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设东莞县，属徐州刺史部琅邪郡。（《汉书·地理志》）东汉属徐州刺史部琅邪国。（《后汉书·郡国志》）　又据清代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东汉建安初，魏武分琅邪、齐郡置东莞郡，东莞县属徐州东莞郡。三国魏沿之。（中华书局出版《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　晋代，东莞县仍属徐州东莞郡，刘宋时期亦沿之；元魏属南青州东莞郡；高齐文宣帝废东莞郡，东莞县属南青州东安郡；宇文周属莒州东安郡；隋代属高密郡。（《重修莒志》卷四）　唐代初期，东莞县属密州。（见《重修莒志》卷五十一“金石”所载唐永徽元年省堂寺碑文。）

唐代前期，东莞县撤并。 《水经注·沂水》云：“《郡国志》，东莞有郓亭。今在团城东北四十里，犹谓之故东莞城。”郦道元所引《郡国志》，即《后汉书·郡国志》，所谓“今在团城东北四十里”的“故东莞城”，自然是指东汉东莞县城，我们只要搞清楚“团城”的位置，就可以确定东汉东莞县城的位置了。

据郦道元《水经注·沂水》篇，有一部叫“《东燕录》”的书籍，将沂河东岸的东莞县城记载为“团城”。《宋书》薛安都及《魏书》刘休宾、尉元等《传》，都有关于“团城”的记载。《魏书·地形志中》有“南青州，治团城”（按：“团”，今版或误作“国”字）的记载。　　《东燕录》是一部什么时候的什么样的书籍，今已不知，民国熊会贞只云“《十六国春秋》作《南燕录》”（民国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沂水》），却不知《东燕录》。东晋十六国时期，有北燕、南燕、前燕、后燕、西燕等朝代，并无“东燕”这样一个朝代，但这一时期却有“东燕郡”，东燕郡初置于东晋，废于北魏，辖境在今河南省内。如果《东燕录》这部书写的就是这个东燕郡的事，估计它的成书时间最早可能在刘宋时期。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所谓“南燕于此置团城镇”，在唐代之前的文献中并无此说，只是乐史将“东燕”误作“南燕”罢了。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东莞，并无“团城”之说，根据有二：首先，《晋书》卷一百二十八《载记》“王师次东莞”，根据《宋书·武帝纪》，其时为东晋义熙五年（409），已经是东晋末年了；其二，“《十六国春秋》作《东燕录》，但云，刘裕师次东莞，不言登团城。”（民国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沂水》）可见，东晋十六国时期只有“东莞”，而无“团城”， “团城”之名始于刘宋，见于北魏文献。　据《水经注·沂水》篇，团城的位置在爆山（今称跋山）之南、沂河东岸，与今沂水县城很接近，《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唐代以后的许多文献多以今沂水县城为古团城，然而，现代考古证明，今沂水县城修建于隋唐时期，因此，今沂水县城不可能是古团城。　元代于钦《齐乘》卷四以为团城在“沂水东北三十里”；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五云：“东莞故城，在（沂水）县西北”；《说文解字》“沭”字下，清代段玉裁注：“今山东沂州府沂水县治西北，东莞故城是也。”查1997年版《沂水县志》，今沂水县东北三十里并无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但在沂水县西北约8公里处的古城村有汉代文化遗址，此遗址的位置与《读史方舆纪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说的东莞故城的位置相符。笔者以为，沂水县城西北8公里处的古城村遗址就是古团城所在地。　今沂水县东北部的徐家荣仁村古遗址恰位于沂水县古城村遗址的东北四十里，郦道元《沂水注》里的“团城东北四十里，犹谓之故东莞城。”与《水经·沭水》篇所记载的“沭水出琅邪东莞县西北山，东南过其县东。”中的两个“东莞”实指一地，即今沂水县东北45里处的徐家荣仁村古遗址。也就是说，两汉东莞县城的位置是一致的。 成书于东汉末、三国初的《水经·沭水》篇中记载了东莞县，但北魏郦道元却不在《沭水》篇为“东莞”作注，而是在《沂水》篇中对东莞县故城详加叙述：“沂水又南迳爆山西，山有二峰，相去一里，双峦齐秀，圆峙若一。沂水又东南迳东莞县故城西，与小沂水合。孟康曰：县故郓邑，今郓亭是也。汉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阳共王子吉为东莞侯。魏文帝黄初中，立为东莞郡，《东燕录》谓之团城。刘武帝北伐广固，登之以望五龙。魏南青州治。《左氏传》曰：莒、鲁争郓，为日久矣。今城北郓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县南四十里员亭，故鲁郓邑，世变其字。非也。《郡国志》，东莞有郓亭。今在团城东北四十里，犹谓之故东莞城矣。小沂水出黄孤山，西南流迳其城北，西南注于沂。”

爆山今作“跋山”，《沂水县地名志》记为西跋山、东跋山，位于今沂水县城西北12公里，跋山水库大坝东端。对于上文中的“东莞县故城”，又称“团城”，位于跋山之南、沂河东岸，它的位置就是今沂水县城西北8公里处的古城村遗址，上文在论证团城的位置时已经详述，不再赘言。《沂水县志》将此遗址确定为汉代文化遗址，则东莞县从徐家荣仁村遗址迁到古城村遗址的时间最晚应该在三国时期。　郦道元在《沂水注》中，有“东莞县故城”、“团城”、“魏南青州治”三种说法，却始终没有直接称“东莞县”，说明北魏时期东莞县治已经不在团城了。也就是说，今沂水县城西北8公里处的古城村遗址作为古东莞县治的时间应该是在魏晋时期。 郦道元在《沂水注》中只说“东莞县故城”、“团城”，为魏南青州治所，但始终没说明东莞县的迁址时间和当时的东莞县的治所位置。《魏书·地形志》只记载了东莞县属南青州东莞郡，但对于东莞县的具体位置没有明确的标志性记载。

