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双螺旋结构 1952年，奥地利裔美国生物化学家查伽夫（Echargaff，1905— ）测定了DNA中4种碱基的含量，发现其中腺膘呤与胸腺嘧啶的数量相等，鸟膘呤与胞嘧啶的数量相等。这使沃森、克里克立即想到4种碱基之间存在着两两对应的关系，形成了腺膘呤与胸腺嘧啶配对、鸟膘呤与胞嘧啶配对的概念。

1953年2月，沃森、克里克通过维尔金斯看到了富兰克琳在1951年11月拍摄的一张十分漂亮的DNA晶体X射线衍射照片，这一下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他们不仅确认了DNA一定是螺旋结构，而且分析得出了螺旋参数。他们采用了富兰克琳和威尔金斯的判断，并加以补充：磷酸根在螺旋的外侧构成两条多核苷酸链的骨架，方向相反；碱基在螺旋内侧，两两对应。

一连几天，沃森、克里克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用铁皮和铁丝搭建着模型。1953年2月28日，第一个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终于诞生了。

双螺旋模型的意义，不仅意味着探明了DNA分子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它还提示了DNA的复制机制：由于腺膘呤总是与胸腺嘧啶配对、鸟膘呤总是与胞嘧啶配对，这说明两条链的碱基顺序是彼此互补的，只要确定了其中一条链的碱基顺序，另一条链的碱基顺序也就确定了。因此，只需以其中的一条链为模版，即可合成复制出另一条链。 它的成功测定，开创了现代生物学的新时代．

克里克从一开始就坚持要求在4月25日发表的论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对原则，立即使人联想到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这句话。他认为，如果没有这句话，将意味着他与沃森“缺乏洞察力，以致不能看出这一点来”。

在发表DNA双螺旋结构论文后不久，《自然》杂志随后不久又发表了克里克的另一篇论文，阐明了DNA的半保留复制机制。

1、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

时代:旧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郧阳地区（今十堰市）博物馆、郧县博物馆

简介：

早在1975年，就在湖北郧县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1989年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一具头骨化石。两具头骨化石都保存了完整的脑颅和基本完整的面颅，第二具更为完整，根据头骨特征，属于直立人类型，定名为“郧县直立人”，简称郧县人。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化石大致距今80万年至90万年。

1990年以来的多次发掘，在其文化层共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石器241件，以及大量打击碎片和带有打击痕的砾石，并出土似手斧的两面器。与人类化石伴生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且头骨、下颌骨完整者数量之大是其他遗址不多见的。

郧县人化石及其文化的发现，对人类进化研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郧县人的年代非常古老，甚至与蓝田人的年代相当，但郧县人化石体质上却显示出许多早期智人的特征，从而对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发展关系以及南北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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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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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殷墟郭家庄160号墓

时代：商代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安阳市郭家庄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

发掘领队：杨锡璋

简介：

1990年10月14－23日，安阳队对郭家庄墓地北部的160号墓进行发掘，发现该墓未经盗掘。出土铜、陶、玉、石、骨、牙、竹、漆等各种器物共353件。其中，青铜器291件，38件铸有铭文。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工具、工具、兵器、杂器等，种类齐全，以兵器为主，有钺、刀、戈、矛等，计200多件，镞900多枚，礼器41件，有鼎、甗、簋、尊、罍、卣、盉、斝、觯、觚、角、盘、斗、方卢形器等。出土玉器33件，并出土一竹篓。学术界认为，该墓属殷墟文化第三期，墓主人应为一地位显赫的武将。

殷墟160号墓的发现，填补了殷墟研究中缺乏第三期较大铜器资料的空白，160号墓青铜礼器中有，方形器较多，方形器和盖提梁四足鼎都是罕见器形，大多数铜器上的纹饰繁缛华丽，制作非常精致。铜器组合、相配别具特色，对了解商代贵族生活与葬俗，提供了很好视角。其铜器成份的分析，对研究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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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季墓

时代 ：西周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上村岭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考古队黄河水利考古队

