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要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

二、“不求甚解”一词的出处以及其本意；

三、养成好读书的好习惯才能体会到不求甚解的乐趣；

四、“不求甚解”的正确含义；

五、读书要理解，不能一味的死记；

六、我国古人在读书方面的成功经验；

七、读书不能死字眼、因小失大；

八、宋代理学家陆象山对读书的心得；

九、重要的书应该多读、常读。

伦理,指人与人之间合理兲系,既包括家庭兲系,也包括社会 兲系。家庭兲系包括父子、兄弟、夫妇兲系,社会兲系包括君 臣、朋友兲系。这五种人际兲系,儒家称为五伦。家庭伦理的 基础在情,社会伦理的基础在义,中国古代文学深刻体现着儒家 伦理精神,以忠君孝亲为重要内容。

歌颂君臣间的伦理兲系,也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最为 具型的如屈原的《离骚》。

一般认为， 《离骚》的主旨是爱国和忠君。司马迁说：

“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 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离骚》前一部 分中，有不少“系心怀王”的诗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 美人之迟暮”，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敀也”等。诗 中用了一些婚姻爱情的比喻，如“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 而改路。

二程和朱熹是程朱理学的创立者和集大成者。程朱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解决宋代以来封建统治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方面的问题，力图给“经世致用”开出新的良方。程朱理学在社会政治和历史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出发，对为君之道作了系统阐述，甚至可以说，程朱构建其理学理论体系的宗旨就是为人君治国平天下提供系统的理论指导。他们从理、道、心、性等理学基本范畴出发，主张以义理正人君，要求人君明义利之辨；强调人君要格君心和正心诚意，要求人君讲王霸之辨。其最终目的则是使人君明尧舜之道，复三代王道之治。他们的君主论本质上是一种内圣外王的圣王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历史上的君主论，对宋元明清时期的君主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术界对程朱理学的政治思想和历史理论都有研究，其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他们的君主论，然而，专门和系统论述这一问题的却很少。这里，以二程和朱熹的思想为代表对程朱理学的“圣王”君主论作一疏理和评析。

一、以“义理之正”论君主

“理”是程朱理学的最基本范畴，被视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本体。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此一理存在于万物之中，使万物各具其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递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 人类社会也受“理”之主宰，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行为关系的准则，便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各种理，其中最基本是就是五伦（理）。他说：“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又说：“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天地万物各得其性，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由于理是绝对的和先验的，因此，程朱理学又称其为“天理”。

那么，理是什么呢？二程和朱熹对此作了许多解释，不过其最基本的观点则是：理即是性。他们认为万物皆有性，“天下无无性之物”。而性即是理，“性即理也”，“理即性也”。程颐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 当然，性即是理是有特定内涵的，朱熹说，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可见，所谓理即性、性即理的真正涵义是，性是天地万物先天的本质属性，理则是性在天地万物中的存在和反映，或者说，性即是理的本质特征与属性。

程朱将性与理等同，并非是从一般哲学意义来立论的，而是从人类社会生活的道德本位论着眼的。他们所说的性，主要是指人性；所说的理，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理，其目的在于论证人性即（天）理。朱熹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又说，“性是理之总名，仁、义、礼、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

程朱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进而从性理同一的角度，论证了理即是善，即是仁。二程说，“仁者天下之正理”；又说：“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 朱熹说，天地万物都有性，但人性与物性不同，“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所谓“得形气之正”和“全其性”，就是指人天生便具仁义礼智之性，“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所以说，“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浑然天理便是仁”。

由于理是人性在社会生活和人伦关系中的具体反映，所以，理存在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朱熹说：“且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 又说，“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理，具体存在和体现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社会关系的不同方面。而三纲五常的维持是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和具体规则来实现的，因此，理在社会生活中又体现为礼。程颢说：“礼者，理也，文也。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 在这里，理是礼之实，即礼的内容；而礼是理之文，即理的表现形式，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既相异，又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制定礼是为了维护和遵守社会生活中的“理”。

理既然是性，是至善，那么，为何还要正理呢？在程朱看来，性有天地（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性即是理，实质是指天地（命）之性的性，而非气质之性的性。他们认为，“天地之性”是本源，是人和物未生之前所共有的本性；“气质之性”是人出生后所形成的。二程说，“天命之性”即“理”，“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气质之性”是“气”，善恶混杂，“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 朱熹进一步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亦称“天地之性”或“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具有“理”的“性”曰“天命之性”，即理，“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 天命之性或天地之性就是天理，是完美的和至善的，“盖本然之性，只是至善”；而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因此，有善恶之分。圣人则只有天地之性，“圣人纯于义理，而无人欲之私，则其所以代天而理物。” 所以，人君要内圣而王，就必须去气质之性，存天地（命）之性（即理），这一过程就是人君正理的道德修养过程，即内圣的过程。

