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古籍

重庆图书馆收藏有宋代以来的古籍线装书532342册，其中收入《全国善本书总目》的有3707种，55632册，内有孤本和稀见本424种，包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山谷老人刀笔》、《清江贝先生文集》等珍贵古籍，古籍线装书的数量和质量均列中国西南地区首位，在中国位居前列。

联合国文献

从1999年起，重庆图书馆成为联合国文献完全托存图书馆，开始收集涵盖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全部文献资料。联合国文献泛指联合国及其下属的专业机构（亦含附属机构）出版的所有会议记录文件和图书资料。主要包括图书、期刊、文件三个部分。图书主要包括联合国出版的年鉴、专题研究报告、条约汇编、各会议及专题议论会记录、索引和各个专业机构出版物等，按主题主要分为十七类。期刊主要是指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专业机构和其它独立组织出版的期刊，包括定期和不定期的。截止2012年末，重庆图书馆有联合国资料20余万册（件）。

民国文献

重庆图书馆收藏有十几万册民国文献，包括民国时期图书7万多种，10余万册，其中抗战版图书有27000多种，6万多册。民国时期期刊5000余种，20000多册，民国时期报纸300余种，7000多册。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和体育各个领域。其中民国时期政府出版物的收藏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公报、会议纪要、法令法规以及议会、国会、旧政协、国民大会、国民党各军事机构、国民党党务方面的重要文献；国民党政界、军界要人的传记资料等，尤其是大量的、尚未公开出版的油印本内部资料，史料价值很高。 服务窗口服务内容一楼儿童阅览室凭证阅览少儿书刊，凭少儿借阅证外借少儿书刊中文报刊阅览区陈列有出版的期刊4100多种及或近几个月报纸400余种，供阅览中文过期报刊库收藏2001年以来出版的期刊3000余种、报纸200多种的合订本10余万册，凭借阅证填写索书单，由工作人员入库提取，供读者阅览，不外借读者自修室有座位200多个，供读者自习二楼 咨询台 解答读者疑问 存包处 协助读者存包总服务台 办理各种借阅证、阅览证、临时证，办理读者卡注册、密码恢复、退证。少年阅览室 凭少儿借阅证外借少儿书刊 视障阅览室 提供盲文书刊、音频资料借阅服务，并提供盲人用电脑、书刊放大器等设备，供视力障碍人士使用 视听阅览室 提供各种内容的DVD、VCD等音像资料供读者欣赏 电子阅览室 提供各类电子期刊、报纸等全文数据库供读者查询并可上互联网 三楼中文图书期刊借阅区收藏近10年出版的50万册中文图书，供阅览及外借。读者凭读者卡阅览，凭借阅证外借。同时藏有出版的期刊600余种近20000份，供读者阅览及外借赠书阅览室陈列捐赠的杨尚昆藏书。凭读者卡阅览台港澳文献阅览室收藏中国台港澳地区出版的中文图书、期刊。凭读者卡阅览四楼参考咨询部多名参考馆员，依托重庆图书馆馆藏资源、借助商业数据库及馆际合作的资源，为读者提供各种层次的文献咨询服务工具书阅览室收藏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类中外文工具书，包括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年鉴、手册、检索工具书及专利、标准等联合国文献托存区收藏联合国的中外文出版物和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和文件主要反映联合国的工作与关心的问题，如创造和平/维持和平、裁军、经济和社会发展、人权、国际法以及政府间合作等外文借阅区提供外文图书、期刊的阅览及部分外文图书、期刊的外借服务。开架服务史迪威阅览室收藏由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和美国纽约人寿国际公司资助并赠送的英文原版图书、期刊。实行开架阅览，书刊可外借重庆地方文献阅览室收藏反映重庆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公开出版物和内部资料。主要包括：（1）重庆地方史志、史料、统计资料等；（2）中国国内公开发行的内容涉及本地情况、本地较知名人士的著述；（3）革命历史文献，包括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文献；（4）大事记、重庆地区年鉴；（5）部分家谱等抗战文献阅览室提供中国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期刊电子文档的查阅、下载五楼基藏文献阅览室提供基藏书库中的书刊报的阅览，包括建国后出版的中文图书、建国后至2000年间出版的中文期刊报纸、部分台港澳版书刊报以及“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善本图书等缩微阅览室收藏有部分古籍善本、建国前期刊、建国前后报纸、民国书籍等进行了缩微复制，并购置了国内其它图书馆制作的部分缩微资料民国文献阅览室提供中国抗战文献及民国其它时期出版的书刊报纸、解放后再版的民国文献。读者凭读者卡阅览古籍阅览室藏有普通古籍、古籍善本13多万种。读者凭读者卡、身份证、介绍信查阅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进行古书收藏，对于古代用纸也得略知一二!那古书收藏的基本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基本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基本知识

