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本《三国志》看看。要什么版本。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5浏览：2收藏

想买本《三国志》看看。要什么版本。,第1张

你是想全面了解三国历史，而且不希望有太多文言文吧？

为什么要看三国志呢？三国志原版全是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不是文言文的当然就是后人翻译的了。三国演义是古代白话文写的，不过是小说。

有白话本,是曾经看过一个,是九几年出版的你可以去网上搜一搜,白话三国志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没开始到最后还活着的,恐怕没有

通常说的三国,是指从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到三分归晋结束是公元184年到公元280年,历经近100年。

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罗贯中编著而成的。由题目可知，这部小说是依据《三国志》写的，但是不向正史那样庄重，而是古代的白话文小说。与《三国志》相比，《三国演义》变得艺术性更强了。演义与正史的最大区别就是，演义不是全部真实的，演义是小说。人人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

看你自己了。祝你好运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明朝嘉靖元年修髯子张尚德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该书最早的刻本，这一说法似乎已成定论。因此，学术界在探讨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时，自然也都是基于上述认识，把《三国演义》作为罗贯中的个人创作，结合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对其作出种种论述的。然而，疑问也在不断产生：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有的学者推算出罗贯中大约在1329年前后创作了《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第一次刊行是在明嘉靖元年，从元末明初到明嘉靖元年（1522）近200年间，该书不见于任何记载，它是怎样保存下来的？罗贯中生当元末明初，当时既没有成熟的小说理论，也没有现成的长篇小说可以借鉴，他是怎样的天才，能够创作出这样一部不朽的巨著？不过，因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明标为“罗贯中编次”，这一说法也早已为学界所认同，尽管一些学者对此抱有疑问，因缺乏充分的证据来推翻固有的观点，终归是疑者自疑，信者自信，传统的看法并未被动摇。　明代孤本黄正甫刊二十卷《三国演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1）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不久以前，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籽菀濉烦墒橛谠⒆谥林稳辏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

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堵脊聿拘唷返募窃兀堆菀濉返背墒橛谠笃凇BR> 4．“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希望这个回答对你有帮助

　　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和版本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是整个《三国演义》研究工作的基础。代表们就此开展的讨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罗贯中的生平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时间。会上主要提出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罗贯中是宋末元初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于元代。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最重要的根据是南宋末年著名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名单中的高克柔应作高柔克，即创作《琵琶记》的元代著名戏剧家高则诚；罗贯中参照元代广泛流传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而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代的一些《三国演义》刊本也明确地题署“元东原罗贯中演义”或“元东原罗贯中编次”。有的同志为此说提供了旁证，指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钱塘罗贯中本者，南末时人”；明王圻《稗史汇编》中的“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一句，从文字、训诂、语法、逻辑等方面来看，“宗秀”应为“宋季”之误，则王圻也认为罗贯中是宋末年人；此外，《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某些细节描写，正好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某些制度和风尚，书中还有不少元代的“俗近语”。由此可见，《通俗演义》是元代作品。有的同志还进一步推论，它大约完成于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即至正元年(1341)到十一年(1351)之间，这段时间，罗贯中大约是四十岁至五十岁。

　　第二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说《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的罗本即罗贯中是可信的，他由于敬佩赵宝峰“道行于时，匡济斯民”的品格和其渊博学识而自居门人也是很好理解的；列入名单的三十一人，按照门人相互之间“序齿”的通例，是按年龄长幼的顺序排列的，第十一位的罗本处在第六位的向寿(约生于1310年)、第八位的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的王桓(1319年以前生)之间，那么，可以推算他的生年约在1315一1318年，卒年也可相应订为1385—1388年；至于名单中的高克柔，可以肯定不是高明(字则诚，著有《柔克斋集》)。这些同志再参照其他材料，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洪武四年(1371)之后；其时，罗贯中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通俗演义》的写作，而初步实现了安定统—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他完成这部巨著。有的同志还探讨了罗贯中与施耐奄的关系，认为施耐奄于1363年前后盘桓于苏州、钱塘，而罗贯中那段时期正流寓于杭州等地，1366年还在慈溪出现，他们的相遇是很可能的；罗贯中既参与了《水浒传》的写作，又独力完成了《三国志演义》。

　　第三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文学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是新安虞氏在至治年间(1321一1323)新刊的五种平话之一，全书约八万字，是五种话本中篇幅最长，写得较好的一种，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文笔也还相当粗糙、简陋。而《通俗演义》篇幅约八十余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它的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有的同志还进一步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部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因此，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之所以托名罗贯中，又在其名字前面冠以“元朝”字样，乃是有意把此书的时代提前，借以抬高它的声价；而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二)如何看待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字注

