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哈佛燕京图书馆正式宣布，馆藏的4200部/53000卷中文善本特藏数字化工程已全部完成，更让人欣喜的是，网友可以免费在线浏览、下载。整个数字化项目耗时十年，合作机构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及浙江大学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图书馆等机构。

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2014年接受采访时提供的数据，目前，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将近150万册，其中中文文献逾80万册，日文文献将近35万册，朝鲜文文献将近20万册。“在中国本土之外，哈佛燕京图书馆是西方世界里两个最大、最好的中国古籍善本收藏图书馆之一（另一个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

高兆煌 光州志 :68卷, 附志馀 : 12卷 [China], 乾隆35

为什么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如此丰富？这要从这个图书馆的源头讲起。哈佛燕京图书馆1928年开馆，是哈佛燕京学社下面的一个私人图书馆，当时叫“汉和图书馆”，主要收藏中国和日本的文献。1976年，哈佛燕京图书馆变成哈佛文理学院图书馆系统的一个分馆，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

裘开明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院长，也是美国第一个华裔图书馆馆长，在他的带领下，图书馆的善本珍藏数量增长很快，到1936年，藏书已增长至7万多册。日本侵华时期，许多古籍流散于上海等地，图书馆便购入大批书籍；二战以后，日本流出大量私藏古书，裘开明又多次赴日访书。

中华民国海关进口出口税税则 :自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施行

此外，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发展也和二战后美国汉学、东亚研究的兴起密不可分。根据郑炯文的介绍，“二战以后，美国成为西方国家的领袖，因为要理解几个国家的国情，才发展出大量的东亚图书馆”，而哈佛燕京图书馆是这类图书馆中的佼佼者。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数字化工程下共列包括中国旧海关资料、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特藏稿、基督教传教士文献、中国珍稀方志、拓片收藏、莫里士中国老照片、明清妇女著作、韩南教授藏书在内的25个大类文献。

现在，通过这个链接（http://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utm_source=Library+Staff&utm_campaign=9fca5a7bb3-EMAIL_CAMPAIGN_2017_06_28&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4bb25c0228-9fca5a7bb3-26352423#s-lg-box-6321879）就可以直接去浏览、下载这些珍贵善本的电子版。

中国为世界做出贡献了。

已经有人说了社科院大学的一些概况了，我就直接吹一下社科院的具体专业了。由于原来的研究生院依托研究所办学，所以研究所的强弱就直接决定了该专业的强弱。这里我一定要吹一下考古学，也就是社科院的考古所。

我从几个方面来讲一下社科院考古学的优势所在。

首先历史的角度讲一下，新中国考古学或者说中国考古学的主干就在我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最早建立考古系的学校北京大学，首个考古系主任苏秉琦先生就是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可以这么说，社科院考古所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北大考古系（当时主要讲课的老师均来自考古所，夏鼐先生等诸位考古所的领导为此颇费心思）。

然后再来对比一下数据上的现状。

考古学专业已经是不再是附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成为了一级学科，最新的学科评估结果显示考古学的学科排名如下：

见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我自己根据两者官网的信息稍微进行了小小的比较。由于社科院考古所的信息更新至2017年，实际上博导和研究员会比表上更多。北大的情况经常是学生多老师少，而社科院这边完全是老师多学生少，随你挑！根据新的社科院学部委员的名单，考古所有王巍、刘庆柱、陈星灿、冯时四位学部委员！（学部委员相当于文科里面的院士！见学部委员_）

      单就师资情况来看，社科院吊打北大没有问题。

数据来源：社科院考古所、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除此之外，现代考古学的基础为田野考古，熟悉考古学的人一般都知道田野考古的重要性。因为考古学和史前史、美术史等学科的研究材料要从田野中获取。而考古所几乎在全国各个省份都拥有自己的考古工地，这是北大等高校无法具备的条件。在新疆、西藏、海南、内蒙古等较为偏远的地方，高校所无力涉足的地方，都有考古所的研究员、副研究员们默默无闻的付出。近几年考古所已经走出中国，先是前几年在洪都拉斯发掘玛雅文明的遗址，去年又出发去埃及发掘孟图神庙。相信你已经通过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等媒体看到过相关报道。也就是说，如果你到社科院来学习，你可以到全国任何一个地区的考古工地进行发掘，甚至你可以到洪都拉斯去发掘玛雅文明！

