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好象没相关信息，以下是个人理解：

文献知识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和必要工具，更是整理好古籍的前提与必要条件。

说文献知识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和必要工具，是因为：没有文献上的历史记载，古籍的整理用什么做依据，最基本的按朝代、按地区分类就不可能做到，没有历史依据的整理只可能是破坏，不可能达到保护性目的；一些古籍可能有缺损、残缺，要修补、整理就要有相关知识，知道缺失了什么才能知道该补什么，又该到哪里去找这些可以补上的信息，这时候，文献就是很好的查阅资料，没有文献，就好比航海中的船只没有罗盘，它是指引古籍整理的必要工具。

做同样一项工作，不同的人来做也能区分出好坏，古籍整理也是这样，要整理好古籍，没有丰富的文献知识做后盾，在碰到问题时不可能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甚至可能会破坏原有的古籍信息，因此文献知识又是整理好古籍的前提与必要条件。

《书目答问》历史文献学价值初探

程立中内容提要

清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后生治学门径的著作，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古籍，探求学术渊源都有指导价值。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书目答问》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以及对后世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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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目分类体系。即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经部主要收录儒家经典及其传、释和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史部主要收录历史以及地理、时令、政书、目录等方面的著作，子部主要收录哲学、军事、天文、算法、医学、农业、艺术、工商等方面的著作，集部主要收录总集、别集及其他文学方面的著作。中国古代藏书多以四部法排列,每部为一库,故四部分类体系又称“四库法”。

西晋初，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整理典籍，编成《中经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创立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甲部记六艺及小学，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荀勖所创四部法适应了《七 略》后三百年间的学术变迁、各类图书数量的增减和图书庋藏的方便。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依荀勖的四部书目分类体系，并改史书为乙部，诸子为丙部，从而正式确立了四部排列顺序。此后各代宫廷藏书目录均以此类分图书，被史学家称为“秘阁之永制”。至唐初贞观年间，魏徵等编撰《隋书·经籍志》，始将甲、乙、丙、丁四部名称换成经、史、子、集。《隋书·经籍志》吸收王俭、阮孝绪七分法的优点，使四部分类法成为更为完善、更加切合实际的书目分类体系。唐代以后，各家目录对四部分类体系略作增益调整，大体趋向更为细密合理。清代乾隆年间纪昀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的书目分类体系，是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的总结。纪昀等分析了历代书目分类体系的特点和流变，择善而从。《四库全书总目》将1万余部17万余卷图书分为 4部44类(见《四库全书总目》)。

四部书目分类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封建社会书目分类的主要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图书类型和数量的变化，四部书目分类体系已不再适应于类分现代图书的需要，鸦片战争以后逐步被新的书目分类体系所取代。但它对今天人们整理和利用中国古籍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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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这部最早的系统性书目，是班固撰写的，简称《汉志》。属于史志书目。

　　《汉书》十志之一，《汉书·艺文志》是作者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的，仍存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另析“辑略”形成总序置于志首，叙述了先秦学术思想源流。其中删兵书十家，增《七略》，完成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于西汉所撰写的著作。总共著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凡是作了合移增删的，均自注明“出”“省”“入”若干家，若干篇，以示更改。故《七略》虽佚，根据此书仍可看出其概貌，可以知西汉文化典籍的状况。此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性图书目录，并首创史志目录的体例，对后世目录学尤其是史志目录的发展，影响极大。

　　总序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易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杨氏二篇。蔡公二篇。韩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二篇。古五子十八篇。淮南道训二篇。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图一。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以下诸书不记其各家篇目）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书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费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诗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礼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乐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𥧲以益微。（𥧲，师古注：“𥧲，渐也。”）

　　春秋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𣏌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论语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孝经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

　　小学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音、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着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渐不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六艺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经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儒家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义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

　　墨家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纵横家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农家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小说家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诗赋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耀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观景以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听也，以不能由之臣，谏不能由之王，此所以两有患也。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 ，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恶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道之乱也，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渐以相乱。