简介：

虢季墓，即200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葬具为重椁单棺，随葬器物丰富，种类繁多，放置有序，为7鼎6簋规格。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玉器。青铜礼乐器有鬲、方壶、豆、盘、方甗、尊、爵、觯、方彝等和编钟、编磬等，还有兵器和车马器等。玉器主要有玉覆面和玉组佩，死者腰身部位还发现一组珍贵的腰带饰。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誉为“中华第一剑”；缀玉面罩，由14件象征面部特征的玉片连缀在丝帛上制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瞑目”造型，也是汉代金缕玉衣的雏形；一套8件有铭文的铜甬钟，是迄今西周晚期墓葬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一套最为完整的甬钟；由十二种金器组成的黄金腰带饰，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饰品；整件毛织衣物，是国内同期墓葬发掘中仅见的；皮马甲及盾牌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的遣册是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书法珍品；300多件仿生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北温带地区生物品种。

据器物铭文考知，墓主人为虢季，为西周晚期某一代虢国国君。除出土文物外，按一定行列摆放的为虢季、虢季夫人梁姬及太子陪葬的三座车马坑，紧密地连在一起，是中国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虢国墓地发掘所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尤其是青铜礼器和组合玉佩饰的出土，对认识西周末期与春秋早期虢国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也为研究方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增进了对诸侯国贵族埋葬制度及丧葬礼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古代礼乐制度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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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时代：春秋、战国

发掘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村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后李春秋车马坑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村。其中，1号车马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36－4米，深12－17米。坑内出土10辆车，32匹马。车马配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车马坑南北长76米，东西宽3米，深21米。殉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推断，当为春秋中期或略早，国王或贵族之殉葬坑。

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齐王陵附近，发现于齐国王陵区，拥有封土堆的“甲”字形大墓。虽多次被盗，仍出土相当数量的仿铜陶礼器和铜、石乐器。出土铜器、陶器百余件。陶礼器组合完好，七鼎六簋配置。铜、石乐器成编相配，铜编钟58件，有钟、甬钟、钮钟三类五种组合，石编磬每8件一组，共三组，24件。兵器有戈、矛、剑、戟、镞等，并有一件有铭铜戈。墓室内发现20余辆独辕马车，更是发掘的重大收获，根据车舆结构与用途，大致分为三类：兵车（轻车）、安车、役车（栈车）。特别是在挖掘时用石膏灌注出的许多原型标本，为研究古代独辕车的构造和战国车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墓室北侧并发现一座大型殉马坑，殉马数量多达69匹，是已发掘的齐国大墓中保存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

6、陕西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及其彩绘陶俑

时代：西汉

发掘地点：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

简介：

阳陵为西汉景帝及王皇后的同茔异穴合葬陵园。阳陵从葬坑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位于帝陵东南，北区位于帝陵西北，各有24个从葬坑。

阳陵从葬坑出土文物有铜、铁、金、玉、石、陶、漆、木、骨、蚌、丝、麻等各种器物，以及麦、粟、菽、黍等各种粮食标本。其中数量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各种陶塑制品，包括各类陶俑及陶塑动物。

阳陵陶俑，多为裸体俑。这种裸体俑又称着衣式陶俑，以别于塑衣式陶俑。其特点是陶躯木臂，赋彩著衣。从葬陶俑品种丰富，门类齐全，数量极多。以各种武士俑为最，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

阳陵陶俑不仅是西汉军事制度的直接反映，也是西汉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信息的载体，对研究汉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陶俑本身，造型生动、刻划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标志着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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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陕西汉长安城陶俑官窑窑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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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南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东阙遗址

时代：隋唐

发掘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周公庙与洛阳日报社之间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简介：

隋唐洛阳城是隋唐两代东都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东都城由郭城、皇城、宫城等组成。宫城和皇城建于地势较高的郭城西北隅。应天门为宫城的正南门。

史载应天门重建于唐高宗显庆元年，现仍可区分隋唐两个时期不同的建造工程。出土文物中则既有隋代的，又有唐代的，还有不少是宋代的。经过数月精心清理，东阙遗址显露出昔日宏伟风貌。这是一座由门楼、朵楼、阙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连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规模恢弘，气势壮观，为当时发现的隋唐洛阳城中保存最好的一处遗址。也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阙遗址。

应天门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隋唐东都城门建制特点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它对后代都城建设也有深远影响，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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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