义，是程朱讲人君之正的另一重要范畴，他们在讲以理正君时，往往还将义与理连用，称“义理”。在他们看来，义与理密不可分，义实为天理的恰当体现，是理这一道德原则指导下的当然行为。朱熹说：“义者，天理之所宜。” 具体到社会生活领域，义则是指人的思想和言行要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二程说，“义者宜也，权量轻重之极”；“行之而人情宜之者，义也。” 所以，朱熹又将理与义的关系称为体用关系。他在解释“明道正谊”（按：程朱也将正义称为正谊）时说：“道、义是个体、用。道是大纲说；义是就一事上说。” 这里的道，也就是天理， 所谓“道是就大纲说”，是指三纲五常（天理）是永恒不变的本体，“义就是一事”说，是指人要以三纲五常为准则来行事。

义是伦理道德极则的理所规定的当然行为，是理这一本体的展现和具体运用，所以，义即是立人之道。二程说：“昔圣人谓‘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仁义，尽人之道矣。” 义既然是立人之道，那么，人君正义和行义便极其重要了。故此，二程说，“王者天下之义主也”。也就是说，人君应当成为遵守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天理与道）的楷模。人君之道要惟义所在，“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于用。然亦有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也。出处无常，惟义所在。” 人君如果不行义，则不能得天下，不能服民心，“王者如天地之无私心焉，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 反之，“举措合义，则民心服。”

在程朱看来，要正义和行义，还要去利，因为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 那么，利是什么呢？朱熹说，“利者，人情之所欲。” 又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 也就是说，“义”根于先天固有的心，属“天理”之公，“利”出于物我相互比较，属于“人欲”之私；循义不求利而利无不在，殉人欲却不能求利且害已。所以，朱熹认为，明义利之辨，是为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万事，无一不合宜者，夫何难而不济。” 故此，“而今须要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别得明白。”

朱熹如此重视“义利之辨”，是因为这与政治的良莠和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其心有义利之殊，而其效有兴亡之异”。他认为，古代圣贤都是以仁义为本为先的楷模，“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盖天下万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谓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义者，此心之制之谓也。” 又说：“圣人之心，浑然天理。……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 所以，他对永嘉之学的义利观严加指责，“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别，此大可骇。……熹窃以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

当然，朱熹没有完全否定利存在的合理性。他说，“若说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才说著利，少问便使人生计较，又不成模样”；“利不是不好。但圣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趋利；方不言，不应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 可见，朱熹承认求“利”是人的本性，但认为不能一味趋利。其次，他强调“得道义则功利自至”，“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 再者，朱熹讲重义轻利主要是就人君道德修养和治国之本而言的，他并不反对人君治国时讲经济之利。对此，张立文说：“朱熹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然有所修正与阐发：他认为一方面，作为封建政府和地方官吏，应该实行奖励生产，开荒救灾，薄赋赈济以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措施，要讲‘利’……另一方面，作为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来讲，应该重‘义’轻‘利’，讲‘义’不讲‘利’，两者不能混而为一。”

总之，在程朱看来，理是贯通天人古今的，是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本体；理即是性，性即是理；理本质上是善，是仁，它在社会生活领域体现为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三纲五常）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制度（礼）。义则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言行举止要符合天理，即，遵守体现理的道德伦理规范及其礼仪制度。因此，作为一国之主的人君要明义利之辨，其在内在道德品质的修养上合乎义理，其治国之举措要行义理之政。

二、格君心（正心）与明理欲之辨

二程和朱熹将理视为绝对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天理，表明了它是一种道德本位（体）的伦理哲学和政治思想。这种哲学运用于君主论上，就是将道德修养，即修身，视为人君所以为人君的先决条件，如果人君不能首先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就不能得义理，也就无以为人君。因此，程朱进而将修身视为人君治国之本。二程说，“欲治国治天下，须先从修身齐家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又说：“天下之理，一而已。……举斯心以加诸彼，远而推之四海而准，久而推之万世而准。故一修身而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而知所以治天下国家。”