　　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书曰：“女则有大疑，谋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著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及至衰世，解于齐戒，而娄烦卜筮，神明不应。故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

　　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而诗载熊罴（熊的一种）虺蛇众鱼旐旟之梦，着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盖参卜筮。春秋之说言夭也，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言夭由人兴也。人失常则言夭兴，人无衅焉，言夭不自作。”故曰：“德胜不祥，义厌不惠。”桑谷共生，大戊以兴；鸲雉登鼎，武丁为宗。然惑者不稽诸躬，而忌言夭之见，是以诗刺“召彼故老，讯之占梦”，伤其舍本而忧末，不能胜凶咎也。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

　　数术者，皆明堂义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榇慎，郑有神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觕。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为六种。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年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目录学·专科书目

专科书目是指围绕某一学科系统全面地收集文献而编制的书目。西汉初年，张良、韩信编制军事方面的书目，从众多的图书中选取了三十五家。汉武帝时，军政杨仆在整理兵书的基础上，编制了《兵录》。这部书目是中国第一部有文献记载的专科书目。在专科目录中，目录学成就最高的一是佛经书目，另一是经学和史学书目。

佛教历经东汉、三国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非常盛行。佛经的数量超过了儒家图书的数量。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一些著名僧侣编制了一批佛经目录，据统计，佛经目录有四十余种。这批目录各有特点，并积极创新，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南北朝时期重要佛经目录是道安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和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374)，是中国较早的一部佛经目录。僧祐说：“爱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斯人。”道安的目录已佚，但从《出三藏记集》中可看出它的成就和特点。《综理众经目录》把佛经书分为七类，一是经论录、二是失译经录、三是凉土异经录、四是关中异经录、五是古异经录、六是疑经录、七是注经和杂经。经论录著录汉至西晋时的十七家经书，排列顺序以译经人生卒年代先后为序，并注明翻译的年代和异名。后附一篇文字，介绍译人的姓氏、评论翻译质量的高低等。失译经录著录了一百三十四部不知道译者姓名的经书。凉土及关中异经录著录的是只知道翻译地点，而不知道译著姓名的经书。古异经录著录了九十二部书，多是经书摘译的单行本。疑经录著录的是真伪难辨的图书，计二十六部。注经及杂经著录道安自注的众经和杂经。从上述七类内容看，它与综合性书目的体例大不相同，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载《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一文中认为这种体例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纯以年代为次，使读者可知经学发展的源流和各家的派别; 二是不知译者姓氏的单独立为一类;三是摘译经书列为一类，并以书的性质分别，眉目清楚;四是真伪难辨的书单独为一类，精神最为忠实;五是注解的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合，主从分明。僧祐《出三藏记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书目，陈垣在《中国佛教史概论》一书中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三藏”指经、律、论，即佛教经书的总称。该书目是根据定林寺所藏经书，并在《综理众经目录》基础上增辑而成的。它们的编撰体例是“一撰缘记、二铭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所谓“缘记”，即佛经及译经的起源。所谓“名录”，指历代的书名经目，把经书分为十二录，其次序为：经论录、经缘录、律录、古异经录、失异经录、凉土异经录、关中异经录、失译杂经录、抄经录、疑经录、疑经伪撰录、注及杂经录。所谓“总经序”，即各经的前序和后记，共约一百二十多篇。所谓“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共录二十二个外国人及十个中国人的传记。《出三藏记集》的四个组成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名录”，袭用《综理众经目录》并有所增补，其余三部分都是僧祐的创新。其成就和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借书目保存了各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如叙述佛典的来历及翻译方面，记录了当时名僧事迹，抄录了经序和后记，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该学科都是非常珍贵的。二是在目录学方法上开创了广搜经序的方法，借此可使读者了解一种图书的始末源流。这种广泛搜集评论资料汇集成篇的方法为后世辑录体提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也为后来尤其是清代的专科书目广泛采用。