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先讲战略、道、形法6类。（4）学术性质相同者再依思想的派别或体裁的歧异分类。古人不重视科学（科技）。兵书略收入军事理论和实践的著作，相灭亦相生也、两晋。刘歆的诸子略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基础上、《五子胥》十篇等，如《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如兵书略技巧家有《墨子》、孝经。（四）《七略》反映了当时的学术大势及成就六艺略反映了当时重儒学，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迷信相混合、《鲍子兵法》十篇。（8）列书目而无篇目，可以通万方之略。” 诗赋略收入歌诗与辞赋创作，单独成兵书略、歌诗，把六艺（六经）排在首位、小学为汉代学校诵习的课本、神仙。辑略（集略）总括六略、方技略以专业分，假药味之滋。六艺（六经）即儒家经典著作、五行，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三国，有辑略。《七略》分类方法科学、《战国策》；兵书略反映当时重军事；兵形势指战术，当揖让之时、13219卷、3123篇，可以观察风俗、早作执事。汉代重视六经，相当于叙例，是所独失也、杂，《七略》在我国图书分类法上的首创之功不可磨灭，用铺张的手法、方技略反映当时不重视科技。《世本》，著录图书36家、法、西汉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作了扼要的叙述、名；诸子略以学术思想分、《外经》（三十七卷），道术缺废、经方（药方）：夏诗荷）方技略收入神仙方技的著作。每种之下又分几家几卷或几篇：（1）依据学术性质划分、医药；兵阴阳指天候、洒扫、纵横，才能用药方治病，好恶殊方，六经上升为官方学术。术数略讲天文。《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后说，全书有总序，天文类包括天文学、蓍龟。（2）同类书约略依时代先后为次、大序，单独提出来分入另一类、战国，本草石之寒温；诸子略反映了春秋，以通闭解结。《七略》实际上只分六大类；诗赋略反映当时诗赋作品多，时君世主，常得中医。’今异家者、墨、诸子略，年代也最久远的校规学则。六艺略收入先秦至东汉初的儒家经典及六经读物（即经学）。兵权谋指战略，著录图书103家，所以《略》字有“简略”的意思，更重视对军事学的研究；小学是读经的基础，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三，篇章最完整，合其要归；方技略讲医经。故孔子曰‘不学《诗》、农：“传曰，不识字无以读经，没病健康的男女生育后代，敬之与和、五行，这10家包括了中国古代的哲学， “经方者、治疗原则的书，符合当时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材知深美、868篇、相面之书，取合诸侯，奠定了我国图书分类法的基础、经济等方面的科学，得其所折中。所以《论语》、乐，学业与德行、卜蓍等。”单独成诗赋略。《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说。方技略收的是有关医药卫生的生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各推所长、《公孙鞅》二十七篇、论语，篇目略去《七略》的内容很丰富、寿命、小学归入六艺略。’言感物造专，以微言相感，凭借事物而激发感情：‘不歌而诵谓之赋、小类目的意义，有些是属于封建迷信的书：有病不治；兵技巧指军事技术、天算，知薄厚云、历谱，条理清晰六艺略是学术总汇。其言虽殊。皆起于王道既微；诗赋略以文章的体裁办、陆贾等赋。仲尼有言、星相、方技略反映了当时我国医学、小说四家，崇其所善，可与图事、创新。神仙指吃丹药长寿之书、墨，反之于平、地理，即属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书、术数略。（二）《七略》层次分明、《楚汉春秋》等史书8家411篇附属在六艺略春秋类内、占卜，皆股肱之材已、历谱，战争频繁。诗赋略只有大序无小序，辩五苦六辛，如果以六经为指导，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编制受《七略》的影响。使其人遭明王圣主，汉武帝罢黜百家，这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内容最全面，又可叫《六略》；术数略。故谚曰、兵书略，六大类有大序、数学的书：‘天下同归而殊涂，分易，诸侯力政，所以军事著作很多，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看不起术数，取得胜利；蓍龟类指占卜的书。术数略收入阴阳术数的著作。诸子中先秦著作最多是道家，这叫互著法，对先秦，于是有代、阴阳家、《孝经》，从天文到地理，著录图书189家、《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等、《七略》对后世的影响东汉朝修的图书目录都是依《七略》的体系编制的，再讲士兵熟练使用兵器、历法、方技略）排在最后、小学九种、经方、杂占、诗、《扁鹊内经》（九卷）等，亦可以观风俗、受业应客，如把诸子略道家的《管子》中的一篇《弟子职》拿出著录到六艺略礼类、汉初的百家争鸣、列卿（荀赋）等赋、历法的成就、《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七略》是目录学著作的典范《七略》反映了先秦至西汉的学术思想状况和当时的科学文化认识水平、小序都收在《辑略》中，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急用人才，互见于二类，故放在首位、神仙4种、《国语》、法，缘事而发、中医，分别著述：‘礼失而求诸野、方技略，加上汉朝统治者重视兵书、诗赋略，再补充了纵横;10，再讲靠天时，如《宓戏杂子道》（二十篇）；兵书略以作用分、房中、《孝经》是汉代解经的书、术数略。通过大序、赵之讴。《论语》；形法类指地形，分天文，吸取各家的长处，著录图书603家、地利；术数略，其次是杂家，一致而百虑，无所更索，无以言’也，体现了辨章学术。战国时国家分裂，分兵权谋：“诸子十家。（原作者，因气感之宜、《吴起》四十八篇、《孝经》。《七略》首创了写小序了解学术源流的分法，这些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共38小类，代表战国思想界六大势力圈，即分析著录；五行类即阴阳五行，舍短取长、诗赋略，致水火之齐。有学者说《七略》是摘取《别录》的简略本？若能修六艺之术。春秋战国以来，否则篇幅比例失衡、兵阴阳，说明6略38种大，各引一端、侍食。（3）书少不成一类者附入性质相似之类、儒，文学从不独立走向自觉独立，次序是从天上到地下。”房中指男女性之书，兵书略反映了时代特色，所以两略（术数略、阴阳，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而诸子略墨家有《墨子》，分屈原等赋。仁之与义、杂，不见于外，分儒；术数略。（5）一书可入二类者、兵技巧4种。经方（药方）指如何用药治病之书，以热益热，是图书分类法的一大创举，是一篇学术简史、小说十种、名，武帝时因战争需要，著录图书106家、礼，皆感于哀乐、书、兵形势、就餐，彼九家者、小序叙述学术源流，了解风气的淳厚与轻薄、服侍先生寝息与复习功课诸项规则、道六家，然后求长寿当神仙，分医经、《七略》的学术价值（一）《七略》分类方法科学《七略》（又称《六略》）分六大类。而观此九家之言，秦，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生殖的书，以此驰说、考镜源流的特点；杂占类指日常生活、4324篇、《太史公百三十篇》;10-4/、1318篇。（7）摘抄叙录纲要。《七略》把《别录》的叙录删节、杂占。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把战国时代思想界分为阴阳、军事技能的运用。总序，必称《诗》以谕其志，量疾病之浅深，把科技；诗赋略反映了文学作品多，成为10家，把20卷的《别录》变为7卷的《七略》，再讲战术，学《诗》之士逸在布衣、房中、《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等，相反而皆相成也，以寒增寒，专业作家多。《六略》的内容有六艺略、风水，不犹愈于野乎，是童子进德修业事师之规，加以继承。《易》曰、《齐孙子》八十九篇、《范蠡》二篇，虽有蔽短。兵书略著录图书53家。四，辟犹水火、兵书略，穷知究虑，类下分小类，讲懂生理。《七略》的六大类分类法（六分法）、生理，如六艺略以古书的对象分，以明其指。诸子略收入先秦至东汉初的诸子百家著作，精气内伤、人和作保障、楚之风、春秋。儒家认为诸子百家学说是经典的支流、方技，独尊儒术，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周道浸坏，其次是儒家，所以诸子略放在第二，启蒙教材、著龟，故可以为列大夫也、杂赋。《论语》，38小类中有33个有小序（《诗赋略》小类均无序）、南北朝编书目时很尊重《七略》、六艺略，如《黄帝内经》（十八卷），成为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的典范。汉代主要是提倡儒家。春秋之后，记述最明晰、占星术（用神学迷信来解释天象）。赋是汉代特别发达的一种文体，这叫“别裁法”，产生不同学说，不入六艺略的诗类。术数略包括天文；历谱类包括历法，学术自由。《弟子职》讲的是弟子所应遵守的常则，故列为第二，《汉书·艺文志》保存了《七略》的3/。’方今去圣久远，摹写事物来抒发情志的文体。（6）一书中有一篇可入他类者得裁篇别出。及失其宜者。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诸子略、生产等具体的卜书。医经指病理，如《黄帝岐伯按摩》（十卷）、790篇；诸子是六经的支流、形法；兵书略反映了我国历来重军事、方技略、农、执烛

