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二十九军奋起抗战，与日寇浴血奋战。然而，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奉命撤退，北平沦陷。很多人好奇在北平沦陷时期，日本人到底从故宫抢走了多少文物呢？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历史的蛛丝马迹了解一二。

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安全问题就日益严峻。在故宫工作人员以及政府有识之士的建议下，国民政府决定对故宫文物进行南迁。当时，故宫有几百万件文物，不可能全部被运走的。于是，在人们的筛选下，被选中的文物包括书画、铜器、瓷器、象牙、善本等，共计19690箱，62万余件。据说，负责筛选文物的并非全部是专业人员，很多是国民政府的文人，他们不懂文物，结果是有些精品并没有选中，反而是次品被选中带走了。

1933年2月5日晚，北平全城戒严。1万多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用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军警全称护送。在不到120天的时间里，五批文物先后运达上海，后又转运到南京朝天宫。但随着战事不断深入，南京也不安全了，这些文物有被分三路西迁，最后运达了陪都重庆，藏于深山的山洞之中。故宫的这场历时长久、数量巨大、损失微小的文物迁徙之路，被国内外人士称为奇迹。这都是无数为故宫文物南迁付出辛劳的工作人员的功劳，他们是真正的文物的守卫者。

在故宫大批文物南迁后，总务处长张庭济奉命留守。在1937年11月，北平沦陷后，日伪政权下的故宫博物院艰难维持，与日寇尽力周旋。当时，日本人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和顾问，由于遭到了故宫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而没有成功。故宫的留守人员都是真英雄，他们拿出了玩命地精神来护宝，他们规定日本人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一律不得进入。

但是日本人也不是吃素的，1938年6月，日本宪警两次闯进故宫博物院太庙博物馆搬走并撕毁了大批的图书资料，有书籍243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凡是书籍中有反日抗日、谈及日伪政权的一律都要予以销毁，同时，有关司法、教育、财政等书籍杂志也必须销毁。这次日本人的暴行对故宫文献库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日本侵略者企图借此推行其奴化教育，其用心之险恶，令人不寒而栗。

1945年3月，日本人又搞起了献铜运动，并将其魔手伸向了故宫博物院。尽管故宫的工作人员多次抵制，但是最终为了不惹恼日本人，确保故宫的整体安全，不得不将一些散落在各个院落的一些铜缸、铜炮等1095斤交了出去。但是日本人不满意，日本人命令将故宫不能段明年代的54件铜缸以及2尊铜炮交了出来。实际上，在1944年6月22日，日军就从故宫劫走了铜灯亭91个，铜炮1尊。万幸的是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日本人就投降了。

随即，故宫的工作人员前往天津运回这批文物，这些文物大多已经残破、损坏，重达4460公斤，比劫走时少了971公斤，并且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据统计，在故宫工作人员的精心守护下，在北平沦陷期，故宫博物院被日本人掠夺了铜器149件，太庙图书馆馆大批图书文献遭到破坏，文献馆的张鼓峰舆图被劫走。当然，这都是官方记载，实际上到底有多少文物被日本抢走，就不得而知了。

补充下，唐宋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僧和留学生也有很多古籍流传了过去，也有通过朝鲜传过去的。其中有不少书籍在我国都亡佚了，可是却在日本保留了下来，清末和近代的时候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点，就不断努力将这些书再传回国内。就我知道的尤其在医学本草类就不少比如＜太乙仙制本草＞。另外还有关于敦煌和吐鲁番文书，日本是即英美俄之后得到的精品不多，但也有很多的宝贝。日本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比我们自己都好，这有点让人遗憾呢。另外古代日本学者自己编辑抄录了不少汉文古籍，很多书在中国已经亡佚了，借着他们的编辑摘抄很多书才能让我们一窥端倪，比如丹波康赖的医心方。 还有比如清末大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后来被他的子孙卖给了日本人，其中有很多珍贵的宋版书。

