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历宝钞》

是一本传抄已久的“阴律”善书，其传出者淡痴尊者是一位得道高僧，其真实性在中国古代佛家典籍中已有记载，而道教的经典《神仙通鉴》对此也有记录。

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104650htm

四库全书

丛书名。清乾隆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玉历宝钞是一本传抄已久的“阴律”善书，

四库全书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

四库全书不包含《玉历宝钞》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同馆善本部编1959·北京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同馆编1987·北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同馆编1999·北京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1-4同馆编1967·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书目』同所编1967·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普通本线装书目』同所编1970·台北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解题』同馆编1984·长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古籍善本书目』同所图书馆编1993·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同馆编1983·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同馆古籍整理研究所编1991·北京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饶宗颐编著1970·香港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微☆目录索引』同馆编1984·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上下同院编1983·台北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王重民辑录·袁同礼重校1972·台北

『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同馆编1969·台北

『大仓文化财团汉籍善本目录』同财团编1964·东京

『台湾公藏普通本线装书目书名索引』国立中央图书馆编1982·台北

『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人名索引』国立中央图书馆编1972·台北

『台湾公藏宋元本书目』昌彼得编1955·台北

『国立北平图书馆书目目录类』萧璋编1934,1972·台北

『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第一卷目录门同馆普通古籍组编1990·北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86·上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91·上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94·上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96·上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89·上海

『东方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1945·京都

『大东急记念文库贵重书解题』第一卷总说·汉籍长泽规矩也编1956·东京

『补订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古书分类目录』长泽规矩也编1975·东京

『庆应义塾图书馆藏和汉书善本解题』同馆编1958·东京

『阳明文库藏书解题国书善本·贵重汉籍』东京

『蓬左文库典籍丛录-骏河御让本』杉浦丰治著1975·名古屋

『关西大学所藏内藤文库汉籍古刊古钞目录』同大学图书馆编1986·大阪

『日光山「天海藏」主要古书解题』长泽规矩也编1966·日光

『大仓文化财团汉籍善本目录』同财团编1964·东京

『汉籍丛书所在目录』东洋学文献センタ　连络协议会编1965·东京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合册订正缩印版同所编1981·东京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同所编1963·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缩刷版同所编1981·京都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文献记载历数千年而未中断。中华民族的典籍文献，夙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举世无双。这些丰富的典籍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护并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要求今人对现存中国古籍作系统整理与研究，首先需要对文献资源作全面调查与清理。在中国历史上，像编纂《中国古籍总目》这样在全国图书馆界、学术界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清理，尚属首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具有开创性与总结性，堪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

编纂全面反映中国古代文献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总目录，是文献学界、图书馆界多年的共同理想。中国历代有编纂史志目录、公私藏书目录的传统，并重视书目编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作用。史志与公藏目录多反映各朝皇家或官府的典籍积累，私家藏书目录则较多反映民间的文献收藏，两者各有局限，互为补充。收罗完备、着录详明、体例精严的总目录，惟有文献典籍大多归于公藏，各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开展联合编目的当代，才有可能产生。近代以来，各大图书馆逐步积累的馆藏古籍记录与各学科专家合作编纂的专科目录，是《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大型书目，为《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提供了文献调查与收集、书目汇总与校订的成功范例。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水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善本：凡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称为善本。善本有三大性质：因其年代久远而有"历史文献性"，书籍内容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资料性"，雕板印制考究、插图等精美的"艺术代表性"。过去私人藏书家，每得到一珍本，即依样重抄作为副本保存，被转抄的图书就被称为正本。现在把政府间的文件，以及国际文件的正式签署本的复本称为副本，作为通用善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古代拓碑帖以及图书的旧刻本等，通常也称为善本。

　　孤本：指在世界上仅存一份图书、资料。通常也把在世界上仅有一份流传的图书的某一刻本（尽管此种图书还有其他刻本流传）、未刻印的手稿、仅有一份的碑贴的旧拓本称为孤本。

一、内容繁多，涉及面广

《四库全书》内容囊括范围甚广：分经、史、子、集4部，之下又分44类66属。

经部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个大类。

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别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个大类。

子部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大类。

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

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二、编纂《四库全书》条件充沛

（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

1735年，弘历登基，改年号为乾隆。乾隆年间国家富庶，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安定。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

（二）统治者十分重视。

所谓“盛世修书”，康熙年间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帝也要以丰富的文化成果来彰显自己的“文治”，于是决定编篡《四库全书》。另外修书一事还可以笼络羁縻知识分子，以浩繁巨大的编篡工作将他们的时间精力耗掉，防止作乱。

《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帝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

（三）资金来源比较雄厚。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

（四）组织系统特别严密。

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

（五）人才录用不拘一格。

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这几个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乾隆的破格录用使人才云集于此，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三、《四库全书》的历史影响

