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图书馆小孩需要预约吗
需要。辽宁省图书馆位于沈阳市浑南区,建立的第一所大型公共图书馆,是省级综合性公共图书馆,是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辽宁省图书馆已经对相关服务工作进行调整,到馆需提前预约,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需要提前一天预约进馆。
辽宁图书馆哪个最好?一起来看看小编今天的分享吧。
1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原名东北图书馆,于1948年8月15日在哈尔滨开馆,2017年4月新馆全面开馆,新馆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位于沈阳市东陵区智慧二街168号,于2018年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评估定级为一级公共图书馆。现有馆藏文献650余万册(件),古籍文献61万册,善本书12万册,宋元版书100余部,还藏有丰富的东北地方文献。
2
沈阳市图书馆
沈阳市图书馆建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始称奉天省城图书馆,是我国近代史上比较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2015年位于沈阳市青年大街205号的沈阳市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于2018年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评估定级为一级公共图书馆。馆舍为造型独特的生态建筑,占地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沈阳市图书馆现藏文献500余万册(件)。
3
大连图书馆
大连图书馆始建于1907年,自1999年开始,大连图书馆连续五次被文化部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200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首批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作为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图书馆之一,至今已有110年历史。目前全馆馆舍面积7万多平方米(4万平米在建),馆藏各类文献(含电子书)7206万册,数字资源存储总量达124TB。
4
本溪市图书馆
本溪市图书馆始建于1949年,新建于1994年,占地面积3,656平方米,建筑面积10,917平方米。本馆现有79万册藏书,除广泛收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书籍外,本溪地方文献收集较全。全年365天为读者服务,全部藏书实行开架借阅,藏、借、阅一体化管理体制。本溪市图书馆于2018年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评估定级为一级公共图书馆。
5
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始建于1951年4月。现馆舍位于沈河区朝阳街131号,面积3300平方米,于2018年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评估定级为一级公共图书馆。藏书72万册,年订阅报刊杂志700余种,各种音像资料、电子图书近3万件。是沈阳地区少儿文献信息中心、未成年人阅读活动中心、各类型少儿图书馆(室)、中小学图书馆业务辅导与研究中心。
6
营口市图书馆
营口市图书馆创建于1956年10月21日,现位于营口市站前区公园路十号,建筑面积12000余平方米,是营口地区藏书最多、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图书馆,于2018年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评估定级为一级公共图书馆。营口市图书馆现有藏书578万册,馆藏以中文书刊为主,以能源化工、装备制造、新兴建筑材料及汽保业图书为收藏重点。
7
鞍山市图书馆
鞍山市图书馆前身是满铁鞍山图书馆,始建于1919年。现馆位于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南路45号,总建筑面积12960平方米,于2018年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评估定级为一级公共图书馆。鞍山市图书馆现有馆藏文献150余万册,古籍26355册,其中善本358册。馆藏文献学科门类齐全,涉及中、英、日三个文种。馆藏珍品以清代政、经、医、文等方面文献。
8
辽阳市图书馆
辽阳市图书馆是东北地区创办较早的图书馆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创办的辽阳州立劝学所和1928年(民国十七年)建立的满铁辽阳图书馆。现馆位于河东新城中轴线上,馆舍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于2018年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评估定级为一级公共图书馆。设计馆藏容量100万册,阅览座席1200个。
9
锦州市图书馆
锦州市图书馆前身为辽西省立图书馆,创建于1948年11月,新馆座落于松山新区市府路63号,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于2018年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评估定级为一级公共图书馆。馆内现拥有藏书82万册,其中普通汉文图书53万册,外文图书52万册,古籍线装图书2万余册,中文报纸3万余册,中文期刊8万余册。
10
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是大连地区一所面向城乡少年儿童(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教育教学工作者及家长提供文献书刊阅读的少儿图书馆,建筑面积6480平方米,于2018年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评估定级为一级公共图书馆。现有馆藏文献资源总量154万册,视听文献3万册,馆藏数字资源3693TB,持证读者167万人。
辽宁国家级公共图书馆名单
序号名称所在地区图书馆等级
