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大征指明神宗万历（1573年—1620年）年间，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万历三大征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

一、抗倭援朝：得不偿失，虽胜犹败！

而抗倭援朝是唯一一次在大明本土以外进行的战争，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有第一次是1592年4月—1593年7月，第二次1597年2月—1598年12月。

表面上看大明最终是取得了胜利，其实这次战争对明朝国力的消耗是巨大的，由于战争在朝鲜，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张居正改革所积累的家底已经都被消耗一空，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

而战争狂人丰臣秀吉也由于嫡系部队在朝鲜损失惨重，在他死后，丰臣家被德川家康所取代。

我觉得明朝的正确做法是置之不理，倭国必然从东北进犯明朝，正好可以借刀杀人，灭了在东北大肆扩张势力的努尔哈赤。

二、播州之役：利大于弊

播州之役是明朝万历年间镇压杨应龙叛乱的一场战争，被视为明神宗三大征之一。

此役前后历时114天，耗费了湖广、四川、贵州三省财力，约二百余万两。平播之役后，明廷取消土司制度，实行改土归流，置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两省。

明廷为这次战役虽然花费不少，但平定杨应龙之乱后，改土归流之后，原本在土司治下的民众改为流官治理，明廷的税收和土地大为增加，远远超过二百多万白银。

三、宁夏之役：维护统一，很有必要！

宁夏之役即镇压拜之乱，拜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承恩、义子云及土文秀等叛乱。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

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

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拜家，拜阖门自尽，承恩等被擒，至此，拜之乱全部平息。

从万历的执政经历来看，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国家运作在他的“管理”下几乎停摆，由于他的荒于政事、懒政怠政，党争长期持续，朝政日益腐败， 社会 矛盾与日俱增，大明王朝在他的手中进入倒计时。

另一方面，万历虽深居宫闱，但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果断出兵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八年时间先后平定蒙古、苗疆叛乱，挫败日本入侵，有力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巩固国家安全。

因此评价万历，不能用昏君或明君下结论，因为他的个性无法与所处时代相融合，导致这样一种扭曲的人生。

公元1563年，朱翊钧出生于北京裕王府，是裕王朱载垕的第三个儿子，朱载垕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第三子。

过去的封建礼法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所以按照长幼位次，朱翊钧未来只是一个闲散王爷，可是造化弄人。

1549年，嘉靖所立太子朱载壡病死，剩下还有两个皇子，除了三子朱载垕，还有四子景王朱载圳，朝中也分化为以严嵩为首的拥景派和以徐阶为首的拥裕派，朝野党争十分激烈。

同时，嘉靖迷信“二龙不相见”之说，对朱载垕极为冷淡，但却十分宠爱朱载圳，因此朱载垕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然而1565年初，朱载圳也病死，皇子中只剩下朱载垕，嘉靖没办法只能立其为储君，1566年朱载垕继位，年号隆庆。

朱载垕也有四个儿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均早年夭折，按照次序，朱翊钧变成事实上的长子，1568年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作为未来的皇帝，朱载垕十分看重太子的学业，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其中就有后来的伟大改革家张居正。

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十分严格。朱翊钧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早朝的时候，五更就到朱翊钧的寝宫，早早将其叫起。

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和李太后的严格管教，朱翊钧学业有了长足的长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

尤其在在李太后和帝师张居正的循循善诱下，朱翊钧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以往帝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及驾驭臣民的本领。

1572年隆庆病危，在其弥留之际，命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辅佐年仅十岁的朱翊钧，不久隆庆帝驾崩，朱翊钧登基，年号万历。

朱翊钧继位后，高拱和张居正之间即展开政治斗争，高拱作为外廷排名最靠前的顾命大臣，十分自负，盛气凌人，打压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言语之间经常有蔑视万历的语气，此举遭到李太后的严重猜忌。

张居正利用高拱与太后和冯宝的矛盾，与后两者联合起来扳倒高拱，顺理成章依序升为内阁首辅。

此后万历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改革从1573年持续至1582年张居正逝世。

改革十年间，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推行考成法，严厉打击政府空转和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

