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自产生以来，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巴蜀文化也衍生了或者间接促进了我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关于巴蜀文化的渊源吧。

巴文化、蜀文化源远流长已有5000余年发展历程，在中国上古三大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地域文化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巴蜀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摇篮，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从秦汉到近、现代巴、蜀产生了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张木式、杨升庵、张问陶、李调元、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匠，在许多文化领域，诸如汉赋、唐诗、宋词、巴学、蜀学、史学、道教、天文、易学等方面，都处于全国前列。巴、蜀的文化和宗教，与齐鲁的儒学、三晋的法学、荆楚的道家，共同形成了祖国古代文化的显著特色。

巴蜀地区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和主经之地，自古与西南各族和南亚各国保持着密切交往，巴蜀文化影响了西南各族乃至南亚诸国，使巴蜀文化冲破了自身的地域特色进而具有大西南意义和国际文化交流意义。

“巴蜀文化”作为学术术语提出已近50年，郭沫若、卫聚贤、顾颉刚、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任乃强、缪钺、张秀熟、邓子琴等国学大师对巴蜀古史传说、古代历史、民族、学术、宗教和考古等方面进行开拓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划时代的成果。

在西南地区，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等素来是巴蜀文化研究的带头人，50多年来先后出版和发表了约450余种论著，巴蜀考古也获重大成果，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以成都“宝墩文化”命名的古城遗址发掘，三峡古人类遗址的发现，都凝聚了川大学人的心血。

1999年川大师生对三峡李家坝原始人遗址的抢救性发掘，被评为该年度“十大考古发现”。博物馆4万余件以巴蜀及西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物收藏，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条件。

四川大学早在1991年即已成立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并接受邵逸夫捐款修1000余平方的“中心”大楼。1997年开始的“211工程”，又将巴蜀文化研究列为重点建设课题。

该中心与实体型研究所古籍所组合成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所，该所丰富的藏书和专职研究队伍，为全面开展巴蜀文化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有中国古代史、考古学、专门史三个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为巴蜀文化高级人材培养提供了学术保障。

中国的茶文化有记载最早始西汉，源于邛崃山脉蒙山之上，被陆羽称为西蜀茶称圣。

很多人认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中外大范围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始，其实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200年，一条鲜为人知的经贸大通道就已经在运作了， 它就是由蜀商开拓的“蜀身毒道”，后世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这条中国古代的国际商贸通道以成都为起点，经今云南、缅甸，到达身毒(印度)等南亚各国，总长2000多公里。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之前，这条路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商品贸易。蜀商为了商业利益开辟了这条贸易通道，同时这条南方丝绸之路也成就了蜀商极高的商业地位，他们将蜀地的商品销售到国内外的广大地区，影响之深远为后世所惊叹。

史家对西汉蜀商的记载, 最早见于司马迁《 史记》 和班固《 汉书》 。 战国时期巴蜀的繁荣与富庶离不开这些蜀商。到了西汉，巴蜀地区以成都为代表的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成都的户数高达76256户，仅次于首都长安的 80800户，成都与长安、临淄并称为当时全国的3大城市。

成都平原

成都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北方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而且成都还是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那时可是当之无愧的“北上广”一线城市啊！

早在南方丝绸之路还未显露于世之前，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蜀商就已经在这条商路上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最先着墨的就是蜀商，分别是卓氏和程郑，被司马迁列为西汉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之首。司马迁如此看重蜀商，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蜀商的能量实在是太大了，他们遍布国内的长安、番禺等通都大邑，而且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这里提到蜀商把蜀枸酱千里迢迢经过西南夷地区贩至南越国。

蜀地的丝绸很早就通过“蜀身毒道”远销南亚，被印度阿萨姆人称为“蜀布”。考古发现，蜀商很早就开始与印度、缅甸进行商业来往了。 20世纪80-90年代，在成都附近的广汉三星堆商周时期的遗址出土了若干海贝、象牙等文物，生物学家考证这些物品的产地只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证实了蜀商与印度、缅甸的商业往来。

不仅是南亚，蜀商也开辟了中亚市场。1936年在中亚的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出一座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城—亚历山大城，城址中发现了许多中国的丝绸，也被认部分是蜀商运抵的。公元前4世纪是中国的战国时期，可见蜀商的商业影响力之大。

蜀商还将商品和蜀文化传播至南越国，在今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领玉璧、玉璋等，都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物样式一致。

在东北亚，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以北的巴雷泽克谷地曾经出土不少中国丝织品，朝鲜平壤附近的墓中出土了一批蜀布和广汉郡的漆器，都被认为与蜀商有密切的联系。蜀商的商业足迹覆盖面广，是因为他们很早就通过蜀地的各条对外商贸通道与国外进行经贸往来，在当时无疑是开创性的。

张骞出使大夏时，发现了当地有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对蜀商的商业表现很是惊讶，并报告了汉武帝。

《史记·大宛列传》提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据研究表明，早在商代蜀商就已经往来于“蜀身毒道”上。西汉时期，蜀地外贸主要输出蜀锦、茶叶、漆器、铁器等产品，当时卖到身毒、大夏的物品不不止邛竹杖、蜀布，只是张骞只看到了这两种罢了。

而蜀商对外贸易的成功也无疑极大鼓舞了汉武帝和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决心，并影响了中国和世界2000多年。

巴蜀大地在人们印象中，那可是闭塞，交通不便的代名词，以至于唐朝大诗人李白那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家喻户晓。

既然是交通不便，蜀商是怎么将商品运出蜀地，从而做出这么大的成就？这不仅让人好奇心倍增，其实这是有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我们就来看蜀商是如何做到在商业领域独步天下，成功致富的。

蜀商在商界的成功以及将商业贸易扩张到国内外广大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巴蜀地区远离战火硝烟，独特的地理环境，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蜀商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巴蜀地区位于西南腹地，地形易守难攻，利于防御和自身生存。自从公元前 316 年巴蜀地区纳入秦国版图之后，作为秦国的后勤基地，蜀地一直处于相对和平安宁的政治环境之中，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反观其它地方，不仅经历了战国七雄争霸和秦国统一战争，在短暂的喘息后又发生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战火四起、满目疮痍。西汉统一天下后，由于战争的摧残，各地商业贸易恢复也非常缓慢。

而巴蜀地区，受战争的直接冲击小，社会经济保持了稳定，社会经济和工商业均得到较好的保护，商业发展一枝独秀。

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汉书·地理志下》:“巴、蜀、广汉 本 南夷,秦 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从夏商开始，蜀地农业便持续发展，至西周时期蜀地己经成为重要的富庶农业经济区。

