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宗旨

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化曾给周边国家和民族以很大影响。今天，人们将历史上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汉文化区”。她不仅包括中国，同时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后者又被称作“域外汉文化”。域外汉籍是域外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有关政治、道德、历史、宗教、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也包含少量流传海外但在国内已失传的文献。其重要性，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近年来的发展尤为迅猛。但国内一直未有从事这一研究领域的专门机构，难以系统、持续地展开。有鉴於此，南京大学於2000年2月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以推动这一新兴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域外汉籍研究所以域外特别是日本、韩国、越南所藏汉籍为中心，致力於东亚汉文化的整体研究，这一研究对东亚的文化建设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更具有以学术为纽带，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消除隔阂、增进理解的意义。

域外汉籍研究所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礼相绝；主张多方取径，避免固执偏狭。总之，即倡导并实践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

研究计画

1、 期刊系列：每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一辑《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字数在40万以上。目前已出版第一辑（2005年）、第二辑（2006年）。

2、 资料系列：有计划地出版“域外汉籍资料丛书”，目前已出版《朝鲜时代书目丛刊》（9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在今后三年中出版以下资料集：（1）域外中国文学评论资料集（韩国卷），约150万字；（2）日本十五至十九世纪宋诗研究资料集，包括苏轼、黄庭坚、惠洪、陆游等，约600万字；（3）朝鲜时代杜甫研究资料集，约60万字；（4）日本江户时代《世说新语》注释集成，约50万字；（5）日本诗文评汇编（汉文卷），约120万字。以上资料总字数近1000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

3、 研究系列：出版“域外汉籍研究丛书”，近年拟出版以下十二种：（1）《清代诗话东传之研究》；（2）《朝鲜时代汉文学典范研究》；（3）《古逸书回传之研究》；（4）《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研究》；（5）《朝鲜时代汉文化启蒙教育研究》；（6）《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7）《域外所藏稀见唐宋文献之实证性研究》；（8）《越南汉喃避讳字研究》；（9）《杜诗在韩国的传播及影响》；（10）《东亚汉籍交流研究法举例》；（11）《日本汉诗论稿》；（12）《宋人撰述流传丽鲜考》等。 设立宗旨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阐释，努力推动现代人文科学方法与美学研究的结合，从美学维度推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

科研项目

“985创新地区项目”

“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之子课题：民族认同概念研究（周宪）

中国少数民族审美认同机制研究（王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从现代到后现代（周宪）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三代***的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研究（王杰）

当代文学变体和形式创新问题研究（赵宪章）

意境的哲学基础——从王弼到慧能的美学考查（李昌舒）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

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趋势研究（王杰）

江苏省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王杰）

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

研究型大学文学专业系列教材（周宪主编）

审美人类学概论（王杰主编）

学术活动

不定期组织多学科学者就美学和当代中国艺术中的重要现象进行研讨和对话。美学研究所成立一年来，已于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美国匹斯堡大学许倬云院士、德国弗赖堡大学迈兹教授合作进行过三次研讨，研讨会记录稿陆续发表。 简介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成立于2003年6月27日，为国内首家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是应用社会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语言研究的机构。国外比较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有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和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的特点是将语言学研究与本科教学相结合，为有志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本科生提供尽早投入科研实践的机会。南大社会语实验室的研究重点为语言变异、语言变化，以及社会现实中的语言和交际问题。

研究项目

南京城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实验室项目）

南京防疫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实验室项目）

《言语社区理论研究》，社科基金预研项目，徐大明

《本土汉语与域外汉语协调策略研究》，江苏省社科规划项目，郭熙

《字母词规范研究》，国家语委十五规划项目，郭熙

《南京方言语音数据库》，社会科学院项目，顾黔

《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调查研究》，中美合作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顾黔

《进行中的变化：包头言语社区15年后的再调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徐大明

《包头语言社区历时口语语料库建设》，实验室项目

《一个中国乡村亲属称谓的变异机制》，付义荣

《广西壮族聚居区多语、多方言现象研究》，杨玉国

《方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郭骏

《音译词的文化考察》，张娟

《白领阶层的语言变异》，刘英

《包头言语社区语言变异研究》，祝晓宏

《盐城方言入声字变异现象研究》，任竞春

《关于南京大学学生对PTH及PTH水平测试态度的调研》，丁令德

《重庆方言重叠式研究》，周艳

《南通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管娟娟

《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研究》，陈婷婷 《全清词》是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达的国家级大型重点古籍整理项目。项目要求参照前人编纂《全唐诗》、《全宋词》的做法，将清代300年的词作搜罗齐备，按一定体例汇集编纂，整理校点，然后出版成书，成为有清一代词的大型总集，为学术界研究这一薄弱环节提供方便。由于清代距现在时间很近，资料分散且基本上未经有效整理，所以难度非常大。

1982年，该项目下达南京大学，随即成立了《全清词》编纂研究室，从1982年至1989年，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并主要进行了“顺康卷”的编纂。“顺康卷”几经曲折，最后于2002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凡20册，850万字。

《全清词》拟分5卷，即“顺康卷”、“雍乾卷”、“嘉道卷”、“咸同卷”、“光宣卷”。“顺康卷”以下各卷的编纂现正在进行中。 南京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1月。主要工作内容，一是常规性地招收和培养博士、硕士生；二是培养或引进有关人才，使得中文系在明清文学研究方面的某些薄弱环节尽快得到弥补；三是在开展传统研究的同时，积极发展新的方向，从不同方面，全方位地同国际学术界对话；四是从事《全清词》的编纂。

2000年5月，明清文学研究所成功地主办了 “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学者60馀人参加会议，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会议论文集《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已于2002年10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明清文学研究所由张宏生教授担任所长。 古典文献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第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之一，也是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直属研究所之一，以整理中国古代文献、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

本所在首任所长程千帆先生、第二任所长周勋初先生领导下，经过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努力，在古典文献的整理、考订和理论阐发诸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形成了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赋予传统的古典文献研究以现代学术品质的严谨踏实的学科特色。本所在继承朴实雄厚的学风的同时，又不断开拓发展空间，如将古典文献研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进行古籍整理与研究，如加强海外汉学文献与域外汉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等，不断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

