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创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1125）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古籍。

2、《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轶闻，内容相当丰富，书中亦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云寺”条中所载之田僧超吹茄、刘白堕酿酒、孙岩娶狐女等。

3、《唐代的外来文明 》，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18类1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此书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

寒山子问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如何处之乎？”

拾得笑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出自《寒山拾得问对录》

寒山子，又名贫子，经常栖身在天台山始丰县西的寒岩幽窟中，因此被称为寒山子。由于身居寒岩，饮食无着落，所以常到国清寺，向厨房中洗碗筷的拾得要饭吃。拾得的身世不详，据说他年幼时被人遗弃在赤城道侧，恰巧被正在经行的丰干禅师发现，带回国清寺中，因此名为拾得。

论语

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史记

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道德经

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著作，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庄子

《庄子》一书主要反映了庄子的批判哲学、艺术、美学、审美观等。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涉及哲学、人生、政治、社会、艺术、宇宙生成论等诸多方面。不仅是一本哲学名作，更是文学、审美学上的寓言杰作典范，对中国文学、审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深远影响。

孟子

孟子与孔子被后人合称孔孟。《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撰而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荀子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由荀子及其弟子所著，旨在总结先秦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反映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思想以及荀子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

大学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中庸

《中庸》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经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等内容，对为人处事，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

资治通鉴

由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都是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二人并称“史学两司马”。

山海经

《山海经》的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干将莫邪》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中所记故事。干将，春秋时吴国人，中国古代传说中造剑的名匠，曾为吴王造剑。后与其妻莫邪奉命为楚王铸成宝剑两把，一曰干将，一曰莫邪（也作镆铘）。干将将雌剑献与楚王，雄剑传给其子，被楚王所杀。其子眉间尺长成，终于为父报仇。此一传说赞颂了剑工高超的技艺，宝剑文字的神采，统治者的残暴和少年的壮烈。

楚国有干将、莫邪夫妇二人，给楚王铸剑，三年才铸成。楚王很生气，想杀他。剑有雌雄二柄。当时妻子怀孕快生产了，丈夫对她说：“我给楚王铸剑，三年才成功。楚王发怒了，我去一定会被杀掉。你生下的孩子如果是男的，长大后，告诉他：‘出房看南山，松树长在石上，剑在它的背面。’于是拿着雌剑去见楚王。楚王非常生气，叫人去仔细查看。验剑人说：“剑有两把，一把雌一把雄，雌剑带来了，雄剑没有带来。”楚王发怒了，把干将给杀了。

莫邪生下的儿子叫赤。后来长大了，问他母亲：“我父亲在哪里？”母亲说：“你父亲给楚王铸剑，三年才成功。楚王发怒，把他杀了。他走时嘱咐我告诉你：“出房看南山，松树长在石上，剑在它的背面。”于是儿子出房，往南看没有山，只见堂前松柱下有一磨剑石，就用斧头砸开它的背后，得到雄剑，早晚都想找楚王报仇。

楚王梦见一个男子，眉间广阔，约一尺宽，说要报仇。楚王悬千金重赏捉拿。赤听说了这件事了，便逃走，跑进山里悲歌。碰到一位侠客，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哭得这样伤心”赤说：“我是干将、莫邪的儿子。楚王杀了我的父亲，我想报仇！”侠客说：“听说楚王以千金重赏购买你的脑袋，请把你的脑袋和剑都交给我，我为你报仇。”赤说：“太好了！”于是自杀，双手捧着脑袋和剑，尸体却僵立不倒。侠客说：“我决不会辜负你！”这样，尸体才倒下。

侠客提着赤的脑袋去见楚王。楚王很高兴。侠客说：“这是勇士的头，应当用大汤锅煮。”楚王照着他的话做了。三天三夜也煮不烂，头还跳出汤锅，瞪着眼睛充满愤怒。侠客说：“这小孩的头煮不烂，请大王亲自到锅边一看，就一定能煮烂。”楚王立刻走近去看，侠客用剑砍了一下楚王，楚王的脑袋就掉进汤里；侠客也砍掉自己的头，头也掉进汤里。三个脑袋都煮烂了，没法分辨。于是把肉汤分成三份埋葬了，笼统称为“三王墓”。如今这墓在汝南郡北宜春县境内。

《镜花缘》清代李汝珍所作一部长篇神魔爱情小说。本书前半部分描写了唐敖、多九公等人乘船在海外游历的故事，包括他们在「女儿国」、「君子国」、「无肠国」等国的经历史。后半部写了武则天科举选才女，由「百花仙子」托生的唐小山及其他各花仙子托生的一百位才女考中，并在朝中有所作为的故事。其神幻诙谐的创作手法数经据典，奇妙地勾画出一幅绚丽斑斓的天轮彩图。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甲骨文编》、《金文编》上去了。实际上，对古文字的理解，常比默记更为重要。为了弥补记诵的不足，可以尽量利用工具书。如《经籍纂古》、《说文通训定声》、《新编上古音韵表》、《广韵声系》、《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等书，与学习研究都有裨益。新出的高明同志《古文字类编》、徐仲舒先生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分栏列举不同时代字体，尤有助于学者通习文字的流变。