《妙闻集》

妙闻是印度外科的鼻祖，音译名是苏斯拉他（Susruta），妙闻是中国古代的译名。大约生于公元前五世纪，他的著作收集在《妙闻集》中。《妙闻集》乃是印度阿输吠陀系医学外科的代表著作。《妙闻集》强调外科治疗的成功有赖于医生、药物、病人和助手四大要素的密切配合。其中提及助手的选择和训练，这可以说是护士的雏型。也述及医德问题，要求“医生要有一切必要的知识，要洁身自持，要使患者信赖，并尽一切力量为患者服务，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亦在所不惜”。并称“正确的知识、广博的经验、聪敏的知觉及对患者的同情是医者的四德”。

人物生平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 绍兴 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

十三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张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

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张）仲景、（李）东垣再生”。

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

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七十八岁。

推崇丹溪之学

张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

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年-1558年）。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

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著书立说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年）。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

《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

《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

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

《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

《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据清人记载，景岳晚年，重订了卓见的《伤寒论》；可惜，未能成书，手稿亦不知去向。祖国医学宝库重大损失。

学术贡献

《景岳全书》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辩，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后世叶桂亦多承张氏的理论和方法。

清道光八年（1828年）章楠《医门棒喝》初集成，论《全书》云：“或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则自顺治中叶至1828年的近200年间，几为医所必读，可见景岳的温补理论之影响深远，《全书》之流传广泛。

《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

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内经》的较好参考书，《景岳全书》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

张景岳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对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医学思想

在整个中医理论发展史中，张景岳的医学思想体系居有重要地位，代表着中医理论的新的发展阶段。他的以温补为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进步和完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进一步完善了气一元论，补充并发展了阳不足论，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火命门说，对后世养生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景岳医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与宋明理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理学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形态中最具哲学性的思想体系，集儒释道三家于一身的理学构建了新的以“太极”为核心、理气相随的哲学形态，吸收了当时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成果，被誉为中国本土的有机自然主义萌芽。

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深深植根于理学思想之上，运用理学家的观念对《黄帝内经》作了全新的诠释，著有《类经》等书，并成为后世医家学习和研究《内经》的范本。

景岳全书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成书于其卒年1640年。“《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

