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史志书目

史志书目是指史书里面记录图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东汉班固在编撰《汉书》时，依刘歆《七略》改编成“艺文志”，作为《汉书》中的一篇，开创了根据官修书目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书目。班固从《汉书》的具体写作情况出发，对《七略》进行了“删其要”的加工，从而使《汉书·艺文志》在体例上和史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史志书在编撰上的特点。班固在“艺文志”中表现出创新和继承两种思想。他把《七略》中的“辑略”删除，把其内容分别放于各略、类之后; 把《七略》 中的 “叙录”删除，改换成简明的注语，用以说明图书的作者、时代、内容、真伪等;调整了《七略》中一些图书的类目，用“出”、“入”、“省”加以注明;增加了《七略》成书后刘向、扬雄、杜林的著作，以表明时代的完整性。这些改编方法反映出班固的史家目录学思想。但是，在书目分类体系方面，班固没有像因袭《史记》中的材料而改变它的体例那样，另起炉灶，而是完全因袭了《七略》的分类体系。这是因为：首先，这部分类体系汇总了先秦尤其是汉代文化学术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学术文化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秦代焚书坑儒，除一些医药种树等书籍没有受损失外，其它诸子经传遭到严重损失。到西汉末年编撰《七略》时，则形成了六大部类三十八小类的分类体系，并因以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正是西汉一代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在概括和反映这种历史方面，这部分类体系既直观又系统，形象全面地描述了它的成就特点，给班固“艺文志”的直接因袭提供了内容方面的条件，没有必要重创一体，或是改编成其它表达形式来完成这一记述文化史的历史任务。班固的这种因袭，表现了他以书目形式反映文化史的卓见学识。其次，这部分类体系体现了汉代的正统思想。刘向、刘歆编撰《七略》，所以整个分类体系贯穿着封建正统的思想。在类目次序上，它把《六艺略》列在首位，其它诸子与技术等则被列入从属的类目中;在评论中，《七略》把六经看作是万世不变的经典，五经代表“五常之道”，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是“相须而备”的，而在整个世事变故中，始终起主导作用的是讲阴阳变化之道的《易》，这种神学思想正是当时盛行的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另外，它还把诸子百家说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这里又贯穿了崇尊儒术的思想。《七略》中的这些思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又奠定了思想方面的基础。第三，这部分类体系反映了当时各个学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例如，它在类属上反映了有关门类之间的联系，《六艺略》除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类经书外，还包括了论语、孝经、小学三类书。这是因为论语、孝经是孔子所阐述的言词，可以与六经相表理，作为经学的入门书;小学是字典等文字学方面的书，不仅是读经启蒙的基础，而且被认为是治经的根本。《六艺略》把论语等三类书附于六部经书之后，反映了它们在思想内容上的从属关系。《七略》的这种以类次图书的形式来描述文化学术之间的一些关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在学术质量方面提供了因素。至于班固为什么在正史里增设“艺文志”专门记录图书，历来语焉不详。从当时的情况看，班固编撰“艺文志”的思想，一是为了借书目形式反映一代文化的历史，以弥补《史记》中没有文化史的不足。二是为了保存古代图书的记载，给后人的稽查提供依据。三是《七略》的思想体系符合《汉书》的史学思想，改编成“艺文志”以为他的断代史学思想服务。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在史书中编撰书目的先例。此后，史书中编撰“艺文志”的有：《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史书中没有“艺文志”的，从清代开始补撰，使二十多部正史基本上都有了“艺文志”，从而形成了一个史志书目流派，连贯起来就成为中国古籍的总目，可全面反映从古代至清代的著述情况。

魏徵等编的《隋书·经籍志》是依据《隋大业正御书目》编撰而成的，同时又补充了唐代初期整理出的隋代藏书。共著录存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佚书一千零六十四部、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卷。在分类上参照阮孝绪《七录》的七分法和荀勗的四分法，根据当时藏书情况，将图书分为四类，并首次以经、史、子、集作为部名。在分类上，魏徵提出了“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理论，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在著录方面，魏徵为了完成《隋志》记录一代藏书的任务，采取了“今考现存”的著录方法;为了记载六朝时代图书的变动及存佚情况，采取了“约文绪义，各列本条之下”的附注方法。这种著录方法是《隋志》的创新，对于研究唐代以前古籍流传情况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凭据。

