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南车的出现时间和发明者，有四种说法：

一、西晋崔豹所著《古今注》及《志林》等古籍说黄帝与蚩尤作战时，蚩尤作大雾，黄帝造指南车为士兵领路。

二、《古今注》及《鬼谷子》等古籍说周公（即周武王弟）作指南车，是因“越裳氏”来进贡，迷失了归路，周公造“五乘”指南车，为他们引路。

三、刘仙洲在所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中说指南车的发明应以古籍《西京杂记》记载为据，定为西汉。

四、王振铎在所著《科技考古论坛》中说“创造指南车者，当以三国时马钧为可信”，并引《魏略》所记来加以证明。

指南车是中国古代指示方向的一种车辆，也作为帝王的仪仗车辆。指南车起源很早，历代曾几度失传几度重制，但均未留下具体结构的资料，可能历代的指南车结构也不尽相同，直至宋代才有较完整的资料。现代以来国内外很多人尝试复原指南车，有几种指南车的复原结构，一种指南车结构采用两轮的差动使斜面轴向顶推带动曲轴转动，带动车上指向木人与指南车转向角度相同方向相反，实现指向功能。这种复原结构具有结构简单指向精确比较符合黄帝战蚩尤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历史记载。第二种指南车复原结构，采用在两个车轮上刻画标记，通过标记来知道两个车轮差动了多少从而来判断方向，这种复原结构的指南车行走时不能知道方向，需要车停下来观察车轮的标记才能辨明方向，另外也不符合古籍中“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的记载。第三种指南车复原结构类型是采用自动离合装置，它利用齿轮传动系统和自动离合装置来传递两车轮之间的差动，实现指示方向，虽然结构比较简单，但存在使用条件严格，指向误差大，实用性差的缺点。第四种是采用差速齿轮原理结构的指南车，虽然指向精度稍好但结构复杂，工艺要求高，不符合古代的科学技术水平，看起来更象是现代发明而不是古代技术的复原。

以上的复原结构中两轮的差动使斜面轴向顶推的结构更加符合黄帝战蚩尤时人们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历史记载，显示了古代机械技术的卓越成就。

机械式指南车也有它的缺点。因为所有机械指南车，都是以两轮之间的“差动”来工作的，它希望两轮与地面作纯滚动，这是一种理想的数学模式，但在实际中会有地面的坑坑洼洼产生的颠簸使车轮产生空转产生误差。但相信古人所掌握的其他辨别方向的方式例如看太阳看星星什么的与指南车指示方向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历史记载黄帝是在大雾中行军应用的指南车，只要在大雾发生时的行军距离内哪种复原的指南车不发生大的误差，应该就是在指向精度方面比较成功复原的指南车。大雾散去后古人可以用其他方式辨别方向。

中国古代以马拉木质战车的交战为主的作战方式。据有关资料推断,夏代已开始使用战车进行小规模车战,经商代、西周以迄春秋,战车一直是这一时期军队的主要作战装备,驾乘战车作战即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的特征。

车战的基本作战单位是乘。乘是以战车为中心配以一定数量的甲士和步卒(徒兵),再加上相应的后勤车辆与徒役编组而成。所以乘是车、卒组合的基本单元,也是当时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古代车战分攻守两种,攻车直接对敌作战,守车用于屯守及载运辎重。一般文献中所称的战车即指攻车,又称兵车。考古发掘证实,商代的战车为四马两轮,木质结构,重要部位一般还饰以青铜车器,西周和春秋时期战车的形制大体略同。四马两轮式战车是中国车战的定型用车。