　(一)麻 纸

　我国古代造纸用麻，主要有苎麻和大麻。苎麻是我国的特产，外国称之为中国草。大麻也是我国古老的麻种之一，俗称“火麻”，外国称之为汉麻。麻纸就是以麻类纤维制的纸张，常见的麻纸品种如下：

　1白、黄麻纸

　白麻纸正面洁白、光滑，背面稍粗糙，有草秆、纸屑粘附。质地坚韧、耐久，只要不受潮，不会变质。黄麻纸呈淡**，一般比白麻纸略厚，性能与白麻纸相似，只是看起来更粗糙一些。无论是白麻纸还是黄麻纸，纸纹(也叫帘子纹)都比较宽，约有二指左右，有的纸纹不明显。

　麻纸韧性好，有些流传至今的宋、元印本，虽历经千年，犹完整如新。

　2麻沙纸

　产于福建建阳麻沙镇。颜色稍黄，纸纹不明显，厚薄、韧性也与麻纸相仿。

　(二)宣 纸

　唐代的安徽宣州府，出产一种质地优良的纸，地方官每年把它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人们把这种纸按其产地命名为宣纸。

　宣纸的主要原料是青檀的树皮。青檀树与桑树相似，是我国皖南一带的特产。明代以前的宣纸采用100%的青檀皮，经石灰处理、日光漂白及打浆、抄造而成。自清代起改用檀皮和稻草的混合浆料，其用料有全皮、半皮、七皮三草之不同。由于宣纸选择原料严格，胶汁使用得法，制造技术娴熟、高超，所以制成的成品质地柔韧、洁白平滑、细腻匀整，色泽经久不变，且不易蛀蚀，便于长期保存。我国唐宋以来的书画作品多采用宣纸，有“纸寿千年”的美称。

　宣纸属皮棉纸类，品种繁多，有单宣、夹宣、二层夹、三层夹之分，规格有四尺、五尺、六尺、八尺、丈二、丈六等，共有60多种，常见的有：

　1，罗纹纸

　颜色有素白、浅黄两种，质地细薄柔软，有明显的横纹，韧性强，看上去与丝织的罗绸相似，故名。宋、元、明、清都有生产，并用以印书。但宋、元的罗纹纸印本，今已罕见。明、清的罗纹纸印本，有时还能见到。如雍正年间(1723～1735年)，武英殿本《律吕正义》、席启寓刻的《唐百家诗》等，都是用素白罗纹纸印的。此纸适宜修补善本书或镶裱，也可染成深浅各种颜色，或作书皮，或作护叶。

　2棉连纸

　纸质白润如玉，细腻、柔软、匀密，富有绵韧性，无明显纹路。有一种质地极薄的叫“六吉棉连”，也称“汪六吉”，是棉连中的精品，较为少见。棉连纸可用作补书、护叶、镶书和衬纸，尤宜作为金镶玉的材料纸。染色后还可以做书皮等用，也用于拓碑帖。明末清初比较考究的印本，也采用棉连纸。

　3玉版宣

　色白，质细而厚，吸水性强，韧性比棉连纸稍差。清末民初印制的印谱、书册、画册等，经常采用。

　4单宣

　亦称料半。它比玉版宣薄，颜色洁白，质地均细，性质绵软，韧性较好，有纵横帘纹，印书美观大方。晚清至民初印的书籍多有采用。它亦可用于裱潢，作覆背纸;还可以染成磁青或古铜色，作封皮。

　5十刀头

　即重单宣，比单宣厚，吸水量大。韧性很好，可以用作衬托册叶和绫。

　6夹连纸

　比棉连纸稍厚，但不如棉连柔软。遇到厚纸书可用以镶书，也可用以修补明代厚棉纸图书，或作护叶用。

　(三)棉 纸

　南方称之为皮纸。系以楮树皮等为原料做成的高强度纸。质地细柔，纤维较多，极有韧性。从纸的纵面顺撕，它的断裂处有参差不齐的短纤维，因而叫棉纸。明代前期印书多用棉纸。嘉靖以前的棉纸比较细薄，隆庆以后的棉纸略显粗糙而较厚，用棉纸印书的比重也大为减少。清初还有少数棉纸印书，以后就少见了。主要品种有：

　1河南棉纸

　产于河南，故名。纤维细长，色泽白中带黄，厚薄很不均匀，质地较粗糙，但松软如棉，富有韧性。河南当地有用以印书的，古书修补中可用作书叶溜口，托裱糟配焦脆的书籍。也可作订书用的纸捻钉，或作套扉叶用的护套。还可以染成旧色，代替旧纸使用。这种纸张有大小两种之分，大张质地稍厚，小张质地稍薄，但功效相同。

