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

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

古代音、乐有别，后浑称“音乐”，指用有组织的乐音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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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的骨笛溯源于距今8000年左右，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吹奏乐器。

其中的一支七孔骨笛保存得非常完整，专家们进行过实验，发现仍然能使用该骨笛演奏音乐，能发出七声音阶。但中国古代基本上只使用五声音阶。)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

-音乐

关于人类社会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洪荒时代。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

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

音乐不仅是艺术门类的一脉，而且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或者更确切的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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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用组织音构成的听觉意象，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最能即时打动人的艺术形式之一。旋律响起人们往往无法抗拒的立即处于音乐的氛围当中。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表情达意、塑造艺术意象的表现形式。

比如舞蹈是通过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绘画是通过线条、色彩、构图，文学是通过字、词、句、篇来体现艺术意象。通常，人们正是以表现手段的不同来区分艺术的不同种类，例如不同的乐器。音乐还能表现出乐手们和音乐创作者的用心。

根据《礼记》中《乐记》详细记载了“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这种介绍简单明了的涵盖了音乐的声音变化与人心情感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进一步翻查古籍进一步推敲，就能对平时听到的有关音乐词汇涵义有更深入的了解。

：音乐

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一直要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原始人在其劳动的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驰和工具运用的配合，自然地发出劳动的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在一定时间内，或者重复而无变化，或者变化而有规律，这样就产生了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就是音乐、舞蹈的节拍和诗歌韵律的起源。从文献来看，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的。例如《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几句话是根据《吕氏春秋*辞篇》来的，“邪许”本作“舆呼”。所谓“举重劝力之歌”，就是指人们集体劳动时，一倡一和，借以调整动作、减轻疲劳、加强工作效率的呼声。举重时是这样，舂碓时也是这样。《礼记》的《曲礼》和《檀弓》二篇都说：“邻有丧，舂不相。”“相”是送杵声，其作用与举大木者的呼“邪许”正复相同。再从现实生活来看，水手的摇橹和拉纤，建筑工人的打夯，码头工人的搬运，都可以听到集体的、个人的或彼此互相唱和的歌声，音调和谐而有节奏。从这些地方我们极其明显地看到劳动和文学艺术的密切关系，而且那种节奏是在劳动时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规定的。这就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定论断的正确性。<BR> 原始人在劳动中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声，虽然只是一种声音，没有任何歌词，但那种自然而健康的韵律实际上就是诗歌的起源，也是文学创作的开始。关于这，鲁迅更说得很明白：<BR> 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BR>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BR> 但虽然如此，那种有声无义的韵律究竟不是诗歌。真正有意义的诗歌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原始人在长期的劳动中，由于大脑和发音器官的发达，逐渐产生了思维和语言。当然语言在最初也不过是简单的呼喊，后来才逐渐发展为音节分明、以至于能够作为人类的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的工具。这时候如果在呼声的间歇中随意添上一些语言，即使是最简单的语言，如《候人歌》那样：“候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篇》)只是在“兮”、“猗”的呼声上添了两个词。然而这种表意的语言一旦同具有节奏性的呼声或叹声结合时，便成为有意义的诗歌。当然，这仅仅是原始的诗歌形式。后来还有不少民歌保存这种形式，句末常常带有呼叹作用的声符，如“兮”、“猗”之类。但这个声符的作用已经不如原始诗歌组成部分那么重要。