　　1980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出版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章培恒、马美信同志在该书前言中，对书中的小字注十分重视，把其中的“今地名”作为考证《通俗演义》成书时代的主要依据。他们认为，小字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因此，《通俗演义》写作“当至迟在元末而非明代之后”。在这次讨论会上，代表们围绕着小字注，讨论了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小字注是否出自作者本人之手主要有三种意见：

　　(1)认为小字注大部分出自罗贯中之手，其中有的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由抄者加添的。有的同志还指出：“此书的夹注不象后世评点家那种有纲领有计划的产物，倒象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兴之所至，信笔所加的结果。由于缺乏全盘考虑，加上掌握知识的局限，才造成全书中夹注的不平衡、不匀称、不统一以及不精确的状况。”

　　(2)认为小字注和《通俗演义》的正文均出于庸愚子之手。他一方面惯于在正文中照抄《三国志》原文，不加改动，一方面又抄录裴注来解释其中难懂的词语，此外，他还借鉴了《资治通鉴》，并杂抄了不少胡三省的注文。

　　(3)认为小字注不是《通俗演义》作者本人的手笔，而是远在作者之后的某人所作。理由有四：其一，有些注文与正文矛盾；其二，不少注文破坏了正文的艺术效果；其三，许多注文完全可以写入正文，不必单独存在；其四，许多注文补充的材料当是被作者所舍弃的。

　　以上三种意见有一点相同：都认为小字注出自一人之手。

　　第二,小字注中的“今地名”可否作为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间的根据主要有五种意见;

　　(1)认为通过“今地名”来考索成书年代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全书二十多条“今地名”除两条显然讹误，两条系沿用宋代地名外，其余均为元代地名，可证《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

　　(2)赞成通过“今地名”来考索成书年代，但认为书中的“今地名”，有的是罗贯中把宋元及其以前的地名误记为“今地名”有的则是明初的地名，可见《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

　　(3)认为注文是远在作者之后的某人所作，因而根据“今地名”来考证《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是靠不住的。

　　(4)认为要判断这样一部巨著的成书年代，不能仅凭几个“今地名”就下结论，而应对全书进行细致的研究；至于“今地名”多为元代地名，是因为明代中叶的庸愚子有意伪托元人罗贯中之故。

　　(5)认为“今地名”包含唐、宋、元、明各代的地名，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因此，不应该用它来考索成书年代。

　　(三)关于毛本《三国演义》

　　从版本源流的角度来看，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毛本的评改究竟成于何人之手一些同志根据毛纶《声山别集》、褚人获《坚瓠补集》、李渔《笠翁评阅第一才子书》的记载，认为这一工作是由毛纶、毛宗岗父子合作完成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毛纶虽然已经着手对《三国演义》“条分节解”，但充其量只能说他对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起了先驱者与推动者的作用，由于毛纶中年失明，故此书系统的评点工作是由毛宗岗独力完成的。

　　第二，毛本《三国演义》的“金圣叹序”是否伪托一些同志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考证和分析，指出该序不可能出自金圣叹之手，而是毛宗岗伪托金圣叹的，所谓“第一才子书”的说法也是由毛氏提出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这篇序当作金圣叹的作品而加以引用，这其实是一种误会。

　　第三，怎样评价毛本同旧本的关系一些同志认为，毛本不仅在文学上优于旧本，而且使《三国演义》在创作方法上向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在其评语中也表现出一定的人民性和批判精神，从而大大地加强了《三国演义》一书的流传和影响，提高了《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的同志则认为：“毛氏父子所改，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改错。”“毛氏父子所加于《三国演义》的污秽不去，则罗贯中真实的思想面貌终难呈现于读者面前。”还有的同志认为：毛本虽则在艺术上更加成熟，人物形象更加一致而丰满，但却强化了封建正统的气息。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这个问题，是此次讨论会上争论最为激烈、意见最为分歧的一个问题。除以往提出的“正统说”、“忠义说”、“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反映三国兴亡说”和“讴歌封建贤才说” 等五种观点之外，新提出的主要有“悲剧说”、“仁政说”、“农民愿望说”和“分合说”等四种观点。而且即使是以往的几种旧提法，有人也作了新的解释，注入了新的内容。

