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古玩艺术品市场巡礼－－－－

北京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 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的遗存，古物众多。《典藏艺术》杂志社拟编辑出版一部《台湾古董民艺市场指南》，总编辑郑功贤先生邀我写一篇“北京古董文物市场现况及发展潜力”。我想这是一件好事，能为华夏子孙和喜爱中华民族文物艺术的世界友人，作一次在北京购买古董民艺的“导引”，为大家节省时间和精力贡献绵薄之力，也是我们华夏传人应尽的情意。我和我的夫人侯宗彦（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前副主任），整整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北京市文物局流散文物处曲德龙副处长，考察了遍布于北京市的古玩艺术品市场，以及文物商店、拍卖公司等。当然，在考察过程中，自己不只是积累了资料，也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开拓了眼界。更为北京市古玩市场蓬蓬勃勃的大好形势所鼓舞。

◆闻名遐迩的琉璃厂文化街

琉璃厂坐落于北京市宣武区和平门外，有东西两街，全长两公里，琉璃厂历史悠久，辽代为京东海王村，元代这里曾建琉璃厂，明永乐年间为营建宫殿又在此设厂制琉璃瓦件，故名。明末清初有古董、书商在此地经营，不少文人学士和书画家来此著书作画，采购文物古籍。清乾隆年间因修四库全书，学者文人群集京华，琉璃厂的古籍碑帖、文房四宝等店铺大盛，“图书充栋，宝玩添街”，而以书业为最。这与四库全书编纂和清代学术繁荣关系极大。从此，这里就以文化街闻名于世。名人书法家如何绍基、翁同龢、陆润庠、康有为，梁启超、沈尹默等，都曾为文化店铺题匾。民国年间因增辟南新华街，把琉璃厂分成东西两街，东街以古玩业为主，西街以旧书业为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专门出版碑帖字画的有政书局，都曾在此开设分店。

1949年解放以后，经过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店铺虽经合并，但仍保留其传统特点。1976年唐山大地震，琉璃厂的房屋受震毁坏。为了保持琉璃厂文化街的传统和特点，政府拨出巨款，用3年的时间，重新修建了琉璃厂文化街。从此，疏璃厂旧貌换新颜，一座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鳞次栉比，书肆、古玩店铺迤逦绵延东、西疏璃厂长街，如誉满中外的荣宝斋、宝古斋（历代书画）、墨缘阁（近代书画）、庆云堂（历代碑刻）、汲古阁（仿古陶器）、萃珍斋（金石瓷陶）、胡开文（徽墨）、戴月轩（湖笔）、一得阁（墨汁）、中国书店（古籍善本）、商务印书馆图书销售门市部、中华书局图书销售门市部、人民美术出版社图书销售门市部（朝花书店）、文物出版社图书销售门市部、古籍书店等。当代书法家也为萃文阁、悦雅堂、怡舫斋、振鬟阁、蕴玉斋、槐荫山房等商店题匾，更使之古朴清雅，富有文苑意境。改革开放以后，琉璃厂被列为重要旅游景点，云集北京的世界游客，亦把逛故宫、登长城、参观琉璃厂当作三个必到的地方。随着古玩市场的繁荣，这里又出现了荣兴艺廊古玩城、海王村古玩城、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北京荣宝艺术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中邮大地邮票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海王村古籍拍卖有限责任公司等，使琉璃厂文化街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辉煌。

◆国有企业仍是古玩市场的主渠道

在计划经济时期，文物商品只有政府文物行政部门领导的文物商店独家经营，别无分号。几十年来, 从事文物商业活动的业务人才，都集中在国营的文物商店门下，传世的民间文物也被收购进文物商店的库房。改革开放以后，虽有个体经营者兴起，但其经营规模、商品质量、人才队伍、可靠信誉等诸方面，国有企业仍具备着无与伦比的优势，仍然起着古玩市场主渠道的作用。特别是对于1949年以前的文物艺术品，国家规定，主要是北京市文物公司有经营权，其次还有荣宝斋经营书画和文房四宝，中国书店经营古旧书籍。