社会生活日益复杂，语言日益发展，这种诗歌形式，特别是文人作品中作为语助词的呼叹词，其作用几乎降到可有可无的地位。间有保留这种原始性的，有如梁鸿的《五噫歌》，每句末都用一个感叹词——“噫”字，那是很少的。这样的结尾形式，如果我们不从原始诗歌的发展上去探讨，那就不好理解。它并不是一种新形式，而是原始形式的遗留，作者有意识地加强诗歌句尾的节奏性的呼叹作用而已。《诗经》中的《麟之趾》、《驺虞》等篇以及曹丕的《上留田行》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BR> 不可想象，原始人刚刚学会说话，或者还没有创造任何记录语言的简单符号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单纯的文学作品。因此歌舞和音乐融合在一起就成为原始人艺术活动的一般形式。例如《吕氏春秋古乐篇》的一段记载：<BR>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BR> 又如《河图玉版》也有一段记载：<BR> 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被发而舞。<BR> 由此可见，远古时代的歌舞是互相结合的。“投足”是一种舞的姿态。三个人手里拿着牛尾巴，投足而歌，和三个人吹着竹筒，被发而舞，这正是歌舞和音乐相结合的最好的说明。在这种最朴素的集体文艺活动中，并没有某种单纯的文学独立存在着。<BR> 原始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本是一种生产行为的重演，或者说是劳动过程的回忆，也可以说是生产意识的延续和生活欲望的扩大。因为其中显然包含着功利的目的，表示热烈的愿望。因此，原始的诗歌韵语常常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BR>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指禽兽)。<BR> 从前有人认为这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固然没有根据，但从它的内容和形式上看，无疑的这是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它回忆了几乎全部的狩猎过程，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社会生活。不仅《弹歌》如此，即如上文所提到的葛天氏之乐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为什么唱歌跳舞一定要拿着牛尾巴呢显然因为野牛或家畜都是那时的人们所最珍贵的东西。为了表示它和生产劳动有密切的关系以及对自己生活的需要，这种歌舞的表现形式在他们看来，自然是最恰当的。可以联想到，这和印第安人的“野牛舞”有点类似。(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第90页，鲁迅译)。再看那葛天氏的八阕，其歌名虽或于后人的追述，但其中如“遂草木”、“奋五谷”、“总禽兽”等名称，也显然符合古代劳动人民的狩猎、牧畜和耕种几个阶段的生活内容。而所谓“敬天常”、“依地德”等歌，可能就是反映人们对于生产有关的气候和土壤的重视。总之，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而原始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是和他们的集体生产劳动分不开的。<BR> 原始人不认识自然的客观规律，认为周围的世界可以用自己主观的意志随便改变。他们相信自己语言的力量，企图用它来“控制自发的害人的自然现象”，甚至企图用它去影响神，以达到某种愿望；于是常常把诗歌当作“咒语”来使用。目的是为了满足对现实的要求，而方法则是把人们的能力加以理想化。这是属于艺术的创作。例如相传为伊耆氏的《蜡辞》：<BR>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BR> ——《礼记·郊特牲》<BR> 虽然是以祝词的面貌出现，但本质上实具有“咒语”的作用。因为从词句上看，与其说是祈祷，不如说是命令。这里，作者在指挥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他如相传为舜的《祠田辞》(《文心雕龙祝盟》)，以及淳于髡所述的《田者祝》(《史记滑稽列传》)等，都是想通过诗歌形式的语言来达到某种幻想的目的，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所以说，诗歌的发展，又与原始宗教的“咒语”有密切关系。<BR> 散文的产生较晚于诗歌，它是语言和逻辑思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以文字为其必要的条件。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则产生于既有文字之后。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促进了散文的发展。散文本来不用韵，但它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也要求简短、精炼，便于记诵，所以往往有节奏、有韵调而富于诗的味道。先秦散文中常杂有大量韵语，可能与这种情况有关。例如：<BR> 无偏无颇(古本作“颇”，今本作“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尚书·洪范》

又如：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周易·系辞传》

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同上

凡韵语部分，大抵也就是语言的旋律最自然、音乐性最强烈、词意最精粹的部分。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散文发展最初阶段的特点。

中国古代重视礼乐，古人认为音乐是贵族礼仪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朝讲究礼乐制度另外，古代统治者也有通过收集民歌进行民情的考察的习惯，认为通过民歌可了解民众的生活，加上古代没有丰富的娱乐，音乐就成为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了

