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

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

纪传体：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

编年体、纪传体和国别体，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学中的三种不同史书体裁，各具特点，下面我将分别进行介绍。

1 编年体

编年体是史书的一种写法，按年代编写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事，写法比较简单、叙事性强。

其中最著名的是《史记》，它是中国历史文学史上的一部杰出作品。它的写作从司马迁为楚怀王修书的《吕氏春秋》中的“春秋”部分开始，流传下来，成为了中国古代史书的典范。编年体一般不加评论，以事实为主，主要体现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

2 纪传体

纪传体叙事比较详细，主要强调人物的生平、事迹等方面。它的写作方式是先记载一个人物的事迹，在记载一些次要人物的事迹，然后再补充时间和地点等重要信息。

其中著名的作品有《汉书》和《三国志》等。相比于编年体，纪传体更加注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主要体现了历史记载的文学性和审美性。

3 国别体

国别体是根据地域编写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侧重于各地历史文化的特点、政治经济情况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叙述。这种体裁的典型代表是《山海经》、《郡县志》等。

其中《山海经》是古代典籍之一，主要记载了中国古代多种自然地理环境的神话传说和自然情况，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地理志书。而《郡县志》则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全国性、行政性典籍，主要记载了古代各个地区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等信息，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和文化历史有重要价值。

个人总结:编年体、纪传体和国别体都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学中常见的三种史书形式，它们各自强调的方面不同，既有真实的历史记载，也有文学性的叙述，或者是专注于特定的地域史事。虽然这些作品在具体形式上有所差异，但都流传至今，与时俱进，为我们了解品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忆古思今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按性质分

正史：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 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除少数是个人著述(如司马迁的《史记》、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外，大部分正史是由官修的。

别史：主要指编年体、纪传体之外，杂记历代或一代史实的史书，如《东观汉纪》、《东都事略》、《大金国志》以及《通志》等史书都属于别史。由此可见，别史实际上是正史类史籍的重要补充部分，犹正史之别支，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叙》中才有“犹 大宗之有别支”的说法。由著名学者创作的，有时与杂史难以区分。如《汉晋春秋》。

杂史：只记载一事之始末，一时之见闻或一家之私记，是带有掌故性的史书。它不同于纪、传、表、志等体例齐全的正史，也不同于关系一朝执 政的别史。它不受体例限 制，博录所闻，虽杂荒疏浅，却可弥补官修史书的疏漏与不足，包括家史，外史，小史，稗史，野史，逸史等类别。

野史：有别于官撰正史的民间编写的史书。

稗史：通常指记载闾巷风俗，民间琐事及旧闻之类的史籍，如清代人潘永因的《宋稗类钞》，近代人徐珂的《清稗类钞》。有时也泛指“野史”。

按体例分类

纪传体：纪传体史书创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它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用“本纪”叙述帝王；用“世家”记叙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用“表”统系年代、世系及人物；用“书”或“志”记载典章制 度；用“列传”记人物、民 族及外国。历代修正史都以此为典范。又如《汉书》。有个别的正史没有书或者志，比如《三国志》

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顺序编写，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 史事 件的联 系。以编年体记录历 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 国。如《左传》、《资治通鉴》等都属于这一类。《春秋》是我 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纪事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种体裁的特点是以历 史事 件为纲，重要史事分别列目，独 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现有九部纪事本末体的古籍。

国别体：国别体史书创始于《国语》。国别体史书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 史散文。分载多国历 史。如《战国策》都属于这一类。

按时空分类

通史：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因为他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

断代史：记载一朝一代历 史的史书称为断代史，创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其余都属断代史。

按学科分类

记载各种专门学科历 史的史书称专史，如：经济史、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等。

经、史、子、集和古籍分类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囊括四部，并用以命名，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可见四部分类对古籍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该书早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因此，《汉书·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 除了上述四分法、六分法外，历代还有将古籍七分、九分以至十二分的，但都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经过时间的检验，四分法能较好地解决繁复的古籍分类问题，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当然，四部之下的各种类目，历代都有所变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采用的是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国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四部内容简介 《四库全书》就是按经、史、子、集四部44类67个子目编排图书的。现在就此书的体例，把经史子集四部简介如下：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著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它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纪传体，了"二十四史"为代表，它们都是官修的正史；……杂史，如《朝野佥载》。史部还包括地理著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著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著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一人著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著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集部以文学书为主，但又不限于文学书。

摘要：史学史研究离不开对史料的掌握，因而正确的史料学意识对于史学史研究的顺利开展很有必要。而中国古代史料学，主要是对以往的史料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故作为学术史的中国史学史显然应该成为中国古代史料学重要的外延知识。史学史与史料学是互相促进的两门学科，二者在历史研究中缺一不可。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正确的史料学意识，将古代史史料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是学术发展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应该重视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古代史学史；古代史料学；学术地位

一、中国古代史学史、古代史料学的相互关系

中国古代史学史，离不开对史料学的掌握。这首先是由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任务决定的。根据乔治忠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的看法，“中国史学史就是把演进的范围大体规定在中国的范围之内，清理我们祖国自古以来的史学遗产，阐明中国史学的演进过程，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特有规律。[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既然中国古代史学史是要清理遗产，那么自然就离不开对既往历史书和历史材料的梳理和总结，而这正离不开史料学的功底。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在各类史料（文字、实物遗迹口头传说）中，文字史料是数量最多、包罗方面最广和内容最丰富的，治史者理应高度重视，充分利用。[齐世荣著：《史料五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中国古代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也需要加强对史料的重视。如果没有一手史料，则很容易将别人的二手史料看作是一手的原始史料，进而得出错误的史学史的结论。更严重的是，如果没有树立正确的史料学意识，容易将伪造的史料，看作是真实的史料。不区分史料，不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料学、文献学考订，都不是史学史研究的正确路径。