《唐书·经籍志》系刘昫等依据唐代官修书目《古今书录》等编撰而成的。改编的方法较为简单，即删除《古今书录》中的类序及提要，著录《古今书录》 中的所有图书。其目的是“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对于开元、天宝以后的图书没有补录。作为一部全面反映唐代藏书的目录，显然是不够的。它的这一缺憾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得到弥补。欧阳修等人编撰《新唐书·艺文志》，所依据的书目是《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它的最大特点是补录了《唐书·经籍志》未录的唐代人著述近三万卷，为了以示区别，每类图书分“著录”与“未著录”两项。“著录”指《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中原有的图书，“未著录”指上述两部书目中没有著录的新增录的新书。两部唐书艺文志相互补充，可反映出唐代藏书及唐代人著述的情况。

托克托编撰的《宋史·艺文志》与以往史志书目不同，所依据的不是宋代的官修书目，而是宋代的国史艺文志。根据宋制，宋代国史中编有艺文志，这些书目体例完整，不仅每类有序文，而且每种图书均有提要。国史艺文志所依据的是官修书目。国史艺文志有：吕夷简等编的《三朝国史艺文志》(太祖、太宗、真宗)、王珪等编的 《两朝国史艺文志》 (仁宗、英宗)、李焘等编的《四朝国史艺文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及《中兴国史艺文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宋史·艺文志》就是根据上述四部国史艺文志删去重复合为一“志”的，对于国史艺文志以外的图书，则采用《新唐书·艺文志》“未著录”的方法加以注明。共著录宋代藏书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艺文志》，几经修改，创立了记录一代著述之盛的书目体例。在此以往的几部史志书目，都是以记一代藏书为范围，《明史·艺文志》另创一体，仅著录明代人所编撰的著作是有其时代原因的。首先，明代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印刷术的发明及普及，使得图书数量大增，如果仍按《汉书·艺文志》等史志书目记录藏书，其书目的内容范围就显得过分庞杂。其次，宋代以来，官修书目之外，又产生了许多私人藏书目录，通史性著作中也有书目方面的专篇，各类书目的出现，使得史志书目记录藏书的作用有所丧失。所以，专门以明代人著述为限的书目更能起到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作用。第三，清初成立明史馆时，明代的官修书目比较疏漏，又没有南宋、辽、金、元四朝的现成书目可为凭据，与其不能反映明代的全部藏书，还不如以明代为限，这是促使《明史·艺文志》断代为 “志”的客观原因。《清史稿·艺文志》仿效《明史·艺文志》的体例，记录清代一朝人的著述，“艺文旧例，胥列古籍，兹仿《明志》为志，凡所著录，断自清代。唯清人辑古佚书甚多，不可略之，则附载各类之后”(清史稿·艺文志序)。

正史中的上述七部书目，或记一代藏书，或记一代著述，但在编撰方法上均有共同的特点。一是基本上依据前代的官修书目编撰而成。作为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专篇，根据前代书目改编是可行的，它能如实反映前代的图书文化和学术思想状况。二是对所依据的书目有所增补。前代书目的断限不可能与史书的时间断限完全一致，故对后出的图书进行增补著录，表明了使史志书目完整反映前代文化的思想。三是对前代书目所录图书的存、亡、残、阙给予注明。朝代更替，图书的散亡不可避免，注明图书的历史及现存情况，对了解图书文化的发展有帮助。四是删除所收录书目的提要，而代以简明注语。这一改动是史书体例所决定的，因为史书编者要保持整部史书各篇章的均衡，不能使书中有更多的叙述和重复的内容。这一作法不仅体现出史志书目编撰者的目录学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史志书目在编撰方法上的特点。

目录学·理论研究

中国历史上不仅产生了各类型的书目著作，而且在书目实践的基础上，也比较重视目录学理论的研究。南北朝时期，阮孝绪在《七录·序》里详细地论述了书目大小类目分类的观点及以往分类中存在的问题。如对王俭在《七志》中将历史图书附于“经典志”中的“春秋类”给予了批评：“刘氏(刘歆)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唐代毋煚在《古今书录·序》 中较充分地论述了目录学的意义，他说：“夫经籍志，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而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流，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以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乎!”这段文字一直影响着后世书目的编撰和目录学研究，怎样才能“剖析条流，甄明科部”，使学者“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免于“孤舟泳海，弱羽凭天”之苦。

