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若论辈分溥仪比启功高了三辈

启功是雍正帝的九世孙，本姓爱新觉罗，其远祖弘昼为乾隆皇帝之弟，曾祖父溥良为庶吉士、祖父毓隆为光绪年间进士。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字耀之，号浩然。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他是道光帝旻宁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长子，算起来是雍正帝的六世孙，所以说溥仪的辈分比启功高了三辈。（下图为启功）

扩展资料：

启功小时候曾被溥仪小朝廷封为“三等奉恩将军”。

清室逊位后至1924年冯玉祥逼官将溥仪赶出故官前，他们还在宫内维持小朝廷的统治，但一点实际权力也没有，只能管理一下他的宗室，因此还保留着宗人府机构。

当时掌印的奕元查找启先生家的档案，知道启先生的曾祖、祖父因下科场而主动放弃了封爵，父亲死得又早，来不及封号，看启先生一个孩子可怜便趁着手上还有点权，赶紧给启先生封了这个三等将军号。

这是真正的空头支票，一文钱、一两米的俸禄都没有，启先生家该怎么困难还怎么困难，但这张诰封实在有意思：它是丝织的，一段红、一段绿，和清朝原来的诰封完全一样；任命的内容虽是宗人府拟的，盖的大印却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真叫不伦不类。这也算是当时畸形社会的一个畸形文物。

-启功

-溥仪

启功先生的坚与净作者：徐可

启功，字元白，满族人，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联荣誉委员。集教育家、文物鉴定专家、古典文学专家、语言学家、书法家、画家、诗人于一身，著有《启功书画集》、《启功丛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论书绝句》等多种。

启功先生是我所崇拜的一位长者，而且我从不讳言这种崇拜。崇拜这个词的分量很重，在我到了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的年纪之后，我几乎没有用过它，但用在启功先生身上我却毫不犹豫。是因为他那卓尔不群、隽永洒脱的法书吗？还是因为他那无所不容、博大精深的学问？要我说，这些都是令人钦佩的，但还不足以构成崇拜的理由。我之崇拜启功先生，完全是因为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谦和慈祥、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包容无际。当我思念启功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起的不是他的学问或法书，而恰恰是他的为人。在我的心目中，启功先生近乎完人。

启功先生有一方古砚，上有铭文曰：“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启先生把自己小小的卧室兼书房命名为“坚净居”，自号为“坚净翁”。十几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则铭文时，我只是把它当作启先生的自勉之词；随着这些年来对启先生了解的加深，我才真切地体会到，“坚”、“净”二字不正是先生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么？

先说“坚”吧。坚者，坚固，坚定，坚决。在人们的印象里，启功先生是一位非常幽默而随和的老人，似乎柔的成分更多一些。不过在我看来，启先生性格中“刚”的成分也不少。先生平素为人谦和，却从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要较起真来，谁也奈何不得。我就曾几次亲见过他较真的情形。比如，他对有人假冒他的书法表现得很超然；然而当他发现有人冒用他的名字进行古书画鉴定，并在赝品上以他的名义题字落款时，先生却非常气愤。他特地将我召去，让我在报上为其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字画真伪，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题签。他严肃地说：“我对这种行为必须讲话，这与造我的假字不同，这是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对这种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声明发表后，启先生的许多朋友都不相信他能做到，因为他们知道启先生为人随和，好说话。可是先生真的是说到做到了，留下文物鉴定界的一则佳话。此事过去已有10年，我至今还能回想起当时启功先生严肃而又焦急的神情。

启功先生的法书名满天下，求字的人趋之若鹜。菩萨心肠的启先生很少拒绝别人，几乎有求必应。不过碰上话不投机的，即使对方许以重金，启先生也不肯假以辞色。曾经有商人请启先生题写匾额，为先生所拒。旁人怪启先生不给面子，启先生说：我对他还算客气的。这个人没有诚意，我今天就是要教教他什么叫诚意。启先生在给人题字时，首先总要问一句“要简体还是繁体”？他这是尊重别人的习惯。但凡是给书刊或牌匾题字时，他必定写简体字。有人问他是不是爱写简体字，他正色道：“这不是爱写不爱写、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汉字规范化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我就得执行。”