北京市文物公司，这是一个全国最大的文物公司，50年代，由几十个个体古董商店经过公私合营组成，门市部遍布琉璃厂、西单、地安门等地区。公司总部坐落在琉璃厂东街64号，隶属于北京市文物局。公司是事业单位，主要任务是通过商业手段，搜集流散在社会上的传世文物，使之得到保护，为博物馆、科研单位提供藏品和资料，并有计划、有选择地将部分一般文物供应国内外市场，以满足文物爱好者的需要。全公司有300多名职工，鉴定队伍庞大，库存商品丰实，海内外信誉极高。他们对海外顾客经营销售文物商品的门市部，都是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备有特制的五联大发票，所经营的商品，又都经过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出口鉴定所鉴定，钤有火漆印章，顾客携带出口时，海关凭借火漆印和大发票放行。

分布在琉璃厂的门市部有：萃珍斋，坐落在琉璃厂西街17号，主要经营金石瓷陶，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庆云堂，坐落在琉璃厂西街20号，这是全国惟一一个经营历代碑刻的文物商店，还销售图章、砚台、毛笔、宣纸等文房四宝，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章；北京市古钱币商店，坐落在琉璃厂西街20号楼上，是全国惟一一家经过政府部门批准的专门经营古钱币和钱币复制品的商店；虹光阁，坐落在琉璃厂东街61号，是全国惟一一家对大陆顾客销售历史久远文物的专门商店（亦称内销商店），经营的文物既有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汉唐时期的陶器唐三彩，又有宋、元、明、清的瓷器字画等；宝古斋，坐落在琉璃厂东街63号，专门经营历代书画、织物绣品，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敦华斋，坐落在琉璃厂东街66号，专门经营历代家具、地毯、杂项等，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章；振鬟阁，坐落在琉璃厂东街70号，主要经营金石、珐琅、珠宝首饰，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章；悦雅堂，坐落在琉璃厂东街90号。是全国惟一一家对海外游客能够经营特别许可出口文物的商店，特别许可文物包括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历代的文物，每一件文物都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配有特别许可出口文物鉴定证书，证书标明文物的名称、时代、规格，贴有文物的彩色照片，钤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特别许可出口钢印，出口时，海关凭此证书和专用五联大发票放行；蕴玉斋，坐落在琉璃厂东街96号，主要经营清乾隆60年（1795 年）以后的瓷器，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章；墨缘阁，坐落在琉璃厂东街108号，主要经营近现代书画、艺术品、文物复制品等，因为他们书画来源都是来自书画家本人之手，可靠性极强。

荣宝斋。坐落在疏璃厂西街19号，这是一家自开创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现在是一个拥有300多名员工的国有企业，隶属于国家新闻出版署。传统业务是收售金石字画、文房四宝与古玩，自制木板水印以及书画装潢、揭裱等。他们经营的书画是来自书画家本人之手，可靠性极高。经营的宣纸，是由安徽省宣城地区泾县红星纸厂直接供应，质量最高。其毛笔直接来自浙江省的湖州，墨来自安徽省的徽州，砚台来自广东省高要端溪、安徽歙县、墨汁来自北京一得阁，颜料来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中的颜料制造厂等，质量皆为全国一等，可以说货真价实，受到海内外书画家、艺术家、美术爱好者的欢迎和信赖。荣宝斋在日本东京西武百货公司设有分公司，经营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和中国书画，并不定期在日本全国各地举办巡回展销。荣宝斋经营的部分旧的书画、印章及砚台等文房四宝，亦是经过国家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对海外顾客销售，并经过北京市文物局文物鉴定所鉴定，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章。

中国书店。这是北京经营新旧出版的文史类、美术类、艺术类书籍的最大的书店，也是全市惟一一家收售古旧图书的书店，隶属于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书店总公司坐落在琉璃厂大街路口（琉璃厂东街115号），在北京市的海淀、西单、新街口、朝阳门、前门、灯市口等地区设有16个门市部，仅琉璃厂大街就设有6家门市部。因为这个书店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造就出一批优秀的鉴定古籍善本的人才，他们还坚持着装钉修补古籍善本和木板印刷的业务。