除农业外，丰富的自然资源还为冶铁、、盐业、纺织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优良的自然条件，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相互促进，使得人们衣食富足，产生了极大的商品交换需求，为蜀商经商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2、历史上蜀道的不断拓展也为蜀商与外界交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便利条件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但四川盆地封闭式的地理环境，令其对外交通十分不便，道路难行，但地理的不便和封闭却挡不住古蜀人对外开放交往的决心和意志。早在先秦时期，四川盆地与北方的汉中、关中地区，西北甘肃、青海地区，南面的云南地区，东面的湖湘、江浙地区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开辟出无数条通往外界的曲折道路，许多陆路也由人行马驮的小道拓展为走马行车的大道。

据考证，当时蜀地通往外界的道路有嘉陵道、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剑阁道、阴平道、米仓道、越雟道、僰道、南方丝绸之路(今称)和长江上游的水路等十余条，这些都为蜀商与外界商业贸易提供的非常便利的条件。

蜀地陆路相对难行，但水路交通却非常发达，发达的水路离不开那些优秀的中华先祖。大禹在川西高原岷山地区及川东重庆地区治水;春秋时期，开明帝鳌灵凿玉垒山，分引岷江水入沱江，减轻了岷江对成都平原的危害;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治理岷江，修筑都江堰工程，将岷江分为内、外二江，内江流经成都城外，东流而下，在嘉州与青衣江汇合，至今宜宾与金沙江相汇，因而古代成都的水上交通十分便利，成都平原更是沃野千里。

李冰父子

正是由于古代先民对于岷江的开发和利用，令航运极为便利，沿岷江而下即可东入长江，经三峡，出夔门，可直达吴楚。

《战国策》载:“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徇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指岷江)，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巴蜀水路交通的发达，也使得军事行动得以顺利开展。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秦将司马错、张若在成都等地造船积粟，率巴蜀之众10万，大舶船万艘，米600万斗，日行300里，浮江伐楚”；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萧何发蜀地“万船”载军粮沿江而下支援前线；汉武帝时期，江南、山东发生水灾，汉武帝两次诏令调拨“巴蜀之粟”以解江南之困，数以万石的巴、蜀之粟即通过岷江一长江航运运至灾区，赈救灾民。

可见巴蜀地区因为水路交通发达，不仅成为秦汉帝国统一天下的后方基地，也是和平时期救助灾民的重要通道，更是蜀商将商品畅通地销往国内外广大地区的交通大动脉。

先秦时期的蜀国就有多条联通外界的通道，既有由岷江、沱江通向巴、楚，汇入长江而抵吴越的水路;又有北联关中、南接滇僰的陆路;还有水陆相继通达南越的商道。西汉时期蜀地道路交通建设也如火如荼，可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最终让蜀商的商业活动更加便利，将商品行销全国乃至国外。

3、秦汉两朝持续对巴蜀地区进行开发和建设，大量移民的涌入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为蜀地经济和商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蜀商也为之崛起。

秦惠文王灭巴蜀之后，为巩固统治和开发巴蜀开始大量移民。《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輙徙其豪杰於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

秦国以及其它六国大量的贵族、工匠、豪强地主、富商巨贾，纷沓而至蜀地，他们很多人从事工商业，从而发家致富，前面提到的卓氏和程郑就是优秀的代表。

巴寡妇清

另外秦汉时期国家的鼓励政策使得商业发展得以兴盛。秦始皇曾对以畜牧及贩卖织物致富的乌氏倮和开采丹砂的巴寡妇清倍加赞赏。

《史记·货殖列传》有如下记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羊。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赀。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之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也

这里的意思是说乌氏倮和巴寡妇清，因为有经商头脑、懂得致富受到秦始皇的赞赏。到了西汉时期，汉惠帝、吕后、汉文帝都出台了很多吸引移民，发展商业的优惠政策。其中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对巴蜀商业的发展最为利好，文帝赐宠臣蜀郡南安人邓通拥有严道铜山，可以私自铸钱，于是邓氏钱布天下。

蜀商掌握先进冶铸技术与汉初朝廷对私营盐铁的宽松政策相互作用，让蜀地冶铁业迅速发展成为蜀地的龙头产业，并推动了农业、手工业、交通建设、商业等其他行业的发展。

商人地位在法律上虽然不高，但实际获利却最好，“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成为真实写照。

武帝时期，政治上在西南夷、南越统一置郡，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政策，抑制了私营工商业;另外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北方丝绸之路”取代“南方丝绸之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蜀商的发展势头，但蜀地仍然依靠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和丰富的物产资源持续推动蜀地的商业贸易发展。

秦汉两朝持续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和建设，给蜀商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为蜀商做大做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蜀商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开拓冒险精神也是其能富甲天下的重要原因

商人都是非常头脑的，蜀商更是那个时代杰出的代表，他们会发现地理区位优势，利用巴蜀丰富的矿产获取利润。就如蜀卓氏看中了临邛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就迁移到那里，除了铁矿资源，他还了解到这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和良好的商业氛围，不久他就富甲天下，成了西汉前期首富。

冒险精神也是蜀商的优秀品质，为了追求丰厚利润，蜀商跋山涉水，飘洋过海将他们的商品带到西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他们敢于开辟新的贸易商道，与尽可能多的人进行商业往来，有时为了取得高额利润也敢以身犯险从事走私贸易。

巴蜀地区经济繁荣，物产资源丰富，而蜀地南面的西南夷、南越则经济相对落后，对巴蜀地区的铜、铁、竹木、纺织品等需求很大，于是蜀商就将铁器、蜀布等商品贩至西南夷，以交换西南夷的马和牦牛等，双方各取所需。

秦朝时曾管理西南夷一些地区，秦朝在这些地方设置官吏管理，当时的西南夷与巴、蜀、关中之间商业往来很多。但汉朝建立之后，汉武帝之前西南夷、岭南等地区并未完全并入中国版图，加之北方匈奴边患严重，汉朝专门应对匈奴，就关闭了蜀地与西南夷的要塞通道。

当汉朝关闭了这些要塞通道后，蜀商为了获取利润，有的冒险犯法向这些地区出口被汉朝法律所禁止出口的粮食、武器等;一些蜀商越境贸易或进行边境市场贸易也未持有汉朝政府颁发的‘符’、‘传’、或‘过所’等，对此行为汉朝廷是采取严厉打击态度的，汉武帝时期就一次就处决了长安城里涉嫌有走私行为的500多个商人，但在丰厚利润诱使下，蜀商仍然以身犯险。