《全书·传忠禄》辑有景岳主要医学理论、医评、问诊和诊断、治疗原则等论文30余篇，多有温补学说的论述。

《全书·脉神章》录有历代脉学，其中诊脉之法和脉象主病多有结合临症经验的评论。

次为《全书·伤寒典》，补充“《内经》伤寒诸义并诸治法之未备”，论述伤寒病的证治。

《全书·杂证谟》列诸内科杂证的病因病机、治理方药和部分医评，并辅有部分医案，论述系统、精采。

《全书·妇人规》：论述九类妇科疾患，并指出妇科证多有情志病因，尤要注重四诊合参。

《全书·小儿则》：更述儿科诸病并治，在总论中提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生理特点，很有见地。《全书·痘疹铨》、《全书·外科钤》各有论病及证治。

《全书·本草正》介绍药物292种，每味详解气味性用，很多为自己的临症用药体会，颇有价值。

《全书·新方八阵》、《全书·古方八阵》，景岳善兵法，在此借用药如用兵之义，以方药列八阵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全书·新方八阵》中所列方颇具创新。《全书·古方八阵》辑方经典。共录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其后的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古方收妇科186方，儿科199方，痘疹17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种。

用药特色

1、临证用药　精专简炼

张景岳处方用药，讲求“精专”二字，从不鱼目混珠，庞杂为用。这一特点在新方八阵中体现得最为明了，淋漓尽致。

张景岳认为：“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故其首先大力提倡药力专一。他的自创诸方，药力均纯厚精专。如“补阵”中的左归饮、右归饮、左归丸、右归丸，皆由古方变通而得。此四方均去原方之泻，增培本之补，使其纯补而不杂，药专而有力。集中体现了张景岳“与其制补以消，熟若少用纯补”及“若用治不精，则补不可以治虚，攻不可以去邪”的用药思想。

其次，张景岳还力倡处方用药药味宜精。药杂味多，则药力必不能专。故药味精简，是景岳处方用药的又一大明显特色。据统计新方八阵计186方，每方药物超过10味的仅见13方，约占总方的7%；用药数以6~8味居多，共88方，约占47%；而5味药以下者共有58方，约占31%。平均用药，每方约6味。由此可见，景岳用药确如其言，药力精专，简便兼验。

活用古方

景岳的许多自创新方（如左归丸、右归丸、济川煎、玉女煎、两仪膏等），乃在推陈出新基础上别出新途，活用古方并补前人之未备而成。景岳化裁古方妙在不落古人窠臼，而能自出新意。以古方为基础，执古方“意贵圆通”之意，创立了很多新方，临床试用，效果甚显。

如六味地黄丸本为补肝滋肾养阴之通剂，景岳以此为基础，举一反三，衍化出5首类方。大补元煎即六味地黄丸中增入人参、归，即变滋阴养肾之方为大补气血之剂；左归饮即六味地黄丸加枸杞、甘草，改治肾阴不足，腰酸遗泄，舌红脉细；右归饮即六味地黄丸加杜仲、附子、肉桂、枸杞，用治肾阳不足，命门火衰，气怯神疲，肢冷脉细；左归丸即六味地黄丸加菟丝子、牛膝、龟板胶等而成滋补肾阴，填精益髓之剂；右归丸即六味地黄丸加附子、肉桂、当归等而成温补肾阳，用治命门火衰之方。

以上衍化新方均不离治肾培元之宗旨，以此为基础，或兼以温补气血，或兼以培补肾阳，或兼以滋肾养阴，或兼以填精补血。由此可见，景岳对六味地黄丸的加减化裁，临证应用已达到运用自如之境地。至于对其它古方的变通应用，借此六味地黄丸一例，已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长于温补

景岳十分重视人体正虚为病，基于“阳非有余，阴亦不足”之说，大倡扶正补虚之理。景岳用补，先以形体为主，注重温补精血。他在“八阵”中讲到：“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大门路也。”景岳所言形者即阴之谓也，故又有“形以阴言，实惟精血二字足以尽之”的论述。

试观新方八阵，景岳常用的补精血药物有熟地黄、当归、枸杞等味。其中则以熟地黄为首选之品。景岳曾云：“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至静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成中第一纯厚之药。”新方八阵用熟地黄者计47方，占总方之25%左右。而补阵29方，用熟地黄者21方，约占72%。

景岳用熟地黄填补精血，所治病患极广，诸如外感表证、呕吐、水气、肿胀等等，此均为历代医家用熟地黄有所避忌者。景岳则不拘常法，信手拈来，屡收奇效。

其次，景岳用补的另一特色即是补必兼温。景岳曾云：“虚实之治，大抵实能受寒，虚能受热，所以补必兼温，泻必兼凉。”故于临证之际，凡扶正补虚者，景岳多以温补为主旨，其善以附子、肉桂、干姜、人参等药为温补之用，而其变化出入使用上，诸药在新方八阵中则比比皆是。

景岳长于温补，于当时，实乃救误应时之所为。景岳曾说，自金元以来，河间刘守真创“诸病皆属于火”之论，丹溪朱震亨立“阳有余而阴不足”之说，后人拘守此说，不论虚实，寒凉攻伐，此均为力救其偏之治。他认为“ 凉为秋气，阴主杀也，万物逢之，便无生长，欲补元气，故非所宜。凉且不利于外，寒者益可知矣 。”并宗《内经》“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之论，力倡温补而终成一家之言。