◆四大古玩市场各距一方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在北京陆续出现一批销售古玩的市场。这些市场经过几年自然发展，优胜劣汰，有的已经萎缩，诸如古楼市场、朝阳区朝外神路街朝外大棚市场、皇城根市场、朝阳区亮酒路59号亮马收藏市场、兆丰市场等。现在已经形成规模，经过工商部门批准，并由北京市文物局流散文物处监管的有古玩城、海王村、荣兴艺廊、红桥4个市场。

北京古玩城。这是一座目前亚洲最大的古玩艺术品交易中心，也是中国首家实行文物监管的古玩艺术品市场，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21号，华威立交桥西侧。市场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建筑格局古补典雅，装修富丽堂皇，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经营区共有4层，传动电梯相连，有200多家国营、集体、个体经营户。经营项目有古陶瓷器、中国字画，珠宝玉器、骨雕、紫檀、景泰蓝、金银铜器、旧式家具、地毯、古旧钟表、绣品服饰、古董杂项等上千品种。这里还是集旅游、购物、食宿、会议、娱乐于一体的旅游局定点单位。有800平方米的专业拍卖厅，能同时容纳500人，辅有投影屏幕、电子显示屏、24路调音台、监视器、各类舞厅灯具、GBL音箱，集拍卖、事务、会议、娱乐于一体。古玩城宾馆有标准客房45间，大小餐厅KTV包间、会议室、美容美发厅等，并有停车场、步行街、免税商店，内有工商、税务、公安、银行、文物鉴定、旅游综合服务。除了日常经营业务外，还经常举办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民俗文化节，是中外收藏家、古玩爱好者的乐园，是中外旅游观光者领略华夏文明博大精深的艺术殿堂。

海王村古玩市场。海王村历史悠久，早在辽代即已有京东的海王村之名，因之有先有海王村，后有琉璃厂之称。海王村地处琉璃厂路口，琉璃厂东街115号，位置优越， 1991年中国书店将其改造成1,100平方米的古玩市场，一共有集体、个体商位70多个，主要经营历代书画、古今陶瓷、金石玉器、竹木牙雕、古旧家具等。因为经营者一部分来自山西、陕西、河北、广西、贵州等地，商品更具地方性和多样性。市场经常举办古旧图书展销会、硬木家具展销会、书画展销会等。市场由于管理有方，秩序井然有绪，受到有关部门好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和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曾光临参观购物，使得海王村古玩市场名声在外。

荣兴艺廊旧货市场。位于琉璃厂西街19号，是一个综合工艺品、古董、古玩市场，由120多家摊位组成。经营品种有名人字画、金石篆刻、湖笔徽墨、端砚古陶、古钱古印、翠玉牙雕、古旧钟表、剪纸泥人、金银首饰、美术用品等3,000多个品种。由于市场的管理者以良好的信誉为宗旨，以优质服务为保障，广交国内外艺术品的爱好者，所以每日顾客盈门，在各个市场中是上客率最高的市场，也是惟一一个摊位满租的古玩市场。

红桥古玩市场。位于北京市崇文区天坛东路，3年前这个市场曾经火爆京城，后来因为市容整顿，摊位迁人红桥商场三楼，顿时萧条下来。最近，天坛公园管理处，把天坛公园东北角，开辟成古玩、中国书画、油画、民间工艺、景德镇陶瓷、宜兴紫砂、旅游服装及纪念品、盆景花卉等综合商场。因为此处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又有餐饮、宾馆、停车场。娱乐等相互配套，摊位招商情况甚好，预计有1年的时间，这个古玩市场就会繁荣起来。

在这些文化气息浓厚的文化街和古玩市场，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画廊经理，他们懂艺术善经营，与传统老店相比，更注意现代经营特色，举办画展、推出画家、强调突出艺术氛围。如位于琉璃厂南新华街23号的大千画廊的经理高洪地，本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书画鉴定研究室的鉴定研究员，他经营的名人字画，备受顾客的信赖，为了方便顾客，还兼营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刻制图章、装裱字画等。位于荣兴艺廊内的文雅堂画廊经理杨广泰，除了经营名人字画，还经营美术书籍、名人画册、拍卖图录，经常举办画展，推出画家。位于琉璃厂东街69号的槐荫山房经理雷筱永，经营项目极其广泛，中国古代文房雅玩、竹木牙雕、铜饰摆件、古旧家具、玉器、瓷器、绣品、造像等。

