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国民公报》、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

1、《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自1915年9月15 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学。

2、《每周评论》：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的意见，得到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的支持，加上胡适、钱玄同、刘复、马裕藻、沈尹默等人对《每周评论》也支持。

最后确定《每周评论》编辑部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设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会馆。参加的人交5元大洋，做开办经费。

3、《晨报》初名为《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创刊。李大钊曾任第一任总编，并写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不久辞去。

1918年9月，因刊载政府向日本借款消息被封闭。同年12月，报章改名为《晨报》后重新出版。 由于《晨报》先后依附多位军阀，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后一度停刊。

1928年8月5日，由阎锡山操纵再度出版，改名《新晨报》。阎锡山撤出北京后，恢复《晨报》报名。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依附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停刊。

扩展资料：

马克思主义报刊经过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出现了第 1批马克思主义报刊。它们是在中国***建党过程中诞生的。

中国***上海发起组在1920年 5月成立后，很快就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报刊。这年8月创办了通俗的工人刊物《劳动界》，9月将《新青年》改组为中国***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1月创办了秘密的刊物《***》。

同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劳动与妇女》等。这些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经验，介绍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所进行的斗争，为中国***建党进行了思想与理论准备。

这些报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中国新闻史上的新现象。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报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报刊业务的改革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进行了大规模的业务改革，主要包括：

1、开展各种思想观点的自由讨论, 实行百家争鸣。

2、发扬中国报刊重视政论的传统，发挥政论的战斗作用。

3、提倡白话文，确立了白话文在报刊上的主导地位。

4、改革副刊，把副刊办成介绍新知识、传播新思想的园地， 涌现出象《晨报》副刊 (第7版)，《民国日报》的 “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京报》副刊等这样一批著名的报纸副刊。

5、报刊文体的创新，“随感录”、“新闻述评等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新的体载。

6、新式标点符号开始在报刊上使用。

-五四运动时期报刊

-每周评论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鲁迅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人物趣事：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贡献最大的作家，鲁迅逝世后被虚构了许多逸闻轶事，由于真假难辨，往往流传甚广无人知其真假。这些讹传假闻中较为出名的有《鲁迅理发的故事》，据考证实为嫁接清代独逸窝退士编的《笑笑录》一书中的剃头故事。

另外《鲁迅丢棉裤》《密友告密帮助鲁迅避难》等皆已考证为假。另一则鲁迅反对某书局“不支付标点和空格稿费”的轶事真假仍未有定论。关于真假考证的问题，详细资料可参看鲁迅研究专家所著论文。

鲁迅在广州时，一个青年受他的感化，随他到了上海。到上海后，鲁迅热情的留他在自己景云里的寓所住，后来那人又让鲁迅给他在上海找个工作。

鲁迅很为难的情况下找到郁达夫说实在没办法，须请一家书店报馆名义上请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由鲁迅自己拿出，由达夫转交给书店报馆作为月薪发给他，鲁迅对青年的提携帮助程度可见一斑。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早期的主要***。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早期的主要***。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原名胡洪骍、嗣穈，字希强，参加“庚款”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学名洪骍，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今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

　　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之一。

　　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6年3月领导北京群众反对日英美等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18日因组织请愿示威游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北伐战争期间协助冯玉祥制订军事行动方针。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著作编为《李大钊文集》

　　还有：

　　李大钊(1889-1927)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1907年夏至1913年夏，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年底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曾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卖国的斗争。1916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主编。1917年1月又任《甲寅》日刊编辑。在此期间，在《甲寅》、《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文章。1917年底，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先后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率先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著名论文，和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作坚决斗争。1920年春，和陈独秀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同年10月，在北京创建***小组，11月小组改称中国***北京支部，任书记。中共一大后，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任书记，负责领导北京和北方地区党的工作。1922年8月，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为候补中央委员，赞成国共合作。1923年6月，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北京委员。会后，组建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1924年3月兼任委员长(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委员长改称书记)。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负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同年6月，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离苏回国。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委员。同年10月，取消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制，分别组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和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任北方区委书记。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积极组织和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多方与冯玉祥国民军合作，开展推翻北京军阀政府的斗争，组织北方人民支援北伐战争。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遂避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兵营，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俞平伯：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原名俞铭衡，以字行，字平伯，德清东郊南埭村(今城关镇金星村)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曾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俞平伯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1918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至抗战

　　前夕，先后结集的有《冬夜》、《西还》、《忆》等。亦擅词学，曾有《读词偶得》、《古槐书屋词》等。在散文方面，先后结集出版有《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其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传诵一时。

　　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两年后，亚东图书馆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 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同年9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1987年，应邀赴香港，发表了《红楼梦》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著合集。还著有《论诗词曲杂著》、《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有《俞平伯散文选集》等。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终年91岁。