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沈阳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大连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本溪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营口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鞍山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辽阳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锦州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盘锦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二级图书馆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大连市普兰店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盘锦市大洼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庄河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兴城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葫芦岛市连山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海城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朝阳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沈阳市沈北新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锦州市少儿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沈阳市浑南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大连市西岗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凌源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喀左县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桓仁满族自治县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辽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沈阳市辽中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沈阳市和平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凌海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丹东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建昌县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阜新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沈阳市苏家屯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营口市鲅鱼圈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铁岭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盘锦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新民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西丰县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瓦房店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长海县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二级图书馆
绥中县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鞍山市铁东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丹东市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铁岭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清原满族自治县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三级图书馆
沈阳市沈河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沈阳市大东区图书馆辽宁省国家一级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是国家举办的省级综合性公共图书馆,是向社会公众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学术性社会公益文化单位。是辽宁省藏书、图书目录、图书馆间协作协调及业务研究与交流的中心。隶属辽宁省文化厅领导。
建馆50年来,辽宁省图书馆取得了很大发展,现有古今藏书近400万册(件),10余个文种,并与17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建立了文献交换关系。在56万册古籍藏书中,善本书约12万册,其中宋元版书近百部。此外,还收藏有丰富的东北地方文献和有关满族、清代以及伪满时期的文献资料。
辽图是图书流动站服务模式的最早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前身东北图书馆借鉴前苏联汽车图书馆和国内曾经有过的巡回书库的办法,创建了最早的图书流动站,主动把图书送到群众手中。1950年,东北图书馆先后在工厂、工地、大学、机关、部队建立了图书流动站。抗美援朝时期,还在朝鲜战场建立了7个图书流动站。 1988年,辽图恢复了中断30年的图书流动站。当年就在沈阳市内建立了5个部队流动站。多年来,他们将图书流动站与图书馆的阵地服务结合起来为读者服务。截至目前,他们已经与部队、职业学校、监狱、居民社区等联合开办了100多个图书流动站。据辽宁省图书馆馆长王荣国介绍,为做好工作,辽图为此配备了“五专”——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专车服务、专款购书、专库调配,使图书流动站的工作走向成熟和完善。
2010年来,辽图还创造性地在基层或外系统建立图书馆分馆,如老干部活动中心分馆、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分馆、青年干部学院分馆等。2000年,本着“优势互补,优化组合”的原则,在沈阳市东陵区图书馆的基础上,建立了面向农业、面向农村的辽宁省图书馆农业分馆。这是全国公共图书馆中第一家打破行政隶属关系组成的专业性质的分馆,它改变了过去图书馆“小而全”的办馆模式,形成了主馆与分馆的新格局。这一分馆的建立,既是对传统图书馆建馆模式的突破,也是对新型建馆方向和建馆体制的全新尝试。