◆跳蚤市场异常活跃

在北京一些偏僻或开阔的地区，形成一些非正规的地摊市场。市民群众把自家的旧钱币、陈设摆件、邮票、粮票、毛主席语录、纪念章、旧图书、连环画小人书、文房四宝、瓷器、书画等摆摊出售，其中亦有一些外地的商贩兜售叫卖，其局面异常红火。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潘家园、报国寺、官园等。

潘家园旧货古玩市场地处北京市城东南，位于东三环南路华威桥西侧潘家园，临近京津塘高速公路，交通十分便利，占地50亩，是北京最大的旧货古玩市场，隶属于北京市朝阳区潘象园街道企业发展中心。市场开始于1992年，当时在一片荒芜闲置的土地上自发形成的“鬼市”。“鬼市”即夜间集市，至晓而散，故称“鬼市”。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载：“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北京城清朝未年“鬼市”极盛，一些皇室贵族的纨绔子弟，将家藏古玩珍宝偷出换钱，亦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把窃来之物趁天黑卖出，古玩行家经常拣漏买些便宜。此种，“鬼市”1949年北京解放之后绝迹了，而今在此自发恢复，每到星期六下午就有北京、天津、河北、内蒙、东北等地的小商小贩驱车前来集聚，星期日凌晨挑灯叫卖，人山人海，人声鼎沸，趋之若骛。后经潘家园街道办事处妥善引导，投巨资改善经营和管理条件，建立管理、工商、文物（文化）监管、公安等部门，使市场逐步规范起来。现在共有摊位2，614个，其中民间工艺品摊位1，505个，书法字画摊位272个，旧书刊摊位65个，旧生活用品摊位750个，餐饮摊位22个。主要经营项目有瓷器、铜器、玉器、木器、紫砂、书画、旧书刊、旧家电、旧五金零件、旧生活用品等。每到周六、周日两天最为火爆，日客流量高达8至10万人之多。

报国寺古玩市场，坐落在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报国寺大院之内，既有大棚内的常设摊位，也有临时的地摊。出售有古旧钱币、毛主席像章、邮品、古旧图书、工艺品等。大殿内经常举办一些展览，周日举办小型书画工艺品拍卖会。

◆拍卖市场日趋正规

北京市自1992年举办第一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以后，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很快，目前已有艺术品拍卖公司30余家。但是，规模较大又比较正规的有北京翰海、中国嘉德、北京荣宝、中商盛佳四象公司，他们是国家文物局批准的文物拍卖实行直管专营试点公司，经过几年的拍卖活动，他们的拍卖规则、操作程序、拍品价位等，都已经与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接轨。每年举办春秋两届大型拍卖会，还有每月三四次的周日小型拍卖会推出。

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坐落于北京市宣武区和平门外琉璃厂东街80号，是全国惟一一家经国家文物管理部门批准的专业公司，为全民所有企业，隶属于北京市文物公司。从事综合文物艺术品拍卖，包括接受全国各地文物商店委托拍卖。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坐落于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18号恒基中心二座603室，从事综合文物艺术品拍卖，侧重接受民间和境外收藏者委托拍卖。

北京荣宝艺术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北京市宣武区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万源夹道1号，隶属于荣宝斋公司，从事荣宝斋经营的字画、文房四宝等文物艺术品拍卖。

中商盛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21号奥星大厦三层，从事接受境外收藏者委托文物艺术品拍卖。

此外，还有两家专业拍卖公司，一个是中邮大地邮票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北京市宣武门东大街2号西3楼，是邮电部领导下的全国性的邮票拍卖专业公司，主要经营邮品拍卖业务，兼营钱币、电话磁卡。另一个是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琉璃厂东街115号，隶属于中国书店，专门经营古籍善本拍卖业务。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喜与忧

2006年04月16日 21:15:11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4月16日电（记者仇琳）16日落下帷幕的第三届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再次印证了中国艺术市场的热度，卖得最好的大部分都是主营中国当代艺术品的画廊。主办方称，单件艺术品最高成交额已超过400万元人民币。

