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对今天学术研究的意义亦十分突出。首先，在标点、校勘和影印出版古籍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版本和版本源流，确定底本。其次，在阅读古书、撰写论文引用古书时，也要讲求版本。比如在引用古籍时，是选择《四部丛刊》还是《四部备要》？是选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还是原刻本？不懂版本学是无法给出答案的。最後，对於今天的图书馆工作，比如编写馆藏古籍书目、撰写善本书志，首先要鉴定版本，这些都要有版本学知识。

　　一是纯属文字歧异，不必改而改，以至使《论语》面目全非的。《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校释》改“弟”作“悌”，改“泛”作“泛”，校语说：“出则悌，‘悌’旧作‘弟’，古字，今从皇本、正平本、邢本及敦煌诸唐写本改今字……泛爱众而亲仁，‘泛’旧作‘泛’，古字，今改通用字”（第7页）。两条改动大可不必，因为“弟”、“悌”属古今字，古代“弟”本来就有“顺从敬重兄长”义，后来为了和“兄弟、弟弟”义相区别，才另造“悌”（今读tì）；而“泛”与“泛”是异体字，改与不改并不影响意义。类似的还有，“与”改“欤”、 “说”改“悦”、“知”改“智”、“取”改“娶”、“女”改“汝”、“道”改“导”等等。大家知道，校勘古书的目的，无疑为了恢复古籍原貌、准确理解古籍，以上改动，使古籍“走样”、“失真”，并在《论语》的流传过程中增加不必要的版本歧异。该书《例言》第一条说：“本编旨在最大限度地恢复《论语》文字的本来面目。”可是，古字变了今字、异体字甲形成了乙形、通假字改为本字了，无疑与“最大限度地恢复《论语》文字的本来面目”这一目标背道而驰。

　　二是毫无可靠依据而改。《论语·学而》有“贤贤易色”，历来是训诂疑点，此类问题，前人每每存疑，今天利用出土材料，可以对这些问题尝试解决，但该书在证据薄弱的情况下，改成“见贤易色”（第8页）。再如，《论语·子路》有“樊迟问仁”，《校释》改成“樊迟问行”，理由是“樊迟问行，‘行’旧讹‘仁’，形相似，今改正”（第321页）。还有：《论语·子罕》有“空空如也”，《校释》改成“我空空如也”，依据是“‘我’字旧在‘叩其两端’前，盖后人误移，今据义移正”（第207页）。以上可见，该书要么不谈依据，要么凭“盖……误”之类的猜测之词，就改动古书，未免草率了些。

　　三是提出新说或取舍旧说，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和论证。“泛爱众而亲仁”一句，作者改“仁”为 “人”，理由是“‘人’旧作‘仁’。按‘人’与‘众’不相对，当以音误。《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云：‘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亲人必有方。’正作‘亲人’，今据改”（第7页）。揣摩文意发现，不如不改。因为《论语·颜渊》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概括为“仁者爱人”，是说“爱人”（即关爱众人）是“仁”的体现，“泛爱众”是具体行为和表现，“而亲仁”是“泛爱众”的性质和目的，“泛爱众”和“而亲仁”之间意义上有递进、互补关系，全句是“广泛地关爱众人而接近仁”。如果把“仁”改成“人”，就成了“广泛地爱人而亲近人”（第8页），“泛爱众”和“而亲人”变得意义重复了，孔子说话不会这样罗嗦吧。所以《论语》众多传本都不作“亲人”。把“仁”改成“人”，依据《大戴礼记》，如果《大戴礼记》引用了该句而作“泛爱众而亲人”，也算是个证据，但《大戴礼记》“亲人必有方”与《论语》“泛爱众而亲仁”不是引用被引用的关系，凭借这类旁证，就改动《论语》原文，是缺乏说服力的。

　　还有，《论语·述而》有“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校释》作“举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也。”作者按：“‘而示之 ’、‘吾’四字旧本无，据皇本、正平本及敦煌二唐写本补”（第154页）。其实，添补“而示之”三字殊为不经，因为“隅”是墙角，《论语》原意为“说一个墙角如果不能明白其他三个墙角，便不再教他了。”这是孔子在打比方，所谓“举一隅”，是“虚”的；但加上“而示之”（即“并且给他们看”）之后，整句话的内容变成“实”的了，让人感觉孔老夫子真的要“举起来一个墙角”了，不然怎么“而示之（给他们看）”呢？所以，如此添补，使人难安。

　　该书《前言》中说：“特别需要指出，只有异文对校，并不能确保校出好的本子，因为异文需要裁断，而裁断异文，必须结合训诂。只有在合理贯通、正确训解的前提下，才能对异文作出合理的裁断”（第45页）。这话说得非常正确，足以让所有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学者奉为圭臬。但是，怎样才是 “在合理贯通、正确训解的前提下”？则有见仁见智的问题。因而“对异文作出合理的裁断”时，是否应该把“异文”材料的时间、地域因素考虑在内？

