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化·丝绸之路的西陲孔道·河西走廊与河西四郡

(1) 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是甘肃境内丝绸之路交通网的汇集地，条条道路尽管有不同的走向及途经地区，但最终大多向一个方向靠拢，进入河西地区，成为一条主要通道，这与它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东西长约一千二百公里，南北宽一百至二百公里，像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南面是著名的祁连山(又称河西南山)，终年白雪皑皑，不易翻越，而祁连山以南地区，亦是崇山峻岭，道路艰难。走廊的北面则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又称河西北山)，这些山的外面就是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渺无人烟的区域。在古代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全靠人走马行翻山越岭，穿过沙漠，都是极其艰险的。而中间则地势平坦，祁连山融化的雪水灌溉着土地，形成了一个水草丰美、可农可牧的区域。由于河西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自古以来东来西往的行人商队，大多都通过这条走廊，河西走廊成为一个天然的平坦通道。

(2) 丝绸之路重镇——河西四郡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河西走廊属匈奴领地，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等所属部落在这里游牧。前121年，浑邪王归降汉朝，汉朝 先后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通称河西四郡。从此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著名通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汇集地，中外贸易的中转站与贸易中心之一。

①河西都会凉州。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最南端，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的门户。汉武帝时在武威置郡。武威郡城最初是由匈奴建筑的，匈奴称为盖臧城，汉代人讹称为姑臧。东汉时将武威郡治从汉时的今民勤县东北迁至姑臧，所以姑臧也称武威。曹魏时期，凉州刺史移驻这里，武威又称凉州。武威地扼河西走廊入口，地势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东西交往，中外贸易的重镇。西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后汉书·孔奋传》)。武威“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晋永嘉之乱后，凉州无大动乱，生产比较稳定，人民争逃凉州，成为豪富麇集之地。唐武则天时，郭元振令部下屯田，凉州“积军粮十余年，牛羊披野”(《张掖县志·仕宦》)。武威蚕桑业发达，盛产白绫，既是贡品，又是外销产品，运销西域诸国。由于武威等地的生产、贸易有很大发展，“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一般为一日三集，此地一日四集)，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贸易繁荣，武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的贸易集散点。当时武威有许多外国商人异常活跃，远在咸海之滨的粟特国(隋唐时的康国)商人也不远万里来到武威进行商贸活动。“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居于大泽(咸海)……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魏书》卷一○二)。由于西域商人云集到武威，他们携带来大量的钱币，以致在南北朝时，武威通用西域的金银货币。唐代，武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之一。由于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特别是当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北通突厥，南达吐谷浑、吐蕃等地，一些胡商长住这里从事转手贸易，武威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玄奘经过武威时，亲眼目睹了武威的繁盛，称赞“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开元、天宝年间，由于丝路畅通，武威贸易兴盛，唐代一些诗人也在他们的诗作中描述了武威的盛况。元稹在其《西凉伎》中写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姿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天宝初，岑参曾在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下任职，他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中，描述武威“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反映了武威的人口众多。当时人口已超过十万以上，其中有不少胡人留居凉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西凉伎》的诗歌，诗中曰：“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胡人的舞狮也称为“西凉伎”，李端《胡腾儿》诗中也谓：“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西凉乐，到隋唐时期的“西凉伎”、“凉州儿”，都是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西凉”、“凉州”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②“张国臂掖”的河西重镇张掖。张掖是丝绸之路重镇，位于河西走廊中心，北部的居延及沿长城一线，是走廊中部抗击匈奴的主要军事支撑点。张掖之名意为“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汉武帝设张掖郡，以 得城为郡治( 得城原是匈奴 得王所居之地)，所以 得城又叫张掖，位于今张掖城西北。十六国时，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401—439)就以张掖为都。西魏、北魏和北周时，这里又设甘州州治，所以又称甘州。唐末五代时，回鹘族在这里建立政权，被称为甘州回鹘。西夏时，甘州称为镇夷郡。元代在张掖设置甘肃路总管府、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明代一度曾是陕西行都司(辖河西各地)的治所。

张掖是古代河西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十字路口，东西有直通长安、中亚、西亚的丝绸大道;南北有从西宁、居延至北方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都以张掖为枢纽，在中西交往中起过重大作用。张掖又是我国早期民族交会的中心，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中亚昭武九姓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张掖县西北的昭武(在今临泽县鸭暖、板桥乡一带)，反映了张掖地区与中亚所固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隋朝时，张掖成为国际贸易市场，“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帝令矩护视”(《新唐书·裴矩传》)。大业五年(609)6月，隋炀帝亲到张掖，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商人，中外贸易达到 。甘州回鹘建立政权后，张掖又成为西域回鹘商人进入中原的落脚点，甘州回鹘以张掖为基地，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维护了丝路畅通。

