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焚书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在《韩非子·和氏》中有“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记载，由此可见，商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焚书的人。但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因而对古代文化并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一些儒生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期交官府烧毁。这起焚书事件，令大量文化典籍化为灰烬。

梁元帝焚书

梁元帝(508～554)萧绎，是南朝梁皇帝。公元554年，西魏派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率军5万南下攻梁。10月，魏军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这时，梁元帝认为，自己读书破万卷，仍免不了亡国，读书还有何用于是，他就命舍人高善宝把所有14万卷图书聚集在一起烧掉。被俘后，西魏人问他为什么焚书，他说：“读书破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梁元帝受尽百般凌辱后，于12月被西魏所杀，终年46岁。萧绎焚书是在个人陷入绝望境地而做出的非理智之举，与秦、清等朝代为愚民而强令焚书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后人也往往对其焚书之举抱以宽容的态度。

乾隆皇帝焚书

清乾隆皇帝即位后，从1773年到1782年，他组织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历时10年，编纂出我国封建时代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问世，对于保存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古代学术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乾隆皇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据统计，在编书的10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24次，被毁书籍多达538种，13862部之多；江西巡抚海成，仅在乾隆41年(1776年)就搜缴焚书8000多部。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各种图书7l万卷之多。可见，乾隆朝焚书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焚书事件。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秘色瓷-中国古代越州窑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瓷器，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因为民间没有流传，一直到1981年出土后才让这种传说中美轮美奂的瓷器现世，现今我国仿制烧造的秘色瓷也和古代的真品有一定的差距。

曜变天目-曜变天目极难烧制，上万次烧制才能成功一个，在宋代就是国宝级宝物，古时候一个顶级的天目盏价值连城，曜变天目制作过程在中国早已失传，目前仅在日本存有四只宋代天目茶碗。

地动仪-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现在人们看到的全是按照外形仿制的，历史上真实的样子，和内部结构和原理早已无从考证，至今无法完全复原。

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的青铜剑，出土时历经两千多年完好如新，这把剑制作精美，采用复合金属工艺，当时的防腐防锈技术也是一绝，出土时没有任何锈蚀痕迹，依然锋利，而且寒光凛冽，就是到现在都无法完美复制这个工艺。

山文甲-唐朝就出现的一种中国盔甲，当时由于制作复杂，成本较高，一般为高级将领盔甲，山文甲完美结合了板甲的强度和锁甲的柔韧性，中国古代壁画经常出现，但是没有出土实物，其甲片多为山字形金属片组合而成，所以称之为山文甲。

麻沸散-传说华佗所创，用于外科手术的口服麻醉药，麻沸散处方早已失传，后代人参考古籍一直有仿制，但是一直达不到麻醉手术的要求。

蔡侯纸-古法造纸术，因为工艺复杂，成本较高逐渐失传，蔡侯纸共上百道工序，基本都要靠人力完成，据说这样的纸绘画写字不褪色，纸薄而且坚韧，保存百年如新，而且用这个纸包熟食几天都不会腐败变味。

　　1;新华社福州10月12日专电 福建永安大腔戏2006年5月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这一福建省内山区的小剧种面临着失传的命运。

　　大腔戏有戏剧“活化石”的美誉。专家认为，大腔戏的遭遇其实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共同问题。大腔戏的保护需要政府部门加强保护力度，尽快起草和施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立法的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华网呼和浩特3月22日电（记者 李惠子）中国声乐专家22日说，被称为“天籁之音”、“蒙古族民间音乐活化石”的“呼麦”演唱艺术正面临人亡艺绝，拯救行动“时间紧迫”。

　　“目前，中国能唱呼麦的大约只有100多人，其中包括处在初级阶段的学生。”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男低音歌唱家、著名呼麦演唱家胡格吉勒图对记者说。“呼麦”又名“浩林·潮尔”，是蒙古族古老的民族歌唱形式，纯粹利用人的发声器官，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喉音艺术”。

　　2005年底，中国文化部已将呼麦列入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名录。 3;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传，可是到了现在，那些古老的文化却即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有的甚至失传，面对这种情况，令国人反省。

　　胶片**取代了皮影戏，机械化生产取代了零散工匠，闹钟取代了敲钟人时代的更迭，给生活换了新容颜，最接近自然的手工操作被进步抢走了接力棒。只有在偏远的乡村里，还有人续写这些古老的生活。

　　皮影戏

　　皮影戏又名“灯影戏”、“土影戏”。传说汉武帝时，皮影戏最先流传于河北、陕西等地，皮影的造型各异、风格多变，曲目也很多。清乾隆时，法国神父将皮影戏带到了法国，称“中国皮影”。后来传至欧洲其它国家，曾轰动一时。