唐兰先生说过：“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我这些年讲课，屡次介绍这句名言。我体会，唐先生的意思是强调文献知识对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研究古文字，必须充分运用文献学的成果。以我所知，著名的古文字学者，无不在文献方面有高深造诣。以杨树达先生为例，先生研治小学多年，但直到抗日战争时避难湘西，才着手考释金文。他所著《积微居金文说》，真是妙义纷呈，创获独多。推其本源，其功力和方法都是从文献研究中得来。又如不久前逝世的陈直先生，所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三辅黄图校证》等多种，均以秦汉文物与古籍互相印证。即使是一砖一瓦，他信手拈来，都能用以说明一定的历史问题。没有对文献的精湛研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书》、《逸周书》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前几年，我们整理注释云梦秦简，特立一条凡例：“注释尽可能引用时代接近的古籍及其注释。”就是为便于对比研究。如一味追求高古，援弓《诗》、《书》古训，反与秦简不合。

读古书，首先要读常见书，不可偏好孤本秘籍。最普通的如《史记》，司马迁写作时将《诗》，《书》、《左传》、《国语》等熔于一炉，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本材料，三家注虽不理想，内容却很丰富，足资参考。有人以《史记》为常见，不值得细读，甚至治学多年，还没通读过《史记》，这是不足为训的。

古文字学又不能同考古学分开。在解放以前，绝大多数的古文字学材料得自偶然发现或者盗掘，学者研究甲骨、金文，不能不多靠拓本，侧重于文字的辨析，接触器物本身的机会较少，对出土情况更很难了解。现在的科学发掘材料，有明确的出土记录，其学术价值大为提高，所以学古文字的人不可不具备一定的考古知识。

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相辅相成，把文字考释与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常能解决单凭前者不能解答的疑难问题。研究青铜器，不仅注意铭文，还应观察其形制、纹饰、功能和冶铸技术。研究甲骨，也应该兼顾甲骨品种，修治方式及钻凿的形态。这些年新发现的重要古文字材料，象殷虚小屯南地甲骨，“妇好”墓青铜器、周原甲骨和青铜器、淅川下寺青铜器(我认为出令尹子庚鼎的墓不属于令尹子庚)、侯马等地载书、随县曾侯墓青铜器及竹简、云梦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等等，都必须与遗址，墓葬结合研究，才能深入了解。所以，希望自学古文字学的同志多读有关的考古报告，如有机会参观博物馆或发掘现场，千万不要错过。

检索古文宇学论著及有关的考古材料，也应依靠工具书，即各种书目、索引。关于历代金石论著，可查容嫒的《金石书录目》，其补编刊于《考古通讯》1955年第三期。这部书近年又经增订，可望再版。解放以来的书籍论文，可使用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专科的目录，甲骨方面，有胡厚宣先生五十年代出版的《甲骨学五十年论著目》。《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所载萧楠《甲骨学论著目录》，可视为胡先生目录的续编。金文方面，容庚先生《宋代古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六期)，《清代吉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及张维持《评中国青铜器外文著述》(《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三期)，对掌握著录情况都非常有用。

翻阅书目，不要被前人著述的繁多吓倒。自学读书，应当精于选择。我年纪小的时候，总幻想读尽天下之书，实际上生也有涯，一个人一生能从头到尾看完的书，不会有多少种。如果不加别择，拚命读了好多书，不能消化，也没有多大用处。小说《谐铎》所讽刺的“两脚书橱”，足为鉴戒。我建议把要读的书分为两类，一为精读，一为泛览。精读的书，必须是对本人确属必要的好书，不管卷帙多寡，一定要读通读懂。这样的书，一年能读一两种，已经获益不浅。泛览的书，不妨扩大范围，目的在开拓眼界，但为珍惜精力，也不能太多。我学甲骨时，曾力求把有关论著全部读过，费了许多不必要的功夫。有一种讲甲骨的线装书，册数很多，我从图书馆借来，用好些天时间通读，没有收获，本应到此为止。我又设法借到同一作者一种未刊稿，篇幅更长，苦读了不少天，仍归失望。自学者精力有限，这样的书，如不是为了写学术史，似可从缓阅读。

最后还想谈一下写作。我觉得练笔是很重要的，学到一定程度，能产生一些见解，就应该试写论文。过于矜慎，长期不肯开笔，容易陷于眼高手低的弊病。不过，论文应该有新见解，没有创见，那就不必写，至少不要发表。创见常与传统的成见相对立，要打破成见，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说：科学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是“正统”的，即指研究工作要不断创新。李卓吾论治学为文，应有胆、有识、有才，所谓胆，便是克服困难，破除成见的勇气。在古文字学研究中，想建立新说，有时也得经过多年的论难，没有决心和勇气，便不易于坚持下去。但是，有胆还必须有识，所谓识，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有艰苦的功夫、真正的见识，虽然有李卓吾所说的“二十分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我个人对古文字学所知甚浅，学力非常有限，拉杂谈来，不知有没有足供青年朋友参考之处。至于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以后还有机会介绍。谨祝大家在自学上取得新的成绩。