张掖水源丰富，有河水、泉水、山谷水等多种水源灌溉万顷良田，是河西的主要农业区，也是重要牧区，自古有“金张掖”之美称。张掖稻米久享盛名，早在武则天时期，甘州刺史李汉通就在张掖屯田栽种水稻，黑河之畔的乌江大米，更是闻名遐迩，古今称道。因为盛产稻米，所以古甘州酒店擅长用米酿酒，有一种大米酿成的缸子酒，掺入黄酒、鸡汤，再截张掖泽边丛生的芦苇杆为筒，客人据管而吸，这种古老的酒和喝洒法被杜甫誉为“芦酒”(陈良《丝路史话》)。张掖水稻成为诗人歌颂的题材，明代郭绅《观刈稻诗》赞美道：“甘州城北水云乡，每至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实繁隔陇有余香。”据文献记载，古张掖城四周平畴绵延，阡陌交错，泉流映带，沼泽湾回，芦苇丛生，水草交横，池塘种植莲藕和养鱼。元代张掖人燕不花在他的《竹枝词》中描绘了张掖酷似江南的秀色景象：“湖头水满藕花香，夜深何处有鸣榔 郎来打鱼三更里，凌乱波光与月光。”张掖既是“张国臂掖”之地，也是景色秀美的鱼米之乡。

③河西保障之襟喉——酒泉。酒泉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重镇。前121年，汉武帝设立酒泉郡，郡治在福禄。《河西旧事》曰：“福禄城，谢艾所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十六国时，西凉迁都到这里，北魏时属敦煌管辖。隋初，将酒泉改为肃州，州治在福禄县，福禄又称肃州。隋末，福禄县又改为酒泉县。五代北宋时，是甘州回鹘的中心地区，西夏时为番和郡。酒泉是“诸夷入贡出师往来之道”，“戎羌通驿之途”，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的军事前哨之地，汉代对匈奴的几次用兵均出自酒泉。据说当年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来到这里，汉武帝赐酒为他庆功，因人多酒少，遂将酒注入泉内与将士共饮。现在酒泉城东泉湖公园内有一亭，亭侧有泉，即其地。酒泉是河西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晋代谢艾所筑福禄城现存一东城门楼，即现在的酒泉鼓楼。鼓楼四面题刻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说明了酒泉在中外交通中的重要地理位置。

明代是丝绸之路再度复兴繁荣的时期，酒泉在明代丝绸之路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酒泉是西方商贾荟聚之地，哈烈(在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一带)曾派使者和商贾多人经酒泉来到北京，当时许多西域商人、使臣都从肃州启程向东。自元朝以来还有许多撒马尔罕、喀什噶尔人在这里经商，娶妻生子，俨然土著。《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酒泉是古代军事要地，也是交通西域诸国的重镇。

④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敦煌是汉唐时期军事重镇和国际要邑，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三危山、鸣沙山在它的南面，北面是戈壁，中部是党河下游所冲积的一块平原。

中国古籍早就对敦煌有过记载，《尚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二二解释古雍州条时将敦煌置于古雍州境内。我国许多远古神话传说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尚书·舜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李吉甫指出：“三危山在县(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从这些记载来看，远古时代，敦煌就与中原地区有联系。到夏商周三代，敦煌属古瓜州范围，《禹贡·山水泽地篇》注曰：“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

从战国到秦汉，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乌孙等民族，而月氏最为强大，到秦汉之际，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和乌孙。西汉初，匈奴强大，赶走乌孙、月氏，占据了河西。汉武帝即位后，抗击匈奴，河西走廊归入汉朝版图。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书·武帝纪》)。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要道，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曾指出去西域的道路有三：北道、中道、南道，但每道都“发自敦煌”，因此他说：“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裴矩传》)唐代李吉甫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指出敦煌在中西交通及西汉边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咽喉”地区。

