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诗经》本只称《诗》后又以"诗三百"为代称。著名篇目《关雌》《氓》、《伐植》、《硕鼠》、《七月》。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从周初到春秋时期的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开创我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列为"五经"之一。

　　2、孔子，名丘，字仲尼，又称尼父、圣父，鲁国人，儒家创始人。书为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成。主要作品为《论语

》20篇，各取篇中开头二字为篇名，如《学而》、《为政》等。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代表了孔子的基本思想。诸子哲理散文，语录体，列为"四书"之一。

　　3、左丘明，鲁国史官。主要作品为《左传》，《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曹刿论战》、《曹崤论战》、《崤之战》、《烛之武退秦师》等选自此书。我国第1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历史散文。记载春秋时期史实，富有文学性。

　　4、孟子，名轲，宇子舆，战国时儒家代表人物，世称亚圣。书由其弟子编辑。主要作品为《孟子》共7篇，各取篇中开头儿字为篇名，如《梁惠王》、《公孙丑》、《告子》等。记载了孟子的思想和政治言论。诸子哲理散文，"四书"之一。孟子长于论辩，善用比喻，对后世议论性散文的发展影响较大。

　　5、列子，名御寇(圉寇)，道家前辈。主要作品为《列子》又名《冲虚真经》《愚公移山》出于此书。诸子哲理散文。

　　6、庄子。名周，世称南华真人，道家代表人物。主要作品为《庄子》，又名《南华经》现存33篇。诸子哲理散文，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对后世文学有很大影响。

　　7、荀子·名况，字卿。避汉宣帝刘询讳，改称孙卿。主要作品为《荀子》其中《劝学篇》《天论》等最有代表性。另作《赋篇》对汉赋的兴起有所影响。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

又兼采法家和其他各家学说的思想体系。韩非、李斯都是他法治思想的继承者。属诸子哲理散文。

　　8、韩非，法家集大成者。主要作品为《韩非子》全书55篇《扁鹘见蔡桓公》、《五蠹》、《南郭处士》等都出于此书。诸子哲理散文，先秦法家的代表著作。

　　9、吕不韦，秦相，集合门客编成《吕氏春秋》。主要作品为《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共160篇《察今》、《察传》等出于此书。收入诸子哲理散文，杂家的代表著作。

　　10、屈原，名平。我国第一个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开创楚辞新诗体，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主要作品为《离骚》《九歌》包括《山鬼》《国殇》等11篇)《天问》《九章》包括

《涉江》《哀郢》《橘颂》等9篇。西汉刘向编成《楚辞》一书，以屈作为主。因具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故称"楚辞"，后世因称这种诗体为"楚辞体"、"骚体"。开创了我国诗歌浪漫主义传统《离骚》和《诗经》中的国风并称"风骚"，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11、《故国策》33篇《荆轲刺秦王》《邹忌讽齐王纳谏》《唐雎不辱使命》等都出于此书。西汉刘向根据史料编定。属国别体史书，历史散文，主要记载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相互论辩时提出的政治见解和斗争策略，以及他们的政治活动。对后世散文和辞赋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除了史记、春秋、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诗经这几大古籍外，特别推荐：

1《竹书纪年》，包括《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新本竹书纪年》等；

2 马王堆帛书《纵横家书》。这本书看完，你会知道，司马迁把战国第一纵横家苏秦整个弄错了。纵横家书大部分是苏秦与燕王、齐王等人的书信，这些语言要比后人编纂的史书真挚得多。

学人考据的就多了，个人很推崇杨宽、沈长云、唐兰等先生。如杨宽的《西周史》《战国史》《古史新探》，沈长云的《赵国史稿》、《战国史与战国文明》、《崛起的士人》，唐兰的《黄帝四经》、《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西周青铜器铭文史征》等。

小说推荐《大秦帝国》6册，作者孙皓晖，此书堪称目前中国第一历史长篇；《东周列国志》可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里面的生活细节大多是明代的，如果对历史环境过于龟毛估计忍受不了。

