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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是我根据楼主要求自己百度的 借鉴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106/18/1430145_258613243shtml 共勉 建议采纳 呵呵 具体两个字的上面有 可以自己筛选

大清百科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内容简介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驾齐驱的中国古代三大资料渊薮之一，不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例最完整的一部古代类书，也是我国铜活字印刷史上卷帙浩繁、印制精美的代表作。《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开始于康熙四十年（1701），印制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康熙皇帝钦赐书名，雍正御笔题序。其间，历时两朝两代，共二十八年。

l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过程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最初由清代著名学者陈梦雷主持编纂，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至四十五年(1706)四月完成初稿，名《汇编》。于五十五年（1716）呈进康熙帝，康熙赐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后雍正继位，严厉打击三皇子允祉等异己势力,作为三皇子老师的陈梦雷也无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再次被流放。雍正命蒋廷锡等重新审校，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年完成校订工作，并装订样本一部，请求皇帝做序。雍正皇帝亲笔题序，于雍正四年（1726）九月二十七日完成，加盖“雍正御笔之宝”大印章。雍正皇帝借流放陈梦雷打击允祉，借颂扬康熙而显示自己“继志述事”的合法性，使一部文化经典巨著充满了意味深长的皇权争斗。

印制工作于雍正六年（1728）完成，连同一部试印样本，共印成65部。每部正文10000卷，目录40卷，分装5020册，共计520函。印本用纸上乘，印刷精细，装帧富丽，庄重大方，充分展示了作为国之宝典巨著的皇家风范。

l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结构体例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采集广博，内容丰富，包容了清雍正以前，我国古代社会所形成和积累的各个门类的知识，上起经史子集的典籍，下及至康熙晚年所出的律令、方志等悉数汇纳。其中还收录了《四库全书》不收或未曾收录的文献资料。共有42万余筒子页，1亿6千万字。全书分为6汇编、32典、6117部，按天、地、人、物、学术、政事依次展开，层层隶统，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图文并茂。作为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傲视古今中外，是查找古文献所需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其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次序井然，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它是获取中国古代知识的百宝库，被尊称为“大清百科全书”。

l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作用影响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自出版以后，因其较为完备的文献功能，备受朝廷、民间，尤其是文人学者的青睐。乾隆皇帝对《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更尤为钦敬和尊重，多次题诗赞及此书“文宗今古，空前绝后”，并启引其编纂《四库全书》的想法。用来贮存《四库全书》的七阁均庋藏《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且安放在一楼正厅的两侧。

之后，王室贵族争相收藏，在清代并作为国之重礼赠送他国。1908年，清朝政府为了答谢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赠送一部同文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给美国，现存放美国国会图书馆。而流失在大英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雍正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更被视为珍宝。

大学士康有为曾收藏一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并评价此书为“清代第一大书”，“一切做学问之人不可缺少的工具书”，至清末北京琉璃厂一套原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已价至一万两白银。

近现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仍显示出资料宝库的魅力，中外学者利用甚多。我国科学家竺柯桢先生在其研究领域翻阅最多、引用最多的一部书就是《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英俄日等国非常重视对《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运用和研究，并编制了索引。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著者李约瑟博士曾满怀感激地提到：“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真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国外的学者尊称此书为“康熙百科全书（KangHsi ImperialEncyclopaedia）”

l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影印新版出版价值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自陈梦雷着手编纂，至今已有300余年，历经沧桑、时事变迁，其流传版本也各有演绎。除初印版之外，另外还有三个版本：分别为光绪十四年（1888）图书集成局的“扁铅字本”、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同文书局的“石印本”和1934年中华书局的“缩印版”。由于战乱和保存的不善，完整保存下来的极为稀少，而最初的雍正铜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则更是弥足珍贵。即便是本研究领域的学者，平常也难以窥见原版本一面，更不用谈及对本书的深入研究、引用和校对。这样的现状，极大的限制了学术队伍的成长和人才的培养，也使得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蒙上了厚厚的历史尘埃。

迄今为止，由于印制成本的昂贵，100年来，尚未有一家出版单位对雍正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依照原书尺寸进行再版。经过三年酝酿，国家图书馆与齐鲁书社强联合，郑重推出“雍正铜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影印出版工程”，秉承“还原古书风貌，再现版本韵味”的宗旨，即按国家图书馆藏清雍正铜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为底本，采用宣纸印刷、六眼线装影印出版，开本、卷册、函数、装帧形式一仍其旧，以“传承中华文化血脉，展示皇家御制善本”，原汁原味地恢复其最初风貌，为后人研究提供最珍贵的摹本。