汉朝前后西南夷先民形象

《史记·西南夷列传》:“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 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窃出商贾就是指蜀商从事走私活动。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从秦惠文王灭巴蜀到汉武帝平定西南夷、南越，将它们纳入郡县管理之前，蜀商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冒险开拓精神利用巴蜀地区独特的地理交通优势，以丰富的资源为基础，在秦汉王朝政策的扶持下迅猛发展，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前就将蜀地的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和丰厚利润。

巴蜀文化·科技文化·伟大的科技成就

(1) 水利科学史上的奇迹——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岷江自峡谷进入冲击平原的交接点，在今四川都江堰市区(原灌县城)西侧，引岷江灌溉成都平原广大地区并利用渠道通航、漂木等。都江堰是我国保留到现在的最古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秦国并吞蜀国和巴国后，设置了蜀郡和巴郡。秦昭王三十年前后(前277年)，李冰继张若之后为蜀守，他是古代一位卓越的水利工程师，在王叕(音缀)等人的协助下，主持了这一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建设。都江堰与当时的郑国渠和灵渠一道被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关于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史书多有记载。《史记·河渠书》曰：“蜀守冰凿离堆，辟(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华阳国志·蜀志》曰：“……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蜀郡、广汉、犍为)，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都江堰古代叫“湔堋”、“湔堰”、“都安大堰”等，宋代才有人叫都江堰，取名于成都江(简称都江)，指过成都的府河及锦江。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当时一共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首先是修建渠首分水工程。《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冰凿离堆”，就是指此而言。早在春秋时代，蜀人已经在今都江堰市城南开凿了一条人工河，分引岷江水流入沱江，减轻成都平原的水患。李冰废弃了这个入水口，而在玉垒山下凿开离堆，引水注入内江的灌溉渠道，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流量，便于引水、防洪和排沙。凿离堆的工程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无疑是一伟大的创举。

其次是在离堆进水口以外，作分水堤，将江水分为内、外二江。《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壅江作堋”，就是指此而言。堋就是堰，《大平寰宇记》卷七十三说：“蜀人谓堰为堋”。李冰利用岷江左岸(东岸)的湔山控制江水，改变流向，减少流速;而在右边(即离堆西侧)修筑堤坝作为内外江的分水堤。为了观测水位，李冰还“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其标志是“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华阳国志·蜀志》)这是水则(标尺)的最早记载了。

为了灌溉和通航，李冰又“穿郫江、检江”(《华阳国志·蜀志》)，《水经注·江水》则说：“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并于湔堰上穿羊摩江，“灌江西”即灌溉岷江以西的地区。渠道遍布成都平原各县、市，现在还在穿过山区丘陵向东、南、北各区发展。从此以后，成都平原水灾大为减轻，有航运灌溉之便，使整个地区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

现在看到的都江堰堰首布置结构是两千多年来整修、改进的成果，但基本技术原理古今无根本区别。它的历久不衰与它的简便合理有关。它由宝瓶口、人字堤、飞沙堰、内外金钢堤、鱼嘴和百丈堰等部分组成。最重要的是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项建筑。鱼嘴下达金钢堤，分岷江为内外二江。外江是岷江正流，内江是引水干渠，由宝瓶口控制引水流量的大小。宝瓶口左岸是玉垒山，右岩为离堆。飞沙堰是内江分洪减沙入外江的工程，堰身的高度可使汛期入内江的洪水和大量的砂石由堰顶溢入外江。水太大时，堰被冲毁，洪水沙石直接泄入外江。三个建筑物配合，一般可以保证水小时足敷灌溉之用;水大时不致冲入内江成灾。大致在江水少时，内外江分流比例是内六外四;水大时是内四外六。百丈堰的作用是导流和护岸，人字堤的作用是护岸兼溢流，可以补飞沙堰溢洪之不足。

都江堰这一宏伟的水利工程，布局缜密妥贴，治理相当科学，充分说明了两千多年前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水平。至今许多中外水利工程专家去参观后，都惊叹神奇，认为是水利科学史上的奇迹。其工程技术原理，成为我国水利工程上的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2) 钻井术——自贡井盐

巴蜀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盐卤资源，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全国最重要的井盐产地。除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出产岩盐之外，四川的绝大多数地区只生产井盐。因此，四川的盐业，实际上就是井盐业。四川井盐历史悠久，尤其是以其独具的钻凿技术、采卤鬻炼工艺，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突出地位，构成我国科学技术史、四川经济史上的瑰丽篇章。

井盐的天采，是我国古老文明发展的产物。起初人们利用天然盐泉，受惠于大自然的赐与，尚未具有认识和开凿盐井的能力。当我们的祖先进入定居的农业时期，为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便开始掘凿水井，故历史上曾有过“伯益作井”等传说。到商代，甲骨文中的大量“井”字和“录”字表明，此时的水井，已备有栏棚、且使用辘轳汲水了。凿井技术的进步，为盐井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

秦至蜀汉，巴蜀盐业的最大变化就是出现并普及了盐井。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巴蜀地区的盐井，创凿于李冰任蜀守期间。说李冰“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盐井的开凿是我国盐业史上的一大革新。秦至蜀汉，巴蜀盐井，是我国的第一批盐井，在全国井盐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意义。但在秦统治期间，盐井尚未普及，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广都(今双流)县。此后，盐井的数量不断增大，产盐区由秦时的三县，达至魏晋时的十八县，隋唐时竟达数十州、县。誉满全球的盐都——今之自贡市亦开始崭露头角。

以四川盐井的外观而言，秦汉至北宋以前巴蜀各地盐井的共同特征是：大口浅井。开井前一般要经过勘探考察(当时往往是请巫师看“风水”)，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当时开一口盐井，往往需要五至七人经数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艰苦劳动，才能成功。当时凿井工具主要是锸、锄等，以此挖掘作业，故曰“掘井”。由于生产工具不精，兼之固井技术原始，以至井身结构并不完全一致，有束腰式、立桶式、坑洼式等。由秦至蜀汉，盐井井口由大到小，有一逐步发展过程。秦李冰时，“纵广三十丈”，称之为盐井诸陂池”，入西汉后，井口大幅度缩小，不再称盐井为“池”。到蜀汉时，又在广都县开凿“小井”成功。