从周代史料看,战车乘法为每车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长,称“车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名“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车上一般还备有若干有柄的格斗兵器,如戈、殳、戟、酋矛、夷矛等,插放在战车舆侧,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主将之车,乘法特殊,主将居中,御者居左。此外还有四人共乘之法,叫“驷乘”。但这属临时搭载性质,并非编制通例。每乘战车所隶属的步卒,据《司马法》记载,春秋以前为22人编制,其中包含7名车下甲士和15名步卒,为一步兵两,配合战车作战。连同3名车上甲士,共计25人。战车作战的基本战术原则是:舆侧接敌,左右旋转。战车在接敌过程中,主要是车左以弓矢在舆侧射击杀伤敌人,接敌后则须与敌车接舆近战。为了保护舆侧不使敌车接近,战车轮毂都设计得很长,故又称“长毂”。作为一种保护措施,一般均在轮毂两端加有坚固华美的铜套,此外还要在轴端加上兽饰,如西庵出土的西周战车,车毂全长40厘米,轴头铜兽长135厘米,总长度达535厘米。所以欲与敌车接舆,就必须先行错毂。两车错毂是一个互相闪避、寻找战机的复杂的运动过程,需要不间断地进行旋转。因此车战的驾车要领规定战车的前进和后退都要严格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车身左右旋转要能达到90°的直角,即《吕氏春秋》所谓的“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在此战术原则基础上遂形成了战车的初级战术编队。有关资料表明,在车战的战场上,即使车阵被敌击溃,战车也不能单独行动,仍是两两成双,称“双车编组”。“双车编组”由左右两辆战车组成,其中一辆是主车,另一辆则称“副车”。《周礼·春官》记载车仆所掌的五戎之萃,实际就是这种副车,有时也称“贰车”、“佐车”。

汉代兵役制度 - 两汉时期兵役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在西方，直到近代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为相时历经了不得已的压迫才发明这样的制度的，而我汉代士兵服饰们在汉代也就早已实行了。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这一规定也有其内在的意义。因为二十才始成丁，照理可以独立耕种。就农业经济言，无法多产，只有节用，所谓“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论，年年丰收，是绝对不会的。平均三年中总会有一个荒年，来一个荒年，储蓄就完了。倘使三年不荒的话，六年就该有二年之蓄，九年就该有三年之蓄。而农业社会，也绝对不会连熟到九年以上，也不会连荒到三年以上。一个壮丁，二十受田，可以独立谋生，但要他为国家服兵役，则应该顾及他的家庭负担。所以当时规定，从二十三岁起，照理他可以有一年储蓄来抽身为公家服役了。这一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实在是一种道德的决定。我们让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绝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在汉初，中人，本来大部由农村出身，他们知道民间疾苦，所以能订出这一法规。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蔑视自己以往的政治传统，又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当然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转移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否则为什么皇帝和宰相定要分权呢？为什么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呢？为什么田租该力求减轻呢？为什么商业资本要加节制呢？为什么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呢？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以往的政治思想，便该注意以往的政治制度。中国决不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而每一制度之后面，也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论和思想，哪可轻轻用专制黑暗等字面把来一笔抹杀呢？

汉代兵役制度 - 兵役类型　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几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每一国民都该轮到这三种，只有第三种，从二十岁便开始了。

　　汉代中央军队有两支：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是皇宫的卫队，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当时南北军全部军队合共不到七万人。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当卫兵是极优待的，来回旅费由中央供给，初到和期满退役，皇帝备酒席款宴，平时穿的吃的，也不要卫兵们自己花钱。