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快一百年了。可以说，那是中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范围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场文化运动。关于这场文化运动的是非功过，如同当初一样，今天仍然聚讼不已。关于新文化运动，最大的争议是在于其对传统的态度。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主张胡适、陈独秀等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全面西化，主张西学为体，断定中学没用（第14页、第17页）。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人士大体有两类，一类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没用。还有一类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有用，曾国藩、张之洞、陈寅恪、吴宓等都是这一派主张的代表人物。民间学人徐迅的《陈寅恪与柳如是》一书以剧本的奇特形式再次回放了历史的那一幕，真实地“演绎了”陈寅恪对那场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省思。

在中外有很多人把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看作是一场文艺复兴。胡适断定，他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但是，在陈寅恪看来，这场运动虽然主张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但是却只有观念移植，没有文化复兴，结果是异说兴起，祸患剧烈长久，莫可究极。（第150页）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场复活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人文精神的运动，而是一场全面否定与摧毁古典文化的运动。新文化运动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为了实现新的就必须毁灭旧的。

两相比较，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摧毁运动，而从十四世纪起发生于意大利并蔓延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则是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巨子们为古代希腊罗马的灿烂文化所倾倒，努力复活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学术与艺术及其背后的人文精神。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则毫不犹豫地试图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彻底决裂。对于新文化运动这种除旧以立新的态度，陈寅恪是完全不认同的。他指出，中国若要想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第244页）这才是文化复兴！文艺复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文化的复活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创新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的。文艺复兴的经验证明，新文化运动的教训证明，没有复活，就没有兴盛。

与新文化运动不同，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策略是温故以立新，彰往以察来。这就是在复兴古典的基础上推进人文主义。这种方法的特点是远交近攻，交古希腊罗马而攻中世纪。文艺复兴对传统持双重的态度：一是重建的态度，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二是颠覆的态度，中世纪以来压制个人的晚近传统。文艺复兴是基于欧洲自身的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再创造。新文化运动借助的不是本土文明的资源，而是外来文明的资源。

而新文化运动的方法是远也攻近也攻，对从先秦到晚清的文化传统全盘否定。对文化传统，可以有选择性地加以转化，但是要想加以一笔勾销，一是做不到，二是不应该。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文化传统、观念的形成与更新是一个极其艰难和缓慢的过程。文化传统中的思想观念潜藏于人的灵魂深处和各种有形无形的堡垒之中。尤其是中国人更以观念顽固著称。所以，不论喜欢与否，数千年的传统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的。观念变革不像政治、经济架构的改造那样能立竿见影。之所以不应该，是因为人性是共通的，共通的人性必然要在文化传统中体现出来的。体现人性的、个人本位的、自由至上的观念、思想与流派是值得珍视与保留的，是需要发扬光大的。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二是颠覆的态度，中世纪以来压制个人的晚近传统。文艺复兴是基于欧洲自身的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再创造。新文化运动借助的不是本土文明的资源，而是外来文明的资源。而新文化运动的方法是远也攻近也攻，对从先秦到晚清的文化传统全盘否定。对文化传统，可以有选择性地加以转化，但是要想加以一笔勾销，一是做不到，二是不应该。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文化传统、观念的形成与更新是一个极其艰难和缓慢的过程。文化传统中的思想观念潜藏于人的灵魂深处和各种有形无形的堡垒之中。尤其是中国人更以观念顽固著称。所以，不论喜欢与否，数千年的传统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的。观念变革不像政治、经济架构的改造那样能立竿见影。之所以不应该，是因为人性是共通的，共通的人性必然要在文化传统中体现出来的。体现人性的、个人本位的、自由至上的观念、思想与流派是值得珍视与保留的，是需要发扬光大的。陈寅恪敏锐地看出了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症结，但是他在文化的中与西、体与用上留下的零星观点也给人留下了不少疑问。陈寅恪坚决主张中体西用，却又断定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为代表的中国道统已经消沉沦丧，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第156、157、255页）。另一方面，陈寅恪又像一位典型的古典主义者一样，视自由为最高的价值，他说，自由之思想，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第47、112页）。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被自由主义者百引不厌，也是本书作者最欣赏的座右铭（第1、45、47、112页）。是三纲六纪，还是自由至上？陈寅恪似乎没有作最后的澄清，他晚年的政治氛围也不允许他做公开的澄清。不过，对于陈寅恪的乃至一切体用之说，不妨从另一角度来厘清，即首先最重要的关注倡导者所主张的体是什么的，其次才是这个体是属于哪个民族的，最后才是体与用的关系。在陈寅恪看来，这个体只能是自由，这是他与胡适的共同信念。没有这一点，陈不会为力挺胡适当中研院院长专程去重庆投下一票，也不会搭胡适的飞机离开北平。同时，陈寅恪认为，这个体必须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依托（即中体），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不同；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尤其是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对在中国确立自由的新道统是有用的（西用），需全面开放虚心学习，所谓“中体西用资善诱”。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大同小异。