先来解决东莞县在北魏之前迁址时间的问题。 笔者认为，晋代以后，东莞县的迁址时间应在刘宋时期，根据如下：　　其一，东晋末年，东莞县治仍在今沂水县北部的古城村遗址。　《晋书》卷一百二十八《载记》“王师次东莞”，据《宋书·武帝纪》，时为东晋义熙五年（409），刘裕伐慕容超，是年四月从建康（今南京市）出发，走水路，五月至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停船徒步北上，经东莞，越大砚山（今沂水与临朐两县交界处的穆陵关），于六月攻克临朐，围广固（今青州）。从行军路线上分析，刘裕所经过的东莞县城仍在今沂水县北部的古城村遗址。　　其二，刘宋时期的今沂水县城被称为“团城”，曾为东安、东莞二郡太守的戍城和东徐州治所，东莞县移治他处。　《宋书·薛安都传》：“先是东安、东莞二郡太守张谠守团城，在彭城东北。始同安都，末亦归顺，太宗以为东徐州刺史，复为虏所没。”关于张谠守团城的时间，据《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三年（467）二月，“辅国将军清河张谠守团城。”“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东徐州，以辅国将军张谠为刺史。”此时的东徐州为宋明帝所设。到了泰始四年（468）正月，“魏尉元遣使说东徐州刺史张谠，谠以团城降魏。魏以中书侍郎高闾与谠对为东徐州刺史。”　从上文中可看出，团城之设东徐州，始于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魏书·地形志》所谓“显祖置为东徐州”只不过是张谠降魏后的顺沿而已。　刘宋以后的东莞县治迁到了何处？《宋书·州郡志》和《魏书·地形志》均未说明其具体方位。民国《重修莒志》卷四“沿革表”在高齐南青州东安郡东莞县下有小字注：“其治所在今东莞集”,笔者以为，刘宋时期的东莞县就已经迁址到莒北东莞集了。根据如下：　其一，《隋书·地理志》“高密郡东莞”下载：“后齐并姑幕入焉，有箕山、潍水。”箕山为潍水之源，在今沂水县东北，山的南麓入今莒县东莞镇北境。这里明确了北齐和隋代东莞县的位置，县境内有箕山，有潍水之源。此条记载可为东莞镇驻地系北齐和隋代东莞县治所的证据之一。　其二，据《重修莒志》卷五十“金石”记载：“治北东莞山麓，旧有宁泰寺，建于北魏孝明帝时。”而且记录了宁泰寺残石四种，其中第一石为北齐河清二年（563）佛教造像碑，其余三石，没有时间，《重修莒志》判断为“非北齐以下物也。”南北朝时期，城邑近郊风行造像建寺，宁泰寺残石四种，也是莒北东莞镇驻地在北齐时期为东莞县治所的证据之一。　其三，《重修莒志》卷五十一“金石”收录了隋开皇四年“阮景晖一百十八人造像碑”，为东莞宁泰寺之佛教造像碑，此碑于1980年移至浮来山定林寺。碑文中有“今东莞县治邑阮景晖”、“开皇四年九月”、“东莞县令薛广文”、“东莞县丞赵绰”、“东莞县尉郭德嗣”、“东莞县尉李昌”等载文。此碑阴又刻有“大唐永（徽）二年”和“东莞”等文字。此碑是东莞镇驻地为隋唐时期东莞县治所的有力证据之一。　其四，《重修莒志》卷五十一又收录了省堂寺大唐永徽元年（650）佛教造像碑，碑文有“东莞县”字样。据《重修莒志》卷四十六“坛庙”，省堂寺在陈村。今沂水县东北部有前陈村、后陈村，明、清至民国时期属莒州（或莒县），去东莞村东北约15华里，此碑可成为证据之一。　其五，1966年前，东莞公社门前有一对石狮子，高约15米，状甚雄伟，传说是当年东莞县衙门的石狮子，毁于十年动乱。此条可作参考。　其六，据《宋书·州郡志》和《魏书·地形志》，刘宋、北魏两个时期的东莞郡辖县完全相同，即：莒、诸、东莞。莒即今莒县，为东莞郡治所；诸县故址位于今诸城市西南30里处的枳沟镇乔庄村；将东莞县治所置于今东莞镇驻地，则三县相邻，成为一郡，于地理相合。同时，刘宋和北魏时期东安郡辖县亦完全相同，即：盖、新泰、发干。盖县位于今沂源县，新泰县位于今蒙阴县，发干县位于今沂水县。东安郡治在团城（见《隋书·地理志》“琅邪郡沂水”注）。因此，刘宋、元魏时期的东莞县治不可能在今沂水县境，其最合理的位置就是今莒北东莞。　其七，《水经注·沭水》：“沭水左与箕山之水合。水出东诸县西箕山。”(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本，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段文字颇有争议，清代几位著名学者看法不一，考据大师戴震、史学家全祖望均以为“出东”当为“东出”，即“水东出诸县西箕山”。赵一清《水经注释》将“县” 字改为“城”字，即“水出东诸城西箕山”，以为“《汉书·地理志》无东诸县，而诸县别有东诸城，见《潍水》篇。”考《潍水注》，赵一清所说的“东诸城”即西汉“海曲县”，海曲县故址在今日照市东港区西5华里，“箕山之水”位于今莒北，不可能位于莒县东部的海曲县境。赵一清之说为误。考《水经·沭水注》，“箕山之水”当以今莒北绣珍河为是，此水发源之“箕山”若即今东莞镇北部与沂水县交界处的箕山，则戴、全二家之说似乎正确，因为诸县故址位于今箕山之东约80里处的诸城市枳沟镇乔庄村。然而，《水经注》明代朱谋玮笺校注本和《永乐大典》本均作“水出东诸县西箕山”，全、戴实无版本依据，臆断而已。民国熊会贞以为：“《注》本有东出、出东两例，说见《浊漳》篇，此指《潍水》篇之诸县，东诸二字文连意不属，谓东方之诸县耳。”笔者以为，以上说法均不正确，因为除《水经注》外，古文献中没有南北朝时期诸县有“箕山”的记载，若将“东诸县”改为“东莞县”，即“水出东莞县西箕山”，则与《隋书·地理志》东莞县有箕山的记载相符，与今天的东莞镇驻地、箕山、绣珍河（即箕山之水）的位置相符，更重要的是，《水经注》中一直没有着落的“东莞县”，在这里便找到了下落。　　依据以上七条，我们可以将刘宋以后的东莞县治所确定在今莒北东莞镇驻地。 《隋书·地理志》高密郡有东莞县，新旧《唐书·地理志》均无东莞县，说明东莞县裁撤于唐代。　唐代什么时间裁撤了东莞县？史无详载。　唐人著述的地理书，传至今日者唯有《元和郡县图志》，作者李吉甫，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此志书无东莞县之记载，说明在唐元和八年之前，东莞县即已裁撤。　唐代杜佑撰写的政书《通典》，有《州郡典》十四卷，也没有记载东莞县。《通典》所记州县户口的系年，有天宝十四年（755）和开元二十九年（741）两说，若按后说，则东莞县于唐开元二十九年前即已裁撤。　《旧唐书·地理志》所记州县为天宝间之治，《新唐书·地理志》所记为天宝元年（742）的州县设置，则唐天宝元年（742）前东莞县治即已裁撤。　上文已经谈到《重修莒志》卷五十一“金石”收录的永徽二年（651）的石碑，其中有“大唐永（徽）二年”和“东莞”等文字，因此，唐代东莞县治裁撤时间应在永徽二年（651）至开元二十九年（741）或天宝元年（742）之间。