1系统保存了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并扩大了这些典籍的传播流通。《四库全书》收录之书都是从全国各地广泛征集的数万种图书中遴选出来的，并经当时的一流学者如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王念孙、周永年、金简、任大椿等精心校勘考订，自先秦至乾隆年间尚存和新版的重要典籍藉此得以以新的定本形式保存下来。江浙三阁向社会读者开放，读书人和藏书家纷纷入阁阅读、抄录各种平日难以寓目的善本，对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2对传统学术做了全面的总结评价。《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中，编纂官为每一种过目的书撰写一篇提要，对作者的生平，写作旨要、成书经过、内容篇章、学术价值等情况做出概述。提要原来粘贴在各书开卷副页右方，随书进呈。后来，各篇提要被分别辑出，汇编成为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单行流传。《四库全书总目》按四部分类编辑，部和类前各有总序和小序，说明源流和立类根据。各类先列著录书，次列存目书。所谓著录书，甚至已经收入《四库全书》的书，共计3400余种。所谓存目书，是指经纂修官过目并撰有提要、后来因是非重要典籍而没有收入《四库全书》的书，共计6700余种。此一万余篇提要，再加上几十篇部、类的序，对先秦以来的传统学术作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价。这些提要都成于学有专攻的著名学者之手，最后经过总纂官纪昀笔削定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经武英殿刊行后，在阅读治学和目录编纂方法方面影响全国。

后人给予此书以高度评价，有人曾经这么说“《四库提要》成书较晚，介绍最详细，对我的启发帮助尤大，我感到从它那里得到的教益，比学校中任何一位老师还多。”可见，《全书》对个人也是有着深刻的影响的。

3不过，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乾隆下令编修《四库全书》，是想通过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完全禁除各类书籍中有碍满清统治的思想内容。当时，清廷设立了三个查办机构：红本处、四库全书馆、军机处，对进呈之书进行严厉的审查。在《四库全书》编篡过程中，乾隆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审查，通过大量的查书、禁书，试图完全禁除各类书籍中有碍满清统治的思想内容，以达到文化专制的目的。十余年间，清廷禁毁书籍达几千种，其中全毁掉的有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目前我们看到的《四库全书》是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官员们奉命对书籍中所谓有问题的文字进行武断的删削，使人见到的《四库全书》中的一些著作，已经不是本来面目，其文献价值是大打折扣了。据悉，四库全书著录的书籍有3461种，被乾隆皇帝禁毁的书籍也达3100多种，而禁书的时间比征书的时间还要长的多。　当时乾隆皇帝一方面鼓励各地藏书家把自己的善本书拿出来，并为此专门承诺，在书籍抄录工作完成之后，一定发还给本人，不影响个人收藏，且对献书量大的收藏家，他还会加注御批。另一方面却在征书过程中作出了禁书的决策，把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全部毁掉。自康熙以后，清代的文字狱开始出现，经过雍正至乾隆年间达到高峰，尤其值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愈演愈烈，每次文字狱不但要禁书还要罪人。

乾隆42年，有人告发王锡侯，说他删改康熙字典，另外编了一本字贯，而且在字贯里不避皇帝的名讳，结果乾隆皇帝下令把王锡侯斩首，还株连了王锡侯的儿子孙子共7人。乾隆皇帝禁书的决心相当大，连他祖父康熙皇帝御批过的《通鉴纲目》，乾隆皇帝也严令禁毁。

其大量篡改古籍的行为，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由于“胡虏”和“匈奴”犯清廷的忌，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再如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又犯忌，改作“凋零”，让人完全读不懂什么意思了。

其次，在长达十余年的编纂过程中，3000多种底本经过抄写、校对、撰写提要等诸多程序，出现了众多丢失、抵换的情况，在这种抄写和校勘过程当中，经常有人用丢了又不敢声张，然后又偷偷拿别的书来换上，最后这样的书加起来的数字达到了500多种。这种状况也使得许多部书的内容无法保证是否与原著一致。

还有一点，负责编书的官员们常常在书稿中故意留下讹误，准备让乾隆帝来发现。乾隆帝在四库全书编纂抄录的过程中事必躬亲，常常去检查抄录的情况，翻阅书稿，他能够发现错字及讹误，这帮士子便趁机歌颂当今圣上圣明。然而，皇帝再圣明，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把所有的讹误全部指出，那些被设置了却没有被解决的陷阱，那帮士子想必也未能一个不漏地更正过来，这种儿戏般的编纂态度，导致珍贵的文化典籍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利用《四库全书》时应该加以了解的。

四、结语

《四库全书》的编修，堪称我国文化史上一次工程最浩大的图书编辑活动。它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但是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乾隆帝亲自组织的编纂过程中毁书也是颇多。编书与毁书同在，保护与破坏共存，关于这样的编纂特点，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待；而《四库全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依然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