陈寅恪敏锐地看出了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症结，但是他在文化的中与西、体与用上留下的零星观点也给人留下了不少疑问。陈寅恪坚决主张中体西用，却又断定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为代表的中国道统已经消沉沦丧，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第156、157、255页）。另一方面，陈寅恪又像一位典型的古典主义者一样，视自由为最高的价值，他说，自由之思想，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第47、112页）。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被自由主义者百引不厌，也是本书作者最欣赏的座右铭（第1、45、47、112页）。是三纲六纪，还是自由至上？陈寅恪似乎没有作最后的澄清，他晚年的政治氛围也不允许他做公开的澄清。

不过，对于陈寅恪的乃至一切体用之说，不妨从另一角度来厘清，即首先最重要的关注倡导者所主张的体是什么的，其次才是这个体是属于哪个民族的，最后才是体与用的关系。在陈寅恪看来，这个体只能是自由，这是他与胡适的共同信念。没有这一点，陈不会为力挺胡适当中研院院长专程去重庆投下一票，也不会搭胡适的飞机离开北平。同时，陈寅恪认为，这个体必须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依托（即中体），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不同；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尤其是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对在中国确立自由的新道统是有用的（西用），需全面开放虚心学习，所谓“中体西用资善诱”。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大同小异。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完成；而陈寅恪与吴宓认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文化中兴。（罗志田：“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作者真诚地尊奉陈寅恪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并以追随陈寅恪为己任。

理解陈寅恪的文化径路对于中国下一场文化运动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径路就是：如果复活才能兴盛，那么复活什么？如果注定中体西用，那么选择什么为中体？如果中西有共体，基于共同人性，那么，这个中西共通之体是什么？如何通过文化运动在中国确立？这是下一场文化运动所要回答和解决的。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完成；而陈寅恪与吴宓认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文化中兴。（罗志田：“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作者真诚地尊奉陈寅恪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并以追随陈寅恪为己任。理解陈寅恪的文化径路对于中国下一场文化运动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径路就是：如果复活才能兴盛，那么复活什么？如果注定中体西用，那么选择什么为中体？如果中西有共体，基于共同人性，那么，这个中西共通之体是什么？如何通过文化运动在中国确立？这是下一场文化运动所要回答和解决的。用文艺作品的形式来复兴中国的文化，是陈寅恪的晚年的参悟（从早年的纯学术到晚年的再生缘、柳如是），也是文艺复兴的真谛，作者也更是为之囊萤辟关。在为职称、课题写作的今天，在曲学以阿权的潮流之下，作者本着独立的精神，执着于自由的思想，以文艺形式致力于中华文化的维护与复兴，树立了一独立于官学的文艺复兴的民间典范。我期待着作者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期待着更多的作者和出版家加入这一行列。（徐迅：《陈寅恪与柳如是》，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古籍出版社，298页，2006年4月，第一次印刷，2980元）刊登于2007年4月19日《南方周末》

用文艺作品的形式来复兴中国的文化，是陈寅恪的晚年的参悟（从早年的纯学术到晚年的再生缘、柳如是），也是文艺复兴的真谛，作者也更是为之囊萤辟关。在为职称、课题写作的今天，在曲学以阿权的潮流之下，作者本着独立的精神，执着于自由的思想，以文艺形式致力于中华文化的维护与复兴，树立了一独立于官学的文艺复兴的民间典范。我期待着作者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期待着更多的作者和出版家加入这一行列。

新文化运动中宣传十月革命的著作有(A,B,C,D)。

A《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B《庶民的胜利》

C《 Bolshevism的胜利》

D《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E3041912年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捍卫辛亥革命成果而进行的斗争包括

F二次革命

G护国运动

H第一次护法运动

I第二次护法战争

扩展资料

新文化运动（the New Culture Movement）是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这次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这就为适合中国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

《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并改名为《新青年》迁往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成为主要撰稿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邀请了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

鲁迅这个笔名始于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当时他使用的笔名，正是“鲁迅”二字。

一、鲁迅笔名的由来：

鲁迅这个笔名，是因为母亲姓鲁，周鲁是同姓之过，而迅则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二、内容简介：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写于1918年4月。该文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月刊，后收入《呐喊》集，编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小说通过被迫害者“狂人”的形象以及“狂人”的自述式的描写，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

三、创作背景：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在中国“五四运动”结束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

四、人物评价：

狂人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人，是鲁迅塑造的一个典型的思想启蒙者形象。小说中，狂人异乎常人的思想行为特征导致了他在生活环境中受到排挤、敌视，被认为“有病”。狂人的怪异言行是彻底而纯粹的。狂人在日记中所叙述的环境缺乏写实性，却一语道破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社会本质。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鲁迅明写狂人的狂态，实际上笔笔触动的都是读者思考时代、社会、人生真谛的心弦。狂人不是一般典型性格，他是象征性的，是整个五四时代先驱者愤激思潮的艺术象征。 

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反对复古思潮，打破封建枷锁，提倡文化进步。针对当时中国国情，胡适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个人的自我拯救；妇女解放──救出他人；打破家庭孝道──救救孩子；和社会自由──人人平等的奋斗途径。具体到实际，文言文被称作半死文字，妇女裹脚等都被称为所谓的国粹而遭到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