再说“净”。净者，清洁，干净，不含杂质。有一本写启功先生的书名叫《静谧的河流》。这个名字真好，形象地概括了先生的神韵。先生不是巍巍高山，耸立云端；也不是滔滔大海，汹涌澎湃；他就是一条静谧的河流——宁静平和、清澈见底。他心地纯净，不掺杂念，置生死于度外，视名利如鸿毛。前些年，他用卖字画的钱设立了一个“奖学助学基金”，却不用自己的名义，而是用他恩师陈垣（励耘）的名义；他不计报酬为别人创作了很多书画作品，还多次捐资希望工程，赞助失学儿童，而他本人始终过着粗茶淡饭、布衣土鞋的简朴生活。

先生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很多人都想见他一面，有的人在见面之后（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见过面）还要写出一篇两篇文章发表出来，其中一些文章有不少失实之处。对此，启功先生一贯相当达观，毫不在意，“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但是对于为他写作传记一事，他却是一直坚决反对。他曾自述：“自愧才庸无善恶，兢兢岂为计流芳。”他不图虚名，对于人们奉赠给他的这“家”那“家”，他一概不承认，只认定自己是一名教师。有一则广为人知的笑话，说的是启功先生因为身体欠安，闭门养病，奈何访客不断，不胜其烦，就以其一贯的幽默写了一张字条贴在门上：“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从此得了一个“大熊猫”的雅号。这笑话传得久了，很多人都信以为真。有一次启先生郑重其事地请我为他“辟谣”：“外面有人说，启功自称大熊猫，那都是别人误传。”“其实我写的是：‘启功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启先生说。“我还有自知之明，哪敢自称国宝呢？”这件事在启先生虽然是半开玩笑，从中也可看出他的认真和谦虚。

我特别喜欢启功先生写的一副对联：“能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我以为，这是对“坚”、“净”二字最好的注解。启功先生刚正不阿，不亏操守，高尚的品德为人称颂；他胸襟旷达，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用“坚”、“净”二字来概括他的性格、操守、志趣乃至整个精神世界，真是太恰当不过了。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不妨举一个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张效彬先生来说，他是我的前辈，由于熟识，说话就非常随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画，正好元代有一个和他同名的画家，有人就在这幅画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说这幅画是元代那个画家的画。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写文章澄清这一问题，张老先生知道后很不高兴。再见到我们的时候用训斥小孩子的口吻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以后还淘气不淘气了？”我们说：“不淘气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这虽然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的雅趣笑谈，但足以说明“挟长”、“挟贵”的现象是存在的。

“挟贵”“挟长”的要害是迷信权威，而迷信权威也包括对某些著录的迷信。比如端方写了一本《壬寅消夏录》，他一直想在书前放一张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个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拿了一张号称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找上门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当然知道著录书上曾记载过尉迟乙僧曾画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于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来，连忙说：“今天你拿来的画拿不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好东西，你随便挑，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把这张画留下。”这正中蒯光典的下怀。

后来我在美国华盛顿的弗瑞尔博物馆看到这张画，实在不行，它贴在木头板上，上面有很多题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个账单是旧的，记载此画在当时流传过，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尉迟乙僧的。 启功：别说我是书法家

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

成为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后，慕名求字者自然不少，启功则不论尊卑，凡有所请，便欣然从命，不忍拂意。先生作书，不择砚墨，宣纸下垫几张旧报纸，口占诗句，握管直书，珠玑满纸，章法天成。盛名之下的启功很累，但启老先生却始终保持着宽容大度、豁达幽默的处世态度。

随着电脑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笔，墨，纸，砚”，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电脑“写”字，还希望电脑“写”多种风格的好字。在方正集团推出方正启体等18款新字体时，启功应邀来到方正集团字模部现场，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脑造字过程的演示，并就电脑造字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作为著名书法家的他对于将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电脑技术的结合大加赞赏，连说三个“好”字。如今，以之为源的方正启体点画活泼，体势清朗，眉目清秀，体态大方，体现了启体典雅遒丽、豪迈潇洒的书法风格，具有明快大方的特点。他早就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那是“东方之子”的名人访谈节目，记者是把启功作为大书法家来采访的。可是启功首先声明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他说他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

的确，启功诗书画成就斐然，并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但书画却非主业。其主业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学、汉语，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著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等。他熟知清史，曾经7年点校《清史稿》；20世纪50年代注释《红楼梦》。

启功年幼时，祖父疼爱他，让他拜雍和宫的老喇嘛为师。1岁丧父，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1933年，21岁的启功虽说没有读完中学，而笔下的书画文章却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门生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为了启功的生计，陈垣帮他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业。家境贫寒的启功，能有这份工作实属不易。可是，虽然他兢兢业业地教书，还是被辞退了。理由很简单，他中学没有毕业，没有文凭。

