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唐朝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史实。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5浏览:1收藏

列举唐朝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史实。,第1张

1、鉴真东渡

唐朝时,很多中国人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高僧鉴真。

他不畏艰险,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尊敬。

2、玄奘西行

玄奘是唐代著名高僧,他西行5万里,历时17年,到印度取真经,并穷一生译经1335卷,其足迹遍布印度,影响远至日本、韩国以至全世界,其思想与精神如今已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扩展资料:

唐朝经济发达,社会、科技、文化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 

朝鲜、日本等附属国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洛阳学习。唐朝同阿拉伯地区的友好往来,绿宝石、胡椒、伊斯兰教等传入中国。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它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对于多民族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均有经济促进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简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位于亚洲东部。

新疆地区出土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典籍,说明了儒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了新疆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

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之地,同时也是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更加频繁,这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

首先,新疆地区的政治环境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在汉朝时期,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此后,历代中原王朝在新疆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实行管辖和治理。这些政治举措促进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为两地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奠定了基础。

其次,新疆地区的经济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对于新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中原地区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也通过移民、商贸等方式传入新疆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此外,新疆地区的文化也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包括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这些文化元素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对于当地的文化和宗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新疆地区出土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典籍,说明了儒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了新疆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这些文化遗产对于研究中华文化和历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滇西民族文化交融的书籍有哪些?对于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疑问,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一些史书典籍以及一些有关于民族文化交融的书籍都是很陌生的,他们对于这些书籍的关注度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关于一些民族文化交融的书籍是比较多的,但是大家为什么对于这些书籍非常的陌生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于史书典籍的关注度过于的低。

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我们生活的节奏过快,也导致我们对于一些书籍的热情度减少了很多,毕竟,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纸质版书籍我们看的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么看的网络小说是非常多的,因此,人们对于一些纸质版的书籍的认知度较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都知道,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现代化的社会进展过快,所以说,我们现代化的社会,由于其社会进展过快,我们对于书籍的认知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对于一些民族文化交融的书籍到底有哪些呢?里面究竟有哪些记载的内容呢?针对于这个问题,接下来就由小编来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吧。

其实,这种类型的书还是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史记》以及《中国上下五千年》等等这样的书籍,这样的书籍中,其中记载的有关于滇西文化交融的书籍是非常多的。这些书籍中所记载的故事也是非常多的。我们对于中国的历史记载还是非常多的,当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关于我们民族文化交融过程的变化。文化交融在实际的交融过程中,是需要很长时间来改善的,也是需要非常多的时间来完成其发展交融的。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点就是辉煌灿烂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

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

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

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

正是在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17年,载誉归国后受到至高礼遇,唐太宗令大臣、僧众出城高接远迎,又多次在宫中接见玄奘,与之谈经论道,倍加褒奖,颇有相逢恨晚之叹。朝廷还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经院,让玄奘在那里著书立说,传经布道。武则天虽说佞佛,却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准僧人排斥老君,也不准道士毁谤佛法,命大臣汇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书《三教珠英》,传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奋好学,精通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国家,调和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开元十年、天宝二年先后两次给《孝经》作注,颁行全国,以示教化;又于开元二十三年亲注《道德经》,下令每家必备一部;接着在次年还将其《御注金刚般若经》颁示天下,对佛教给予支持和弘扬。

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

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贞观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励精图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他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太宗重视文治由来已久,早在秦王府时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学馆收罗人才,号称“十八学士”,参谋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边建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校理典籍,考注《五经》,参议礼、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内殿,商讨政事。同时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弘文馆学习。在唐太宗的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在州县则有州学、县学。唐太宗尤其关心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建设,贞观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庙于国子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每年定时“释奠”(即举行祭奠孔子的开学典礼仪式);又扩充学校规模,增置房舍1200间;广收天下儒生,且资助盘缠,派车护送进京;规定在校学生能精通一大经(如御注《老子》、《孝经》,须三年学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职。唐太宗还多次到国子学视察,给学校调派硕学名儒充任老师,命学校的负责及主讲当场讲经授课,并给他们颁赐奖赏。

唐太宗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事迹给后世开了个好头,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传,使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

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佛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留学生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著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著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敦煌发现的材料看,吐蕃在这一地区仍然保存着唐朝的不少礼仪习俗,敬佛礼儒,如官方派人抄写佛经、《孝经》,学校里仍旧按时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之礼。

所有这些,加强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来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