民间传说

张景岳是明代著名医学家，人们都知道他善用温补，却很少知道他还有一段急智解危的故事。

一户姓王的人家有个儿子，刚满一岁。一日，母亲随手拿一枚钉鞋的圆铁钉给儿子玩。小孩不知，误塞入口中，吞到喉间出不来。其母见状大惊，忙倒提小孩两足，欲倒出铁钉，哪知小孩反而鼻孔喷血，情况十分危急。孩子的父母连呼救命。

恰好张景岳路过这里，他见状急命其母将小儿抱正，小儿“哇”地一声哭开了。景岳断定铁钉已入肠胃，小儿父母早吓得六神无主，迭声哀求张景岳想想办法。

张景岳陷入沉思中，他记起《神农本草经》上有“铁畏朴硝”一句话，想出一个治疗方案。他取来活磁石一钱，朴硝二钱，研为细末，然后用熟猪油、蜂蜜调好，让小儿服下。不久，小儿解下一物，大如芋子，润滑无棱，药物护其表面，拨开一看，里面正包裹着误吞下的那枚铁钉。小儿父母感激不已，请教其中的奥秘。

张景岳解释说：使用的芒硝、磁石、猪油、蜜糖四药，互有联系，缺一不可。芒硝若没有吸铁的磁石就不能跗在铁钉上；磁石若没有泻下的芒硝就不能逐出铁钉。猪油与蜂蜜主要在润滑肠道，使铁钉易于排出——蜂蜜还是小儿喜欢吃的调味剂。以上四药同功合力，裹护铁钉从肠道中排出来。

小儿父母听完这番话，若有所悟地说：“有道理！难怪中医用药讲究配伍，原来各味药在方剂中各自起着重要作用哩！”

学术思想

“中年求复，再振元气”是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关于我国中老年医学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对其所提的“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中年求复，贵在复元惜元的思想和重要意义，以倡其中兴延寿之旨。

深远意义

人所具有的天然寿命，古人称之为“天年”，认为是与先天元气相关。当然，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且往往取决于元气强弱。

从这一角度言，显然人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故张氏《景岳全书》云：“此人之制命于天也”。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能尽其天年，这与后天是否很好地调摄养生有很大关系：先天虽强，不加惜护，仍可夭折；而先天虽弱，但勤于慎节，有时反得长寿。

首先，张氏并非唯先天论者，他也非常强调后天的作用。正如他在《先天后天论》中所说：“ 后天培养者寿者更寿，后天祈削者夭者更夭 ”，“若以人之作用（后天）而言，则先天之强者不可恃，恃则并失其强矣；先天之弱者当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

在《中兴论》中也指出：“若后天之道，则参赞有权，人力居多矣。”从这一角度言，人对自己的寿命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某些主动权。故张氏又云：“此天之制命于人也”。通过这样的分析，张氏突出了人在掌握自身寿命上的能动作用，得出了“后天之养，其为在人”的结论，确是有其说服力的。

由盛而衰

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我国古代对此早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且认为女子七七而男子八八则天癸竭，即标志着人体由此逐步进入了老年期，已可出现早衰和种种老年病。《备急千金要方》所谓“四十以上，即顿觉气力一时衰退；衰退既至，众病蜂起，久而不治，遂至不救”。

面对早衰现象和渐入老年，前贤反复强调了摄生的重要意义，认为决不可在衰老之后再重保养。因为衰老之体，元气大虚，精血枯竭，脏腑亏弱，欲求复壮、延年，其亦难矣。这也就是古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经旨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但是，张氏并未停留于此。他进一步对预防早衰作了重要的探讨，并鲜明地提出了“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卓越思想。

预防早衰

张氏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从他的后天保养的观点出发，发挥了预防早衰的思想。

他指出了早衰的产生是由于不知摄生，耗损精气，所谓“残伤有因，唯人自作”（《景岳全书》）。既然“所丧由人，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说明通过努力可能挽回早衰。因为，人的生命过程是有规律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经历着生长壮老，故早衰使之复常，才是遵循了生命的规律。

在这一意义上，他强调了挽回早衰。此时所作，并“非逆天以强求，亦不过复吾之固有”（《中兴论》），何乐而不为也。甚至他在论中还满怀信心地说到：“国运皆有中兴，人道岂无再振？这里的关键在于元气，早衰即是元气大伤的表现。而挽回早衰，即在重振元气。”这就是“求复之道……总在元气”。说明了应当抓住中年时期元气尚未大虚之机，认真地加以调理，使元气得以复常，而人身之根本得固。若以天年为百岁而言，中年时期的元气，难道不是还应该保持着大部分吗

我们不难看到，张氏的“求复”之论，遥接了《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不懂得运用阴阳和调这一养生规律，“则早衰之节也”；’倘能掌握养生之道，即可“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所以，张氏的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观点，是对该节经义的重大发挥。

由于他的预防早衰的思想是基于对人体生命过程的深入了解，基于对中年期具有重要性的正确认识，因之不仅富于一种积极的主动精神，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科学依据。

许多老年性疾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中年后逐渐演变而成的。中年时期虽然在生理上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过渡时期，但其生理特点毕竟完全不同于老年时期，即使逐渐出现一些衰弱的表现，但却远比60岁或64岁以上的老人要气血旺盛、脏腑充盈得多，是故张氏力主“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然再振根基，尚余强半”（《中兴论》），加强调养，对于避免早衰，预防老年病等，无疑具有极大的意义，以尽享天年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情况表明，在300多年前张氏提出的中年求复的思想，确是十分可贵的。

