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起源于隋朝，正式创立于隋炀帝时期，科举制的完善历经三个皇帝：唐太宗李世明，武则天以及唐玄宗李隆基。

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武则天：大力提倡科举制度，开创殿试和武举。

唐玄宗：诗词歌赋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

科举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得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士人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并且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

明朝时期（明太祖朱元璋）的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文体分为八个部分，称“八股文”。约束了人民的思想，扭曲了科举制度的真正意义，但也有积极的作用，许多读书人为了中举，只顾埋头攻读经书，钻研八股，不讲求实际学问。考中做官后，他们大多成为皇帝的忠实奴仆。

明朝时期的科举制度称为“八股取士”。

科举制度在封建社会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废除。

李昂

李昂是唐玄宗时小有名气的文人，根据徐松《登科记考》卷5和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5册的考证，此人为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科举状元，但是籍贯、字号、年岁皆不详，新、旧唐书皆无传。他任考官秉公录取、不徇私情的故事，记载在唐人笔记小说《大唐新语》和《唐摭言》中。据载：“开元二十四年，李昂员外性刚急，不容物。以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司，谈毁失实，窃病之，而将革焉。”他把科举考生都集中起来，对他们说：“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于人者，常首落之。”李昂因为不徇私情，得罪了朝廷众官，从此官运不佳。但他秉公录取、不徇私情的精神，却受到人们的赞扬，其事迹也被载入唐人小说中。

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

隋文帝分科考试究竟有哪几科按《隋书·高祖纪》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所开为“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当时确已有秀才、明经二科。《隋书·房晖远传》就说过隋文帝开皇年间命他主考“明经高第”的人。还有唐初名臣韦云起也在“隋开皇中明经举”。因此可以说，隋文帝开皇年间，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

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

《旧唐书·杨绾传》引杨绾上唐肃宗的奏疏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就试策而已。”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一书中说：“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开科考试在隋炀帝时就形成了一个层次不同、要求各异，由法令所规定的完整的体系，成为国家纯粹按才学标准选拔文士担任官吏的考试制度。持相同意见者，还有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等。

房玄龄、孔颖达考中科举

房玄龄为唐太宗时名相，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旧唐书·房玄龄》载：“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房玄龄于隋末举进士。孔颖达是唐朝一代名儒，著名经学家、史学家，与房玄龄同为著名的唐代十八学士之一。他在隋炀帝大业初年考中明经。《旧唐书·孔颖达传》说他：“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

唐太宗重视培养人才和发展科举

唐太宗把学术文化提到与治国好坏相关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近代(指南北朝以来)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原因就是由于大臣们不读书，“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贞观政要》卷1、卷7)，力纠重武轻文的弊风，提倡用人以德行、学识为本。唐太宗扩充学校，加强管理。管理中央学校的机构为国子监，其下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叫生徒，教师为博士、助教。国子学收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二品以上曾孙。太学收五品以上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四门学收下级官员及庶人子弟。唐太宗常到国子学、太学视察，关心学校教学。在他支持下，增筑校舍1200间，增加生员至3260人。以后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都派遣子弟到长安的国子学学习。“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国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儒学传》)长安由此成了国内教育中心和文化传播基地。

为了广开选官的途径，唐太宗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度，这是唐代最主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唐代的科举每年定期举行，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比隋代有所增加。明法、明书、明算是关于律令、文字、数学的专门科目，选择专门人材，录取后只在与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考试科目以明经、进士二科最重要。进士科在隋朝仅试策论，贞观八年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年加试帖经、杂文。天宝年间始专试诗赋并作为录取的主要标准。进士科每年应举者少则八九百人，多则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过十余人以至三十人左右，录取比例不过百分之一二。由于应举者多，录取名额少，50岁能考中进士的人，还算年轻，仍被看作“少进士”，终身不第的居大多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是唐人赵嘏(gǔ)的诗，见《唐摭言》卷一引，形象地刻画出进士登第的难度。正因其难，一旦登第就名闻士林，被比作登龙门，意味着可以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了。所以当时张瑰兄弟八人，七人进士出身，一人制举(由皇帝特旨召试)出身，兄弟集会时不要制举出身的坐在一起。足见进士科在各科之中，是最为人所看重的。以后各朝沿袭科举制，实际就是沿袭进士科。贞观年间是进士科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贞观末年，唐太宗扩大进士科，提高了进士的进身之阶，对于唐朝前中期科举制的兴盛，无疑起了推动作用。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为读书人提供了做官的途径，扩大了唐朝统治的阶级基础。