如果开凿的盐井打到了盐卤，下一步就是从盐井中汲取卤水。汲卤的方法，各地不尽相同，有的浅井是用竹竿系上水桶，入井汲卤。多数地区则是“以牛皮为囊，数十人牵大绳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则泉脉渐竭，乃缒人于绳，令下井以手汲取;投之于囊，然后引绳而上”(《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五)。“役作甚苦”，劳动强度极大。到了唐代，部分盐井开始采用机械提卤，在井侧设大车，以人推车汲卤，用“大牛皮囊盛引水出之”(《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陵州·仁寿县》)。

北宋庆历、皇祐时期，四川井盐开凿工艺发生了巨大革新，川西南一带出现了新型的卓筒盐井。不论是深度，或是固井技术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这种新型的竹筒井用“圆刃”冲击顿挫代替锸锹挖掘盐井，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的竹筒为井壁的小口井代替大口井;以装有牛皮活塞的竹筒汲卤器代替牛皮囊，“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苏轼《东坡志林》卷四)，取水入灶，煎煮成盐。这种先进的凿井方法，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提高了功效。“大抵深者半载，浅者月余，乃得一井成就”(《天工开物》卷五《井盐》)。故私家小户均能开凿，所以卓筒井一诞生，就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它的兴创和推广，对四川井盐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钻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贡献。据文献记载，北宋仁宗时有各类盐井七百二十八余眼，产量达一千六百三十万斤。到南宋高宗时期有盐井四千九百余眼，产盐六千余万斤。由于井盐产量不断增加，尽管宋代四川人口不断增加，但仍改变了唐代四川井盐不能自给的状况，在宋代做到自给自足，不再仰赖外地供应食盐。

到了清代，四川盐业钻井技术获得了很大发展。钻井工具出现了多种形钻头和在钻头前后两面开凹形泥槽以及钻头加钢刃等技术，被称为“龙眼”，即在锉头上钻保险孔的技术也发明了。由于钻井技术的改进，钻井深度也大为提高，道光十五年(1835)钻出了井深为100142米的燊海井(在今自贡市内)，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口深超千米的井，燊海井的凿成，标志着清代四川钻井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在我国和世界钻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川井盐业采用先进科学技术的标志，是19世纪末第一部采卤蒸汽机车的诞生并在富顺盐厂(自贡治区)投产。蒸汽吸卤机车的问世，标志着四川井盐业开始进入近代工业行列。

清初全川井盐产地，按生产和运输惯例，自然形成五个生产厂区：其中以富荣盐厂最为有名(在当时的富顺县和荣县境内)。据有关统计，富荣盐厂在极盛时拥有盐、火井三千至五千眼，煎锅两万余口，年产食盐二十至三十万吨，产额占全川一半以上。其运销范围，除四川四十余州县外，还畅销贵州、云南和湖北的百余个州县，民国28年(1939)将富荣盐厂所在地独立为一个行政区，即现在的自贡市，这样“盐都”便成为自贡市的誉称。建国后，自贡井盐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制盐工业基础雄厚，已形成从地质勘探、钻井采卤、输卤制盐、综合利用、机械制造、运输销售到情报收集、质量监测、科研开发设计、教育培训等完整配套的体系，成为四川的盐业生产中心和全国最大的井矿盐生产、科研、情报基地，全市制盐基本实现了真空化。该市盐产量占全省一半以上，年原盐产量约占全国井矿盐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3) 天然气与石油

天然气是一种清洁的气体燃料，也是一种很好的化工原料。四川盆地，历来就有“油气之乡”的美称。早在两千二百年前，巴蜀劳动人民就在四川盆地发现了天然气，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已经钻出了天然气井。西蜀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气煮盐的地区。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早在秦孝文帝时(前250)，就曾派李冰太守在四川办盐、凿井、制盐养生。在钻盐井的过程中，首先发现了天然气。《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当时“取井火(即天然气)煮之，一斛水(卤水)得五斗盐”。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气的记载，早于西方国家一千余年。当时发现天然气的分布已十分广泛，如成都、华阳、双流、峨嵋、洪雅等地都有。日后许多史料证实，位于今邛崃市文井江上游的“临邛火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钻凿的天然气井。西汉扬雄《蜀王本纪》，即称“临邛有火井，深六十余丈”。西晋文学家张华《博物志》一书谈到蜀汉丞相诸葛亮曾亲临火井视察。公元557年，宇文觉建北周，特于临邛火井煮盐处设置火井镇;隋末时，升镇为火井县。明嘉靖末，张瀚入蜀记：潼川西“有火井，土人用竹筒引火气煎盐，一井可供十余锅，筒不焦，而所通盐水辄沸。”(《松窗梦语》卷二《西游记》)这说明，明代对天然气(低气压井)的利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到清代，对天然气的天发更有进一步发展，富荣盐场中的荣县更偏重火井开发，为后来富荣盐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四川盆地目前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气开采基地。到1975年，全川已建成数十处天然气田，勘探查明二百多处可能含油气的地下构造。1976年所钻的井大部分都在三千至五千米深，有个别达六千多米的超深井。其中主要油气田有泸州、自贡、江油等气田。70年代末天然气产量已超过五十亿方。

四川的石油矿产并不丰富，在四川矿业史中，就储量和分布而言，远不及金、银、铜、铁、铅、煤等矿，直到1907年才在资州(今资阳)开办了规模不大的罗泉井石油矿。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口石油竖井就诞生在四川峨嵋山下的嘉州(今乐山)。该石油竖井开凿的深度达九百米，开创了中国钻井取油的新时代。这个成就在当时居世界第一位，比北美和欧洲早三百多年。

(4) 造纸术与印刷业

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四川的造纸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两晋南北朝时期，四川的造纸业集中在成都地区。入唐以后，四川的造纸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益州(今成都)的造纸业最为发达，是全国著名的造纸中心。五代时，南唐李后主还特意派人“求纸工于蜀”(陈师道《后山丛谈》卷一)，仿造蜀纸，著名的澄心堂纸就是在蜀工的指导下创制出来的名贵纸张。

四川是著名的麻类作物种植地区，特别是蜀麻，质量好，产量多，所以这里的造纸原料，主要是麻。直到宋代，仍然还是“蜀中多以麻为纸”(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此外，四川地区也以树皮为造纸原料，最常见的是用桑科的构树皮制作皮纸，称为谷纸，亦称楮纸。在唐代，剑州、雅州、万州生产的蠲纸，也是以树皮为原料。

