说法是祭祀坑，还有说法是对失灵法器进行烧埋，发掘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总之现在这六个坑清理完也不是结束，三星堆考古未来还会长期进行，现在只是比较光彩夺目的时刻

三星堆导游词

　　在我国西南地区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摇钱树，它们在造型和内涵上与三星堆的神树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继承了三星堆“神树”通天通神的思想。在我国其它地方出土的树形灯盏同样是树崇拜的思想的一种表现。

　第二展馆 三星永耀——神秘的青铜王国

　序展的主体展品是“人面鸟身”像。它的原型来自三星堆出土的小铜树树枝上端的造型。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鸟形器物及鸟形图案纹饰。而古代文献记载的几代蜀王，如柏灌、鱼凫、杜宇等都与鸟有密切关系。所以，陈列一这个人首鸟身造像作为典型器物置于开端，藉以表现万物又灵、人神互通的古蜀时代特征。

　第一单元：众神之国—神秘的原始宗教

　1986年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是三星堆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被誉为是“二十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

　一号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底长401米，宽28米，深146～164米，出土时坑口三面有左、中、右三条宽约1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推测坑与坑道是同时建成的。坑内共出土各类文物400余件。三星堆非常著名的金杖就出自此坑。

　仅一个月后，在一号坑东南方约30米处，又发现了二号坑。二号坑也呈长方形，坑口大于坑底，坑底长5米，宽2～21米，深14～168米。不包括数千枚海贝，二号坑共出土文物800件左右，其中有令世人瞩目的几件大型青铜器，包括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高达262米的青铜立人像及395米高的青铜神树等。

　这些惊世骇俗的稀世珍宝不可能是私人拥有的器物，而是国家宗庙里才能拥有的礼器、神像。但这些器物全部都被古人砸碎、焚烧后按一定的先后顺序买入坑中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部分学者认为两坑是“祭祀坑”。因为：两坑朝向的一致性和一号坑坑道的存在以及坑内物品的有序摆放，说明两坑不是随意、偶然的产物，而很可能是古蜀国某种祭祀活动留下来的遗存，坑内的物品都是祭品。砸碎、焚烧和掩埋很可能是当时祭祀的方式。至于祭祀的原因可能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存亡，比如改朝换代、政权的更替等重大事件。

　三星堆的青铜器以青铜雕像群最为大宗，且最富研究价值。三星堆的青铜雕像群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权威、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或精神领袖，表现出古蜀国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群体关系。它们的出土填补了中国商代青铜人物雕塑的及中国早期关于偶像崇拜的空白。

　三星堆两坑共出土了50多件人头像，这些人头像面容清瘦，表情凝重，耳朵上有穿孔，估计是用来佩戴耳环的。

　这件面具高645厘米，宽138厘米，宽嘴巴，大耳朵，耳部斜向伸展，极为夸张，额头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来安装有装饰物。这件面具最奇特的是：双眼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被人们俗称为“千里眼、顺风耳”。这样的造型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也许您不禁要问：它是谁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和传说中第一代蜀王——蚕从有关。古籍《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有学者认为“目纵”很可能指的就是眼睛突出。古人可能有意夸大了祖先的特征，似乎是利用夸张的五官来表现祖先有超人的能力。

　在上古时期，生产力及生产水平低下，物质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讲十分贫乏，人类完全是靠天吃饭，在思维观念方面，也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先民们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而且非常注重与神的交流，而交流的方式就是通过巫师举行祭祀活动，达到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的目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拟的祭祀场景，主体是上方的青铜神坛。神坛原件高53厘米，这是放大6倍的仿制品。神坛分三层，底层是圆座和两头平行站立、一正一反的怪兽，当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第二层是圆座和四个面朝外站立的人，手中抱握的杖状物上端已残断，估计是龙蛇之类的东西。最上一层是四山相连的山形座和呈方斗形的建筑，顶部四角有立鸟，方斗上方中央铸有人面鸟身像。一般认为神坛上、中、下三层正是古人天、地、人“三界观”最为形象的实物表现。

　三星堆是一个神权色彩及其浓厚的国家，可以说，举行和参加宗教仪式是当时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头等大事。所以我们特地模拟了古人祭祀的场景，意在营造一种神秘的色彩，让大家一同感受一下浓厚的古蜀王国祭祀文化的气息!

