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短篇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唐传奇与唐诗一道，作为唐代两造文学之高峰而并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为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为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唐传奇的故事取材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故事结构完整逻辑性强，人物形象塑造极富笔力，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自宋以后，传奇体就成为历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小说以及戏曲文学都从唐传奇中有所取材。

人物形象塑造之成功，是唐传奇得以流传千年、广为传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古至今，文人学者对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倾注更多心血去研究整理，而男性形象作为唐传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今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例如王枝忠的《唐传奇中的男主角》，沈菲的《唐传奇“寒士”形象探源》，林明华的《唐传奇表现的士人心态》，王卫的《唐婚恋传奇中的男性形象研究》等等。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从不同角度挖掘唐传奇中男性形象的人格类型、个性特点以及群体特征，从而为更多后辈提供多角度思考分析的有力范本，嘉惠学术良多。本文中，笔者参详前贤时彦的精彩论述，通过对唐传奇中书生形象的分析与归纳，进一步探讨唐传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重要意义及其历史影响。

一、淡漠功名，看破红尘

文人士子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怀有治国平天下的胸怀抱负，期望通过科举考试的选拔来改变命运，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但世事多艰，官场险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跌宕起伏的仕途中苦苦跋涉，能够常保富贵而善终者少之又少，因而唐传奇中有一些颇具悟性的文人能够在入世理想破灭之后勘破功名利禄，出尘世外。

例如《枕中记》中以富贵梦想为追求而功名不就的穷困书生卢生，在与旅途中偶遇的道士吕翁感叹郁不得志之后，倚着吕翁的一个瓷枕头沉沉睡去，在梦乡中娶妻升官，子孙满堂而富贵非常，八十岁久病不治而断气之时，卢生一惊而起，看到身旁一切如故，店主所蒸的黄粱米饭还没有煮熟，由此了悟，自言“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知之矣。”于是向吕翁连连磕头拜谢后离去。

与此相似的是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书中讲游侠淳于棼一日在宅南大古槐下与友人豪饮而醉，睡梦中应邀来到槐安国拜见国王并被招为驸马，官拜南柯郡太守，政绩卓著，备受宠任；好景不长，淳于棼大败于檀萝国军，公主病死，身遭猜忌，国王“夺生侍卫，禁生游从”，淳于生郁郁不乐，国王遣他暂归本里。还归家门而梦醒，见二位友人尚在身旁，夕阳犹未西落，于是与友探寻槐下蚁穴，洞中积土均是城郭状貌，与梦中所见一一相符，淳于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

二、博取功名，挫中奋进

文人士子经世济国之理想，抚平天下之豪情与儒家学说密不可分，加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令，历代帝王拜祭孔庙的举措，让儒家思想学说、孔子文化符号传承千载而不息，流播四海而勃兴。虽说中晚唐时期政局不稳、民生困苦，道家学说对社会思潮影响深远，劳苦大众在无常世事中多有浮生若梦之叹，但在出将入相的社会主流思潮影响下，对于求生渠道狭窄、以科举功名立身的广大书生而言，更多的士子还是立意科举，在坎坷的求索之路中锐意进取，博得功名，以此改变命运，彰显人生价值。

例如《陈季卿》中的主人公江南人陈季卿，离家十年参加科举，立志考不中进士不进家门，因屡屡不中只得滞留京城。他非常思念家乡，“自谓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虽然中途归家，但又因考期将近，强忍不舍离开了妻子兄弟。

又如《焦封》中，焦封丧妻后，续娶得“簪缨家女”，这位高门大姓家的女子容色殊丽，温柔缱绻，夫妇二人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本应心满意足的焦封，“不出经月余，忽突引而话曰：’我本读书人，当为名宦，今日名与宦未称心，而沉迷酒色，月余不出，非丈夫也。’”于是离开了出身高门貌美如花的妻子外出求取功名了。可见功名思想还是战胜了门阀观念，凡俗士子依然逃不脱功名利禄的引诱抑或说束缚。正如杜甫所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不仅仅是杜甫的目标，也道出了广大读书人的心声。

另外还有一些书生，对科举考试本身的执着追求令人咋舌，如《冯藻》中的主人公冯藻，已有官职不必奋斗，他却醉心科举，考试不止，已参加了25次考试，不顾家人朋友的劝阻，他说“譬如一生无成，更誓五举”，将功名以外的一切都抛诸脑后。唐代确有这样一群读书人，将科举功名看得比做官重要，他们认为只有官位而无功名乃人生憾事，终不为美，在功名与物质利益之间，他们选择了建功树名。