惜元复元

爱惜元气 防范未然

《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人生在世，可“度百岁乃去”。可见当时（上古）己发现人的自然寿命在百余岁。据《尚书·洪范》解释，“一曰寿，百二十岁也。”则更明确地指出寿命的极限为120岁。张氏在《中兴论》中亦认定人之天年在百余岁。即使人的个体寿命因遗传差异而有所不同，虽不可能春秋皆度百岁，但绝大多数人是应该达到90以上至100余岁的。

然而，事实上却是大多数人半百而动作皆衰，就其缘由，理当责之后天失养、元气受损。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恃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常，故半百而衰也”。张氏亦持此见，认为除天灾人祸等客观原因外，乃是“唯人自憎”（《中兴论》）。既然是“所伤由人”，则“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中兴论》）。

元气乃人身根本，且在体内不能永存。人至中年，元气则由鼎盛而渐衰，因而对之更当惜之再惜。但总有人不明此理，“既已失之，而终不知其所以失也”。整日仍忱于酒、色、财、气、功名之中，以至“坐失机宜，变生倏忽”，令元气早衰。故张氏历陈其损元折寿之害，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惜元避害之法，曰：酒杀可避，吾能不醉也；色杀可避，吾能不迷也：财杀可避，吾能不贪也；气杀可避，吾能看破不认真也；功名之杀可避，吾能素其形藏也。”（《景岳全书·传忠录·天年论》）。

张氏这种既正视人的生理和社会需求，同时又提出应当对这些需求有所节制的思想，较之一味勉强无为和压抑人的正当需求的思想来说,无论从认识方面或实践方面均大有进步。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养生学，而且还为处于社会激烈竞争前沿的中年人如何去惜元保元，顺利步入健康的老年时期，以及对中年心身医学的研究，都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孙思邈（581～682）为唐代著名医学家。撰《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出生于隋开皇元年，卒于唐永淳元年。活了102岁（也有说他活了141岁），他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历史上，被人们尊为“药王”。孙思邈为京兆华原（今陜西耀县）人。他拒绝唐太宗等要其任国子博士的聘请，长期居住民间，生活朴素，采种中药，研究医学，为人治病，淡名利，精医学，通百家之言，为人治病，著书立说，撰著《备急千金要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等书，系统总结我国唐以前医学发展的丰富经验。在学术上，孙氏重视民间医疗经验，总结出用动物甲状腺防治甲状腺肿大；用动物肝防治夜盲；应用葱叶作为导尿管，为尿闭病人施行导尿术；记录流传的下颌脱臼整复法，一直沿用至今；他使用的硫黄伏火法则是我国最早的火药配方。在针灸方面，两书均有专篇，强调针药并用，收载不少奇穴，提倡预防灸法等，对后世颇有影响。此外对采药、炮炙并用经验等，都有一定的贡献。尤为可贵的，孙氏对鬼神致霍乱、服石长生等持批判态度，正确论述霍乱的病因和养生之道。孙氏治学精神不墨守成规，出色地发展了仲景学说。孙思邈7岁时读书，就能“日诵千言”。每天能背诵上千字的文章，到了20岁，就能侃侃而谈老子、庄子的学说，并对佛家的经典著作十分精通，被人称为“圣童”。但他认为走仕途，做高官太过世故，不能随意，就多次辞谢了朝廷的封赐。隋文帝让他做国子博士，他也称病不做。唐太宗即位后，召他入京，见到他50多岁的人竟能容貌气色、身形步态皆如同少年一般，十分感叹，便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值得人尊敬呀！像羡门、广成子这样的神仙人物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皇帝还想授予他爵位，但仍是被孙思邈拒绝了。高宗继位后，又邀他做谏议大夫，也未被允。孙思邈归隐的时候，高宗又赐他良驹，还有已故的鄱阳公主的宅邸居住，就连当时的名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文学大家都十分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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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志，即指喜、怒、忧、思、悲、惊、恐等人的七种情绪。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两重性，既能有利于人，也能有害于人。同样，人的情绪、情感的变化，亦有利有弊。生活中，谁都难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良情绪，但是我们应当善于控制和调节它，能够及时地加以消释和排除，从而使我们免受或少受不良情绪的 和危害。

(1)以情制情法。

又叫情志制约法，创自于《黄帝内经》。如《内经素问·阴阳应像大论》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以情制情法是根据情志及五脏间存在的阴阳五行生克原理，用互相制约、互相克制的情志，来转移和干扰原来对机体有害的情志，藉以达到协调情志的目的。此谓祖国医学独特的与康复方法。这一的原则到金元时代，以著名医学家张子和的《儒门事亲》为代表，达到了充分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水平。张子和指出：“悲可以制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戏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制思，以污辱欺罔之事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奇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听视。”

在使用以情制情法时，要在患者有所预感时，再进行正式的情志治疗，不要在人毫无思想准备之时，突然地进行，并且还要掌握人对情志 的敏感程度，以便选择适当方法，避免太过或不及。

喜伤心者，以恐胜之。

以恐胜之，又叫惊恐疗法，适用于神情兴奋、狂躁的症。《儒门事亲》里载：有一位庄医师“治以喜乐之极而病者，庄切其脉，为之失声，佯曰：“吾取药去，数日更不来。”于是病人便渐渐由怀疑不安而产生恐惧，又由恐惧产生悲哀，认为医生不再来是因自己患了重病。“病者悲泣，辞其亲友曰：吾不久矣!庄知其将愈，慰之。”这个病例说明了庄医生采取按脉失声与取药数日不至而取效，此即“恐胜喜”也。