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他说：“我的主业是教师。”但他又从不以“教人者”自居，而总是那样谦虚自抑，不让人称是他的“学生”。

有人指着赝品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比我写得好。”

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的启功，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他对历代作品特征、作者风格了然于心，见识卓异，加上他有丰富的文物知识和文史修养，又熟谙典故，劣品和赝品总逃不过他的目光。难以理解的是，他对个人的作品从不看重。有个铺子是“造假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个价钱吗？”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到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启先生谁不认识呀！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向我们解释，他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他撰文称赞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得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会多么大。这观念虽不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出启功一向的仁者情怀。

启功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他要把自己一生的研究、学习的心得和经验，尽可能多地留给后人。为了整理论文和书稿，他经常晚上静下来加班加点。有时，为了不打断思路而通宵不眠。

启功在“上大学”一文中特别强调，“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为感谢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培养并作永久纪念，启功于1988年8月义卖书法绘画作品，以筹集基金为北师大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此后两年时间里，启功几乎达到了“手不停挥”的创作境界，常常是夜半书写，还捐出1万元作为装裱费。1990年12月，《启功书画义展》在香港隆重举行，从300多幅作品中选出的100幅字、10幅绘画，被香港热心教育的人士认购一空，加上启功应社会各界需要所写的100件作品的酬金，共筹得人民币163万元。当学校建议奖学金以他的名字命名时，启功推辞，他说：“以先师励耘书屋的‘励耘’二字命名，目的在于学习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精神，奖掖和培养后学，推动教学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他总是说过去需要钱的时候没有钱，日子真难过，我的母亲、姑姑、老师、老伴儿，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让他们过好日子；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我们是有难同当，但没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塔楼楼的正中央是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78年，启功66岁时，妻子、母亲和恩师已经先后离他而去，回想半世艰辛岁月，启功悲痛之余写下了这首诙谐、精炼《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且陋。身与名，一齐臭。（六，读如溜，见《唐韵正》） 启功先生逝世一周年后骨灰从八宝山请来，下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启功先生的墓地占地3平方米。墓茔东向，前望玉泉，后倚西山；苍松侍于左，坦途通于右。2006年6月30日，启功先生的忌日上午，在“老师走好”的祝福中，启功先生的内侄、侍奉启功30年的章景怀将启功先生的骨灰盒缓缓送入墓穴。盒内与启功先生同在的是师母几件日常用品和二老的合影——刻画在有机玻璃上的合影。师母病逝于“十年浩劫”中的1975年，骨灰荡然，只好这样退而求其次了。不过即使没有骨灰合葬也了却了启功先生的心愿：师母逝世后，启功先生有《痛心篇二十首》倾诉苦情，最后茫茫然祈求：“爹爹久已长眠，姐姐今又千古。未知我骨成灰，能否共斯土。”(启功“自幼呼胞姑为爹”，她老人家终身不嫁，帮助太师母抚育启功。“姐姐”系启功对师母的称呼。)

启功先生的墓碑、碑座和墓志独具丰采，可以说是启功一生心性和修养的完美呈现。墓碑是一方放大的石砚，由浓黑而光可照人的大理石制作，正中直排镌刻着启功标准的签名，姓名下横排生卒年月(1912—2005)，再下一行横排镌刻启功法书“夫人章宝琛”，同样，姓名下也是师母的生卒年(1910—1975)。墓碑没有上下款，简洁大方，朴素端庄。

墓碑匠心独运的是碑阴雕刻了两条砚铭，一是启功曾经收藏的清康熙“御砚”上的“御书”“御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上有“康熙”“御铭”两方印文。启功是雍正第九代孙，生于辛亥革命第二年，他终生拒绝使用皇族姓氏，改革开放以后，皇室遗族以“爱新觉罗”自矜，但他依然不改素志，且作诗真诚讽喻。启功并不把这方“御砚”当做传家宝，但他喜欢这一“御铭”的内涵，并以这“御铭”取了室名“坚净居”，人称“坚净翁”，更巧而又令人感到无比亲切的是另一砚铭：“元白用功之砚”。谁敢作这样的砚铭是谁书写的书者是“陈垣”，是启功先生的恩师、北师大的老校长。1990年启功年近八十远赴香港义卖自己所作字画，以设立以老校长命名的“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以聊补晚年“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的遗憾。以后来这里凭吊启功先生的人，读到这方墓碑，谁能说尽有多少联想和情思呢