纸分生纸和熟纸两大类。生纸是指直接从纸浆中抄出晒干的未加工纸，熟纸是指对生纸进行过各种技术处理的加工纸。《唐国史补》卷下《叙诸州精纸》说，蜀纸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这些著名的蜀纸就是经过砑光(用细石碾磨生纸)、涂布(在生纸的表面先涂一层白色粉料，再砑光)、施胶(为防止纸张洇水，涂布后，施以胶矾)、染色(主要以黄蘖染纸，以防虫蠹。为了增加纸张的美观程度，也用其他染料染纸)、洒金(用金、银粉装饰纸张)、印花(在纸上印制暗花)等技术处理的加工纸，即熟纸。

四川纸张的规格，差别极大，通常分为大小两种，大纸多用于绘画、裱糊。当时的纸笺多是大幅纸。唐宪宗元和年间，寓居成都的女诗人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剩，乃狭小之”(钱易《南部新书》卷七)，从而创制出一种新样小笺，“短而狭，才容八行”(《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成都府·土贡》)，同时用胭脂把笺纸染成深红色。这种红色小笺既便于写诗，又显得十分雅致，因而深受文人喜爱，成为名噪一时的佳品而风靡全国。此后，四川的其他彩笺也都按照薛涛所创制的样式，改为小笺，通称为薛涛笺。

宋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较唐代有了很大进步，古代的造纸技术也发展到成熟阶段，造纸的产地和品种越来越多，纸的用途越来越广。特别是竹纸的发明和大量生产，标志着进入了造纸史上的新纪元。北宋时四川尚未生产竹纸，南宋时竹纸生产也很不发达。但宋代四川的麻纸、楮皮纸和各种加工纸，在唐和五代的基础上，仍有长足的发展，不失为全国的重要造纸基地。长期的生产实践，还使人们发明了水力捣浆造纸和认识到水中杂质对造纸的不良影响。所以当时纸厂往往建于靠近清水河流的岸边和山间清泉之处。既保证造纸用水，又利用水力捣浆。成都城南百花潭、浣花溪，水清异常，造纸最佳，这一带从事造纸的达数十百家之多，是著名的造纸基地。

宋代四川加工纸中，除继续生产唐代名噪一时的“薛涛笺”外，还出现了与“薛涛笺”齐名的“谢公笺”。谢公笺是谢景初(1019—1081)在成都浣花溪出意制造的十色书画笺，比“薛涛笺更为丰富多彩，为时所重。”加工纸中的水纹纸的品种，更比唐代为多。所谓水纹纸，是指迎光看时能显出帘纹以外发亮的线纹和图案的纸，以增加纸的潜在美。它的制作方法，一是在纸帘上用线编成纹理或图案，凸起于帘面，抄纸时此处浆薄，故纹发亮而显于纸上;二是将雕有纹理或图案的木制或其他材料模子，用强力压在纸面上，使纸上隐显纹理。现在世界各国通用的证券纸和信纸等水纹纸，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宋代四川水纹纸的品种很多，有布纹、绫绮纹、人物花木纹、虫鸟纹、鼎彝纹等，变化多端，千形万态，生趣盎然，别具一格。

宋代四川蜀纸不如徽纸、池纸轻细，不便于运输。这是蜀纸的一大缺点，限制了它的销路。但蜀纸厚重坚韧、洁白而耐折叠，不易磨损的优点，又非随手便裂的早期竹纸所能替代。因此，无论是唐代或宋代，印刷用纸，特别是对纸质要求高的书画用纸，大都用麻纸和楮纸。其中纸币因流通关系，磨损厉害，两面又要印刷各种复杂的图案和暗记，对纸张要求更高，几乎为蜀纸所独占。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四川交子，就是“制楮为券”，用蜀纸印刷的。以后全国各地的钱引、会子等纸币，亦都用蜀纸印刷。因此，尽管四川竹纸生产较江浙落后，但由于麻纸、楮纸、加工纸生产的发展，四川仍是全国重要的造纸中心之一。

四川造纸业的发展，为印刷提供了条件，大大推动了四川雕刻印刷业的繁荣。

印刷业是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在唐代开始形成的一个新兴手工业部门。雕版印刷是从印章、拓石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种复印方法，这种印刷方法，大约在唐代初期就已经出现。中唐以后，雕版印刷逐渐在民间普及，其中长安和成都的印刷业最为繁荣。唐末，成都进一步发展成全国最主要的印刷中心，宋人朱翌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成都)始有墨板”(《猗觉寮杂记》卷六)。《宋国史志》也说：“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书、小学(语言、音韵学)。”虽然雕版印刷并不是始于唐末的益州，但是四川在我国雕版印刷的创造阶段，确实占有重要地位，民间大量雕印农书、历书、医书、字贴和各种各样的佛、道书籍。

五代中原战乱，衣冠之家(官绅、学人等)多避乱蜀中，大批图籍流入四川。一时文人荟萃，诗词又极盛;佛道盛行，寺观林立，高僧名道辈出，信徒众多。这一切都促进了民间印刷业的发展。前蜀武成二年(909)，任知玄自出俸钱，雇佣良工，开雕印行杜光庭《道德经广义》三十卷，使人持诵(《古文旧书考》卷一)。后蜀宰相毋昭裔更是大规模刊印书籍。这就使四川的印刷业进入广泛雕印图籍的新阶段，为宋代四川印刷业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宋代的雕版印书事业较唐代有了空前的发展，成为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四川在唐代就经济发达，又出产印书的好材料——益州麻纸。从唐末到五代，四川一直是全国印刷中心之一，为宋代四川印刷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代四川经济较唐代发达，文人学者需要阅读和出版的书籍很多。加上官府的提倡，致使官刻和私刻图书都很发达。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发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质不佳。”四川和杭州、福建成为全国三大雕板印刷中心。四川印刷出版事业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唐代和五代，对当时和后代的科学文化的传播都起到了很大作用。雕版印刷广布于成都、眉山、什邡、双流、临邛(邖崃)、金堂、泸州、铜梁、潼川、遂宁、绵竹、嘉州、益昌(广元)、忠州(忠县)、资州(资阳)、夔州(奉节)等州县。而以成都、眉山雕版印刷业最为发达。

宋代的四川官刻图书，以雕印《开宝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三部巨著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开宝藏》的雕印是宋代第一次规模巨大的官府出版工作。全藏五千零四十八卷，刻板十三万块，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七字，历时十三年，从开宝四年(971)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竣工。这是佛教史上第一次开雕《大藏经》，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印行的一部佛经总集。《开宝藏》的雕刻，培养了大批雕印工人，积累了丰富的雕印经验，对推动四川和全国印刷业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此外，四川官刻图书尚有《周易》《华阳国志》《水经注》《三国志》等。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眉山漕司刻印的《宋书》一百卷、《魏书》一百一十四卷、《梁书》五十三卷、《南齐书》五十九卷、《北齐书》五十卷、《周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为版本学上有名的《眉山七史》，又称《宋蜀刻七史》。这七部史书版，历宋经元至明，曾多次修补重印，至今流传不稀，在全国很多大图书馆都藏有此类书的三朝本。

