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四大经典在临床中的应用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5浏览:1收藏

中医四大经典在临床中的应用,第1张

中医四大经典就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它们在中医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对于古代甚至现代的中医都有非常大的指导作用和研究价值。

也有部分中医教材把《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当作四大经典。目前采用前者说法的较多。

一、《黄帝内经》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其中医经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除《黄帝内经》外,其他医经均已亡佚。因此,《黄帝内经》便成了现存早的中医经典了。什么是医经呢《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指出:“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剂和之所宜。至剂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这就是说:医经是根据人身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等情状,用以阐发百病的根源、死生的界线,而度用适当的针灸汤药等治疗方法以及如何调制各种适宜的药剂。好的药剂之功能就像磁石取铁一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高明的医者违反医学理论,致使当愈者反剧,当生者反死。简言之,医经就是阐发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医学理论之著作。所以称之为“经”,是因为它很重要。

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籍称之为“经”,如儒家的“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以及浅显的“三字经”之类。所以称“内经”,并不是像吴昆《素问注》、王九达《内经合类》所称“五内阴阳之谓内”,也不像张介宾《类经》所说“内者,生命之道”,而仅仅是与“外”相对为言而已。

先应该指出,《黄帝内经》其实不是黄帝所作的,都是后人伪托的。

这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我国医药文化发祥甚早。

《黄帝内经》究竟成于什么时代呢宋林亿、高保衡等认为:“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出远古”;邵雍认为:“《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程颢认为:“《素问》书出战国之末”;司马光认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歧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朱熹也认为:“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于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明方孝儒认为:“皆出战国、秦、汉之人”;方以智认为:“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清魏荔彤认为:“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

综上所说,将《黄帝内经》之成书定为战国时期是较为可信的,但也不能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灵枢》八十一篇尽出于战国。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及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刘向指为韩诸公子所著,程子谓出于战国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以上仅仅是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上加以归纳分析所做的判断。其实还可以从《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内容特点、先秦古韵等诸方面论证《黄帝内经》的绝大多数篇章(也即《黄帝内经》的主体部分)成于战国。限于篇幅,这方面的论述只好从略了。

二、《难经》

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秦越人撰,。“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解。全书共分八十一难,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

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三、《伤寒杂病论》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四、《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我国现存早的药学专著。撰人不详,“神农”为托名。其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该书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载“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录“神农本草,三卷”,宋《通志•艺文略》录“神农本草,八卷,陶隐居集注”,明《国史经籍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清史稿•艺文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

历代有多种传本和注本,现存早的辑本为明卢复辑《神农本经》(1616),流传较广的是清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1799),以及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1844)、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1854)。

神农,古传说中“三皇”之一,传称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书名冠以神农为尊古之风的假托。现行本为清孙星衍、孙冯翼辑。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又字渊如,清代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第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等,一生博览群书,贯通经史、训诂、诸子、医药,除辑本书外,尚有《素女方》、《秘授清宁丸方》、《服盐药法》等著,于古代医籍整理多有贡献。

书凡3卷,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立为3卷分别论述。卷1为“上经”,论“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卷2为“中经”,论“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赢者,本中经”。卷3为“下经”,论“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药学知识和用药经验,为中药学和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仍是研究中药和方剂的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首先,在药学方面,所论365种药物的疗效真实可靠,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创立了药有“四气”、“五味”的理论,和药分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并反映了部分化学知识。

其次,在方剂学方法,指出药可单用亦可组方配用,创立了药物之间“七情合和”理论和组方配伍的“君臣佐使”原则,总结了丸、散、汤、酒、膏等基本剂型。再次,在用药方面,提出了辨证用药的思想,所论药物适应病症达17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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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妇科学是运用中医学的理论研究妇女生理、病理特点和防治妇女特有疾病的一门临床学科。中医妇科学研究范围包括月经不调、崩漏、带下、子嗣、妊娠、临产、产后、乳疾、癓瘕、前阴诸疾及杂病等。