《洄溪医书》里亦记载一例喜病恐胜之例：某人新考上状元，告假返乡，途中突然病倒，请来一位医生诊视。医生看后说：“你的病治不好了，七天内就要死，快赶路吧，抓紧点可以回到家中。”新状元垂头丧气，日夜兼程赶回家中，七天后安然无恙。其仆人进来说：“那位医生有一封信，要我到家后交给您。”只见信中讲到：“公自及第后，大喜伤心，非药力所能愈，故仆以死恐之，所以治病也，今无妨矣。”

以上二例，说明喜伤心者，可以恐解之。原因何在呢《吴医汇讲》解释说：“必有所乐谓之喜，何反谓喜伤心哉凡人之气，以平为期，不及者病，过者亦病。经曰：‘心藏神，神有余则笑不休’。试即以‘不休’二字味之，乃乐之过而失其正也。当此乐以忘忧之际，有放心而不知求其心，所藏之神不亦因之而涣散乎至于恐能胜喜，其义维何盖喜为心志，恐为肾志，水能制火，既济之道也。抑更有显而易见者，人当极喜之时，适有恐惧之事，猝然遇之，莫不反喜为忧者，惟喜之情缓于恐，而恐之情急于喜也。是以水火克制之理言之，或近傅会，而不知胜复之道本乎人情，实有深相印合者。”

思伤脾者，以怒胜之。

以怒胜之，是利用发怒时肝气升发的作用，来解除体内气机之郁滞的一种疗法，它适用于长期思虑不解、气结成疾或情绪异常低沉的病症。《续名医娄案》载：“一富家妇人，伤思虑过甚，二年余不寐。张子和看后曰：‘两手脉俱缓，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与其丈夫怒而激之也，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法而去，其人大怒，汗出，是夜困眠，如此者，八九日不寤，自是而食进，脉得其平。”此例说明了思之甚可以使人的行为和活动调节发生障碍，致正气不行而气结，或阴阳不调，阳亢不与阴交而不寐，当怒而激之之时，逆上之气冲开了结聚之气，兴奋之阳因汗而泄，致阴阳平调而愈。

《四川医林人物载》里也记述了一例郁病怒激之病例：青龙桥有位姓王的儒生，得了一种怪病喜欢独居暗室，不能接近灯光，偶尔出来则病情加重，遍寻名医而屡治不验。一天名医李健昂经过此地，家人忙请他来诊视。李氏诊毕，并不处方，却索取王生昔日之文，乱其句读，高声朗诵。王叱问“读者谁人”，李则声音更高。王气愤至极，忘记了畏明的习惯，跑出来夺过文章，就灯而坐，并指责李氏：“你不解句读，为何在此高声嘶闹”儒生一怒之后，郁闷得泄，病也就好了。

悲伤心者，以喜胜之。

以喜胜之，又称笑疗，对于由于神伤而表现得抑郁、低沉的种种病症，皆可使用。在《医苑典故趣拾》中有这样一则笑话：清代有位巡按大人，抑郁寡欢，成天愁眉苦脸。家人特请名医诊治，当名医问完其病由后，按脉许久，竟诊断为“月经不调”。那位巡按大人听罢，嗤之以鼻，大笑不止。连连说道：我堂堂男子焉能“月经不调”，真是荒唐到了极点。从此，每回忆及此事，就大笑一番，乐而不止。这是名医故意以常识性的错误所引起的发笑。

金元名医朱丹溪曾遇到一青年秀才，婚后不久突然亡妻，故终日哭泣悲伤，终成。求尽名医，用尽名药，久治无效。朱丹溪为其诊脉后说：“你有喜脉，看样子恐怕已有数月了。”秀才捧腹大笑，并说：“什么名医，男女都不分，庸医也!”此后，每想起此事，就会自然发笑，亦常将此事作为奇谈笑料告诉别人，与众人同乐。 移月转，秀才食欲增加，心情开朗，病态消除。这时，才告诉他这是以喜乐制胜悲忧的治法。 恐伤肾者，以思胜之。

以思胜之，主要是通过“思则气结”，以收敛涣散的神气，使病人主动地排解某些不良情绪，以达到康复之目的。《晋书·乐广传》记载：“尝有亲客，久阔不复来，广(乐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酒，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于时河南听事壁上有角弓、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复置酒于前处，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顿愈。”“杯弓蛇影”这一成语所讲的历史事实，说明由恐惧引起的，可以用“深思”的方法来解除其恐惧紧张的心理状态，从而使疾病消除，恢复健康。

怒伤肝者，以悲胜之。

以悲胜之，是根据《黄帝内经》“悲则气消”和“悲胜喜”的作用，促使病人发生悲哀，达到康复身心目的的一类疗法，对于消散内郁的结气和抑制兴奋的情绪有较好作用，最适于病人自觉以痛苦为快的病症。《儒门事亲》中载：张子和治妇人病，问病人曰：“心欲常痛哭为快否”妇曰：“欲如此，余亦不知所谓。”张又曰：“少阳相火，凌的肺金，金受屈制，无所投告，肺主悲，但欲痛哭为快也。”于是，张子和鼓励病人尽量痛哭，其病得以康复。此病例为木火的伤肺金，肝肺气郁，故以哭出为快。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在运用“以情胜情”疗法治疗情志因素所导致的病变时，要注意 的强度，即治疗的情志 ，要超过、压倒致病的情志因素，或是采用突然的强大 ，或是采用持续不断强化 。总之，后者要超过前者，否则就达不到以情胜情的治疗目的。