时代：西夏

发掘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潘昶乡王澄村

发掘单位：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宏佛塔，俗称“王澄塔”，坐落在宁夏贺兰县潘昶乡一废寺中，残高2834米。因年久失修，残损严重。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按拆卸重建方案，进行修缮。

宏佛塔最上层为天宫，在逐层落架拆除时，发现内藏大批西夏文物。计有彩绘绢质画14幅；彩绘泥塑佛教造像数十尊及大量残块、碎块；彩绘木雕菩萨像及女伎像；西夏文木雕版2000余块。另有小木塔、木简、西夏文残绢、瓷钵、瓷珠、建筑构建等物。

宏佛塔天宫内珍藏的彩绘绢质佛画线条流畅、笔法娴熟，具有藏传佛教绘画特点。宏佛塔天宫出土的彩绘泥塑像，均丰满健壮，塑造得极为传神，达到了很高得艺术境界。宏佛塔出土文物对于西夏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印刷术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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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

时代：金

发掘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北京市

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简介：

水关遗址地层堆积共6层。第3层又分A、B两层，A层出土有清代青花瓷片，B层为明、清时代地层。第4层堆积年代为元代晚期；第5层为金代晚期，出土有金代陶瓷遗物；第6层出土有金代铜镜及少量瓷片，为金代河流冲积沙石层。水关出土有铜、陶、瓷、石等器物，但完整者极少。

水关遗址现存为水关建筑基础底部。水关残留部分由过水涵洞底部、涵洞两厢石壁、进出水口摆手及水关之上夯土城墙四部分组成，全长474米。两厢石壁间距77米，残高最高处1米。水关建筑年代当在金中都修建之时（即金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公元1151－1153年），据出土遗物推断，应毁于元代中、晚期。

金中都水关的发现可以基本复原历史上金中都城内一条重要水系的发源、流经方向和位置。证实了金中都的修建，基本上是仿照宋汴京的官式作法。水关遗址是古代都城给排水系统的重要遗存，对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圣经记载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该隐，一个名叫亚伯。后来该隐杀害了他的兄弟亚伯，夏娃又生了一个孩子叫塞特，塞特是代替亚伯的。在这三个孩子之外，亚当、夏娃另外生了许多儿女都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圣经这样记载，目的在于要在亚当的后裔里突出两条主线，这样记载是有意义的。上帝要告诉我们，全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这所有的人在神看来，只有两类人，一类是不信的恶人如该隐，另一类是信神的义人如亚伯。亚当除此之外，又生了其他众多的儿子和女儿，当时全地再没有其他人，如今全世界的人就是从他们这一家人繁衍出来的。甚至可以说，连夏娃与亚当的这第一对婚姻，也是‘近亲结婚’，因为夏娃是取自亚当的身体。亚当的后代一定是兄妹结婚。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

这里面牵扯两个问题，一个是伦理问题，有反对基督教的人直接说这是**。另一个问题就是近亲结婚生下的后代，往往都会有先天缺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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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被迫允许**的罪。圣经说，上帝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这种设计必定会产生今天的人们认为的所谓的**的罪。如果让我们替上帝出出主意的话，我们有个好建议：最初创造2对或2对以上的夫妻在伊甸园里，就可以避免近亲结合的问题了。但是如果这样设计，一定会带来人类更剧烈的歧视与仇恨。将来的人类社会必定永远都是血雨腥风的相互屠杀，任凭他们怎么做，也无法同归于一了，因为根源就不是出于一。

我们还要首先弄清楚一个定义，什么叫做罪？圣经说违背神的要求就是罪。那么，在人类早期近亲结合，违背神的要求了么？神禁止人类近亲间的结合，是发生在律法时代以后，在《利未记》18章里才详细记载了怎样的家庭成员之间禁止结合。也就是说，从那以后，违反这些吩咐的就算为**的罪了。在此之前，我们今天认为的某些近亲的结婚不算为罪。不但不算为罪，而且从预表的意义上来看，还是上帝所喜悦的事呢，用以预表信仰一致的结合是神所祝福的。