       其他还有一些花边作为装饰的，考古学三大期刊，《考古》、《文物》、《考古学报》，其中有两大期刊均为考古所主办、主编，即《考古》和《考古学报》。比如在王府井大街27号的八楼上课，你可以向西望去，把故宫等地方收入眼底。

最重要的是，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生考试没有任何偏见，不问（本科）出身，不问本科成绩，没有性别歧视，只要你努力，就有机会进入这里学习！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该室在编辑、出版史学理论专业杂志和丛书方面。1987-1989年创办了《史学理论》季刊，1992年，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季刊。这是全国首家唯一的史学理论专业杂志，是史学工作者了解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状况，和国外同行了解中国国内史学理论动态的窗口和桥梁。《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在史学类刊物中的转载率一直名列前茅。2000年，《史学理论研究》在1069种史地类刊物中，名列第四名（光明日报2001/05/17）；2001年在全国1029种史地类刊物中，名列第三名（光明日报，2002/03/05）。先后策划和启动了《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新史学译丛》、《史学理论丛书》。

在科研方面。截止到2011年，出版《斯拉夫文明》、《加拿大文明》、《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全球化问题》、《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史学理论大辞典》、《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史学理论卷》、《西方史学史》、《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传统国家机构与初期工业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列国志·加拿大卷》、《中世纪的家庭形态》、《社会史研究焦点》、《世界史研究》、《全球化和全球史》、《斯拉夫—东正教风貌》、《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全球化境域中的西方边疆理论》、《历史认识概论》、《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史学概论》、《社会史：理论与实践》《史学导论》等著作。发表各类论文数百篇。2002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重点学科的成员参与或主持的的课题主要有：院重大项目《世界历史》；院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院重大项目《文明通论》；院重点项目（B）类《生产力革命与文明的嬗变——世界历史前沿问题研究》；院重点项目《德国近代史上的民族、民主与民生问题》；院青年项目《文化观念的变迁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美国公民权利发展》等。 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以俄罗斯史和东欧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则以俄罗斯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外交史，以及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地区史为主，并辅之以共运史。

研究室建立于1982年。截止到2011年，先后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和“九五”社科重点课题多项，完成了《苏联史纲（1917--1937 ）》、《苏联史纲（1953一1964 ）》和《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等集体著作。该室正进行院重点项目和国家“九五”重点项目“苏联兴亡史”研究。该室语种分布较为齐全，有一批专业功底坚实、学术造诣较高的学者，分别从事俄罗斯史、匈牙利史，保加利亚史、南斯拉夫史、波兰史、罗马尼亚史和共运史研究。出版各种专著20多种，重要的有：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陈之骅主编的三卷《苏联史纲》、马龙闪的《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闻一的《布哈林传》，以及马细谱主编的《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阚思静的《卡达尔与匈牙利》、刘邦义的《哥穆尔卡传》、曹特金的《胜利的失败者—布朗基传》、孙耀文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集体项目专著《巴黎公社史》等。

截止到2011年，该室有研究人员10人，其中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2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1人。研究室共为国家培养博士5人、硕士4人，大都担任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学术骨干。

历任室主任：陈之骅　张宏儒　李显荣　马细谱　康春林　马龙闪。 西欧北美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是世界历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室之一。该室主要研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国的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该室曾拥有中国老一辈世界史著名专家黄绍湘教授，还聚集了一批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世界史专家，如张椿年、廖学盛、程西筠、孙成木、王振德、张海涛、朱贵生、周剑卿等研究员。截止到2011年，在编研究人员13人（廖学盛、周荣耀、吴必康、徐再荣、俞金尧、顾宁、秦海波、谢闻歌、金海、王宏波、张红菊、姚朋、黄艳红），其中研究员6名，副研究员5名，助理研究员2名，具有博士学位者7人。