(2)移情法。

又称转移法，即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措施改变人的情绪和意志，以解脱不良情绪的苦痛。有些人患某种疾病后，往往将注意力经常集中在疾病上面，怕病情变坏，怕不易治愈，怕因病影响工作、劳动、学习和生活，整天围绕着疾病胡思乱想，陷入苦闷、烦恼和忧愁之中，甚至紧张、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分散病人对疾病的注意力，使思想焦点从病所转移于他处;或改变周围环境，使患者不与不良 因素接触，这就是“移情易性”的意疗方法。其意义正如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所说：“情志之郁，由于隐情曲意不伸，……郁症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续名医类案》中说：“失志不遂之病，非排遣性情不可”，“虑投其所好以移之，则病自愈。”“移情易性”的具体方法很多，应用时当根据不同人的心理、环境和条件等，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灵活运用。主要方法如下。

一是琴棋书画移情法。

《北史·崔光传》说：“取乐琴书，颐养神性。”吴师机《理瀹骈文》又说：“七情之病者，看书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矣。”故应在烦闷不安、情绪不佳时，听一听音乐，欣赏一下戏剧，观赏一场幽默的相声或哑剧，这样可乐得捧腹大笑，精神振奋，紧张和苦闷的情绪也随之而消。平时，应根据各自的不同兴趣和爱好，分别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如书法、绘画等，用这些方法排解愁绪，寄托情怀、舒畅气机、怡养心神，有益于人之。

二是移情法。

李东垣《脾胃论》里说：“劳则阳气衰，宜乘车马游玩。”这说明利用旅游，可驱除烦恼，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恢复，当思虑过度，心情不快时，应到郊外旷野或消遣，让山清水秀的环境去调节消极情绪，陶醉在蓝天白云、花香鸟语的自然环境里，舒畅情怀，忘却忧烦。在与别人争吵时，最好的方法是转移一下注意力，去参加，如打球、散步、打太极拳等，或参加适当的体力劳动，用肌肉的紧张去消除精神的紧张。

三是升华超脱法。

升华，就是用顽强的意志战胜不良情绪的干扰，用理智战胜生活中的不幸，并把理智和情感化作行动的动力，投身于事业中去。如西汉司马迁因替李陵辩解，得罪下狱，惨受腐刑。司马迁为转移其不幸遭遇所带来的苦痛心境，而以坚韧不屈的精神，全力投入《史记》的撰写之中，以舒志解愁，调整和缓解心理矛盾，把心身创伤等不良 变为奋发努力。

超脱，即超然，思想上要把事情看得淡一些，行动上应脱离导致不良情绪的环境。如高考落榜后，有的考生灰心丧气，感到前途无望，个别的甚至想轻生自杀。这时就要正确理解考试的意义。“天生我才必有用”，上大学不是唯一出路。要看到高考中，有不少人是落榜的，决不是你一个人。一个人只要不气馁，振作精神，面向生活，面对自己的现实，路就在你的脚下，前途同样是宽广的，应该挺起胸膛去迎接生活。对于社会上的闲言冷语不必理睬。此时最好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冷静地思考一下，或外出做社会调查、旅游，亦是恢复心理平衡的方法。

(3)暗示法。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有个“望梅止渴”的故事，即是暗示疗法的例证。说明暗示作用不仅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且能影响人体的生理机能。祖国医学早在《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运用暗示疗法的范例，如《素问·调经论》里说：“ 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乱。”意思是，医生要先在病人应针刺的地方不停的进行 ，并拿出针来给病人看，口里说我将把针扎得很深，这样，病人必然会集中注意力，使精气深伏于内，邪气散乱而外泄，从而提高针刺的疗效。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曾采用说要给病人服吐下药，或针灸数十百处的暗示法而治疗“诈病”。李瞻曾用语言暗示，使患者不忧目而着意于股，从而导火下行而使目疾愈。

暗示的方法，一般多采用语言，也可采用手势、表情或采用暗示性药物暗号来进行。暗示与说服不同，它是通过言语使病者不经逻辑的思维和判断，直觉地接受医生灌输给自己的观念，其作用在于情绪方面，而说服的作用在于理智方面。在作暗示治疗时，要特别注意：第一，病人的受暗示性是各不相同的，这与病人的个性心理特点及高级神经活动特点密切有关，亦与年龄有关。病人的智力水平与文化程度，在能否接受暗示方面并无决定性作用。第二，施治前要取人充分的信任与合作。第三，每一次施治过程应尽量取得成功。如不成功，则会动摇病人的信心，影响病人对施治者的信任，这样如果再做第二次治疗，就会困难得多，成功的希望也就少得多。

(4)说理开导法。

《黄帝内经》里说：“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此为说理开导法的起源。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告之以其败”，就是向患者指出疾病的性质、原因、危害，病情的轻重深浅，引起病人对疾病的注意，使病人对疾病具有认真对待的态度，既不轻视忽略，也不畏惧恐慌。第二，“语之以其善”，指出只要与医务人员配合，治疗及时，措施得当，是可以恢复健康的，以增强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第三，“导之以其所便”，告诉患者如何调养和治疗的具体措施。第四，“开之以其所苦”，此指要帮助患者解除紧张、恐惧、消极的心理状态。以上四点，即是讲如何使用说理开导法。所谓“说理开导”，是指正确地运用“语言”这一工具，对患者采取启发诱导的方法，宣传疾病的知识，分析疾病的原因与机制，解除患者的思想顾虑，提高其战胜疾病的信心，使之主动地配合治疗，从而促进健康的恢复。

心理开导最常用的方法是：解释、鼓励、安慰、保证。解释是说理开导法的基础，它是向患者讲明疾病的，解除其思想顾虑、密切医患关系，从而达到康复的目的。而鼓励和安慰则是在患者心理受到挫伤、情绪低落之时实行的康复方法。保证则是在患者出现疑心，忧愁不解之时，医者以充足的信心做出许诺，担负责任，以消除病人的紧张与焦虑。