三是详细叙述译者的传记，并专列为一个部分，经书质量的优劣与译者有重要关系，叙述译者事迹对于读者了解经书内容有一定关系，列传与目录相互补充，可更好地发挥书目的作用。四是在类目上根据图书实际情况而增设。在道安书目的基础上增列了“抄经”等类，节抄的经书不与原书放在一起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僧祐的书目无论书目编制体例，还是目录学的成就都为后世所推崇。隋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等人编撰《大隋众经录目》，它不以译经特征编目，而按佛经内容分类，把经、律、论分开，又把“大乘”、“小乘”各列一录，三藏以外的书分为抄录、传记、著述三录，每录又分西域与中国两类，其组织体系较为严密。稍后，费长房编有《历代三宝记》，又称《开皇三宝录》，全书十五卷，在现存经录中规模较大，共著录经书六千二百三十五卷，比《大隋众经录目》五千二百三十四卷多著录一千多卷图书。前三卷为年表。四至十二卷著录汉代至隋代所译经书，以年代及译人生卒先后为序，每人先列所译著经书，然后附以小传。十三至十四卷为大小乘入藏目，十五卷为序传。梁启超认为，《历代三宝记》“最可观者实惟前三卷之年表，虽考证事实，舛误尚多，然体例固彼所自创也”(《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佛经目录在唐代又有新的发展，较著名的有道宣编撰的《大唐内典录》和智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大唐内典录》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创立“众经举要转读录”，梁启超说：“盖佛典浩如烟海，读者本已穷年莫殚，加以同本异译，摘品别行，叠屋支床，益苦繁重。宣公本篇，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之一本以为代表，例如《华严经》则举佛陀跋陀罗译之六十卷本，而异译异名之十部，皆该省略焉。……诸如此类，裨益于读者实不少，著书是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同上)。智升《开元释教录》基本上仿照《大唐内典录》编撰而成，其不同之处一是经论分类更加细密，二是提要较为详细。最为称道的是它对目录学的独特见解，“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伦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开元释教录》卷一)。此后，宋代有惟白编撰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和王古编撰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明代有智旭编撰的《阅藏知津》。宋代两部书目提要较为详明，明代智旭的书目改进了佛教图书的分类，又使用符号以识别图书的优劣、缓急，借以指导阅读。综观佛经书目，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有以下几点： 首先，各部经目在体例上勇于创新，各具特点，僧祐以道安的目录而成，但在类目上超出道安目录五个类目; 隋代法经编的书目改编以前从经书特征编排的旧例，转向从佛经内容分类，这些不因旧法的编目方法值得今天借鉴。其次，在著录方法上灵活具体。佛经是从外国文字翻译过来的，“有译乃传，无译乃隐”。各部佛经书目特别注意翻译事项的著录。如道安的目录于各家经目下注其异名、译出的年月、译人姓氏、翻译始末、译笔优劣等。僧祐的“缘记”、“列传”、“经序”三部分也是为读者了解经书而采取的灵活方法。这些方法不同于综合性书目，都是根据佛经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这种因书而宜的方法值得今天书目工作发扬。第三，在提要编写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僧祐在“经序”中专辑佛经译本的前序和后记，“列传”部分记述名录的译者事迹，两部分虽然独立，实际上起到提要的作用。前序、后记是现成的资料，利用这些资料作为提要的素材，不仅是佛经目录的一种创新，也是中国目录学上的一大发明。此后，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广泛采用广搜序跋等文字的方法，形成了辑录体提要的一大体例。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经学和史学的研究。较早的经学书目是郑玄编的 《三礼目录》，后来李肇编有《经史释题》、欧阳伸编有《经书目录》。最有成就的书目是清代朱彝尊编的《经义考》和章学诚编的《史籍考》。《经义考》把图书分成二十六类，每种图书除著录著者、卷数等项目外，并各注明 “存”、“佚”、“阙”、“未见”四项，然后辑录原书的序、跋及古今学者的论述，照录原文，不加评论，继承了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以来辑录体提要的写作方法。陈廷敬在《经义考》的“序”中说：“今古经具在而学术如此，经之其存其佚皆不可得而知矣。兹先生所著《经义考》至于三百卷之多，虽其或存或佚者，悉载简编。余以为经先生之考定，存者固森然其毕具，而佚者亦绝其穿凿附会之端，则经义之存，又莫有盛于此时者矣。微竹垞博学深思，其孰克为之”这些赞誉是符合实际的。它的影响不仅及于后代，也影响到海外，日本丹波元胤在其影响下编撰了《医籍考》。章学诚《史籍考》继承了《经义考》的体例，在分类、著录方面提出了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采、嫌名宜辨、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考异宜精、版刻宜详、制书宜尊、禁例宜明、采摭宜详等十五种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其它学科历代也编有不少书目。西晋的荀勗编有《文章叙录》，此后挚虞编有《文章志》、傅亮编有《续文章志》、沈约编有《宋世文章志》等文学书目。宋代高似孙编有《史略》和 《子略》两部书目，其中《史略》者录十三世纪以前的史学图书。在医学、数学方面，明代殷仲春编制了《医藏书目》、清代梅文鼎编有《勿庵历算书目》等。专科书目集中收录某一学科的文献，或广泛搜集，详细著录，给人们查询利用专科文献提供方便;或详加考订，注明真伪存佚，为后世的整理利用提供依据。其中，《经义考》、《史籍考》等书目，把辑录体提要的方法发扬光大，不仅为后世书目的编撰树立了典范，而且也为读者留下了一种图书的多方面评论资料。