西欧北美史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探讨西欧北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轨迹，尤其侧重于研究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欧北美各主要国家的历史进程。该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西班牙史、近代欧洲经济社会史、欧美环境史、近现代欧美国际关系史等。该学科研究人员所掌握的预言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古希腊语、拉丁语、俄语等。

研究室主要成果：

《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著，人民出版社，1979年；

《俄国通史简编》（上、下），孙成木等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朱贵生等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主编，东方出版社，1992年；

《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王章辉、孙娴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

《法西斯体制研究》，朱庭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会1995年；

《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王章辉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大英帝国的瓦解》，张顺洪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权力与知识：英美科技政策史》，吴必康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英美新殖民主义》，张顺洪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欧洲十八世纪的中国热》，许明龙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英国文化与现代化》，王章辉著，辽海出版社，1999年；

《美国文化与现代化》，顾宁著，辽海出版社，2000年；

《美英现代社会调控机制》，吴必康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

《恩格斯》，秦海波等著，中国少儿出版社，2003年；

《尼克松与美国保守主义新权势集团的崛起》，金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徐再荣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德国的政策，1918-1929》，王宏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历任室主任：程西筠　孙成木　王章辉　黄柯可　张顺洪 亚、非、拉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是世界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室之一，曾一度分为亚非史室和拉丁美洲史室。该室主要研究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印度、中东诸国及拉丁美洲各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该室在以国别为主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加强了跨国别的地区综合性专题研究，并注重探讨当代热点及其根源问题。

截止到2011年，该室研究人员承担了多项国家项目、院重大和院重点项目、所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问题》（冯秀文），《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问题比较研究》（毕健康）。院重大课题有：《近代日本对东亚的历史影响》（汤重南、张经纬），多卷本《世界历史》之《国际关系卷》（李春放）；《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白人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刘兰）。院重点课题有《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研究》（王彤），《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危机管理——以明治、大正期为中心》（张经纬）。

截止到2011年，该室研究人员公开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按专题与发表时间为序）：《日本近代史》（万峰，1978年）、《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万峰，1984年）、《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武寅，1985年）、《中日现代化比较》（汤重南，1988年）、《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武寅，1997年）、《印度莫卧儿王朝》（陈翰笙，1979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陈翰笙，1983年）、《印度土地制度研究》（黄思骏，1998年)、《埃及近代史》（杨灏城，1985年）、《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朱克柔，1996年)、《纳赛尔与萨达特时代的埃及》（杨灏城、江淳，1997年）、《宗教与世俗——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朱克柔，2000年）、《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王彤，2005年）、《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2005年）、《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李春放，2002年，该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年第2版）、《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冯秀文，2002年）、《中墨关系——历史与现实》（冯秀文，2007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之《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亚非拉近现代史部分）等。

亚非拉史研究室的研究领域覆盖日本及东北亚、南亚、西亚、拉丁美洲和非洲。掌握的外国语种有日、韩、英、阿拉伯、俄语、西班牙语等。专业涵盖面较广，科研人员布局比较合理，研究队伍已形成较完整的梯队。研究方向主要为近现代史，兼顾现实问题。 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成立于1978年，该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学科之一，该室人员均有各自国别、地区史的研究领域，并且参加整体世界史的研究。截止到2011年，研究室有在编研究人员7名（郭方、徐建新、易建平、刘健、胡玉娟、邢颖、郭子林、张炜），其中研究员4名、副研究员1名，博士毕业生2名，硕士毕业生1名，在站博士后1名（孙泓）。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的研究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提供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成果，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该室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制度史、古代两河流域史、古代埃及史、赫梯史、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日本古代史、欧洲中世纪史。所掌握的外国语种有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古文字有阿卡德文、赫梯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希腊文、拉丁文。