　第二单元：千载蜀魂—奇绝的文物精华

　第一组：天之骄子—戴冠青铜纵目面具

　出自二号祭祀坑，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这件面具的耳和鼻采用嵌铸法铸造，我们可以从面具的背后清楚的看到嵌铸痕迹。出土时，面具的眼、眉有黛色，口唇涂有朱砂。其造型之精美使它在各类形象中颇显突出。

　第二组：神形古异—青铜人身形器

　二号坑出土，通高462厘米，形状颇似一个无头无手的人像，用途难测。他身上满饰图案，倒过来看是两组共五只很像猫头鹰的鸟类造型，鸟的尖喙经变形夸张处理，既尖且长，这件文物该怎样放置，又作何用途，目前尚未确定。

　第三组：日照中天—青铜太阳轮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6件青铜轮形器，这是其中的一件，直径85厘米左右，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古人塑造的太阳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是人类早期共同的文化心理。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岩画和文物中，有关太阳的图案或其纹饰多得不胜枚举，而这件以青铜的实物形态来表现太阳的却是很少见的，这些太阳轮上均有小孔，估计是要把他们钉挂起来，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

　第四组：群巫之长—青铜大立人

　出自二号祭祀坑，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262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这座人像表现得应当是一位领袖的形象，他头上戴着高冠，脚上戴镯。身穿三层衣服，最里的也是最长的衣服两摆下垂，如同今天燕尾服。衣服上还有龙纹，可能就是最早的“龙袍”。人像胸前佩带方格纹带饰，当是“法带”一类显示权威的标志。人像的手势极为夸张，呈抱握状，两只手不在一条中轴线上，究竟是特定的手势还是拿着什么东西拿的是一件物品还是两手各拿一件目前有着不同的猜测，还很难确定。学者估计青铜大立人像应当是一个集神权、王权为一身、最具权威的领袖人物”。

最近最热门的话题肯定就是三星堆遗址了，关于这个遗址确实是非常吸引人的注意，毕竟在多年以前出现的一些文物确实是很难说明白，很多人都怀疑这个是外星文明，到底是这样的吗

三星堆遗址曾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造型夸张，让不少网友怀疑三星堆是外星文明。对此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没有这种可能。即使“青铜纵目面具”的“纵目”特别夸张，只是因为古人把它看作一个“神”，并不能当成古人真实的长相。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向新路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是迄今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继1986年我国在三星堆祭祀坑进行了第一次集中的考古工作后，时隔三十多年后，近日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工作重新启动。

三星堆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三星堆文化的得名来源于考古学，考古学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普遍原则是“小地名原则”，即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一般是村名)作为名称。因为大地名包含的地域面积比较大，往往一个县就可能会出现同时代的多个考古学遗址，所以使用大地名容易产生误解和歧义，所以三星堆文化就以三星堆的所在的村名命名了。三星堆所在的村子原来叫三星村，因为在村子周围分布着三个略显突兀的小土堆，排列宛若天上的三颗星星，在三个小土堆北面，是形状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台地。站在高处俯瞰这里，三个小土堆和月亮湾台地恰好在一个视野之内，形成一个景观组合，被当时风雅的读书人称作“三星伴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因为基本建设所需，村里想修建一座砖厂，烧砖需要大量的土壤，取土最方便的选址就是凸出于地表的高地土墩，于是那三个略显突兀的小土堆就成了原料用土的最好来源。不过在取土过程中出现了异常情况，施工工人们在小土堆中发现了大量陶器碎片，这就可以判断这三个土堆是古代人类生活留下的遗迹。等到文物部门排除万难赶来准备考古发掘的时候，三个土堆被破坏得只剩下半个了。后来经考古学家研究，三个土堆其实是古代城墙的残段，当时的城墙都是夯土而建，使用的土混入了很多生活垃圾，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的古城墙中，可以发现很多陶器的碎片。