本工程一经推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本工程列为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并荣获2006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最高荣誉奖。

2006年1月，项目组于国家图书馆召开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影印出版的学术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一致赞称此工程为“国家之盛事，出版之盛举”，并为出版工作献计献策。4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随齐鲁书社赴美参加纽约书展，在海外书业首次亮相；5月，项目组参展新疆全国书市，广受好评；6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在山东首届文博会上成为亮点；8月，在北京国际书展上，《古今图书集成》在红木书柜的映衬下，再次成为山东出版集团展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07年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一举成为出版界关注的焦点。应社会各界的要求，2007年4月，项目组开始举办了“大清百科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国巡展”活动，目前，已完成了重庆、湖北、山西、陕西的巡展，其他省份的巡展工作将陆续完成。

2006年1月7日，中央一套《新闻联播》对影印工程首次宣传；2006年9月8日，中央四套《国宝档案》专门进行深入报道。另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各大报纸相关报道近百篇；新浪、搜狐、国学网站等相继转载3000余条，引得社会各界对这部规模宏大、立意深远的出版工程的一片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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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

1、《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它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年即公元前1100-600年左右的诗歌305首，其中6首为笙诗，只有题目，没有诗，故又称“诗三百”。只有题目共四五百年间的民间歌谣（风）、士大夫作品（雅），以及祭神的颂辞（颂）。按用途和音乐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其中的雅大部分是贵族的宫廷正乐，其中的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其中直陈其事叫赋；譬喻叫比；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叫兴。《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诗的内容包括：

风（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一些地方（齐、楚、韩、赵、魏、秦），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雅（二雅：大雅、小雅）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三颂：周颂、鲁颂、商颂）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2、《易经》

《易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被推崇为“群经之首”，内容丰富全面，有完整的哲学体系，从宇宙自然到人生社会都有辩证的论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易经》用抽象的符号来组成各种卦象，其中蕴含着大千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思想是：“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奇一偶谓之数”。从六十四个不同的卦象中，可见古人们“天人合一”的朴素的辩证法。

《易经》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它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并不遥远。它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重锤战鼓，身处逆境的人更能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生活的智慧和前进的动力。我们品读它，体悟它，完全可以用之来谋划和指导我们的事业与生活。为了便于不同层次的读者领悟《易经》，编者对每一卦从三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是“卦辞阐论”。记录卦辞和易传的原文，使读者可以初步领会卦辞的韵味。

二是“爻辞释语”。对每一爻的意义进行了逐一解释，以提纲挈领的解说，使读者进一步领会卦辞的意义。

三是事典。结合古今中外的事例给读者以直观的感受。

四是思悟。就作者的个人理解，从中挖掘其象征意义和引中意义，力图与我们的生活实际相结合，起到忠告、警示的作用。

《易经》是一座智慧的宝库，我们也许悟不透它，但不可以不读它。即使不能完全还原其本意，至少可以以自己的视角去感悟它，只要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进入《易经》的门径，便可徜徉其中，并能从中汲取丰富的智慧营养。读《易经》，哲学家悟得思辨，史学家悟得历史，政治家悟得治世，军事家悟得兵法，企业家悟得经营与管理的真谛，是一种追求真理、不断接近真理的享受。

《易经》作为一本永不过时的经典之作，就多数人而言。读解之难犹如一部天书，但如果读者心有所用，始终抱着“君子终日乾乾”、“与时俱进”的态度，相信必能悟有所得。

3、《论语》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4、《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老子

《道德经》本为先秦道家的代表作，汉末张陵创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教典教悔道徒，创立了道教，并作《老子想尔注》以宗教的观点解释《老子五千文》，自此成为道教的基本经典。

《道德经》为韵文哲理诗体。《庄子天下篇》括其旨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居神明居。……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其说大体从天人合一之立场出发，穷究作为天地万物本源及宇宙最高理则之“道”，以之为宗极，而发明修身治政等人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道当取法于地，究源及道所本之自然。道之理则，分无、有二面。道常无，无名无形，先于天地鬼神，而为天地万物之始，道常有，生天地万物，具无穷之用。道之理则贯穿于万有，表现为万有皆相对而存，极则必反，终必归，根本之规律。而有之用，常以无为本，“有生于无”。圣人体道之无，法道之自然无为，以之修身，当无欲而静，无心而虚，不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为而不持，功成而不居，怀慈尚俭，处实去华，以之治天下，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还刀兵，离争斗，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使民虚心实腹，无知无欲，则无为而治。“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故知道者守雌抱朴，退让谦下，挫锐解纷，和光同尘，以柔弱胜刚强。道教知道之论与政治观、伦理观，大体不出老氏体系。至若经言“致虚极，守静笃”“专气致柔”、“涤除玄鉴”，抱一处和等修养之道，更为道教守一、心齐、坐忘、服气、内丹等多种炼养术之所本。而“长生”“死而不亡者专”等说法，道教引为仙学长生说之宗源。“归根”“复命”之说，内丹学则发挥为内炼成真、与道合一之哲学依据。