本所具有较雄厚的科研实力和较丰富的资料积累，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古籍整理与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古典文学等，在中古文献整理、三至十三世纪即魏晋南北朝至宋代文学研究、石刻与艺术文献研究、佛道藏文献研究、文献学理论及实践研究、域外汉籍研究等领域，尤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与专长。

本所1985年被批准为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授予点，199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并与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共同构成南京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本所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科点紧密协作，承担了一批大型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如程千帆先生主持的《中华大典·文学典》，其中的《宋代文学分典》以及由本所卞孝萱先生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已出版；程千帆先生主编的《全清词》顺康卷20册也在南大百年校庆前面世；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荣获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以上几项重大成果，受到学术界同仁的广泛好评。

周勋初教授治学出入文史，所撰七卷本《周勋初文集》在新时期的传统文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卞孝萱教授有《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等十余种专著，新近出版《唐人小说与政治》；徐有富教授与程千帆先生共同完成高校古委会重点科研项目《校雠广义》，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又有《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郑樵评传》等专著出版；程章灿教授在《刘克庄年谱》、《魏晋南北朝赋史》、《世族与六朝文学》等数种文学史研究专著外，于石刻文献亦研究多年，已有《石学论丛》出版；曹虹教授有《阳湖文派研究》、《慧远评传》等著作，在散文史和佛藏文献研究方面用力尤勤；严杰副教授著有《欧阳修年谱》，武秀成副教授著有《〈旧唐书〉辨证》，赵益副教授著有《丘处机》、《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等，徐雁平讲师著有《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本所现有研究人员9人，其中教授4人（均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4人（均为硕士生导师），讲师1人。本所已培养硕士27人，在读硕士生22人；培养博士6人，在读博士生14人。除基础课程以外，每学期平均为本科生开设专题选修课2-3门，为硕士生及博士生开设专题选修课3-4门。本所编辑有学术集刊《古典文献研究》，已出版6辑，出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20余种。

本所现任所长为程章灿教授，名誉所长为周勋初教授。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的正式建立历史并不长，其前身为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欧美文学、西方文学理论向为该学科教学与研究之重点，张月超、赵瑞蕻二先生在上述领域内的研究颇多建树。八十年代，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大陆出现，本教研室又是国内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单位之一。作为该学科带头人，钱林森的中法文学比较研究、杨正润的传记文学研究均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并有广泛的影响。科研之外，该学科点亦素重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培养，迄今已培养出数十名硕士。1998年，该学科被批准为博士点，2000年被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研室现有在编教师5人，其中教授2人（均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3人，教研室主任为余斌副教授。学科点的主要研究方向有欧美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传记文学研究等。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该学科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一，视野开阔，注重融汇新知，汲取其他学科之长，在多学科的边缘交叉处寻求、开拓新的学术空间。其二，注重学问基本功夫，强调理论与实证的结合，力避该学科容易出现的空疏肤浅、大而无当的毛病。其三，重视学术的国际性，关注国外学术动态，重视国际交流。近年来已成功举办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并且主持着具有国际色彩的学术杂志《跨文化研究》。该学科点承担了多项科研项目，如教育部项目“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现代传记文学史”等。

1

      《宋词赏析》一书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沈祖棻教授的遗著，是从她多年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积存下来的有关宋词的著述中选录出来的。全书分三个部分：北宋名家词浅释、姜夔词小札、张炎词小札。其中北宋名家词浅释部分占了全书大部分的篇幅。据程千帆教授（沈祖棻丈夫）在本书后记中所说，《北宋名家词浅析》是一部没有写完的讲课笔记，作者这一部分讲稿是根据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要求——了解词的艺术技巧特别是婉约派的作品而讲解的，而且讲得很详细。姜、张两家词札记是从她手批的四印斋本《双白词》中辑录出来的，批语有详有略。后记里提到的关于苏轼等三篇专题论文此本（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未选。

2

      现代女词人沈祖棻先生在1944年致老师汪东的信中写到：“受业向爱文学，甚于生命。曩在界避警，每挟词稿与俱。一日，偶自问，设人与词稿分在二地，而二处必有一种遭劫，则宁愿人亡乎？词亡乎？初犹不能决，继则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此意难与俗人言，而吾师当能知之。”生命攸关之际宁可词留而人亡，可见诗人将词放在了高于生命的位置上。

      清人赵翼在《题遗山诗》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王国维也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两句话映射在沈祖棻身上便恰恰像是一句谶，家国动荡与民族苦难成为其一生诗词创作的永恒主题。

      沈祖棻外孙女张春晓发表在2000年第7期《百年潮》上的《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兼记外祖母沈祖棻的坎坷一生》一文，以涌动着的浓烈而低沉的深情与喟叹回忆了外祖母的一生。

      在她青年时期，大家庭趋向瓦解并逐渐分崩离析。在大学生涯中，她得到汪东、吴梅、黄侃、汪辟疆等国学大师的悉心指点，又得以和诸多学友相互切磋学问。1932年春，她在大学二年级时，以一曲《浣溪沙》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作了沉郁的书写，其中“有斜阳处有春愁”成为传诵一时的佳句，她遂被称为“沈斜阳”。这时她和诗友们在金陵古城四处吟唱，享受着爱情和友情的甜蜜，可惜美好的时光只有五年。

      她此后的一生既饱经时代忧患，又历经种种个人的不幸——诸多的坎坷和沧桑、不尽的期望和等待，更有更深重的悲哀和绝望。但是她的词作却正是这些多舛的命运之后有了更沉郁的思想感情，有了更高的艺术境界。