　　一)悲剧说。

　　这是此次讨论会上十分引人注意的一种说法。此说论者认为，在《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大批艺术形象中，曹操和刘备，包括他们所代表的集团，不仅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始终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曹操被刻画为一个千古不朽的奸雄形象，一个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集中代表，贪欲和权势欲的象征。他的身上几乎概括了剥削阶级的全套统治手段和全部本质特征。而残暴狡诈和雄才大略的紧密结合、“奸”与“雄”的高度统一则是他最显著的标志。这一形象乃是恶德的实体、个性化了的社会存在，是作家所处历史环境的直接映象。与此相反，刘备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则是对理想道德的追求，他幻想在尘世中实施“仁政”，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以曹操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和以刘备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理想象征之间的激烈交锋，构成了《三国演义》一书最基本的矛盾冲突。

　　不幸的是，以曹操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却最终战胜了以刘备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追求。《三国演义》为人们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左右形势，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鲜廉寡耻、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战胜了孝悌礼让、忠诚信义等理想观念；暴政强奸了仁政，兽性代替了人性；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观念不得不让位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市侩原则。这不单是三国时期的历史现实，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所以《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正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历史悲剧，它因之而成为民族历史的启示录，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二)仁政说。

　　此说论者认为，《三国演义》一书有着极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个倾向性集中地表现在“尊刘抑曹”上，以前不少论者把这一点作为《三国演义》的主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强烈倾向并不等于就是它的主题。透过“尊刘抑曹”的表象，我们看到的乃是于对仁政的歌颂和向往，对于暴政的批判和鞭挞。《三国演义》对刘蜀的“尊”和“拥”，反映了挣扎在封建制度残酷现实之中的人民对仁政的热烈拥戴；对曹魏的“抑”和“反”则反映了人民对暴政的深恶痛绝。这不仅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也是《三国演义》一书在思想倾向上的民主性、进步性的具体体现。

　　(三)农民愿望说。

　　此说论者认为，我们分析《三国演义》的主题，不能也不应当离开这部作品形成的历史。尽管《三国演义》是以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为该书所作的注为主要的素材和依据，也就是说主要是以正史为素材和依据，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它更多地受到讲史话本、元杂剧以及宋元以来大量流传的民间故事、传说的影响。“尊刘抑曹”的倾向正是在这样长期流传、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尊祟刘蜀集团、神化关羽、宣扬忠义和正统，并不全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不是什么市民思想，它所反映的实际上还是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所谓的“忠义”、“仁政”以及书中表现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都应当说是这种愿望的内容之一。但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思想相当复杂，我们难于具体地概括它丰富的内涵。

　　(四)分合说。

　　此说论者认为，分析一部作品的主题，应当力求从作家思想的主观与作品题材的客观这两者的统一中去寻求。从作品本身来看，它所表观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乱、战争濒仍的时代，客观上描绘了从汉末到晋初这样一段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的历史。作品所精心描绘的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实质，都是一场为争夺帝位、而其实质即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斗争。所谓的“忠义”、“正统”之类的思想，统统都是处于从属地位被编织在进行统一战争的整体结构和整个的矛盾冲突之中的；其次，从作家的主观来看，由于罗贯中生活的元末明初与东汉末年有惊人相似之处，处于这样一个分裂动乱、群雄并起的时代，他目睹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惨状，自然回忆起中国历史上那一段动荡剧变的分裂时期，于是他吊古伤今，写下了寄托着自己的悲愤和理想的《三国演义》，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厌恶战乱渴求统一的思想倾向来。《三国演义》正是这种倾向的艺术表现。它总结了自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地从统一走向分裂，同时又不断地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这种普遍的、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与“分合”说较为接近的还有“天下归一”说。

　　此外，也有不少同志认为，象《三国演义》这样一部思想蕴涵丰窗的文学巨著，要想用三言两语来概括它的主题思想是很困难的。目前提出的各种说法应当说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却似乎都难于为人们所一致接受。重要的问题在于认真地分析一下这几种提法的相同之处，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比较它们实质上的分歧，而不必匆忙地作出结论。同时，探讨《三国演义》的主题还不能脱离对版本的研究，版本不同，其主题思想常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

　　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一)怎样看待《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