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丈量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打击大地主隐匿土地，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轻农民徭役，十年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扭转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不过在过程中，张居正仍然以帝师身份严厉规范万历言行，甚至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

随着万历长大，性格出现叛逆，他认为张居正所做的是对皇权的僭越，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万历对张居正的不满与日俱增，直到张居正死后，万历以其擅权为由，将其抄家，削夺一切爵位封号。

通过打倒张居正，万历的皇权得以巩固，当他自信满满地觉得可以和太祖朱元璋一样乾纲独断之时，才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这就是著名的国本之争。

1586年万历最宠爱的郑氏生下皇子朱常洵，万历有意立其为太子，但此举遭到所有朝臣的反对，他们一致建议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我看来，万历与朝臣矛盾的根本在于其对皇权的理解和自由叛逆的性格与文官士大夫集团秉承的儒家严肃保守的价值观理念格格不入。

万历喜欢朱常洵与郑氏有很大关系，后宫之中，别的妃嫔对他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

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万历，同时又能聆听他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

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万历说话时低首弯腰，反而公然抱住万历，摸他的脑袋，这种在当时来看“大不敬”的行为却很对叛逆的万历胃口。

而他的长子朱常洛原为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所以万历对这对母子并不感冒，以至于朱常洛的一生都在万历的冷落和鄙视中度过。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万历对朱常洵的态度，可万历的举动却遭致大臣们的激烈反对，本来郑妃的行为在这些深受儒家思想渲染的士大夫眼中就是严重的大不敬。

万历想废长立幼，打破嫡长子继承制，更是为他们不能容忍，首辅申时行更是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继承人，但由于政治阻力太大，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等两三年后再举行。

可是文官们并不打算就此罢休，1586年起，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

恼羞成怒的万历将无数大臣或训斥或罢免或廷杖，但却遭至更多的文官的加入论战。

万历似乎已经明白，自己的斗争对象并不是眼前的一帮朝臣，而是控制 社会 思想舆论上千年的儒家文化体系，在这股巨大无形的力量面前，万历显得愈加力不从心。

这时候，李太后已经在慈宁宫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其住所呼喊“帝起”，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被称为“和事佬”的首辅申时行，抱着万历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从中和稀泥。

万历一边没有了束缚，另一边看着眼前这些想把他关进思想“牢笼”，自己却又无可奈何的文官，他似乎悟出来了，自己虽贵为天子，却被群臣所制。

渐渐地，他开始厌恶临朝听政，逐渐怠政，选择直接躺平，沉湎于酒色之中。

面对大臣们的立储建议，万历消极应对，始终不肯屈服，前后争吵达15年，直到1601年朱常洛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国本之争才以万历的妥协告终。

而换来的代价是1589年后，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出现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见、不批、不讲的局面。

以至于内阁大臣不知万历长相如何，每天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各衙门出现“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到1617年六部六科空缺岗位十之六七，朝廷几乎停摆。

万历对文官集团的消极对抗给明朝 社会 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万历与汉唐末期的皇帝一样荒*无度，相反，万历在大的战略方向有着清醒的认识，最著名的就属万历三大征。

从1592年至1600年，万历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分别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

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

公元1592年，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以实现朝鲜半岛为跳板，进而征服大明的野心。

面对日军的进攻，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政治腐败，军队望风而溃，李昖本人一路北逃至东北边境。

日军进占王京后，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沦陷七道，在这种形势下，朝鲜请求明朝出兵。

当时的明朝早已没有明初的尚武强悍，张居正死后，明朝武备废弛，吏治腐败，很多朝廷大臣对日军侵朝一事争论不休，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消极对待。

但在此时深居宫闱的万历却看透日军的野心，并罕见发布诏谕，力排众议，出兵朝鲜，集合四万兵马入朝作战。

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日军大将小西行长，取得平壤大捷，此后又平定开城，扭转战局，但在王京附近的碧蹄馆却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

不过来自内地的明朝援军却切断日军粮道，使得日本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双方就此罢兵谈判，1595年，战争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1597年初，不甘心失败的丰臣秀吉率日本14万大军再侵朝鲜，朝鲜二次求援，明朝调7万兵力赴朝救援。