《水经注》（古籍书名写作《水经注》）是用来注释《水经》的一本书。《水经》全书一万馀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是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共四十卷（原书宋代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乃经后人割裂改编而成）。《水经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中很多在后世散失了，所以保存了许多资料。

作者：《水经注》的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 《水经注》对中国的河流考查比《水经》清楚得多。《水经》记载的河流仅137条，大量的支流被忽略了；《水经注》则记录更小的支流，所以《注》里记述的大小河流竟多至1252条，是《水经》的10倍，此外还有五百多处湖泊和沼泽，二百多处泉水和井水等地下水。而且观察得也很仔细，有些地方详细记下了河谷的宽度、河床的深度、水量和水位的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等。

《水经注》不仅讲河流，还详细记载了河流所经的地貌、地质矿物和动植物。后世可以从中了解古代的耕作制度、古代植物种类和植被分布，动物的地区分布及其活动的季节怙，以及古人如何利用它们取得经济效益。《水经注》还载录了不少古代的陵墓以及墓前碑刻。

郦道元写景文字，遣词精当，「片语只字，妙绝古今」。唐代李白、杜甫的诗篇里，都吸收了《水经注》的艺术滋养，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文章实脱胎于《水经注》。宋朝苏轼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也屡读。」

《水经注》不同版本中，以《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笺》、《七校水经注》、《水经注释》、《水经注武英殿聚珍本》、《合校水经注》及《水经注疏》为最著名。胡适先生曾经用二十多年的光阴研究《水经注》，亦是收集《水经注》版本的专家。

　　校补竹书纪年(赵绍祖)　古墨斋刻本

　校正竹书纪年(洪颐烜)　平津馆刻本

　竹书纪年校正(郝懿行)　东路厅署刻本

　竹书纪年集证(陈逢衡)　裛露轩刻本

　竹书纪年补证(林春溥)　竹柏山房刻本

　考订竹书纪年(雷学淇)　亦嚣嚣斋刻本

　竹书纪年义证(雷学淇)　修绠堂铅印本

　汲冢纪年存真(朱右曾)　归砚斋刻本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王国维)《王忠悫公遗书》铅印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石印本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　同上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范祥雍)　新知识出版社铅印本

　周易注疏　世界书局影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尚书注疏　同上

　毛诗注疏　同上

　春秋经传集解《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杜预《后序》据明覆宋阮仲猷刻本影补)

　春秋正义　《四部丛刊》续编影日本古钞卷子本

　春秋公羊传注疏　世界书局影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春秋谷梁传注疏　同上

　春秋啖赵集传纂例　《古经解汇函》刻本

　孟子注疏　世界书局影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尔雅注疏　同上

　广韵　《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

　国语　士礼居覆宋本

　战国策　同上

　战国策校注　《四部丛刊》初编影元本

　史记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宋浙刻集解本、涵芬楼影宋黄善夫刻本、清殿本、金陵书局刻本

　史记索隐　汲古阁刻本

　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张文虎)　中华书局铅印本

　史记志疑(梁玉绳)　清刻本

　史记会注考证(泷川资言)　日本铅印本

　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水泽利忠)　同上

　汉书　涵芬楼影宋本

　后汉书　同上

　晋书　同上

　宋书　同上

　隋书　涵芬楼影元本

　新唐书　涵芬楼影宋本

　资治通鉴考异　《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

　资治通鉴外纪　《四部丛刊》初编影明本

　穆天子传　平津馆刻洪颐烜校本

　路史　红杏山房刻本

　史通　《四部丛刊》初编影明刻本，又《史通通释》(浦起龙)上海古籍出版社铅印本

　山海经笺疏(郝懿行)　琅嬛仙馆刻本

　水经注　《续古逸丛书》影永乐大典本，又戴震校本，《四部丛刊》初编影殿本

　水经注释(赵一清)　干隆赵氏刻本

　水经注疏(杨守敬、熊会贞)　科学出版社影印本

　元和郡县志　岱南阁刻本

　太平寰宇记　万廷兰刻本、干隆乐氏刻本、金陵书局刻本

　长安志　经训堂刻本

　元丰九域志　清聚珍本

　舆地广记　士礼居覆宋本

　古今同姓名录　《函海》刻本

　东观余论　《学津讨原》刻本

　墨子闲诂(孙诒让)　《诸子集成》铅印本

　韩非子集释(陈奇猷)　上海人民出版社铅印本

　庄子集释(郭庆藩)　《诸子集成》铅印本

　列子　同上

　吕氏春秋集释(许维遹)　清华大学铅印本

　广弘明集　《四部丛刊》初编影明本

　真诰　涵芬楼影《道藏》本

　开元占经　恒德堂刻本

　苏氏演义　《艺海珠尘》刻本

　修文殿御览　《鸣沙石室佚书》影唐卷子本

　初学记　明晋府刻本、中华书局铅印本

　北堂书钞　南海孔氏刻本

　艺文类聚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宋本、又铅印本

　白氏六帖　影宋本

　稽瑞　缪荃孙旧藏钞本

　事类赋　明嘉靖刻本

　太平御览　《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清嘉庆鲍崇城刻本

　太平广记　文友堂影明谈恺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本

　昌黎先生文集　《四部丛刊》初编影元本

　河东先生集　《四部丛刊》初编影旧钞本

　文选(李善注)　清胡克家刻本、中华书局影宋本

　古文苑　《守山阁丛书》刻本

　观堂集林(王国维)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石印本

　卜辞通纂(郭沫若)　日本文求堂石印本

　殷契萃编(郭沫若)　科学出版社石印本

《禹贡》是我国流传至今最古老的地理文献，它仅用1100余字，把我国主要的山川、土壤、物产、贡赋等描述清楚。历代儒者奉为圭臬，即使以现代科学的眼光衡量，仍不失为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历史地理学文献。然而说它古老，它究竟成文于什么时代呢

