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书》，唐朝房玄龄等监修，令狐德（上）芬（下）木等20人分撰，记载了晋武帝司马炎代曹魏建晋（265年）到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代晋建宋为止一百六十五年的历史，是研究两晋十六国的基本史料。有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新设的《载纪》一项，专门记载“僭伪”的君主贺臣属，共26篇，按国别设78传，是现存有关十六国的重要史料来源。有中华书局的点校本。

二、《十六国春秋》（辑补本），北魏崔鸿（ - 525年）。这部书为纪传体史书，书成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年），记载五胡十六国的史事，原书至北宋亡佚，今本大都为明、清人从《晋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史书辑入，共载544人，对研究十六国历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有齐鲁书社的点校本（系《二十五别史》之一）；

有关十六国的史书现存的极少，多已散逸，如，东晋陆(左)岁(右)羽著的《邺中记》（记后赵事）也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有关五胡十六国的演义：

我个人觉得，将“演义”与史书一并谈论，实在是有些混淆了门类，史料、史书等问题研究历史，是史学范畴；而“演义”是小说，属于文学范畴，对于研究该朝的历史，是没有什么史学价值的，只有文学价值或者文学史价值。

当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也尽量找了一下有关资料（可能不全，我对文学史没有什么研究），与五胡十六国有关的明清乃至民国的“历史演义类”小说，主要有：

一、《续三国演义》，明酉阳野史：

该书原目录为一百四十回，故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近年出版的一些有关的工具书都称此书一百四十回。其实，这都是失于翻检，因为正文实有一百四十五回。目录与正文的差异还体现在许多回目的文辞上。该书就目前所知，只有一个刻本，且只有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有藏。今次即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之上图本校点。有岳麓书社标点本。

二、东西两晋志传（十二卷），明佚名：

不题撰人。据序，知编者实即序作者雉衡山人。雉衡山人名杨尔曾，字圣鲁，雉衡山人为其号，浙江钱塘人。或疑此本之序为五十回本武林刊《东西晋演义》所有，则此书编撰者未知谁何了。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明万历四十年（1612）周氏大业堂刊本，首雉衡山人序。图嵌正文中，纪绘工曰“王少淮写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眉栏有注释。藏北大图书馆刊本，内封上横题“通俗演义”四字，下右上署“秣陵陈氏评释”，左两行大字，题“新锲东西晋（一行）志传”（一行），“志传”二字下镌“尺蠖斋梓行”。首《东西两晋演义序》，未署撰人，也不记年。次“新锲重订出像注释通俗演义东西两晋志传题评目录”；西晋四卷一一六回；东晋八卷二三一回。有图载于卷首，也无“王少淮写像”字样。正文前有东西晋及十六国、元魏、东西魏纪年。正文卷端，西晋题“新锲重订出像注释西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东晋题“新锲重订出像注释通俗演义东晋志传题评”，皆署“秣陵陈氏尺蠖斋评释（或评注）”、“绣谷周氏大业堂校梓”。正文亦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每卷记年代起讫。眉栏有评注。版心，西晋镌“西晋志传”，东晋镌“东晋志传”。似是大业堂本的一个挖改本。藏南京图书馆清初带月楼重刊周氏大业堂本。藏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此外，尚有英德堂重刊《两晋志传》本、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石印本等。

（注：以上文字出自《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三、《东西晋演义》，又题《绣象东西晋全志》，明杨尔曾编，分为《西晋演义》和《东晋演义》两部。 十二卷五十回。

题“武林夷白主人重修”、“泰和堂主人参订”。编者杨尔曾，见《东西两晋志传》条。

明武林刊本，五十回，前附图，未见序。第一回前记年代起讫，题“武林夷白主人重修”，“泰和堂主人参订”。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东西晋不分叙。比大业堂本为详。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明治馆原刊本，未见。清嘉庆四年敬书堂复明本。上图下文。图左右题句。正文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以上文字出自《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

《西晋演义》叙述司马炎代魏称帝，定都洛阳，死后惠帝登位。由于惠帝懦弱，大权旁落贾后，诸王不满，引起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北方五胡趁机而起，怀王、愍王先后于长安、洛阳被俘。西晋历四帝而亡，共五十二年。

《东晋演义》记述西晋亡后，南北对峙，北方先后出现二十多个政权，统称为十六国。至前秦符坚兴师百万进攻东晋。南方则由司马睿重建政权，多次北伐未成，石勒犯境方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解除北方的威胁。西晋前后有十一帝登基，权力后来转移到刘裕之手，篡晋称帝，东晋亡，历时一○四年。

东西晋一百六十五年，中问穿插五胡十六国，南北对峙，战争不断。本书结构紊而不乱，从西晋到东晋，又从南朝到北朝，重大历史事件，大大小小战争，环环相扣，前后照应，依傍历史，描绘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郑振铎先生评价：“这部演义也极雅驯，几乎无一字无来历，在讲史里是较好的一部。”

四、两晋演义（二十三回），清吴趼人

署“我佛山人撰”。作者即吴趼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至次年（1907）十月《月月小说》第一至第十号载。仅二十三回，未完。标“历史小说”，书名下注“稿本”二小字，括号中注“甲部历史小说第一种”。首《历史小说总序》，署“光绪丙午八月南海吴沃尧趼人氏撰”。次《两晋演义序》，谓“以《通鉴》为线索，以《晋书》、《十六国春秋》为材料，一归于正，而沃以意味，使从此而得一良小说焉。”有眉批。一、二、三、六回后有回评。