<<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国语》、《春秋左氏传》、《尚书、《周易》、《诗经》、《周礼》、《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鬼谷子》、《庄子》、《墨子》、《孝经》、《法经》、《司马法》、《吴起兵法》、《管子》、《商君书》、《黄帝内经》、《尉缭子》、《道德经》

春秋战国时期的有五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

1、《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

2、《吴子兵法》

《吴起兵法》又称《吴子》，《吴子兵法》，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由战国名将吴起著，是反映古代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3、《司马法》

《司马法》，是重要的春秋时期军事著作之一。据唐朝宰相李靖所说，《司马法》本出自姜太公之手。

《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但就在这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4、《尉缭子》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

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

5、《六韬》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据说是中国先秦时期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问题描述:

除了吕氏春秋

解析:

盗墓者名叫不准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的弥补。

X5

下注：现代的考古发掘现场

西晋初年，汲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了魏王的墓冢，结果发现了古书共有10万余字。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

汲冢书出土时间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瓘《书断》也持此说。《史记·周本纪》正义“咸和五年”也应是“咸宁五年”之误。

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同此说，《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持此说。

另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持此说，《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卷749、《北堂书抄》卷57引王隐《晋书》、《初学记》卷12引傅畅《诸公赞》也持此说。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一说法。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287），《尚书•咸有一德》正义有此说。

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也在这一带。这个地方战国时是魏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今人朱希祖以为也不能排斥其他可能的存在。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说。

X4

下注：竹简出土情况

汲冢书

汲冢出书之后，西晋政府极为重视，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由于出土古文（当时也称为科斗文）的释读不易，众多的学者参与了整理研究。先后参加整理研究的有荀勖、和峤、谴勋、张宙、傅瓒、束皙、王接、卫恒、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续咸等，作《春秋经传集解》的杜预也曾经研讨过汲冢书的内容，郭璞还为出土的《穆天子传》作了注。

据《隋书•经籍志》，“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但据《晋书•束皙传》，为十六部七十五卷。《隋志》所据是荀勖的《中经新簿》，部卷不同实际是因为这批书籍经过荀勖、束皙两次整理的缘故。这里就根据《晋书•束皙传》略述汲冢所出之书。

J2

下注：燕乐狩猎水陆攻战纹壶之纹饰

《纪年》13篇。内容束皙认为是记录夏以来一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灭，然后接以晋国历史，等三家分今，又以魏国史事接续，至安厘王二十年为止。束皙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大略与《春秋》多相呼应。但两者之间有大出入的，如根据《纪年》纪录：夏代记年多于殷代。益因为抢夺启的王位，所以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迥异于传统认为的和谐谦让，《纪年》记载的这些王位争斗充满血腥。自周受命到穆王是一百年，而不是周穆王百岁。周幽王亡国，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也不是所谓的周、召共和，等等。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说，《纪年》，起自夏、殷、周三代，都是关于帝王之事。晋国纪年起自殇叔，然后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晋庄伯十一年十一月，也就是《春秋》的起始年代即鲁隐公元年正月，用的都是夏正，编年相次。等到晋国灭亡，独记魏国之事，下至魏哀王二十年，说明这是魏国的史记。《纪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竹书纪年》。《晋书•束皙传》所记有二个较大的错误：“13篇”据朱希祖先生考证当是“12篇”；“安厘王”当是“襄王”。

《易经》2篇。这实际就是《周易》。

《易繇阴阳卦》2篇。内容和《周易》略同，但《繇辞》部分则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

《卦下易经》1篇。内容与《周易•说卦》略相似但有异。

《公孙段》2篇。这是公孙段与邵陟两人论《易》的书。

《国语》3篇。内容是关于楚国、晋国的事。

《□名》3篇。内容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

《师春》1篇。这是一本将《左传》中关于卜筮的内容抄集出来的书，“师春”大概是抄集者的人名。

《巢语》11篇。这是一本关于各国卜梦妖怪的相书。唐代的刘知己对这本书评价很高，他在自己的史学名著《史通》中多次提到这部书，认为它实际上有史书的性质，。

《梁丘藏》1篇。内容是先叙魏国的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

《缴书》2篇。内容是“论弋射法。”