墓碑的基座是一朵舒展的莲花，也就是佛教中的莲花座。启功三岁在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终生礼佛，号“元白居士”，逝世前病重入住北大医院危重病房，他左臂插针管，右手仍持念珠，昏迷中似睡似醒的时候常常手指微动在数念珠。启功自述：“我从佛教和我老师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世，脱离苦难。”启功“幼时孤露，中年坎坷”，遭大苦难而“悲天悯人”，心藏“苦情”而博爱众生，这是修炼得来的达观。然而启功骨子里是铮铮铁汉，正如他诗中的自白：“墓碑前与碑座相连的同样质地同样颜色的一方巨石上，镌刻着启功生前的《自撰墓志铭》。这是一首三言诗，诗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里唯一与当年预想不合的是死后不在“八宝山”而隐居于“万安”。不过民间早把“八宝山”当作“死地”的隐语，这样一想还是与原诗符契。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于北京。

启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排行第五，名弘昼，封“和亲王”。其后代逐渐从王府中分离出来，至其曾祖时，家族已失去门荫，要通过科举找出路了。曾祖溥良，考中进士，入翰林，清末曾任礼部尚书、察哈尔都统。祖父毓隆，也是翰林出身，为典礼院学士，曾任学政、主考。

一九二二年 十岁

曾祖去世。家业因偿还债务而衰落。

一九二三年十一岁

祖父去世。

家中变卖世藏书籍以作殡葬费用。当时母亲克连珍与尚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都年仅二十余岁，便挑起家庭生活重担。恒季华为了教养这一线单传的侄子成人，毅然终身不嫁，并把自己看做是这个家庭中的男人。启功亦称姑姑为“爹爹”（满俗，“爹爹”即叔叔）。

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 十二岁至十四岁

在北京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读书。幼年启功，看到祖父案边墙上挂有大幅山水是叔祖画的，又见祖父拿过小扇画上竹石，几笔而成，感到非常奇妙，便产生“做一个画家”的愿望。他在学校的习作，曾被学校选为礼品赠送给知名人士。

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 十五岁至十七岁

经长亲带领，拜贾羲民先生学画，贾先生博通画史，对于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见解卓识。常带启功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代书画，有时还和一些朋友随看随加评论，启功也一一记下。这些活动使启功深受启迪和教育。启功想多学些画法技巧，贾先生又将他介绍给吴镜汀先生。吴先生教授画法，极为耐心，绝不笼统空谈，而是专门把极关重要的窍门指出，使启功长进很快。一次，一位长亲命他画一幅画，说要装裱后挂起，他感到很光荣。但长亲又说：“画完后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落款”，这又给他很大刺激，从此发愤练字。

一九三〇年 十八岁

经老世交介绍，从戴姜福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旧诗词。由于老师的精心培育，加上他刻苦自学，从青年时候起，便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九三二年 二十岁

与章宝琛完婚。章氏，满族，长启功两岁。 为维持生活，教家馆，有时也作画卖钱。

一九三三年 二十一岁

经傅增湘先生介绍，受教于陈垣先生，陈垣先生看过他的作品，认为“写作俱佳”，便安排他在辅仁中学任国文教员。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教育岗位，主要精力都在教授古典文学，中间也卖过字画，但他说：“那只是副业。”

一九三五年二十三岁

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业余从事书画创作。

一九三八年 二十六岁

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抗战胜利后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负责文献馆审稿和鉴定文物。

一九四九年三十七岁

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教授。

一九五二年 四十岁

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古典文学。同年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后又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此后曾与向达、王重民、周一良、曾毅公、王麇菽诸人标点敦煌变文俗曲。稍后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程乙本作注释，这是建国后首次出版的《红楼梦》注释本。

一九五七年四十五岁 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

一九六二年 五十岁

撰写完成《古代字体论稿》和《诗文声律论稿》两本书稿。

一九六三年五十一岁

撰写了《〈红楼梦〉札记》

一九六六年 五十四岁

“文革”爆发，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活动被迫中止，但私下里治学不辍。由于他精通书法，常被造反派命令抄写大字报。

一九七一年五十九岁

参与中华书局组织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工作，与王钟翰等负责标点《清史稿》。

一九七五年 六十三岁

夫人章宝琛逝世。

一九七六年六十四岁

粉碎四人帮之后，师大恢复课程。

一九七七年 六十五岁

《诗文声律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九七八年六十六岁

文革后落实政策仍被聘为教授。

一九七九年 六十七岁

《古代字体论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六十九岁

《启功丛稿》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被推为副主席。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赴香港讲学，作关于汉语和《红楼梦》的讲演。