没有这回事，二战时日本对中国文化非常珍惜，还特意拨款给中国各地编写地方志。《奉天通志》就是当时修的。当时遗落占领区的大量中国古籍善本都是日本文部省特意保护才未遭战火焚毁。

获取中国史料典集本身也是日本侵华的目的之一，日本绝不可能要毁掉中国的历史。

青铜器

虎食人卣：盛酒器，商代后期，湖南安化出土，通高357厘米，重09公斤，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

此器通体为虎形，两后足及尾支撑作踞坐形，前爪与一人相抱，作张口欲食之状。人身与虎相对，手扶虎肩，双脚踏虎后爪上，头侧转，目睛有力，无丝毫恐惧态。虎顶部为卣盖，盖上立一小鹿。虎头两侧有提梁，两端有兽头，外侧饰夔纹。虎头及身为卣身。此卣形制复杂，显示铸造的高超技艺。虎口内人的发际、耳缘，虎的口腔，需用多样小范小能铸成。匠师为表现虎食人的动势，颇费苦心，是罕见精工细作的器皿。（同形一器藏于巴黎赛奴施基博物馆）

羊尊：

盛酒器，商代后期，通高154厘米，日本藤田美术馆藏。

此器为写实羊形，羊头有盘屈巨角，尖嘴、细眼。羊背为尊盖。盖细长，盖面饰浮突饕餮纹。前有一立夔，后有立鸟，均圆眼、弓背，形态生动。羊身及腿部满饰浅龙身凤首长形花纹。腿下有半圆形蹄，圆臀后有细尾下垂。此尊羊的形态生动，身体各部位比例准确，浅纹饰及立饰都很精美。

饕餮纹三足壶：

容器，商代后期，通高60厘米，日本藤井有邻馆藏。

此壶壶身壮大，盖与壶身联成一体，使壶成为无棱角金字塔形。盖上有蘑菇形纽，由于锈蚀，花纹不清，盖中部有小扉棱。壶敛口，口沿下饰浅三角形蕉叶纹。腹呈梯形，下膨，圆形底。颈、腹纹饰分三段，上饰饕餮纹，中间夹饰夔纹带，下部饰宽于夔纹带两倍的饕餮纹带，纹较深。腹部正中有突起扉棱。扉棱成上下两段饕餮纹通鼻，上段饕餮眼小而圆，稍有突起，下段眼较大，圆而突起。饕餮形象已由狰狞威严变为略见形迹的点线装饰。腹下有三柱足，足短粗，无纹饰。壶身正中两侧各有一环形耳，耳上部形似兽头。此壶造型十分稳定，外形圆浑，小纽、小耳、短足，使壶身愈显硕大而有气魄。其形制的特殊，乃青铜器中孤例。

双鸟鼍鼓：

乐器，商代后期，高794厘米，日本泉屋博古馆藏

此鼓全部为青铜铸造，其形可能仿自木鼓。鼓身横置，上较下略长，鼓下有四只外撇如爪的短足支撑。鼓身满饰浅饕餮纹及有目斜角云纹，两侧各有一人形图案。人面浮突，五官俱备，眼大而圆，似瞪视，上横粗眉；通鼻，有翼；口大、唇厚；耳、颈、躯干、四肢均为浅纹。颈细长，躯干为倒三角形，四肢伸张。鼓顶立雕两卧鸟，相背成枕形，中间有小孔。鸟下饰饕餮纹，绕以四瓣花纹方框。鼓两端像鼍皮鳞蒙面，鼓缘饰三列乳钉纹。纹饰精致，尤其鼓皮仿鼍皮十分相像。由此可证鼍（今称扬子鳄）皮蒙鼓早在商代已很普遍。