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娶妻时，千叮咛万嘱咐老仆人，一定要给以撒找个‘近亲’作为结婚，不然宁可不婚。后来，以撒和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以扫娶得两个可都是外人，惹得父母都不想活，他们的后裔也不蒙神的赐福。他们让老二雅各去舅舅家再去娶个近亲，老大看见父母喜悦弟弟娶近亲后，连忙又去以实马利（近亲）那里又娶了一个妻子，希望讨父母亲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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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词的定义，是随时代改变而改变，如果我们了解一些中国古籍就知道，中国古代的这种今天人看来‘**’的情况也是很多的。传说女娲和伏羲就是兄妹结婚。原始族群的早期阶段，两性关系是杂乱的性交关系。当时，还没有婚姻和家庭。既没有兄弟与姐妹婚配的限制，也没有上下辈婚配的限制。

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吕氏春秋·恃君览》）“男女杂游，不媒不聘”（《列子·汤问》）这都是对当时人类社会状态的生动描述和追忆。《楚辞·天问》也透露着类似母子结婚的古老形象。文中说：“婚微求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集，负（妇）子肆情？”意思是说：“上甲微遵其父王亥*僻迹行，像繁鸟群聚棘丛一样，母子肆行奸情，弄得有狄很不安宁。”

更何况创世记中人类刚刚离开伊甸园的时间，一定远比这些中国古籍时间更早。我们不应该用今人对**的定义，去批判约束古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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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就是近亲结婚生下的后代往往都有先天缺陷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古人近亲属结婚的现象比较普遍，当然那时代的人，也不懂近亲不可结婚这一近代的科学理论。可是，我们发现他们的后代都是非常健康的，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吗？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近亲结婚的后代易得先天性的遗传病，那么，近亲结婚为什么会得基因病？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基因，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存在一些基因缺陷。而这些缺陷很多都是隐性的，也就是说并不表现出来，而近亲的基因由于比较接近。带有相同的基因缺陷的概率更高，所以，近亲结合产生的后代，他们的基因缺陷就容易由隐性变为显性的缺陷，比如弱智、肢体残缺等。所以，现代的婚姻法一般都是禁止近亲结婚。

可是古人这一现象并不明显。这也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兴趣，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基因病有累积效应，也就是说，越接近最早的人类，越是不会得基因病，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基因很完美，基因的隐形缺陷不存在或极轻微。并且古人的生活环境，与现在的人也大大的不同，那时候因化学原因、辐射原因导致基因突变的情况极少，所以古人寿命一般较长，遗传病也远低于现代人。圣经中后来又记载了许多近亲结婚的事例，有兄妹结婚、堂兄妹结婚、表兄妹结婚、叔侄女婚、姑侄婚等，他们后代也都是健康的。

用现代人的准则去判别古代的人行为是否有点鸡蛋里挑骨头呢 在有法律之前行为好坏只在乎人群体的习性而行，但有了法律后才可根据法律去审判对错。没什么奇怪的，就像用古人的历史观也无法很好解释现代人大部分的行为一样，时代局限性和人的局限性所致，解不解释得了倒是其次，好坏也不是一时就能判断出来的，也是需要交由时间，交给历史来评判，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社会需求，人民生活，都不太一样，用现在的道德价值观去评判过去，实在是有失偏颇。道德标准是随着不同的时代来变化的。古代和民国时候嫖娼还是一种风雅的。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时改变的概念，根本没有统一的标准。举个例子，在以前的中国，表兄妹结婚，叫做亲上加亲，但在今天这个叫做**并且违反婚姻法。或者说，在以前的中国，同族中同姓之人不可结婚，那个叫做**，但今天只要不是三代之内的近亲就可以结婚，完全不是**了。等等。此外，当人越来越多，到了摩西的时代，上帝就颁下律法，禁止**了，请自行参考比如利未记18:6-18。那为什么最早的时候上帝没有禁止兄妹结婚呢？因为那时候人类的基因中还没有什么不良因子，人们能活到好几百岁，近亲结婚并不会有什么病变（这个是今天婚姻法禁止近亲结婚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伦理”哦）。但后来不一样了，摩西的时候人能活到八十岁就不错了，基因中的不良因子越来越多，所以上帝就明确定下了关于“伦理”的律法了。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在俄罗斯冬宫，保存着1件非常精致的被称为“佛教中绝无仅有稀世珍宝”的双头佛。这尊黑水城双头佛本是一件属于我国的珍宝，它的不幸流失让国内无数专家学者扼腕叹息。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现一支由俄罗斯海军中校科兹洛夫带领的、经过清政府同意、名义上是俄国地理科考队伍，实则专门搜刮各地珍宝文物，他们此行目的就是为了西夏传说中的宝藏。