一九八二年 七十岁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任该组成员。

一九八三年七十一岁

应中宣部《中国美术全集》办公室聘请，任《中国美术全集》顾问。参与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由七位专家组成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负责甄别、鉴定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博物馆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的真伪。

一九八四年 七十二岁

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一九八六年七十四岁

被任命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九八九年 七十七岁

四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启功韵语》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〇年 七十八岁

《论书绝句一百首》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以诗的形式总结了他几十年来书法实践的系统理论，对历代书家有评论，对书法的结字、用笔有独到见解。为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在香港举办“启功书画义展”。

一九九一年七十九岁

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汉语现象论丛》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同年十一月底，将义卖字画所得一百六十三万余元全部捐给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九月，赴日本东京、大阪访问，参观大阪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珍品。

一九九二年 八十岁

全国政协、北京师范大学、荣宝斋联合举办“启功书画展”，先后在北京、广州和日本展出。《说八股》、《启功论书札记》、《启功书画留影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八十二岁

赴韩国进行书画交流。荣宝斋与韩国东方画廊联合举办“启功·金膺显书法联展”先后在北京和汉城展出。《启功絮语》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五年八十三岁

《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启功书画作品专集》由荣宝斋出版。

一九九六年 八十四岁

十月，赴美、德、法三国访问，参观三国国家博物馆所藏中国书画珍品。

一九九七年八十五岁

四月，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书画代表团赴新加坡，举办中央文史馆馆员书画作品展，启功先生任团长。十月，应香港商务印书馆邀请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周年活动，为香港回归创作书画作品多件。《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日文译本在东京出版。

一九九八年八十六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和第六、七、八、九届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二〇〇五年 九十三岁

六月三十日二时二十五分病逝于北京。2012影响中国收藏界十大经典人物

2013年1月6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名家收藏委员会等主办，《收藏界》杂志等单位承办的“2012影响中国收藏界十大经典人物”在京揭晓。启功成为入选者。

启功 (1912-)

北京人，满族。 姓爱新觉罗，字元伯，别署元白、少文、长庆。

室名简晴堂、坚净居。康熙帝十一代孙，曾祖、祖父皆入翰林，后家道中落。幼年丧父，失学而不堕其志，用功于书法、文辞、绘画等项，刻苦自励，投师问道。

中学期间，课余从苏州学者戴姜福学习经史辞章，从贾尔鲁、吴熙曾习画，后经傅增湘引荐，受业于陈垣门下。中学未毕业，二十一岁受聘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国文教席，从此走上教育岗位。

曾任辅仁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建国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精于博物文史鉴识，先后兼职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文献馆专门委员、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故宫博物院顾问、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3年6月，出任文化部文物局新成立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历时八年，对国内现存古代书画逐一整理、鉴定、编目，规模之大，史无前例，厥功至伟。

近年又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一生教书育人，究心学术，著述甚富。书法初学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六岁临《九成宫醴泉铭》，十一岁学《多宝塔碑》，二十岁后习《胆巴碑》，所书楷字端凝、坚重、娟秀兼而有之。

后转师董其昌、米元章诸名家墨迹，于智永千文用功最久。

于书艺认为碑刻经过刀刻与自然毁损，多失原貌，而直师墨迹可得书家笔墨真谛，即便是读碑亦应从刀锋揣摸笔锋，所谓“失笔不失刀”。

还主张写字应以结构为重，用笔、姿态副之。

其书法结字精严，笔画清朗，揖让有度，风神俊爽，从容不迫中透出一种淡淡的王者气象。早年作画甚夥，作品多山水，水墨浅绛，清气满纸，大幅尤见功力。

主要著作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和《启功从稿》（三卷本）、《启功韵语》、《说八股》、《论书绝句一百首》、《启功论书札记》、《启功絮语》、《启功赘语》等。主编有：《书法概论》、《中国法贴全集》（共十八卷）等。出版有：《启功书法作品选》、《启功书法选》、《启功草书千字文》、《启功书画作品集》、《启功书画留影册》、《启功三帖集》等。

书法多次参加国内重要展览，多次赴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及举办个展、联展。其作品为世所重，享有盛誉。传略载入多种著名辞书。2001年获中国书协"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

印鉴：启、启功、启功之印、启功之玺、启功印信、启功私印、元伯、元白、元伯辞翰、元白辞翰、爱新觉罗、功在禹下、浮光掠影楼、长庆、小乘客、不堪持赠、闼门、闾里书师、前贤句、游戏三味、沈吟至今、简晴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