　2贵州棉纸。

　产于贵州，故名。它比河南棉纸厚，尺寸也大。纸的颜色稍呈灰白，厚薄均匀，但棉性大，纤维粗，质地松软，经久耐用。用来印书则不太美观，所以未被广泛采用。清末贵州、云南有些书是采用这种纸印的。在古书修补中，其用途大体与河南棉纸相同。

　3，黑棉纸

　色稍黑，有浆性，托墨、韧性很强。适用于修补不很白的棉纸书。还可以用宋做大厚本书的锔捻。

　4迁安棉纸

　产于河北迁安县，故名。俗称茅头纸。颜色灰白，质地厚松，略呈棉性。民国初年一些民间启蒙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即以此种纸印行。

　5上海棉纸

　质地薄而细腻，其性能接近河南棉纸，产于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集散于上海，所以统称上海棉纸。在修书中用以修补书口最为合适。风伤的书需修补浆衬时，用这种纸效果很好。近几十年来，河南棉纸的产量很少，裁连口纸条或裱书的用纸，多以上海棉纸代替。由于这种纸质地薄而细腻，棉性又好，用它裱过的书，既牢固又不增加厚度，书叶也不会发硬，所以是古书修补中不可缺少的材料。

　6山西棉纸

　产于山西，故名。色泽灰白，稍厚，富有韧性，质地与河南棉纸相似，山西棉纸有用以印书的，也是占书修补中的常用纸。

　7浙江棉纸

　产于浙江，故名。质地薄而有韧性，性能与上海棉纸相仿，古书修补中可以作连口、裱书用纸。

　8蚕茧纸

　有两种颜色，一种洁白如玉，一种略呈乳白色。质细而薄，富有光泽，韧性很强。从表面看与丝棉相似，所以叫蚕茧纸。元代曾用以印书。

　9云母皮纸

　纸面光滑，韧性强。适宜作锔捻。遇水牢度更强，抗潮湿。

　10藏经纸

　这种纸呈黄褐色，近于茶色。质地厚硬，略有绵性，不透明。宋、元、明刻印的释道经典多用这种纸。唐人曾用以书写佛经，故名。现多用作装裱善本、珍本书的书签。

　11桑皮纸

　质地坚固，有**、白色两种。因为造纸原料中有桑树皮的成分，故名为桑皮纸。宋、元、明曾用以印书，但传世较少。

　12高丽纸

　产自河北迁安，类似印书用的纸，故名为高丽纸。色泽白净，纸质较厚，坚韧而有绵性，有明显的直纹。我国用高丽纸印书较少，古书修补中多用以染色作书皮。

　13库笺纸

　有白、黄两色，韧性极强，纸质有厚有薄。纸幅都是67x67厘米，清代宫内常用以作包装纸，民间流传很少。193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曾用它影印过一些字帖画册。明、清两代，内府多用厚库笺纸染成磁青色装订书皮，通称“库磁青皮”。有时还用以缮写佛经，五彩套写，颇为美观雅致。

　14册子纸

　又称库钞纸。明代人为了节省纸张，曾用写过字的钱粮册子反过来印书。由于这种纸张质地较好，有些印本一直流传至今。

　15日本皮纸

　产自日本，又称东洋纸。有**的，也有白色，绵韧性较强。日本印书多采用。我国清末民初间也用此纸印书。

　16，美浓纸

　纸面光滑，细薄匀称，绵软而富有韧性。黎庶昌印《古逸丛书》，有一部分采用这种纸。日本印制古书亦广泛采用。

　17开化纸

　南方称之为“桃花纸”。原产于浙江省开化县，故名。质地细腻，洁白如玉，无帘纹。薄而有韧性。清代前期内府和武英殿刻印图书多采用，印本美观大方。嘉庆以后，产量减少，质量也较前降低，用以印书不多。江苏武进藏书家陶湘最喜爱收藏殿版开化纸印本书。

　18开化榜纸

　从表面看，与开化纸相像，但比开化纸厚，颜色也略显青色，质地稍逊于开化纸。清代嘉、道年间(1796—1850年)有些书使用开化榜纸印制。

　19太史连纸

　较开化纸略黄，质地细匀，绵软而有韧性，清代前期曾用以排印大部头书《古今图书集成》。

　20东昌纸

　产于山东东昌府(今山东西部)，故名。与迁安棉纸相似，山东东昌曾以此纸印制通俗读物。由于纸质松软，富吸水性，古书修补中常用以撒水吸潮。

　21油衫纸

　纸厚，富有韧性，柔软耐久，最宜做书皮，不用托裱就牢固耐用。做包背装的护叶纸尤为适合。

　(四)竹 纸

　竹纸因为颜色略呈**，故又称“黄纸”，品种繁多，主要有：

　1毛边纸

　亦称南毛边，颜色米黄，多产于福建。纸的正面光滑，背面粗涩，韧性较差。《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中说：“天下购善本书者，必望走隐湖毛氏(指明代藏书家毛晋)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至今犹沿其名不绝。”这大概是毛边纸名称之由来。清代印书用纸很大一部分用的是毛边纸。古书修补中一般用来裱书皮，做衬纸或护叶。也可以染做磁青、占色书皮。