上周结束的苏富比“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专场”，创下成交1亿3千万港元的新纪录，著名旅法中国画家常玉遗作《花中君子》当场拍出2812万港元“天价”，创中国油画世界拍卖最高纪录。

在早些时候的苏富比纽约“亚洲当代艺术品”拍卖会上，中国当代艺术画家张晓刚的一幅人像作品以97．92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拍卖会总成交额高达1328万美元。

“全球兴起的‘中国热’是中国当代艺术品在世界艺术品拍卖市场异军突起的重要原因，”苏富比欧洲及亚洲区总裁胡凯说。

同时，在不断刷新的中国艺术品成交数额的背后，专家指出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市场泡沫。

曾经任职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法国著名策展人热罗姆·桑表示，市场过热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对待艺术市场，他建议要加倍小心。他说，市场要持续发展必须首先要摆正位置。

“中国艺术品市场曾经很长时间被忽视，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发展。21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股票市场下滑，艺术品市场逐渐有所反弹，”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主任助理胡月明介绍说。

艺术品市场一般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的主要经营方式是艺术品经营者通过代理艺术品的所有权，将艺术品投入市场的营销方式。其主体是画廊。二级市场主要经营方式是艺术品经营者接受艺术品所有者的委托，将艺术品投入市场的销售方式。其主要的形式是拍卖。

“二级市场直接跳过一级市场，作品直接从画家的工作室出去，是中国艺术品市场混乱最突出的特点，”上海当代艺术馆创意总监陆蓉之说。

全国最大的书画市场有3个，分别是北京潘家园字画批发交易市场、北京琉璃厂字画批发交易市场、西安字画批发市场。

1、北京潘家园字画批发交易市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华威里18号，经营范围包括文房四宝、古籍字画、旧书刊、玛瑙玉翠、陶瓷等销售。

2、北京琉璃厂字画批发交易市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四道口路1号，经营范围包括文房四宝、古籍字画等销售。

3、西安字画批发市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长乐西路15号，经营范围包括文房四宝、古籍字画、陶瓷等销售。

1、精印本。有些书，除廉价的普通版本外，另有若干册限定的精装本或特精本。这些书由于在油墨及印刷方面特别精致，开本较大，纸质较好，数量亦有限，便具有收藏价值。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朱维之翻译的《失乐园》，1984年首次印刷为46400册，内含精装本3400册，就较为高雅。1989年齐鲁版特精全本《新刻锈像批评金瓶梅》，就受到海内外行家的高度赞扬，因为它在全本《金瓶梅》的印刷史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当然，精装本中又有特精非卖品之书就更为珍贵了。如傅雷所译《夏洛外传》，1933年9月初版，其中非卖品精装本仅印了50册，为海内外藏书家所瞩目。

2、初版本。初版之书大都是由作者亲自监督印刷和校对的，历来被版本学家看重，并可以此查核出后来编辑者的疏忽。如著名诗人臧克家的第一本散文集《乱莠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9年5月10日初版；还有陈寅恪弟子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1947年商务版。夏罗德·布伦忒著的《孤女飘零记》伍光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9月初版，都已成为收藏界的珍品。

3、错本。有时，某部书因印刷或装订错误得以问世，被称为特殊版本。这正如集邮爱好者获得错票一样，物以稀为贵。如：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11月初版的《现代小品文选》，由赵景深先生编选，分上下两册。其下册即为错本。开卷处有一枚藏书印："结屋三间藏万卷"。

4、藏书票本。所谓藏书票本，是指在版权页上贴有藏书票之书。而藏书票在我国的兴起，当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叶灵凤曾说："丢开书籍本身，仅仅对于这东西的收集，已经和邮票一样，是茫无止境的事。"藏书票在海外的售价，已极为昂贵，据董桥云，EricGill为其妻雕画的一枚藏书票，80年代已标价90英镑！具体内容详见《藏书票》一文。