除官刻图书外，四川的私刻图书也很发达。私刻图书又分书坊、书肆和私家刻书，简称坊刻和私刻。私家刻书的目的，多是为了保存和传播文化，显名于世。坊刻图书则主要是为了赢利赚钱。特别是毋昭裔大量刻书，他的子孙在宋代以出售图书致富，更 了四川坊刻图书的发展，使私家刻书的风气大开。宋时成都辛氏，临邛韩醇、李叔廑，蒲江魏了翁，眉州(眉山)苏林，三台刘甲，都是著名刻书之家。广都(双流)费氏进修堂、裴宅、西蜀崔民书舍、眉山程舍人、眉山万卷堂、眉山书隐斋，都是著名坊刻印书之所。宋代四川私刻业主为了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还在世界上首创了两项保护印刷出版单位权益的规定。一是注明印行图书的单位，防止他人假冒。现残存宋蜀刻《新编近时十便良方》十卷，书末就有“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检用，请详鉴”字样(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之牌记》)。开创了印行图书，注明出版发行单位的规例。二是开创了“版权所有，不许翻印”的禁约。现存“五松阁”仿眉山程舍人宅王偁《东都事略》，自录后就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的长方牌记(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翻版有禁例始于宋人》)。

四川雕印的图书称蜀本、川本。宋刻蜀本同其他刻本相比有显著特点。一是宋蜀刻本数量多，流传广。“宋时蜀刻甲天下”(民国《华阳县志·艺文二》)，“吾蜀文集巨细毕备”(《太平御览》蜀刻本《蒲叔献跋》)。四川是保存和刊印图书最多的地区之一。在宋代和后代，我国很多图书都是根据宋蜀刻本翻印刊行，得以继续流传和保存。二是宋蜀刻本，依据古本雕刻，精于校勘，内容可靠。宋代四川的刻书家，往往是著名的藏书家和精通古籍、长于校雠的专家。他们在雕印书籍时，尽量依据原藏善本精心校雠。所以今天人们仍然十分重视宋蜀刻本，把它作为校勘古代文献的好版本。第三，宋蜀本还有板好、字好、墨好、纸好等优点。宋代四川雕版多用梨木，纹细质优，既能长期保存，又便于雕刻。广都费氏刻印的大字本《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也称龙爪本，以及今日传世的宋蜀刻《春秋经传集解》，字大如钱，墨光如漆，闻之犹有清香之味，都一直为人们所称誉。宋人叶梦得就认为“蜀本在建本之上”(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纸墨之佳》)。明人胡应麟亦说，“蜀本宋最称善”(《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宋代四川还印刷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套版印刷纸币，不但是印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货币史上也是一次革命。

两宋时期四川蓬勃发展起来的雕版印刷事业，在南宋末年元兵入蜀，四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焚掠下，受到极大摧残，四川印刷业一落千丈。明末清初四川大动乱，图书文物几乎荡然无存。到了清代，随着四川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也开始恢复发展，具有悠久传统的四川刻书业得到迅速复苏，并进而发展起来。乾嘉时期，四川书坊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外省的刻书技术和经验，随着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省人的大量入川开垦、作工、经商以及省内外文化交流，也传到了四川，促使四川刻书业更加兴旺发达。随着四川刻书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成都帮、岳池帮、重庆帮、绵竹帮四大帮口。按刻书的性质，又有官刻、学刻、寺刻、私刻和商刻等分工。在刻字印书的过程中，清代四川已在实践中形成了包括：备料、写版、画版、校对、清版、贴样、刻版、打样、校对、付印十项工艺流程。清代四川的书版除大量是整块版子雕刻而成外，活字印刷已较广泛使用。清代四川还出现了许多有名的画版、刻字工匠，他们以自己高超的写板、刻字技艺，刻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书籍，为四川雕刻印刷业的繁荣和保存四川文化典籍做出了贡献。