　2毛太纸

　亦称南毛太纸，福建、浙江、江西都有出产。颜色浅黄，性能与毛边纸相仿，但纸幅较小，略薄。性质柔和，厚薄粗细稍有不匀，有明显的帘纹。因纸面清洁、光滑，清代中期以后用以印书的较多。毛太纸是修补旧书的必备纸张，补、镶、裱托竹纸书均很相宜。染色后也可以作为旧纸的代用品。

　3川连纸

　产自四川。色泽略黄或白，质地与毛太纸相仿。这种纸较有韧性，但薄厚不匀。多用于印制四川地区的出版物，如四川的一部分县志，就是用川连纸印的。印出的书不够美观。

　4元书纸

　产于浙江富阳、萧山等县，以富阳之大、小岭的出品为最佳。原料用石竹，色微黄，较毛边稍次。

　5，梗棒纸

　元代末年印书常用，质地粗糙，纸面涩，背面多碎草屑，既厚又脆，故被称为梗棒纸。

　6赛连纸

　产自四川，薄而匀。纸幅大，无矾性，用以粘补黄竹纸书最为合宜。

　7玉扣纸

　近似毛边纸，但不如毛边纸柔软。因其厚硬，不适于修补书叶，但适宜染色做书皮。

　8官堆纸

　比毛边稍厚，金陵书局印书多采用。

　9连史纸

　产于福建连城，故名。有大、小两种，分别称“大连史”、“小连史”。连史纸原料中有一定比例的韧皮纤维，故有人把它列入棉纸类。但现今制造的大连史纸原料中竹子占的比例很大，所以也可列入竹纸类。这种纸洁白匀净，正面光滑，背面粗涩发滞，但没有草屑粘附。纸料细而耐久性强，与棉连相似，惟韧性稍逊于棉连。托墨、写字易洇，清代乾隆以后用以印书者较多。它是修补装潢古书的必备纸张，用作普通线装书的补镶、衬或扉叶均可。尤其适宜作竹纸书籍的扉叶，但不宜用作书皮。

　10机制连史纸

　又称洋连史。与连史纸大致相似，但颜色稍黄。正面平滑有亮光，背面粗糙，纸薄而脆，不利于保存。这种纸出现较晚，清末民初始用于印书，中华书局排印的线装本《四部备要》。日久纸面上会因老化而出现**斑点。

　11洋粉连纸

　为机制纸。颜色灰白，正面光滑，背面粗涩，质薄而脆，不耐久藏。清末民初的石印本多采用此纸。

　12山贝纸和本槽纸

　二者都是竹草纸，产于广东，山贝纸色黄，本槽纸色白，广东广雅书局“外聚珍本”丛书，多用这两种纸印刷。

　13呈文纸

　亦称隔纸，纸质粗厚，正面平滑，反面粗糙，松软无力，不能作为印书用纸，也不能作为修补古书的直接用纸，但由于它吸水力强，可以作为修整古书时的隔纸，用以垫书撤水。

　(五)其 他

　1磁青(或古色)纸

　古籍书皮用纸，一般用宣纸或毛边纸染成磁青或古色(即栗壳色、米色或古铜色)，托裱一层质地相同的纸张。

　2虎皮宣古书收藏基本知识

　用宣纸染成黄白相间虎皮的颜色和花纹，再托裱一层质地相同的纸张，可用以作书皮。

　3蜡笺纸

　产于明清时期。以植物韧皮纤维制成，纸质厚韧，有蜡色光泽。可用作书皮或护叶。

　4发笺纸

　以植物韧皮纤维制成，类似高丽纸，在制造时加进人的头发，增加纸张韧性，故称发笺。适宜于作善本书封皮。

　5洒金纸

　以金银箔片均匀地洒在含有胶矾水的宣纸上而成。颜色经年不变。分雪金笺与雨金笺两种，合称洒金纸或冷金笺。适宜作珍贵书籍的封皮或书签。

古籍收藏保存方法

　对爱好古籍的藏家来说，在收藏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正确保存藏品，如何妥善地保护好书籍，延长书籍的寿命。对此，业内专家特别强调要注意防虫和除污。