5、古籍版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代越久的图书越有收藏价值，民国时期，宋本书价被炒到五六十块银元一页。这在1942年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中是有记载的。50年代初期，宋元本古籍的行情一度低落，明本书有过论斤售卖的时候。这种不正常的行情自然是社会变革时期的短暂一瞬。很快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到了50年代末，宋元本书几乎退出了公开的古旧图书市场。不过明代古籍还不鲜见。当时的售书目录标价表明，普通的明本，每册的价格仅在五元左右。这一价位当与那里的社会购买力相适应？quot；文革"期间，社会藏书大量损毁，藏书活动陷入极度的萎缩，古籍已无行市。70年代后，古籍从内部售卖逐渐走向公开，乐于收藏者寥寥。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在生活富足之余，才恢复了鉴赏与收藏的雅兴。古籍的价格也如众星捧月，逐年攀升。如今人们如能在千元以下买到一部真正的明版书，已是十分幸运的了。

看版本和保存状况，在孔夫子网上的价格1000——8000不等，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searchkongfzcom/auctionjspquery=%E6%9C%AC%E8%8D%89%E7%BA%B2%E7%9B%AE+%E5%90%8C%E6%B2%BB&searchProperty=history&content=%E6%9C%AC%E8%8D%89%E7%BA%B2%E7%9B%AE+%E5%90%8C%E6%B2%BB&act=search

和http://searchkongfzcom/bookjspquery=%E6%9C%AC%E8%8D%89%E7%BA%B2%E7%9B%AE+%E5%90%8C%E6%B2%BB&sale=1

自2002年陕西省被文化部确定为文化共享工程全国首批试点省份以来，在文化部、国家中心的重视支持、关心帮助下，按照文化部和国家中心的统一部署与建设标准，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下面，就我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情况作以简要汇报： 一、“十一五”工作回顾 “十一五”期间，中、省共计投入254159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18650万元，省财政投入48463万元。工程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网络建设持续推进。到“十一五”期末，我省已建成省级分中心1个，市级支中心6个，县级支中心101个，省、市、县图书馆已达到全覆盖，乡镇基层服务点1054个，覆盖率达到60%，村基层服务点27554个，覆盖率达到100%，街道基层服务点70个，覆盖率达到14%，社区基层服务点544个，覆盖率达到355%。全省已搭建起省分中心，市、县(区)支中心，乡、村基层服务点相结合的文化共享工程网络框架和服务平台，实现省、市、县、村服务网点全覆盖。 （二）数字资源日益丰富。通过几年的努力，省分中心已整合加工资源约148TB。作为服务窗口之一的“陕西文化信息网”，点击率已达

17498万人次。截至目前，我省已建成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专题资源库，共20个大类180个数据库，如《西安事变》、《陕西帝王陵》、《秦声秦韵》、《陕西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陕西省文史资料》、《陕西省文化共享工程影视资料库》、《陕西民间美术》等数据库。此外，还重点建设了一批能够满足农村群众需要的讲座、戏曲、图书、**、专题资源库，特别是适合农民群众急需的种植养殖技术等资源。 （三）培训工作有序开展。省分中心依托省图书馆较强的技术力量、软硬件和人才队伍，加强组织各种培训，开展对市县支中心主任、乡镇基层服务点的设备安装、维护、操作人员技术培训等工作，目前我省已初步建立起一支市、县、乡三级文化共享工程管理人员和服务队伍，培养了一批从事资源建设、技术维护的专业队伍。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训基层管理技术人员92534人次。

（四）技术模式不断创新。省分中心2004年设计研发的***专网解决方案，自2006年投入使用以来效果很好，使省分中心和省图书馆生产、购买、整合的大量数字资源，通过***专网传输到市、县支中心，实现了数字资源和技术力量的共享，降低了基层服务成本，提高了整体服务水平和系统保障能力。目前，已建成的107个市、县(区)支中心都已接入了***专网，实现了市、县支中心共享省图书馆和省分中心的数字资源权限。 （五）共建机制初步形成。为实现基层网点的进一步共建和扩大资源的共享范围，加大向农村地区提供优质文化信息资源的力度，2008年，省文化厅与省委组织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联合共建的通知》，明确由农党负责村级基层点的建设工作，省分中心负责提供视频资源，在陕西农党网设置“文化共享工程”专栏，并举行了共建基层点启动仪式。截至目前，省分中心已向农党提供视频资源800GB。 （六）服务活动丰富多彩。近年来，各市、县支中心和基层服务点充分利用共享工程搭建的网络平台，或开展馆内阵地服务，或走出馆门流动服务，积极主动地为当地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服务，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至“十一五”期未，全省文化共享工程各级基层服务网点积极参与全省组织的大型活动20余次，并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本地特色服务，累计服务人次达300万人次。 二、“十二五”工作规划 “十二五”期间，我省文化共享工程将建成为资源优质丰富、技术先进实用、传播高效互动、服务便捷贴近、管理科学规范、体系完整可控的公共数字文化传播服务体系，实现“时时可看，处处可学，人人可享”。“十二五”期间，中、省共计需投入111738万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88590万元，省财政支付23148万元。