唐朝进士、明经两科的考试内容

唐朝科举考试的进士科，在唐初时沿袭隋朝考试内容，只考“时务策”，即对时事和政治的看法；唐太宗时加考以经书或史书内容拟出的策问题；高宗时又加考《老子》及其他“杂文”题，形成“三场考试”。玄宗时转为兼考诗赋，而且诗赋成为最主要的考试内容。进士科也成为唐朝最重要的考试科目。明经科则注重考核儒家经义，内容以几部儒家经典为主，也分三场考试。第一场为“帖经”，第二场为口试，第三场为时务策。进士、明经通过上述三场考试，即可以“及第”，也即考中，从此便可进入仕途。除进士、明经科外，唐朝科举尚有明法、明字、明算、三史科、开元礼科等，分别考试法律、文字、数学、历史、礼制等。

武则天开始殿试和设立武举

武则天特别重视科举，曾一连几天在洛成殿亲自测试贡举人，并曾命令把在吏部复试者的名字糊掉而进行暗考，开了后世“殿试”和“糊名”的先河。武则天的重视科举，促成唐朝科举文章考试的进一步发展。史称“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寝以成风”(《通典·选举》)。武则天称帝后，还破例开了武科，即在科举考试当年同时进行武举考试，内容有骑射、步射、马枪、负重等内容，考中的可以任用为武官。唐朝名将郭子仪即由武举进入仕途。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

清朝学者徐松在考证唐代科举制的著作《登科记考》中说：“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他认为，以诗赋取士，开始于唐玄宗年间。当时进士的三场考试，第一场就是考试诗赋，不合格者后两场免考。史载，玄宗时以诗赋作为命题的考试有开元元年、二年、四年、五年、七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和天宝年间的若干次，相当频繁，后来就成为定制。唐朝省试诗中出现了许多名诗名句，如，祖咏的《终南山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都是其中出色者。更重要的是，由于实行以诗赋取士的考试方式，大批士大夫便潜心钻研于诗赋，大大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

“登龙门”和曲江宴

唐朝时社会上对科举考试十分重视，当时人把榜上题名，高中科举者美称为“登龙门”。唐人笔记小说《封氏闻见记》说：广大士人弟子无不“酷嗜进士名”，以为“俊秀皆举进士”，榜上题名“百千万里尽传名”，因而视为“登龙门”。那些考中的进士，纷纷写诗，表达自己得意的心情。诗人孟郊考中进士后，写诗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新进士赵匡写的《及第谣》，前几句已录在课本里，下面还有几句说：“骅骝一百三十蹄，踏破蓬莱五云地。物经千载出尘埃，从此便为天下瑞。”唐朝每次科举放榜后，还有曲江宴的盛举。曲江指长安东南的曲江亭子，宴时热闹非常，皇家教坊乐队特来演奏助兴，有时皇帝也登上曲江南岸的紫云楼垂帘观看。宴会过后，众进士又到大慈恩寺雁塔题名，以示荣耀(《唐摭言》)。诗人白居易就在雁塔下题过名，他登第时年方27岁，年纪最小，所以题名后有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科举制对邻国的影响

科举制对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有重要影响。682年，新罗就仿照唐朝建立国学，规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课程。788年，新罗又仿唐朝科举，设“读书三品科”，规定由国家按三品统一考试，科目全为儒家经典。同时还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参加科举考试。新罗著名诗人崔致远，就是入唐后考中科举的。唐朝的科举制和学校制度对日本也有影响。日本大化革新后，也仿照唐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大学寮、国学，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并重用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