敦煌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地，敦煌最先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佛教的中心之一。北魏初年，敦煌已布满佛教寺院，唐代达到极盛，佛教大寺至少有十六所，僧尼达九百余人(《敦煌资料》第一辑)。虔诚的信徒们不仅建寺院，挖洞窟，塑佛像，绘壁画，形成灿烂的敦煌佛教艺术。佛学高僧远在这里从事佛经的翻译，使敦煌成为我国早期佛典的翻译要地，留下了丰富的佛教典籍和其他古文献。敦煌历史地理、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这一切构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是历史上华戎交会一都城，也是今天闻名遐迩的敦煌学的诞生地。

在河西走廊上经常会有一些金发碧眼之人出现。那是因为最早的时候，河西走廊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在河西走廊上生活着月氏族还有乌孙族等很多的民族，直到后来汉帝国打通了河西走廊，汉民族才成为了河西走廊的主打民族。

河西走廊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地方，在早期的时候，河西那里生活的是土著民族，后来汉朝打通了这里，并且同化了原有的民族，把他们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一开始的时候，汉帝国之所以打通河西走廊主要就是为了斩断匈奴人的臂膀，阻止他们和羌民族合作，要不然的话就会对汉族造成一定的威胁，后来慢慢的这里就成了以汉族化为主的地方了。

汉朝打通了河西走廊，也算是打通了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通道，以前的时候，这里有很多民族，经常打打杀杀，是汉帝国改变了这里，为中华民族的雏形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虽然历史是比较枯燥的，但是它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件事情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意义非凡，而以前生活在这个区域上的土著民族的容颜也很难看清了。

在早期的时候，河西是属于匈奴，在河西走廊上生活着月氏族，还有乌孙族等，他们之间也一直都在斗争，后来到了汉代的时候，他们逐渐的融入到了汉民族。也正因如此，到现在在河西走廊上还能看到一些金发碧眼的人。

历史上最早的河西走廊为原始印欧人的一支吐火罗人、月氏和汉藏羌等民族的聚居地。吐火罗人分北路及南路往东方进发，直至受匈奴所阻为止。北路的部分在龟兹及焉耆定居，建立了龟兹及焉耆等国，并分别发展了龟兹语及焉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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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是一部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联合出品，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制的十集系列纪录片。

在黄河以西有一条狭长的平原，叫河西走廊。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被沙漠戈壁所包围的一小块绿洲，那就是敦煌。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来大将霍去病大败匈奴，列四郡，建两关，打开了通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丝绸之路”。而敦煌郡，地处丝路南北三路的分合点，当年曾是一座繁华的大都会，就像现在的上海。随着贸易兴盛起来，佛教也从西域传入了中原，但当时很少有人读得懂梵文，怎么办呢？那就刻出来，画出来。

366年，晋朝，有一位乐尊和尚从西域远道而来。太阳快要沉入无边无际的沙漠里了，和尚还未找到住处，四顾苍茫，又累又饿。正在这时，迎着夕阳，他发现沙漠的东南角有三座耸立的高峰，发出灿烂的金光，好像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和尚目瞪口呆，热泪盈眶大呼：“这就是圣地啊！”他顶礼膜拜，发誓在此弘扬佛法。他到处化缘筹资，请来工匠，在沙漠边的断崖上开凿起石窟来。这就是后来被称作第一石窟的乐尊窟。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许多善男信女来顶礼朝拜，建造石窟者也随之多起来，开始从和尚到王公贵族，又由地方官吏、商人到普通百姓。丝绸之路漫长凶险，他们相信，供养佛祖，可以保佑旅途顺利，国泰民安。他们在石头上雕刻出佛祖的模样，在外边一层层抹上泥巴，画出音容笑貌；在四周墙壁上用颜料画上描绘佛教故事，劝人弃恶向善。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繁荣，佛教传播兴盛发达，莫高窟兴起开窟造像之风，目前的735个洞窟中有270多个是在隋唐开凿的。

话说初唐时期，武则天计划称帝，做这么前无古人的事情，肯定得讲求个“君权神授”啊！她的男宠薛怀义翻遍古籍找到一本《大云经》，里面记载了这么个故事：佛祖在世时身为净光天女，后世以女子之身成为国王。暗示武则天就是弥勒佛转世。于是全国各地兴建大云寺，敦煌也不例外。莫高窟现存世界第三大佛像，高达35米，身上的袈裟上画着龙纹，穿着抹胸，嘴唇红润，颇具女性风范，据说就是武则天的塑像。徐克**《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里面那座通天佛像，是真实存在的。