可以办理退证,读者证丢失或读者证过期一年以上的读者办理退证需经部门负责人审批方可办理。读者证有效期为两年,到期读者可携带读者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到总服务台办理验证。
扩展阅读-历史文献阅览区读者须知:
1本区域设有古籍、民国书刊、《四库全书》系列丛书三个阅览室,为读者提供馆藏历史文献室内阅览服务。
2进入阅览区前,请将与阅览无关的物品存入包裹寄存处,手机调至静音状态。
3进入各阅览室,请出示本人身份证,登记后方可进行阅览。阅览善本古籍,除身份证登记外,还需出示科研单位介绍信,经审核批准后,方可阅览。
4如需自带有关材料、设备进入阅览室,请在登记时向工作人员说明,经允许后,方可带入。
5阅览前,请按规定填写提书单,提供准确书名及索书号,交由工作人员办理。古籍每次提书限3部以内(不超过20册),民国书刊提书每次限5部以内(不超过10册)。
6已数字化、缩微、影印的图书,不再提供原件阅览。破损严重的图书,谢绝阅览。
7领到图书后,请认真翻检,发现原书缺页或污损等情况,及时向工作人员声明备案。阅毕,请将图书交还工作人员,经验收无误后方可离开。
8阅览期间,如需暂时离开阅览室,请办理临时还书手续。
9请爱护图书,阅览图书时保持手部清洁,摘抄文献时请使用铅笔。如有污损、涂抹、撕页或偷窃等行为,按本馆相关规定处理。
10如需复制有关资料,请交工作人员办理,勿自行拍照。书刊复制按相关规定收取文献资料费,复制量不得超过内容三分之一。
11请读者自觉维护良好的阅读环境,勿大声喧哗,阅览室内请勿接打电话。
12禁止吸烟和使用明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入内。为保护文献,请勿携带食品饮料等进入阅览室内。水杯请放置在远离文献处。
13请保管好个人物品,如有遗失,责任自负。
14本阅览区不作为自习室使用。
(共5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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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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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大焉。先后出版了《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1916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等
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学术颇有贡献,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
罗振玉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
中文名:罗振玉
外文名:LuoZhenyu
别名:式如、叔蕴、叔言
出生地:江苏淮安
出生日期:1866年8月8日
逝世日期:1940年5月14日
职业: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
毕业院校:淮安私塾(今属江苏)
主要成就:“甲骨四堂”之一
代表作品: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殷墟书契、三代吉金文存、高昌壁画精华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1940年),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为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在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集蓼编》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文做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罗振玉在搜集、研究与传播中国传统学术上的贡献,在近代学术史上称得上是第一人。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大焉。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094种,11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_,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
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
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你好
省图在南塔鞋城附近;市图在五里河,科学宫以及原夏宫旁边,距离沈阳电视台不远,214 286等很多公交车都能到达。
省图书馆有点旧,自习免费;
市图自习现在是免费的不必办卡,环境优良,空调有点热还有免费热水提供,但由于学习人数很多,尤其是很多准备高考的学生,所以寒暑假以及周末经常没有座位。
除此以外,还有中街的少儿图书馆(冬天有点冷),以及各个区的区图书馆(自习室小,不一定有座位,关门相对早)
美国研究进化、寄生虫、遗传等主题的科普作家卡尔·齐默在《病毒星球》一书中说:“我们生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病毒史”。
病毒改变生活,抗疫改写历史。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给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严重的影响。如何客观地看待人、病毒与自然的关系,引发中国文物博物馆界人士的思考。
铭记战疫历程,传递抗疫正能量。
由国家文物局支持、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主办的“启示——人类抗疫文明史”主题展览2020年6月份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展期将持续至7月19日。
这是一个战疫主题的专门展览,计划在国内多家文博单位巡展,辽宁省博物馆是首站,包括75块图板、7部古籍和40件文物一一呈现。
展览现场
“启示——人类抗疫文明史”展览以展板展示为主,分为“暗影中的同行者”“道阻且长”和“新的考验”三个单元。
展览选择的角度具有全面性、综合性,不但梳理了人类社会从农业革命到今天与传染病抗争的经历,也强调社会的反思,同时探索人类是如何长期与传染病抗争的复杂故事。
疫情改写历史,也改变着人类的轨迹。与自然相伴,与灾难为伍,亦敌亦友,人类似乎无可选择、无法逃避。
“三灾九难十劫”是人类的坎,只能昂首面对,悲壮相迎。
《伤寒杂病论》,张仲景
同时,古代医者也在不断地探索传染病的防御和救治。