学术动态

关于唐代科举制的研究

对我国古代的科举制，中外学者历来有较为精辟的评价。近年来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关的论著纷纷问世。这些论著大致有以下四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一，指出我国科举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许多学者列举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家、西方传教士、当代西方学者和英国大百科全书对科举制的评价。如明朝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赞扬中国科举制说：“他们(指中国)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儒生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个国家。”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也都肯定中国科举制，称这个制度防止了权力的世袭化，保证了知识阶层的合法对流。法国重农学派奎纳，更主张在西方仿行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因此，1791年起，法国率先实行了文官考试，接着1853年后英国也推广文官考试。正如《英国大百科全书》所说的，“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我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在《五权宪法·民权初步》里也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第二，肯定唐朝实行科举制对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认为科举考试的形式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它不仅扩大了唐朝以后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而且促进了社会上努力读书求学的风气。

第三，肯定唐代的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的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和唐朝文化的发展。它不仅造就了一批诗人，而且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勃兴和传奇小说的发展，使唐代的文学水平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第四，在肯定隋唐科举制度的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其隐含的弊端。一是科举制度的施行为士子敞开宦门，使大批知识分子醉心于举业，不愿从事冷静的学术研究和深入的思考，不愿从事对国计民生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研究；二是推动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合流，削弱其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逐渐沦为封建统治者的附庸。

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选题范围一般在四书五经之内，要求读书人必须熟悉这些教材，要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不光是能背，而且随便拿出其中一句。从《聊斋志异》的一则神话故事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开卷第一篇讲的就是科举考试，当然，讲的是神话科举。这个故事名叫“考城隍”。说的是明朝末年，有个叫宋焘的书生，有一回生病在家休息，看见两个使者催他去赶考，他纳闷地说：现在还不是赶考时节呢，是不是弄错了？使者不回答，只管催他上马。

于是跟着使者到了考场，却发现坐在考场上的主考官是三国时候的名将关羽，原来，这是一次神仙级考试。

考题下来，一看，是“一人二人，有心无心”，这题目让现代人来看，简直一头雾水，然而，博学多才的宋焘下笔神速，很快解题、答题和交卷，答卷中有一句叫：“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在明朝和清朝，一个读书人要考上进士，得背多少书呢？南宋时候的进士郑畊老做了个统计，《论语》一万一千多字，《孟子》三万四千多字，《尚书》两万五千多字，《诗经》将近四万字，《礼记》有九万多字，而《左传》则将近二十万字……这些加起来有四十万字，而且还不包括注释。

如果还要考诗赋的话，那么就得背《昭明文选》等文学参考书，这样加起来，恐怕没个五六十万字还拿不下来。

要背这么多书，对于记忆力是个很大的考验。例如唐朝名将张巡，虽然是武将，却也是科举出身的进士，他的记忆力就很惊人。

据韩愈记载，有一回，有人考张巡的学问，随便问了一句《汉书》上的话，张巡马上就能指出来，这是哪一章哪一页上面的，提问的人一翻《汉书》，果然如此。

然后，张巡又把相关章节倒背如流，令人咋舌。在唐朝，考试范围尚未局限在儒家经典，不过，连《汉书》都能背，这就太牛了。

不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唐朝文科的科目很多，每年都举行。明清两代文科只设进士一科，考八股文。

所以《四书五经》不是每个朝代的科举必考科目，只是明朝八股文喜欢以四书五经来命题而已。

此外，科举也分很多科的，好比专业不同。

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

此外，宋代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所以不是都必须要背《四书五经》的。

以清代为例：每年取得童生资格的学生参加由县官主持的考试，称为县试，录取后即可参加府试（相当于以前地区级的考试），再被录取者可参加院试（学政称提督学院，所以称为院试，院试在各州府开考，由各省的学政督考阅卷），通过院试的就是秀才了，县试、府试、院试都得第一的叫案首，秀才可以进入各府县的学宫学习，称入学；各省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乡试，考中的就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举人可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会试在北京举行，考中者叫贡士，习惯上称为进士，进士还要经过一次殿试，即由皇帝亲自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分为三甲，一甲只取头三名，发表是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一般在60——80名左右，第一名叫传胪，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可入翰林院，二甲部分也可入翰林，其余的外放任职，但一般都是八品官，如县丞、学正等等，所谓的进士一放就是县官都是演绎，只有少数入过翰林院的才可能放任正七品知县，别的都得慢慢熬。