再一个就是孔子提倡“乐”，

03年一位网友是这么解释的，感觉很有道理

为什么在先秦的古籍里，特别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音乐和政治有什么联系？

我也在研究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视礼乐教化，而同时西方却如此重视科学和民主。也许这与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有关，是一个大内陆农业国家。中国古代文明被称为“**文明”，因为他和农业，和稳定有很大的关系，在农业文明中，制造一种“序”来保持稳定很重要。而农业文明的居住方式自然是血缘关系，以“礼和孝”来稳定是非常自然的。礼是对人的具体行为的要求。而音乐呢？音乐是和诗歌不分的，它们共同来作用于民众的内心情感。总之，礼和音乐都是为“稳定”也就是“安”这个农业文明的先觉条件服务的。而西方文明是一种“蓝色文明”，和海洋息息相关的，总体说来，是一种商业文明他的人际关系非血缘的成分较浓，重视流动和交流，因此很容易趋向科学和民主。

<诗经>是用于配乐歌唱的。从<诗经)的六义可以看到古代诗歌与音乐是密切不可以分的。风、雅、颂、赋、比、兴是音乐的具体表现。音乐是借助诗歌来传承、发展、演变的。

六义诗歌产生于劳动，且用于音乐是密切不可分的。在古代，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边劳作，一边唱歌，由此产生了诗歌。从<诗经>这部口头传诵的最早作品就可以看出，‘诗经>六义风、雅、颂是地方音乐。是音乐的歌词。表现音乐的内容；赋、比、兴是音乐表现形式，再现音乐的表现技艺。可见‘诗经)与音乐也是紧密不可分的。

一、‘诗经>里的风、雅、颂与音乐的关系<诗经>里的风、雅、颂是“三经”。也就是说<诗经’分为三类。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可以分周南、召南、邶、廊、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160篇土风歌谣。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是官廷或朝会时用的专用歌词，除少数民歌外，大部分是由贵族创作的。颂。朝廷或贵族宗庙祭祀时采用的舞曲歌辞。大多是歌功颂德的内容。从内容上。风、雅、颂与音乐是密切相连的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从词式上来看，风、雅、颂也是与音乐相连的。汉斯力克说：。古人为了一定的用途选择一定的调式。严格区别这些调式．不相混淆多里亚调式是为了庄严的目的，尤其是用于宗教的。”他在这里所说的调式诗歌为了表达的需要而对乐器与音乐形式要进行选择。以适合内容的要求。从而使诗歌传递出来的音乐与表达情感达到统一与协调。而<诗经>里的风、雅、颂都是有不同的音乐调式的。而这种调式是因诗歌本身所要传递出来的情感不相同所致。放在。风”中的音乐调式。如果放到“颂”中来演奏．势必不论不类，既非风．又非颂。<诗经>里的十五国风．是十五个不同地方的音乐，即地方民歌。朱熹说：。风则闻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也就是说风大部是分是里巷歌谣之作。而十五国风本身就是从地域上来命名的。而不同的地方乐器也有所不同．如幽乐的典型乐器是土鼓。周南的乐器也以一种类似笛为主。可看十五国风的调式也是不尽相同．也是多样的．都出自老百姓的不同生活。但从总体上来看．风所表现的调式以欢快、活泼、明朗为主．即使是忧伤的歌词也是一目了然。如<蒹葭>里“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那惆怅与凄凉之情一泻无余。<诗经>里的大小雅，大多是政治诗歌，是京畿之乐。<诗大序>里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的语句。它把雅诗在内容上进行了总体概述。雅有正的意思，也就是说。雅诗在<诗经>里是正音，是典范的音乐。如(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道出了这首宴会诗的庄重。这是古代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雅”诗是一般表现的是贵族或统治阶级的大事，形式上也整齐统一。不像“风”诗那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诗经)里的<颂>是古代帝王贵族祭祀宗庙用的歌舞曲。有“声容开貌之表演”，也就道出了颂与音乐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孔子说颂诗。具乐安而迟”，也就是说颂诗有舒缓的表象。一般来说，颂诗既然是用于祭祀的，那么它的调式必然凝重而肃穆。从而表达出人们对祖先与神灵的无限敬畏之情。现代文学史家陈子展在他的‘诗经直解>里写道“‘颂)是祭祀用的歌舞曲”。这就表明‘颂)与音乐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它既是一种对祭祀场面的展示。也是音乐舞蹈的一种形式。如<周颂·清庙之什)：。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予人斯。”表现出严肃而盛大的祭祀场面。音乐也显得凝重而庄严。表达出对先租无限的景仰和对神明的无比敬畏之情。而且这些‘颂>诗都是人间凡夫俗子与天上的神灵、列祖列宗的对话．因而态度是恭顺的。行为举止是庄重的。这样才能得到神灵与祖宗的保佑与赐福。总之<诗经>里的风、雅、颂都是古代音乐的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再现。与音乐是密不可分的。