　　这是在探讨《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时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的观点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作为历史小说，一个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必须忠实于历史，对基本的史实不容许有歪曲和虚构。《三国演义》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在总体上、在基本轮廓上忠实于历史，这表现在：第一，它所描写的重大史实那是真实的，都是查有实据的；第二，它虽然也对正史上的某些材料搞了“张冠李戴”，作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并且在较小的范围内有所弃取，有所夸张缩小，但这只属于运用史料的艺术手法，并没有违背历史的基本事实；第三，增加了一些细节描写，即章学诚所说的“七实三虚”中“虚”的部分，但也没有违背重大史实和史评的总倾向。

　　第二种观点认为，历史事实的真实与历史本质的真实的辩证统一只能是评价史学著作的标准，而文艺家却有权摆脱这个束缚。因为文艺家所注目和感兴趣的历史，并不仅仅由于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在于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的。编织在史料中的历史事件，不过是砖瓦木头，不经过作家的创造就不能变成一座美丽的艺术之宫。因此，文学所需要的不是历史的真实性，而是艺术的真实性。虽然艺术的真实来源于当代的历史的生活真实，但来源的命题不能偷换为等同、替代的命题，不能抹煞它们之间质的差别。诚如席勒所说：“严重破坏历史真实性，就会使诗意真实性更能发挥”(《论悲剧艺术》)《三国演义》的作者所力图表现的不是历史的特殊性，而是历史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这普遍性和规律性正是封建社会所赖以建立的基本法则。因此，不破除历史真实性的桎梏，就无法进入《三国演义》广阔的艺术殿堂。

　　第三种观点认为，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就一部具体的历史小说而言，我们有权利要求它做到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的高度统一。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而艺术真实则是历史真实的发扬与深化。持此种观点的一部分同志还指出，探讨《三国演义》一书的历史真实性决不能仅仅理解为作品所描写的那一段时期——即三国时期的历史，它还应包括作者生活时代——即元末明初的历史。因为作品是由作家写成的，它不可能不深深地打上作家所生活的那一时代的印记。《三国演义》虽然描写的是东汉末年那一段分裂战乱、动荡不安的历史，但是写这部作品的人却生活在元末明初，罗贯中决不会仅仅因为发思古之幽情才去把距他千多年前的这段历史敷衍出来。他之写《三国演义》，其实是有所寄托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因此，我们与其花很大的力气去把《三国演义》一书与《三国志》及其注，或者与野史杂传相核对比较，倒不如认真地下点功夫来研究一下元末明初的政治历史状况，就象我们研究《红楼梦》必然要研究清朝雍乾时代的政治历史一样。只有这样，也许才能够把《三国演义》一书的艺术真实是否符合于历史真实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阐述清楚。

　　(二)《三国演义》人物形象是类型化的典型还是姓格化的典型

　　在会议收到的论文中，有一篇认为，文学中艺术典型的基本形态有两种：一种是古代的类型化典型，一种是近代的性格化典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形象，突出地表现了类型化艺术典型的重要特征：第一，重要人物形象都有一个主要特征，它表现得非常突出，并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有决定性的位置。仅仅这一个突出的主要特征，就足以支撑起整个形象。第二，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稳定不变，缺少纵横诸方面的发展变化，处于古典式的静穆状态之中。即使有某些变化，也不是内在性格的变化。第三，人物形象回避了性格的复杂性，表现在：(1)回避现象与本质的矛盾；(2)回避理智与情感的矛盾；(3)回避主要特征与其他特征之间的矛盾。第四，肖像描写和自然环境描写也是类型化的。

　　对于上述观点，有的代表表示赞同，但也有许多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艺术典型本来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够得上艺术典型的人物形象也是如此。把艺术典型分为类型化的和性格化的两种，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有的同志认为，上述论文归纳的“类型化艺术典型” 的几个重要特征，有的(例如第二点，“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稳定不变”)确实指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及其他许多古典小说的弱点，但其第一点(“重要人物形象都有一个主要特征，它表现得非常突出，并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有决定性的位置”)却绝不仅仅适用于所谓“类型化艺术典型”。就拿作者所承认的欧洲十八世纪以后出现的“性格化艺术典型”来说，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难道不都是有一个“非常突出”、“占有决定性的位置”的主要特征吗再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著名典型，鲁迅笔下的阿Q、老舍笔下的祥子、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难道不也是都有一个“非常突出”、“占有决定性的位置” 的主要特征吗由此可见，该文虽不乏精辟之见，但其中心论点却是不够科学的。