《道德经》这部被誉为“万经之王”的神奇宝典，对中国古老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无论对中华民族的性格的铸成，还是对政治的统一与稳定，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的世界意义也日渐显著，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探求其中的科学奥秘，寻求人类文明的源头，深究古代智慧的底蕴。

《道德经》到了公元前206年-公元200年，被奉为道教经典，所以有学者认为《道德经》被分为八十一章有明显的道教的九九归一的思想，在内容的分割上未免牵强。至清代魏源首次破此惯例而分《道德经》为六十八章，相对保持了每章的完整性。

5、《墨子》

《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

《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墨子："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zhuàn）"。《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著录"《墨子》十五卷，墨翟撰"。现在通行本《墨子》只有53篇，佚失了18篇，其中8篇只有篇目而无原文。关于《墨子》的佚失情况，一种说法是从汉代开始的，另一种说法是南宋时佚失10篇，其余8篇是南宋以后佚（yì）失的。

有关《墨子》一书的作者和真伪问题，在学术界频有不同看法：一种是三项分类法，把《墨子》全书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墨经》类有《亲士》、《修身》、《非儒》、《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因为这些篇没有"子墨子曰"字样，所以认为是墨子自著。《墨论》从《所染》到《非命》共28篇，认为是墨子弟子所记。《杂篇》从《耕柱》到《杂守》共16篇，记载了墨子的言行，与前两类体例不同，当是后期墨家学派的东西。

另一种是五组分类法，第一组是《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辨》共7篇，有的认为是墨家著作，有的认为是儒家作品，还有的认为前3篇是伪作，后4篇是墨家记述的墨学概要。第二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共23篇，这是墨学大纲，是墨子弟子所记。

墨子死后，墨家分成三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因三派所传的学说不同，后人在汇编此书时，便把三派所传之学分上、中、下三篇并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非儒》篇，有的认为不是墨家学派的作品，有的认为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成书年代较晚。第三组是《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共6篇，又称《墨经》或《墨辩》，有的认为是墨子所作，多数学者认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第四组是《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并5篇，记载了墨子的言行，是墨子弟子所记，成书年代较早，是研究墨子的可靠资料。第五组是从《备城门》到《杂守》共11篇，讲的是守城兵法。有的认为是墨子弟子记载墨家的军事思想史料，有的认为是汉人作品。

《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

6、《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7、《孙子兵法》

又称《吴孙子兵法》、《孙子》、《孙武兵法》，13篇，现存最早的兵书，孙武著。

孙武，字长卿，生卒年不可考，春秋末期齐国人，从齐国流亡到吴国，辅助吴王经国治军，显名诸侯，被尊为“兵圣”。

《兵法》每篇皆以“孙子曰”开头，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战争经验和进行兼并战争的军事理论，揭示了战争的若干客观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这是《孙子兵法》的重要贡献，二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军事著作中的经典之作，他总结的用兵原则，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世界各大军事院校和军事研究机构，都把《孙子兵法》作为教材和研究资料。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商场”人士，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孙子》当然是首选。此书文句趋向整齐，善用排比铺陈叙说，比喻生动具体，使理论通俗易懂，以作战的缜密思维为文章谋篇布局，对孙武而言，如烹小鲜。所以，即使是对兵法没有兴趣，也没有机会实战演习，阅读此书，对于提高自己的思维，也大有裨益。

迄今最早的传世本为银雀山竹书《孙子兵法》，惜为残简，不能窥其全貌。注本以曹操注最早，今人新出的有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新论》等。

8、《山海经》

《山海经》，十八卷，撰者不详，古代地理类史书。西汉刘歆校书时，有三十四篇，歆并为十八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三篇，今本为十八卷，计山经五，海经十三。记大小名山五千三百七十，河流大泽三百余，动物百二十七种，异国九十五，及《夸父逐日》等神话故事。所载地理、博物、故事、巫术、神话极为丰富，自古号称奇书，影响深远。近代玄奇小说《镜花缘》，大部分素材即取自《山海经》。