中国古典书目中，还有一种指导读书的推荐书目。这类书目又叫导读书目。现存最早的是唐代末年编的《杂钞》。它以问答形式给青年开列了一部包括数十种书的书目单。元代初年，程端学把朱熹、真德秀以来在书院书塾教学中所创造的读书方法，结合当时实际情况，编写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明清产生很大影响，被称为“读书工程”。清代道光年间(1847)，湖北学政龙启瑞编撰了《经籍举要》，开列了经史子集以及经济、考试方面的图书。推荐书目中影响最大的是光绪年间 (1876) 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不少学者从书目中得到教益。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 《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 ( 《而已集·读书杂谈》) 余嘉锡先生曾对陈垣先生说，他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张之洞当时编撰书目的目的，是要回答当时的青年人“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清代中叶，目录学一时成为“显学”，对于《四库全书总目》，张之洞非常推崇，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但《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图书太多，不易读书人阅读，所以他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图书加以选择，收书二千二百种左右，编成《书目答问》，以书目形式回答全国生童的读书问题。综观书目，其成就及特点有以下几点。首先，在分类方面，它突破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四分法，在经、史、子、集之外，新增“丛书”一部为五部。他认为丛书“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丛书类的增设表现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自此以后，许多书目都采用五分法组织图书，今天集中全国各馆善本图书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采用这种分类体系。部下分类，类的分合也不拘守《四库全书总目》，如经部增列“正经正注”一类，以反映清代经学研究成果;史部增列“古史”一类;子部为周秦诸子立“古子”一类，以别于后世诸子，天文算法类分为“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既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和中西学术的交融，同时又将天文算学书籍独立为类，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集部对清代人的别集按各家学派分别立类，如“古文家集”下分“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三个子目，并加注语说：“国朝人集，流别太多，今为分类列之，各标所长，以便初学寻求。”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的作用，张之洞在分类著录上采用了互著的方法，并明确指出“《汉书·艺文志》有互见例，今与相类关者，间亦互见，注其下”。总之，《书目答问》从基本大部的划分，具体类目的设置，以及前人互著方法的应用，都体现了张之洞的见解和创新。其次，在图书的收录方面，规定了严格的选书标准。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规定了五不录原则：凡无用者、空疏者、偏辟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 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伪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刊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同时，张之洞也规定了收录标准：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丛书举多存古书、有关实义、校刊精审者。