三、失意堕落，嘲蔑权贵

毕竟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在科举之路上实现人生价值，在社会发展层面相对狭窄的时代，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可能很难完全理解落第士人的苦闷。这种苦闷不仅是精神上的，更反映在困苦生活的折磨之中。一生致力于科举而不成，他们很难再去从事其他行业，也不愿意再某生路，因此科场失意、四处行乞，饥寒交迫、虚度残生的状况在唐代士人中并不少见。

例如《孙定》中所描写的那样：“晚年丧志，放意酒杯。景福二年，下第游享，西出远门醉中走笔寄储诗曰：’行行血泪洒尘襟，事遂东流渭水深。愁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沉。一枝犹挂在堂梦，千里空驰此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满城烟树噪春离。’”从中我们不难读出落第文人孙定悲伤痛苦的心酸。

另外，困境往往能磨练人的心性，不少意志不坚的人为了摆脱困厄之境，不惜作出损人利己之事，行为卑劣，为人不齿。如李秀才（《李秀才》）偷窃他人文章，将他人亲戚说成自己的亲戚，即使被人揭穿依然面不改色，恬不知耻，无赖嘴脸暴露无遗。

刚正不阿、恃才傲物是读书人常有的个性，他们才华出众，自信满满，自恃可以凭借才华能力建立功勋，甚至留名青史。因此在顺境中不少读书人刚直不屈的品性光耀史册，为人传颂；而一旦身陷困境，怀才不遇，他们对自身遭际的愤懑往往与暗黑的社会现实形成共鸣进而讽刺挖苦、嘲蔑权贵，在讥讽怒骂中寻求心理平衡。如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控许怨，人问其故，扬曰：今哺药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焉，无德而衣紫衣，与驴覆麒麟皮何别矣”（《杨炯》）再如萧颖士：“恃才傲物，覆无以比，常自携一壶，遂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雨风暴至，有紫衣父老，领一小童避雨如此，颖见其散冗，颇肆陵侮（吏部黄尚书）。”

四、超拔勇毅，儒侠风采

一场安史之乱结束了初盛唐的强盛国势，朋党之争、藩镇割据又加速了李唐王朝衰落的步伐。社会动荡，世风日下，当穷苦百姓深陷战乱之泥沼难以脱身，人们对充满正义感而又能力超拔的游侠充满了期待。唐传奇则成为了人们寄托这种期待的平台，富有才情而又来源于社会中下层的唐传奇作者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以除暴安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的侠士，在满足市井人民殷切期望的同时，也促成了唐传奇的广泛流播。

这些侠客形象丰富多彩，并不是每一位侠客都有一身过人的武艺，那些以书生形象示人、却也从不缺乏正气豪情的侠客，我们可以称之为“儒侠”。如《柳毅传》中的柳毅，虽为一介儒生却正义满怀，孤身下海为境遇悲惨的龙女传书送信，又不畏钱塘君之强暴拒绝婚事，历经周折，终与龙女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当他听闻龙女的哭诉，毅然表示：“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足见其侠肝义胆。而洞庭君与钱塘君的表述也都从侧面烘托出柳毅正直高洁的品性：“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

再如著名的传奇故事《柳氏传》中的许俊，在一次宴会中察觉了韩翊的失魂落魄，追问之下得知了韩翊之妻柳氏被有功番将沙咤利强纳为妾之事，于是生性豪侠的许俊驱马来到沙咤利处，设计救出柳氏带给韩翊，并说“幸不辱使命”。后经侯希逸上书，唐肃宗下旨，一对有情人终于团聚。这篇故事以“章台柳”一段为世盛传，而我们也不应忽视对故事转折起到了重要作用许俊，“犯关排闼”、“劫”柳归韩，豪侠之行令人激赏，正如故事结尾处作者的评价一般：“许俊，慕感激而不达者也。”“许俊以才举，则曹柯、渑池之功可建。”