史学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主要依靠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无论是纸上的历史档案或者文字史书，还是地下的出土文物或者器物铭文，都是史料，都需要进行辨伪和考订。而对史料进行辨伪和考订，离不开史料学意识，尤其需要正确的史料学训练。史料学就是研究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的科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陈高华、陈智超等著：《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页。]明确了史料学的定义之后，很多学者往往注意到史料学与史学史之间密切的关系。如南开大学以故教授杨翼骧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任务就是考索各种史料的源流和时代特征；了解史料的实际价值。[吴泽、杨翼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116页。]在这里史料学对史学史的作用显而易见，史学史是研究史学的学科，而史学的载体往往都是过去的史料。

史学史研究，既是宏观的大历史研究，观察史学发展的大脉络，分析史学发展的情景；同时也是微观的小历史研究，小到需要研究某个史家的生平，某个史学流派的产生时间，甚至某个章节的定稿时间。微观的史学史研究，更离不开对史料的爬梳和整理及分析。正确的史料无疑会促进史学史研究的顺利进行，而错误的史料如果不加择别的使用只会让结论站不住脚。断代的史料学知识之充分，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某个时期史学发展状况的认识。由此可见，如果相关史料学专家，都能根据朝代，分阶段考索断代史料学，将各个时期的史料进行细致、精确的考订，那么对史学史研究也会是一个重大的助力。

二、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需要中国史学史的学科知识

如前所言，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史学史本身就是关于历史学之史的研究。因而史学史对于广义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这是因为史学史研究的内容涉及到了史学思想和历史编撰学。[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而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也内在地需要关注史料学背后的思想性和各种史料体例、体裁。在这个层面上，熟悉中国古代史学史知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史料背后所反映的时代特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史料体例之变迁发展。

首先，史料学可大体区分为两类：一类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可称为史料学通论；另一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史料或某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可称为具体的史料学。[陈高华、陈智超等著：《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页。]史料学作为一门学科，尤其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对这些变化进行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要用历史的眼观去观察不同时代史家的史料观。这种对史料观的历史学考察，往往需要关注不同史家史学思想的变化，将不同的史料进行综合对比，有时候甚至需要进行长时段的分析，看清楚时代对史料观变迁的影响。这种研究，离不开对史学史知识的掌握。拿傅斯年的“史料学就是史学”这个著名的论断来说，学人们如果要完整、全面的理解傅斯年的史料学思想，既需要关注傅斯年全部的史学活动，分析傅斯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观点，考索史料学就是史学观点的渊源，最终再去分析史料学就是史学思想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沈刚伯所说的“史学与世变”，即从“历史、社会看史学”。[沈刚伯著：《史学与世变》，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年，第1-17页。]因之将史学史研究方法引进史料学领域，其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史料学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来促进其本身的更新与发展。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系统的、充分的、经过检验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史料学无数次在理论与方法的更新下取得了新的突破。如金石学，在宋代之前虽然已经陆续发现了一些金石史料，但是并没有形成专门之学问。在宋代，有关史料研究中最为发达者要属金石之学。本来将金石用为史料在宋代以前并非没有。但是将金石文统统作为史料使用者，首先开始于欧阳修的《集古录》。[（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7-190页。]同样的史料，发现者所具备的史学素养不同，则价值就大相径庭。如甲骨文龟甲，在农民那里是卖钱的药材，在文字学家眼里是文字史料，只有到了历史学家手中才具备研究历史的史料价值。因此史学史对于史料的正确识别和运用是极有帮助的。

最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一切历史学研究，研究一切史学活动现象。因此中国古代史料学的部分内容实际上都包含在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之中。孔子的史料学思想，即是中国古代史料学要研究的内容，也是中国史学史绕不开的环节。古代被称为二十四史的正史，既见于《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一书，也见于《中国史学史》一书。由此可见，二者都同样关注史书，关注史料，关注不同史料的择别，关注史料审定的办法和辨伪。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学史应该更多的吸收古代史史料学的有益成果，去让史学史结论更精确；而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也需要借助史学史的方法和理论，去知道各种史料的背景和其史料学思想来源所在。

三、中国古代史料学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是一门值得重视的学科。正确的史料学意识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分析历史，考证历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没有正确的史料学意识，研究者在学术中研究中会失去对史料的正确判断，会错误的把伪史料当作信史来用却不自知。近代的傅斯年曾大力鼓吹史学即史料学，这句话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史料、史料学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确是毋庸置疑的。在21世纪的今天，历史学研究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史料的载体也从传统走向现代，电脑、互联网、影响等都成为史料的载体。面临历史大数据的今天，我们仍然要树立正确的史料学意识。

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要想发展壮大。一方面需要内部学科的更新，积极从别的学科吸收跨学科的学科方法和理论，实行史料学的跨学科发展，如文学史史料学、哲学史史料学等。另一方面，相关学人要加强合作，要想在学科上实行自己的特色发展，就必须提高思想觉悟，在思想上认识到史料学的学术地位；进而掌握教丰富的文史知识，做一个贯通之学人。如此才能实现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学术地位之提高。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虽旧仍新，在当下学术大发展的时代下，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科学性质，要自觉地从体系上思考建立一个怎样的史料学学科以及如何让史料学更好的为历史学研究服务。只有史料学学科，具有了现实的价值，才能进一步得到其他学科人士尤其是历史学人士的重视。

在史学史与史料学关系日益密切的学科发展背景之下，二者是可以做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