      曾经读到了沈祖棻先生的几个令人动容的故事，也将之在此一并做记录。

      某次，沈先生因被确诊为腹中生瘤，不得不前往成都动手术。在面临手术的危险时，沈先生自述“所遗恨者，一则但悲不见九州同，一则从寄庵师学词未成，如斯而已。”亦是极伤心语。幸好手术也还算是成功，可就在手术后的一个夜晚，医院失火，沈先生在别人的搀扶下仓皇逃出，所有衣物悉被烧毁，仅人得以幸免。她的《宴清都》一词将劫后悲喜之情一一写出，其小序云：“奔命濒危，仅人获免。千帆方由旅馆驰赴火场，四觅不获，迨晓始知余尚在。相见持泣，经过似梦，不可无词。”夫妻情谊由此可见。

      十年浩劫中，他们夫妇同遭迫害，备尝艰苦。在得到丈夫从下放的沙洋农场来信，信中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时，祖棻写了一首七律：“合卺苍黄值乱离，经筵转徙际明时。廿年分受流人谤，八口曾为巧妇炊。历尽新婚垂老别，未成白首碧山期。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此诗苦味深情，极为感人，也算是对他们夫妇婚后近四十年生命流程的总结了。

      另外读到一个有关程千帆先生、沈祖棻先生和高文先生的故事：沈先生仙逝后，程先生为她整理出版了词作全集，趁赴郑州开会时到开封转交高先生。高先生拿到全集后慢慢翻阅一遍，说：“你这个全集不全。”程先生大惊，说：“怎么可能，我已经全部收录了！”高先生默默走进卧室，从床底拖出一只柳条箱，从柳条箱中取出一只皮箱，从皮箱中取出一个锦盒，从锦盒中取出一方丝帕，丝帕上题写了一首词。高先生说：“这个你没有，这是师妹送给我的。”说完，二老抚掌大笑，继而默然无语。

      听这个故事时，大笑之后深感悲切。白云苍狗、世事变幻，暮年忽忆少年事，真是可感可叹！

3

      简记一些阅读感受

      可以毫无迟疑地说，沈祖棻先生在词创作理论上是有真知卓见的。她的《宋词赏析》成为现代有影响力的词学理论书籍。以大家之笔写小书，回归到关注文学的审美特性、注重分析词作的艺术技巧和文学价值的批评之路。沈先生的学者之笔赏析得严谨透切，当得上唐圭璋先生所说的“剖析精微，体察分明”。当详处，不厌其详；当略处，点到为止。既注意结构布局、艺术手法的具体分析，又举一反三，总结艺术规律。

      相对于其他诗词赏析类的作品重在思想内容的解读，《宋词赏析》更偏重于艺术手法的分析，且选择的多为婉约词。沈先生从探求作品的实际出发，带领我们去触摸词作的细致细腻之处，所谈之处无一言废话，往往有独到见解。用语精当，鉴赏不拖泥带水。

      其实，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做起来是很不容易。首先要求作者对词的格律、词的语言和词的表现风格有比较熟练的掌握，其它有关的知识和功力如词的发展过程及其流派，时代风气与词作家的关系，作品中的名句和前代诗词的继承、发展和比较，对前代词论中精辟见解的阐明，乃至词人的身世、交游等等，也是重要的环节。撇开这些去谈词，只能是肤浅的、不全面的，乃至是错误的。因此，就一点来说，艺术手法的分析比思想内容的阐述难度更高。

      《宋词赏析》的作者自己就是一个有很高造诣的词作家，正因为她有自己创作甘苦的体验，对前人作品的分析也就能够做到眼光敏锐，而又论析严密，丝丝入扣。

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一诗诗题曾在1949年后引起过许多学者的关注。从1959年学界对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开始，到七十年代程千帆先生和施蛰存先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分别提出各自的意见，至今未有定论。学者关注此诗题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诗题于流传中异文颇多，不知哪个更接近原貌;二是题目中某些字词意思于今难懂，不知应作何解。笔者在此提出一个新的可能，与学人共同商讨，并望方家予以指正。

一

中华书局最新版王锡九先生《李颀诗歌校注》中对此诗诗题的注解主要引述了程千帆、施蛰存两位先生的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在今天看来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下面就此一一进行分析。

（一） 施蛰存先生认同《河岳英灵集》版的诗歌标题，认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这是李颀自己写下的原题”，“《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都照录原题，可知编者都了解题义”。诗题标点应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而其他版本的致误之由是：

《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在评论李颀时，引述这首诗说：“又《听弹胡笳声》云……”他把诗题简缩为五个字，而在“声”字上读断，这是第一个读破句的人。后人跟他误读，下文的“兼语弄”云云就无法理解了。

施先生解释“声兼语弄”，认为“声”的意思是声音，“语”的意思是胡语胡乐，“唐人对西域来的音乐或歌曲，都比之为胡语”，“弄”则是琴曲，所以此四字是在形容董庭兰弹奏的《胡笳十八拍》“兼有胡笳和琴的声音”（施蛰存《唐诗百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这一解读有两个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李颀此诗作于天宝年间，《河岳英灵集》编纂于天宝末年，前后相差至多不过十余年，不应存在编者读破诗题的情况，除非殷璠看到的诗题已令他感到不解，也即是说此诗题传至殷璠已出现讹误。试想，若同为天宝人的殷璠尚且读破句，后来《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的编者们比殷璠更了解题义的可能性有多少？

其二，将“语”解释为“千载琵琶作胡语”的“胡语”实在有些牵强。检唐诗中若有“胡语”意者，必按一“胡”字。因为琵琶属于胡琴就将琵琶诗中的“语”都解作胡语，进而将其所咏乐曲皆视为胡曲，又以此证明其他音乐诗中出现的“语”也皆为胡曲之意，这样的推断恐怕不妥。随便拿几首诗就可以证明：“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昵昵儿女语”（韩愈《听颖师弹琴》），一是琵琶一是古琴，难道二者所描写的都是胡曲？况且在古代音乐文献中，能否把“胡语”跟“弄”相连并用也值得考虑。以此看来，《唐诗百话》中对此诗题的解释较难成立。

（二） 程千帆先生在《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诗题校释》中认为李颀此诗诗题流传有误，并做出相关校释：