那么，人君如何修身呢？程朱认为，根本途径是“格君心”，也就是人君要正其心，此即所谓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程朱十分重视格物穷理，将它视为人身修养的起点和惟一途径。程颐说：“人之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则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 程颐将格物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本，这里的本是指起始和基础的意思。所谓格物，是指要穷究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格，至也，言穷至物理也。” 在他们看来，人要为圣，首先要穷究世间一切事物之理，“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不过，作为人君所格之物最重要是君心，即，人君要通过“格”这一行为达到道德上（心）的至善。格（正）君心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心为人之本和身之主宰。程颐说：“学者先务，固在心志。……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朱熹说：“盖天下万事，本于一心。” 又说：“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

既然心为人身之主宰，天下万事本于一心，那么，作为一国之主的人君格（正）其心就极为重要了。朱熹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 所以，程朱反复强调“正君心”是人君治天下之起始，是治国的“大根本”。二程说：“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用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心为治天下之始，“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 朱熹说：“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 他十分赞同西汉董仲舒“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的观点，认为人主之心正邪与否决定了天下之事的正邪，“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

格（正）君心所以会成为人君治天下之始和天下事之大根本，又是由程朱对理与心的关系的认识决定的。在他们看来，理与心是合而为一的，理即在心中，理即是心，格君心就是使人君格天理和明天理。二程说，天理，“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又说：“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 朱熹说：“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 理存在于心中，通过心才能认识到理。二程说：“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 又说：“心具天德，心有不尽，则于天德不尽，其于知天难矣。” 所谓天德，即是天理，尽心以尽天德，也就是正心而达天理。总之，理依心而存，理与心为一，人必须通过心才能认识和把握天理，从而达到道德的至善（修身的目标），为治国平定天下（外王）奠定基础。

然而，心并非都是善，并非都能明天理。程朱认为，心有人心与道心之分，人心即私欲，是邪恶的，故危殆；道心即天理，是至善的。因此，作为一国之主的人君便要特别重视人心与道心之分别，要通过格君心来辨天理与人欲，以去人欲（人心）和存天理（道心），最终完成得天理之正的内圣目标。

二程说：“‘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 又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人心、道心二分说和理欲对立说。他虽然肯定人心是人正常的生理需求，“虽圣人不能无人心，如饥食渴饮之类”，但是，又强调人心的危害性，说：“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 又说，“人心”出之于“形气之私”，“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人心既从形骸上发出来，易得流于恶”。然而，“道心则是义理之心”，“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因此，道心是至善的。由于人心是恶，是危殆，所以，人君必须要正心，以此去人心及私欲，这样才能明道心和天理，才能为圣为王。质言之，不正心（去人心和私欲），就不能存道心和明天理。故此，朱熹十分赞成孟子“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的观点。

朱熹还从道心与人心的统一性和相关性，阐明存道心（天理）的重要性。他说，“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譬如一物判作两片，便知得一个好，一个恶。”“道心却杂出于人心之间，微而难见，故必须精之一人，而后中可执。” 因此，如何发挥心的认识能力和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即，以心存义理，便十分关键。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又说：“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 所以，他认为，“‘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乃善也。” 在朱熹看来，圣人与凡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圣人全是道心主宰”。

总之，在程朱看来，格（正）君心是人君修身之道，人君只有通过格君心才能明人心与道心之善恶是非，才能达到明天理，去人欲的这一人身修养最高目标，为其治国平天下打下内圣的基础。故而，朱熹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学问’，《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三、尧舜之道与三代之治

程朱强调格君心，主张人君通过正心来去人欲、存天理，明义利之辨，其最终目标是为了使人君能够奉行儒家理想为政之道，即尧舜之道，重新实现理想的社会——三代之治。在他们看来，三代是“理”（“天理”）流行，二帝（尧舜）三王是以德为本，行仁政，为“王道”之治；三代以后，人君为治不以德为本，重利轻义，重事功，是“霸道”政治。

二程认为，得天理之正，便是尧舜之道，即王道；徇私欲则是霸道。程颢说：“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在他看来，汉唐有为之君所行均非王道，“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驳杂之政，乃以一曲之见，幸致小康，其创法垂统，非可继于后世者，皆不足为也。” 三代以后的人君之治无一不悖离了天理，都是以末胜本，先王则是损人欲而复天理，“天下之害，皆以远本而末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王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人欲以复天理，圣人之教也。”