传统的记载，《禹贡》是大禹治水时所积累地理知识的总结，因此它成书于夏代。《尚书·禹贡》说大禹分九州，根据山川和不同的土壤制定贡物和赋税，称之为“禹贡”。《史记·夏本纪》更详细记载了大禹治水时，—“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因当时食物短缺，禹为了“有余相给，以均诸侯”，于是施行“相地宜所有以贡”的方法，，互通各地山川之便利，并说大禹治水划九州，是从冀州开始的。因此，《尚书》的编定者把《禹贡》列入夏书，认为它成文于夏代。

三国魏晋南北朝三峡盐业与移民及移民文化述论

摘 要：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井盐业由于战争与移民的推动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促进了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从峡江流域城镇建设与变迁的状况即可窥知这一点。从文化视角看，由战争所导致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活动反而使中原、荆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该地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其中，盐业经济则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战争；移民；盐业经济；三峡城镇；文化大融合

三峡地区井盐业，在历经秦汉数百年稳步发展之后，及至东汉后期，其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巫县(辖今重庆市巫山、巫溪和湖北巴东、建始等县地)、朐忍(辖今重庆市云阳、开县及万州和湖北利川部分县地)、临江(辖今重庆市忠县、梁平、垫江及万州部分县地)、涪陵(辖今重庆市彭水、武隆、酉阳、黔江及贵州沿河县地)等县井盐业的产、运、销均纳入到国家正常运转体系之中。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居民居住亦相对稳定，大规模的移民现象不复出现。

但自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社会却进入到一个漫长的政治大分裂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割据政权林立，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以致久已消歇的移民大潮，又因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而再次在华夏大地涌动不止，地控人蜀长江黄金水道的渝东三峡地区，则又成为军事进攻以及峡内峡外移民进出的主要通道，由此而使峡江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受到猛烈地冲击。作为该地区社会经济主要支撑的井盐业，在战争频仍、移民进出不断的过程中，亦受到强有力的刺激，呈现出不同于秦汉时期的面貌，并带来了整个三峡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与发展。

自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到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据蜀之际，全国各地的官僚、百姓纷纷避乱人蜀。史载：“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人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①南阳一带流民势必多取峡江水道人蜀，其中当亦不乏滞留峡江地区者。

兴平元年，刘焉卒，朝廷下诏任命刘璋为监军使者，接替其父刘焉领益州牧；而当时控制朝廷的董卓旧将李催、郭氾，又以朝廷名义，直接任命赵韪(原为益州帐下司马)为征东中郎将，要他带兵去攻打荆州。时“巴郡沈弥、娄发、甘宁(《三国志·吴志·甘宁传》云：‘甘宁，巴郡临江人也。’)反，击璋不胜，走人荆州”②。甘宁等人率众沿江而下，实际上投奔了东吴政权。而赵韪接到诏书后，却另有图谋。虽然立即带兵沿江东下，但却屯兵朐忍(其故城在今云阳新县城东二十余里大江北岸旧县坪)，不再前行③；是年，赵韪又向刘璋建议“分巴”：以垫江以上(今合川以北嘉陵江、渠江流域)为巴郡，以江州(重庆)至临江(忠县)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奉节)为固陵郡。“巴遂分焉”④。赵韪屯兵朐忍，并分巴郡新置固陵郡，统朐忍、鱼复两县地，大有借助是地井盐之利以养精蓄锐、扩充军事实力之意。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赵韪自以为一切准备就绪，遂起兵回攻成都，结果兵败身亡。赵韪屯兵朐忍长达六年多时间，其所率军士部属长驻朐忍、鱼复等地，可谓一种短暂性的军事移民，而且与朐忍、鱼复两县地井盐之利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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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范哗：《后汉书·刘焉传》卷一0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②陈寿：《三国志·蜀志·刘焉传》卷三十一(注引《英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建安六年(公元201年)，鱼复蹇胤白璋，争巴名”，刘璋又改永宁郡为巴郡，固陵郡为巴东郡，原巴郡为巴西郡，“是为三巴”。参见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主荆州之际，将盐泉涌流之地(今巫溪县地)从巫县分出，设置为北井县①，由此可看出尚未建立蜀汉政权的刘备军事集团，为获取盐泉之利以资军用而对是地盐业生产及其管理的高度重视。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数万人经峡江水道至江州(今重庆)，“北由垫江水诣涪(今四川绵阳)”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沂流，定白帝(今重庆奉节)、江州、江阳(今四川泸州)，惟关羽留镇荆州”③。可见，诸葛亮等也是经峡江水道入川的。刘备、诸葛亮等分别两次率军人川，亦势必有不少荆州人马留守峡江地区。此可视为一种军事性的移民。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刘备人益州，分朐忍西南部分县地置羊渠县，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与此同时，刘备还将朐忍、鱼复、汉丰、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等六县再次置为固陵郡④。刘备这一分县置郡的举措，除了说明蜀汉政权由于军政上的需要而强化同为产盐重镇之六县的盐业管理外，还表明当时朐忍等地，随着过境移民和军事性移民的连续不断，居民已大为增加，其中，从事盐业生产与运输的民众必当相应增多，为加强对三峡地区东部的控制，故而继分巫县置北井县之后将该地区县级单位行政区划范围再次缩小。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朐忍徐虑、鱼腹蹇机以失‘巴’名，上表白讼”，刘备为笼络地方势力，乃将固陵郡名恢复为巴东郡⑤。是年，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七月，遂率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蜀)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⑥。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六月，东吴大将陆逊，火攻蜀军营寨，破四十余营，大败刘备于归州獍亭，死者万数⑦。其后，刘备“自犹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秋八月，(蜀)收兵还巫”⑧。当此之际，“巴西郡太守阎芝，遣马忠将五千人至永安”⑨，以增强永安驻防兵力。从蜀、吴交战之史实，尤可见当时鱼复、巫县、秭归一带，由于军事原因，过境移民之繁多。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其后蜀人又大规模外迁，“并三万家于东及