原创文/董元奔（江苏宿迁）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通行的文体，它在近现代的名声很臭，是思维陈腐，文风呆板的各类文章代名词。其实，八股文未必有那么坏，在作为「 ”时文”的明清时期，八股文及八股取士制度对政治和文化也起到过积极作用。 所谓八股文，其含义有三个方面。首先，八股文的文体包含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要素，后四个要素是文章的四大段正文。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中，每一股都包含两小股，即由两小段既排比又对仗的句子组成，四股合起来就是八小股，简称八股。其次，八股文的题目必须取自四书五经，正文阐释题目时其思想性也不能偏离四书五经。第三，在行文过程中，作者要模仿孔子、孟子的口气，所谓「 ”代圣人立言”。 八股文起源于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初步形成于元朝时期，在明清时期成为固定的文体。在八股文逐渐定型的宋、元、明清这三个历史时期，八股文都曾有过积极作用，当然，它在明清时期所产生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这里，我就分三个历史阶段分别阐述八股文和它的前世到底怎样影响了该时代的政治和文化。 一、宋代的经义和诗赋取士 科举制度兴起于隋代，成熟于唐代。隋唐的进士科考主要是诗赋和帖经。诗赋大家都明白，无需解释；帖经，就是把四书五经的某一页蒙上，只留出某一行文字，让考试者阐释其上下文的意思，帖经考的是考试者强记博诵的能力。唐代前半期国力强盛，朝廷控制着庞大的军队，地方上也实行节度使的军事威权统治，官员的诗赋写作能力和五经记诵能力虽然派不上实际用场，但是却不妨碍军事统治。 北宋的国情不同于唐代。北宋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萌芽，下层人民的思想变得「 ”复杂”起来了，这就要求地方官员具备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的能力。北宋先后长期面临辽、西夏和吐蕃的军事压力，而北宋却主要奉行对外「 ”和约”的政策，这就要求朝廷官员具备处理复杂的内政和外交的能力。北宋立国后延续了唐代的科举考试体例，一大批只会吟诗做赋和死记五经的读书人成为进士，但是他们根本不能胜任各层级的管理工作，这是北宋积贫积弱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宋英宗时期，特别宋神宗继位后，北宋已享国祚近百年，但其积贫积弱的形势已经令皇帝和一部分上层统治者惊惧，于是，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实行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项目之一就是改革科举制度。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的出发点是选拔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所以他废除了诗赋考试，改考经义。王安石的具体措施是：把四书五经和王安石自撰的《三经新义》作为必读书，考试的题目出自必读书，考试者依据必读书的内容，依据自己的理解，结合现实的社会问题，写一篇一千多字的论文。王安石的科举考试改革，迫使考试者不仅要学透四书五经，还要活学活用，这与王安石「 ”适用”的政治观是相吻合的。 王安石废除诗赋考试，是其「 ”矫枉”必须「 ”过正”思想的表现，但是这有割断传统文化的风险，受到苏轼等人的激烈批评。后来朝廷恢复了诗赋考试，也取消了王安石有自我标榜之嫌的《三经新义》，但是经义考试却延续了下来。注重声韵的诗赋考试和注重理解四书五经内涵的经义考试，为元代的经术和骈赋取士制度，以及明清八股取士制度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二、元代的经术和骈赋取士 蒙元以弓马取天下，重武轻文，蒙元虽然在元太祖时期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但此后竟废除科举制度长达七十多年。在这段历史时期，朝廷任用官员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由地方州县推荐德才兼备的人；二是由皇帝在贵族子弟中挑选人才；三是卖官售爵。废除科举考试，中断了汉族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地主阶级进入统治集团的道路，但是由于有强大国家军队的威慑，社会上敢怒而不敢言。 元成宗、元武宗时期（1294-1311年），元朝经济空前繁荣，对外经贸活动也非常热络，东南亚、南亚，甚至欧洲的大批商人来到中国，甚至定居中国，也有大批中国人远赴上述地区经商。对外贸易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经济繁荣增强了汉族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地主阶级跻身统治集团的愿望，而长期的穷奢极欲弱化了元朝军队的管理能力和战斗力。