朱熹也推崇尧舜之道和三代王道之治，贬责汉唐人君，称其为霸道之治，为此，他与功利主义学派的代表陈亮进行了一场王霸义利之辨的激烈论战。他说，古代圣贤都重视道心和人心之辨，以明天理人欲之分，而三代以后人君却只是在利欲场中出没，“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盖圣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于本根亲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则有毫厘必计、丝发不差者。” 朱熹认为，王道之治就是得天理之正，而行人欲便是天理不正。三代人君是正心以顺天理，行王道；三代以后的人君去仁义，行私欲，是霸道。他说：“古之圣人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若夫齐桓晋文，则假仁义以济私欲而已。设使侥幸于一时，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则固霸者之道也。” 又说，三代圣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然而，后世人君只知求功利，三代以后的一千五百年间，“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又说，汉唐人君做事，“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他对唐太宗指责尤烈，认为唐太宗是无君臣、父子和夫妇之义，“唐太宗以晋阳宫人侍高祖，是致其父于必死之地，便无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陈亮主张，“心无常泯，法无常废”，汉唐人君亦有义理之心，汉唐之治并非都是霸道之治，充分肯定汉唐之治，称汉高祖和唐太宗不妨为一世英雄。对此，朱熹反驳说：“盖有是人则有是心，有是心则有是法，固无常泯常废之理。但谓之无常泯，即是有时而泯矣；谓之无常废，即是有时而废矣。盖天理人欲之并行，其或断或续，固宜如此。至若论其本然之妙，则惟有天理而无人欲。是以圣人之教人，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若心则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则欲其常不废而不恃其不常废也。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于形体之私，则固不能无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于天地之正，则又不能无道心矣。日用之间，二者并行，迭为胜负，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乱安危，莫不系焉。”又说：“盖义理之心，顷刻不存则人道息，……夫谓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为道者，正以道未尝亡，而人之所以体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谓苟有是身则道自存，必无是身然后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为尧，然必尧之道行，然后人纪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后人纪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张此道之人，一念之间不似尧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间便是架漏度日，牵补过时矣。……惟圣尽伦，惟王尽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当以尽者为法，而不当以不尽者为准。”在朱熹看来，“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盖举其始终而言，其合于义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于义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

程朱认为，古今的历史虽然已经发生变化，然而天下之事却有着共通之道。程颢说：“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则前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 朱熹说：“凡言道者，皆谓事物当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又说：“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于身，则为君必仁，为臣必忠之类，皆是自有得于己，方解恁地。尧所以修此道而成尧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 因此，道是亘古不变的，“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

而奉天理，正君心，明理欲之分和义利之辨，行德政，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便是古今人君治天下的共由之道。他们又将其化约为一个历史发展的永恒“道统”，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并称此为圣人十六字心传，朱熹将此推崇为“尧舜相传之道”。此“十六字”道统心传由尧授舜，舜授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孟，代代相续。但孟子后就中断了。历史所以分三代王道之治和汉唐霸道之治，就在于此十六字心传（道统）没有为后代帝王继承。程颐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 朱熹对程颐此言十分赞同，称道程这是“使对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 在他们看来，后代的英明君主即便靠其“资质之美”，偶有一言一行合乎“道”，但由于仅从“人欲”出发行事，因而最多只能与王道暗合，所行仍是霸道。汉唐帝王只知计功言利，持智力以胜，历史退化了。

故，他们认为后代人君为政和治国的根本之道就是学习和追随圣人之训和法先王之治。二程说：“必也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以先王之治为必可法，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滞，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改，信道极于笃，自知极于明，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 又说，立志、责任和求贤为“治天下之本也”，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於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谓也。”

当然，程朱主张行尧舜之道和复三代之治，并非简单地复古。他们认为社会历史发展随时因革，人君治理天下也要因时而制，不可盲目复古，更不能简单地复三代之政。程颢说：“古今风气不同，故器用亦异宜。是以圣人通其变，使民不倦，各随其时而已矣。” 因此，善为治者并非是简单地复三代之政，“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圣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劳，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学者，得圣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不能简单地将程朱理学的历史观视为复古史观，他们不是为复古而复古，而是以复古为旗帜来积极鼓吹现实的变革。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里，思想禁锢很严，而且中国文化是有5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走向了僵化，一种规范。我记得明朝有一个太医，他抢救嘉靖皇帝完了后，既然吓出了一身病，最后死了。那时候他们思想禁锢特别严。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是在作者的精神处于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可能是特殊的兴奋，也可能是特别的痛苦，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些能够在艺术上、思想上有所突破的作品。