五、家富万贯，浪子放逐

唐传奇中塑造了不少浪子形象，他们大多家底较为殷实，热衷游荡玩乐。《唐国史补·因话录》中记载：“长安风气，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有一些不务正业的子弟，在游玩中获得奇遇，如《崔炜》的主人公崔炜，因行善而遇仙，历经种种奇妙境遇，“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不知所终。又如《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少落魄，不事家产，然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再如《东城父老传》中的贾昌人称之“神鸡童”，时谚“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靠斗鸡发家致富，见宠圣上。唐传奇的作家们在活色生香的描写中倾注了对浪子行为的激赏之情，但后世人也能够从客观的角度体察其中隐含的批判精神和揭露意识。

六、风流俊朗，负心薄幸

婚恋题材在唐传奇中占有很大比重，研究唐婚恋传奇的专家学者也以原典为基础做出了很多有益研究，如果将婚恋传奇中的男性形象草率地贴上“才子”、“负心汉”等标签，显然有失公允。而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男性形象对爱情的态度，大致上分为两类：钟情型男子和薄情型男子。

一些混迹青楼的风流举子、自负才华的年轻士人，在青年时代任性放荡的生活中不免玩弄女性，垂涎美色，但他们并没有足够强烈的责任心来面对一时的爱意，对爱情不能一以贯之，负心薄幸的行为伤害了他们身边的女子，也遭到了读者的唾弃与诟病。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广为人知的张生（《莺莺传》），对崔莺莺不仅始乱终弃，最后还将莺莺寄给他的书信公布于众，并将自己科场不如意的罪责归咎于莺莺。对他行为的评定，古往今来众说不一，有人批判他虚伪懦弱的卑劣行径，也有人认为在爱情与功名不能兼顾的时代他的选择是无可奈何的。当然在唐代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这种有情人劳燕分飞的结果有时难以避免，但张生公布信件、归罪莺莺甚至诟骂莺莺是“妖孽”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等行为确实卑劣不堪，这是张生人格品质上的严重缺憾。

又如《云溪友议·薛媛》中的南楚材，为攀得高门而停妻再娶，还蒙骗妻子说自己游访山川求仙问道去了，幸好聪慧善良的妻子薛媛能诗善画，以一幅自画像和四首深情款款的情诗挽回了负心人南楚材的心。这个故事虽然以喜剧结尾，但故事发展中南楚材的负心薄幸实在为人不齿。

另外像《霍小玉传》的李益，《河东记》中的卢佩，《玄怪录》中得崔生，《云溪友议·慎氏》中的严灌夫等，都是这一类型男性形象的典型代表。相关作品还有《异闻集·庐江冯媪》、《潇湘录·焦封》、《华州参军》等等。

七、心如磐石，忠于爱情

在貌美多情的温柔女子形象下，男子形象的光彩稍显暗淡了，仔细阅读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与薄情男子相对，心如磐石、忠于爱情的男性形象毫不逊色，有一些甚至令人敬佩，引人深思。例如《无双传》中的王仙客，为娶钟情的表妹刘无双历尽艰辛，毫不退缩，最终结为夫妇，幸福美满；《离魂记》中的王宙是一位至诚君子，钟情倩娘，与之灵魂成婚并生儿育女，终与倩娘归家，合家团圆；《任氏传》中的郑六，明知任氏是狐妖而未加嫌弃，爱之如一；《灵怪集》中的郭翰，一心爱恋织女，娶之不得便思之成疾，未尝忘记；《传奇》中的下第秀才裴航，为求得聘物玉杵不辞千辛万苦，最终怀抱佳人，双双成仙；《本事诗》中的崔护，以真情呼唤因思念他而逝去的女子，使她起死回生，终成眷属；还有前文提到的《柳氏传》，男主人公韩翊是一位忠情士子，历尽苦辛终与爱人柳氏团圆。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我们可以参考：《李章武》、《河间男子》、《广异记·张果女》、《窦玉》、《张云容》等等。这些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与那些风流俊朗而负心薄幸的男性一样都是俊逸有才的书生，也都以渴望真挚爱情开始走上恋爱之路，并在爱恋过程中遭遇种种磨难挫折，但不同的是，他们的美德洁行、笃定意志，帮助他们在磨砺中勇敢地战胜客观障碍，在世俗礼法与知心爱人之间选择了后者，坚守爱情，最终获得了人生的幸福美满，也得到了后人的褒扬。

唐传奇成功塑造的这些男性形象，与那些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交互辉映，体现了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重要特色，透过这些男性形象及其活动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宏丽阔大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的日常图景。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大率篇幅漫长，记叙委曲……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或者模拟而已，唯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从中我们自然可以窥见男性形象的广泛影响。