二、<诗经>中的表现手法与音乐是相关联的。<诗经)的表面手法是多样的，从总体上来说有三种赋、比、兴是其基本表现手法。赋．即陈述铺叙，反复诉说心中所想之事。如<诗经·氓)直接来写。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时的情景．这就是赋。比．就是打比方。如<诗经·硕鼠>就是用“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通过比喻。把硕鼠比喻成当时的不劳而获的贵族阶级．这就是比的手法。兴，就是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如<诗经-蒹葭>里每节都是。蒹葭苍苍．由蒹葭引出写到主2012．3下半月、曲代支辱227．美学理论．影视评论及其它．冯羿射亚娥等 人翁对“伊人在水一方”的不断追寻．从而形成了三段式的歌咏。这种由此彼物过渡到写彼物就是起兴。在<诗经>中，比、兴手法应用得最多，时时可见，有时不分先后，有时还交替采用，而每一手法都是与音乐的表现形式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就是音乐一种表现形式。<诗经)的第一首<关雎>便宜是最为典型的代表。诗中先用起兴和比的手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用雎鸠鸟在河边相互呜叫唱和。从而引出到写人间恋人之间相思之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美丽贤淑的女子就是那年轻的小伙子所思念的人。这种起兴与比的手法实质就是音乐的手法。从现代很多民歌可以佐证这点，如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氏的哥哥当了红军”就是比兴的手法。诗歌和音乐常常用比、兴的手法来表现，这正好诗歌与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客观化、对象化。诗歌与音乐一般难开头、难起始。要把主观感情直接表达出来，让听众与阅读对象受到感染。这就得寻找一种能产生共同意境的事物来表达出来。这正是比、兴的作用。无论<诗经)还是现代民歌。在开头经常用一些与主题表面看来是无关的事物来陈述．然后过渡到主体上来，这样的比、兴的应用让听众一目了然。产生共鸣。音乐中用比兴作为情感思维形象化来选择事物，提炼出形式与内容相一致的艺术形象，让人触景生情。<诗经·有狐>的开头。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就是运用比兴手法，然后过渡到“心之忧矣。之子无裳”，一个女子担心丈夫无衣的心里。自然而巧妙。贴切而精当。且诗中几段都用“有狐绥绥，在彼淇来开头，句式多样，节奏鲜明，使得诗歌朗朗上口。悦耳动听，也使得内容回肠荡气，舜同的情怀，多层次地揭示与表达出来，短章变为连续性的长歌，表现出更为丰富而完成的情感内容。三、古代诗词与音乐的关系歌唱的乐曲诗体艺术，有诸如古乐府声诗：<陌上桑>、<相逢行>、<艳歌行>、<白头吟>、<双白鹄>和后来的‘竹枝词)、<采莲曲>、‘白歌>、<踏歌词>、<步虚歌>。甚至大曲辞、琴歌辞、谣歌辞等。它多属五、七言齐言体。有时也加点和声、帮腔、衬字。唐宋词也属音乐文化。它是长短句杂言体歌辞与燕乐杂言体曲子音乐章句结构对应的歇唱艺术。在乐曲上习称。曲牌”：从文学角度讲，其词格又称。词牌”或。词谱”。散曲是金、元两代新兴的一种歌曲。是当时人民群众和文人学士雅俗共赏的一种通俗文学。在元代文学史上。散皓夺得了。词”的地位。成为当时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诗体。自从元代以来．就有不少文学批评家认为散曲和杂尉——228聘代支辱／2012．3下半月即所谓。元曲”——是元一代的绝艺。认为元曲可以和唐诗、宋词相媲美，它在明代依然十分繁盛。此时出现了许多论曲的专著，如王骥德的<曲律>，吕天成的<曲品>等等。当然，诗发展到齐梁年问。出现律诗，词发展到后来出现不入乐。词牌”的纯文学创作，他们都与音乐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他们在韵律上都有严格的限制。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赋的影响之外．中国诗在齐梁时代走上‘律’的道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乐府衰亡以后，诗转入有词而无调的时期。在词词并立以前，诗的音乐在调上见出；词既离调以后，词的音乐要在词的文字本身见出。音律的目的就是要在词的文字本身见出诗的音乐。”音律在文字本身见出的学问在古人那里发展成为音韵学。系统地分析文字的音乐性如何在诗歌中表现。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中将古典诗歌语言美概括为节奏、音调、声情三个方面。例举了顿、押运、平仄、双声叠韵等等方法来获得语言的音乐美。这就是说。与音乐直接关联的诗歌具有音乐性，同时。与音乐没有直接关联的诗歌古人也力求通过文字技巧达到音乐美。四、结束语<诗经)能流传到今天，而且还得到社会广泛的重视与学习，这与它本身有着无穷无尽的音乐韵味，和高超的表现手法是分不开的。它的类别风、雅、颂就是古时音乐的歌词内容。它的表现手法比与兴在音乐的创作用得到广泛地传承。到今天的现代音乐依然采用这些表现手法。让所要表现的情感更加畅快地表现出来。由此可见<诗经>与音乐是密切相关的。而诗歌继承了<诗经>的精髓，也是沿着这条路来发展的，诗歌自始自终与音乐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代表人物：毕歇尔、希尔恩、马克思德索、普列汉诺夫。正确性：首先，劳动是原始艺术最主要的表现对象。其次，史前艺术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留下了大量的劳动生产活动的印记。但是，过分注意劳动与艺术发生的直接关系，也不免有些简单化。劳动是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却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劳动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的内容，也与艺术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艺术的生产是以人的手由于劳动而达到的高度完善为前提的，但艺术起源主要的是指社会学意义和心理学意义上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指原始人最初的创作动机究竟是什么，从这一意义上来探讨劳动与艺术的关系，还很难判定它在艺术起源方面的作用究竟如何。