一是“弄”字指琴曲，但是与“声”字并见不可解，因此“弄”或为释“声”字义混入正文的衍文;二是“寄语”及“兼寄语”应当为连文。“寄语”在诗歌中常见，“兼寄”在唐人诗题中常见。同时“语”和“语弄”并非音乐术语。因此程先生认为此题目应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题目传抄错误的步骤可能是《十家诗集》系统先衍出“弄”字，《河岳英灵集》系统又在此基础上乙“语”与“寄”。《唐诗品汇》系统讹误最大，先衍后乙再缺“声”字（程千帆《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诗题校释》，《程千帆选集》，辽宁古籍出版社）。

程先生的校释也有三点值得商榷。

其一，“寄语”一词的色彩义及其使用习惯。“寄语”一词字典义概括为“传话，转告”，但从感 彩上看，它通常有一种语重心长的、或较凝重或类似传达经验的、犹有深意的味道。如：

寄语后生子，作乐当及春。（鲍照《代少年时至衰老行》）

寄语同心伴，迎春且薄妆。（刘希夷《晚春》）

寄语边塞人，如何久离别。（孟浩然《同张明府清镜叹》）

寄语何平叔，无为轻老生。（刘禹锡《寓兴》其一）

寄语双莲子，须知用意深。（李群玉《寄人》）

包括程先生文中引到的杜甫《驱竖子摘苍耳》“寄语恶少年，黄金且休掷”等也是如此。这其中杜诗“寄语杨员外”（《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员外绾》）有些不同，但此诗题既已标明是“戏呈”，这种“寄语”当属朋友间的诙谐口吻。所以从用法上看，李颀似乎不该因为听了董大的美妙琴曲就犹有深意地“寄语”房管，纵观全诗也并无一丝戏谑之意。此外，检索今存《全唐诗》《全宋诗》，尚未见诗题中有“寄语”二字者。

其二，程先生说“弄”是琴曲术语，可能最初是“声”字释文，因此而衍。但在古代音乐领域，“声”和“弄”的内涵外延并不相同，不当出现以“弄”解“声”的现象。

“声”有时特指五声，有时指某乐器发出的声音，如琴声、笛声、琵琶声、胡笳声等，在乐曲中也指某种声音或情境的表达或再现，比如说琴曲中有凤凰声、胡笳声，“声声犹带发冲冠”（贾岛《听乐山人弹易水》）等。

“弄”在器乐中有两义，动词为演奏音乐，名词为乐曲。《说文》：“弄，玩也。”玩乐器就是演奏乐曲。《世说新语·任诞》中桓子野为王子猷吹笛篇说，桓“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即是。后来应是由动词派生出名词义，所以乐曲也叫“弄”，于是出现以“弄”为曲名者，如同乐府中的“歌”“行”“引”之类，如嵇康《琴赋》：“改韵易调，奇弄乃发。”《南史·隐逸传》载：“宗少文善琴，古有《金石弄》，为诸桓所重。桓氏亡，其声遂绝，惟少文传焉。”等等。再后来其成为古琴的一种专用曲式，如刘宋谢希逸《琴论》：“和乐而作，命之曰畅……忧愁而作，命之曰操……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乐府诗集》卷第五十七《琴曲歌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而大概正是由于最后一个涵义，让之前的学者们习惯于把目光集中在诗题中的“语弄”和“弄”上。

但是由此可见，“声”绝不是“弄”，“弄”也绝非“声”，二者不应互释。岑参有《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起二句曰：“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是很明显区分了“歌”与“声”。郭茂倩《乐府诗集》引唐刘商《胡笳曲序》说：“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许健解释这段话说：“他（笔者按：董庭兰）是把‘声’加工成‘弄’的。”（许健《琴史新编》，中华书局2012年版）可见“声”是“声”，“弄”是“弄”。观岑参此诗诗题与起句跟李诗有相似之处，而李诗起句“蔡女昔弹胡笳声，一弹一有十八拍”也正是刘序里的意思。

其三，程先生所见《十家诗集》《河岳英灵集》《唐诗品汇》三个系统虽都是明刻本，但《十家诗集》系统所出最晚，《十家诗集》刊于万历年间，其系统中最早的《唐诗二十六家》也刻于嘉靖年间。《唐诗品汇》却成书于明初，最早刻本出于弘治。为何晚出的反而讹误最少？

二

由于李诗流传最广的几个版本诗题意思确实难解，笔者顺着程先生的思路认为此诗题在传抄过程中产生讹误的情况是极有可能的。在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讹误可能，与学人共商：“语”字或是“调”字之讹，“语弄”应是“调弄”。“声”字或为衍文。理由如下：

（一） “语”与“调”

讹误可能性：形近而讹。

“调弄”二字或本应是连文。从题目传写看，常见四个版本的差异主要在“声”“兼”“语”“弄”“寄”五个词素顺序或者有无的不同上。但不论如何调换，“语弄”两个词素总是连在一起的。说明很可能此二字在原始版本中就相连：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河岳英灵集》等）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十家唐诗》《全唐诗》等）

《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唐诗品汇》等）

《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文苑英华》）

“调弄”成词，且是音乐术语，运用广泛。“调”和“弄”本各自有义，合为一词在音乐上有两义。做动词时“调”音阳平，指演奏音乐，特指弦乐，如方干《听段处士弹琴》：“几年调弄七条丝，元化分功十指知。”做名词则读去声，泛指乐曲、曲调。如宋代《张协状元》戏文第二出：“适来听得一派乐声，不知谁家调弄？”钱南扬校注：“谁家调弄，犹云‘甚么曲调’。”（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中又进一步说明这里的调弄指弦乐：

所谓调弄，当不同于“吹”曲破断送，应为琵琶之类。（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调弄”可以用来称呼各种弦乐曲。如唐诗中白居易有诗题《带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此是琵琶;宋太宗《缘识》其二八：“阮咸初立意，偷得姮娥月。……堪听诸调弄，勾锁无休歇”是写阮;欧阳修《三琴记》“其他不过数小调弄，足以自娱”，陶宗仪《说郛》载宋僧居月《琴曲类集》“凡诸调弄，诸家谱录尽分三古”，则都是写琴。从琴的领域看，“调弄”跟“弄”意思相似。