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唐代文学,诗赋散文,传奇小说,千姿百态,盛极一时。尤其唐朝的诗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气势恢宏,流传千古,深受珍爱。是唐文化中芬芳的奇葩,璀灿的明珠,是冠绝古今的诗歌高峰,也是唐朝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植根于盛唐这片沃土之中。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安定与宽松,新兴中小地主势力的崛起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文人、学子充满自信、理想与追求,给他们抒发情怀,表达思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其次,与唐朝皇帝的爱好与提倡有很大关系。唐太宗不仅擅长政治,而且喜好文学。处理国事之暇,常与大臣赋诗唱和,清人编辑的《全唐诗》、《全唐文》里收有他的许多诗赋。继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也都大力倡导文学。特别到后来,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刺激并影响了文学创作。然而科场里那种规定过死的考试方式,往往使举子们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补充,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行卷”风气,举子们为了让主考官了解自己的文学才能,纷纷事先精心创作一些诗赋传奇之类的东西,或文辞华美,或故事动人,在科举开考前送到考官及权贵手中,搏得人家赏识,以便加以举荐。唐朝知识分子参政热情极高,科举制给他们开通了入仕之门,所以精研文墨,求取功名,报效国家,便成为最大追求。

此外,科举制还促成士子们在江湖闯荡的风气。进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乡,高中者则进入“守选”(即等待任用),这个时间一般都在3年以上,长者甚至可达十几年。年复一年,造成大量无官可做的士人在社会上奔波,或投亲访友,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或隐居田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得文人志士不胜感慨,于是舞文弄墨,斐然成章,创造出大量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从军诗,以及传奇小说,绝妙文赋,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增添了内容,蔚为绚丽多姿的盛唐气象。

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

唐朝对外奉行开放政策,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内则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归附的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怀柔做法,设立856个自治性较强的羁縻州、县。唐太宗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他曾讲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为此,他通过和亲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发展关系,加强团结;通过任用少数民族首领在朝廷做官,在军队带兵,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与重用。太宗以后的继位者也都沿袭这些做法,这对中外文化交流,胡汉民族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盛唐时代的到来,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许多国家的商人、使节、僧侣与留学生,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在丝绸之路沿线,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居住。唐都长安俨然是国际大都会,仅接待外国使者、宾客的机构鸿胪寺就拥有外国人四千多。在长安西市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许多胡商摆摊设点,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徕生意,诗人李白常来此光顾,咏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此外,还有移居长安的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人进入长安的就有上万家。大量外国人、外族人长期在唐朝生活,与汉族杂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带来了外国文化,边地风俗;从衣食娱乐,到宗教信仰,都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唐朝经商的外国人首推中亚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俗称粟特地区的粟特人,因这一地方有众多小国,国人皆以国为姓,故汉籍又称他们为九姓胡人。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万善是筚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万磓是婆罗门舞专家。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传进唐朝,深受喜爱,赢得几多诗人作诗称叹,上下百姓争相效仿,正所谓“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对这些外来音乐,唐朝廷一方面大胆引进,如把康国乐、安国乐以及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列入国家大典运用的十部乐之中;但对不符合国情的玩意儿则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时节表演的泼胡乞寒戏,以其衣着不洁,露体不雅而下令禁断。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王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在中国古代,唐朝的开放与大度,是引人注目的。

有两种原因促进文化的进步,一种是文化内在的积累,一种是文化对外的交流。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回顾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对于促进我们今天的文化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唐朝京城,“老外”扎堆

唐朝处在古代交通不太发达的时代,然而因为开放,唐朝有机会接触诸多域外文明,人民有机会享受到外来文化。

如何了解唐朝的对外开放呢?有一个指标就是看看到达唐朝的“老外”。

唐朝时候的“老外”,可以是以下几种人。第一种人指的是跟汉族人长得不一样的少数民族、其他民族。第二种情况才是外国人。唐朝在唐高宗的时候,其西部的边境已经到了咸海,地域包括伊朗东部地区。在中亚地区,当地的许多官职都要听命于唐朝的。很多国家的国王一面在当地当国王,同时却拥有一个唐朝的官号,或者是都督,或者是刺史等等。这在唐朝叫做羁縻制度,就是一种类似附属国一样的关系。从唐太宗开始唐朝的皇帝就有一个名称,叫天可汗,这个“天可汗”是一个区域性的含义,就是周边其他国家,唐朝的皇帝可以给他们发号施令,有点像有限范围内的天下共主。

唐朝所在的历史时期,有日本学者总结为存在一个汉字文化圈。当时在东亚,以中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周边的各国和各个少数民族都用汉字。其他有些少数民族,比如说契丹、西夏,他们也发明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但是大家一看便知道,它的文字是仿照汉字来制作的。这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唐朝的行政、文化,对于周边地区都有十分强烈的影响。

我们今天讲座的重点不是唐朝对外有多大影响,而是唐朝如何开放,迎接来自外族或者外国的文化成果。来到中国的老外,不免都带来本民族的文化,于是唐朝有了跟其他文化充分接触吸收的机会。

有很多地区和国家,都向唐朝派遣留学生。日本的“遣唐使”送来的有学问僧,也有留学生。有的时候,国子监讲学,不仅有唐朝的学生听课,也有来自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学生听课。