弘扬国学必须从诵读“原典”开始。”

确实，南怀瑾先生曾讲：配合地图，读古人的史书“原典”（而不是当今专家、教授写的通史），可以培养出真正的大政治家。出将入相，博古通今。那就需要我们：1、通古文（会文言文），2、认得繁体字。

我们知道，小朋友们得到知识一般是两个途径：一是直接，一是间接。

直接的途径，一般是通过身傍的师友，得到学习和收益；间接的善知识，多半是书籍。

其中，书籍给人们带来的启迪和能量，有时超过直接从身傍周围人的学习。因为人的周围未必有那么多高人，而古籍中，却多半是高人与你的对话。如果你读得懂古文，那么几千年前，古人的话你都会听得懂，看得明白，就如在他们身傍参加一个极高级的学习讲座，而且那些讲座，是千百年来，经历时间的考验和朝代更替，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精化。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古籍，是古人流传下来给我们的，而我们的前人，可能是世界上，最爱护自已子孙的先民了，他们极有智慧，而且好记载，好记历史，（有些其他民族的先民，也很有智慧，但是他们不注重历史，也不好记载，所以，只有文化失传）。而且我们的先人，是十分有道德、并且注重道德的。所以，他们传下来的东西，大多是流淌着对子孙后代殷殷期望和厚爱的精华。

而且，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大多是经得历了多少代人的传递，试想，一本时尚杂志，可能会在书柜里放着十年二十年吗，想必不到一个月，就变卖成废纸了。如果一本书能在手里留到自已去逝，并且值得把它传给后人，并且后人在他去逝后，还觉得这本书有保存价值，可以想一想，这本典籍，必然是具备相当价值的，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

所以有人说，读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如此看来，古人有心流传下来的至宝，你不去挖掘，还有心去阻挡别人去挖掘，阻挡别人从中获得利益，你这还是希望未来的孩子们个个贤达有出息、有所成就吗？大概您只想让孩子们接受“小猫叫，小狗跳”的浅智儿歌，只接受当今电视里那些泡沫剧，接受那些杀、盗、*、妄的启迪，而想把他们挡在智慧之门之外，挡在古圣先贤慈悲教诲的殿堂的门外。如此看来，您想一想，您是想“救救孩子”吗？

再说文言文 我们的文言文，是先人极有智慧的发明，他们让文字记载与平常的语言对话，分开两条腿走路。我们知道，人们说话的语言方式，几十年一变，变来变去，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大概后世一百年，读我们今天的话，会需要考古。

由于文言文是独立的文字记载，所以，如果你读得懂古文（文言文），那么，上至周朝，下至近代，所有的文章，你都可以读懂，都可以从中受益、从中学习。

文言文，这个智慧的发明，在今天，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附]：南怀瑾先生讲文言文的重要 中国古人了解，语言最多三十年一个变化，因地方不同带来的语言变化也是一种，所以把语言和文字脱开。后人只要花两年的时言，学会了一两千个字，几千年以上的书也能读懂。外文不同了，譬如英文，现在已经一二十万字，还在不断地发展下去。一百多年前的外文古书，现在人已经看不懂了，非要专家研究不可。中国文字不同在这里。

中国文化宝库一把钥匙打开，就是古文。古文、古诗学好了，白话文、白话诗也自然会写得好。

文言文，一个智慧的工具。 [转贴] 因为中国有文言文，所以，几千年前老祖先如孔老夫子的东西，摆在今天的人们面前，人们仍可以看得懂

相比来说，西方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仑等文明，他们的文明就没那么幸运，因为他们的先人没有我们先人如此的智慧，没有发明文言文这样好的一种工具，所以，今天的科学家再去研究他们几千年前的东西，简直是要命，那真是专修那个科目的世界上极少的几个科学家才可以懂得古埃及和古巴比仑人要说些什么。相比来说，我们的《老子》、《吕氏春秋》……摆在面前，一般稍通文言的人，都可以读懂。

如此看来，文言文，他的优势是将一个文明，完整的，原封不动的，很好的传承下来。

并且，因为他的精练，所以文言文里面，还有许多白话文无法替代的韵味和智慧在其中。值得珍惜，值得学习。

读懂文言文是与“先民中的智者”沟通。吸收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智慧的精华。如果能把这把“钥匙”掌握在手，那对于一个人的学识和修养一定大有裨益。

现在的儿童读经教育正在着手于此，当然他们还要加诵一些英文的经典和心珠算等等。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是辞书之祖。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

　《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它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的认为是周公所作，经后人增益而成。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 班固在《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籍定义，"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知识信息;著作方式;文字;物质载体;文字制作技术;装订形式。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