　　当戍兵就不同了。一切费用，都要自己担负。论到戍兵的期限，却只有三天。这又是沿袭封建时代的旧习惯。封建时代国

出土汉朝兵马俑，可见当时尚武之风家规模小，方百里便算大国了。如是则由中央到边疆，最远也不过五十里。要到边疆戍守，只要半天路程。若在边三天，前后共不过五天就回来了。这在封建时代，戍边不是件苦事，随身带着五天干粮便够。秦始皇帝统一天下以后，似乎没注意到这问题，还叫老百姓戍边三天。由会稽（江苏），到渔阳（热河），在说来，还只要你服役三天，这是从来的旧传统。可是路途往返，就得半年以上，衣装粮食要自己带，多麻烦呢？天下一统了，国家体制变了，而秦始皇帝的戍边制度却没有改，或许事情忙，而且兵力统一了六国，得意忘形，没有注意到这些小节上，然而因此就引起社会大骚动。陈胜吴广的革命，便由此而起。近代中国人都好说中国二千年政治没有变，试问古今中外，哪有如此理？亦哪有如此事？就论戍边制度，一到汉代就变了。汉代戍边还只是三天，可是你可以不去，只要一天出一百个钱，三天三百钱，交给，便可免戍。有一百个人不去，应该是三百天的免戍费，由把来另雇一人肯去的，一去便要他服三百天的戍役。他也得了这一笔钱，不仅足够在边用度，并且还可留一点安家，这是一种变通办法。照理论，则人人该戍边三天，纵使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汉代曾有一个宰相，真叫他儿子亲到边疆去，真当三天戍卒，这便成为历史上的佳话了。

　　汉郡长官有太守，有都尉，犹如中央有丞相又有太尉一般。太守是地方行政长官，都尉氏地方军事首领。地方部队即由都尉管。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这是一个大检阅，名为都试，为期一月。期满回乡。国家有事，临时召集，这是一种国民兵。各地方并就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如车骑（骑兵和车兵）楼船（水师与海军）材官（步兵）之类。

　　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这是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以下历代一向有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则变成历史事件来讲述了。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好像现在要修飞机场，造公路，就召集民工一般。只古代是纯义务的。全国壮丁按册籍编定，每人每年一个月，替国家义务做工，这在汉代唤做更卒，更是更替轮番的意思。如是则一个农民，既要到中央当卫兵，又要到边疆当戍卒，还要在地方上服国民兵役，都试譬如我们开一个秋季运动大会，这还比较轻松，而眠年一月的更役，却比较国民兵役吃力些。但若不去践更（上番），按当时规定，出两百个钱给，也可以代替。

汉代兵役制度 - 不平等的兵役制度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说到这里，却有一严重的问题。当时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设法使国民人人就业，而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遇有不克尽此所规定的职责的，那便就是犯法了。犯法就得抓去，有的便因此充当官奴，强迫在各衙门里做苦工。于是有的人便宁愿出卖自己，做私人家的奴隶。当时规定，奴隶也须缴人口税，而且须加倍缴。但这是由养奴隶的主人家负担的，不干奴隶自身事。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要是在后代，无业谋生，还可以做乞丐、做流氓，不会来管。但在汉代是不许可的。你要当义务兵，你要去修飞机场、公路、设施，你要纳人口税，你的名字住址，都在册子上，不去就要出钱，出不起钱便是犯法。你做乞丐了，户口册上还是有你的名字，你还该向国家负责。于是只有把自己出卖给人家做奴隶。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要禁止此风，便规定奴婢的人口税加倍征收。但有钱的养着大批奴隶，反可发大财。譬如入山烧炭、开矿之类，全需大批人工。出卖为奴，便如参加此发财集团。因此奴隶生活，反而胜过普通民户。这在《史记-货殖传》里讲得很详细。这是汉代的奴隶制度。和西方罗马帝国的农奴完全不同。罗马的农奴多半是战争得来的俘虏，汉代的奴隶是农民自己游离耕土，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如何可相提并论呢？