由于李如松已经在与蒙古人的战争中战死，所以万历任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联合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歼灭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陆地上明军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

日军数月未能取得进展，八月，丰臣秀吉病死，群龙无首的日军只能撤兵，明朝联军乘势进击，1598年日军战败退回本土，至此抗倭援朝取得彻底胜利。

可以说，万历朝鲜战争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影响，此役是明朝对外战争最后的辉煌，不仅保卫了朝鲜半岛，还使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被削弱而间接导致德川幕府崛起。

从长远来看，抗倭援朝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奠定了之后300年东亚的和平局面。

宁夏是明代边陲九个军事重镇之一，主要是防御蒙古族人。

1592年二月，在抗倭援朝的前两个月，蒙古鞑靼部哱拜起兵叛乱，杀死当地守军，连克宁夏的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等城，蒙古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

三月万历调麻贵驰援，阻击蒙古军，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进行围剿。

不过很快李如松就被调往朝鲜半岛统领对日作战，此时明朝在西北、东北陷入两线作战，不少朝臣表示反对。

但万历却意志坚定，毫不退缩，在万历支持下，麻贵率领西北明军捣毁蒙古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

各路援军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不得不束手就擒，宁夏之役自1592年二月至九月，历时八个月宣告结束。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唐朝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帝任命。

万历初，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1596年，杨应龙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公开作乱，播州之役爆发。

战争初期，由于明朝毫无准备，杨应龙占据优势，然而随着朝鲜战役的结束，1599年，万历开始增加明军在西南的部署，战争天平逐渐向明军倾斜。

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二十四万大军分兵八路，每路约三万人，浩浩荡荡向西南进发，一路攻城略地，1600年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一死战，但惨遭大败。

明军将其围困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六月，明军破城，杨应龙见大势已去，自缢而死，播州之役宣告结束。

三大征的胜利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巩固了明朝边疆稳定，也是万历当政48年可圈可点的政绩，可是三场战争也严重消耗了明朝的财力。

其中宁夏用兵，花费白银一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为二百余万。八年间国家的军事开支高达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两白银。

尤其是播州之役几乎耗尽了明朝最后的军力和财力，削弱了东北的防御力量，导致努尔哈赤的满洲军事集团迅速崛起，成为明朝晚期的心腹大患。

在我看来，万历皇帝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 历史 人物，他有着不向传统旧秩序低头的叛逆精神，同时也向往自由，不愿被束缚。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却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万历对日军攻打朝鲜、西南西北叛乱都有反应， 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但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不过万历常年沉溺酒色，致使国内朝政衰败也是事实，1620年万历病逝，二十年后明朝即宣告灭亡，万历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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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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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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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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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1《文心雕龙》这个我是真心喜欢，除了文学史浓厚，里面一些句子写的真心不错

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全书从原道第一至序志五十，都十分精彩，文学专业值得一看的书，建议去下载或是买书看看。

2《诗源》

3《诗品》

4《古文观止》，人物、故事、传记

5资治通鉴

6人间词话，这个力荐，我经常抄里面的笔记，查对应的诗词来记，而且不怎么难懂，不过不怎么符合你说的主题O(∩_∩)O~~

这几本我基本都买了，但只是建议。加油哦，读进去了就好，刚开始都会觉得无聊

明朝万历三大征指的是明神宗时期分别对西北、西南、朝鲜进行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明神宗是近30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三次战争都以明朝的胜利而告终。

宁夏之役(西北边疆)

宁夏是明代边疆九大军事重镇之一。这个地区的首领是一个叫白起的蒙古鞑靼人。明朝嘉靖年间，他的父亲和哥哥因得罪首领而被杀，他投了明军。1582年，白一因骄纵、不重视中间、重于其他，与儿子程恩、子怡赟、连长刘冬雨一起发动叛乱，放火烧了办公室，并把尹福收了起来。明朝前宁夏司令张卫中上吊自杀。

明朝以后，李派、马圭多路出击，节节败退。刘冬雨军队士气低落，发生了内乱。刘冬雨、吐温修、程恩三路夹攻，乱作一团。最后，叛军首领死于自我崇拜，宁夏战役结束。

播州之役(西南边境)