　不管是古书籍还是平时我们所使用的书本，放久了都会引来小虫子，严重缩短了书的使用寿命。藏家必须保证书籍表面的清洁干燥，放置的位子也应该保持通风良好。此外，藏书温度最好保持在6℃-20℃左右，湿度则应该保持在50%-60%之间。对于这些古书籍，平常要时不时地挪动一下，并定期翻动。

　在除污方面，书籍沾染上污迹不仅会缩短书的寿命，而且还会影响看书的效果。书籍如果沾上油迹，可以在油迹上面放一张吸水纸便可以把油分吸尽。如果混上墨水迹，可以在染有墨水迹的书页上下边各垫上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污斑去除。对于霉斑，则可用棉花蘸上氨水擦拭。此外，由于人为翻动，最常见的污迹便是手指印，去污时可以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

　　明刻本 明代（公元1368—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 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 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两截本 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 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 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

　　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唐刻本 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1、精印本。有些书，除廉价的普通版本外，另有若干册限定的精装本或特精本。这些书由于在油墨及印刷方面特别精致，开本较大，纸质较好，数量亦有限，便具有收藏价值。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朱维之翻译的《失乐园》，1984年首次印刷为46400册，内含精装本3400册，就较为高雅。1989年齐鲁版特精全本《新刻锈像批评金瓶梅》，就受到海内外行家的高度赞扬，因为它在全本《金瓶梅》的印刷史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当然，精装本中又有特精非卖品之书就更为珍贵了。如傅雷所译《夏洛外传》，1933年9月初版，其中非卖品精装本仅印了50册，为海内外藏书家所瞩目。

2、初版本。初版之书大都是由作者亲自监督印刷和校对的，历来被版本学家看重，并可以此查核出后来编辑者的疏忽。如著名诗人臧克家的第一本散文集《乱莠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9年5月10日初版；还有陈寅恪弟子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1947年商务版。夏罗德·布伦忒著的《孤女飘零记》伍光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9月初版，都已成为收藏界的珍品。

3、错本。有时，某部书因印刷或装订错误得以问世，被称为特殊版本。这正如集邮爱好者获得错票一样，物以稀为贵。如：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11月初版的《现代小品文选》，由赵景深先生编选，分上下两册。其下册即为错本。开卷处有一枚藏书印："结屋三间藏万卷"。

4、藏书票本。所谓藏书票本，是指在版权页上贴有藏书票之书。而藏书票在我国的兴起，当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叶灵凤曾说："丢开书籍本身，仅仅对于这东西的收集，已经和邮票一样，是茫无止境的事。"藏书票在海外的售价，已极为昂贵，据董桥云，EricGill为其妻雕画的一枚藏书票，80年代已标价90英镑！具体内容详见《藏书票》一文。

5、古籍版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代越久的图书越有收藏价值，民国时期，宋本书价被炒到五六十块银元一页。这在1942年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中是有记载的。50年代初期，宋元本古籍的行情一度低落，明本书有过论斤售卖的时候。这种不正常的行情自然是社会变革时期的短暂一瞬。很快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到了50年代末，宋元本书几乎退出了公开的古旧图书市场。不过明代古籍还不鲜见。当时的售书目录标价表明，普通的明本，每册的价格仅在五元左右。这一价位当与那里的社会购买力相适应？quot；文革"期间，社会藏书大量损毁，藏书活动陷入极度的萎缩，古籍已无行市。70年代后，古籍从内部售卖逐渐走向公开，乐于收藏者寥寥。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在生活富足之余，才恢复了鉴赏与收藏的雅兴。古籍的价格也如众星捧月，逐年攀升。如今人们如能在千元以下买到一部真正的明版书，已是十分幸运的了。

《明史稿》是记述明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又称横云山人明史稿。成书早于《明史》。共310卷，包括本纪19卷、志77卷、表9卷、列传205卷。