安史之乱之后，河西地区落入了吐蕃族手中。后来敦煌名门望族张议潮率众起义打败吐蕃，归附唐朝，从此建立地方割据政权长达100多年，尽力保全了敦煌的繁荣。现在莫高窟中还画着张议潮统军出行图，骑在高头大马上威风凛凛的模样被保留了下来。

到了明朝，明军被吐鲁番打败，于是全面东撤，敦煌也不要了，嘉峪关也关闭了，路上丝路被切断，转而开发海上丝路。那一边郑和浩浩荡荡下西洋，这一边莫高窟弃置荒野200多年。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重新设置敦煌县。

然后就到了1900年，那个传说中的年份。当时莫高窟由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看守着。某天他在清扫石窟的时候，突然墙壁裂开一个小口，扒拉进去，居然是个洞，里面藏着各种经书文物！时间上，从公元六世纪贯穿到十一世纪，内容上则包罗万象，佛经，医书，账本，甚至是夫妻之间的书信，全部完好留存了下来！王道士四处奔走上报，但是当时的官府无人理会，仅仅命令王道士“就地保管”。后来，英国探险家斯坦因顺着丝绸之路找来了，他听说王道士崇拜唐僧，就说：“我是唐僧派来的，要把经书送回西天。”愚蠢的王道士相信了。斯坦因仅仅用600两白银就运走了几十箱经书。后面，法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也来了。50000件文物，现在留在中国的还不到8000件。

不仅如此，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一伙白俄的败军流窜到中国，在莫高窟安营扎寨，拆掉洞门口的门楣当柴烧，在里面生火做饭，乱刻乱画。

不仅如此，著名画家张大千四十年代到达莫高窟，为了方便临摹，直接用手剥掉外层墙壁，毁坏多幅壁画。

1944年，张大千的敦煌画展在成都和重庆展出，引起巨大轰动，买票的人排出一里多地。有个学画画的学生赶到成都，第一天票卖完了，待到第二天才买到。两年后，他携家带口到了敦煌，在莫高窟呆了一辈子。他就是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从此，中国多了一门学问叫敦煌学。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张大千的画还生动鲜活在纸上，仅仅过了80年，在空气和阳光的腐蚀下，壁画原型已经模糊不清。就连我们游客的每次呼出的二氧化碳，都会加速壁画的流失。

所以，作为一名小小的游客，当你走进莫高窟的时候，会由于呼吸不畅而心跳如雷。

咚。咚。咚。

好像头顶飞天的鼓声轰鸣。

那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召唤。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穆斯林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门“蕃坊”人共同的语言（通用汉语并夹杂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词汇入共同的心理素质（属穆斯林）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经商）来看，唐宋时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们，或者说两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来理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在元代之前，这些早期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 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

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的呼罗珊王阿布·哈森·纳沙尔（913—942年），曾企图杀掉在撒马尔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们杀死一个摩尼教徒，我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加以监视，甚至杀了。”（见阿拉伯人奈丁《群书类述入马苏第《黄金草原》、福虑格尔《摩尼师及其著作》等书》事情发生在五代时期。说明紧连河西走廊的吐鲁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问题上，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由于唐宋时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条件和机遇没有元代那样的大环境优越，所以当时许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们汉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却是存在的，包括许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统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浓郁的汉文化气息，由于当时这些后代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多，所以受汉文化影响大，相当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汉族。还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为数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渊源的。如《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条有“夏州节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人中国，子孙遂以为姓。”

又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西域米国胡人人中国者，因以为姓。”近代也有人对西安汉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进行过研究，认为皆出于九姓胡。而从明清两代在西安地区留存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较多，至今仍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湾、曹家庙、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东、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义迁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体和主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回国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所以说，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则是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

大月氏，原先是河西走廊定居，后来被匈奴人赶走去了西域，最后去了中亚。

译作禺知、禺氏、牛氏等，后来也有译作月支的，是公元前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大月氏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古族。匈奴发迹、汉通西 域、佛教东传，都与大月氏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1、历史渊源