从上述收录标准中，可看出《书目答问》重在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重在今人著作，实事求是，不炫奇示博，以多为胜。综上所述，张之洞在书目中对于图书的取舍贯彻了推荐书目所独有的有其书未必尽录、无其书未必不录的原则。第三，在图书版本的著录方面，不追求古本，讲求质量和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强调，“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关于善本书的标准，他认为首先是足本，无阙卷，未删削;其次是精本，精校、精注的本子;再次是旧本，旧刻旧钞。在书目中对于版本的著录，刻意做到这样几点，一是方便读者，易买易读;二是比较各本，指出优劣;三是考述沿革，稽核篇卷;四是注明分合，标识异同。张之洞在书目版本的选择中表现出的不追求宋椠元刻，从读者方便需要考虑的思想，值得今天借鉴。第四，在图书的注语方面，力求做到简明，有必要解释的则解释，没必要解释的则以类举。注语的内容较为广泛，有的介绍图书内容，评论得失，有的考证作者，辨别真伪，有的则注明学术渊源。总之，寥寥数语，体现了指导读书治学的精神。《书目答问》成书于光绪初年，时间愈久，原书中的错漏就愈觉明显，因此范希曾撰 《书目答问补正》(1931年出版)。“补正”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纠正了《书目答问》原来的错误，其中包括书名、作者、卷数、版本等;二是补记了原书漏记的版本以及成书后的版本; 三是补收了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图书。一些书下还写了按语，说明利弊。因为《书目答问》是一部推荐性质的书目，所以它的指导读书的方法跨越时代，一直影响到今天，不少报刊开设“书目答问”专栏，用以开列青年人必读的书目。受《书目答问》的直接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编制推荐书目的 。1923年，胡适首先在 《晨报副刊》上发表了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自称“只为普通青年欲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者设想，并不为已有国学根底者设想”，所以“用历史的线索为国学天然的系统，而其书目顺序，也就是下手的法门”。对于胡适的书目，梁启超有不同意见，同年也编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推荐书目，把所收之书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它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隋时涉猎书类。每类列举数十种要籍，每种图书简单说明内容及其读法。附录最低限度的必读书二十八种，并说“若藏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人矣”。继胡、梁开列国学书目之后，李笠编制了《国学用书撰要》、章太炎编制了《中学国文书目》、支伟成编制了《国学用书类述》、吕思勉编制了 《经子解题》、吴虞编了《青年研究中国文学宜选读之书》、王浣溪编了《中国文学精要书目》、陈伯英编了《国学书目举要》、曹功济编了《国学用书举要》等。根据各家开列的国学图书，商务印书馆经过整理，编印了《国学基本丛书》。鲁迅先生对胡适等开列的书目持不同意见，认为“书目开的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所以他开列的三种文学推荐书目非常简要。1982年，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在编写《中国文化史要论》开列“中国文化基础书目”的基础上，开列了一份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目，计二十种(载《书林》1982年第5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版本学对今天学术研究的意义亦十分突出。首先，在标点、校勘和影印出版古籍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版本和版本源流，确定底本。其次，在阅读古书、撰写论文引用古书时，也要讲求版本。比如在引用古籍时，是选择《四部丛刊》还是《四部备要》？是选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还是原刻本？不懂版本学是无法给出答案的。最後，对於今天的图书馆工作，比如编写馆藏古籍书目、撰写善本书志，首先要鉴定版本，这些都要有版本学知识。