劳动说是关于文学起源的重要学说之一，劳动提供了文学活动的前提条件；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其他基本活动的前提。这一方面在于人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另一方面在于人就是在这种生产活动中生成的。在劳动中为了需要而创造出具有丰富表意功能的语言系统，恩格斯说:“劳动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其次，劳动产生了文学活动的需要。人的活动都伴随一个自觉的目的，这一目的源于某种需要而设定。再次，劳动构成了我们所描写的重要内容。最后，劳动制约了最早的文学的形式。各民族最早文学体裁是诗，必须吟唱，载歌载舞，早期的文艺是诗、乐、舞的结合体。这种早期文艺的形式同劳动过程直接相关。原始人将劳动动作和被狩猎的动物的动作衍化为舞蹈，劳动时的号子与呼喊发展为诗歌，而劳动时发出的各种声音和体现的节奏，则为原始人提供了音乐的灵感。诗、乐、舞三位一体实则是劳动过程中这几种艺术形式的萌芽因素统一在一起的反映。相对于其他学说更具体、更科学，从根本上阐释了文学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文学起源的最根本的学说。

关于音乐的起源有比较多理论学说，如劳动说，性欲说，情感说，语言说，娱乐说，节奏说，多元说等都有。

要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还是我国的文艺理论。当时艺术的劳动起源说，是起源于生产劳动。