　　四是对聚讼已久的《论语》校勘上的争论，不能做到择善而从。《论语·学而》有“未若贫而乐，富而知礼”，“贫而乐”有的版本作“贫而乐道”，有无“道”字争议已久，东汉郑玄所见版本为“贫而乐”，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号称“多存异本”，也没有 “道”字，而陆氏是遍列唐以前各种传本的，他所见的版本有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和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说明这些版本都没有“道”字；而主张当为 “贫而乐道”的有清代学者阮元、武亿等，依据是传世本（即国内亡佚，又从日本引进的）皇侃《论语义疏》，但是敦煌发现的几种《论语义疏》的唐写本中都作 “贫而乐”，没有“道”字。所以，关于传世本《论语义疏》有“道”字，有的学者指出其为“衍字”。（单承彬，《“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校正》，见黄怀信、李景明主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08页）综合各种情况看，宋代以前的各类版本中，都没有“道”字。近年发现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作“贫而乐”，据考古研究，这是西汉时期的文献，也是现存最早的《论语》写本，没有经过后人的窜改，其可信度不言而喻，《校释》把“贫而乐”改成 “贫而乐道”，实属可商。

　　五是“失校”问题。既然书名“新校”，毋庸置疑，应该对近年新的研究成果有所吸收和参考，否则无法体现其“新”。可是，《校释》对近年《论语》文本校勘方面的新成果关注不够。例如《论语·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中“即戎”，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作“节戎”，（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本，第62页）“节”为“节”字繁体，与“即”形近，《周易》中也有“即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中也作“节戎”，已经有学者发表论文，指出传世的《论语》《周易》中的“即戎”当为“节戎”，“即戎”是“参加战争”，“节戎”是“减少兵戎之事”，这正和自称“军旅之事未之闻也”的孔子的政治主张相符合，《校释》对这些新结论可以不采纳，但在校语中列出来以供读者参考则十分必要，何况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可信的汉墓竹简《论语》的信息？

　　以上显示，作者对《论语》原文的改动有不少是像上面指出的把“仁”改成“人”的可商之论。如果要“校出”一部“《论语》定本”的话，这些可商之论，要么需要慎重取舍，要么需要补充更加有说服力的论证。

宋刻本之所以被誉为是中国古籍中的瑰宝，除其存世稀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所刻印五代以前的书籍，差错讹误甚多。不少学者借助宋刻原版，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

宋版的版式设计堪称精致。文字的分布极为讲究，板框的高广与行格的多寡，都以事先设计要求的字体大小及每行字数的比例而定，大字本每半页七八行，每行约十五六字以下；小字本每半页十三四行，每行约二十三四字以上。如今流传最多的是每半叶九到十二行，每行十八到二十二字的中字本。

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补拙的颜体字；建本字体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

宋代，政府对校勘十分重视，甚至由皇帝亲自过问，聘请专家把关。为了保证刻书质量，官方还采取若干措施。如规定刻板前需要进行三次校正，即校勘官校完，送复勘官复校，再送主判管阁官三校，这样才可以拿去刻板。而刻板完成，对版样还要再校对。此外，还要在卷末刊载经手校勘的人的名字，以示责任 。

古书校勘所使用的资料来源有他书的引文、本书的异本、石刻文、古书注引文、抄本。

1、指对同一书籍用不同的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核对，以考订其文字的异同和正误真伪。

唐白居易《策林二·大官乏人》：“秘著之官，不独以校勘之用取之。”宋欧阳修《书后》：“予在馆中校勘羣书，见有八十馀篇，然多错乱重复。”胡适《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他料定读小说的人决不会费大工夫用各种本子细细校勘。”

2、犹核实。比较核对。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定谥》：“太常博士掌谥，职事三品以上薨者，故吏录行状，申尚书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拟议讫，申省，省司议定，然后闻奏。”《元典章·刑部二·狱具》：“照得先为校勘笞杖，具呈都省照详，遍行合属依例施行去讫。”

3、宋代校订宫中藏书的官名。

《宋史·欧阳修传》：“ 脩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校勘原则：

校勘的原则，即目的有三项：一日存真，二日校异，三日订讹。存真又分二种，一为求古本之真，二为求事实之真。求古本之真，多为藏书家所为。他们得到了一个善本，就要把它跟通行本对校，把文字异同，以及书的行款、版式、宁圆差异、纸质，甚至旧本中的圈点。

收藏图章等都要一一记录下来。求事实之真，就是“断其立说之是非”，即对原著的史实错误订误。校异，只是罗列众本并同，校者不作是非判断。订讹，是最上乘的校勘，要明其致讹原因，用正本或理校订正讹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