现在我们再去三星堆，其实已经找不到“三星堆”了。

最早发现三星堆文化遗物的人是燕道诚、燕青保父子，他们二人是广汉县的普通农户，1929年在挖水渠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三星堆的一处玉器窖藏坑，于是就把所发现的玉器转移到家中藏好，放出了一些到当时的文物市场上去，引发了英国传教士董宜笃的主意。董宜笃搜集了一些玉器交给了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33年馆长美国人葛维汉联系了中国学者林名均，对玉器窖藏坑附近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没有发现三星堆的主体遗迹。而后抗战爆发葛维汉

回国，考古工作停止。

时间一直推移到1986年，等到三星堆附近砖厂取土发现陶片之后，考古工作才继续开展，同时砖厂也在附近继续取土。考古队发掘出20多出房屋遗址，坐实了三星堆遗迹是古人类活动的中心;而砖厂取土则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玉器集中埋藏地。考古工作者顺着这个玉器埋藏地发掘，发现了三星堆遗址中最重要的两个祭祀坑遗址，媒体上常见的青铜纵目面具、黄金面罩、黄金杖、其他青铜器、象牙等等，都出自于这个两个祭祀坑。然后，三星堆古城的轮廓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逐渐清晰。

☞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 这是“按”钟鸣老师 2009年8月10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很有重量的考古学意义的中国文明源头到底属于中原还是属于是自古入主统治大西南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彝族（古夷人）问题的文章，文章最大限度地给那些一直固守“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史学界或学霸们一记重击，他提出：“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 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的颠覆性的中华文明起源观。这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亚于投下一颗重磅原子弹。很值得一读，特此推荐给大家。

☞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

☞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意义，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

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人

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当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青铜遂公盨

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

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

青铜遂公盨铭文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

“岣嵝碑文”（禹王碑）

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蝌蚪文龙玺

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

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神龟负洛书玉雕

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世界最早的金杖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

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 ”，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

三星堆古文化遗址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三星堆之迷》——《巴蜀图文》，例外还有七部令人费解的“古文字”书：《仓颉书》、《蝌蚪文》、《夏禹书》、《红岩天书》、《夜郎天书》、《东巴文书》、《峋嵝碑》。

        第二展馆外貌

       第二展馆入口

       根据参观的内容，对照三星堆《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陈列》导讲词，我发现展览的内容有所调整。导讲词中所述的第二展馆的部分文物及内容在这里没有看到；由于我们看展览已经超时，匆忙间也遗漏了一些展览内容。

       下面，我根据参观的内容和类别，参照《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陈列》导讲词，做相应的归类描述。

       第二展馆主题：三星永耀——神秘的青铜王国           

       一、  奇秘面具——三星堆青铜面具

       1、正大神容——青铜大面具

       这是展馆体量最大的面具，高72厘米，宽132厘米，面具厚重沉稳，端庄谨严，呈现出其作为膜拜对象的显赫威仪。

       面具的背面

       面具的侧后

        2、纵目千里——青铜纵目面具

       这件面具高66厘米，宽138厘米，宽嘴巴，大耳朵，耳部斜向伸展，极为夸张，额头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来安装有装饰物。面具最奇特的是：双眼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被人们称为“千里眼、顺风耳”。这样的造型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它是谁？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和传说中第一代蜀王——蚕从有关。古籍《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有学者认为“目纵”很可能指的就是眼睛突出。古人可能有意夸大了祖先的特征，似乎是利用夸张的五官来表现祖先有超人的能力（摘自导讲词）。

        面具的背面

       3、天之骄子——戴冠青铜纵目面具      

       面具出自二号祭祀坑，高825厘米，宽78厘米，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这件面具的耳和鼻采用嵌铸法铸造，我们可以从面具的背后清楚的看到嵌铸痕迹。出土时，面具的眼、眉有黛色，口唇涂有朱砂。其造型之精美使它在各类形象中颇显突出（摘自导讲词）。