亳州位于今贵州省遵义市。这一带的首领是唐朝的军阀杨。宋元百年后，明代实际上仍由杨控制。1598年，时任亳州区长的杨应龙发动公开叛乱，带领苗族士兵进攻川、黔、湖广三省，连克十余镇。1599年，贵州巡抚杨率军平定叛军，被打败并杀死。

1600年，著名的李华龙率领一支20万人的军队，分八路抗击叛乱。杨应龙寡不敌众，最终自杀了。亳州之战结束。

朝鲜之役

1592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企图占领朝鲜。3月，丰臣秀吉率领一支约10万人的军队进攻朝鲜。朝鲜军队像山一样被打败了，向明朝求助。明朝集结了约5万名中朝联军对日反击，日军在平壤战败。终于在1595年，中日和谈举行，日军撤出朝鲜。

1597年，丰臣秀吉再次率领一支约14万人的军队进攻朝鲜，朝鲜再次像山一样被打败，请求明朝帮助。明朝一共组织了7万军队进入朝鲜。丰臣秀吉病逝后，日军处于不利地位，撤出朝鲜，朝鲜战争结束。

这三次战役都以明朝的彻底胜利而告终，巩固了中国领土的稳定，加强了明朝在东亚的统治地位。宁夏和亳州的战斗作为一个阴谋粉碎了地区分裂，稳定了边境地区的统治。朝鲜战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罕见的对外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而日本则元气大伤，百年未能恢复元气，间接导致了丰臣秀吉集团的灭亡和德川幕府的崛起。

然而，这三场战役几乎耗尽了明朝在许多朝代积累的财富。在朝鲜战争前的君臣会议上，由于明朝国库空虚，万历皇帝被迫拿出自己的小金库来支持战争。虽然三次战役都取得了胜利，但是明朝的皇帝无能，由于战争消耗，没有休息和支持人民，所以后遗症很大，直接导致后期无法平定缅甸、建州女真和各地农民的叛乱和起义，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万历三大征指明神宗万历，即1573年至1620年年间，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_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这三场大战巩固了中华疆土，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揭示同治中兴出现的原因

1644年，明朝衰落，满清入关，建立清朝。从朝代到朝代，一般都是封建主义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国事开始逐渐缓和，地方上出现了很多反清组织。其中，太平天国运动最为广泛。这个时候，俄罗斯入侵了北方的大片土地。然而，外患内忧的清朝经历了短暂的复兴。同治中兴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同治中兴配图

同治时期，邪教组织盛行，其恶行对人民造成极大伤害。平定邪教内乱的清军，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这一时期出现了四位部长。这四位大臣帮助清朝同治皇帝平定了内乱。同时，面对西方势力的入侵，清政府与他们达成协议，进行洋务运动。当时咸丰年间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朝出现了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自救的官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内乱中掠夺中国的资源，与满清政府站在了同一战线。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同时全面镇压太平天国国内叛乱势力。以洋务派的西方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自救在中国实施了一些改革措施。洋务学校和煤矿开采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以上是同治中兴出现的原因。

统治者美化自己，夸大这一时期的描写，也是同治中兴出现的原因。整体来看，同治中兴出现了短暂的国内和平，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波西方资本主义浪潮。

万历三大标志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明朝万历年间，一、二臣针对明朝的种种不足，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改革的巨大成就使明朝的政治效率和经济得到了提高，也大大增强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万历中兴军中有三大战役，又称万历三大征。万历三大调查的时间为1573年至1620年。

万历三征图

三大征是指镇压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叛乱，出兵朝鲜打败日本，在东南沿海打败并驱逐荷兰人。万历二十年，朝鲜因被日本攻陷，请求明朝支援。明朝出兵朝鲜是因为地理位置不熟。第一次战败，后于1593年集结4万兵力进攻平壤，击退日军，再次进军朝鲜首都。最后日军撤退了，但是协议的签订失败了。万历二十五年，日军又开始进攻，万历皇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进行战斗，最终打败了日军。第二次战役是平定西北-西南叛乱。蒙古人民崇拜的是前朝军队的投降。虽然投降了明朝，但还是有反叛之心。万历二十年，拜其子塞姆等人造反，占领宁夏。最后明朝派兵平定，将他们驱逐出要塞。万历三大测量发生在明神宗统治时期。万历十七年，西南动乱。杨在亳州统治了几代人。明初是绥靖而不是镇压。杨公囚与苗兵勾结，攻取城镇数十座。万历二十六年，明朝镇压杨，万历二十八年平定叛乱，夺取亳州。