清康熙十八年（1679）， 史馆始编纂《明史》。三十年，完成初稿 416 卷。三十三年，王鸿绪任总裁时，又与当时监修张玉书、总裁陈廷敬各任一类，继续纂修。

王鸿绪承担列传，请万斯同于其家负责编写和修订，前后历时八年。

四十一年，万斯同卒。四十八年，王鸿绪解任回籍，继续删削改编成稿，在六十一年冬成《明史稿》 310 卷，于雍正元年（1723）进呈。刊印时均题为“王鸿绪著”。

乾隆初年刊定之《明史》，以大多出于万斯同之手的《明史稿》 为基础编成 。

基本介绍 书名 ：明史稿 又名 ：横云山人明史稿 作者 ：万斯同、王鸿绪 类别 ：纪传体史书 卷数 ：310卷 时间刊定 ：雍正元年（1723年） 背景,修纂第一阶段,修纂第二阶段,修纂第三阶段,《明史稿》与《明史》的修纂, 背景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转年即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注：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的记载，见于《清世祖实录》卷15，何冠彪《顺治朝〈明史〉编纂考》一文首揭此事。 但清廷何时决议纂修，尚无确切史料证实。清代官书中亦不见有关纂修《明史》的诏令，《清世祖实录》中仅见几位总裁于顺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钦奉圣谕，总裁《明史》”，并提出副总裁及纂修人员名单。这种“钦奉圣谕”，很可能仅是早朝时的口头指示而已。以往论著称顺治二年五月“诏修《明史》”，表述确实有所不当，准确言之为：顺治二年五月，清廷组成《明史》的纂修人员），得到了清廷认可。 《明史稿》 其后，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操办此事。是年五月，由总裁提名副总裁和纂修官，并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 揭开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 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 《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修纂第一阶段 主要是当时政治上不稳定的原因。《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1645 年5 月26 日）。据清朝顺治实录记载，当日以修《明史》总裁官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奏请，正式设定副总裁官，以学士、侍读学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并且选定纂修、收掌、誊录官。 此时正值清军入关之初，立足未稳便急于诏修《明史》，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当时南京的弘光朝廷正与清朝南北对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认弘光的南明政权存在。二是以此笼络明朝遗臣，通过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开馆修史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虽然到五月十五日（6 月8 日）清军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廷灭亡，五月二十八日（6 月21日）清廷宣布“平定江南捷音”，但是实际上清军在江南遭到了军民的坚决抵抗，尤其是清廷公布“剃发令”后，更激起江南百姓的抵制。其中著名的战斗有阎应元领导的江阴保卫战，固守孤城达两月之久。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明臣黄道周、郑芝龙等奉唐王朱聿键于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与此同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奉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余部也与明总督何腾蛟结合抗清。到顺治三年（1646年），明臣苏观生等奉唐王朱聿键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丁魁楚、瞿式耜等又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永历政权”。顺治六年（1649年），张献忠农民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与南明永历政权结合，成为抗清主力之一。 在清军占据的北方各地，与南方抗清形势呼应，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义师纷起，一些降清明朝将领也先后举旗抗清，在全国范围内，几次掀起抗清 。例如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率军收复宝庆、全州、桂林的战役，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顺治十年至十一年，明鲁王部下张名振、张煌言等率舟师攻入长江，直抵南京近郊；郑成功亦率水军攻克舟山。这样的抗清斗争，直到清康熙初年，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郑成功、李定国先后去世，始告一段落。 在这样战火纷飞、政局未定的情况之下，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开馆修史，是根本不可能的。 清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拘禁权臣鳌拜，开始亲政。然而此时政局又有新的变化。康熙十二年（1673年），由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撤藩而引发了“三藩之乱”，从此，又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期间，清廷集中全力平叛，仍然无暇顾及《明史》的修纂，因此，顺治二年（1645年）所下修纂《明史》的诏令，实际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政策作用远远超出了它修史的作用。 《明史》修纂第一阶段无绩可言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人力的不足。当时不仅没有力量整理明朝的邸抄和档案，而且在征求图书时，献书者也极少，就连最基本的史料明代历朝实录也不完整，天启朝实录缺少七年以后部分，崇祯朝因亡国而无实录。如此种种，也限制了《明史》修纂工作的进展。 修纂第二阶段 直到“三藩之乱”基本平定之后，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正式动手修纂《明史》，其间已历时三十五年之久。真正动手修史，是康熙十八年以后的事。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明史》，从这时候起，正式动手修纂《明史》的第二阶段即告开始。 康熙年间修《明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有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尤侗和毛奇龄等人。