若从“弄为古琴术语”这一视域中跳出看，诗题写作“调弄”也是完全合理的。

以“胡笳”为名的琴曲在唐代很是流行，今见至少有“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弄”“胡笳引”“胡笳曲”等几种不同称呼。而董庭兰在历史上也确实以整理、演奏胡笳曲闻名。除了前引刘商《胡笳曲序》：“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还有元稹《小胡笳引》“哀笳慢指董家本，姜生得之妙思忖”等可为证。“董家本”即指董庭兰整理的《胡笳》谱。

综上所述，可以说刘商《胡笳曲序》中的《胡笳曲》《胡笳弄》正是李诗题目中的“胡笳调弄”。若此说成立，则“调”讹为“语”的时间应该很早，因为今见最早的宋刻《河岳英灵集》就已如此。因此很可能是先有此讹在前，导致后人对此诗题模棱两可，于是有了后来各种版本文字顺序上的调换。

（二） 关于“声”字是否为衍文

衍文可能性：衍诗歌第一句“蔡女昔造胡笳声”中的“声”字。

统观唐代音乐诗，尚未发现“听某人弹某声”的用法。李颀有《听安万善吹觱篥歌》，王昌龄有《听弹风入松阕赠杨补阙》，白居易《听弹湘妃怨》，贾岛《听乐山人弹易水》，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李贺《听颖师弹琴歌》等等之类，结构均是：

听+（某人+）弹/吹……+某曲（+赠/寄）（+某人）

其所表述的听弹音乐都是完整乐曲，而非某“声”。且一首诗题中有“声”有“调弄”也略显繁琐。

《唐诗品汇》无“声”字。《唐诗品汇》完成于明初，且被学者公认为“精审”之作，保留了许多前代珍贵文献遗迹。高棅独在此书中于诗题未加“声”字，应该不是漏刻，而是有其他更早版本为依照。

但是“声”字究竟是否确为衍文还值得思考，因为今见宋本《河岳英灵集》中殷璠已简称其为“《听弹胡笳声》”（影宋本《河岳英灵集》，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若为衍，则或者此处与诗题皆衍，如此则很有可能殷璠看到的诗题已经有此衍文。若不衍，则或者因为“声”与“调弄”毕竟不同，因此用一“兼”字，胡笳声不成曲调，展示过后再弹完整的《胡笳》。

三

据此，笔者提出还原此诗题的三种可能：

第一种：《听董大弹胡笳调弄兼寄房给事》。这是于文义而言最顺畅的诗题。若如此，则各家在讹“调”为“语”的基础上：《唐诗品汇》乙“兼寄”“语弄”;《河岳英灵集》衍“声”字，又乙“兼”“语弄”;《二十六家》衍“声”字，又乙“兼寄”“语弄”。

第二种：《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调弄寄房给事》。这是最符合奥卡姆剃刀原理，兼顾可见最早版本和讹误最简的诗题。“声”指琴奏出胡笳乐声，“调弄”指作为完整曲子的胡笳曲。若如此则《河岳英灵集》只讹“调”为“语”。

第三种：《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调弄房给事》。若如此，“调弄”当指调弄谱，与白诗《带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题目相类似。诗人听了胡笳曲顺便把曲谱寄给房给事。“声”字若衍，则“胡笳”指胡笳曲;“声”字不为衍，则胡笳声指奏出胡笳味的琴音。若如此，《唐诗二十六家》只讹“调”为“语”。

以上三种可能的来源或许分属三个系统，且都有更早本子可依。

一个是《唐诗品汇》系统，上文已有分析，此不赘述。

一个是《河岳英灵集》系统。上文提到的宋刻《河岳英灵集》是迄今可见载有此诗的最早本子，明本诗题文字与之相同。

一个是明刻《唐五十家诗集》系统。《唐五十家诗集》中此诗题目与前文提到的嘉靖《唐诗二十六家》及之后《十家》《百家》等各多家诗题文字相同。今学者考证认为该书刻于弘治前，其中收录的个人诗集与可考之宋元本诗集间有密切关系（影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其中《李颀集》收诗109首，与今见最早的正德刘成德刻本《李颀集》（87首）很是不同，与记载中存诗118首的陆涓本或其他别集刻本来源应该也不同，很可能亦另有宋元本可依。而后来的《二十六家》等多家诗诗集对李颀诗的选刻很可能源出此本。

因此，仅从版本上看，虽然《河岳英灵集》为宋刻，依然很难说明哪个系统文字更接近作者原著，也无法由此断定“声”字究竟是否为衍文，这一疑问还需求教于方家了。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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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的性格分析

蕲春黄季刚，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之一，他的一生烙下无数时代潮流的印记：新与旧、激进与保守、放荡不羁与谦虚严谨交织在一起。黄侃的性格中有不少这样的南北两极，看似互相排斥，实则矛盾统一。

在辛亥革命之前，黄侃在湖北和日本从事革命，之后他辗转国内各著名大学教书，治学严谨，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黄侃师承章太炎、刘师培，薪火相传，培养出范文澜、 金毓黻、杨伯峻、龙榆生、陆宗达、殷孟伦、程千帆、潘重规、徐复等著名学者，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狂狷，孤傲，疯子，名士，好游历，好读书，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黄侃留给后人一串关键词和趣闻轶事。

黄侃虽放浪形骸，却事母至孝。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即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黄侃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到日本。黄侃返回日本后，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是否可以这样说，黄侃像爱母亲一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他对国学的天然情感。正是因为这种情感，他将著述看得神圣，他做学问非常严谨，因为他深知“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

“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弟子程千帆这番话可谓知人善论。1935年10月5日，黄侃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于三日后去世。就在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他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读书问学，研究国故，既有时代潮流的需求，更重要的则是黄侃有发自内心的动力，支持他度过半个世纪的人生。