南宋郑樵编撰的《通志·校雠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理论研究著作，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图书分类、图书收录及图书注释的观点，这些观点又在“艺文略”、“图谱略”中得到实际的应用。郑樵关于图书分类的思想，其主旨在于详明图书类例，以完成书目剖析学术源流的任务。他在《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中提出了很有见解的分类原则，阐明了学、书、类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类例不明，图书无纪”，指出图书类例是否区分清楚，关系到图书的存亡和学术的发展。郑樵分类思想包含以下几个内容：一是明类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图书，并借以保存图书的确实记载。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学贵专门，才能世守;图书不专，泛览无归; 要做到 “人守其书”，必须做到 “书守其类”，以其“专”来区分类例。他认为，图书集中在一起就容易保管，分散就容易丢失，图谱书之所以多有亡佚，就是因为历代书目不立专类。郑樵的这种详明图书类例，把“专”作为图书分类的理论是有远见的。二是明类例可以提供学术发展情况，辨别图书内容，考察其源流演变。他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类例既分，学术自身……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尽管郑樵过分地夸大了分类的作用，但他这种独到见解是值得肯定的。他批评刘歆，“七略所分，自为苟简”;批评四部分类法，“四库所部，无乃荒唐”。这种敢于批评前人疏漏的精神，对当时学术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三是注重图书分类的严谨细密，把明类例看得像治理军队一样。他说：“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主张图书应细分，有其学必有其类。郑樵根据这种思想及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不因袭旧法，创立了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的分类体系，用于编撰“艺文略”。他的这种分类体系冲破当时盛行的四分法，把经部下的礼、乐、小学分别立类，与经书并列;把子部下的天文、五行、艺术、医方也分别独立成类，与诸子并列。他的这些做法都反映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等分类思想。四是对某些类目名称进行解释，以方便人们认识类目。如对“周官”的解释：“汉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礼，唐曰周礼，推本而言，周官则是。”对类目的解释也是为他明类例及发挥类例作用服务的。五是明确提出图书分类的原则。他认为图书应按性质各自立类，不可混杂，不同类别的书不能混杂在一起;各类图书的排列先后应有次序;同一作者的不同图书，应按图书内容各入其类。郑樵的这些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郑樵关于图书收录范围的思想，其主旨是通录古今存佚之书，详今略古。郑樵通录古今，是他变天下之书为一书及“会通”史学观点在目录学中的应用。他说：“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群书会记”指郑樵费“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记、作校雠备论、作书目讹论”(郑樵《夹漈遗稿》卷 二)中所编的书目，这部书目即是《通志·艺文略》的初稿。郑樵关于图书收录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记录亡阙图书; 记录古今所有图书，但是要详今略古;记录图谱。为了阐明他记录亡阙图书的思想，郑樵专门撰写《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他说：“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学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记亡书可便于后世求书，但是，“及唐人收书，只记其有，不记其无，是致后人失其名系”。他又说：“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记录亡佚之书可使源流有序。为了达到记录图书完备无遗的目标，郑樵作《求书之道有八论》一篇，提出了著名的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尽管这套求书方法行之有效，但先秦古籍很难收集齐备，鉴此，郑樵认为应详今略古，“今有记者，欲以记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所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郑樵不仅主张记录图书，而且还要记录图谱，并专门编《图谱略》。他说：“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认为书与图各有其作用，两者不可偏废，并举出十六种书没有图不可用，如天文，非图无以见天之象;地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宫室，非图无以作室，“为学者而不知此，则章句无所用。为治者而不知此，则纪纲文物无所施”。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评论说：“自古提倡图画表谱，意识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郑樵者。”郑樵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其主旨是“泛释无义”。他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何必再对每一种图书再加注释提要。为此，他专写《泛释无义论》一篇，主张“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陈其凡目，则其书自显。惟《隋志》于疑晦者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今《崇文总目》……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是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郑樵在这里反对的是不管需要与否一律编写提要的作法，并不是说凡书都不必注释。他又撰《书有应释论》一篇，论述其中的道理。“如史家一类，正史编年各随朝代易明，不言自显。至于杂史，容有错杂其间，故为之注释，其易知者则否。惟霸史一类，纷纷如也，故一一具注。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而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郑樵的这种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在《艺文略》中得到较好的应用，有的在书名下指出作者的时代及官阶，有的解释书名含义，有的简介其内容或真伪。总之，郑樵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直至今日，仍有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此外，郑樵还认为书目编撰人员应专职久任，“马司迁世为史官，刘向父子校雠天禄，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令狐德棻三朝当修史之任，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之官。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为了保证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用的发挥，郑樵还提出了专人治专书和有一人总负责的书目编撰组织方法。他认为学术分工，各有其长，非其所长，不只会事倍功半，而且容易出错。他对刘向校书编目的分工组织方法深表赞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刘歆父子总负责，“出于一人之手，成一家之学”。郑樵对于中国目录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目录学见解值得今天研究借鉴。专门研究郑樵目录学的著作有《郑樵校雠略研究》(徐家麟著，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等。