古文献学讲义·目录学（前言和经部）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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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前言

一． 什么叫目录？（目录的含义）

（一）目录（现代含义）：书开头列出的各章各节或各篇的名目。

（二） 目录（传统含义）：指书名、篇章名和其内容提要。

1目：只指罗列的篇名、章名或书名。

2录：指该篇、该章、该书的内容提要。

二．讲哪种目录学？（目录学的含义）

（一）不同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目录学”

1 图书馆 学系讲授的“目录学”。将如何编制图书馆用的卡片目录和书本式目录的学问。

2我国 目录学史 的“目录学”。从最早的刘歆的《七略》讲起，把历朝公私书目的编制及其优缺点等详详细细地写出来。

3讲古人的著作（通称为古籍或古书）流传至今有多少明目品种，也就是如上所说把古籍的“目”告诉大家。同时，还告诉大家这些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写了哪些主要内容，当时写了想起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还要把此书的内容提要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也就是不仅有“目”还得有“录”。这种“目录学”才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史、古文献者迫切需要掌握的学问。

三．这种目录学的作用？（目录学的作用）

  科研和实践需要古代文史者接触文献和利用文献。

对古代的、已成历史陈迹的你就无法参加，也无法找那时的当事人做调查研究，那就只好利用或借重古人留下的以古籍为主体的种种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整理，达到弄清楚古代文史的目的。这就是探讨古代文史者的实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科研。很明显，这种科研或实践的首要之点就在于接触文献和利用文献。

一． 哪些算是古籍？

（一）古籍的 含义： 专指我国古代的用文字书写的，且要编成卷册，供人阅读、查看以及作其他用途的书。

（二） 古籍产生的上限和下限。

1 上限：“书”的正式出现在春秋时候。

2 下限：大体可划到清代末年辛亥革命的时候。1912年以后问世的以传统形式撰集且和以前古籍性质相近的，也可划归古籍领域。给古籍作校勘、注释、辑佚等整理的，仍不失其为古籍。

二． 怎样给古籍分类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三． 怎样给古籍作介绍

“目录学”不仅要讲古籍的“目”，还要介绍古籍的内容，即给古籍作“录”，具体点就是讲此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有哪些主要内容，写了想起什么作用，今天应如何加以利用。

目录学·经部

一．怎样讲经部

（一）传统的四部法：按易、书、诗、礼等来分经部的经学书的。缺点在于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经学趋向，势必在“易”类讲完经学趋向之后，在“书”类还要按照经学趋向再讲一遍“书”类，故而出现大量重复劳动。

（二）讲经部的办法：先讲经学的产生，再按其发展演变划分几个阶段，在讲了该阶段的经学趋向后再讲各经经注和有关著作。小学类则仍四部分类之旧放在经部最后来讲。

二．主要参考书。

吕诚之（思勉）的《经子解题》、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收入《古史辨》第一册）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收入《古史辨》第五册）皮锡瑞《经学历史》。

一．儒家和经的起源

（一）古代社会的发展

1西周和春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战国是封建地主制社会。底层人从农奴变成需要交税的人，自由了一点。社会进步，思想意识领域也产生变化。（为什么由封建领主制社会到封建地主制社会，社会就进步了？作者这一点没有详细点明。）

（二）儒家的产生：把知识从领主制时的惯于装神弄鬼的“祝史”们手中解放出来，于是出现了“有教无类”、广收弟子以传播学识的孔子，产生了“儒家”学派。

（三）经的起源：

1人们在春秋的时候将孔子的教材认为是“书”，到了战国，儒家后学们才称之为“经”。

2“经”的本义，只是指文笔简练的东西。儒家、道家、墨家都有经。

3儒家学说自西汉起被定为官学，进而儒家的“经”随之神秘起来，成为一切人生道德、统治法则的源泉。

二．孔子和六经

（一）大概到战国以至西汉初年，才流行孔子用《六经》教学的说法。

（二）《庄子》、《史记》中对孔子用《六经》教学的说法不可信，较可信的为论语。

（三）所以现在只能说：孔子是用原有的《诗》《书》作为教材来教弟子,原有的礼和乐也用来教学,但乐只有乐谱,礼也只是节目单之类,不能说就是后来相传的《仪礼》,这些在后面还要谈到。至于《易》和《春秋》,是孔门后学认作儒学经典的,和孔子本人不能说有什么关系。