希尔恩在《艺术的起源》中就曾经列出专章来论述艺术与劳动的关系；俄国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位的信》中，通过对原始音乐、原始歌舞、原始绘画的分析，以大量人种学、民族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文献证明。

另外，还有一种性欲说，根据我国的《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篇》也记载﹕“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之榭谷……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

还有一种社会组织说，表示原始人类为了与远方的联络，通过相互喊叫所发出的声音若保持一定的时间，就变成了音乐。代表作有《音乐的起源》

关于音乐起源学说还有情感或娱乐说，在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艺术起源于“表现”的说法，在西方文艺界具有较大的影响，流行于现代西方各种美学思潮。当时是一个表现自我的时代，强调艺术音乐更多也是突出自我哦。

而在有些人眼里，音乐是一种节奏的冲动，在运动，在视觉形象，所以表明是一种节奏。

发展至今，音乐起源在大众眼里是一种多元说的起源。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综合现象，包括有多种起源，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多种学科互相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艺术起源。

音乐的起源在如今世界里，每个国家及地方的理解是不一样，没有统一的定义。具体比较代表性的理论，建议可以在《艺术的起源》进行探索

地域文化对民族音乐的影响 http://wwwilibcn/PeriodicalArticles/anysfxyxb/2005/04/anysfxyxb200504061html

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史

远古、奴隶社会前期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音乐文化的历史也非常久远。大约从五万年前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简单的乐器和乐舞。山西万泉（现属万荣县）荆村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骨哨、陶埙，有的已可吹奏由两、三个音构成的简单旋律，同时还有鼓、磬等打击乐器和管乐器。

最初的音乐是人类劳动生活的再现，是从劳动中直接产生的。原始时期的音乐总是常常和诗歌、舞蹈结合在一起的。

原始音乐歌舞与劳动生活的关系如此密切，它的社会功用也是显而易的。但当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关系日益复杂，音乐艺术的内容和作用也随着扩大、而广泛用于锻炼身体、抒发感情、祀神祈年，以及娱乐、求爱等各种社会生活侧面；美的因素增长了，音乐的形式也更为丰富多样了。从此，音乐遂以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作为社会意识形之一，随着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地向前发展。

原始社会到夏禹的时候开始崩溃，奴隶社会逐渐形成、社会上有了阶级的区分，音乐艺术了逐渐注入了阶级的意识。如夏代的代表性乐舞《大厦》，是直接歌颂法代统治者本身的。与过去歌颂图腾祖先的情况很不相同。传说《大厦》是歌颂夏禹治水有功。音乐的阶级分化，在乐器的应用上也有所反映。奴隶社会创造了象编钟、编磬之类的贵重乐器，这是音乐进步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类乐器，从一开始就只能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专有物，奴隶不必说了，一般部落民也是根本不可能备置应用的。他们最多只能奏弄埙一类比较简单的乐器。古人常称贵族家庭为“钟鸣鼎食之家”，就是这种真实写照。

西 周

西周是奴隶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它在殷商各种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礼乐制度。西周统治者特别重视礼和乐的社会作用，认为礼可以分别贵贱等级。乐可以使人互相和敬，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够维护贵族的等级秩序而有效地统治人民。

西周的宫庭音乐大体可分为六代之乐、雅乐、颂乐、房中乐和四夷之乐等几种。六代之乐是指历代传下来的六部大型乐舞。这些乐舞主要用于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特点是规模宏大而声调平淡、缓慢、给人以严肃静穆之感。颂也是大典乐歌，用于天子祭祖、大射、视学以及两君相见等重要典礼中，内容大都是史诗性的，往往带有一些神话色彩；音调也以缓慢为特色，但比六代之乐可能要清越一些，唱时用瑟伴奏。