清代章学诚编撰的《校雠通义》是中国历史上继郑樵《通志·校雠略》之后的又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生活在考据盛行的乾嘉时代，其代表作是《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前者主要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后者集中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章学诚在总结刘向、刘歆以来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代表了封建社会目录学方法和理论的最高成就。对目录和校雠工作来说，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仅是简单的分类编目，主要是通过揭示文献的思想内容、作者学术成就和师授渊源，阐明学术思想的源流和发展情况，使人们通过使用书目，深知学术之门径，探讨学术之源流，区别学科的范围，达到读书治学的目的。他赞同刘向、刘歆的学识和思想，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刘向父子能上溯源流，总结上古以来的学术思想，把学术史的内容赋予书目之中。他认为：“《辑略》……最为明道之要。……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学，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概言之，章学诚主张无论分类、编目、著录，都必须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章学诚关于书目分类的思想，强调类目应适应学术与图书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认为，分类应随时代和学术的变化而变化，“《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己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 《春秋》学家，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抄辑之体，即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章学诚还特别重视分类的“论辨流别”作用，通过分类部次图书，使人能因类求书，因书求学。以类书为例，章学诚认为有两个种类，“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或有择其近似者，附其说于杂家之后可矣”。章学诚关于书目体例方面的思想，特别强调了类序和提要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作用。他称赞《七略》的类序，“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甲乙纪数之需”。关于大、小类序的作用，他认为可起到记述学术源流、解释类名意义范围、说明类与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作用。鉴此，一部书目必须有大、小类序，否则无法“辨章流别”。对于提要的撰写非常重视，反对南北朝时期那种“仅计部目”、“甲乙簿注”的做法。他认为只有编写提要，才能把作者的学术思想充分反映出来，“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言有物而行有恒者，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关于提要的内容，章学诚要求具备书名的考异、作者的介绍及内容的评判等要点。他的这种关于提要的见解，值得今天目录学研究者及书目工作人员学习。章学诚关于书目著录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互著、别裁两个方面。为了使九流百氏之学，“绳贯珠联，无少缺逸”，他强调使用互著、别裁之法，以补充分类著录的不足。在分类著录过程中，一种书著录在某一类里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现实中往往一种图书兼有其它学科的内容，“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记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章学诚专门撰写《互著》、《别裁》两篇，对互著、别裁的概念、方法及意义作了阐述。关于互著，他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表面看来，互著是个著录方法问题，实际上它不仅提高了图书分类的质量，便于考察学术发展源流，而且也发挥了图书的作用。关于别裁，章学诚说：“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这段论述极其精要地阐明了别裁的意义，分析出一种书中的某一篇章，不仅使某篇内容得到充分反映，而且对读者利用书目查检也很方便。别裁后，对原书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裁篇别出后说明原来的出处，从中也就可看出学问的流别。章学诚对于互著、别裁的论述，是对中国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贡献。关于互著、别裁两种著录方法的起始，历来有分歧意见。《七略》中有互著、别裁两种方法，但刘向父子没有这种思想，而是当时图书散乱、分工编目造成的一种失误。此后班固发现这个问题，在《汉书·艺文志》中给予纠正，删去了重复著录的图书。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使用了互著的方法，明代祁承㸁使用了两种方法，而且简述了“通”、“互”的意义。历史上第一次详细明确地论述互著、别裁，并把两种方法提高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高度，是清代的章学诚。自此之后，学术研究人员及书目编撰人员才有了明确的思想和依据。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关于对索引的理论和方法的论述。他说：“窍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总类。”这段论述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索引工作的研究。章学诚当时所说的只是编制图书的人名、地名、学名、官衔名的索引，此后出现的汪辉祖编的《史姓韵编》、阮元的《经籍纂诂》就是从人名、字词角度做的索引。章学诚对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切实的评说，他利用 “道”与 “器”的关系来阐述这一问题，他说：“《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这里的 “道”指自然规律，“器”指客观事物。章学诚把这一哲学思想引入目录学中，在书中提到“六经皆掌故”、“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这里的“掌故”、“政典”、“器”都是指图书资料。人们通过阅读这些资料可得到学问，也就是得到“道”。这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以资料为依据，这些资料“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答客问》)。他还把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比喻为“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这些精辟的见解常被后世看作重视资料工作的典范。综上所述，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是在广泛分析研究前代的书目及目录学著述的基础上形成的，为后世建立了科学的目录学理论和方法体系，不少目录学著述受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指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

分而析之，中国古典文献学大致包括以下分支，即：古典文献形态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校勘学、古籍目录学、古籍注释学、古籍考证学、古籍辨伪学、古籍辑佚学、古籍编纂学、古籍检索学。