至于《易》，有一条是：“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亦”字改成“易”，自是西汉时孔子以《六经》教学之说流行后被人们妄改的。

三．传和记

（一）传的含义：解释经的，在战国秦汉时都叫“传”，大体产生较早，已久著于竹帛。

（二）说的含义：解释经的，大体产生较晚，还由口耳相传以后才著于竹帛的叫做“说”。

（三）记的含义：“记”本来是指史籍，指典礼的记述，是“经”以外的古书。在汉代，人们也把它作为古书的通称。

（四）特别之处：

1因为“传”是随着“经”流传的，所以在汉代往往把某个“经”的“传”也叫成这个“经”。

2有些儒家的书，因为不被认为是孔子用来教学的“经”，如《论语》《孝经》，汉人也称之为“传”。

四．诗

（一）《诗》中的诗如何编成的？

1统治者撰写的在宗庙里演奏的诗+社会上流行之后被统治者采集的诗（宴会赋诗中的诗）。

2这些诗不可能是农奴创作的，而是由统治者以及其下层人士撰写的。

（二）《诗》编定的时间？

1很可能在孔子以前已经编定。《史记》中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的话靠不住。

（三）风雅颂的含义？

1同顾颉刚认为和乐器与音调之不同有关。

2《毛诗序》中的解释是汉儒后起之说而非《风》《雅》《颂》的本义。

五．书

（一）《今文尚书》

1相传是西汉文帝时秦博土伏生献上的。

2共二十八篇。

（1）“虞书”：《尧典》(包括今本《舜典》在内,但无《舜典》篇首二十八字),《皋陶谟》(包括今本《益稷》在内);“夏书”:《禹贡》《甘誓》；

（2）“商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3）“周书”:《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包括今本《康王之诰》)《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1 史料价值：同顾颉刚。

第一组(十三篇):《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一组,在思想上、文字上,都可信为真。

第二组(十二篇):《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无逸》《君奭》《立政》《顾命》。这一组,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不是东周间的作品。

第三组(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那时拟《书》的很多,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

（二）今本《尚书》=《十三经注疏》里的《尚书》和宋蔡沈《书集传》所用的《尚书》。

1是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也作梅颐)献上的,附有孔安国注,即所谓孔安国传的本子。

2共五十八篇。比起《今文尚书》增加了二十五篇。

3增加的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造的。《伪古文尚书》《伪孔传》。

（三）《今文尚书》第一手史料，有用，《伪古文尚书》绝对不能用，不过注解有一定参考价值。

六．附逸周书

（一）也叫《周书》，原有七十篇，佚失十篇。

（二）并非孔子删《书》之余。

（三）多有用资料，要善于择取。

七．仪礼

（一）《周礼》（古文）>《礼记》（今文）>《仪礼》（今文）

（二）西汉时《五经》中的《礼》指的是高堂生所传的《仪礼》。

（三）共十七篇，戴德、戴圣、刘向《别录》的编次都不一样，今本从《别录》,但戴德的实较合理。

（四）应是战国时人整理出来的礼的节目单。

（五）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民俗有用。

八．礼记

（一）《礼记》是把若干有关礼的“传”和“记”汇集成书,所以书名也只叫《礼记》。

（二）两个传本：

1《大戴礼记》：八十五篇

2《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是马融、卢植核定的（童书业）。此本通行。《礼记》指的是《小戴礼记》。

（三）《礼记》读起来比称为“经”的《仪礼》更有意义,所以后来就升格为“经”,而且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之一。今天用来了解先秦的社会习俗也极有用处。

九．附大戴礼记

（一）共八十五篇，传世有四十篇，即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篇和第四十六至第八十一篇。