但出力最多的是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 这里，应当提一提我国史学史的一段公案。原来，明清之际，有一些明朝遗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视明史的研究。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曾编《明文海》四百多卷，并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顾炎武也辑存有关明朝史料一两千卷。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笼络明朝遗臣、社会名流，曾有意开博学鸿词科。黄、顾等人虽坚持不肯与清廷合作，但为著保存明朝真实史迹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参与明史的编纂。黄宗羲的得意弟子万斯同，便是当时被委派参加明史的编撰人之一。黄宗羲的儿子、顾炎武的外甥，也都参与其事。这样，就相应地保证了明史的质量。 万斯同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清初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评论他：“专意古学，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他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了。 万斯同死后，先后三次任明史总编的王鸿绪，把万氏的明史稿进行了改编，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两次向皇帝进呈。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王氏此举曾引起当时和后来文坛的非议和责难，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王鸿绪实际上是掠夺了数十年来以万斯同等人为主力的几十个学者的劳动成果，属于剽窃行为。 修纂第三阶段 到雍正元年（1723年）正因为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学鸿儒科及其修纂《明史》只是康熙皇帝的一种政治手段，所以其结果也必然会时重时轻，迁延时日，前后用了将近五十年时间，直到康熙皇帝病逝，雍正元年（1723年）仍然未能完成这部官修的前朝史。 但是，这时的情况与顺治二年（1645年）下诏初修时已经大不相同。除了政局稳定，经济也逐渐恢复，到康熙后期更出现了繁荣盛世，这些都为《明史》的修纂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资料的征集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这近五十年时间，虽然未能完成《明史》的修纂，但却是《明史》成书的关键阶段。我们今天所见《明史》之雏形便是在此时形成的。 到雍正元年（1723年）为止，先后完成了四部《明史》的稿本。一种是万斯同审定的三百十三卷本，另一种是他审定的四百十六卷本，这两种稿本都被称作万氏《明史稿》。此外还有王鸿绪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进呈的《明史（列传部分）》二百零五卷本，这实际上是在万氏《明史稿》基础上删削而成的。 到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王鸿绪又一次进呈《明史稿》，包括纪、志、表、传，总计三百十卷，这便是王氏《明史稿》，即后来刊刻的所谓《横云山人明史稿》。 至乾隆四年（1739年），清 又第三次组织人手修改《明史稿》，这才形成定稿的《明史》。因为这次修书总裁为张廷玉，因此现在通行的《明史》题为张廷玉等撰。 《明史稿》与《明史》的修纂 有清一代《明史》，本欲编为编年体断代史，顺治二年（1645年）下诏实行，但由于“大学士冯铨为总裁，仿《通鉴》体，仅成数帙。”由于史料的缺乏，编年体《明史》终不得成。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下令编纂《明史》，广招史才入史馆编书。为了达到修史者能发挥其所长的目的，分为《纪》《传》《表》《志》四大部分，由不同的人员总管各自领域。同时，在四大部分下，设定专门人员总管各自部分的编纂、写作。其中，张玉书总统《志》之编纂，陈廷敬总统《纪》之编纂，王鸿绪总统《传》之编纂。“十八年，命徐元文为监修，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翰林，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 为了达到编修工作的完美，也为了达到拉拢明遗民的目的，清廷广访明朝遗老遗少入史馆编书。初时，访请黄宗羲入史馆编书，黄宗羲出于民族大义考虑，断然拒绝。后来，徐文元担任史馆总裁，又延请黄宗羲之弟子、史才万斯同入史馆编书。黄宗羲顾虑到修史乃国之大事，为使有明一代不被污毁过甚，黄宗羲派遣万斯同赴京。万斯同一开始出于民族情结考虑，又认为史馆修史容易导致“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何况数百年乎”的情况出现，坚辞不去，后遵黄宗羲之命北上修史。 当时，凡入史局者署翰林院纂修衔，授七品俸禄。万斯同遵黄宗羲嘱咐，上京后宁愿寓居于徐元文家，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入史局，修《明史》，前后19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徐文元告老还乡，万斯同便搬迁至王鸿绪家居住。写成《明史稿》数百卷。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万斯同病逝于王鸿绪家中，王鸿绪便召集门客，在万斯同《明史稿》的基础上又写成《明史列传》，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上报清廷（关于王鸿绪、万斯同二人在《明史》编纂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历来为历史学家所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王鸿绪《明史列传》纯属窃万斯同《明史稿》后删削而成，王鸿绪乃是“白日窃书之贼”；也有人认为王鸿绪《明史列传》是参考了万斯同《明史稿》的已有成果、并作出了自己的一些贡献后写成，并非完全剽窃万斯同的成就。 时至今日，真相到底如何，仍然是一个谜团。但朱端强教授《万斯同与<明史>编纂纪年》一书出版后，一般都认同王鸿绪《明史列传》纯属窃万斯同《明史稿》后删削而成的观点）。王鸿绪的这一个定稿称为《明史列传》，是清代《明史》的第一个版本。 雍正元年（1723年），王鸿绪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纪》《表》《志》，又形成了清朝《明史》的第二个版本——王鸿绪《明史稿》。 此后，雍正又命张廷玉在原有的几个《明史》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乾隆三年（1738年）成书，便又形成了清代《明史》的第三个版本——《明史》，最终定稿。一共有《本纪》24 卷，《志》75 卷，《表》13 卷，《列传》220卷。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史》中说：“自古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

