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1860年英法联军开进北京，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光顾了中国很多大城市。别的不说，列强两次入侵抢走的文物就数以百万计，以致百余年后的今天，大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英国或者法国的某个家庭发现了一件价值不菲的中国文物，拍出多少钱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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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早年的欧洲列强，日本当年抢走的中国文物只多不少。或许西方人来得早，把他们认为的精品文物抢走最多。但从1931年算起，日本入侵中国长达十四年，他们有大把的机会和时间搞走中国的文物。实际上这是日本政府有预谋、有组织的一个计划。从手段来说更是花样翻新，抢是少不了，巧取豪夺或者偷盗也占了相当一部分。比如末代皇帝溥仪就干过盗窃故宫文物送给日本人的光辉事迹。

以致后来有一个尴尬的事实，要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到日本去。日本抢走的中国文物实在太多了。大约有多少呢？前些年的《国际先驱导报》刊文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日军侵华战争期间，中国记录在案的文物流失有360万件外加1870箱，另有700多处古迹遭蓄意破坏。

在日本的中国文物

360万件什么概念？要知道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故宫目前的馆藏文物才180万件。仅从数量而言，日本起码得搞两个故宫博物院才能放下中国的文物。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了其中一万多件，涵盖了中国从远古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到清朝的书画瓷器等珍品。近代全世界最具考古价值的超级珍品之一，北京人头盖骨也是被日军掠走的。但运送那一批文物的日本船只阿波丸号沉没了，这件宝贝自此下落不明。

在日本的中国文物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抗战爆发很多年前，日本派遣了大量的学者和探险队窃取中国文物，当然也有出价极低买走或者骗走的情形。这些人实际上都是日本政府资助的。到了30年代，偷偷摸摸的方式不能满足日本日的胃口，大规模的掠夺、盗掘开始了。比如仅在洛阳金村，日本人就一次性抢走了大量的铜器、古籍，其中有数以百计的宋版书珍本。

抗战旧照

人们都知道当年日本在我国东北修了满洲铁路，后来日方有人透露，参与修建铁路的日本人，很多都是历史文化或者考古方面的学者。他们以调研地理环境为借口，摸排中国境内的文物和古迹。当年在日占区，到处都有日本的调研队。如此大规模的文物古迹调研活动，只怕中国几十年来还没日本人当年搞得好。所以说去日本学中国历史，是半点不夸张。

《顺治迁都》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借用一个朝鲜人的口吻对日本人说：“你们的大名是日本人，但我喜欢叫你们海盗……海盗，只能漂泊在海上。”我极赞同这句话，日本人倒是想上岸，终于还是被赶回了海岛上。

古籍数字化开发有钱。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古籍数字化是一项技术，开发出来之后可以进行商业盈利，有钱。古籍数字化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使其转化为电子数据形式，通过光盘、网络等介质保存和传播。

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具有普遍性，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是事物的前进与上升。

否定是事物的自身否定，是联系的环节，发展的环节，其实质是扬弃。

从方法论角度看，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古籍的数字化对于古籍而言不仅是传承而且是一种进步。

我们还要有创新意识，对古籍的保护，要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所以古籍数字化是一种必然。

唐宋变革论 "的意义在于，中国文化从宋代开始进入现代，中国文化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中国文化也进入了老年期，文化活力下降，不容易接受新事物。因此，中国文化在清代逐渐变得 "老朽"，呈现出 "保守 "的形象。因此，在内藤史学的语境中，中国的 "保守 "形象是由于中国从宋朝到清朝 "过早 "进入了现代，耗尽了活力，进入了老年，自然呈现出 "保守 "的氛围。

也就是说，"保守 "的中国形象是基于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 "唐宋革命论 "的延伸，而不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黑格尔的 "中国停滞论"。虽然其外观相似，但其背景是二元的。因此，内藤在指出唐宋时期书法的变化后说。"书法虽是小道，但探究其兴衰原因后，不能不为之叹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为了保护记载中华文明史的古籍不被日军掠夺，手无缚鸡之力的教授们带着一个100万册的图书馆，从一个地方漂泊到大半个中国，途径上海、南京、长沙、重庆最后到达昆明国立联合大学，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将登记在册的一些珍本运到了美国。

在我们最大的图书馆的17万册图书中，我们只赶出了1万多册，其中一些被日本飞机炸毁。这就是为什么有无数珍贵的中国历朝历代的古籍堆积在日本，却在中国丢失的原因。不是我们不爱我们的民族文化，而是日本在我们贫病交加的时候与我们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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