黄侃拜师章太炎

1905年，黄侃至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在早稻田大学，他遇到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时的同学宋教仁。当年8月，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黄侃列名会籍。

1906年5月章太炎到东京，入同盟会，任《民报》总编辑。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逾万人，竞趋章太炎门下请业。黄侃也随众往谒。刚到门前，见壁间大书四语，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本是引用东汉戴良的话，黄侃见后，觉得章太炎太狂妄，殊难接近。这一次黄侃见章太炎，并没有“但愿一识韩荆州”之想，想来两人都是孤傲之人，后来有人形容这一对师生为“一对疯子”。

黄侃经常看《民报》，对章太炎的文章极为钦佩。章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为革命派的喉舌。因为刊有章太炎的文章，报纸在留学生中很受欢迎。通过对《民报》的不断阅读，黄侃对章太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渐渐消除了误解，从此，他也不断为《民报》撰稿。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的赏识。一天，章太炎看到黄侃写的一篇文章，大加赞赏，立即写信约见，许为天下奇才。章太炎与黄侃结识，或许也有宋教仁的引荐。

1907年秋，章太炎听说黄侃将归国省亲，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未立即答应。章太炎说道：“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遽然起，即日执贽往，叩头称弟子。随即偕苏曼殊搬入小川町章太炎住所，日相追随，在学习音韵、说文的同时，积极为《民报》撰稿。章太炎亦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尝叹曰：“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北大教授黄侃

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

1914年2月，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继而，又被移到龙泉寺，并派巡警守门，后又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某宅（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黄侃此时正接受北大之聘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前往探视。见章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侍奉老师，同时请他讲文学史。此时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黄却主动前来作伴问学，患难见真情，章深为感动。一连数月，黄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师生秉烛谈学，直至深夜。但一天深夜，警察却强行把黄侃驱逐了出去，且不准其他客人来访。章氏见黄被逼走，见客自由又被剥夺，愤而绝食，后在马叙伦巧妙劝说下才放弃绝食。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侃在北大讲课的神态和音容。黄侃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后为陆侃如夫人）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黄侃与黄门侍郎

黄侃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被称为“黄门侍郎”。在众多弟子中，有三位弟子关系特殊。一位是黄菊英，黄在武昌高师任教时的学生。1923年，黄菊英在武昌高师毕业，同年黄侃与黄菊英在武昌黄土坡结婚。黄侃娶了自己的学生，和鲁迅许广平、沈从文张兆和一样，在民国学界文坛轰动一时。一位是黄焯，黄侃的侄子。黄焯作为黄侃学术的继承者，积累了黄侃论学及批校古籍的丰富资料，陆续整理出版。黄焯以其堂叔黄侃为榜样，“50岁以前不著书”，所以他的著作皆在70岁以后结集而成，并陆续刊行于世。另一位是潘重规，成了黄侃的女婿。

黄侃在中央大学时期，和刘太希谈起近年考入中央大学的潘崇奎（重规）。黄侃兴奋地说，在众多试卷中，只有潘生，文笔精美，且字字是“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常到黄侃住处请教。黄侃说此生可谓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赞赏之情，溢于言表。非常巧合的是，刘太希也非常兴奋地告诉黄侃，潘生是他的外甥。黄侃也觉得这是奇缘，急忙询问潘生订婚否？当得知尚未订婚，黄侃说自己的女儿正待字闺中，与潘生堪成匹配。后来，潘崇奎果真娶了黄侃的女儿。

1929年11月27日，黄侃带领学生潘崇奎前往上海为章太炎先生祝寿，黄侃将门生潘崇奎引见给章太炎。章太炎问其所学，至为激赏，并为其易名重规。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授，从不对学生提及当年革命事。他的学生绝少知道他和黄兴曾是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有史家认为，黄侃为《大江报》撰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社论，是武昌起义的序曲。黄侃去世后，潘重规才醒悟他为何不言当年革命事，潘重规写道：“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

黄侃教学不拘一格，给“黄门侍郎”留下深刻印象。他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学者程千帆对此也有同感：“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

黄侃“是一个有山水胜情的人”，喜欢和弟子一起游览风景名胜，游兴大发之际，吟诗抒发胸臆，能作诗者深得他的欢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是孙世扬、曾缄二人。孙世扬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弟子与黄侃交游，获益匪浅。陆宗达因能喝酒能抽烟，深得黄侃喜爱，常和他一边吃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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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宋人轶事汇编

作者：周勋初主编

豆瓣评分：93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6

页数：1280

内容简介：

新编《宋人轶事汇编》二十卷，收录人物二千多人，上起五代十国入宋而主要事迹在入宋以后者，下至入元而主要事迹在入元以前者。较近人丁传所编旧著，篇幅倍增，且网罗更为齐备。全书人物编排次序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唐人轶事汇编》相同，首列宋代诸帝及后妃、宗室、王子、公主，次列宋代各朝人物，由宋入元的人物，均以其活动时代先后为序；末列不易确定具体时代者，则以所出资料之年代为序。全书以人为目，主要事迹依时间先后为序排列，年代不详者则大体按类编排。对所收资料，一事而涉及数人者，悉列于主要人物名下，其它人物处则酌情以参见法提示。本书堪称宋代人物轶事的翰海，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同时饶有文化趣味，更可供读者品味赏读。

《宋人轶事汇编》新编的筹划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在其支持下，随即承担了《唐人轶事汇编》的编纂任务。此书一九九五年正式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并于一九九九年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一等奖的荣誉。其时继唐代文史研究的高峰之后，宋代文史研究也已进入佳境，程千帆先生随即与我商议，希望我所再接再厉，继续编写《宋人轶事汇编》一书，贡献于宋代文史学界。

程千帆先生是宋代文史学界的权威学者，他在使用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的过程中，深感此书已经不能满足学术界的要求，以为我们可将编纂《唐人轶事汇编》的成功经验，应用到宋代文史研究中去，为学术界提供一种崭新的《宋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亦颇以《唐人轶事汇编》的成功协作为可行之举，立即与我联系，希望继续合作。只是《唐人轶事汇编》的三位编者，均为我古籍所内教学与科研上的骨干人员，此时任务日重，势难再花数年功夫来承担编纂任务，于是我与各界反复商议，决定重新组织队伍，从事这项新的工作。