　　在这次讨论会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尚未充分展开，但它已经引起许多同志的兴趣，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一些同志分析了《三国演义》提炼情节的艺术，描写战争的艺术，运用浪漫主义想象以改造史实的艺术，指出《三国演义》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于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关于《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对于这个问题，与会同志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大家一致认为，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章回体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思想成就与艺术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特别是作为历史小说，达到象《三国演义》这样既高度地忠实于历史真实，又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也还不能与之相比。当我国出现了象《三国演义》这样结构完整严谨、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的辉煌巨著的时代，世界上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与《红楼梦》一样，《三国演义》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珍品。我国的小说遗产是很丰富的，但保留下来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也就只有《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这么几部，这说明它们是通过了人民与历史的检验的。在我国文学史上，也许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象《三国演义》那样长时期地吸引着如此众多的读者，几百年来它一直为我们整个民族所宝爱。它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于促进我们民族性格的形成，推动民族精神的高扬，都起着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

　　大家一致认为，迄今为止，我们对《三国演义》这部古典文学巨著的研究工作还作得很不够，而且以往对它的评价也显得偏低。这一现状与该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三国演义》的研究，不仅要在版本源流、作者考证等方面下功夫，还必须努力去发掘它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创作经验。作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广泛地涉及了政治、军事、社会、人生以及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对这些，我们都应有所分析、有所认识、有所评价，并有所借鉴。《三国演义》讲的是国家大事，鼓励的是武勇和智慧，这些在当前都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此外，《三国演义》作为我国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中国章回小说的一切基本要素和主要特点，都已在这部作品中形成和莫定，它深刻地影响到后世的大量章回体长篇小说的创作，认真研究它的艺术成就无疑将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中民族化、大众化形式的深入探索。

　　是我在网上找的：

　　关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过去不少人因肯定它是封建正统思想而予以否定。早在1953年11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三国演义》座谈会上，有人认为《三国演义》这种正统思想“是二种极端反动的思想”，“因此，我们对于《三国演义》中正统思想的表现，应该肯定地把它看作这部名著中的消极性的因素，也就是所谓封建性糟粕，在认识上予以批判和剔除。”尔后持此类观点的不乏其人。近年仍有人认为“拥刘反曹，主要思想倾向是不好的、落后的。有人则在肯定“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主要是属于反动的封建正统思想的前提下，认为它也包含着人民性的因素。按照前者的意见，“拥刘反曹”当无人民性可言；按照后者的意见，其人民性也是很有限度的。但是，《三国演义》几百年来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感情上都喜欢刘、关、张和孔明，憎恶曹操，如果“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主要不是体现人民的理想、感情、愿望和要求，而是主要体现反动的封建正统思想的话，我们怎样理解几百年来古今读者的这种态度呢

　　体现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正统思想是封建时代的一种思想意识。在封建社会里，由于时代的局限，生产力低下。科学不昌明，人们对自然界了解不多，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总认为冥冥之中有个主宰者，只能“听天由命”；故每当遭逢乱世，人们总希望有个“真命天子”出世，给他们带来“雨露”和“阳光”。历代创业主为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往往制造种种神话。宣传自己是“真命天子”，天下是他一家的，并应传之万世，用以慑服和欺骗人民，使人民服服贴贴地受他们的统治和剥削。无疑，宣传这种正统思想是十分反动的。可是，封建社会的农民为反对“无道昏君”，也利用正统思想举行拥护“真命天子”的起义。而《三国演义》宣传正统思想和封建统治者宣扬正统思想，其目的是不同的，和起义农民利用正统思想也有所差别。作者提出刘备是“汉景帝中山靖王之后，应继汉统”，这反映了作者还不能摆脱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但是，如果细加推敲，就可发现作者不过是利用其“合法性”来推崇刘备而已。何以见得论正统莫过于桓、灵二帝和汉献帝，而这些“龙子龙孙”在作者笔下都被否定：桓、灵二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造成朝政日非，天下大乱；而汉献帝只不过是软弱无能之辈。至于汉室宗亲刘表、刘璋，作者通过曹操之口，说前者“有名无实”，后者是“守户之犬”(第二十一回)而刘备和汉室是远亲，是织草履出身的，为何作者唯独推崇他作者通过周仓之口，说出了他的真正意图：“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第六十六回)这种“唯有德者居之”的主张，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因此，不能笼统地把与正统思想有联系的都说成反动的。对于打着“正统”旗号的，要看其从事的活动是什么，是反映人民的愿望、有利于人民，还是出于封建统治者的欺骗并为其罪恶目的服务，才能得出结论：是进步抑或是反动。