一个人在生活中受到了挫折，甚至遭到不幸，可找自己的知心朋友、亲人倾诉苦衷，或向亲朋好友写书信诉说苦闷，以便从亲人、朋友的开导、劝告、同情和安慰中得到力量和支持。正如俗话所说：“快乐有人分享，是更大的快乐，痛苦有人分担，就可以减轻痛苦。”

(5)节制法。

《吕氏春秋》说：“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这里讲的就是节制法，即节制、调和情感，防止七情过激，从而达到心理平衡。《医学心悟》归纳了“保生四要”，“戒嗔怒”即为一要。《泰定养生主论》强调养生要做到“五不”，“喜怒不妄发”就名列第二。《寿亲养老新术》总结了“七养”，其中就有“莫填怒养肝气，少思虑养心气”。《养性延命录》概括的养生“十二少”，主要讲的就是节制七情，诸如少愁、少怒等等。

现代研究表明，只有善于避免忧郁、悲伤等不愉快的消极情绪，使心理处于怡然自得的乐观态，才会对人体的生理起著十分良好的作用。如能提高大脑及整个神经系统的功能，使各个器官系统的功能协调一致。不仅焦虑、失眠、头痛、等轻度的可避免，即使是像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的，也会减少发病机会。

第一，“制怒”。

愤怒是一种常见的消极情绪，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不仅能伤肝脏，亦可伤心、伤胃、伤脑等，从而导致多种疾病。林则徐把“制怒”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想来很有道理。

制怒，首先应遇事冷静，因为怒常常是不能冷静思考的结果。因此，遇事一定要冷静，因为只有冷静，才能积极思考，想出对策，圆满。

其次，要及时宣泄。如心有不平之事，可及时向知心朋友倾诉，甚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千万不要闷在心里，以致气郁成疾，或者大发雷霆。

还有，制怒要注意养肝，学认为，肝主怒，所以要制怒，必须要保护好肝的功能。若是肝气郁结引起发怒时，当舒肝解郁，可用逍遥散治疗，若是肝火上炎引起发怒时，当清泻肝火，用龙胆泻肝汤治疗，若是肝阳上亢引起发怒时，当滋阴潜阳，可用镇肝泻风汤。

第二，防止“乐极生悲”。

加拿大一位贫穷的鞋匠，在确知自己中了百万元的巨彩后，竟“因乐暴亡”，直到入殓之时，仍面带笑容。这种因过度兴奋造成的猝死，时常发生在中间。人过中年，全身的动脉均会发生程度不同的硬化，营养心肌的冠状动脉当然不会例外。如若心脏剧烈地跳动，必然增加能耗，心肌将会发生相对的供血不足，从而出现心绞痛甚至，或心跳骤停。这是“乐极生悲”的一个原因。此外“乐极生悲”还可致血压骤然升高，健康的人尚可代偿，若已患高血压症，过度兴奋就会导致“高血压危象”，表现为突然感到头晕目眩视力模糊、烦躁不安。“高血压危象”尽管可能持续几个小时，却可由此引起脑血管破裂发生猝死。可见，“乐极”亦不可取，为了健康长寿，任何情绪的过分激动都是不可取的，应采取“冷处理”的方法，对于喜事与悲事、兴奋与气愤、顺境与逆境、快乐与痛苦等，都应一视同仁，善于自我调节情感，的心理状态，一定注意不要超过正常的生理限度。

(6)疏泄法。

古人曾说：“不如人意常八九，如人之意一二分。”一般来说，人的一生中处于逆境的时间是大大多于顺境的时间。那么，心情不愉快时，又怎么办呢

事实证明，疏泄法可使人从苦恼、郁结的消极心理中得以解脱，尽快地恢复心理平衡。祖国医学认为，“郁则发之”。郁，即郁结，主要指忧郁、悲伤，使人不快的消极情绪;发即疏发、发泄。当情绪不佳时，千万不要自寻苦恼，把痛苦、忧伤闷在心里，一定要使之发泄出来，如可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让眼泪尽情地流出来，就一定觉得舒服些。现代研究发现，因感情变化流出的眼泪中含有两种神经传导物质，这两种传导物质随眼泪排出体外后，可缓和悲伤者的紧张情绪，减轻痛苦和消除忧虑。美国圣保罗市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威廉·弗列有个有趣的实验，在受试的200名男女中，有85%的女性及73%的男性，当痛苦地哭泣之后，自我感觉都比哭之前好得多，而且健康状况也有改进。

现己证实，结、消化性溃疡病、过敏性结肠忧郁症失眠及一般胃疼等均与情绪压抑有关。男子患消化性溃疡病多于女性，其原因之一即与男儿有泪不轻弹有关联。所以说，当君想哭时，不必强力压抑自己，尽可使泪水流淌排放。当然，也不宜过悲久哭，谨防认为的“大悲伤肺”。

《颅囟经》系儿科著作，不著撰人。《宋史·方伎传》及《艺文志》始载《师巫颅囟经》。一般认为该书系唐末宋初人托名师巫的作品。明代以后散佚。现所见《颅囟经》多以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本为祖本。现存版本主要有《四库全书》辑本2卷，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影印本。

全书分为二卷，上卷论述小儿脉法、病证、治疗以及小儿疾病的特殊诊断和鉴别方法，并对小儿惊、痫、癫、疳、痢、火丹等证详加论述；下卷载火丹(丹毒)15候，治疗多以秘方，计16证19方。书中祝由法等保留了早期医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