截止到2011年，研究室成员多次承担国家级项目、院重点项目、所级项目，完成了一批在古代中世纪制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集体研究课题，包括《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和《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参加了院重大课题《世界历史》（多卷本）中4大卷5个分册的主持和研究工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成员正在进行院重大课题《宗教礼仪制度与古代国家权力》的研究工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获得学术界好评，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得院所各种级别的奖励。此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成员还承担着院、所多项课题研究工作。

截止到2010年，中国共有下列被列为世界遗产：：

一、文化遗产（26处）：

1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北京，198712）

2长城 （北京，198712）

3敦煌莫高窟（甘肃，198712）

4明清皇宫（北京故宫（北京），198712 ；沈阳故宫（辽宁），20047）

5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陕西，198712）

6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河北，199412）

7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山东，199412）

8武当山古建筑群（湖北，199412）

9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西藏，199412）

10丽江古城（云南，199712）

11平遥古城（山西，199712）

12苏州古典园林（江苏，199712）

13颐和园（北京，199811）

14天坛（北京，199811）

15大足石刻（重庆，199912 文化遗产）

16明清皇家陵寝（明显陵（湖北）、清东陵（河北）、清西陵（河北），200011；明孝陵（江苏）、十三陵（北京），2003 盛京三陵（辽宁），20047）

17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安徽，200011）

18龙门石窟（河南，200011）

19都江堰—青城山（四川，200011）

20云冈石窟（山西，200112）

21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吉林，200471）

22澳门历史城区（澳门，2005）

23安阳殷墟（河南，2006713）

24开平碉楼与古村落（广东，2007628）

25福建土楼（福建，200877）

26河南开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河南,201081)

二、自然遗产（8处）

1九寨沟（四川，199212）

2黄龙（四川，199212）

3武陵源（湖南，199212）

4三江并流（云南，20037）

5大熊猫栖息地（四川，20067）

6中国南方喀斯特（石林（云南）、荔波（贵州）、武隆（重庆），2007627 ）

7三清山（江西，200878）

8中国丹霞,包括福建泰宁、湖南莨山、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包括龟峰)、浙江江郎山、贵州赤水。(201082)

三、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处）

1泰山（山东，198712）

2黄山（安徽，199012）

3峨眉山—乐山（四川，199612）

4武夷山（福建，199912）

四、文化景观（2处）

1庐山（江西，199612 ）

2五台山（山西，2009626 ）

五、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无形遗产（5处）

1昆曲

2中国古琴艺术

3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4蒙古族长调民歌

5南音（泉州弦管）

六、记忆遗产（4处）

1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2清朝内阁秘本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清代大金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4纳西东巴古籍文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

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三大定位是：

1、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

2、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

3、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截至2016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6大学部，近40个研究院所，10个职能部门，8个直属机构，2个直属公司，180余个非实体研究中心，主管全国性学术社团105个，并代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扩展资料：

社科院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学术著作、科学论文、调查研究报告、资料翻译和文献整理等形式向社会各界提供科研产品。

截至2016年11月，共出版学术著作4293本，科学论文54517篇，调查报告、研究报告7268份，翻译著作2787本，翻译论文16108篇，以及相当数量的古籍整理、校勘、注释、各种工具书和普及读物。年平均出版学术著作300本、科学论文3890多种、研究报告510多篇。

-社会科学院

（一）汉语语音史、汉语音韵学史

1．日本大矢透《韵镜考》“要说”寻绎。《古汉语研究》2008年3期。

2．近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

3．中日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学术差异。《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4期。

4．日本学者越南汉字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5．日本学者的汉梵对音译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6．日本汉字音时间层次及其确认的证据和方法。中国社科院《当代语言学》2005年第3 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6年第2期。

7．日本佛教“声明”与汉字音声调考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5年第7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3期。

8．日本学者满（女真）汉对音译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5年第10期。

9．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与汉语近代音关系研究。《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4月。