中医妇科学是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逐渐形成、发展和充实的。现把中医妇产科学的发展史分为十个阶段:

夏、商、周时代中医

(公元前2197~公元前770年)中国远古时代的祖先,在劳动和生活中积累了药物和医疗技术,到了夏、商、周时代已有关于难产和种子、胎教理论记载。如《史记·楚世家》中有“胸剖而生契”的难产记载。《山海经·西山经})中有服“骨蓉”避孕的记载。《烈女传》有胎教的记录。

(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在这一时期著名医家扁鹊因曾专门从事过妇产科的医疗工作,当时被称为“带下医”(妇科医生)。《内经》中也有妇科方面的理论记载,为中医妇产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左传》中有“庄公寤生”的难产记载。还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记载,明确提出近亲结婚有害于后代,这一观点比英国的达尔文1858年的相关论述要早2500多年,而且对今天的优生学研究也有意义。

(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秦代,已有妇产科病案的记载。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太仓公浮于意首创“诊籍”,其中“韩女内寒月事不下”及“王美人怀子而不乳”的病案,都是妇产科最早的病案。

到了汉代,妇产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医事制度上设有“女医”,药物堕胎、联体胎儿、手术摘除死胎等首见记载,并出现了一批妇产科专著。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胎产书》,是现存的最早妇产科专著,书中对妊娠按月养生提出一些见解,反映了当时对妊娠、胎产卫生的认识。

张仲景所著《金匮要略》中的妇人三篇,论述了妊娠呕吐、妊娠腹痛、产后发热、热入血室、带下、经闭、癓瘕等病的证治,并提出阴道冲洗和纳药的外治法。当时的许多经验和方药至今有效。与张仲景同代的医学家华伦,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外科专家,不仅成功地进行了开腹手术,也成功进行了摘除死胎的手术。《后汉书·华佗传》说:一伦曰:‘死胎枯燥,执不自生。’使人探(远取)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识,但其色已黑。伦之绝技,皆此类也。”可见当时的妇产科已发展到了相当水平。

(公元220~公元618年)这一时期,主要是脉学和病源证候学的成就,推动了妇产科学的发展。晋代王叔和所著《脉经》,根据《难经》独取寸口的原则,总结了公元3世纪以前的脉学知识,使诊脉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化、规范化了。

其中在妇产科方面,提出了“居经”、“避年”之说,指出“尺中不绝,胎脉方真”及脉辨男女,描写了产时“离经脉”,即“怀娠离经,其脉浮,设腹痛引腰脊,为今欲生也”。

隋代中医

(公元610年),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当时中医病理学巨著,包括内、外、妇、儿、五官五科。

书中有妇人病八卷,前四卷论妇科病,包括月经、带下、前阴、乳房诸病,后四卷论产科病,按照妊娠、将产、难产及产后分类,逐项讨论了病因、病机及临床所见,内容颇为丰富。

(公元618~公元907年)唐代继隋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医事制度,设立了“大医署”,这是唐朝最高的医学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专门培养医药人才。医学发展特点是逐渐趋向专科化。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所著《千金要方》中将妇人胎产列于卷首。广泛地讨论了求子、妊娠、产难、胞衣不出、月经、带下及杂病,还精辟地论述了临产及产后护理等内容。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还记载了若干堕胎断产的方法,并已注意到节制生育问题。

此时,妇产科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出现了中国现存理论较完备的产科专著,即咎殷著的《产宝》。

(公元 960~公元 1279年)宋代妇产科已发展成为独立专科。在国家医学教育规定设置的九科之中有产科。如《元丰备对》载:“太医局九科学生额三百人……产科十人……。”这一时期出现一些重要妇产科专著。如杨子建著的《十产论》,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朱瑞章的《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李师圣的《产论》,郭稽中的《妇人方》等。此期,在妇产科方面成就最大的是陈自明和他的著作《妇人大全良方})。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妇产科常见疾病,还特别谈到了对难产的处理。是中国著名的妇产科专著,是当时一部杰出的作品,一直风行300多年,对后世医家也有巨大影响。