　　巴蜀文化的摇篮金山丽水 蕴宝含英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腹心地区大致与今日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黔涪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倚西藏，面积达57万平方公里。　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　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　巴蜀地形复杂多样，含盆地、平原、丘陵、山地、高原、高山诸种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巴蜀东部地形为典型的发育完整、周延无缺的盆状，四周为崇山所环绕，一般在海拔 1000一2000米之间，少数可达海拔3000—4000米。中部盆底低下平坦，地质上乃古代一内陆湖盆，盆底大致可以广元、雅安、叙永和奉节四地的连线为界，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形状象个菱形的大盆。 在盆地地貌图上，以华蓥山、龙泉山为界，我们可以用笔划出盆地内部西、中、东三个部分：　西为川西冲积平原，居于龙泉山以西，面积为90OO平方公里，是四川全省仅有的大平原。其中以岷江、沱江冲积成的成都平原为最大，为盆地中农产最盛、人日最密区域，古称“华阳之地”，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一个重要区域。　中为龙泉山与华蓥山之间的川中方山丘陵，已辟为梯田、台地，是全省最大的农业区。　东为华蓥山以东的川东平行岭谷，由西山（华蓥山）、中山（铜锣山）、东山（明月山）等大小20余条条状山岭和丘陵台地相间排列而成。这里的川江两岸是古代巴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区域。 盆地内山地约占40％，丘陵占51．9％，平原占7．2％。因地形多样，物产丰盈，资源丰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自古以来即为农业富庶之区。 “天府之国”的美誉，主要就是指的四川盆地。　盆地四周高山连绵，为盆地与邻接地区间的自然界线。盆地北缘为米仓山和大巴山，山外为汉水河谷盆地。盆地东缘为川鄂界上的巫山山脉，乃长江三峡所从出，其外为湖广盆地，古称云梦泽。盆地东南缘为武陵山脉，山间为施南盆地，属于湖北，以七曜山为川鄂分界线。正南缘为大娄山山脉，横亘其外为云贵高原。西南缘为大小凉山，山外为宁南高原。西缘为龙门山、邛崃山、夹金山和大相岭，山外为青藏高原东麓和横断山脉南端。　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对巴蜀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带来强烈影 响：一方面，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古称“四塞之 国”，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即古人所谓“人情物态，别是 一方”。另一方面，由于盆地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我国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 的过渡地带，处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这种东 与西、南与北的交汇位置，又促成了巴蜀先民很早以来就致力于突破群山 封锁、开拓对外交流的奋斗，使得巴蜀文化虽不可避免地具有农业文明的 封闭性和静态性，但它又明显地具有对外努力开拓的开放性。在巴蜀地 区，不仅由于环境的多样化和兼容性带来山林竹木、瓜果药材、北粟南稻、 桑蚕漆蜡等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巴蜀人巧思勤作、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兼收并蓄等传统的形成。只要跨出盆地，东出三峡，便与楚文化的孕育地江汉平原山水相通；北越秦岭、大巴山，便与秦陇文化的中心关中之地岭谷相连；走近西北，则与横断山脉的“藏彝走廊”路途相接。所以，司马迁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先民们以世世代代的努力突破了四周山地的阻隔，打通了若干条对外通道，促成了与四方的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形成巴蜀文化善于兼容和开放的明显特点。　巴蜀西部包括盆地西缘山地以西的高原和高山峡谷地区。西北为甘孜——阿坝高原，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南一隅。发源于岷山高原上的岷江上游地区，古称“江源”，是氐羌高原文化较早发展起来的地方，也是蜀文化的来源地之一。再往西则为我国西南横断山脉的北翼，山脊海拔均在4000一5000米以上。其中大雪山之巅的贡嘎山高达7556米，是四川第一高峰，白雪皑皑，冰川峰峡，被称为“蜀山之王”。这里山高谷深，岭谷高差往往在2000—3000米以上，是全国地表起伏最悬殊的地区之一。从北到南的大雪山、邛崃山和大凉山等南北向山脉是四川东部和西部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和农业分界线，东部和西部不同特征的地貌、气候、植被。农业和民族，均在这里分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境内大小河流约有1300余条，其中流域面积在500—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30多条，主要有长江（又称“川江”）、岷江（包括大渡河、青衣江）、沱江、嘉陵江（包括涪江、渠江）、金沙江（包括雅砻江）、乌江、赤水河等，都属于长江水系，只有极西北的白河和黑河（墨曲）注人黄河。东部盆地所有水系都由南北两方汇人长江，呈树枝状水网，流聚于盆底的最低部，全盆地的河流皆汇聚于长江，这是巴蜀文化具有强烈向心力的地理原因之一。　盆地内清河流的中下游与指曲山脉相关处，多成峡谷地形，这是巴蜀地理的又一个特色。如岷江婉蜒于龙门山脉褶曲的南端形成岷江小三峡；沱江中流横渡龙泉山而成金堂峡；嘉陵江下流截断沥鼻、温塘、观音诸山而成嘉陵小三峡；长江重庆以下，有铜锣、明月、黄草和剪刀四峡；奉节至宜昌，长江截断巫山有著名的长江三峡：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滩多水急的西陵峡；在峡江最大的支流大宁河上，又有出峡复入峡、大峡套小峡的上游四峡和下游三峡，人们一般称之为"小三峡”。巴蜀的众多三峡，构成天府旅游的突出特色和奇观，这是大自然的恩赐。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巴蜀文化生长、繁衍的温床，它不但造福于历史，而且造福于今天，还将继续造福于未来，直至永远。　巴蜀境域位于北纬30''上下，而世界同纬度地区的其他地区，如阿拉伯、伊朗、非洲北部及北美南部，正当北半球回归高压带，气流下沉，温热干燥，莫不为沙漠横亘区域。这些地方的古文明发生区域有如沙漠中星星点点的绿洲。而巴蜀境域则不问，这里没有同纬度其他地区的沙漠现象，而内部地形差异性极大，受不同季风环流的交替影响，表现为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等诸种气候和动植物的多种生长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部亚热带湿润气候和西部高原冬干夏雨气候两大类型。　东部盆地四面环山，冬季寒潮不易人侵，夏季焚风现象显著，具有冬暖、夏热、春旱，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湿度大，云雾多，日照少，秋季多绵雨的特点。雅安一带是全省雨量最多的区域，有“雨城”之称，“西蜀天漏”就是形容盆地多雨的特征。重庆市则因云雾多而被称为“雾城”。成都平原，古称“广都之野”，适宜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长，这里自古即是山青水秀，葱荔绿郁，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适于农耕的美丽富饶之地，故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西部高原地形复杂，海拔悬殊，因而气候变化很大，有多种类型，具有干雨季分明、日照充足。气温年较差小而日较差大的季风高原型特点。高原南端的金沙江、安宁河谷地区纬度较低，海拔较高，加以北部群山阻隔，气候独具一做既有干雨季分明的季风高原型特征，又有冬暖夏凉、四季不鲜明的低纬度亚热带型特征。　巴蜀东部和西部不同的地形和气候，带来这里生物圈内的兼容性和多样性，其植物种类比整个欧洲还多，是珍稀动植物的宝库。资源植物约有4000多种，其中珍贵的有古老的珙桐、连香树和水青树，有水杉、银杉、冷杉、云杉、银杏等高大乔木，有古老的铁树——苏铁，有各种杜鹃和花楸，不同时令开不同颜色的山花，烂漫幽香。还有箭竹、水竹、方竹、筇竹等 4 0多种竹类灌木层，是珍贵动物大熊猫食用的“粮仓”。遍布盆地中的楠竹、慈竹、白夹竹等则是几千年来用作建筑、农具、日用器物、工艺品、食品和燃料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在今天，以已开发的占地6万余亩的蜀南竹海和正待开发的占地超过10万亩的巴山竹海为代表的巴蜀竹海洋，又成为远近驰名的旅游胜地。　不同门类的野生植物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经济资源，其中单是各种中草药就有约4000种，川贝、虫草、川连、川芎、天麻、巴豆、巴戟天、蜀椒等药材，多年来驰誉中外，至今在全世界的中药市场上，仍以“川广药材”为其美称。　巴蜀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有脊椎动物1100多种，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列人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55种。