              4、各式青铜人面具

       5、青铜眼泡

       6、青铜眼形器

       遗址中还出土了数目众多、形式各异的青铜眼形器。这种菱形的眼睛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有的由四部分组成，有的由两部分组成，也有完整成型的，从这些数字几何等分上可以看出古蜀先民对数学和几何学已有一定的认识。这些眼形器，均有穿孔，应是绑附或钉挂在其他物体上使用的，其用途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摘自导讲词）。

              二、日照中天——青铜太阳轮   

       二号祭祀坑出土了6件青铜轮形器，这是其中的一件，直径85厘米左右，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古人塑造的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是人类早期共同的文化心理。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岩画和文物中，有关太阳的图案或其纹饰多得不胜枚举，而这件以青铜的实物形态来表现太阳的却是很少见的，这些太阳轮上均有小孔，估计是要把他们钉挂起来，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摘自导讲词）。

          三、凤鸟翔云——青铜大鸟头、青铜鸟  

       青铜大鸟头     出自二号祭祀坑，高403厘米，出土时在它的勾喙口缝和眼珠周围还涂有红色的朱砂，这只鸟头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弯钩状的喙。古代传说中的蜀王柏灌、鱼凫、杜宇都以鸟命名，可见古蜀族与鸟的关系极为密切， “凫”指的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水鸟鸬鹚，即鱼鹰。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与鱼凫王的关系最为密切，大鸟头与鱼鹰的造型十分接近，从颈部的四个圆孔来看，估计是固定在神庙建筑或者其他物体之上，作为蜀王鱼凫的象征和标志使用的（摘自导讲词）。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以集群形式展现的动物造型，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阵容强大的凤鸟一族。鸟和鸟形饰一般是一些大型器物的附件或装饰物。鸟与蜀族有极大的关系，几代都以鸟为名，鸟崇拜之风在古蜀可谓兴盛。鸟崇拜的实质是太阳及太阳神崇拜。在早期的农业社会，崇拜太阳就是祈求丰收（摘自导讲词）。 

       青铜鸟形器

      四、龙蛇腾飞——青铜龙、蛇      

        这件爬龙柱形器出自一号祭祀坑，高41厘米，龙的前爪爬在器顶上，身尾贴于器壁，后爪紧抓器壁两侧，尾巴上卷，从头部的犄角和胡子来看，酷似山羊。龙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能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神异动物，这件龙柱形器做工精美，可见在古蜀人的眼中也是地位崇高，颇具神威的灵物。青铜蛇三角形的脑袋微微上昂，长着一双勾云纹的眼睛，身上有菱形纹和鳞甲，背部有残断的羽翅。蛇颈部和腹部又环纽，估计原来蛇是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神物受人顶礼膜拜的（摘自导讲词）。

       五、雄杰灵怪——青铜鸟脚人像   

       鸟脚人像残高814厘米，分为两部分，下部鸟高514厘米，上部人身残高30厘米，人像穿紧身短裙，上部的人腿粗硕健壮，鸟爪强劲有力的钳住下面的鸟头，鸟的造型极为抽象，大大的眼睛，弯弯的勾喙，从颈部变成蛇、龙等动物的尾巴，估计这件器物的上半身散落在其他的地方而没有埋入坑中。这件器物反映的可能也是一个“人神合体”的形象（摘自导讲词）。

       六、藏礼于器——青铜尊、罍

        青铜尊

       青铜罍

        七、威严神通——青铜兽首冠人像

       八、青铜持璋小人像

       九、金面使者——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金面罩是用金皮捶拓而成，依头像造型，贴在青铜人头像。三星堆二号坑共出土戴金面罩人头像4件，大小形状与普通人头像相当，但由于戴了金面罩，使这几件人头像在数十件人头像中颇显尊贵。金面罩象征的是地位还是代表不同的肤色，学术界尚无定论。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以黄金为尊，并将其用于祭祀活动了（摘自导讲词）。

       十、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两坑共出土了50多件人头像，这些人头像面容清瘦，表情凝重，耳朵上有穿孔，估计是用来佩戴耳环的。 人头像后面，有的还有各种辫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