（一）加强数字资源建设。依托陕西丰富的革命历史史料和民间艺术资源，建设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库、陕西民间艺术数据资源库。重点建设《延安十三年》数据库，会同宁夏图书馆、甘肃图书馆共建《陕甘宁革命边区》数据库。以及建设民间舞蹈、民间乐器、民间民俗、民间戏曲、民歌等数字资源库。同时，对舞台剧目、音乐、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古籍资料和各类艺术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 （二）完善门户网站建设。继续完善陕西文化信息网作为陕西文化门户网站的平台作用。将其建成“门类齐全、内容系统、载体多样、特色突出，主题鲜明”的政府网站，为陕西各地群众提供良好的文化信息传播、发布渠道，成为陕西的文化品牌。 （三）大力推进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完成已建市、县级支中心、乡（镇）、村基层服务点的设施设备升级，进一步拓展各基层服务点的服务，增加计算机、服务器等设备，开设免费的公益性电子阅览室，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能够享受到基本的网络文化权益。计划“十二五”期间完成10个地市级支中心、107个县级支中心、1750个乡镇基层服务点、28000个村基层服务点的公共电子阅览室设备升级、文化共享工程进村入户推广以及保障公共电子阅览室日常运营。 （四）拓展技术平台建设。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拓展我省***专网的网络功能。完善基层监控统计管理平台，加强基层设备维护及工作人员的管理。紧跟我省的电子政务外网建设进度，促进***专网与电子政务外网紧密结合，完善我省文化共享工程网络系统。结合***专网的优势充分发挥各地存储性能，实现我省分布式存储功能。结合3G技术的应用，开发我省的移动设备互动平台，完善优化我省文化共享工程技术传输模式。

（五）进一步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分级管理制度，实行规范的分级管理，实现由省分中心直管地市级支中心，由地市级支中心直管下辖县（区）支中心，由县（区）支中心直管下辖乡（镇）、村级基层服务点。

（六）突出特色服务建设。“十二五”期间，省中心将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基层的服务管理，充分发挥省中心的管理指导作用、基层中心的服务纽带作用，利用“陕西省文化共享工程远程视频会议系统”、“陕西省文化共享工程影视资料库”、“陕西省文化共享工程播客平台”等定期组织策划具有本省特色的大型服务活动，全省服务人次不低于300万人次。