扩展资料：

中国古典文献由于文献载体的变迁，书写、契刻、印刷的不同以及装订技术水平的进步，对于文献的编缀、卷摺、包背和装订，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的体式：

1、简策体式（竹木简的编简）。

2、卷轴体式（缣帛和纸书的卷轴装以及纸书向册页过渡的旋风装）。

3、折叠体式（梵夹装、经折装）。

4、册页体式（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

当代以纸为载体的文献资料，除少数复印的古籍偶尔沿用线装外，大都采用平装、精装。

——中国古典文献学

藏书大家

初为鄞县学徒，宁宗、理宗之际，历溧水、绍兴、鄞县教授。嘉定间（1217～1224）任江西南城县令，宝庆三年（1227）任兴化军通判，端平三年（1236）以朝散大夫知台州，除浙东提举，次年改知嘉兴府。淳v四年（1244），以精研经术，除为国子司业。九年（1249），以侍除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赠光禄大夫。

陈振孙性喜藏书。以藏书知名，在通判兴化军任职（今福建莆田）时，先后访购和传录了当地藏书家如郑寅、李馥、方渐、郑樵、林霆等人的藏书，在江西南城任县令时，当地有藏书家，他抄录了众多罕见之书。如唐代元度所撰《九经字样》，乃是五代开运丙午年（946）刻印的古京本，这是他收藏的最古的版本。还借抄官方禁止刻印的图书，如《奉诏集》、《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等书，均为珍异之本。藏书楼名为“直斋”。先后积书达51 480卷。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T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其实，陈振孙不仅在莆田收书。由于他前后任职的浙江、江西、福建都是当时图书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他每到一地都不辞辛苦地向当地学者、藏书家求教，购买和传录典籍，从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他后来撰写的书录提要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辛勤收书的过程。经过数十年心营目识和材料的积累，他把自己对于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形式，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6卷。

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编成《直斋书录解题》，是我国第二部著名的私家藏书提要题解目录。该目原本56卷。它的特点在于解题，它介绍作者生平，举每书基本大意，评其得失，考辨谬误。每书不只记载书名，对一书卷数、作者姓氏官职以及学术渊源或版本类别，均作著录。在“解题”中，寥寥数语，或记古书款识和版刻，或阐所得善本书之经过。《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价值，可与《郡斋读书志》相媲美，它们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璧”。全目共著录图书3039种，51180卷，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及以前的私人藏书，而且与当时的官府藏书相比，也毫不逊色，藏量超过了《中兴馆阁书目》的44486卷，就是《中兴馆阁书目》加上孝宗以后增修的《续目》，两者的藏量也仅比《直斋书录解题》多出8000卷。能在一部私藏书目内对如此众多、广泛的典籍进行评介和考证，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其收藏典籍的功劳及所著书录的价值了。书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能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在图书分类上有所改革。他的图书分类继承了过去目录的传统，沿用了旧的类目，但又有创新，设立了语孟、别史、诏令、法令、时令、音乐等新的类目，这些类目大多被宋以后的公私目录所仿效。《直斋书录解题》的解题内容丰富而明切，或述撰人事迹，或论学术源流，或考真伪得失，而注重典籍的版本款式，为一大特色。从解题中可以看到，他对许多典籍的刊刻时间和地点都有简要的记载，不但记京本、监本等刻本的特点，也记录了抄本、拓本的情况。

该目所著录的书籍后来大部分已佚。根据“解题”，为古籍考证提供了宝贵资料，对考宋一代学术源流有指导门径的作用。原本已佚，现通行本是后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22卷，分经、史、子、集四录，53类，收书3 096种，51 180卷。超过南宋官修目录《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录之数。对后世影响深远，对丰富古典目录学内容有重要贡献。元马端临作《文献通考·经籍考》，以晁、陈二目为蓝本。

《直斋书录解题》在流传过程中，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清四库馆臣只从《永乐大典》辑出22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吸收清人卢文的校勘成果，出版了较为实用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虽已残缺，但仍为学林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推许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①

陈振孙不仅究心目录学，对理学也颇有研究。刘克庄在《故通判大夫宝章阁待制致仕陈振孙赠光禄大夫制》中评论说，“早号醇儒，得渊源于伊洛；晚称名从，欲辈行于乾淳”②。学术上他服膺朱熹，在书录解题中甚为推崇；而于象山心学，则颇有贬斥。除《直斋书录解题》外，还撰有《易解》、《尚书解》、《吴兴人物志》、《氏族志》、《玄真子渔歌碑传集》等，但皆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