像不久以前日本在中国搞了一个展览，跟中国故宫博物院联合在上海展览，日本送来的展览有东晋时期王羲之的《丧乱贴》，就是王羲之听了他的祖坟被挖，这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事情，这时候就写下了《丧乱贴》，其中有一句"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遭）荼毒，追惟酷甚，号菲慕摧绝，痛贯心肝。……"--现在书法的欣赏，是审美的愉悦，是建立在作者心灵极度的创伤与痛苦之上。

酒是中国古代文人不能离开的东西，但是都掌握在一个度里，官员可能饮酒饮的少一些，但是不能不喝，像曹操就喝，如果喝酒喝的太多就做不成政治家。在中国史上有颠张醉素的说法，张指张旭，他也经常喝酒，中国草书是在唐朝形成的，草书需要在一种兴奋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张旭因为喝酒喝的多，虽然是著名书法家，正楷写的也很好，但是官只做了个小官，叫常熟蔚。张旭留下的作品很少，他写了一个书杂，叫《肚痛贴》，我念一念，"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可以想见他头冒虚汗，肚痛得不能自禁，恨不得一笔十行。明代王世贞评价为一作品时说"出鬼入神，惝恍不可测。"说明文人在极度痛苦或者兴奋状态下能写出好作品。相传张旭喝酒后往往大醉，还要狂呼乱走，看来喝酒后不是正常的举动，一个纯粹的文人可以有一些反常出轨的举动。

下面讲怀素，他饮酒后，"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民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迅疾骇人"。可见他书写那些狂草作品，常常处于一种精神失控的常态，类似于"酒精中毒引精神障碍"。酒醒后，自己再看，也往往觉得不可思议。但过度的饮酒等等，还是对精神和身体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中国古代三大行书作品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贴》。这些都不多说了。

下面讲杨凝式，叫杨疯子，是唐代著名书法家，他经历了五个朝代，他可能有装疯的成分，但是绝对不正常，他对中国书法艺术有了突破，是宽可以走马，密不透风，有点像现在的儿童体，对中国传统书法的一种反叛。而且书法开创了宋朝以后，写出自己个性书风的先河。

第三讲明朝书法家徐渭，他是精神病分裂者，小的时候比较狂放，还爱学习，考试考了九次都没有考上功名，中年在江浙总督府当一参谋，被胡宗宪看中当了参谋，对于中国东南沿海边防徐渭做了一些贡献，后来胡宗宪被杀，徐渭很害怕，精神病反复发作，也自杀过，后来将自己妻子杀了，然后关了五年，遇到大赦出来了。因为在监狱里学习书法、字画，渐渐疾病有所康复，出狱后就开始旅游。他到了北京，到了居庸关，到了山东、河北，又到了南方江西和福建的一些地方，既开阔了他的视野，又使他的疾病渐渐得到了康复。所以看来旅游对一个人精神上的恢复也是有好处。他出狱时已经53岁。精神病患者据说吃药只能解决40%问题，多数是心理干预，使其好转。徐渭在6年多的的死牢生活中，他还信了道教，这些行为治疗和心理治疗都发挥了作用。当时齐白石很推崇的两个人，愿意做他门下的走狗，一个是徐渭，另一个是朱耷，朱耷也是精神病患者。朱耷是朱元璋后人，明朝灭亡后他精神受了刺激，削发为僧。他可能也有装疯的成分，但是后来精神真正出了问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他在青云浦，精神得到了康复，然后写字作画，成为著名的书画家，他的字画在美国，曾经卖到30万美元。

他的字画与徐渭一样，都是突破常规，但正因为有突破性的作品才在书画史上有地位，但不能称为主流。下面我讲一下中国文人对精神疾病调控的办法。他们在平淡生活里要追求一种刺激，当然有客观的环境，受到打击迫害，在平常生活中他们有各种办法，比如靠喝酒来刺激精神，如果精神失控、痛苦的时候，有了很多问题，他们用各种办法把精神趋向平和，解决精神大起大落的问题。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一个是对传统文化的爱好，他们几乎没天都要写诗作画，另外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热爱，对中医、茶道、交友和文化的研究，大家知道苏东坡有个东坡肉，也有东坡鱼，东坡汤，汤做的很好，他在饮食上的研究很深。另外要有信仰，中国古代文人的信仰并不等同于最宗教的痴迷，是研究型的，对宗教或者先贤的经典著作里寻找一些他自己适合的内容。