　　皮影戏里表演者操纵的皮质人形，即皮影，是用羊皮或驴皮制作的。操作时，先把皮子刮薄，雕出形象，再染色、上油，最后通过灯光照射，在幕上映出皮影人的影像。

　　修船匠

　　船，起源于何时，很难考证。从原始人的独木舟到今天漂洋过海的万吨巨轮，人们在水上的行走历程，漫长又伟大，承载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木船，带着曾经的辉煌，披着昔日的荣耀，在不断更新的制船材料与工艺中，在日益发达的陆上与航空交通里，逐渐退隐江湖，淡出人们的生活。

　　修船匠，原本四海为家，做点锯木、出料、钉边、车眼、调浆、修缝这类的活计。现在，已近乎失业。

　　做杆秤

　　杆秤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据古籍记载，远古时期有个商人叫陶朱公，受打水的横杆启发，发明了十六两制杆秤。杆秤有骨杆、木杆、金属杆；秤砣有石砣、金属砣；提绳有二提绳、三提绳。计量单位，由夏商时期使用铢和两，发展到周朝时期铢、两、金、均、石。直到解放后，改为十两一斤。

　　制作杆秤工序繁琐，大小程序加起来估计有三四十道。杆秤的杆，一般用硬木晾放一年左右，出杆成型，刨光打磨，才能弹线、定星位、安提绳。如今，电子秤已经大行其道，偶尔才能撞见杆称略显黯淡的身影。

　　打花带

　　男耕女织的年代，纺线、织布、绣花、缝衣、打花带等针线活是妇女的必修课。针线活的优劣，似乎成了评判女孩是否勤劳与贤惠的重要标准。东南的苗族妇女，几乎人人会打花带。花带是她们服饰的点缀，更是背孩子的重要工具，送情人的重要信物。

　　打花带既可用一把椅子、一双手、几根花线的轻装操作，也可以自制简陋工具，专业打造。

　　铜匠

　　人类使用铜器的历史达六千年，从前居家过日子的生活用品，用的大多是铜器。铜盆、铜勺、铜铲、铜锁是最常见的，大门的吊环也是铜的，箱子、橱子的柜门都要用铜的拉手，殷实的大户人家，还要在柜门钉上圆形的铜皮，在四角包上角铜，刻上吉祥的图案。

　　铜匠，挑着一担子铜器、铜皿，和着铮铮琮琮悦耳的金属声，翻山越岭，吃着百家饭，走街串巷，干着手艺活。做铜活，修铜器，风光体面。现在，随着材料种类的丰富、机械化生产的普及，手工铜匠少了用武之地，逐渐被人们淡忘。

　　修算盘

　　算盘，又称“中国的计算机”，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计算工具。古人用小木棍进行计算，称“算筹”，用算筹作为工具的计算叫“筹算”。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用小木棍进行计算受到了限制，于是，人们又发明了更先进的计算器——算盘。算盘后来陆续传到了日本、朝鲜、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今天由于电子计算器盛行，算盘逐渐退出实用领域。

　　画年画

　　在我国，春节贴年画由来已久。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会张贴鲜艳悦目的年画，增添新春佳节的祥和气氛。唐以前，年画多为手绘门神；隋代后期，有了木版年画；到了宋代，木刻取代了画像。清代，由于绘制技术和雕刻技术都有很大发展，木刻年画进入了颠峰时期。江苏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等地的木版年画名满天下。

　　编草鞋

　　草鞋，是由稻草编织而成的。编织草鞋在很多地方不叫编，而叫“打”。打草鞋的工具有鞋耙（一种打草鞋的工具）、围腰和木槌。

　　编草鞋时，打草鞋的老人腰间系上草绳，坐于鞋耙的一端，将事先挫好的草绳结成四股，一头栓在腰间，一头扣在鞋耙上，边编织，边用榨子、木棰把它敲落实。鞋底板两头椭圆，前宽后窄，恰好合脚。草鞋前后还各安有两排耳纽，一根细绳将耳纽贯穿起来，套在脚上。如今，草鞋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多为人们旅游纪念和怀旧悦耳之用。

　　画糖画

　　卖糖画的小摊贩，挑着糖担子，内有一炉一锅一石板，一铲一凳一转盘。他们的转盘上画了一圈小动物，你转到什么，他就会用糖给你画个什么动物，所以糖画又叫转糖。师傅在制作糖画时，将炼制后的红糖（或白糖）置于铜瓢内加热熔化，然后以铜勺为笔，以糖液作墨，凝神运腕，在光洁的大理石板上抖、提、顿、放、收，时快时慢，时高时低，随着缕缕糖丝飘下，诸如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神话人物等形象便栩栩如生呈现在你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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