《生封》1篇。“帝王所封。”

《大历》2篇。大概是邹衍《谈天》一类的东西。

《穆天子传》5篇。是关于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的故事。周穆王好巡守，得盗骊、绿耳这样的好马，命造父为御手，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当时的大学者郭璞曾为这部书做注。对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后来颇多争论，或以为是实录起居注一类，或以为是小说类。笔者浅见，《穆天子传》是战国初魏方士敷衍周穆王故事而成，虽非信史，却有本事。尤其是卷1、卷2，多可征信。历史上穆天子确有西行之事，但民国初年不少学者认为穆天子一直游历到了欧洲，恐怕也太过甚其辞。

《图诗》1篇。这是“画赞之属也。”

《杂书》19篇。包括“《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汲冢出土的书籍完整传承至今的是《穆天子传》5卷及附于其后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1卷。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受命整理竹简者荀勖等认为，“今王”即是魏襄王。至于《纪年》的起始，《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说：“和峤云《纪年》起于黄帝。”当时荀勖虽是领衔校理，但实际的工作恐怕和峤作的更多。和峤的这一意见很可能就是首次整理的结论。

J7

下注：黄帝陵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并非没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王隐《晋书•荀勖传》早已亡佚，但根据类书《太平御览》所引该书，荀勖当时整理竹书，隶定古文之外，还曾亲自撰次注写。另外，《北堂书钞》也引了王隐《晋书•荀勖传》，根据这条资料，我们知道，荀勖及其手下整理者还以自己的知识“注写”了简文。这种“注写”很可能是随文附注，但也相当可能是以当时的历史知识补足了某些阙简残文。很明显的例子是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而杜预平吴归来获睹汲冢书时，以及束皙等人重新整理时，就认为《纪年》起自夏禹。

比起最初的整理者，卫恒是古文字专家，束皙能继承其业，也一定有这方面的学识。《晋书•束皙传》：“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析，皆有义证。”宋人高似孙《纬略》也说：“时束皙任著作郎，得竹书，随义注解，皆有识证。”在卫、束的整理中，他们也发现残简有不便理解处，所以“随义注解”。唐代陆淳《春秋炎赵集传篡例》卷1:“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 ’、‘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这种随义注解的痕迹即使在后人辑佚的古本《竹书纪年》中还是可以发现。比如：“帝王之没皆曰陟。”显然，这是一句解释性的注文。这种“随义注解”或者在整理者只是作为附注而随文写入。但至少在唐代已经篡入正文而很难分别了。

不管是利用现有的知识补足正文，还是纠正、注解正文，结果居然出现了与所有整理者热切的愿望相反的不幸，《竹书纪年》亡佚了。这是文献整理带来的悲剧。出土文献整理首先是要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其次才是独立的整理研究，而这种整理研究必须是可以随时区分于原件的。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实践这一点，只能为出土文献带来灭绝之灾。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就已经亡佚，但荀勖和束皙的二次整理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

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人如《四库》馆臣、钱大昕、崔述等指为伪书，1917年，王国维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将今本作伪之来源一一指出，今本《竹书纪年》总体年代框架上是本伪作已成定案。最近有人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如四川大学的陈力先生和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夏含夷，但并没有构成根本威胁的有力举证。古人重新编定一本失佚的古书时也许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是在造伪，他会利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构架安排千辛万苦找到的各种残文断简、吉光片羽。所以评价一本象《竹书纪年》这样的编年史是辑佚还是作伪，关键应该是看总体年代框架的可信度。

今本《竹书纪年》的成书时代和作者，清人姚振宗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但，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竹书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古文《竹书纪年》辑佚本。