万历三大征的时间具体在万历二、三十年之间。在此期间，明朝推行的改革措施得以实施，国力大增

有些人对同治中兴的评价过于偏激。他们认为，同治中兴打着向西方学习的幌子，实际上是清朝统治阶级对政治改革的胜利鼓吹。与明治维新同时期出现，但与明治维新所达到的效果大相径庭。虽然政策中也包括向西方学习，但由于清政府的自我宣传，实际效果并不大。

教育方面的人才和人才招聘也遭遇了很大的阻力。内部经济的调整主要体现在调整生产关系和收拾太平天国的烂摊子。总的来说，政改的雷声大，雨点小。

但是，不得不说，洋务运动让被打压的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所以有些人对同治中兴的评价是正面的。他们认为，同治中兴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为中国社会播下了现代化的种子。一方面镇压了中国的民运，给民众一个稳定可持续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它从西方学到了发展要靠科技，只有船强炮利，才能抵御外侮。说白了就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了。

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很多喜欢研究文学的人们都会想要去购买一本真品。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鉴别清楚它的真伪吗以下是懂视小编为你整理的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的纸质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如何通过字体鉴定古籍年代唐刻本

现存最早的唐代刻本，除了敦煌所出乾符四年(877)与中和二年(822)两种唐历和刻于咸通九年(868)卷本《金刚经》已流散异国以外，未见其他传本留存。所以说，唐代古书都是传说级别的东西。

宋刻本

前面说到，宋时刻书印书事业繁盛，两浙、四川与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了刻书的中心，刻书单位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塾、书坊等。但为何到今天宋版书寥若晨星呢因为即使排除战火、天灾的因素，一般纸的寿命也只不过千年而已。像唐代遗留下来仅存的那几本书，若不是纸张在湿度为零、几乎真空的敦煌戈壁滩的洞窟中存放，绝无保全的可能。

每一册宋版书都是艺术品，弥足珍贵，因此现代按页卖，且每页都在万元以上。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按页购宋版书了。他在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宋代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由工于刻书前要请书法大家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元刻本

元代初期刻书承南宋遗风，字体也接近，常把元刻本误为宋刻本，后流行赵体字。元浙本多由士大夫经手，流风所及，自然流行赵体，渐有颜体字，字瘦一些、圆劲一些，不像南宋建本字那样横细竖粗。元代俗文化发达，故刻本中多简体字和俗字，许多简体字跟现代一致。

官刻、家刻中较少，经史文集中较少，坊刻和话本类书中较多。元本墨色稍淡，刀法也显软弱无力。早期用纸，白麻纸、黄麻纸兼而有之，中期以后，则多用黄麻纸。元朝皇帝为蒙古族。人名汉字都是音译、无法避讳也不用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淡薄，查禁的也不严，元刻本中几乎没有讳字。

明刻本

明代刻书情况，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明初至正德一百余年间，刻书风格继承元代余韵，无论官刻私雕，概括起来讲，那就是“黑口、赵字、继元”。

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时期，近百年间，由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一洗前期旧式版式、行款、字体，全面仿宋。这一时期所刻的书，除了司礼监刻一遵旧式少有变化外，其余无论官雕私刻，完全变为另外一种风格，即“白口、方字、仿宋”。颇有宋版遗风。

嘉靖六家文选字体

万历后期至崇祯(1628-1644)时期，刻书风气又一变，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竖重，更显死板，讳字也较以前为严。

清刻本

清代刻本繁多，综而观之，大致有如下特点：清代刻本以康熙为界，其字体变化分作两个时期，康熙以前是明万历后的风格，字体长方，横细竖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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