公元前5～前2世纪初，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势力强大，为匈奴劲敌。约在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使张骞至其国，以后往来渐密。国内分为休密、双靡、贵霜、胖顿、都密五部歙侯。公元前177年前不久，月氏击破敦煌附近另一个小游牧部落乌孙，杀其王难兜靡，夺其地，难兜靡子猎骄靡初生，其部落逃奔匈奴。公元前177～前176年间，匈奴冒顿单于遣右贤王大败月氏。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立，不久又大败月氏，杀其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大多数部众遂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附近，原居此地的塞种大部分被迫南迁到兴都库什山以南。月氏在河西走廊留下小部分残众与祁连山间羌族混合，号称小月氏，而西迁之月氏从此被称为大月氏。至公元前139～前129年间，乌孙王猎骄靡长大，为其父报仇，遂率部众西击大月氏，夺取伊犁河流域等地。大月氏再次被迫南迁，过大宛，定居于阿姆河北岸。公元前1世纪初叶，大月氏又征服阿姆河南的大夏。至公元初，五部歙侯中贵霜独大，建立贵霜帝国。大月氏人的两次迁徙对中亚地区的历史影响至巨。它造成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灭亡，促使塞种入侵印度北部，并引起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从而开辟丝绸之路。

关于月氏的来源，中外史学家看法颇不一致。据中国学者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氐"，《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或"禺氏"。欧洲学者也在西方古文献中搜求相当于月氏的记录，异说不下六、七种。关于月氏的族属，中国古籍如《魏略》称其为羌，《旧唐书》称其为戎。近百余年来，学术界更加异说纷纭：有藏族说、突厥说、印欧语族说、波斯说等。由于他们没有文字，而且月氏本身的记录亦不齐全，现时我们要了解他们，只能透过中国史书里的片面记录。而我们从中国史书里所知道的，月氏居于约当今甘肃省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大约远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这一带过着游牧生活。秦及汉初，月氏势力强大，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从两方面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匈奴曾送质子于月氏。秦末，匈奴质子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约在公元前205～前202年间举兵攻月氏，月氏败。可能从这时起，月氏便开始弃河西走廊而向西迁徙。公元前177或前176年，冒顿单于再次击败月氏。据冒顿单于于公元前174年致汉文帝刘恒书中说：“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月氏这次败後，更西迁到准噶尔盆地。至老上单于时（前174～前161），匈奴又破月氏，月氏乃更向西迁移到伊犁河流域。当月氏离弃河西时，有一小部分越祁连山，“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部分月氏人日後长期留住该地，与青海羌人逐渐融合。

伊犁河流域原久为塞族所居住。《汉书‧张骞传》：“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塞族即古伊朗碑铭及希腊古文献中所载Sacae（Sakas）。月氏既击走塞族，塞族便向西南迁徙，跨过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方。原已移住在天山北麓并服属匈奴的乌孙，在其王昆莫的统领下，“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和塞族一样离弃伊犁地区向西南迁徙，而乌孙便从此占领了他们的地方。这次迁徙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39～前129年间。有一部分未能西徙的，便和少数塞人一样，仍留住原地，服属于乌孙，所以《汉书》说乌孙国内“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从河西走廊出走“塞地”，后又为同类乌孙所逐，南下吐火罗斯坦，远涉北天竺国。唐代于阗王族“尉迟氏”，宋代西夏大姓“讹氏”，甘青藏族“洼扎”和“吾合扎”等氏族，都是“月氏”或“兀者”之后裔，月氏民族遍布河西、中亚、南亚的格局，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通过多次的迁徙活动形成的。

2、流传事迹

前162年，大月氏再度被匈奴攻击。当时冒顿单于的儿子老上单于还把大月氏的国王杀掉，并把国王的首级割下带返匈奴，把他的头盖骨作杯来使用。月氏人深恨匈奴，但苦于没有支援力量。而败亡的大月氏唯一再往西迁，来到粟特。在这里，大月氏征服了大夏，并在当地立国。立国後，因著贸易中转而变得繁荣。（大夏即希腊人在中亚所建立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有关巴克特里亚的灭亡，大月氏只是其中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是指他们被西徐亚人所灭。）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听到月氏王被杀这个消息就立即传诣召募能出使月氏的人，因为出使月氏必须经过匈奴。张骞前来应募，他只带了一百多人向西而去。出了陇西，果遇匈奴骑兵，张骞一行人全被活捉带到了单于面前。单于得知张骞要出使月氏后恼怒地说：「月氏在我北边，你们汉朝想遣使从我头上过？我想出使南越，汉天子答应吗？」于是单于将张骞扣留在匈奴十年，逼他娶妻生子，希望消磨他的意志，但张骞始终记得他的使命。