公元219年,东汉名医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其书中“外感热病”的部分内容被后人编纂为《伤寒论》流传至今。
为了给观众提供更为丰富的展览内容,辽宁省图书馆将馆藏《山海经》《黄帝内经》《温疫论》《引痘略》等7部古籍与展览主题相关的文物一起展示。
《山海经》
钟馗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驱鬼逐邪之神,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神之一。其素有打鬼杀鬼才能之说,一直被当作驱除疠疾的神。
据记载,钟馗最晚始于唐末,延续至明清不衰,民众希望借钟馗图像的法力达到驱疫的功效。而这也可以看出古人对健康的重视与期盼,有祈求健康平安的美好愿望。
《怒容钟馗图》
《怒容钟馗图》轴,清,高其佩绘,纸本水墨,纵148厘米,横67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民众希望借钟馗图像的法力以达到驱疫的功效。在此次展览中,可以欣赏到清代画家、指画的开山始祖高其佩所画的钟馗。其中《怒容钟馗图》作于雍正六(1728年 ),此时高其佩已是68岁高龄。画面上钟馗顶天立地,占据了整个画幅,虽不佩宝剑,但圆睁双目,怒容满面,也够使一切妖魔鬼魅丧心裂胆。
仲夏来临,毒虫、蚊蝇滋生,古人认为这些“毒物”会带来瘟疫,中国古代在五月染病、死亡的人数会直线上升,五月便被看作不祥的、邪崇盛行的“恶月”。
五月五日的“端午”更是这个“恶月”里最不祥的“恶日”。因此衍生了避五毒、插菖蒲、喝雄黄酒、扎彩色丝线的驱邪祈福做法。
在古代,端午节人们插菖蒲、喝雄黄酒等驱邪祈福;古人使用熏香驱除瘴气,防止传染病。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 叙述古代民间宗教人物列传和神仙事迹的著作典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 ,清宣统元年叶德辉校刊本。
我们可以从许多文物中找到人们和瘟疫、疾病之间的记忆。
展览向观众介绍了殷商时期,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役“字,为”疫“字的通假字。
《送医图》
采自敦煌莫高窟296窟的北周年代的《送医图》,则反映了医生被邀请病者家中送医药的情景。
那时候,人们对于瘟疫还处在感性认识阶段;我国古代医学家多个体开业行医,病者请求出诊几乎无不应邀前往珍视。
同时,展览还展出了明代仇英的画作《清明上河图》(复制品)。这幅画采用青绿重影工笔,生动描绘了明代中期苏州城的优美风景,以及江南民众的市井生活,作品场面宏大,气势雄伟。
明代仇英画作《清明上河图》,局部
明代仇英画作《清明上河图》,局部,画卷长达987米,共绘有2000多人,商铺千余家。画中所绘之“男女内外药室”“小儿内外方脉药室”“道地药材”“专门内伤杂症”等均为医生兼营药店。从其门前所立各高大市招可见,当时医药分科之细致和医生的经营的活动。
从古至今,很多医者、科学家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得出传染病的感染源头或传播途径与“恶臭的气味”“污浊的空气”等有关的结论。
因此,各国文化中都存在大量的熏香、吸烟驱除瘴气,以防传染病的行为。香料作为药品,也一定程度上起到驱赶蚊虫、改善健康的作用。
香在中国古代用途极广,除了祭天地拜神灵、祖先长辈之用外,更为驱除野兽、蚊蝇、驱除屋内浑浊之气而用。
在该展览中,观众就可以看到造型、材质等各异的熏炉。如宋代的“飞鸟卷云纹博山炉”、明代的“鹅形熏炉”,其材质为铜;清代的“五彩透雕花卉纹熏炉”,其材质为瓷。
鹅形熏炉
房间内驱邪熏香,被褥衣服熏香,身体佩戴香囊。《千金药方》、《本草纲目》等医典中都有治病养颜等功用。
通常大殿内多使用体大粗重的香炉、香筒等动物形香薰,以燃烧较大的线香和香面等香品。
相对较小的居室内则一般使用体积较小的香具。如博山炉、莲花炉等,所用香品也多为香气清新淡雅的类型,如沉香、龙涎香。
黄缎平金岁岁平安荷包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清朝的荷包、香袋。如“黄缎平金岁岁平安荷包”、“缂丝五彩花纹荷包”和“缂丝黄地大吉葫芦香袋”。
古人除了燃香外,还将香料或香品放置于香袋、香囊(荷包)中随身佩戴,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
此外,香囊还具有作为装饰物的观赏价值。秦汉至隋代,佩戴香囊成为人们的习惯,出现了使用香囊进行辟疫的医方记载。
通过对中医古籍中记载的辟疫香囊药方进行整理,可以得到二十五种不同的配方。
中世纪欧洲医生,佩戴鸟嘴面具防护
中世纪欧洲医生的形象通常是佩戴鸟嘴面具,身着落地长袍。这种装扮背后有很多防护道理。
鸟嘴面具为银质,因为银被认为可以消毒。长长的鸟嘴里放着棉花和特殊的香料,用于预防。
这一装扮类似后来的口罩、眼镜和罩袍,都能起隔离防护的作用。
此外,医生手里还拿着一根木棍,作为手臂的延伸,用于撩起病人的被子、衣服,试探伤口等,以避免用手直接接触病人。
1496年丢勒创作的《身患法国病的人》
《身患法国病的人》显示,当年人们认为梅毒的出现是行星位置偏移的产物。
早期的光学显微镜图解
而人们对于瘟疫、疾病的防护也促成了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
古罗马人以热爱洗澡文明,但是为了保持个人卫生而规律洗澡的观点,要几个世纪后才在欧洲文化中定型。
古罗马厕所想象复原图
健康的沐浴观念在中国秦汉时就有休沐制度,这是一种为打理蓄发而专门设置的休息日。
尽管这一制度发展到汉以后已经不完全与梳洗头发这一特定行为相关,但人们仍然将洗浴保持个人卫生、避免患病,有益健康的观念长期保持下来。
此次展览中还可以欣赏到古代人盥洗时舀水时用的器具铜匜,如春秋时期的“窃曲纹匜”。
这类形状像瓢的工具,作为古代人洗手的工具,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古代人就有了洗手的卫生习惯。
汉代厕所模型
展出的新石器时代的河南平粮台遗址陶排水管等古代设施,将注重城市卫生设施建设的历史追溯到新时期时代。
另外,人们观察到“污水”与瘟疫的相关性,于是采用措施将城市废水废物排放至城外、田中。
避免似水淤积腐败,一方面是农业堆肥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消灭了蚊蝇滋生的环境,预防了以此类动物为媒介传播的传染病。
中国速度与实力:火神山医院加紧建设
武汉火神山医院于2020年1月24日开建,2月1日建成,2月2日上午验收交付。这就是中国的“火神山速度”,总建筑面积339万平方米、拥有1000张床位的大型医院仅用十天便建成使用。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传染病始终尾随人类文明的脚步,
随着生物学研究的深入和医学的进步,人类不断修正对传染病事件的认知与对策,积累有益经验,建立完善公共卫生举措,逐渐把握主动性。
人类在抗争中不断反思、积极应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奋斗不息。
本文2023-08-05 18:32:53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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