10．《词韵》音系声调。董琨、冯蒸主编《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5月。

11．日本《汉吴音图》所见《中原雅音》。《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4月。

12．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与汉语上古音关系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4年3期。

13．《中原雅音》的体例问题。《音韵论丛》，齐鲁书社，2004年1月3日。第七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会编。

14．日本学者日本语汉字音与汉语中古音关系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

15．清末日本学者北京官话“四声之辨”（日文）。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日本文艺研究》第 56 卷第2号。2004年9月。

16．日本学者的《韵镜》研究。《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4期。

17．《中原雅音》研究的起始时间问题。中国社科院《中国语文》2004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

18．日本学者对朝鲜汉字音的研究。中国社科院《民族语文》2004年3期。

19．日本学者对《中原音韵》及相关韵书的研究。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30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

20．《辨音纂要》所传《中原雅音》。中国语言学会主办《中国语言学报》第11期，2003年9月。商务印书馆。获吉林省政府第五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

21．明抄本《辨音纂要》初探。国家图书馆《文献》2003年1期。

22．对外汉语教学课本编写中的“变调”标记符号问题。（合作）《汉语学习》2003年6期。

23．新时期音韵古籍整理的简要回顾与思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6期。

24．从几组数据看南宋孙奕俗读声调的变化。《语言文字学论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25．退溪次韵朱子《武夷棹歌》问题。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3、4辑合刊。韩国梨花社2002年1月。第二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会议（香港浸会大学）。大会报告。

26．南宋孙奕俗读“平分阴阳”存在的基础。台湾《声韵论丛》第10辑，台湾中国声韵学会与辅仁大学主办，学生书局2001年5月。由本人在台湾第十八届声韵年会的大会（台湾台北，2000年5月）上宣读。

27．《中原音韵》与吉安方音。《第六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28．释“平中清浊，仄中抑扬”。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2辑。韩国梨花社1999年10月。大会宣读，韩国大田忠南大学1999年7月。

29．《醒世姻缘传》“挺”字与今东北方言〔t‘iN〕音。《汉语学习》1998年第3期。

30．南宋孙奕俗读“入注阴平”性质。《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

31．《九经直音》“明本”两种例说。《语苑撷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

32．南宋孙奕俗读“清入作去”考。中国社科院《中国语文》1998年第4期，商务印书馆。获吉林省政府第四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1）。获第五次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中国古文献学”博士生二等奖（1999，一等空缺）。

33．《九经直音》北图藏本三种叙说。《语言研究》1998年6月刊，第五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34．南宋已“平分阴阳”证。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21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10月。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八次会议上宣读。《中国语文》1995年5期《会议纪要》。

35．南宋孙奕音注“浊上归去”问题。《庆祝金景芳95寿辰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

36．南宋《示儿编》的俗读音。《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37．南宋《示儿编》音注“俗读”的“入注三声”性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3期。

38南宋《示儿编》“声讹”的正音性质。《语言研究》1996年6月刊，中国音韵学会第9次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39．南宋《示儿编》音注“浊音清化”问题。《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40．《九经直音》反切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

41．韦应物诗韵系。《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42．《山海经校注》“珂案”音释献疑。（合作）《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

43．《九经直音》反切与《经典释文》正读考异。《语言研究》1994年6月。中国音韵学会第8次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44．“图们”的口语读音及其来源。《东疆学刊》1993年第3期。

45．《汉字古音手册》订误举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第1期。

46．《晋书音义》的“协韵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获吉林大学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47．王昌龄诗用韵。《延边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48．岑参高适诗韵系异同比较。《延边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在中国音韵学会第六次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上宣读。

49．岑参诗韵谱。《语言文学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0年12月。

50．《醒世姻缘传》诗词用韵考。《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51．《<韵镜>校笺》跋。杨军《<韵镜>校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

52 清末中日学者北京官话“变调”意识。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26辑，2007年5月。

53 十九世纪末叶北京官话声调初探——以日本人编《官话指南》为依据。（合作）《近代官话

语音研究》，语文出版社，2007年2月。

54．日本传统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

55 高本汉用“二手资料”构拟《广韵》检讨 （合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6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和工具书。《汉语学习》2007年第6期。