(公元1115~公元1234年;公元1271~公元1368年)金元时代是医学百家争鸣时期,医学流派开始兴起,刘、张、李、朱四大家对妇产科从不同角度作出了贡献。元代医学设13科,有产科1门。

金元四大家的学术发展,开扩了对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思路。如刘完素著《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胎产论说:“妇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间,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从厥阴论之;天癸已绝,乃属太阴经也。”对妇女生理作出了规律性阐述,成为少女着重补肾、中年着重调肝、绝经期着重理脾的理论根据。

张子和著《儒门事亲})认为“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善用汗、吐、下三法以驱病,这种观点也常用于妇科。该书还记载了钩取死胎的成功案例,该书卷7的内伤形说:“又一妇人临产……子死于腹……急取秤钩,续以壮绳……钩其死胎……。”开创了中医产科器械手术助产的先河。李果认为“内伤脾胃,百病始生”,治病着重应用补脾升阳除湿之法,此法也广泛用于妇科而收到较好的效果。其所著《兰室秘藏》所论:“妇人血崩,是肾水阴虚,不能镇守包络相火,故血走而崩也。”对今天月经病(主要是“功血”)的治疗是有指导意义的。朱震亨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治疗上重视保存阴精,对妇科胎前病、产后病提出的一些治疗原则在临床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朱震亨在《格致余论》受胎论中说:“阴阳交媾,胎孕乃凝,所藏之处,名曰子宫,一系在下,上有两歧,一达于左,一达于右。”第一次明确描写了子宫的形态。

(公元 1368~公元 1644年)明代的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设13科,据明史《百官志》记载有妇人科。此期间妇科专著较多。有薛己著的《薛氏医案》、《女科撮要》、《校注妇人良方》。万全著的《广嗣记要》、《妇人秘科》,王肯堂著的《证治准绳·女科》。

武之望著的《济阴纲目》。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奇经八脉考》和《濒湖脉学》赵养葵著的《邯郸遗稿》。张介宾著的《景岳全书》等。这些妇产科专著和有关论述,对妇科疾病均有精辟论述,大大丰富了妇产科学的内容。其中《万氏妇人科》、《广嗣纪要》、《女科证治准绳》、《景岳全书·妇人规》可称当时妇产科的佳作。

(公元 1636~公元 1949年)清代将妇产科统称为妇人科或女科。清代妇产科的著作较多,流传也较广。如傅山著的《傅青主女科》,萧赓六著的《女科经纶》,亟斋居士著的《达生篇》,陈梦雷等编著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妇科20卷,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陈念祖著的《女科要旨》,沈尧封著的《沈氏女科辑要》,陈士择的《石室秘录}),徐大椿的《兰台轨范》,叶天士的《叶天士女科》,沈金鳌的《女科三尺》,吴道源的《女科切要》,陈莲舫的《妇科秘诀大全)},阎成斋的《胎产心法》,汪朴斋的《产科心法》,单养贤的《胎产全书》,张曜孙的《产孕集》,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唐容川的《血证论)}等,对妇产科学的发展均有着较大影响。

民国时期比较大的妇科著作有张锡纯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还有张山雷笺正的《沈氏女科辑要笺正》。

清代以近的妇产科专著,现存不下数十种,在理论和实践中影响较大的首推《傅青主女科》、《达生篇》、《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和《沈氏女科辑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科学的发展中医

(公元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医妇科学进一步得到整理和提高。1956年以后各省市相继建立了中医学院,连续编写了五版《中医妇科学》统一教材,出版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妇科学》、教学参考丛书《中医妇科学》,各地还先后编写了一批内部教材和妇科专著。开展了博士、硕士不同层次的医学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中医妇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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