终于有一天张骞趁看守不严逃了出来，翻山越岭，向西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大宛国王听说了他的遭遇和中原的丰美富庶，非常高兴，很想和汉朝通好，就派向导把张骞领到康居，再转程到月氏。可是此时的月氏国已经新立了一位夫人为国王，他们臣服于大夏国，得到一块水草肥美的土地安居乐业，已经不再有向匈奴报仇的心了。更何况他们觉得汉朝离他们太远，更难帮助他们。张骞在月氏停留了一年，始终不能圆满达成使命，只好回国。

大月氏相传是把佛教带入中国的民族。当时是公元前2年，有大月氏国王的使者伊存，把『浮屠教』等口述经典传入。不过，亦有人指这种说法比较草率。

3、民族祖先

月氏本是世居我国河西、祈连山一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二世纪为匈奴所败，西迁伊犁河、楚河一带，后又败于乌孙，遂西击大夏，占领妫水（阿姆河）两岸，建立大月氏王国。月氏西迁伊犁河、楚河时，逐走了原居该地的塞人（Saka），迫使塞人分散，一部分南迁罽宾，一部分西侵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希腊人王国，建立大夏国。后来月氏复占大夏，月氏王亲辖巴克特里亚平原的沃野，而将东部贫瘠的山区分封五部翕候治理。关于休靡、贵霜、肸顿、高附五部翕候究竟是月氏人还是大夏人（塞人）的问题争论很大，近人余太山在《塞种史研究》中力辨五翕候是大夏人，为月氏王所扶植的亲奉月氏的大夏国原小长的后裔或亲族，其说甚是。据《魏书·西域传》，可以考定五翕候领地都在东部山区，绝非大夏国的全部领地，大月氏王未必会将亲族置于这些贫瘠的地方，而起用原大夏国的小长或其后裔来管理这些并非要害的地区是很有可能的。

4、分支

至于往东南迁至今日中国甘肃及青海一带的小月支，由于当时的甘肃和青海尚在中国以外，为匈奴所管治，这一班居住在匈奴人中间的月氏人，渐渐地与匈奴本族融入，被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後凉汉官段业为主，在现甘肃地区建立北凉。後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後被鲜卑人拓跋氏北魏所灭。

5、读音问题

关于月氏的读音，自五十年代以来，中、小学历史课本一直注音为ròuzhī（肉支）。但据考证，这个注音是不对的，月氏的“月”字旧读作“肉”，这是以讹传讹结果，是误读。《说文解字》中“月”与“肉”是形似而不同的两个部首，但常被混淆。新版的《辞海》已经将“月支”读音纠正为“越之”。“月氏”国在先秦史籍中早就见诸记载，即《逸周书》和《管子》中所记载的“禺氏”国。禺、月是同一外来语音的不同译写，不应当读为“肉”。

1982年第二期《文史知识》曾登过一篇题为《“月氏”究竟读什么音？》的文章对此做过勘正说明。文章提出了三个证据：

一、查《史记·匈奴列传》、《汉书·西域传》以及《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凡首见月氏名字的地方，月氏的“氏”都专门注出“氏，音支”，而“月”字却都没有另外注音，可见自古以来，月氏的“月”字不另读音。

二、清人何秋涛和近人王国维考证，《逸周书》和《穆天子传》中提到的“禺氏”、“禺知”，即《史记》、《汉书》中说的月氏，月、禹音相近，说明月氏的古音不可能为ròuzhī（肉支）。已故历史学家岑仲勉在《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一书中，对月氏应读为yuèzhī（月支），有专文论述。

三、通行的辞书，如《辞源》（修订本1980年版第二册1473页）、新编《辞海》（3425页）、《中华大字典》（846页）、《康熙字典》中，“月氏”的条目均注为yuèzhī，或在“月”下注音“鱼厥切”。

唐朝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典籍中日文化交流之鉴真东渡。除了来往日益频繁的遣唐使，还有六次东渡日本的一位僧人为中日文化交流，鉴真六次东渡日本，其中历时12年，虽然双目失明，但最终第六次达到日本。他在日本传播佛经，传播中国医药，文学，书法，建筑，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鉴真不畏艰险，持之以恒，终到日本，中日两国人民的赞扬与称颂更是表达对鉴真的崇敬之情。

中印文化交流玄奘西行大唐西域记

玄奘西行路是贞观初年，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玉门关，最终到达天竺的那烂陀寺游学带回大量的佛经并且主持翻译佛经工作。玄奘口述弟子整理形成大唐西域记，是研究中外交流的重要文献。玄奘促进了印度与唐朝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西行之路是促进文化交流，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