参考文献

1《太平广记》宋·李昉

2《唐国史补·因话录》李肇，赵璘

3《柳毅传》唐·李朝威

4《柳氏传》唐·许尧佐

5《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余秋雨

6《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

7《中国小说史略》鲁迅

8《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杨义

9《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韩云波

10《唐传奇中的男性形象》李利军 20133

11《唐传奇中的男性形象分析》冯达 2010第23期

12《唐婚恋传奇中的男性形象研究》王卫

13《唐传奇中的男主角》王枝忠

14《唐传奇“寒士”形象探源》沈菲

15《唐传奇表现的士人心态》林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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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越女

越女即金庸短篇作品《越女剑》中的越女阿青，因《剑侠传》中称她是来自赵国的，所以也叫赵处女。她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年代最早最著名的一位剑术大家，《吴越春秋》中记载她回答越王“夫剑之道如之何？”的问题时说“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剑术综论，说出了最上乘武学的道理，无怪越王赞道“当世莫胜越女之剑”。

金庸在《越女剑》中对越女的剑术也有精彩描写，越国的剑士只学到了越女的一丝一忽的剑法影子，便成为了天下无敌的武士，则越女剑法之高，已无需任何赘言。越女在中国剑术史上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后世，越女剑法成为了剑法中的一大宗，义守襄阳的大侠郭靖便精于此剑术，越女可说是开创了剑术天地的

一代宗师，长青列她为第一剑客。

二：独孤求败

独孤求败是金庸作品中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从未在作品中真正出现，然而其境界之高，令人无限神往。传下的两个传人更是分别在各自的江湖中大显身手，出尽风头。此傲视群雄之一代剑魔，入榜当无疑义。

且看剑冢独孤遗刻“剑魔独孤求败既无敌于天下，乃埋剑于斯。呜呼！群雄束手，长剑空利，不亦悲乎！”对其剑术无须任何说明，此遗刻足矣！

三：杨过

第三次华山论剑的“西狂”，独孤求败的第一个再传弟子。中剧毒在先，断右臂于后，随时可能倒毙于地，正是人生最低谷之际，得遇独孤求败之剑冢。习得了令其扬眉吐气、傲视群雄的玄铁剑法。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八个字道出了剑学中的一番新天地，历来剑法无不以千变万化的招数取胜，而玄铁剑重达七十余斤，比战场上使用的长枪大戟尤重数倍，便是臂力再强之人也万难用这柄剑使出什么精妙招数，杨过习剑，未得一招一式传授，完全是在大雕的督促下学得了使用重剑的方法，又在瀑布急流中借助大自然的神威增长剑力，终于悟得了“大巧不工”的剑学精义，杨过使剑完全凭借沛然莫能与御的浑厚内力，在这等内力运使下已不需要任何花巧剑招，随便一劈一刺都威不可当，重阳宫一战，杨过大显神威，潇湘子、尼摩星、尹克西之流总也算是武林中一号人物，在玄铁重剑下竟是不堪一击！金轮法王五轮齐出，还是抵敌不住神剑威力，在玄铁剑下，他的五轮简直如同豆腐一般，杨过以一柄剑压住金轮法王、达尔巴、霍都三大高手，意气风发，十余年后小郭襄听母亲讲到这段往事时仍是不禁悠然神往。

杨过持玄铁重剑几乎无敌于天下，仗剑魔神技，连威震江湖数十年的裘铁掌也败在他剑下，后来又精修到木剑胜铁剑、无剑胜有剑之境界，料想武功已不在当年独孤求败最盛之时，此为傲视武林狂剑客也。

四：令狐冲

独孤求败的第二个再传弟子，除已隐居的风清扬外“独孤九剑”的唯一传人，在金庸笔下，可以说令狐冲是最符合“剑客”这一称谓的主角，剑客以剑为生命，人剑合一，剑在人在，剑亡人亡，金庸作品中使剑高手虽多，但似乎还没有如此依赖于剑的，郭靖、杨过、张无忌都精于剑术，甚至萧峰在聚贤庄一战中也使用了长剑，但是他们单凭掌力或是使用其他兵器仍然是绝顶高手，唯有令狐冲，一身本领全在一柄长剑，手中有剑，几乎可无敌于天下，手中无剑，便是随便一个二三流高手都能轻易取其性命，正是“剑在人在，剑亡人亡”，令狐冲与他的剑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他是金庸小说中最具备“剑客”气质的人。