汉代兵役制度 - 汉朝其他兵役　汉代除却规定的义务兵役外，民间还有义勇队，志愿从军的。国家有事，可以自由报名。这叫做良家子从军。那些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边境的，平常在家练习骑马射箭，盼望国家有事，报名从军，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这风气在边郡特别盛。像陇西李广一家便是一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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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四声本草》拼音名ChēQián别名罘苜（《诗经》），马舄（《毛诗传》），当道（《本经》），陵舄（《列子》），牛舌草（陆玑《诗疏》），车前草、虾蟆衣（《尔雅》郭璞注），牛遗、胜舄（《别录》），车轮菜、胜舄菜（《救荒本草》），蛤蚂草（《滇南本草》），虾蟆草（《简便单方》），钱贯草（《生草药性备要》），牛舄（《医林纂要》），地胆头、白贯草（《中国药植志》），猪耳草（《青海药材》），饭匙草、七星草、五根草、黄蟆龟草（《福建民间草药》），蟾蜍草、猪肚菜、灰盆草（《广西中兽医药植》），打官司草（《江苏植药志》），车轱辘菜、驴耳朵菜（《东北药来源为车前草科植物车前及平车前的全株。夏季采收，去尽泥土，晒干。原形态①车前多年生草本，连花茎高达50厘米，具须根。叶根生，具长柄，几与叶片等长或长于叶片，基部扩大；叶片卵形或椭圆形，长4～12厘米，宽2～7厘米，先端尖或钝，基部狭窄成长柄，全缘或呈不规则波状浅齿，通常有5～7条弧形脉。花茎数个，高12～50厘米，具棱角，有疏毛；穗状花序为花茎的2/5～1／2；花淡绿色，每花有宿存苞片1枚，三角形；花萼4，基部稍合生，椭四形或卵圆形，宿存；花冠小，胶质，花冠管卵形，先端4裂，裂片三角形，向外反卷；雄蕊4，着生在花冠筒近基部处，与花冠裂片互生，花药长圆形，2室，先端有三角形突出物，花丝线形；雌蕊1，子房上位，卵圆形，2室（假4室），花柱1，线形，有毛。蒴果卵状圆锥形，成熟后约在下方2/5处周裂，下方2/5宿存。种子4～8枚或9枚，近椭圆形，黑褐色。花期6～9月。果期7～10月。生长在山野、路旁、花圃、菜圃以及池塘、河边等地。分布全国各地。②平车前多年生草本，具直根。叶全部为根生；具长柄，长为叶片1／3或更短，基部扩大；叶片长椭圆形或椭圆状披针形，长4～11厘米，宽2～4厘米。花茎高10～30厘米；穗状花序长为花茎1/3～1／2；花冠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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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在商代晚期已使用双轮马车。中国马车的起源一直是颇受关注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争论不休。中国学者有的持“马车中国本土独立起源说”，有的则持“外来说”，认为中国马车是来源于中西亚或欧亚草原的。中国古代的马车用于战斗之中。一般为独辀（辕）、两轮、方形车舆（车箱），驾四匹马或两匹马。车上有甲士三人，中间一人为驱车手，左右两人负责搏杀。其种类很多，有轻车、冲车和戊车等。战车最早在夏王启指挥的甘之战中使用。以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车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到春秋时出现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到了汉代，随着骑兵的兴起，战车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了一前一后纵置的两辆大型彩绘铜车。前面的一号车为双轮、单辕结构，前驾四马，车舆为横长方形，宽126厘米，进深70厘米，前面与两侧有车栏，后面留门以备上下。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其名叫立车，又叫戎车、高车，乘车时立于车上。

　　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表明，我国在商代晚期已使用双轮马车。但关于中国马车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悬而未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马车起源于本土，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马车来源于中西亚或欧亚草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起源于公元前30世纪中期的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马车，在商代晚期时辗转传入我国。近日，媒体关于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车辙的报道，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一个话题再度被提及：中国古代马车起源何处？