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以化解开始出现的统治危机，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开始实行科举制度。 元朝的科举取士原则如同元仁宗所言：「 ”经术为先，词章次之。”虽然效法宋朝的经义取士，但又重大改进。元朝的进士考试要考三场：第一场是五条经问和经论一篇，经问，就是从四书中出五道题目，要求考试者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解释含义；经论，就是从五经中出一道题目，要求考试者依据朱氏的《诗》注、蔡氏的《尚书》注、程氏的《周易》注、《礼记》古注及「 ”春秋三传”写一篇五百字左右的小论文。第二场是策一道，就是事先以时务出题，要求考试者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时事论文，要求直陈观点，反对浮华。第三场是古赋和章表各一道，考试者要依据楚辞和汉赋的格式来写古赋，以骈文的格式来写章表。 经问和经论，考的是考试者死记硬背典籍的能力，这是王安石经义取士政策的倒退；策紧扣时务，题目不再出自四书五经，这是对王安石经义取士政策的发展；古赋和四六文不仅考查了考试者的诗歌及楹联的创作能力，还考查了考试者的古文功底，是对策的有力补充。由此可以看出，元代的经术取士在延续了宋代经义和诗赋考试的前提下，强化了考试者经世致用的能力和诗赋创作的能力，同时补充了对死记硬背能力的考查，显然在难度上远远超过宋代。 三、明清的八股文和八股取士 明代立国伊始就延续了元朝后期的科举制度，到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1487年），经王鳌、谢迁等人的倡导，八股文定型并成为进士考试的唯一文体。清代延续了明代的做法。 明清两代通过写一篇八股文来取士，只有一场考试，简化了程序，但是八股取士又是对元代各个考试项目的汇总和深化，难度空前加大。首先，文题出自四书五经，阐释不得偏离四书五经，这就是元代的经问和经论，考查考试者的死记硬背能力；其次，正文是四组排比兼对偶的句子，类似于元代的古赋和章表，不仅考查了考试者辞赋创作能力，也考查了考试者诗歌的创作能力。第三，要求文章的语言风格是孔子、孟子的原文风格，考试者如果不把四书五经背熟并消化，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这就考查了考试者超越上两个方面的深入考查。 八股取士取消了宋代、元代的时事方面的考核项目，也不允许考试者发表自己的见解，考试者完全成为「 ”书虫”，朝廷自然难以获得治理江山的人才，但是这符合明清闭关锁国的需要。让一大批只会循经解经和吟诗作赋的文人做官，上层社会便充斥着俯首听命的臣子，地方官吏也将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这有助于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这些官员的思想被牢牢拴在四书五经中，他们不懂民情，难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这些官员又都是文人，他们的思想僵化，缺乏创作能力，难以在学术上有所发展。这是八股取士制度的主要弊端。 但是，八股取士制度也有其积极的地方。首先，虽然八股文对四书五经的高度依赖虽然使许多文人难以产生超越时代的新思想，但是八股文综合了诗赋和古文对创作者的要求，作者的古文学功底一般都很扎实，这些文人根据自己所长从事古籍整理事业，编篡了一大批古代总集，比如《永乐大典》、《全唐诗》、《全唐文》等。其次，许多文人用研究四书五经的方法研究各个时代的典籍，出现了《诸子玄言评苑》、《新锲翰林三状元会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庄子南华真经评》、《老子文归》等一大批学术成果。第三，清乾嘉时期兴起的考据学至今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考据学的第一个大师戴震声称其考据目的是为了「 ”通经”，但是他考据的范围却不限于四书五经，显然这也是拜八股取士文化所赐。 八股文和八股取士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们是宋代经义和诗赋取士制度经由元代经术和骈赋取士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八股文钳制作者的思想，不利于文化发展，通过八股文录取的官员也缺乏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但是，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有其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八股文和八股取士制度在古籍整理、总集编篡、典籍释评和考据等学术领域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说明正文插图来自网络。 （编辑：董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