一套“独孤九剑”，竟然可破尽天下武功，不但各种兵器、拳脚、暗器都可破，就是有质无形的内力都可破，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创造了这套无敌的武功。在《笑傲江湖》之前，金庸小说的武功描写自成体系，总地来说内力是取胜的第一要素，内力深厚，则简单招数也能发挥巨大威力，内力不足，则招数再精妙也敌不了真正的高手，而到了《笑傲江湖》，金庸在武功描写上企图突破自己，于是创造了“独孤九剑”这套神妙剑法，不再依赖于内力，而是以无招胜有招，料敌机先，攻敌破绽，有进无退，凌厉非常。令狐冲凭此剑法，即便身无半点内力之时，仍是胜敌无数，甚至与武功惊世骇俗的任我行斗成平手，后来内力深厚之后，更是如虎添翼，龙泉铸剑谷一战，直是如鬼似魅，嵩山诸多高手在他剑下竟是挡不了一招半式。岳不群费尽心思练成了辟邪剑法，自以为可无敌于天下，但在令狐冲“独孤九剑”之下仍是缚手缚脚，甘拜下风。剑魔遗威，竟至于此，独孤九剑与玄铁剑法截然不同，但各有一套相应剑义，均达剑术之极诣，求败之称，当非虚言。令狐冲有浪子之称，生性狂放随意、潇洒不羁、放任性情、旷达洒脱，而“独孤九剑”的要旨在于“行云流水，任意所至，无招胜有招”，令狐冲的资质性格正好配合独孤九剑这套武功，正如郭靖与降龙十八掌一般，令狐冲与独孤九剑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正是人剑合一，浪子令狐乃金庸笔下真剑客也。

五：张丹枫

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流俗。

张丹枫是梁羽生笔下最经典的人物之一，也是整个武侠世界中一类剑客的代表人物，一身白衣，面容俊美，出口成章，剑术精妙，性情狂放，能歌能哭，在许多武侠小说中都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但唯有一部《萍踪侠影录》把张丹枫这个代表人物塑造得淋漓尽致，张丹枫亦为狂士，然绝不同于杨过之狂，杨过之狂总是带着几分偏激，我行我素，而丹枫之狂，在于他的恃才傲物，不同俗流，是一种儒生之狂。张丹枫是性情中人，当哭便哭，当笑便笑，随心所欲，任情所之，乃一放旷不羁儒剑客。同时，他也是梁羽生笔下最重要的一位剑术宗师，在梁羽生的小说中剑法冠绝武林，俨然是正派领袖的天山派的创派祖师霍天都便是张丹枫的弟子，张丹枫贯穿了《萍踪侠影录》、《散花女侠》、《联剑风云录》、《广陵剑》四部小说，在《萍踪侠影录》中，张丹枫得了谢天华“万流朝海元元剑法”的传授，剑术虽精妙，但尚非一流高手，只有与云蕾的“百变阴阳玄机剑法”双剑合璧方能傲视武林（当然，遇到上官天野这样的盖世高手，两人再加上两人的师父四剑合并也不能胜）；到了《散花女侠》，张丹枫已可以双手使双剑，一个人施展“双剑合璧”的绝学，此时方为武林一流高手；《联剑风云录》中，张丹枫已把剑法融会贯通，无须使用双剑，单剑已可无敌于天下，成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剑客，连把内功练到“正邪合一”境界的乔北溟也败在他剑底；直到《广陵剑》，张丹枫已是暮年老人，已成为武林中神话般的宗师级人物，才自创了“无名”剑法，开创了剑术的新天地，成为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在性格塑造上，张丹枫在《萍》中已经非常饱满，在剑术修为上，则到了《广陵剑》才得以大成，总之，在长青看来，这位狂放而专情的俊朗儒生无愧于武侠世界中最经典的剑客形象之一。

六：西门吹雪

“他吹的不是雪，是血。他剑上的血。”