除了留学生,还有其他途径来到唐朝的老外。贞观4年,唐太宗出兵打败东突厥,颉利可汗投降,很多突厥部落前来投降。唐朝政府把大量的突厥人口安置在长城沿线,而很多突厥贵族则住进了长安。有多少人呢?有一万户。唐朝首都长安,唐玄宗天宝年间人口大约是30万户,唐太宗贞观的时候,有20万户就不错了。那么,突厥一次就来了一万户,相当于长安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突厥有自己的文化和习俗,那么长安人接触突厥文化的机会当然增加,突厥文化对于长安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安史之乱时,很多外国使者、外国商人没有离开长安,因为回不了家,就在长安买房置地、娶妻生子。有多少人?在唐朝政府挂号的至少有四千户。公元760年,是唐肃宗乾元3年,当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军阀田神功率兵进入扬州,虽然是唐朝的政府军,却在扬州大肆掠夺,“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当时扬州的外来商人数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唐朝末年,黄巢领导农民暴动,采用流动作战的办法在各地与唐朝斗争。他起兵于北方,后来攻入广州。公元879年,唐朝与黄巢谈判失败,黄巢在广州大掠,一次杀掉外国人包括商人和教士12万。这从一个侧面证实,唐朝各地特别是商业发达的地区,确实生活着许多老外。

身处长安,疑在异域

有这么多外国人在中国,对唐代的中国,当时到底造成了多少的影响?可以说,影响是巨大的。下面我们以长安为例,讲讲长安的异域情调。

唐代的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还是时尚中心。而长安时尚的源泉就是宫中的女人们。公主、宫女还有贵族家的女人们是长安时髦的风向标,领导着长安的时尚生活。

唐初的时候,宫人出行都戴一种帽子。这种帽子四周垂纱,把全身都能遮住,不让外面的人看到本来面目,显得很神秘。唐高宗的时候,一种新式帽子开始流行,叫做帷帽。这种帽子最大的不同是垂纱变短了,仅仅垂到肩上,骑马奔驰的时候,偶尔脸部会有所暴露。这若隐若现的装束,可能更有吸引力。朝廷曾经下令,禁止这样的装束,但是行政命令管不住时尚,一旦流行就难以遏制。到武则天的时候,一种叫做“胡帽”的帽子更受上层妇女的青睐,而它最重要的特点是没有了垂纱,脸部全部无遮挡,五官艳妆,一览无余。而从这种帽子的名称上,你就知道它的来历。其实,这个帽子的演变过程,说起来是宫内影响宫外,其实是异族影响汉族,总的方向是更加自由更加开放。

汉族服装,原本宽松华丽,但是到了唐朝却受到流行服装的冲击,时髦女性开始穿着窄袖衣衫,据说这是来自吐火罗地区(中亚)的式样。还有波斯式样的披肩,有大小之分,在长安上层妇女中十分流行。

其他方面,长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很多。唐玄宗有一个凉殿,每到夏天的时候凉爽宜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它的四周墙壁上都有流水,所以屋里面到处都是凉爽的水汽。唐玄宗有一个大臣叫王鉷,他家有个亭子叫自雨亭,似乎自动在下雨一样。这种建筑风格和技术在后来的圆明园建筑中也有。根据学者的研究,这是来自东罗马(当时叫做拂林)的技术。

可以这么说,唐代的长安,业余的娱乐生活基本上属于外国风格。舞蹈特别是流行音乐都有从西方传过来的。

异域的音乐这么流行,有没有政府的官员出来反对呢?确实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不过李家的皇帝各个都是音乐高手,从唐高祖李渊开始,李世民、李治、李隆基都是音乐家。面对大臣反对,李隆基因为特别喜欢这些时髦的音乐,所以他只好耍两面派,大臣们反对,他就说反对很对,我们要注意。但一转身,他又组织自己的乐队演奏新的时髦的曲目了。好像玄宗也亲自演戏,被后代认为是戏剧的鼻祖。

不仅是音乐,不仅是舞蹈,还有绘画。唐朝的画风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就是利用了凹凸法。这种立体的画法是从印度传来的,印度经过中亚,传到中国,所以在长安很多寺院里,都画有各种各样的壁画,因为有立体感,感染力更强了。

那个时候长安最流行的一件事是什么?是打马球。时髦少年或者时髦女郎,如果你不会打马球,那你在长安没法混了,因为你根本谈不上时髦。唐朝的马球是从波斯传来的。

唐代很多皇帝喜欢马球,唐太宗、唐高宗都喜欢,最擅长的就数唐玄宗。中宗的时候,玄宗当时是一个亲王临淄王,他从山西探亲回长安,正好赶上中宗要送金城公主入藏。而来迎接公主的吐蕃有打球高手,于是中宗在梨园亭准备了一场比赛。没有想到,禁卫军根本不是吐蕃军队的对手,被打得大败,皇帝很没面子。于是李隆基及时出场,他组织四个亲王和驸马,与吐蕃十人交手,结果胜利了,可见他的球技确实很高超。大概因此中宗皇帝就把他留在了长安,后来他发动了政变,当了皇帝。