明代刻书多，刻书机构比唐五代、宋金元更多，刻书地点可说是遍地开花，难以详举，是中国出版事业和印刷技术发展的极盛时代。明刻本依然分官刻、家刻、坊刻几种。官刻本中有内府本（包括经厂本）、国子监本以及其他中央机构和地方官刻的书帕本，还有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藩府本。在版刻特点上，既有对元朝继承的一面，又有所创新。

明代雕版印刷，地域之广、品种之多、数量之大，雕版印刷技艺都超过前代。政府的司礼监经厂，有刻、印、装订等工匠近千人。汉族民间印刷的新品种是插图的戏曲、话本，各级地方政府广泛编印地方志。新崛起的徽派刻工群体，代表了版画雕刻技艺的高峰。到了明代中、后期，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展，刻书之风大长，官刻、家刻、坊刻盛极一时，刻印之书不可胜计。

明代各时期刻书略有不同，前期黑口白绵纸，中期白口仿宋字，后期白口长字避讳。明代刻书字体，前后期变化较大。大致可划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明中期和明晚期。

明初

明初是指正德以前的一段时期。洪武至正德年间刻印的书，多是手写上版的软体字，个别人刻书虽有颜、柳、欧三家的余味，但仍以赵体字为主。其中宣德、正统刻本，形似宋体，如正统间所刻的《汉书》，好利者常将其书口割裂，重加装饰，冒充宋本。但若仔细观察，就会感到形似而神不似。景泰间有些刻本，大多承袭元末字体和刀法，颇似元本。成化、弘治以及正德，仍是写刻软体，横竖撇捺皆不呆板。

明刻本

明晚期

晚期时期，神宗当政为时最久，在位48年，刻书多，传本也多。从万历时起，字形变长，则完全脱离了宋浙本的风貌，称为长宋体，显得更加呆板。这种横轻直重的长宋体可以《沈氏弋说》作为典型。现在印刷用的宋体字基本上在万历时已定型。另外万历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刻书风格，即所为的写刻本。本来，雕刻印刷没有哪一本不是写了再刻的，但从嘉靖、万历时起，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化，形成了一种与普通书写不同的专用刻书字体，这时重新出现用普通书写的字体来刻书，又成为一种新鲜事物，因此后人称之为“写刻”。凡写刻的书称为写刻本。这种写刻本的字体，仍然是赵体，不过不象明初的赵体那么肥健，而是瘦削流利。有部分家刻本和坊刻本，特别是安徽、金陵、建阳所刻的民间通俗读物，字多行书上版，婉转秀丽，生动活泼，杰出的代表有陈仁锡刻的《陈白杨集》、《石田先生集》，赵均所刻《玉台新咏》，金陵世德堂刻本《西游记》，董其昌刻的《王文恪集》，继志斋刻本《雷轰荐福碑》，杭州书坊胡文焕刻的《格致丛书》等。天启以后，字形一般益觉拙笨，没有什么体式，俗称匠体。可在杭州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象万历时的方体字那样肥，而变为更长更瘦，使人一看有清朗显目之感。可以堂策监本《先秦诸子》、沈鼎新花木斋《九子》、吴在南京刻的《孙樵集》、《刘蜕集》为代表。这种新的方体字一直流行到清代前期。

纸张

明刻木用纸情况，胡应鳞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同黧，音lí，意色黑而黄）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值）最廉。”“余他省各有产纸，余不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理粗庞质臃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惟滇中纸最坚……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

版式

《中国版刻图录》所载明本100种，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元史》至成化二十年张习刻本《雁门集》均为黑口。下逮弘治，间出白口，始弘治十四年江阴涂祯刻本《盐铁论》。此后，白口黑口已无规律可寻，从这两点可以看出：第一，同一地区所刻之书，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第二，同一时期所刻之书，也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从洪武起，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等十一朝，图书版本一般都是四周双栏、粗黑口，少数为细黑口。经厂本行宽字大，开本也大，官刻本、私刻本皆仿效，所以经厂本也是粗黑口的楷模。

墨色

明代刻本同宋元本相比，用墨稍差，早期和中期刻本还好，万历以后，多用煤烟和面粉代替墨汁，成本倒低，但煤烟易于脱落，有时一个字、一行字或一段文字，要么是一团黑，要么是把字印得模糊难辨。故毛春翔先生在《古书版本常谈·明刻本》中针对用墨的弊端大发感慨，这种代用墨水，烟煤易于脱落，书叶成为大花脸。明季刊本，往往见之恶异常，令人一见生厌。惟万历年徽版书，墨色有极精者，如所见《淮南鸿烈解》、程幼博《墨苑》、方于鲁《墨谱》之类，真所谓墨色青纯，可爱之至。”

装潢

明初的刻本还有蝴蝶装的，如洪武三年刻的《元史》即是。一般通行包背装，内用纸捻钉之，封面好的用青绿绫面，普通则用青绿纸面。现在宁波天一阁藏书中多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几乎都是包背装。若以时代而论，嘉靖以前多包背装，至万历时才逐步变为线装。线装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眼针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眼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