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医籍流传既久，存在脱、衍、倒、误等方面的讹误。为了方便今人阅读、应用，应该对此予以纠正，恢复其原本面目，这就需要校勘，即：审定古籍版本，比勘章节异同，审定正文真伪，对误字、时间、病名、药名、剂量、讹脱、异说考证校正。古籍注释是加注说明古医籍中字词、音义训诂，有关人物情况及背景典故等。由于医学的特殊性，校勘、注释在古医籍整理工作中作用更大。古医书不经校勘而出版为害甚多，比如古今度量衡差异很大，而用药剂量是医疗实践中最重要的环节，若不加说明校勘，今人“照本宣科”地使用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恶果。但现在出版的一些中医古籍书，有的根本没有校勘，有的虽然校过，但校而不精，该校的不校，以致错误百出，谬种流传。有的底本选择不佳，未用多种版本互校，不该删减的附图等。点校方面的失误则表现在：断句不当割裂词语，不明语词所属文句错乱，当属上而属下，当属下而属上等。据此可以看出，古医籍点、校、注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需要深厚的功力和科学的态度，并且慎之又慎。

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很多古籍的笺校、点校、译、注都是请国内研究这一领域的专家、教授进行的，比如陆续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是陈尚君（复旦古代文学博导）编的。今年新出的《魏书》点校是唐长孺教授和何德章（也是博导），而且中华书局的估计品类也多，有“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国学文库”、“中华经典普及文库”、“二十四史”（老版）、“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修订版）、“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理学丛书”、“佛教十三经”、“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等等。

而中国书店就差一些，一来系列古籍较少，二来古籍的点校、编者水平比中华书局差些，所以古籍质量略差一筹，比如《船山遗书》，简体横排可以理解，毕竟很多人都习惯了这一看书方式，但看介绍，都不知道是谁点校的，要知道古代没标点，所以点校是整理古籍的重要工作之一，这说明要么点校者不出名，要么就是出版社自己点校的。而且这套书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只要电商有活动，必定参加，还是65折，甚至5折的折扣参加，这折扣、活动、优惠券下来，这书定价800，只用300不到就能拿下，我一个书友去年双十一250多点买了这套书，说版本不行、印刷也不行，不过200多也差不多了。

点校工作很不易做好，稍一疏忽即出错误。20世纪30年代有人提倡“国学”，他们点校出版的古籍却错误百出。鲁迅在《热风·所谓“国学”》一文中指出:“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50年代后，国家对古籍的点校工作极为重视,调集不少专家,点校《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虽仍难免有疏失，但已堪称善本了。

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编辑工作还得追溯至上世纪中叶。除了大批专家学者的鞠躬尽瘁外，“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还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一批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指示吴晗、范文澜同志组织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吴晗、范文澜随即于9月13日主持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研究“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并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10月6日，吴晗以吴晗、范文澜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汇报会议的情况。主席复信:“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随后，由中华书局牵头组织，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陈乃乾、章锡琛、王伯祥等先生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并列入国家《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按照“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商定的进度，“前四史”要在1959年10月之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但由于整理工作过于艰巨，按计划出版的仅有《史记》一种。“前四史”整理出版计划一直到1965年才得以完成。在落实“前四史”整理出版工作的同时，其余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亦随之全面展开，全国重点高校的一大批历史学者，如吴则虞、王仲荦、唐长孺、陈垣、聂崇岐、刘节、柴德赓、刘乃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升、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均参与到了整理工作之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陷于停顿。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也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并要求:“你们要合作，协商一下，不要重复，早一点完成。”同年5月3日，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写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对“二十四史校点情况”、“人员的组织和分工”、“整理校点工作的办法”、“《清史稿》的整理办法”及全部工作的大致进度，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同意。”“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工作再次展开，后“二十史”陆续出版。1977年11月，点校本《宋史》面世，标志着全部“二十四史”整理出版工作最终完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出版，突破了当时极“左”思潮所设置的文化禁锢，成为开放封存书、整理再版古籍的开端。

从“二十四史”全部出齐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时间。事实证明，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已经完全取代旧的本子，被公认为当前最好的整理本——“国史”标准本，享誉学术界、文化界，成为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标志性成果。从它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五史几乎全被淘汰，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谢玉杰等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中指出它有三个特点:“一、新式点校本，书前均有《出版说明》，对原书作者、内容结构等做了简要的评述，说明点校本所采用的版本，吸收哪些学术界的成果，对阅读该书具有指导意义；二、对分段、标点以及校勘成果作了精当的技术处理；三、广泛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达到了比较高的学术水平，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套精善的正史读本，也给专门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引证本。”吉川幸次郎在《访华余录——出版和书店》中评价它“可以肯定超过乾隆殿本，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标准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为学术上的旷古未有的事业，意义十分重大。”

同时为了方便使用，中华书局曾专门组织人力，编撰各史《人名索引》或《地名索引》，更有1980年张忱石、吴树平的《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和1996年何英芳的《清史稿纪传人名索引》。为一般家庭考虑，以免卷帙繁多之难，1997年推出缩印本系列:“二十四史”全20册，《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全2册，《清史稿:附人名索引》全4册，又有礼品装；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2000年推出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全63册。与研究相关的出版物《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1980年以来已出版了《史记探源》《元史本证》等十几种，今后还将继续出版，总数在百种左右。随着“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开展，最近几年将推出一个新的配套项目——“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计划出版30种左右。全部修订工程完成后，中华书局还将推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电子版及精编本。

作为看家书、品牌书，点校本“二十四史”高级别、高素质的整理队伍以及其国家重点文化项目的身份，其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权威而有效的宣传。中华书局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进行的产品维护和多层次开发，不仅满足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也使得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始终受到学界重视、读者欢迎，常销不衰。根据近5年的销售统计，每年平均销售保持在6000套左右(其中《史记》累计印数已超过50万套，《三国志》累计印数近35万套，其他各史的累计印数从三五万套到十几万套不等)，年销售码洋1500万元左右，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由于经历时间较长，加上政治形势的左右和参与点校人员变动等因素的影响，点校本各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先天不足。多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撰写了一批校订研究的专著和质疑、考证性的文章、札记，大量考古发现及学术研究的深入对一些史书中所述史实也有所厘正，中华书局二十余年来有意识地收集整理了不少关于点校整理本的意见和建议。本着对广大读者负责，促进学术进步的要求，以及维护一个良好图书品牌，更进一步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同时也考虑到一大批能够从事这项繁重的古籍整理出版任务的专家学者日益减少，为了抢救性地利用老专家、老学者的工作能力，培养学术梯队，中华书局已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作提上日程，并正式启动。通过全面系统的修订整理，基本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不足，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校勘全面、标点准确、阅读方便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全新升级版本，成为新世纪中国古籍整理事业一个新的里程碑和新的标志性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