最后落实，这一著作的具体编纂工作也由三人承担。其中葛渭君先生的情况较特殊，并不任职于文教单位，但他出身于平湖葛氏，乃一书香世家，因而精熟文史类的典籍，有《词话丛编》补编、续编、外编共一千万字行世。周子来先生为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长期担任宋代文学的教学，于此自然研究有素。王华宝先生原为江苏凤凰出版社的编审，自二○一二年起，调任东南大学教授，对于古代典籍有广博的知识，且有埋头苦干的精神。三人先行积累资料，分别纂集，后由葛渭君集中纂成长编。自一九九八年起，这项工作持续达十五年之久。在这过程中，葛渭君承担的部分分量最大，付出的劳力最多，贡献尤为突出。周子来对初稿反复审读，写出了详细的审读意见，并负责‘凡例’与‘引用书目’的编纂。为了防止底本上文字的讹误和材料上的缺失，我又请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的博士生马培洁、赵庶洋、王东、温志拔、孙建峰等人与原书一一核对，发现问题后再行改正。王华宝则在全书的目録与引用书目的增补与考订上下功夫。我则负责人员分工，制订体例，规划工作进程，审读样稿，且向古委会申报立项，最后由我定稿。然我因年迈体衰，已不能一一躬亲细务，遂又请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严杰教授磨勘一过，多方加工，而在人物的年代先后与一些重要人物自身事迹的编排上，用力尤多。由此可知，此书之成，实赖众力。《唐人轶事汇编》、《宋人轶事汇编》二书的编纂，前后达二三十年之久，严杰均在其中出了大力。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筹划这一系列的编纂，今以耄耋之年看到二书之成，有益于传统文化的发扬与传承，不胜欣慰之至。

作者简介：

周勋初，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有《高适年谱》、《韩非子札记》、《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唐语林校证》、《文史探微》、《唐人轶事汇编》（主编）、《册府元龟》校订本（主编）等数十种著作。

前几天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最早的七言绝句是什么时候有的？有怎样的历史？

前言

七言绝句就是四个七言句组成的诗，简称七绝。七绝和五绝一样，有近体诗有古体诗。

我们都知道七绝在唐朝达到了顶峰中的顶峰，但是如果说最早的七绝出现在什么时候，恐怕就不太好回答了。

我们可以先从唐朝一步步的看一看，七言绝句的特点。

一、 唐朝七绝的古体与近体

了解七绝的诞生与发展，首先要了解基本的旧体诗知识。

旧体诗中有近体诗和古体诗，符合格律诗的是近体诗，不符合格律的是古体诗，因此绝句也有古绝句和律绝句之分。

南北朝开始研究四声八病以后，诗的格律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到了初唐时，格律的规则渐渐确定，因此绝句中出现了大量的古绝句与律绝句并存的现象。

其中五绝中的古绝句非常多，例如李白《静夜思》、孟浩然《春晓》、贾岛《寻隐者不遇》等等名篇多不胜数。 在《唐诗三百首》中，五言古绝句和五言律绝句几乎分庭抗礼，这也基本反映了五言古绝句的生命力之旺盛。

但是七绝格律化非常明显，其中的近体七绝非常多，古体七绝极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唐诗三百首》中七绝一章，我们耳熟能详的七绝几乎都是律绝句（近体绝句）。例如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大多数绝句都是近体绝句。

《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除了失黏折腰的韦应物《滁州西涧》外，李白的这首《送孟浩然之广陵》中“人”字出律，除此以外，似乎都是律句。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注：“人”字出律。

虽然律绝句和律化特征明显的七绝（有人称为拗体七绝）占了唐朝七绝的大多数。不过七绝中仍然有一部分完全是古体的七绝，例如李白的《登庐山五老峰》特意使用古体诗的句式：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

平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

孟郊的《洛桥晚望 》 （仄韵)

天津桥下冰初结，洛阳陌上人行绝。榆柳萧疏楼阁闲，月明直见嵩山雪。

平平中仄平平仄，中平仄仄平平仄，中仄平平中仄平，中平仄仄平平仄。

七言绝句为什么古体这么少，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七言诗在唐朝以前不是主流，唐朝以前七言诗很少，而七言绝句就更少，所以不如五言古绝句那么有影响力。

七绝在唐朝开始发展的时候，正是格律规则越来越严格之时，所以作七言绝句的诗人，习惯于直接格律化。

可以看出，七绝不是唐朝才出现的，那么之前的七绝是什么样呢？

二、隋朝的七绝

《北史》 卷76列传第64记载了一段故事：

子十二人，楷通议大夫，弘金紫光禄大夫，整左光禄大夫。整尤骁勇，善抚御，讨击群盗，所向皆捷。诸贼歌曰：长白山头百战场，十十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千万众，只怕荣公第六郎。

隋朝名将荣国公来护儿有12个儿子，其中六儿子来整授左光禄大夫，作战时尤其骁勇，平定南方叛乱时所向披靡。因此有歌唱道，有多少官军也不怕，就怕荣国公的老六。

即使在唐朝，七言绝句也常常被当做歌辞演唱，可见这种风俗至少在隋朝就已经出现了。

这首七绝除了第二句以外，都是律句，也是一首律化的古体七言绝句。

长白山头百战场，十十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千万众，只怕荣公第六郎

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为什么隋朝也有律化的七绝呢？再上溯到南北朝，看看当时是什么情况？

​三、南北朝齐梁以后七言绝句的特点

在南北朝的齐梁时期，出现了诗歌史上的重大事件，就是以沈约为主的永明体诗人开始把四声八病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从此诗歌开始了格律化。

从此以后，诗人作诗开始注意隔句押韵，注意四声的区别，甚至出现了完全合律的格律诗。只是在南北朝时期的格律诗常常出现失黏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初盛唐仍然挺常见，例如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等。