　　二里头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都城遗址，遗址中车辙的发现把我国用车的历史提早了约200年。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翟镇二里头村西南角，占地300多万平方米，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最近在这个遗址发现了一座至少距今约3600年的大型古代宫城，这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同期，在这座宫城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余，且继续向东西延伸。车辙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现出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说，从发现的车辙看，当时的车体较窄，只有1米左右，而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的轨距一般为2米多，距此可推测，在二里头宫殿区南侧大路上留下辙印的双轮车，很可能是具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是人力车还是使用牲畜驾车，使用什么牲畜驾车，都有待考证。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用车的传统早在商代以前数百年就已经出现了。”许宏博士说，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特征较为接近，形体较小，与安阳殷墟发现的马车有很大的区别。另外，在中国晚商以前的遗址中也罕见马的骨骸。因此，我国商代晚期以马驾车的习俗，目前尚未在考古学上找到其当地的源头，晚商时期马车的起源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中国的车是夏代奚仲发明的，但从考古来看，奚仲造车还只是一个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物认为，从古籍中的记载看，车的发明应归功于夏朝的车正奚仲。《夏书·甘誓》记载了夏初爆发了一场车战。《吕氏春秋简选》记载商族首领成汤推翻夏桀的战争中也使用了战车。

　　北京大学林梅教授通过研究造车修车的工具来追溯中国造车的历史，时代可以早到夏代。早期的青铜工具多集中在新疆、甘肃地区，奚仲的早期活动地域正在甘肃东部一带，因此奚仲造车是有可能的。他认为中国没有发现早期的车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车是木制的，故不能保存到至今，或者是没有用车随葬的习俗，因此我们今天见不到。

　　郭物说，从考古发现看，中国的双轮辅式战车几乎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已经找到了一些车子的残迹，但还不能准确地弄清车子的全貌。因为木质的车子腐朽后，仅仅在黄土中保留着木头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带领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先在河南辉县琉璃阁成功地剥剔了战国时代的车子。根据木痕弄清了它们的形状和细部尺寸，还作了初步的复原。有经验之后，发掘出了一系列商代晚期的车子，而且知道商代贵族陪葬的车马坑大多位于主墓的西南方向。令人惊讶的是商代晚期的战车结构工艺很复杂，十分完善，没有发现原始阶段的车。

　　在古代，这种材料多样、结构复杂、需要不同工种合作、经过很多工艺流程的机械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一开始国外学者异口同声地宣称中国的战车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文献上明明记载了奚仲造车和夏代使用战车的历史，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考古学家削尖脑袋想在中国找出车的原始阶段。可是找来找去，早于殷墟的地层就是没有车，只有文献的证据，而这些文献记载经过一番考证，有些又是可疑而不可靠的。

　　1996年，在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的一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底层路土面靠近城墙的部位发现了两道东西向顺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已经发掘的车辙长14米，轨距只有120厘米左右。偃师商城约为公元16世纪左右，这个时间，比西方最早出现马车的时间——无论是草原还是西亚——都要晚500年。所以单从时间来讲，还是不能排除马车西来的可能。

　　郭物认为，二里头遗址的车辙为探索中国早期的车提供了重要线索。但是，中国夏代奚仲造车还是一个未解的谜。

　　专家把中国商周时期的轮辐战车与西方的战车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属于同一系统，有共同的源头。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中国商周时期的轮辐战车与欧亚草原、埃及和西亚的马车相比，会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一些细微的地方也一样，研究东西方战车的王海城先生在详细比较了东西方战车的基础上，把这些相同点进行了归纳。他发现东西方战车都使用辅式车轮，采用的技术都是揉木为轮(即用火反复烤木材，乘木材热的时候，反复对它施加外力，使木材达到人想要的形状)；马衔、马鞭、弓形器的形制相似；系驾方法类似或存在承接关系；都采用了同样的技术制造马车，对马车的维护方法也有相通之处，而且都是由上层统治阶级控制着马车的生产；都是统治阶级炫耀权力的工具，马车的使用具有等级。马车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不是太大。

　　从构造到功能有如此多的共同特征，说明它们属于同一系统，有共同的源头。当然，东西方的马车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差异，主要体现在马车的大小、车马器的质地、装饰上，这种差异是由东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造成的。而且，如果马车是从西方传入的话，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在这种传播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异恰恰是合情合理的。

　　附图：

　　河南安阳郭家庄车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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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阳发掘的殷代车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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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车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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