西门吹雪同样是一个武侠世界中非常经典的剑客形象，一提到西门吹雪，长青脑海中就浮现出一个场景：无边无际的雪地上有一片梅林，无数鲜艳的梅花灿烂地开着，天空兀自飘洒着鹅毛般的大雪，一个白衣如雪的人孤独地站在梅林中，仰头望着天空，若不是腰间的那柄墨黑色的剑，仿佛他整个人便要与漫天风雪融为一体。这就是西门吹雪，一个冷到极处的剑客。他被古龙称为“剑神”，他与狂放不羁的令狐冲和能哭能歌的张丹枫都不同，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一个剑客的傲气，那种惟我独尊的傲气。剑就是他的生命，甚至可以说他的人便如同一柄已出鞘的三尺青锋，高洁、骄傲，西门吹雪的剑不是用来看的，他的剑是杀人的剑，他的剑法是杀人的剑法，对于他来说最美丽的事就是用剑杀人：“当你一剑刺入他们的咽喉，眼看着雪花在你剑下绽开，你若能看得见那一瞬间的灿烂辉煌，就会知道那种美是绝没有任何事能比得上的。”西门吹雪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的剑，剑对他来说是神圣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练成绝世的剑法。

冷傲剑客西门吹雪，与浪子剑客令狐冲、狂儒剑客张丹枫可并称新派武侠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剑客。

七：叶孤城

月圆之夜，紫禁之巅，一剑西来，天外飞仙。

白云城主叶孤城，亦为古龙笔下绝世剑客，他与西门吹雪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都是一身白衣，练的都是杀人的剑法，同样的孤独，同样的骄傲，同样的冷酷，长青本想把他和西门吹雪列在一起，但是仔细斟酌，这样对叶孤城太不公平，叶孤城是光芒不是西门吹雪可以掩盖住的，他们都是绝世的剑客，武林中少了任何一个对另一个来说都是莫大的遗憾。

叶孤城与西门吹雪在紫禁城太和殿顶的比剑，可以说是武侠小说中最经典的一场比剑，长青就生活在紫禁城所在的城市，多次闲逛紫禁城，来到太和殿前，想象着两个白衣如雪的孤傲剑客站在金黄的琉璃瓦上，四只晶亮的眼睛对视着，眼光中迸出兴奋的火花，因为这是他们人生中最灿烂的时刻。怎一个酷字了得！不禁再次为古龙的想象力所折服。

叶孤城的那式“天外飞仙”，已创剑术之极诣，一剑挥出，如青天白云，无暇无垢，西门吹雪也承认，没有人能破得了白云城主的剑法，就是他也不能，但是他剑虽无垢，心却有垢，不诚于剑，遇到西门吹雪自然唯有一败，这是叶孤城的悲剧。不过能死在西门吹雪的剑下，已是他最好的结局了。至少他到死仍然保持了绝世剑客的尊严和骄傲。

八：谢晓峰

翠云峰下，绿水湖前，神剑山庄谢三少爷。

谢晓峰是神剑山庄第十一代主人谢王孙之子，谢家的三少爷，谢门三子二女唯一活下来的一个，他是谢家唯一的希望，神剑山庄的牌匾就靠他一肩扛起。而这位三少爷也真的不负期望，天赋英才，少年时便以出神入化之剑术扬名江湖，武林公推为“天下第一剑”，但他杀戮过重，内心深感忏悔，厌倦了打打杀杀的江湖，于是化名为没有用的“阿吉”流浪四方，在四处漂泊中体味了人生的冷暖和小人物生活的艰辛，历经磨难，终于从极度的痛苦中蜕变而出，与生平第一劲敌燕十三决战后终于大彻大悟，明白了人如何能够成圣：

无动、无静、无欲、无念！

和燕十三决战后，谢晓峰切断了自己的双手拇指，他已不能再使用剑，但是谢晓峰就是谢晓峰，即使不能再握剑的谢晓峰还是谢晓峰，他悟到了真正的人生意义，但求心之平静，牺牲什么都是值得的，不能握剑的谢晓峰已不是“剑客”，而是成为了“剑圣”。

九：展昭

《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客，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尹包龙图的左膀右臂，严格说来，他不能算是一个剑客，至少在他成为“御猫”之后他已配不上“剑客”这一称谓，只能说是一个剑术很高的官差而已，我们没法想象令狐冲、张丹枫、西门吹雪这样的人会在一个皇帝面前耍猴似的练武，得到一个近乎于戏称的猫儿狗儿的称号便欣喜非常，实在是一副奴才嘴脸，不过仔细想想，“练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本是封建时代天经地义的事情，只不过大家的选择不同而已，有人愿意在江湖中做一个潇洒旷达的浪子，自然也有人愿意在庙堂做一个本领超凡的官差，况且展昭也做了不少行侠仗义的事，帮着包拯这个铁面无私的清官维持正道，功劳苦劳都不小，且算他一个九大剑客之尾。