关中”⑩，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是经渝东峡江水道东下的。是年冬，时已把持曹魏大权的司马氏为加强对巴蜀地区的的控制，又分益州置梁州，“统汉中、梓潼、广汉、涪陵、巴、巴西、巴东”七郡⑾，时属巴郡、涪陵郡、巴东郡的三峡地区即已划置梁州以内。人晋以后，北方战乱不息，大量北方流民南迁入川，而四川西部也战乱酷烈，又迫使四川人口大量东移，三峡地区人口呈现出从三峡地区西部向东部移民的趋势。而李特、李雄父子大成政权的建立，则更导致巴蜀地区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史载：“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益州流民十余万户徙荆州。李特之乱，三蜀民流并南人东下，城邑皆空，野无烟火。其人荆州者十余万户羁旅贫乏，镇南江军刘弘大给其田及种粮，擢其贤才，随才授用，流民稍安。”⑿以上东下荆州的人口中即有很大一部分滞留在三峡地区东部从事经济开发，本为流民，而实际上已成移民；其中，亦不乏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之人。由于战争的需要，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及至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北魏郦道元(—公元527年)，其生卒年代大致相当于南朝宋齐梁之际，所著<水经注》一书即真实地记载了当时三峡地区腹心地带北井县、朐忍县、南浦侨县以及临江县等处井盐生产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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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杨守敬《三国郡县志补正》云：“北井，《郡国志》无此县，据《华阳国志》，县故属宜都，先主复置固陵时移来，疑先主领荆州时所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汉末，刘备分南郡西部置宜都郡，治夷陵。同时分巫之北境为北井县．与巫还属巴东。”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北井，《续汉志》无，疑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改临江郡为宜都郡时置。”杨、任、刘三位先生看法基本一致，均推测北井自巫县分出置县在建安十五年刘备主荆州之时，而非刘备人益州之后的建安二十一年。本文采取此说。

②⑦⑨⑿郭允蹈：《蜀鉴》卷三，巴蜀书社《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影印》，1985。

③⑤⑧陈寿：《三国志·蜀志·蜀先主传》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⑤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⑩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刘琳校注本)卷八，巴蜀书社，1984。

⑾《资治通鉴·魏纪》(胡三省注)卷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水经注·江水》载曰：

江水又东迳临江县南，王莽之监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即今之重庆市忠县[洽 甘]井河)，有盐井菅户，溪水沿注江①。

江水又东，会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县界，谓之阳溪，北流迳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溪硖侧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溪水北流注入江，谓之南集渠口，亦曰阳溪口②。

(江)左则汤溪水(今云阳境内汤溪河)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历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曰“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③。

江水又东，巫溪水(即流经重庆市巫溪、巫山二县于今巫山县城东侧流入长江的大宁河)注之。溪水……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资也④。

又，南朝刘宋时代盛弘之所撰《荆州图记》则对当时巴东郡治所在地鱼复县⑤有记云：

八阵图下东三里，有一碛，东西一百步，南北广四十步。碛上有盐泉，井五口，以木为桶，昔常取盐。即时沙壅，冬出夏没⑥。

从郦道元所云北井县所产井盐为“建平一郡之所资”、朐忍县汤溪水滨“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三口，修煮不绝”和临江县“自县北人盐井溪，有盐井营户”，以及盛弘之所记鱼复县八阵图下碛坝“昔常取盐”等等情况来看，三峡地区腹心地带的井盐业并未因蜀中战乱而衰减，相反却因外来移民的增多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这一点，从巫县、北井、鱼复、朐忍以及南浦侨县等县地城镇的建设与变迁亦可窥知到这一点。

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巫县故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溪深谷，南临大江”⑦。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对巫县故城进行了调查、勘探和试掘；1997—1998年，又对巫县故城北城墙作了进一步的发掘，通过综合前一次的调查发掘情况后，已得出结论，巫县故城，其城址基本座落或重合在现代巫山县旧城区巫峡镇范围内，并进一步推断巫山故城的始建年代当在西晋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还在今巫山县大昌坝双堰塘遗址的西南部大宁河东岸的河滩地上，发现了一处分布范围较大的汉晋时期墓地，并发掘清理出汉晋时期砖、石室墓十余座，获得了包括铜、陶、铁、银、琉璃等质地的一大批随葬精品，表明此处在汉晋时期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家族墓葬区，亦暗示了汉晋时期的双堰塘很可能存在一繁华生活区⑧。由此可探知，始于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设置的泰昌县古城的早期城址，很有可能即置于该处。而北井县，则于汉末由刘备自巫县分置，及至南北朝时期，其县北盐井所产食盐，已为“建平一郡之所资”，由此亦可知，时北井县治(即今巫溪县城)，由于县北盐泉涌流之地(即今巫溪县宁厂古镇)盐业生产的兴旺发达，实际上已成为人口较为集中的城镇。巫县古城建筑及大昌、北井等处城镇在峡江中出现并不偶然，它说明自入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由于其方便的水路交通位置，古代的巫县城已成为盐业管理与贩运的中心城镇，这势必出现相对繁荣的商业集市；而背离大江的北井县和泰昌县，其古城镇虽处在支流上，但其主要也是由于当时盐业经济的活跃而自然集结成镇的。这两个古城镇由于皆位于大宁河畔，宁河峡江一水相通，由此可想见当时该地区及峡江东部一带盐业生产与贩运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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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④⑦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⑤据《华阳国志·巴志》卷一载：“鱼复县，郡治。公孙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复。”案：鱼复县即今重庆市奉节县。

⑥转引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⑧郑若葵：《重庆市巫山县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三峡文化研究》第三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