以长安为代表的唐朝充满了异族的情调,我们这里只能简单说说而已。开放的一个重要成绩,是让更好的东西,让大家喜欢的东西,有机会被大家学习、享受。

玄奘取经,诚哉其心

唐朝,很多西方的宗教传到中国,一方面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另一方面也有中国人到外国去学习佛教的,这中间最有名的就是玄奘。

当时传到中国的佛教经典,经过不同人的翻译,译成不同的版本,观点上出现分歧。有的佛教经典,还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唐初,玄奘跟他哥哥到寺院里学习,开始讨论一些佛的问题:佛的本质是什么?佛性和人性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人人皆可以为佛?由于中国佛教经典在这些问题上说法不清楚,于是玄奘就到中国各地去取经,长安、四川、襄阳、相州所有的名师几乎都求教过了,一路学下来之后发现,他想解决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于是有人告诉他,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有到印度去。

于是玄奘开始学中亚语言,准备去印度取经。玄奘递交了出国申请,他要办一个通行证,但朝廷觉得西边现在相对比较安定,你一去不要惹什么事端出来,就没有批。那是贞观元年,正好赶上关中闹旱灾,人们要到外地去找吃的,政府就发通行证了。这给了玄奘一个机会,他变成了灾民,拿上政府给的通行证沿着丝绸之路往西就跑。这一路很艰辛,有时被追拿,有时又受到威胁,最后一位老年胡人给了他很大帮助,因为给了他一匹识途老马,终于九死一生从玉门关到达了哈密。

哈密人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人可以穿越大戈壁的,现在终于有人打破了这个纪录,满城人出来欢迎他。这个消息被高昌国鞠文泰知道了,立刻派人前往哈密迎接他。那高昌王原来是兰州人,在隋炀帝的时候曾经到过中国,对佛法很熟,玄奘在中国很有名他也知道。

高昌王邀请玄奘到高昌国做客,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玄奘留在高昌,做国师,教导国人。玄奘不肯,但不肯高昌王就不放人呀,玄奘就绝食。这样拼了三天。这一路取经,三天三夜不吃饭在玄奘是常有的事,结果把鞠文泰吓坏了,于是妥协了,就说你到印度去学习了以后,到高昌来住三年,现在先住两个月,为高昌人讲法,我为你准备盘缠。玄奘答应了。

玄奘是一个人到高昌的,两个月以后,玄奘从高昌出发的时候,那就是一队人马。高昌王专门给玄奘配备了四个小沙弥,作为他的徒弟,贴身伺候他,这四个小沙弥我很怀疑就是《西游记》里面的四个徒弟的原形。此外还专门派给他17名劳力,帮他运送物资。给他准备了20年的盘缠,给沿途18国的国王都备了礼,还跟玄奘结拜为兄弟。

玄奘到了印度,这一学学了19年。贞观19年的时候,他在印度已经学成,在大辩论的时候,辩败所有的对手,国际知名度非常高了。

贞观19年的时候,他被印度国王送回中国,此时高昌国已被唐朝所灭,玄奘第一站到了和田,唐太宗派人去接他,一直接到长安。

玄奘翻译的标准非常高,因为他懂两国的语言,过去的翻译家如鸠摩罗什是不懂汉文的,译经书要好几个人一起翻译。后来佛教在印度消失了。所以印度佛教的经典,全世界佛教的经典,大多数是以汉字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这就是玄奘等人的巨大功劳,中国就成了全世界佛教界最重要的代表国家。

玄奘代表的其实是民间的对外文化交流,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中国自汉以后,最重要一个外来文化就是佛教,佛教跟中国文化合一以后,儒、释、道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对外开放十分全面,中外文化交流很发达,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对中国文化的正面发展都起了积极的、正面的推动作用。所以今天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重新来看唐代的开放,我们会觉得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借鉴的。

在“民族遗珍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中,少数民族古籍珍品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

旧抄文本《东巴舞谱》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记录了34种东巴舞蹈的仪式和跳法。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文字,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以象形符号为主。从左向右书写。多年来,民族古籍工作者挖掘整理了大批东巴文古籍,使民族文化精髓得以传承。

八思巴文是元朝时通行的蒙古文,八思巴文是1269年在藏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拼音文字,它用于拼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等文字,通行了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八思巴文有41个基本字母,它自上而下书写,行款自左往右。

我国通过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整理、研究等工作的实施,八思巴文、东巴文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原件被选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项目。

都是民族的瑰宝,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让文化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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