　　刘备和曹操，谁是正统，历来看法就不一致。如西晋继魏，陈寿著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迄中国北部被“五胡”先后占据，东晋偏安于江左，处境与蜀汉相同，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以魏为逆。北宋政权上承五代，进而消灭割据诸国，情况与曹操略同，所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但到金人铁骑南下，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一反司马光的看法，跟习凿齿一样为推祟汉族政权的地位，仍尊蜀汉为正统。罗贯中生于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元代末年，他与农民起义军有联系，是“有志图王者”，他以蜀汉为正统，是为抒发他要恢复汉族为主的政权的抱负，这和当时受压迫的汉族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上述说明，提出以蜀汉为正统，都是在民族斗争激烈的时候，是用它象征汉族政权作为斗争的武器。当然，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是和习凿齿、朱熹所标榜的正统思想有本质的差别的，后者是为维护东晋和南宋政权的统治，前者却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拥刘反曹”观点早在民间已形成，据宋苏轼《志林》记载：说书人讲三国故事，—听众“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据《录鬼簿》所记，三国故事的剧本有二、三十种，其梗概与今日之演义基本相符，是“拥刘反曹”的。元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新安虞氏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语》，也贯串着“拥刘反曹”这个思想。为何这时三国故事都“拥刘反曹”,南宋时民族斗争激烈，军阀混战，尸骨遍野，生产衰蔽，人民苦不堪言。迄元，人民受着阶级、民族双重压迫，境况更惨。三国时代的情况，和南宋、元末颇有相似之处；人们便通过讲三国故事以表达自己的理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因“自淮以北，民苦征调，皆望王师之至”，写了一首诗，诗里以“汉”喻南宋，以“曹”喻女真，开头两句是：“邦命中兴汉，人心大讨曹”。“拥刘反曹”思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当时民间艺人就根据这个思想去编造三国故事的情节和人物，于是，刘、关、张和孔明及其对立面曹操等的轮廓便被勾画出来了。罗贯中吸取民间文学的精华，参考历史，并加以提炼，写成了这部伟大著作——《三国演义》。而曾从事民族革命活动的罗贯中和人民的脉搏是一起跳动的，他在这部巨著里宣扬“拥刘反曹”的思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三国演义》’问世几百年来；刘、关、张和孔明等的英雄形象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成为人们祟拜的典型；而曹操这个阴险诡诈的典型，一直是被人们所憎恶，这就是说“拥刘反曹”这个思想占据了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爱憎的准则。

　　据上述，我们认为“拥刘反曹”这个思想倾向明显地体现了人民的理想、感情；愿望和要求，是富于人民性的。为了进步说明这个向题，现就作品并根据这一思想倾向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内容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意在歌颂仁政反对暴政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拥刘反曹”的具体内容，即“拥刘”的是什么，“反曹”的是什么《三国演义》写得很清楚：“拥刘”，主要是因刘备“仁慈爱民”；“反曹”，是因曹操”奸诈害民”。其实质是：提倡“仁政”，反对“暴政”。对此，应如何评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有人认为：“作者的描写这一切(按：指揭露董卓、曹操杀人放火的罪行)，并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恰恰相反，这仅仅是作者用来歌颂‘王道’的一种陪衬；所以，他在批判董卓等人的同时，却又通过其‘正面’人物来赞扬、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传‘主道”而“鼓吹王道”，却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见《三国演义》“前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74年2月重印。)这么说，作者提倡“仁政”、反对“暴政”是不值得赞扬的，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

　　说描写董卓、曹操等杀人放火罪行“并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是很难为人所接受的。让我们看看作者怎样控诉董卓、曹操等的滔天罪行。董卓“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远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第四回)对此，这个屠夫却一点也不感到内疚，还杀气腾腾地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第六回)

　　曹操攻徐州时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于是，“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可是，这个奸贼还厚着脸皮想骗人，对庞统说什么“吾替天行道，安忍杀戮人民!”(四十七回)

　　在《三国演义》里，作者从不同角度剥开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除了董卓、曹操外，还有袁术、吕布等)，特别是对曹操这个阴险诡诈典型的揭露是透骨的(如关于“杀吕伯奢全家”、“梦中杀人”的描写)。这都充分反映了作者对这批残民以逞的群丑的极端的憎恨。而群魔飞舞，人民遭殃，在作者笔下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由于军阀混战，到处出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景象，而幸免于屠刀之下的人民也处在死亡边缘：“皆食枣菜，饿莩遍野”(第十三回)，“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第十四回)难道作者描写这一切不是揭露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吗不！这不仅是揭露，而且是血泪的控诉！