（七）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十二五”期间，培训内容的重点由原来的技术操作培训逐渐转变为管理能力及基层服务的策划与组织能力的培训，分期分批对全省文化系统领导干部和信息工作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努力造就一批全省文化系统信息化建设的骨干力量，适应新时期全省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的需要。 三、2011年工作任务 今年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开好头、起好步对于今后五年工作的顺利开展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今年文化共享工程的主要任务有： （一）网络建设方面。对去年已建成的36个市、县支中心、372乡镇基层服务点进行验收，完成今年下达的356个乡镇基层服务点建设任务。同时，积极争取省财政的支持，对省分中心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二）资源建设方面。一是省分中心会同宁夏省分中心、甘肃省分中心启动《陕甘宁革命边区》数据库共建工作。二是做好资源征集工作。今年计划征集各类资源70部，同时，向基层征集特色资源不少于25部。三是做好资源上缴工作。省分中心在4月底前计划整理30部符合上缴要求的资源上报国家管理中心。 （三）服务开展方面。在全省分别开展以“服务农民工”、“关爱老年人”为主题的服务活动；面向全省未成人年开展以“公共电子阅览室带给我……”为题的有奖征文活动；举办“颂歌献给党”—陕西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迎接建党90周年群众歌咏活动以及开展“文化共享农村实用人才大培训”活动试点工作。 （四）人员培训方面。加强“基层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及“基层电子阅览室管理软件”的推广安装及培训工作；邀请共享工程工作开展突出的市、县、乡镇、村级管理人员在全省开展主题为“提高基层管理水平”的远程培训，今年计划开展50期远程视频培训；举办陕西省第二届“共享杯”全省文化共享工程知识与技能竞赛；定期组织向全省各市、县支中心工作人员开展相关专业知识培训。 四、公共电子阅览室试点情况 （一）部署动员。去年，我省被文化部确定为全国九个试点省份之一，按照文化部的试点要求，省文化厅高度重视，立即召集省图书馆、共享工程省分中心研究部署此项工作，一方面将此项工作纳入“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另一方面经过各地申报、省文化厅统筹评估、试点查看，确定5个县、14个乡镇、6个社区、3个行政村进行试点。2011年在全省农村基层文化建设工作会议上，余华青厅长就此项工作作出专门部署，郑小明副省长郑省长也做了重要强调。 （二）制定方案。按照《文化部办公厅印发<公共电子阅览室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办社文发〔2010〕31号），我省积极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在方案里明确工作时间、建设标准、试点时间、范围、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2011年1月7日，郑小明副省长在省图书馆亲自主持召开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联席会议，会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我省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试点方案。 （三）筹措资金。按照试点任务要求，经过测算我省公共电子阅览室试点工作共需经费191万元，其中设备购置费105万元，运行经费86万元，省文化厅在今年年初已向省财政申报该试点项目经费，近日，省财政厅在对设备配置和经费预算进行审核后将开始设备采购和运行经费下拨工作。 （四）落实责任。为确保各试点地区圆满完成试点任务，省文化厅在2月25日召开的全省社会文化工作会上与5个试点地区分别签定了《试点建设责任书》，从建设标准、管理规范、宣传标识、铭牌制作等方面对试点工作进行了要求。会后，各试点地区积极行动，目前，已经按照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和责任做好了建设的有关准备工作。 公共电子阅览室试点工作是今年我省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作，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我们一定按照文化部的有关要求，克服困难，加快推进，使试点工作在我省取得实效，为全国推开此项工作积累经验和提供借鉴。 五、困难及建议 近年来，我省文化共享工程在文化部以及国家中心的领导下，工程建设顺利推进、成效显著，但与中央领导、文化部以及国家中心的要求相比还有不足，与兄弟省市的发展相比还有差距，与我省提出的建设西部文化强省的目标相比还不相适应。目前存在的主要困难：

（一）经费保障方面。“十二五”期间，随着大规模的基层服务网点逐步建成，资源建设的任务将更加重要，文化部、国家中心在“十二五”规划中多次明确陕西要做好红色数字资源和传统历史文化资源建设，而且在资源建设总量上有明确的规定，但目前省分中心一直没有落实资源建设专项经费。“十一五”，文化部、国家中心对陕西的资源建设给予过大力支持，希望文化部、国家中心“十二五”期间能够继续对陕西这样一个革命老区、财力紧张的省加大倾斜的力度，在资源建设上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 （二）人才队伍方面。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缺乏相应的技术和服务人员一直是制约我省共享工程发展的主要瓶颈，特别是随着“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的实施，这个问题将更加凸显。去年，文化部出台了《全省基层文化人才培训意见》，希望国家中心能够从国家层面加强对共享工程基层人员培训，组织开展示范培训，编写培训教材、建立师资队伍、按区域设立培训基地，通过培训不断提高共享工程基层人员的素质和服务能力。 （三）资源整合方面。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省文化共享工程已经整合加工了大量优秀的数字文化资源，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许多优秀的数字文化资源还没有完全进学校、进军营、进工厂、进居民和农户家，希望文化部、国家中心能够从国家层面加强与有关部委的沟通，为文化共享工程优秀的数字文化资源进学校、进军营、进工厂、进居民和农户家提供平台和通道。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