雅有大雅、小雅之分。大雅的内容与颂相似，所用场合亦大体相同；小雅比较接近于民歌或者根据民歌改编而成。常用于士大夫饮酒礼中，唱时用瑟或琴伴奏，称为"弦歌"。房中乐是后妃们在宫内侍宴时唱奏的乐歌，以周南、召南之类民歌为主，唱时不用钟、磬，只用琴、瑟伴奏。四夷之乐是指来自秦、楚、吴、越等边区各民族的音乐，多属歌舞性质，伴奏以吹奏乐器为主。

从远古到奴隶社会前期，是我国音乐逐步成型和开始发展的时期。商代由于冶炼等工技的发展，促进了乐器制造的进步。出现了钟、铙等等铜制击乐器、编管乐器也有发展。

春 秋 战 国 时 代

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转变，社会思想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旧的礼乐制度受到冲击而濒于崩溃，民间俗乐得到较大的发展，并受到一些倾向于政治革新的诸侯和士大夫们的重视。

民间俗乐首先是郑、卫、宋、齐等封建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繁荣起来的，所以后来士大夫们就用"郑卫之音"或"郑声"来作为俗乐的代称。

俗乐中以民歌和民间歌舞为最重要，从现存《诗经》所集的十五国风，可以大体看到当时民歌的丰富多采。内容方面除一般劳动歌曲、爱情歌曲外、有倾诉农民痛苦生活的，如《七月》；有诅咒封建强迫婚姻制度的，如召南《行露》；也有揭露统治阶级不劳而获的讽刺歌曲，如魏风《代檀》等等。

歌词大都是四言体，也有长短句或楚骚体的，音乐多采用分节歌形式，在屈原整理或仿作的民间歌舞《九歌》和《离骚》中，还有"少歌"和"乱"等结构名称。乱是音乐的高潮部分，说明当时的大型音乐作品在结构上已有新的发展。

所谓郑卫之音是民间俗乐、节奏活泼、表情丰富，与宫庭雅乐的"和平静穆"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受到一些开明政治家的重视，当时如魏文侯、梁惠王以及后来的秦始皇等都很注意利用俗乐。对此，当时在思想家中也有很大的争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竭力主张维护旧的礼乐，认为俗乐*放，不利于巩固封建统治；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则反对统治者搞任何音乐活动，说这是劳民伤财的事。由于他们的意见都不符合新兴统治者的意愿，所以都末得到采纳。

俗乐的繁盛促进了表演艺术的提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传秦青的歌唱有"声振林木"之势，韩娥的歌唱能给人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印象。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乐器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弦乐器有琴、瑟、筝、筑之分，吹乐器有管、笛、竽、笙之别，形制多种多样；编钟、编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编钟，全套共六十四枚，每钟能发两音，在中心音域约三个八度内能奏出完整的半音列，显示了乐器制造的高度水平。

乐器演奏水平也有很大进展，出现了琴、瑟、筑等乐器的独奏家，如善鼓琴的师旷、伯牙；善击筑的高渐离；善鼓瑟的瓠巴等都很著名。

随着音乐的进步，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关于音阶、调式和转调的理论，所谓"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当时的五声音阶由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组成；加变宫、变徵则成七声音阶，但与现代流行的七声音阶不同。

"六律"是指只用一个"变音"的六声音阶。十二管是指一组能奏出十二个不平均律半音列的律管。十二律的名称初见于《国语》，它们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所谓郑卫之音是民间俗乐、节奏活泼、表情丰富，与宫庭雅乐的"和平静穆"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受到一些开明政治家的重视，当时如魏文侯、梁惠王以及后来的秦始皇等都很注意利用俗乐。对此，当时在思想家中也有很大的争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竭力主张维护旧的礼乐，认为俗乐*放，不利于巩固封建统治；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则反对统治者搞任何音乐活动，说这是劳民伤财的事。由于他们的意见都不符合新兴统治者的意愿，所以都末得到采纳。