57．日本汉语音义书语音研究。《杨耐思先生80寿辰庆祝文集》,2011年1月,中华书局。

58．南宋《九经直音》“萧豪韵”的构成。（合作）《继往开来的语言发展之路》论文集，语文出版社，2008年2月。

59．《正音捃言》音系声母的特点。（合作）《语苑撷英——唐作藩教授八十寿辰祝贺论文集》，2008年2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60．高畑彦次郎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修订与补充。（合作）《当代语言学》2010年4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1年2期全文摘编。

61．南宋《九经直音》“支思韵”问题。（合作）《中国语言学报》第14期，2010年10月。商务印书馆。

62清初韵书《五音通韵》构拟问题。（合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3期。

63．当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0年2期。

64．日本汉语上古音研究。《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2期。

65现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0年2期。

66日本汉藏对音译音研究《民族语文》，2010年第6期。

67满田新造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批评意识。《中国音韵学》第16次会议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68《<韵镜考>:日本江户后期韵镜学的构建》,《古汉语研究》2012年第2期。

69《日本<东音谱>（1719）所记汉语方音问题》，韩国《中国东南方言与中韩文化》（6），韩国文化社，2013年2月。

70《韵镜》与日本明治人名命运预测。《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71．贺知章《回乡偶书》诗“衰”字音。《延边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2期。

72．唐代古体诗的“叶韵”问题。《延边大学函授教育》1992年第1期。

73从用韵看《药性赋》产生的时代。《延边医学院学报》（社科）1992年第1期。

74．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学点音韵知识。《吉林教育》1989年2-3辑。

75．重建清代东北方音史：向混沌求新知——评邹德文教授《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76．《韵镜》研究史上的四条“主线”。《中国音韵学》（厦门大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77．清末民初东北官话语音系统——以新发现日本明治汉语课本为依据。中国社科院《方言》2013年第4期。

（二）对外汉语教科书、汉语史、东北方言、古书校勘

1．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会话”课本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4期。

2．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从中国语教科书“序”“跋”看朝鲜时期的语言教学意识（韩文）。韩国《韩华学报》总46期，2006年2月。

4．《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

5．校点严可均《全晋文》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4期。

6．《周礼》“诸侯之邦交”断句正误。国家图书馆《文献》1998年第4期。

7．《庄子》“vo以o”句及其变式。《东疆学刊》1990年第1期。

8．走向系统研究东北方言的第一步。（合作）《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

9．谈唐诗中的“何事”。《东疆学刊》1988年3期。

10．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研究的基本问题。《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1期。

11中国学者与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的刊行。（合作）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年第3期。

1219世纪朝鲜汉语教科书语言的干扰。（合作）中国社科院《民族语文》2007年5期。

13 日本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先声——读1877年刊行的《支那文典》。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37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6月。

14《满洲土语研究》与20年世纪30年代东北方言。《东疆学刊》2010年第2期。

15．日本明治后期北京官话语法理论——《清语文典》。厦门大学国学院《国学集刊》第三辑,2011年3月。

16．仓石五四郎对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翻译的意义。刁宴斌主编《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0年5月。

17《日本“军用”东北方言教学意识——读1933年(增订版)<日满会话>》。韩国汉阳大学《汉语方言研究论文集》，2010年4月。

18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语气词例释（合作），《汉语学习》2011年第1期

19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古今考，《中华读者报》2008年6月27日。

20《马氏文通》与广池《中国文法》——清末中日汉语文言语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厦门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1《晚清东北方言词语考订》（合作），《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

22《清末民初北京口语词汇及其汉语史价值》（合作），《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2年第7期。

23《试论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东疆学刊》2012年第1期。

24《日本明治后期<支那语学>月刊传播北京官话的历史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5《汉语史研究系统要素视角理论范畴》，韩国中国言语文化学会《中国言语文化》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