可信的古史

被整理的汲冢书不止是一种，只有《穆天子传》至今完好存在。个中原因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穆天子传》并没有象《竹书纪年》那样为整理者看重，所以很多不认识的古字只是作了隶定而并没有改成今字，这些隶定不识的古字今天还全部保存在《穆天子传》，今人还可以继续对这些字进行释读（陈炜湛先生就作过这方面工作）。《穆天子传》只有郭璞一家之注，一直到清代才有了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如檀萃、洪颐煊、陈逢衡、郝懿行、丁谦等。

《竹书纪年》的情形完全不同，许许多多的晋代学者在竹简刚一出土就参与了整理研究，众多学者补足、纠正、注解了正文。并且就其中问题展开了争论，比如王接、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等人相互间就曾经发生过论难。

J8

下注：大禹陵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真正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史记》由于秦始皇焚烧了除秦以外的各国史书，所以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证明《史记》错误。陈梦家、杨宽等重定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如：《竹书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竹书纪年》：“齐人歼于遂。”《春秋•庄公十七年》同。《竹书纪年》：“惠公见获。”《春秋•僖公十五年》：“获晋侯。”《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定公四年》：“楚囊瓦出奔郑”。

J6

下注：商鞅戟

关于商周史实，《竹书纪年》很多记载与甲骨文、金文符合。比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却和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相合。有些地方《竹书纪年》与传统记载有很大不同，比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但传统史书很可能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本着“为尊者讳”之类的精神而作过改动，反不如《竹书纪年》的记载来得可信。杜预曾就《竹书纪年》所记“太甲杀伊尹”事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将责任推给了传《尚书》的老博士伏生。

《竹书纪年》有关夏代世系的记载基本与《史记•夏本纪》相合。并且，《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它书不载的夏代史事，如夏与诸夷的关系；所记夏代各王的都邑，也比其他文献更为详尽。

《竹书纪年》可以与不同来源的资料多方印证，说明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相当之高。作为一本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珍贵无比。最近刚告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文献资料上很大程度上就依据了《竹书纪年》。

J9

战马画像砖（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

与《春秋》作比较

唐代刘知己《史通•申左》：“至晋太康年中，汲冢或书，全同《左氏》。故束皙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 取其文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籍为师范。”

“杜预申以注释”一语，于史实略有出入。杜预在太康元年（280）三月，平吴之后，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在《春秋经传集解》“始讫”，才在秘府得见汲冢竹简。杜预虽未就以《竹书纪年》来注释《春秋》经传，但对《竹书纪年》和《左传》作了比较，他的结论是：“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谷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竹书纪年》与《春秋》相近，尤其是《左传》，这是最可宝贵的国史！

杜预还敏锐地发现了《竹书纪年》与《春秋》经传的差别。

春秋战国，各国都有史官记录的史书，如晋《乘》、秦《记》、楚《梼杌》，鲁国的史书是《春秋》。但今本的《春秋》和其他各国史书不同，有着义理的说教在其中，这是因为今天看到的《春秋》是孔子用作教材的改动过的《春秋》。孔子对鲁国国史《春秋》主要作了两方面的重要改动：起迄时间缩短在鲁隐公元年（BC722）至鲁哀公十四年（BC722），因为其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在文字上进行了义理褒贬处理：“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者丘窃取之矣。’”对鲁国国史的义理化改动是件大事，所以孔子自己也心情沉重：“《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门传授的《春秋》是有义理褒贬的，《左传》大量归纳了《春秋》书法凡例的文字以阐发经义。比如五十“凡”、“君子曰”、“书”、“书曰”、“故书曰”、“先书”、“故先书”、“后书”、“追书”、“不书”、“未书”、“不先书”、“称”、“不称”、“言”、“不言”等。

《竹书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鲁隐公元年》同样记载此事：“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传》：“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 周王室并没有封邾子克为公，所以不能以公这样的爵位来称呼他；但他毕竟是个尊者，所以贵称他为仪父。名实称谓事关礼制大事，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坏就坏在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不再被遵守了。正名分、寓褒贬，这就是孔子的《春秋》笔法。