科兹洛夫带领队伍，一口气挖了30多座西夏佛塔，掠走成捆的西夏经卷、元代至元宝钞、10多箱佛画、钱币、妇女用品，等等，如此这座堪称“西夏博物馆”的地方就这样遭到强盗的破坏。

宣统元年（1909年），臭名昭著的科兹洛夫再次对黑水城进行强盗式挖掘掠夺，在干河床大佛塔中找到大量西夏、宋、元不同时期的历史遗物，包括书籍、文书、手稿、佛像和绘画等珍贵文物。

西夏的绝世孤品双头佛就在其中，双头佛是佛教中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品，目前所知的古代双头佛像作品，只有黑水城出土的这一件。

同其他被盗国宝一样，西夏双头佛的回归自然也是希望渺茫，只有尽最大努力与俄方协商“借”俄藏的西夏文物来研究更多的西夏文物并将之传播开来。

1949年后，我国考古学者对黑水城进行多次科考。1983-1984年，我国历时3个多月，对早已千疮百孔的黑水城做首次全面发掘考察，清理出西夏文献3000多页但大多已是残页，与当年科兹洛夫相比，简直无法同日而语。

在俄罗斯圣彼德堡，当中国西夏学者第一次站在黑水城被盗文物、文献面前时，他们的心战栗了，这里的西夏文文献有8000多个编号，不同版本佛经近1000种，还在大量西夏时期雕塑、壁画、唐卡和绘画等珍贵文物。

可以想象，当来自故乡的学者们在俄罗斯守卫警惕目光中走近那些成就于中华大地上灿烂文化时，那种揪心酸楚有多难受。把俄藏全部西夏文物整理出版，弥补中国历史的缺憾，是每一个中国西夏学者的梦想。

1992年，史金波与俄方接洽联系出版事宜，于1993年达成合作协议，在前后4次累积1年时间里，整理出3/4的俄藏黑水文献，并编辑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精品。

之前在黑水城文物流失到俄罗斯后，没有人意识到西夏文，俄国人并不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

直到1909年俄汉学家伊凤阁在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一本古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它是一本西夏人和汉人相互学习对照语言文字的工具书。

至此，俄罗斯学者才明白，原来科兹洛夫两次用骆驼驮来的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夏王朝190年的历史，确实有些让人震惊。

当年，作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而唯有西夏，他多次御驾亲征也未能撼动与征服。后来蒙古铁骑横扫西夏全境，西夏文化近乎消亡，成吉思汗也在征服西夏后身死。

西夏在历史上消失近800年，直到黑水城遗址的发现，才慢慢解开这段奇异的历史。

中华有24史，元代人编修了《宋史》《辽史》，却独独没有编修西夏史。幸而，这座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近千年的遗址-黑水城弥补了历史的遗憾，让西夏文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文物外流终究还是让人遗憾。

在科兹洛夫挖掘的书籍中，有译自汉文典籍的古夏文《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类林》等，也有西夏文编写的《文海》《音同》《杂字》等字典和辞书，以及我国中古时期唯一保存原件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还有根据佛经故事雕塑而成的佛教独一无二稀世珍品双头佛，佛经、雕塑、壁画、唐卡、绘画等珍贵文物成就了圣彼德堡博物馆世界级大博物馆的荣誉。

如今，每一个对西夏感兴趣的中国人，要研究这个中国中古时期的西夏王朝，就必须去俄罗斯，因为黑水城出土的近万件文物，如今全在俄罗斯。

对于每一个走进黑水城和研究西夏历史的人、任何一个到俄罗斯参观西夏遗物的中国人来说，黑水城都将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文中来自网络，如侵则删）

　　欧亚大陆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中心地带”。它占有世界陆地的五分之二，囊括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是人类最早、最先进的文明的发源地。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实质上正如这里所阐释的，是欧亚大陆的历史。只有欧亚大陆，才存在各民族、各文明之间的巨大的、持续的相互影响。虽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美洲印第安人生活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中、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人生活在半孤立状态中，达数千年之久，但欧亚混血人却相反，在这期间一直在不断地相互交流各种技术、思想、制度和物品。