　　当然，对于“王道”的本质要有清醒的认识。所谓“王道”是别于霸道而言之，王道是讲“仁德”，霸道是尚“权术”，而封建统治阶级是靠霸道起家，靠霸道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就是说霸道是封建统治阶级本质的体现。但是，光行霸道，人心不服，反抗也猛。统治阶级有识之士有见及此，便提出“王道”，即主张也要实施“仁政”，才能“长治久安”。如孔子早就提出“思威并济”、“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统治术。迄孟子见梁惠王时就明确提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春秋战国是兼并的时代，讲霸道的时代，因此孔孟的主张到处碰壁。可是，秦实行暴政招致速亡说明：光讲霸道，不讲点王道，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因此，刘邦统一天下后，霸道和王道交相运用。尔后，有远见的皇帝多效此。当然，王道从其本质来说，也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是，既然王道有别于霸道，就不会完全是一样的。事实上，“仁政”总比“暴政”好。所谓“仁政”，主要是指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它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因此，人民把实行“仁政”的君主赞为“仁君”，把实行“暴政”的君主称为“暴君”。在“暴政”之下，人们总是憧憬和怀念历史上的“仁君”，即比之暴君，对人民压迫、剥削较轻的“好皇帝”。刘备这个仁君形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作者所美化的。在作者笔下：刘备“仁慈宽厚，有长者风。”(第六十回)他相信“唯德可以服人”(第八十五回)，一到安喜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第二回)。治理新野,“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百姓称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三十回)他“爱民如子”，当曹操追兵快到时，他仍不愿抛弃跟随他的荆襄之民，拥着民众数万，缓缓而行，甘冒被俘的危险；跟随他的民众也齐声表示：“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 (第四十一回)。其得民心如此。他进位汉中王后，“东西两川，民安国富，田禾大成”(第七十七回)。而刘备这个仁君形象，正是作者政治理想的化身。这个“化身”也是宋、元时期挣扎于死亡线上的人民的希望所在。人民用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幻想来粉饰刘备；作者从人民的创造中吸取素材，添上自己的政治理想，塑造了刘备这个仁君形象。尔后几百年，刘备这个仁君形象一直为在封建制度压榨下的人民所喜爱。

　　如果我们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用今天的标准对作者责备求全的话，刘备这个仁君形象是尽可否定的，事实上，刘备这个仁君形象和历史上的刘备有一定的差别，并不是封建社会中的真实人物，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爱民如子”的仁君。唐太宗、朱元璋算是历史上比较关心人民的“好皇帝”，而他们之所以关心人民，首先是从维护其封建统治利益出发。如唐太宗把民众比做水，君主比做船，认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朱元璋也说：“凡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正因此，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比之历代皇帝的态度较好些。但是，人民如违背他们的封建统治规章，他们还是要大开杀戒的。因此，如果从封建社会中的现实来看，像刘备这样“爱民如子”的仁君是不存在的。但评价刘备这个仁君形象时。要明确的是：这个形象是小说中的形象，是经作者“理想化”的；同时，也不能离开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其创作的动机，这就是说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上面我们指出：作者写《三国演义》不是单纯为追溯历史，而是着眼于现实，他通过揭露三国时代群丑的罪恶来鞭鞑其同时代的统治者，通过歌颂刘备这个仁君来抒发他的政治理想。作者首先是对残民以逞的封建统治者的无比憎恶，才幻想出刘备这个仁君形象；而不是通过这个“正面”人物来赞扬、美化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作者提倡“仁政”，其动机跟美化封建统治阶级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在作者所处的时代，他的最高的政治理想也只能提出“仁政”的蓝图，把希望寄托于“仁君”的出现，即使是在革命高潮中参加起义的农民也如此，他们不可能反对封建制度，而只能是反对“无道昏君”，拥护“好皇帝”。这是由于经济条件、阶级关系的限制，人们不可能跳出封建生产关系的圈子，设想出什么新的生产关系，或提出由人民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时代的局限，束缚了人们思想飞翔的翅膀，所以，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作者塑造刘备的形象和宋、元时代被压迫的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幻想是一致的。肯定“拥刘”派是因其爱国爱民

　　作者在美化刘备的同时，对追随刘备的孔明、庞统、关羽、张飞、赵云、黄忠等忠臣义士都予以尽情的歌颂，对此，人们的认识也是有分歧的。而这是作者根据“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所描述的重要部分，因此，给予这些忠义之土什么样的评价，对判断这个思想的是非是十分重要的。