其实想起展昭，形象主要还是来自于电视剧《包青天》中何家劲扮演的展昭：一身红色劲装，黑色高冠，手握长剑，身材挺拔，英气勃勃。展昭得以名列九大剑客，实得益于何家劲给笔者留下的良好印象。

《聊斋志异》中的女侠大都是为了反抗强暴和压迫而进行侠义行为的。如侠女为报父仇而杀人；庚娘为给家人雪冤而杀人；梅女则是为报复贪官而起鬼神于地下等等。她们的行为无不基于外界强加的绝望和困厄，她们的目的也正是用一种激烈的方式宣告了公正和正义的追求。其次，《聊斋志异》中的女侠身上也体现了朴素的民间取向。《大人》中的大力女子是助人为乐、急人之所难、除暴安良的化身；《农妇》的主人公更以自己对友人的惩戒行为表现了她的道德和人格取向。最后，那种敢说敢为、率真洒落的人格在《聊斋志异》中也不难发现。《妾击贼》中“我不杀汝，杀嫌辱我”的慷慨谈吐；侠女快意恩仇的潇洒行径；以及农妇对朋友的坚决态度，都可看出侠女们刚强不屈、率真洒脱、我行我素的人格特征。

　　现在，我们的课题也接近尾声了。想当初我们刚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大家都十分的兴奋，应为或许大家都是看武侠小说长大的，所以对 这个课题十分的感兴趣，一开始大家的劲头都很大，大家都竞相的出主意，一起讨论如何去探究古代史书中的侠客形象这一课题，于是我们便 制定了许许多多的方案。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去查了查资料，却发现我们要研究的课题与我们所认为的侠客形象不大相同，在我们心中，侠客大概就是那金庸大 师笔下的各位英雄好汉，但史书上并不和小说一样，没有华丽的武功绝技、没有绝世的武器秘籍。但这并没有打击我们上进的心，而是更刺激 了我们去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决心，应为这样才更有挑战嘛！

　　于是，我们小组中成员便分工，有的去设计问卷调查，有的继续查询资料，有的去询问有关专家，于是大家有条不紊的忙碌了起来。在这 几天里，大家都十分的忙碌，因为各项调查活动都不是那么容易进行的，由于先前没有探究研究性学习的经验，所有显的有些手忙脚乱，不过 在几天的摸索下，大家都开始熟练的去做好自己的任务。

　　当我们设计好问卷时，便走上街头去开始问卷调查。但一开始大家都有点胆怯，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群而不敢上前发放问卷，但还好有组长 的带头，大家渐渐的也就放开了。于是几百份问卷在一上午便填写完毕，下午便回去统计。另一方面，查资料的同学也带来了丰富的资料，有 关于历史上的种种侠客们以及他们的侠客故事。最后，我们去采访了有关的专家，专家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史书中的侠客形象，并和我们一起 分析了古代史书中的侠客形象与现在小说中的侠客形象的不同之处。最后，专家提供给我们一些有用的建议，对于我们最后总结提供了很大的 帮助。

　　当这些都结束时，我们拿着幸苦得来的素材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最终得出来古代史书中的侠客形象和古代史书中侠客精神等一系列结 论，并找到语文老师，请她帮助我们去除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结论，并帮我们简化了我们得到了结论，并引申出了一系列的观点。所以，最终我 们的课题顺利完成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由于是第一次探究研究性学习，经验不足，所以探究中有些幸苦，但我们却感到十分的快乐，最终的顺利完成让我们 感到了成功的喜悦，也使得这次学习成为我们宝贵的经验。最后，在这还要感谢那些给予我们帮助的同学们、老师们还有专家们，当然还有那 些愿意接受问卷调查的人们。

游侠这个群体在先秦时就已经出现，只不过在汉朝特别时西汉达到鼎盛而已，至于唐朝就谈不上多盛行了，比起他们的前辈差远了。

游侠的出现是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市民阶层的增加而出现的，春秋战国时诸侯争霸，贵族们需要很多勇气和武勇兼备的豪侠为他们刺探情报、甚至刺杀对手，这客观上刺激了游侠风气的兴起。西汉时这些侠客们实际上是一群勾结勋贵的纵横之士，在社会上极具影响力。而唐朝游侠则不过是唐人尚武风气的表现，中唐后藩镇割据时一度成为镇将们打击异己的工具。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骗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