景象。宋人祝穆引《荆州记·建平》中“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一语以证“郡少农桑”之古俗①，则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晋以后归属建平郡之巫县、北井、泰昌、建始、秭归、兴山等地，从事盐业经济活动及由此而生发的其他商贸活动的人员之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云朐忍县汤溪水滨有“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之地，即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所在处。由于汤溪水经由此地南流三十里即于汤口注入大江，盐运出井甚为方便，故而到了北周后期，为加强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的管理，有效的实施官营专卖，朐忍县治即由“跨其山阪、南临大江”的朐忍故城(今云阳新县城东去二十余华里之旧县坪)东迁40多华里至汤口右侧(今云阳旧县城)，并逐渐建设成为一座新的县城，且改朐忍县名为“云安县”②。自隋唐以降迄至今日县城西迁彭溪河口东侧以前，将近1500年时间，均一直是该县县治所在地。由朐忍县治东迁汤口建城，亦可得知，当时汤溪水滨及大江口岸盐业生产和运输业已繁盛多年，随着外来移民的滞留，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的人员也已逐渐增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记“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之地，即今重庆市万州江南五十多里处的长滩镇。发源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杉树坪的磨刀溪，流经长滩镇，于今重庆市云阳县江南新津口(即郦道元所说之“阳溪口”)注入长江。迄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由长滩至新津口绝大部分河段尚可通行木船，船运基本可连通大江。笔者根据实地调查得知，自1957年后，因改土造田或因建房挖基，曾连续在该镇磨刀溪两岸生基坪、水井包、刘家螃、瓦窑坝、石龙门、官林、瓦庄屋等处挖出二十余座东汉砖拱墓，墓向全都坐南朝北，并出土了大量有几何形图案的青色榫卯砖和釜、罐、钵、豆等青铜器、陶器、铁器工具及五铢钱等文物，这很可能说明，东汉末年，随着长滩井盐的开发，此地已逐渐成为经济开发较早、人口亦较为集中的地区。故刘备人益州后，分朐忍置羊渠县，县治即设于今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晋平吴后，省羊渠置南浦县，徙治所于湖北利川南坪镇。其后，蜀中大乱，流民逃亡羊渠故地，又于此置南浦侨县。羊渠县及所谓南浦侨县，其县治均设在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至今河东故城区西侧磨刀溪两岸山麓水畔仍有多处古盐井遗址，而在磨刀溪西岸山麓水畔尤为集中。笔者认为，长滩古镇能成为当时渝东万州江南人口集中的地区并两次置为县治③，不仅仅是由于水上交通较为方便，更关键的原因却在于此处溪硖侧有盐井而“修煮不绝”!在战乱频繁的年代里，长滩古镇正因为有“修煮不绝”的井盐之利，方才成为不少移民逃亡迁徙的聚居之地；由于人口的增加，此处城镇建设亦势必相应地得到发展，由上述该地墓葬出土的情况即可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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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祝穆：《方舆胜览·归州》卷五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案：据《晋书·地理志》卷十五载：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合原吴、晋各有之建平郡为同一建平郡，统“巫、北井、泰昌、信陵、兴山、建始、秭归、沙渠”八县，计13200户。时巴东县尚未自巫县分置。

②《隋书·地理志》卷二十九“巴东郡云安县”下注云：“旧曰朐忍，后周改焉。”案：元代及其以后，方更名“云阳”。

③杨守敬认为：“蜀先主置羊渠县，晋省羊渠，置南浦，属巴东郡，宋、齐、梁因，即今万县治，在江北。南浦侨县在江南，未详何时置。”其门人熊会贞疏“南集渠”及“阳溪口”曰：“今渡口溪西北流。至万县东南人江。” (见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十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笔者认为，杨、熊二人所说，与笔者实地考察所知和万县置县沿革出入甚大。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方省江南南浦侨县，又分朐忍县大江北岸西北部分县地，共置为鱼泉县，并徙治于江北苎溪河(即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所说之“北集渠”)口左侧，即今万州老城区环城路南门口一带，此为今万州建城并置为县治之始。北周武帝天和年间(公元566--571年)，鱼泉县又改名为安乡县，旋改称万川县，后又置为万川郡。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借江南原置南浦侨县专名又改县名为“南浦县”。自唐以后，或为州治，或设为县治、市治。方多带有“万”字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羊渠“故城在今万县”，又用括号注为“《蜀鉴》谓盖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纪要》谓即今万县市治”。引宋人郭允蹈《蜀鉴》说羊渠故城“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与笔者所考察认定的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所在方位大致相合。今由重庆市万州城区到长滩镇计有58华里车程，但需说明的是，长滩不在万州西南而在其东南。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羊渠县治即今万县市治(今万州老城区)则误矣。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羊渠“故城在今龙驹坝”。但龙驹坝尚在长滩以南60里。

刘备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汉丰县故城即今重庆开县治，井盐产地就在其北面五十余华里的温汤峡谷中。温汤峡谷地处南流人江的彭溪河上游清水河段(今属开县温泉镇)，此即郦道元所说之“巴渠水”。巴渠水“西南流至其县，又西人峡，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峡，至汉丰县东而西注彭溪。彭溪水又南，迳朐忍县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谓之彭溪口(位于今云阳县新县城西头)①。经实地考察得知，温汤峡谷全长不足4华里，古盐井即分布在峡谷东西两岸，至今亦有遗址可寻。当地有民间传说云：“古时一猎者见白羊于河边舔食盐泉，尝而味咸，遂刨砂为坑，取其盐卤。”②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时朐忍县东汤溪河畔早在西汉初年即已开始凿井取卤煮盐，朐忍县亦因此而置有盐官，而刘备却将同样拥有井盐产地的朐忍县西北彭溪河上游地区又划置为汉丰县，很明显，这一举措亦完全是出于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进行强化管理的实际需要。正由于该地盐业的兴旺与发展，不但所建汉丰县治成为了该地人口集中的城镇，而且在檀井溪与清水交汇的地方(即紧靠温汤峡谷之处)亦由于人口的增多而逐渐集结成镇。

至于巴东郡郡治所在之鱼复县，由《荆州图记》所记“昔常取盐”一语可知，该地井盐业的开发并非始于南北朝时期。由于其地夔门天险“当全蜀之口、控荆楚上游”，故自远古以来此地即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秦汉之际，已置为鱼复县。及至东汉末年置为巴东郡治以后，随着军事性移民的增多，军用需求量的增大，该处井盐业已逐步得到了开发。而巴东郡郡治所在之白帝城，更是成为了三峡地区腹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人口相对集中，其城镇规模亦相应得以扩大。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云：“江水东迳永安宫南，刘备终于此。诸葛亮受遗处也。其间平地可二十里许，江山迂阔，人峡所无，城周十余里……”③由此已能说明，刘备兵败退还鱼复并改鱼复县曰“永安”之际，白帝故城业已扩展到其西面平旷地带(即今奉节县旧城区，现已撤迁)了。