在这以前的诗，常常有句句押韵的情况，在齐梁以后，可以看到单数句（首句可押可不押）大多是白脚。

体现在七绝上，就是第三句开始不押韵（白脚）， 例如庾信的七绝《代人伤往 二首》：

杂树本唯金谷苑，诸花旧满洛阳城。正是古来歌舞处，今日看时无地行。

青田松上一黄鹤，相思树下两鸳鸯。无事交渠更相失，不及从来莫作双。

这两首七绝都是四句二韵，1、3句白脚，2、4韵脚。这种押韵和后来的绝句一样。

又如梁简文帝的《夜望单飞燕》是首句和2、4句押韵，第三句不押韵：

天霜河北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

我们从唐朝往前回溯，会觉得这样押韵呢很正常呀，因为后来的绝句押韵方式都是这样的。但是以前的诗人并不特别在意隔句押韵的问题。

熟悉格律的朋友都能看出来，这三首并不符合格律诗平仄、黏连的要求，当然都是古体诗。梁简文帝和庾信都生活在永明体诗人诞生之后，因此可以看出他们的诗句中都有律化的现象。

四、绝句和绝，最早出自何处

那么最早的七言绝句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先说说“绝”句的出现。

其实绝句这两个字，最早出现在齐梁时期，我们都知道南朝梁、陈诗人徐陵《玉台新咏》中有古绝句四首：

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古绝句其一》

另外更早一些，刘宋时期的诗人吴迈远传下来一首五绝：

伤歌入松路。斗酒望青山。谁非一丘土。参差前後间。

在《南史》卷七十二、列传第六十二记载了吴迈远这个人的狂傲：

又有吴迈远者，好为篇章，宋明帝闻而召之。及见曰：「此人连绝之外，无所复有。」迈远好自夸而蚩鄙他人，每作诗，得称意语，辄掷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数哉！」

这个吴迈远被宋明帝认为除了作诗以外，基本是个废物（判断基本正确，这个人替叛军写檄文，坐桂阳之乱诛死）。

这里用了“连、绝”二字来代表诗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称为“绝”的文章。

五、最早的七绝

齐梁以前，在东晋时有一首《豫州耆老为祖逖歌》，《晋书》 列传第三十二中记载：

（祖逖）尝置酒大会，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乃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豫州刺史、奋威将军祖逖（就是闻鸡起舞的那个人）为当地百姓爱戴，在一次宴席上，老人们歌唱赞颂祖逖：

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思歌且舞。

再往前，又有东晋王嘉编写的《拾遗记》中，记录有曹魏时期有七言四句的歌谣《行者歌》：

文帝(曹丕)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帝以文车十乘迎之，车皆镂金为轮辋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咽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为“尘宵”。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名曰“烛台”故行者歌曰： “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 此七字是妖辞也。

魏文帝迎娶灵芸被认为不祥，当时有人唱了一首七绝：

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

从这两首可以看出来，一首押仄韵，一首押平韵，共同点是句句押韵，和后来第三句不押韵的绝句还是有区别的。

再往前上溯，春秋末年的《逸周书·周祝解》中，下面这一段隐藏了一首七言绝句：

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剥，自谓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杀其牛，荣华之言，后有茅。 凡彼济者必不怠。观彼圣人必趣时。石有玉而伤其山，万民之患故在言。 时之行也，勤以徙，辟召道者，福为祸。时之从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曰：费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沈祖棻(1909-1977)先生认为，其中有28个字可以说是七言绝句的始祖：

凡彼济者必不怠。观彼圣人必趣时。石有玉而伤其山，万民之患故在言。

沈祖棻先生是近代著名的诗人学者，有"当代李清照"美誉。和其丈夫程千帆先生合称"程沈"，二人曾经合作著有《古诗今选》、《古典诗歌论丛》、《古诗今选》、《唐人七绝诗浅析》等。

结束语

七言诗在唐朝前并不受文人的重视。七言绝句真正的发展是在唐朝， 初盛唐时随着李白、王昌龄等人大量创作七绝，使得这种诗体越来越受到诗人的青睐，作品也越来越多，到了中唐和晚唐时，七绝数量比初盛唐又增加了数倍。

七绝在唐朝的发展，很大原因是七绝被唐人作为乐府歌辞使用，类似于当时的流行歌曲形式。王士祯在《唐人万首绝句选序》中特别指出：

考之开元、天宝已来，宫掖所传 、梨园弟子所歌 、旗亭所唱 、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尔。故王之涣'黄河远上' 、王昌龄'昭阳日影'之句 ，至今艳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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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作有《校雠广义》、《史通笺记》、《文论十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闲堂文薮》、《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等。 1 程千帆 《目录学丛考》 上海中华书局 1939

2 程千帆 《文学发凡》 金陵大学 1943

3 程千帆 《文论要铨》（即《文学发凡》的修订本） 开明书店 1948

4 程千帆 《文学批评的任务》 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 1953

5 程千帆 沈祖芬 《古典诗歌论丛》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4

6 程千帆 《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5

7 程千帆 缪琨 《宋诗选》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8 程千帆 沈祖棻 《古诗今选》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79

9 程千帆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0 程千帆 《史通笺记》 中华书局 1980

11 程千帆校 沈祖棻著 《宋词赏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2 程千帆校 沈祖棻著 《唐人七绝诗浅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3 程千帆校 沈祖棻著 《涉江词》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14 程千帆 《文论十笺》（《文论要铨》的修订本）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15 程千帆 沈祖棻 《古诗今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6 程千帆 《古诗考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7 程千帆 《闲堂文薮》 齐鲁书社 1984

18 程千帆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英华》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19 程迁帆校 沈祖棻著 《涉江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20 程千帆校 《沈祖芬创作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21 程千帆 唐文编 《量守庐学记》 三联书店 1985

22 程千帆 《治学小言》 齐鲁书社 1986

23 程千帆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日译本） 日本东京凯风社 1986

24 程千帆 杨扬编 《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25 程千帆 孙望 《日本汉诗选评》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26 程千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