太保鸟卣：

盛酒器，西周早期，通高235厘米，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此卣形体为一扬头坐状鸟。鸟头有下弯紧闭的尖喙，上有小月牙状鼻孔。头上有大圆眼，眼中有凹陷的圆瞳。头顶有两冠，冠如角高而后弯，直至背部。颔下有两长圆形片状胡。颈部两侧有环，上衔弓状扁梁，梁面为竹节人字纹。鸟腹部膨大，背至腹部饰直线半弦鳞纹，至腹部成宽螺旋纹，是羽和翅的变形。鸟足弯曲前伸，上有简练单线纹。尾自腰后伸出分叉，和双足成鼎立状，稳稳支撑全身。此器自梁至足呈三角形，上小底大，造型稳重；鸟扬头前视，形简练，整体和谐粗犷。器有铭文“太保铸”三字。

婴戏图剔黑盘

盛食器，南宋晚期，高45厘米，直径312厘米，日本文化厅藏_

此盘呈圆形，其髹饰工艺亦为剔犀。纹饰图案分为两组，盘底为婴戏图，盘侧壁为缠枝花叶图，两组图案被两条同心圆圈纹隔开。婴戏图展现出富贵人家的中秋夜景：三重飞檐门楼前后掩映，在浓密的树荫遮掩下，在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趣；飞檐门楼前为一曲槛围绕的庭院，10个孩童或卧或站，或驻足或奔跑，游戏耍闹，气氛热烈；曲槛外水流波动，花树繁茂，树梢上一轮圆月挂在天空，轮中丹桂、玉兔清晰可见。月中的清冷与人世的热闹对比强烈。孩童嬉戏于庭院，使人联想到浓荫掩映的楼阁内当有大人举杯赏月，此景此情让人尽灭出尘之念，点燃享受子孙绕膝、合家团圆的热望。

人物花鸟纹尺八

乐器，唐代，长436厘米，吹口径232厘米，竹，日晒正仑院藏

尺八即古箫。这件尺八共三节，孔正面五，背面一，是竖吹的竹管乐器。它在整体上以竹节与孔为节奏，以六孔作心点装饰大团花，在竹节边框处刻卷草纹，构成虚断实连的围转画面。在鸟鸣蝶飞、花草锦簇的景色中，置正反两组仕女：一组刻弹唱；一组刻赏花。她们云鬓高耸，长裙曵地，宛然是一幅自在逍遥的宫苑游乐图。

尺八采用了竹刻的“留青”技法，工艺复杂。刻去表皮，露出竹肌之处为地，保留表皮之外为纹，成为浅浮雕刻。竹材干后，表皮由青转白而后浅黄，竹肌则渐渐呈深黄，进而变红紫。时间愈久，皮、肌的色差越大，故而花纹日益清晰。孔心团花与节边卷草以线刻为主，主体人物则以面为主，开成经线衬面、以花草衬人物、以装饰托写实的生动和谐的艺术效果，使此古箫成为一件不朽的竹刻珍品。

唐代王维的一幅画“伏生授经图”纵28厘米，横49厘米。现藏于日本博物馆。

我国唐代王维的“干雪霁图卷”，纵313厘米，横2073厘米。现藏于日本。

东晋时期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房屋神心星神)”，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东晋时期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岁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东晋张僧孙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危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东晋时期五张僧繇“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虚星神)”，古绢本。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

我国东晋时期的作者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尾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人阪市美术馆。

我国东晋时期的作者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牛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美术馆。

东晋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斗星神)”。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美术馆藏。

东晋张僧繇“五星十十八宿神形图卷(荧惑星神)”。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我国历史上的南宋李安忠的《鹑图》，绢本，设色，立轴，纵242厘米，横276厘米。县收藏于日本根津美术馆。~

北宋石恪的《二祖心图》，纸本，墨笔，横幅，纵353厘米，横643厘米。现藏于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

我国南宋时宋汝志的《笼雀图》，立轴，绢本，墨画淡彩。纵22厘米，横22厘米。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加一条，裴文中教授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虽然现在下落不明，这笔帐日本人也是跑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