宣统二年（1910）三月、上海群学社据《月月小说》排印出版单行本。

（以上文字出自《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

五、两晋演义，民国蔡东藩

《两晋演义》是蔡东藩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一。

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考中秀才。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发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于1911年称病归里。其后长期以写作和在小学教书为生。抗日战争爆发，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辗转避难，颠沛流离，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 清朝末年，严复、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企图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自此，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包括“历史演义”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民国时期，此风相船，小说创作日趋势繁荣。蔡东藩是个爱国者，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10年间，他夜以继日，笔耕不辍，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义》，总计约七百余万字，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出版以后，迅速风行，多次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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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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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简称十六国（304年－43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该时期自304年刘渊及李雄分别建立汉赵（后称前赵）及成汉起至439年北魏拓跋焘（太武帝）灭北凉为止。范围大致上涵盖华北、蜀地、辽东，最远可达漠北、江淮及西域。在入主中原众多民族中，以匈奴、羯、鲜卑、羌及氐为主，统称五胡。他们在这个范围内相继建立许多国家，北魏史学家崔浩取其中十六个国家来代表这段时期，称这时期为“五胡十六国”。

在西晋时期，五胡居于西晋北方、西方的边陲地区，对晋王朝呈现半包围局面。由于晋廷的腐败和汉官的贪污残暴，五胡在八王之乱后纷纷举兵，史称五胡乱华。在西晋灭亡后，华北地区战火纷飞，掠夺与屠杀不断。经济受到严重摧毁，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文化、政治、军事等发展走向。永嘉之祸带给人民巨大痛苦，大多逃难到凉州、辽东以及江南地区，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渐渐繁荣。在诸国混战期间，前秦皇帝苻坚一度统一华北，但在南征东晋时，于淝水之战惨败。其后各族于关东及空虚的关中叛变，加上东晋北伐，前秦全面崩溃，北方再度混乱。北魏立国后，经过拓跋圭、拓跋嗣及拓跋焘的经营，最后于439年统一华北，进入南北朝时期。

北方各族的内徙促成民族大融合，在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各国的君主为了增强实力，也在各自的根据地上实行一些发展生产的政策，使得各地区在华北动荡的背景下，形成局部稳定的局面。该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持续到南北朝时期，最后于隋朝时期完全融合。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汉族农业区，必然为先进的社会所同化，这就是所谓汉化。它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匈奴及其他民族的汉化都是如此。

从东汉初年南匈奴进入山西，到西晋初年匈奴部众的南迁，持续了二百多年，匈奴逐步汉化。以至于匈奴人建立的政权，称之为“汉”，是“十六国”之一。大约在曹操晚年，匈奴贵族因上代是汉朝皇帝的外孙，而改姓刘。汉国的建立者刘渊，在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方面很下功夫，他师事著名经学家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爱好《春秋左氏传》。他能背诵孙、吴兵法，熟读诸子百家以及《史记》、《汉书》，颇为自负，自命汉初辩士随何、陆贾与名将周勃、灌婴四人才干集于一身。304年，他起兵反晋，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宣称自己是“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因此他立国号为“汉”，自称汉王，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以示自己的政权是汉朝宗室的延续。刘渊建立汉国后，任用他的经学老师崔游为御史大夫，东汉大儒卢植的曾孙卢志则被任命为其子刘聪的太师。由此不难看出，十六国的第一个政权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汉化程度之深。

建立后赵国的羯族人石勒，汉化程度也很深。他认识到羯族力量有限，要巩固后赵政权，必须争取汉人合作，尽量利用汉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经史”的汉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下令胡人不得凌辱衣冠华族（汉人），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他不识字，却喜欢听人讲经、诵读史书，虽在戎马倥偬之中，也不稍懈怠。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用儒家经学培养包括羯族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用儒学选拔官员。

氐族建立的前秦国的君主苻坚，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王猛主张“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十分欣赏与支持。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奖励儒生，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发现人才，躬亲奖励。其目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道，陛下神武拨乱，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武帝、汉光武帝不值得相提并论。

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胡人汉化，中原的儒学起到了关键作用。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何兹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南下，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被带过江去，原先影响甚微的经学士族留在北方，他们保持着汉朝经学重礼仪的传统。而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要立国中原，必须熟悉儒学传统，崇尚中原文化，以汉法治汉人。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

民族的同化总是双向进行的，胡人汉化的同时，就是汉人胡化。所谓汉人胡化，是在长期的交流中，汉人在生产、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习俗。这种变化，从东汉末年已经开始，《后汉书·五行志》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你看，皇帝对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很感兴趣，包括胡人的服装、胡人的帐篷、胡人的高足家具、胡人的饮食、胡人的乐器、胡人的舞蹈等等。由于皇帝的倡导，京都的达官贵人都竞相仿效，兴起了汉人胡化的之风。这种风气到五胡十六国时期达到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床”——胡人发明的高足座椅。中原汉人一向的习惯是席地而坐，或是跪坐，或是盘腿坐，并无坐椅子、凳子的习惯。所以竹林七贤双脚前伸的坐法被称为“箕踞”，是极不恭敬的失礼举动。胡人发明的座椅，被汉人称为“胡床”，它还有这样一些别称：绳床、交椅、交床、逍遥座、折背样、倚床。胡床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兴起，终于改变了汉人席地而坐的习惯。“筵席”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紧密相连，举行宴会时，在地上铺上大的“筵”，再铺上小的“席”，作为座垫，中间有矮足的称为几、案的桌子。这种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胡床及高足家具流行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宴饮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说法一直沿用下来，不过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