峡江水路，自远古以来即是四川盆地连通峡外广大地区唯一的水上交通要道，随着战争的需要，造船业已大为发展，及至三国以后，方舟可直下荆吴，完全可为食盐运销峡外提供方便的水运条件。北井、大昌、朐忍、汉丰、羊渠、临江等县井盐产地虽然地处群山之中，但由于与大江相去不远，且有支流相与连通，这实际上为盐运出井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巫县、鱼复、朐忍、临江等县治所在地更是地处各支流入江口岸，扼控着本地盐运出境之咽喉，随着盐业的发展，／这些地方势必成为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城镇。如果说，三峡井盐之利与峡江水路，在先秦时期是引发战争与移民迭起的缘由，那么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和水道运输却由于战争与移民的推动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其中，盐业经济则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相争，实际上既是中原、荆楚、巴蜀三大经济区的较量，也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互抗。尽管秦汉时期上述三大文化已基本融合，但由于长期的政治大分裂，再加上地方自我中心观念的存在，故自东汉末年以后，又渐次显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来。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峡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险峻陡峭的地形地貌，再加上一直为各个王朝统治者视为国之大宝的盐业经济，它不但成为了历代王朝用兵过境之通道，而且也为迫于战乱而逃亡迁徙的中原及蜀中移民提供了一块较为理想的避乱谋生的滞留之地。也正是由于战争而引发的这种涌动不止的移民潮，再加上各统治集团军政上的需用，故而使该地区的盐业经济能长期活跃不息，并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文化视角看，由战争所导致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活动反倒使中原、荆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该地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质直、素朴、神秘而诡谲的巴文化不仅与秀美、绚丽的蜀文化以及具有雄厚、谨严、清奇、灵巧风格的楚文化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而且气势磅礴、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亦进一步渗入其中，这既充分地层示出三峡文化所具有的移民文化特质，同时亦使三峡文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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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陈桥驿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②参见拙文：《渝东古盐井探访录》，载《今日重庆》，2002(4)。

A Study of Salt Industry and Immigrants’ Culture in the Three

Gorges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Ren Guiyua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cause of the promotion of warfare and immigrant, salt industry in the area of the Three Gorges was farther developed and it in reverse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ulture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change of the towns beside the river, we can find it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view, uninterrupted migration resulting in warfare made three great cultures of Zhongyuan, Jinchu and Bashu impacting and mixing each other Among them, salt played an very important role

郦学·《水经》与郦道元的《水经注》

《水经注》是一部以水道系统为纲的古代历史地理名著。它是研究我国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历史地理的必读之书，享誉古今中外。

《水经注》是郦道元为《水经》作注释的形式撰写的一部巨著。至于《水经》的作者是谁何时写成史籍没有记载。曾经有人说是东晋郭璞所作，又说是南北朝的桑钦。自阎有诗指出郭璞注《山海经》引用《水经注》之后，郭著《水经》之说遂废。自 《水经注》问世，不言《水经》作于桑钦，桑作《水经》之说亦熄。据清代学者考证，《水经》系三国时人所作，作者无考。杨守敬在《〈水经注疏〉要删》 中说：《水经》，“前人定为三国时人作，其说是矣。余更得数证焉。《沔水注》： ‘东过魏兴〔郡〕安阳县南。’魏兴为曹氏所立之郡，《注》 明言之。赵氏 (即赵一清)疑此条为后人所续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经》之明证。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东入白沟，而《经》明云 ‘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此又魏人作《经》之切证。又刘璋分巴郡置巴东、巴西郡，而夷水、漾水《经》文只称巴郡;蜀先主置汉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经》文不称汉嘉、涪陵;他如吴省沙羡县，而《经》仍称江夏〔郡〕沙羡;吴置始安郡于始安，而《经》仍称零陵〔郡〕始安。盖以为敌国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经》，不下逮晋代之证也。”

我国古代的地理志书，除了记载政区、城市、聚落外，很注意山川。但是山的范围大，古人所指的山究竟在哪个部位，后人很难确定。水道的河床窄，位置容易辨认，因此，古人言地理者都很重视水道，而编绘古地图者，则以水道为经纬。《水经》的作者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为弥补以前文献中水道记载的不足而写的。但是，《水经》中记载的水道仍只有137条，内容也很简略，而且存在错误。郦道元就是为了补充和改正这些缺陷，而为《水经》作《注》的。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郡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大约生于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466)或孝文帝延兴二年(472)，死于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出身官宦世家。他自小好学，博览群书，特别喜欢读地理方面的书籍。他在阅读的过程中，深感古代文献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载疏略缺误，于是决定为 《水经》作《注》，以补其缺略与错误。他在《水经注》序中说：“《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道。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他所作的《水经注》，除了利用文献记载外，有很多地区还进行了实地考察。对每条大、小河流，他都“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缪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补充的河流多达1255条，大至长江、黄河，小至溪津陂泽，都包罗在内。在内容上，他不仅划分为几大水系，区别主流和支流，而且详细记述了各条水道的源头和流向，并把流经地区的山岳、泽、陂，重要的城市、聚落、关隘等，都收集在内，从而使每条水道都可以辨清查寻。

在历史发展的长期过程中，不仅地方行政区划、城市名称经常变更，而且城市、关、津的位置在不断迁移，河流、湖泊、海岸线的面貌也在不停的变化。郦道元注意到了这些。他在《水经注》序里说：“绵古芒昧，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国，世乃不同。川渠隐显，书图自负(或作“贸”)，或乱流而摄诡号，或直绝而生通称。枉渚交奇，洄湍决澓，躔络枝烦，条贯系夥。”因此，他把每条河流、泽、陂的历史变化情况和流经地区的故城、故关等遗址，以及有关的历史事迹，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对于有些他没有去调查过、不清楚的水道及其历史变化，他也根据别人的著述和传闻记载了下来，以 “备陈舆徒之说; 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水经注》共四十卷，近三十万字，《注》文二十倍于《水经》。郦道元在这部书里，涉猎的图书极为广泛，《注》文中引用的书籍，多至四百三十七种;他还记录了很多汉、魏时期的碑刻，以及许多民间的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其中有些书籍和碑刻，由于《水经注》才得以保存下来;他所收集的民间歌谣、谚语、方言、传说，也是如此。这些，都成了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水经注》不仅内容极其丰富多采，而且文笔生动绚丽。因此，它不但是一部空前的地理名著，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据《魏书》卷八十九《郦道元传》记载，道元长而入仕，先后作过尚书主客郎、治书侍御史、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关右大使等官。他“秉法清勤”，“素有严猛之称”，故《魏书》把他列为“酷吏”。孝昌三年，雍州刺史萧宝夤谋反，灵太后根据其仇汝南王元悦的建议，以道元为关右大使查处之。宝夤大惧，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之于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亭在冈上，穿井十余丈不得水，道元水尽力屈，最后与其弟及二子并被害。他除了《水经注》之外，还著有《本志》十三篇、《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水经注》。