举世闻名的大熊猫，今天主要生息在四川境内西北部的几处自然保护区内。金丝猴是栖于树上的“金发女郎”，它的法国名称叫做洛克塞尔安娜猴，是用一个俄国金发女郎的名字命名的。扭角羚是森林、灌丛和草甸之间的游民，角似羚羊但扭曲似牛，头似马但嘴有羊胡须，肩似驼但尾似鹿，被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夏勒命名为 “六不像”。还有小熊猫则是大熊猫的亲密伙伴。从历史渊源上看，它们都是一百万年到几百万年以前的古老动物，曾共同经受过第四纪冰川的严峻考验。《华阳国志》记载古代巴蜀贡献的珍稀动物有犀象、牦牛，还有山鸡、白雉，其毛皮羽绒很早已被开发。至于大熊猫，因它只吃竹子，不伤生命，不猎食其它动物，故古代即作为和平使者的“义兽”，命名为 “驺虞”，被人们视为神物加以保护。　优越独特的生态环境为巴蜀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很早兴起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晋人左思《蜀都赋》曾生动地描绘巴蜀古代生态是“原坟衍，通望弥博，演以潜沫，浸以绵雒，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的理想的“农业国”。在巴蜀封域内，平原、丘陵主要为水稻土、冲积土、紫色土，是省内主要农耕土壤，是孕育巴蜀竹篱茅舍、流水潺潺绕屋的“林盘文化”的生长地。山地为红壤、黄壤、棕壤，是主要的森林土壤，也是巴蜀“梯田文化”特色的孕育地。高山、高原广泛分布的高山草甸土，适宜生长各种牧草和灌丛。最早的牧羊人——氐羌在远古时代就已选择岷山作为生息地，这里也就成了巴蜀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华阳国志》记载巴地和蜀地不仅“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而且是“桑蚕麻芒”等经济作物的优良产地，是“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毡、踊、丹黄、空青、桑、漆、麻、苎”等土特产品的优良产地，还是荔枝、芳蒻、香茗、给客橙等奇珍异果的生产地和巴戟天、蜀椒等名贵药物的出产地。至今，巴蜀还受着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恩惠。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古称巴蜀。大致说来，盆地西部和中部地区称为蜀，盆地东部（即习称的川东）地区称为巴，而整个盆地连同周边地区则又通称为蜀。不过，巴蜀的地域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巴蜀文化区以及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大体上相适应的。　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文献里，巴与蜀是分称的，不论在地域范围、人类群体，还是在古国、古族等方面，巴、蜀之间都有着清楚的分野。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巴蜀合称的记载，从地域相连的角度反映了巴与蜀文化和人类群体的交流融汇。　巴字的本义，按照东汉学者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原为“食象它（蛇）”，是一种吞食大象的巨蛇。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巴字含义的不同解释，但多无确据，没有取得公认。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作为地域名称，它的涵盖面相当广阔，其中心区是川东、鄂西地区，还北达陕南、汉中之地，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地区，又南极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含有地、族、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的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　巴作为地域、民族和古国的名称，早在夏商时代就已著称于世。在《山海经》这部“古之巫书”里，记载有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臣子孟涂在长江三峡巴地主管神抵的事，又记载有“西南有巴国”的事。在其它古书里，还记载有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之巴，和川东嘉陵江流域的賨人之巴（板楯蛮）。　巴国最初立国在汉水上源一带，西周春秋时沿大巴山北缘向东发展，战国时代南移长江流域，溯江而上进人川东今重庆地区，从此重庆地区便成为了巴国大本营的所在。以重庆市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历代通称为巴，显然是同巴国大有关系的。　至于蜀字的本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葵中蚕”，再从其它古代文献综合考察，蜀就是桑蚕，它是现代家蚕的直接前身。　古代文献中记载川西北阳江上游地区有蜀山，居住其地的蜀山氏曾与黄帝族通婚，表明最早的蜀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蜀也是一个包含着地、人、族、国、文化等多层次内涵的复合性概念。在夏商之际，除岷江上游的蜀山氏而外，在四川盆地西部平原和汉中平原等地，还有并存于世而相互争雄的蚕丛、柏灌、鱼凫等三代蜀王，他们族群不同，活动地域有异，却都通称为蜀，意味着蜀的地域范围也是相当广阔的。殷墟甲骨文中和西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有关“蜀”的记载，殷周甲骨文中的蜀，指的是以成都平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边包括汉中盆地在内的古蜀国。正是这个古代蜀国，曾在商代创造过高度发达和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从商周时代直到春秋战国，古蜀国曾经几次发生王权更迭。公元前316年巴、蜀统一于秦后，秦在巴、蜀故地分置了若干个郡，而分别以巴郡和蜀郡为中心。这样，以巴和蜀分别作为川东、川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的这个格局连同巴和蜀的名称，便一同保存了下来。隋唐以后，巴和蜀虽然不再是郡、州、道的行政区划名称，但一直作为地区的代称在各种场合被广泛地加以使用，以致成为地域、人群和文化最重要的标志，直到今天。　重庆有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是古巴国的国都。在历史上，它的名称变化甚多，有过江州、巴州、楚州等名称。隋初改为渝州，取意于古渝水（嘉陵江），重庆位于嘉陵江之滨，故名渝州，所以重庆至今仍简称为“渝”。北宋徽宗时改名恭州。南宋孝宗时，其第三子恭王赵悍封于恭州，后来孝宗禅位，恭王继位为帝，是为光宗。光宗即位时，照例要将封地升州为府，遂取名为重庆府。从此以后，重庆一名沿用至今，今则为直辖市名称。　初源于距今4500— 3700年前的“宝墩文化”，标志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兴起。在距今3000年左右出现了今成都市区内以十二桥木结构建筑遗址为代表的城邑，在距今2000多年前蜀王开明尚在成都建立了蜀国都城。公元前311年秦国建成都城，是成都城市定型化的界标。从此，作为全蜀以至中国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的城名和城址所在地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动。　从现有的各种资料看，作为城市的名称，成都早在战国时代就已见于记载，四川青川战国船棺葬内出土的铜矛上铸有“成都”铭文，稍晚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有“成都”的记载。历史文献记载中，《史记》和《山海经》都提到成都的名称，这表明成都城名的来源是十分久远的。　“四川”这个名称，始见于宋代。宋真宗咸平四年 （1001年）设益、梓、利、夔四州路，治所分别为今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这四路，一般称为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在宋徽宗大观三年 （1109年）的诏书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将“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略称的开始。这以后，宋代设有“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职，就是中央派驻川峡四路的官员，都将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到元代就正式以“四川”为名，建立了四川行省。　元代的中央行政机构叫中书省，各地直辖于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叫 “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代在宋代的川峡四路基础上设四川行省，简称四川省，省治成都。从此“四川”一名沿用下来。 1998年3月行政区划调整，将四川分为今重庆直辖市和四川省。

巴蜀文化·巴蜀文化之源·“巴”“蜀”的由来

前面提到过“巴”和“蜀”最早是四川古代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