J1

下注：八年吕不韦戈（陕西三原出土）

《竹书纪年》：“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同样一件事《春秋》也记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但不说“会诸侯”而用了一个“狩”字。河阳这个地方属于晋的领地，其实不是周天子狩猎的地方。按照礼制，诸侯有朝觐周天子的职责，天子又岂能屈尊随便跑到诸侯国中去会诸侯。周天子去河阳会诸侯，是件大失体统的事。所以孔子用心良苦地选用了一个“狩”字，即反映历史的真实，又维护了周天子的尊严。《左传》：“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所以，杜预说：“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可见，史官所记古史和孔门传授的《春秋》经传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即在于《春秋》经传担负着义理教化的责任，而包括《竹书纪年》在内的诸国史记只是历史事件的记录。

杜预所敏感察觉的，就是刘知己、郑樵、章学诚所理论概括的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中国很早就有所谓记事的左史和记言的右史。但记言、记事的古史做的实际是实录记注的工作，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档案，还不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撰述史学。

史学的独立

刘知己所谓“干宝籍为师范”，指出了《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影响的一个表征。这就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出现，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进而更使晋代学术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根据金文资料进行的西周职官研究表明，周代史官实际分太史和内史两类，内史承担单纯行政事务的文字工作，而太史则掌各种文书典册和学术。太史记史也有义例惩戒的目的，但直接来源引申于其推定历法、颁历告朔的职使而获知的所谓“天数”。

J5

下注：“兵避太岁”戈（湖北荆门车桥出土）

马王堆帛书《要》篇记孔子之言：“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所以孔子说“我观其德义耳”、“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儒家的要求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孔子《春秋》对史官记录的史书进行义理化处理，正说明儒家关注的是与天理同数的人德，即政治、伦理等关系社会人事的一面。孔子作《春秋》，是为有意义有目的的撰述。其后的史学著作都强调有义理的撰述。

司马迁是世袭的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也讲“天数”。《史记》十二本纪，纪本自古史记注《竹书纪年》，十二纪之数仿《吕氏春秋》。《秦本纪》、《项羽本纪》本属世家，列入本纪；《十二诸侯年表》“谱十二诸侯”，而内容有十三国；《天官书》屡言十二星，而实际星数并非都史十二个，这些都是为十二这个“天数”。但司马迁作《史记》，有其撰述之志，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所谓“一家之言”，还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若合符契。

J3

下注：西汉动物纹臂甲（云南李家山出土）

秦始皇焚各国史书之后，“史官之废久矣”。儒家独尊的汉经学时代，儒家义理是根本要求，史学价值没有独立，始终只是经学的附庸。《春秋》被用来解说灾异，《春秋》之义成了政治原则，《春秋》还成了汉代议礼、决狱的依据。《汉书•艺文志》中史书被归入六艺略的《春秋》类下，即使是没有独立价值的史书的数量也少得可怜（《汉志》中《春秋》类一共才23家著录）。

东汉出生于古文经学世家的的荀悦对史学独立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不仅第一个建议设置专职史官，而且还写了汉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汉纪》，发凡起例之功不可磨灭。时人以“班、荀二体”来表明纪传体（班固《汉书》）和编年体（荀悦《汉纪》）这样二种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体裁。正是在《汉纪》中，荀悦提出了“典经”这样一个概念（从《左传》“言以考典，典以志经”中合成而来），经是儒家经书，典则是指史志。荀悦指出“立典有五志”：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这也就是荀悦“志”(意为记述)史的五条标准。儒家义理仍是史志的指导原则，但毕竟史志地位上升又成为了“典”。

《竹书纪年》的出现对晋代史学的独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出土古史整理研究热潮的直接刺激下，一下子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编年史著作，单就写晋代史言，就有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孙盛的《晋阳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干宝《晋纪》、陆机《晋纪》附《晋惠帝起居注》、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徐广《晋纪》、郭季产《晋录》、刘谦之《晋纪》、裴松之《晋纪》、王韶之《晋安帝纪》、刘道荟《晋起居注》，此外还有李轨及佚名的晋各朝起居注以及未明作者的《晋纪》遗文。大量编年史直接以“纪”、“春秋”、“阳秋”为名，表明是摹仿《竹书纪年》和《春秋》而作。