就《水经注》来说，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凡是郦道元进行过实地调查的地区，《水经注》的记载都是正确的;而他不曾到过或调查的地区，很多记载是错误的。魏太和初，其父郦范为青州刺史(治所在今山东青州市)，道元曾随往青州，对今山东地区的水道及其历史情况作过实地调查;后为东荆州刺史(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县)、河南尹(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汉魏洛阳故城)，他对今河南地区也作过实地调查;孝明帝时，改沃野镇(故城在今内蒙古乌梁素海北)、怀朔镇(故城在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薄骨律镇(故城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武川镇(故城在今内蒙古武川县西部)、抚冥镇(故城在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故城在今河北尚义县西界)、怀荒镇(故城在今河北张北县)、御夷镇(故城在今河北沽源县东南)为州，诏道元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因此他对今宁夏、内蒙古及河北西北部也很了解。不久，他又持节，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击梁军，败之于涡阳 (今安徽蒙城县)。因而，他对今皖北、苏北都很了解。此外，由于记载多，他对今河北地区和关中、陇西地区，也了如指掌。可以说，《水经注》里的这些地区的水道记述，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辽东、勿吉、室韦、契丹、库莫奚、柔然、凉州、敦煌、西域、吐谷浑，以及梁朝统治下的地区和朱崖洲(今海南岛)、夷洲(今台湾)，郦道元都没有到过，他只能依靠别人的记载和传闻，甚至是荒诞不经的《禹本经》、《山海经》之类的书籍和神话，因此，《水经注》的这些地区，水道有很多错误，或者没有记载。例如《河水》篇，《水经》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墟的东南，去嵩高山(今河南嵩山)五万里;其高万一千里。这明显是错误的。但是，郦《注》并没有纠正，反而引高诱之说，谓“河出昆山，伏流地中万三千里，禹导而通之，出积石山”。又引《山海经》、《淮南子》以证实其高。虽然，把今新疆塔里木河当作黄河的上游，是汉武帝以来的错误，然而它比《史记·大宛列传》的错误记载更加错误。

又如《江水》篇，《水经》谓岷山，大江所出。这是传统的错误认识，郦《注》未予纠正，可以谅解。但是《水经》谓沔水与江水合流后，至居巢县(故城在今安徽巢湖东南部)分为二江：其一东北流，过毗陵县(今江苏常州市)北而入海，为北江;南以注县区泽(今江、浙间之太湖)，又东，至会稽郡余姚县(今浙江余姚县)入海。这是很错误的，因为根本没有这样一条南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得很清楚。可是郦《注》为了证实其说，把区具泽搬到了余姚县的西北，而与浙江、浦阳江同归于海。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修改意见》里说：“《沔水注三》叙南江，因无此水道，编至此暂辍。可将桐水等先实叙，水之北流后说。如郦氏所叙，则是倒流入南江矣，误甚。”

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也曾指出过郦《注》中的许多错误。他说：如郦氏“以曹娥江为浦阳江，以姚江为大江之奇，分苕水出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具居〔泽〕在余姚县，沔水至余姚〔县〕入海，皆错误之大者” (《〈今水经〉序》)。

又如《澧水注》：“澧水又东，与赤沙湖水会。……澧水又东南，注于沅水。”又东至长沙郡下隽县西北，“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谓之澧江口也”。“赤沙湖水”即今西洞庭湖。“洞庭湖”，指东洞庭湖。澧水既已入赤沙湖，怎么又会注于在武陵郡龙阳县(今湖南汉寿县)入赤沙湖的沅水呢即注于沅水，怎么又会单独流入巴陵 (今湖南岳阳市) 之东的洞庭湖呢

又《叶榆水注》：谓“叶榆水自邪龙县东，径秦臧县南，与濮水同注于滇池泽于连然、双柏县也”。“叶榆水”在今云南大理市洱海北，“濮水”即今云南礼社江，二水根本不相接;礼社江自古至今，从未注入滇池。

又《温水注》：“郁水南迳广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纳西随三水。又南迳四会浦水。”“郁水”，今广西右江、邕江、郁江;“浪水”，今广东珠江;“西随水”，今越南北部之红河。“四会浦水”，在今越南中部承天省顺化附近。郁水和西随三水、四会浦水风马牛不相及，怎能会合

杨守敬在 《〈水经注疏〉要删》 中指出： 郦《注》以“叶榆水截温水而下，浪水枝津逆东江而上，更始水下入酉阳，谷水东迳乌伤，颇乖地势。必其所据之图未精，遂致斯谬”。至于城、镇、关等居民点，“郦氏书中，左右互错，东西易位，亦不一而足”。

郦《注》中的错误还很多，今不一一列举。总之，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水经注》的价值。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一代宗师谭其骧在世时，有人向他建议重编《水经注图》，他摇摇头说：“《水经注》最精彩最有价值的是中原地区。至于其他地区，错误多，编绘出来，没有什么作用。”这也许是对《水经注》的正确评价。

一、历代史书：

梁‧沈 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齐‧魏 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李百乐：《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唐‧魏 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

二、古代典籍（包含近人所辑校、点校、校注之古代典籍）：

清‧严可均辑：《三代先秦两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清‧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清‧逯钦立辑校：《先秦魏晋南北朝诗》上中下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9月出版。

梁‧僧 佑：《弘明集》，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未详出版年）

唐‧道 宣：《广弘明集》，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未详出版年）

魏‧刘 劭：《人物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梁‧刘 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明‧张 溥：《汉魏六朝百三家诗题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清‧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

三、近人研究著作：

《第二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中文系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第三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编，国立政治大学发行，1996年。

《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中文系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王力坚：《六朝唯美诗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2次印刷。

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 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

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月。

王力坚：《由山水到宫体》，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出版。

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

王梦鸥：《古典文学论探索》，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8月出版。

王 瑶：《中古文学史论》，长安出版社，1982年。

宋李昉：《文苑英华》，台北：华文书局，1967年出版。

柯庆明、曾永义编辑：《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9月出版。

洪顺隆：《六朝诗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洪顺隆：《由隐逸到宫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台北：中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

张师蓓蓓：《汉晋人物品鉴研究》，台北市：中文研究所，1984年。

张师蓓蓓：《东汉士风及其转变》，台北市：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5年。

张师蓓蓓：《中古学术论略》，台北市：大安, 1991年。

张师蓓蓓：《魏晋学术人物新研》，台北市：大安, 2001年。

简宗梧：《赋与骈文》台北市：台湾书店, 1998年。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张少康：《文赋集释》，上海市：上海古籍社出版：新华发行，1984年。

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淑馨出版社，1989年。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洪叶出版社，1996年。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文津出版社，1994年。

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南京：江苏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