《山海经》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从好仙术之郭璞到文学战士鲁迅，都爱不释手，陶渊明还写了《读山海经》（十三首），大部分成为传诵千古的佳句。聪明的人都十分好奇，并且想象力极为丰富，《山海经》是为聪明人写的，给聪明人看的神话。其中记载的缥缈的仙山与瑞兽，常常为后世所引用，如宋杨亿据《山海经》中关于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是为帝王藏书之府的传说，诗集题作《西昆酬唱集》，言下不无标榜之意。

9、《史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10、《金刚经》

《金刚经》是佛教重要经典。根据不同译本，全名略有不同，鸠摩罗什所译全名为《金刚般若（bōrě）波罗蜜经》，唐玄奘译本则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梵文Vajracchedika-prajñāpāramitā-sūtra。《金刚经》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5176字或5180字）。唐玄奘译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共8208字，为鸠摩罗什译本的一个重要补充。其他译本则流传不广。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印度大乘佛教般若系经典，后秦鸠摩罗什译。般若，梵语，意为智慧；波罗蜜，梵语，意为到彼岸。以金刚比喻智慧之锐利、顽强、坚固，能断一切烦恼，故名。此经采用对话体形式，说一切世间事物空幻不实，实相者即是非相；主张认识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放弃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追求，以般若智慧契证空性，破除一切名相，从而达到不执着于任何一物而体认诸法实相的境地。《金刚经》是中国禅宗所依据的重要经典之一。

《金刚经》（梵文：Vajracchedika-prajñāpāramitā-sūtra（金刚经梵文名称修改）'）于公元前494年间，成书于古印度。是如来世尊释迦牟尼在世时与长老须菩提等众弟子的对话纪录，由弟子阿傩所记载。是大乘佛教重要经典之一，为出家、在家佛教徒常所颂持。20世纪初出土于敦煌的《金刚经》，为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现存于大英图书馆。

文章来源于天和网国学频道

我国古代十大农书

一、《夏小正》



《夏小正》的经文载于《大戴礼记》的《夏小正传》中。它用夏历的月份，分别记载着十二个月的天文、气象、候和农事。因此，人们认为它是融天文、气象、物候和农事于一炉的混和历。《夏小正》撰者无考。《中国天文学简史》中说：“这本书虽然为后人所作，但其中的天象和某些物候的记载可能反映了夏代的实际情况。”农史学家夏纬瑛在《〈夏小正〉经文校释》中也说：“我们可以把《夏小正》的产生时代推到夏王朝末年。”

《夏小正》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全文共四百多字。它的内容是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每月的物候、气象、星象和有关重大政事，特别是生产方面的大事。书中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的内容包括谷物、纤维植物、染料、园艺作物的种植，蚕桑，畜牧和采集、渔猎；蚕桑和养马颇受重视；马的阉割，染料的蓝和园艺作物的芸、桃、杏等的栽培，均为首次见于记载。

您可以在《中国古代农书研究》中读到经过夏纬瑛校正的《夏小正》经文全文，报告中也包含了《夏小正》语译，并探讨了其中天地人物和谐统一的思想。

二、《吕氏春秋》与《月令》

《吕氏春秋》是在秦相吕不韦主持下，由他的门客集体编写的。吕氏的门客有3000多人，他们来自名门各派。因此，吕不韦命令他们著其所闻，集成二十万字的巨著。这部巨著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三大部分。其中的《十二纪》是将春、夏、秋、冬四季按孟、仲、季再分为十二个月来命名的。其各纪的“纪首”就是该月的“月令”。后来有人将分散在“十二纪”纪首的月令集中起来纳入《礼记》之中称为《礼记·月令》 。

《中国古代农书研究》中所说的《月令》既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纪首的月令，又包括《礼记·月令》。这两者虽然也有文字上少量差异，但是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月令》类农书的特点是：它继承了《夏小正》中天地人物和谐与统一的精髓、发扬了传统的生态农学，并将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月令》不仅将天体的运动、气候的变迁、物候的演变、农事的活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且将阴阳五行引进《月令》体系，阴阳和五行的结合，使中国古代朴素的系统论的结构更加合理。阴阳处于事物的深层，作为事物变化的根据，能够解释系统纵向演进的规律，而五行作为表层结构，便于说明事物复杂的横向交错的关系。阴阳五行的配合，大大提高了从理论上揭示事物系统特征的能力。

《四库全书》清代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我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丛书分经、史、子、集4部，故名“四库”。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000余册。“四库”之名，是唐代初期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4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