　　有人认为：作者在《三国演义》里塑造“忠臣义士”的形象，“大力鼓吹忠义等封建伦理观念，是属于封建性糟粕。”并指出：在《三国演义》里，“无论他的主子是谁，只要为其主子效死，就被作为‘忠臣义士’来赞扬”，“这种描写，实际上是引导读者全忠尽义，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旧时曾起过相当有害的作用。”(见：《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月第一版)在《三国演义》里，不仅赞扬忠于刘备的孔明、关羽、张飞，对为曹操效死的典韦，为孙权拼命的周泰，为许贡报仇的三家客，都予以赞扬，确是“只要为其主子效死”，便赞为“忠臣义士”，这反映了作者的封建伦理观念。关羽这个形象也被尔后的封建统治者作为忠义典型大力宣扬，把他抬到无限崇高的地位，引导人们为其“全忠尽义”，确是起过“有害的作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人民对忠臣的歌颂和封建统治者的宣扬，是各从其相反的立场、目的和角度出发，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不能因封建统治者的推祟而否认关羽这个英雄形象。在《三国演义》里，着重歌颂的还是为刘备“全忠尽义”的孔明、关羽、张飞，而这些“忠臣义士”都为人民所喜爱，即使在解放后，有关评价孔明、关羽、张飞的论文，大都把他们作为正面人物来肯定，赞许他们的忠义行为。如果把作者歌颂的这些“忠臣义士”也列入封建性糟粕，是否妥当而对于人民这么喜爱这些英雄又作何解释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为主效忠、为友尽义之士何止万千，可是，人民并非个个都为之唱赞歌何故这是由于人民对效忠尽义之士是区别对待的：为主效忠而于国于民有害的，人民辄咒骂之；而于国于民有利的，人民则歌颂之。例如楚国的屈原，是有名的忠臣，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主张对内实行“美政”，对外联齐抗秦，可是却遭到群小谄毁而被放逐，终于以身殉理想。死前，他悲愤地写下《离骚》等光辉诗篇，揭露、指斥群小违法乱纪、昏君误国之罪，‘表现了诗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千载所称颂。又如岳飞、文天祥也是南宋时有名的忠臣，由于他们的忠君爱国行为，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故能流芳百世，被赞为民族英雄。同样，孔明、关羽、张飞是忠于“爱民如子”的仁君刘备，”而他们的理想是统一天下，让人民过太平日子，这正是人民的愿望，故得到人民的爱戴。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三国演义》虽对忠于其主的都赞扬，但对忠于刘备的，即对“拥刘”派的赞扬却有较深的意义：一是把蜀汉作为汉族的象征，拥护以刘备为首的蜀汉政权，也就是拥护汉族政权；二是阐明关羽、张飞、赵云和孔明等“拥刘”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他们之忠于刘备，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救国救民；谁要是违背这个目标，他们便反对谁，甚至与之势不两立，如张飞疑关羽违背结义的宗旨便视之如仇，赵云从国家利益出发反对刘备伐吴，等等。“拥刘”派之被肯定，是因他们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拥刘反曹”思想倾向是进步的，它不仅判明了刘备、曹操的是非，且反映了王道与霸道，即仁政与暴政的斗争，而归根到底，是暗示着人心思汉，希望早日摆脱异族的黑暗统治，恢复汉族政权。罗贯中生长元末，他创作《三国演义》，宣扬“拥刘反曹”，实是恋宋而反元；而在罗贯中之后的三百余年，生于明末长于清朝的毛宗岗，他在修订和评点《三国演义》时，更突出“拥刘反曹”，实是思明而排清。罗毛两公虽生不同时，但处境颇同，故心有灵犀一点通，集中体现了其同时代广大人民的理想、感情、愿望和要求。

元末明初。

《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

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扩展资料

角色简介：

1、刘备

刘备（161－223），字玄德，蜀汉开国皇帝，涿郡（今河北涿州）人。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少年织草席为生，后与关羽、张飞于桃园结义为异姓兄弟。

三顾茅庐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孙、刘联合，大败曹军于赤壁，又取四郡、进益州、夺汉中，221年在成都称帝。他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

2、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黄巾起义爆发后，拜骑都尉，参与镇压起义军。

此后将汉献帝迎到许都（今河南许昌），被册封为丞相，把持朝政，在诸侯征战中统一了北方。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后人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