　　公元前的数千年中，在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繁盛起来的诸古代文明，大部分局限于各自范围有限的所在地。当然，它们彼此之间也有一些交往；而最早的接触就是草原游牧部落的流动。这些早期文明象沙漠中的绿洲，四周为大片大片的野蛮状态所包围，越过野蛮状态而发生的交往是很有限的。

　　到公元100年即古典时代臻于极盛时，罗马帝国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帕提亚帝国伸展到整个中东地区，贵霜帝国征服了印度西北部，中国汉帝国囊括了东至太平洋的所有余下的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政治实体占有的是完整的地区而不仅仅是大河流域；文明世界象一条连续不断的带子从苏格兰高地伸展到东南亚。结果，各地区间出现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的交往。特别是匈奴民族的西迁，带去了大量的新知识。也对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一时期里，各种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开始传播到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宗教影响，还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这时，以希腊文化著称的混合的希腊－中东文化也从地中海东部向四面八方传播—传播到西欧、北非、印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到中国和日本。在这一时期里，地区间的贸易也大大增加。贸易通过陆路和海路进行。

　　到中世纪时，亚欧大陆诸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甚至比过去更大，因为这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跨地区的庞大帝国。632至750年间，穆斯林攻占广大地区，建立起一个从比利牛斯山脉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到中国边境的大帝国。在以后数世纪里，伊斯兰教还进一步扩张到中亚、印度、东南亚和非洲内地。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13世纪的蒙古帝国，它囊括朝鲜、中国、中亚的全部、俄罗斯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

　　当时一些著名旅行家，他们利用穆斯林市国和蒙古帝国境内的和平与安全，来回横穿亚欧大陆，周游各地。西方最闻名的旅行家是威尼斯的马可•波罗（1254-1324年）。他曾为蒙古统治者忽必烈汗效劳，任中国某城市的总督，那城市有居民百万；当他出游25年后返归故里、将自己的种种奇遇告诉同胞们时，他们都惊讶不已。游历范围更广的是穆斯林伊本•拔图塔（1304—1378年）。他从老家摩洛哥起程，去参拜圣地麦加，然后经撒马尔罕旅行到印度；在那里，他当过法官，也出使过中国。后来，他回到摩洛哥，又继续旅行，先渡海北上西班牙，再泛舟南下中非，最后抵达延巴克图。景教僧侣拉班巴•索马的闻名程度要低一些，他出生于北京，他的旅行是由东往西，横穿亚欧大陆。1287年，他抵达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蒙古朝廷，然后经君主坦丁堡前往那不勒斯、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他曾受到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和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接见。 在亚欧大陆内部，这种一体化和相互影响的进行并不是连续不断的。诸帝国盛衰不一，时兴时亡；交通渠道的情况也是如此，有时畅通，有时阻塞。

　　1500年以前，西欧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谓的不发达地区。西欧诸民族地处边缘地带，从那里窥视内地，它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孤立的、脆弱的；12世纪英国编年史家威廉（马姆斯伯里的）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的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亚洲乃世界之一部分；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相当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支；除两人外所有的使徒也都是在这里死去。但现在，亚洲一些地区如果还有基督教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务农勉强维持生活，他们向自己的敌人纳贡，并默默地渴望、期待着我们去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已用武力占据了它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因为非洲从前曾供养过这些犹如最有心计的精灵一般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这一停滞不前的时代象拉丁语生存得那么长久地不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教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有谁愿意将基督教徒的名声给予那些住在遥远的海岛上，仿佛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现在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这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 ”

　　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亚欧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着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在印度，只有一个很不稳定的据点。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被限制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以后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内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的版图包括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亚欧大陆空前绝后的最大的帝国。帝国的疆土如此空前辽阔，使亚欧各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可能，从而消除了过去地区间的孤立状态。本章将叙述由此产生的新的商业联络、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的性质。

　　671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而西方传教士从匈奴人那里知道东方有一片广大的土地，为了传播主的信仰。以及那些为了财富，为了生存的各种商人，破产的农民，骑士，逃犯，不停的向东方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