干宝的《晋纪》模仿《左传》、师范《纪年》，奠定了编年史在六朝史学中与纪传体史书并重的地位；干宝开一代史学之风气，其条例、谱注、书法、史论诸方面都对后来史家深有影响。一直到唐人重修《晋书》，仍有不少袭用《晋纪》的文字。

D8

下注：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作为一个儒者，干宝继承了儒家“数达于德”的精神；而作为一个史家，干宝在实录编年史实的基础上，把自己史学撰述的目标定在了实现“德”的高度上，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史学理念。这样，干宝既切实提升了历史对现实政治义理借鉴的功用，又完完全全是立足于客观之史实的史学撰述。

具体而言，干宝完整提出了自己修史之标准和宗旨，即“五志”凡例：“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在体裁上，干宝对实录的编年体大加褒扬；同时又首创了“总论”这一体例，将史家对历史的看法评价集中表述，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晋纪•总论》是史学名篇，干宝在其中盛赞周初的政治兴盛，并认为其中关键在于文王修德，符合天道；而周公克守臣节、成王公正明道也是周初政治兴盛的重要因素；周人数百年十数代的修德始成王业，故有八百年之天下。干宝以周之兴起为证严厉批评司马氏根基浅薄、不修仁德以至西晋速亡。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后成为中国史学的根本宗旨。

当然，《竹书纪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臣瓒的《汉书音义》、徐广《史记音义》，采用了《竹书纪年》的材料；司马彪根据《竹书纪年》驳难焦周的《古史考》122处不当，对于史学考据史料、辨伪考实都有很大的推进意义。但无可怀疑，认识编年体、反思古史记注的形式方法和实录的价值对其时史学的独立意义最为巨大。

D9

下注：吴王夫差矛（湖北江陵马山出土）

从干宝及晋代众多史家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史书已经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目标和思想，史家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服务于此的史书撰述方法。与史学思想和撰史方法思考的日趋成熟相呼应，魏晋时大量史书涌现；纪传体、编年体以及史注、实录多种著述形式丰富；官家、私家修史大量出现；传记、谱牒、地志以及各类汇编、总集类的史料书籍盛行，中国史学终于独立。

负责整理汲冢书的荀勖是荀悦的族后辈，在荀勖为国家图书的编目《中经新簿》中，图书被分成了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书籍四部分类的产生，表明史学无论从其实质内容还是史书的书籍形式上，都已经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完全独立的学术门类。（荀勖的四部分类中，汲冢书和诗赋图赞同属丁部，表明这是按照图书插架的方便而作的图书分类，新近入库的汲冢书和有图的图赞被放在最末。）到了南朝刘文帝时，儒、玄、史、文四门学的设立，更表明在国家教育的学科设置中史学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竹书纪年》的发现促使了史学对于经学的独立，从而深刻地影响到晋代学术结构性变化的发生，而这种学术分类结构的变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走向更是意义深远。

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所著的书:春秋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战国时期的齐国孙膑的《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

(一)春秋时期

《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孔子编辑。分风、雅、颂三个组成部分，使用赋、比、兴的手法。《伐檀》《硕鼠》

《论语》，记载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论和行动，由孔子的弟子编纂。孔子（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春秋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六则 《侍坐》 《季氏将伐颛臾》《荷 丈人》

《左传》，我国第一部叙事比较详细的编年史，记载了春秋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大事，相传是左秋明所作。《曹刿论战》《 之战》

（二）战国时期

《庄子》，庄周及其弟子所作，道家学派著作。《庖丁解牛》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言行，为孟子及其弟子所著。孟子（约前372～约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齐桓晋文之事》《鱼我所欲也》《庄暴见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