（二）《大戴礼记》中关于“曾子”的作品当是《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的残余。

（三）《五帝德》,是撰写《史记·五帝本纪》的蓝本。

十．周礼

（一）记述官制的书，共有六篇六大系统，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缺失,是用《考工记》补的。在每个系统下面分设若干官员,并分别记述他们的职责。

（二）编制时间的不同观点：

1 古文家：西周初年周公编制的

2 王莽和刘歆伪造的，钱穆否定。

3 钱穆、郭沫若：战国时候的作品

（一）为什么战国时代会产生具有全国规模的著作？如《周礼》、《禹贡》、《山海经》。

我认为这是由于到战国时人们已普遍产生统一中国的要求,于是为统后作各种安排的著作就应运而生。《周礼》是讲统一后的官职,《禹贡》是讲统一后的疆界物产,就连《山海经》也是讲统一后的祭祀安排。

十一． 附乐

（一）虽然战国末年如《庄子·天运》有所谓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说,其实并无什么《乐经》。

（二）《乐记》二十三篇可能是讲乐的理论,和保存在《礼记》中的《乐记》是一回事。

（三）《诗经》时提到过的《雅琴赵氏》《雅琴师氏》《雅琴龙氏》,则应是乐谱。

十二．易

（一）殷周的迷信活动具有不同方法

1殷商：用龟卜,用龟的腹甲或牛的肩胛骨烧灼了来预测吉凶。

2周：周人则用筮占,用一种蓍草来预测吉凶。

（二）《易传》，合称为“十翼”

（三）四圣之《易》是假的。

据顾颉刚师《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收入《古史辨》第三册)考证,“《易经》(即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在西周”,“《易传》的著作时代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

（四）参考书：《占卜的源流》容肇祖

十三．春秋经

（一）孔子和《春秋经》无关。

（二）《春秋经》是由《鲁春秋》删削修订成书的，但作此工作的不是孔子，大概还是出之战国时孔门后学之手吧。

（三）参考书：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

十四．左传

（二）《左传》（古文）>《公羊传》（今文）>《谷梁传》（今文）

十五．公羊传

（一）《公羊传》就是给《春秋经》作政治理论解说的传。其中引用了许多先师的解说。

（二）问题：为什么称《公羊传》呢如果最后由这位姓公羊的学者论定,怎么能自称“子公羊子”呢这个疑问至今还无从解答。

（三）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好资料。如果研究春秋史，可以补充《左传》的地方很少。

十六．谷梁传

（一）价值最少。

（二）顾颉刚、钱玄同：可能是“公羊”之音幻化出来的。

十七．论语

（一）何晏作《集解》，被《十三经注疏》采。

1钱玄同：最初是曾子门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

2康有为：“曾子垂教于鲁,其传当以鲁为宗。”

3崔述：《论语馀说》及近人的考证,《论语》二十篇中前十篇比较可靠,记孔子的话都称“子曰”,后十篇则多称“孔子曰”,可靠程度就差些。

4传统：孔子弟子所作。

十八．孝经

（一）创作时间：

1黄永年：是儒家《六经》之类的说法流行后撰写的（黄永年）

2吕诚之：根据《吕氏春秋》曾引用此书，认为它还是古籍。

3有的学者则认为它作于西汉时。

十九．尔雅

吕诚之师《经子解题》解《尔雅》时指出:“今此书训诂,几全同《毛传》,释乐同《周官·大司乐》,九州异《禹贡》而同《周官》则古学既出后之物。”

二十孟子

（一）共七篇

（二）北宋时期上升为《十三经》之一。南宋朱熹将其收进《四书》。

（三）要弄懂中国的传统思想,《孟子》一书不可不读。

本篇内容是《古文献学讲义》目录·前言和目录·经部的第一节概说和第二节 经的起源和内容性质 ，下次推送《古文献学讲义》目录·经部的第三节经今古文学、第四节义疏之学、第五节宋元经学、第六节清人经学和第六节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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