俗乐的繁盛促进了表演艺术的提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传秦青的歌唱有"声振林木"之势，韩娥的歌唱能给人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印象。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乐器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弦乐器有琴、瑟、筝、筑之分，吹乐器有管、笛、竽、笙之别，形制多种多样；编钟、编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编钟，全套共六十四枚，每钟能发两音，在中心音域约三个八度内能奏出完整的半音列，显示了乐器制造的高度水平。

乐器演奏水平也有很大进展，出现了琴、瑟、筑等乐器的独奏家，如善鼓琴的师旷、伯牙；善击筑的高渐离；善鼓瑟的瓠巴等都很著名。

随着音乐的进步，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关于音阶、调式和转调的理论，所谓"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当时的五声音阶由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组成；加变宫、变徵则成七声音阶，但与现代流行的七声音阶不同。

"六律"是指只用一个"变音"的六声音阶。十二管是指一组能奏出十二个不平均律半音列的律管。十二律的名称初见于《国语》，它们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秦 汉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气越也都称之为乐府。

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

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

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

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

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

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

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

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

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

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

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 宋代还是我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

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

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明 清 时 期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

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

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近 现 代 时 期

这一时期始自清代末叶的鸦片战争，在历经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多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交织着传统音乐和欧洲传入的西洋音乐，但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以民主，科学为主要潮流的。传统音乐首先以革命民歌的发展为以热潮，如反映太平

天国革命的《洪秀全起义》，抗议沙俄入侵的《迫迁歌》，"五四"时期痛斥军阀出卖祖国镇压百姓的城市小调《坚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红色根据地，边区，解放区，革命歌曲更具有优秀的传统，如《天心顺》，《绣金匾》等。戏曲音乐中京剧的形成影响及于全国，出现了程长庚、谭鑫培以及后来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一代名优。 各种地方小戏、评剧、越剧、楚剧等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民族器乐则以民间出现各种器乐演奏的社团为特点，如"天韵社"，"大同乐会"等等。这反映出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民间活动基础。这种民族音乐民间活动的特点造就出许多卓越的民间艺人，其中华彦钧（瞎子阿炳）就是杰出的代表。

此外，各种琴谱、琵琶谱的编定、出版也多了起来。西洋音乐的传入中国虽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于中国应当是清末民初的学堂民歌运动。

当时一些要求效法欧美，富国强兵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倡导了这一运动，如梁启超、沈心工、李书同等。学堂乐歌作为学生音乐教材，以宣传爱国反帝，拥护共和，以及学习欧美科学文明为内容，如《中国男儿》，《体操－兵操》等，这些乐歌又不仅流传于学校，而且广泛影响到社会各界。这些乐歌多借用外来曲调填词，也有少数根据本国曲调填词，还有少数创作曲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开始兴起了传播西洋音乐，改进国乐的音乐活动，并建立了一些音乐社团，如"北大音乐研究社"、"中华美育社"、"国乐改进社"。

而专业音乐教育最初就是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建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创建国立音乐院，这是正规专业音乐教育的开始。肖友梅呕心呖血，毕生献给了我国早期专业音乐教育事业。

"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是我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语言音调同歌曲音调的结合，善于吸收传统音乐中的营养，写出了《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传至今的作。

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则从学习西洋音乐中探索改进国乐的道路，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写出了《光明行》、《空山鸟语》、《病中吟》等二胡独奏曲，并且把二胡纳入专业音乐教育课程。

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舞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剧《可怜的秋香》等，这些作品也是我国新歌剧创作的的早期探索。

王光祈作为我国第一代音乐学家，在中国音乐史学以及比较音乐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三十年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黄自对专业音乐教育的巩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养出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如刘雪庵，江定仙，贺绿汀等，他创作的《玫瑰三愿》、《南乡子》等艺术歌曲仍然回响在今天的音乐会舞台上。他还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

这一时期，专业音乐的发展以歌曲为主要体裁，器乐曲相对来说较为薄弱。但在器乐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瞿维的钢琴曲《花鼓》，马思聪的小提琴曲《内蒙组曲》，马可的管弦乐曲《陕北组曲》，民族器乐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华彦钧的《二泉映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