苏东坡曾经位为友人写下四句话：无事当贵、早起当富、安步当车、晚食当肉。苏东坡曾经用小楷抄写过《金刚经》，曾经说过，心要获得宁静，必须克服恐惧、恼怒、忧愁，所以心情上的宁静是佛学上的解脱。我去过精神病院，把很多病人白天放在休息室里，或者看电视或者聊天，或者一大堆精神病人坐那，很茫然的坐那，我觉得在治疗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缺少引导，缺少一种认识上的治疗。

苏东坡很精通艺术，他在杭州做太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公立医院，叫安乐坊，把自己研究过的药方抄在街上，抄在公共场所，让老百姓根据自己的病情，你觉得用什么药方，然后就可以按照药方去抓药。其中有一个药方叫圣教子，是治胃寒的。

通过上面几个子，古代文人精神调控有四个方面因素，一个是信仰，寻找精神家园。二是兴趣爱好，交友，一种雅的生活方式，有一种精神上寄托或者宣泄的方式。三是饮食与生活习惯。四是要懂得医学、疾病治疗与养生。一共四种，所以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不同时期调控的方式不一样。中国古代医学里充满了许多辩证和哲理，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我想多了为什么在春天的时候，一个人的精神容易躁动不安，春天精神疾病容易高发，这里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就是人和自然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现在只是把问题提出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谢谢大家

　　要形成班级良好的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增强班主任自身人文底蕴，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人文教育强调人的因素，在一个班级中，人包括了老师和学生。作为核心人物班主任，首先本身便要具备有人文底蕴，他的教育观、学生观、人生观、世界观必将对班级管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班主任具有人文底蕴，他就会懂得尊重学生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就会努力挖掘班级管理中的人文价值，就会真心实意为学生的发展、需求着想。学生就会从他的一举一动中体会到一种人文气息，渐渐的，不知不觉中也学着老师形成了自己的人文底蕴，提高了自己的人文素养。一位具有人文底蕴的班主任，他的处事方式必将对学生的个性的形成产生巨大而长远的影响。

例如:在参加校运会这样的学校活动中，体育委员报告主动报名人数很少。

A班的班主任便在班会上动员学生。首先，他表现出对这次活动的极大兴趣，因为让他可以再感受到自己是学生时参加校运会的那种热烈气氛。他的同学又是如何在校运会中如何互相关心，彼此鼓励，共同夺奖的。再回忆自己当时的情感体验，如参赛中如何克服紧张的心理，怎样学会面对成败，在过程中自己的意志如何得到磨练等等。学生都听得津津有味，被老师的豪气所影响。也感染了老师身上积极向上，克服困难，拥护集体的那种精神。在老师的鼓励下，结果下课后报名参加的人数大增。

B班的班主任听了体育委员的报告，先训体育委员的办事不力，再到班里把同学们批评了一顿，说他们没有集体荣誉感，不支持班主任工作。结果全班都感到沮丧不安。同学们呢要参加又没信心，不参加要受批评。结果一个好好的校性活动，由于班主任贯彻技巧不佳，成为了B班同学的负担，于是更谈不上在活动中完善学生的人格了。

同样是一件事，两位班主任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形成的教育影响也就不同，学生在活动中所被培养出来的人文素养也有天壤之别。A班的学生体现的将会是一种积极进去，努力拼搏，勇敢面对困难、失败的人文精神。久而久之，学生就会体现对集体的责任感，进而升华到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正确积极的人生观。而B班经历的将是一种焦虑、不安、失败、孤独的心理过程，是一种负面的情感体验，这样的氛围，不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养成

二、创设积极向上班级氛围，展现学生个性

一个班级有几十个学生，他们性格各异，个性鲜明。班主任要努力培养好这些学生，调动他们的思想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挖掘他们的内在潜力，鼓励他们勇敢地展现自己的才能，在各项活动中，做到人尽其能，使他们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从而增强自己的自信心，让他们体验到被集体认可的归属感，进而升华到一种发自内心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荣誉感。

例如:在平时的交流中，留意学生所表现的各种特长。在集体活动比赛中，便能指任负责人，以他为中心，带领同学做好各项比赛活动的准备工作。军中有将，有了核心人物，活动必能顺利完成，比赛也能取得辉煌。

三、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培养他们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

在日常生活学习中，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互相帮助。以班级的共同提高为己任，采用“一帮一”的方式，使彼此在帮助的过程中共同进步。并做好宿舍小团体工作，培养同学间融洽的人际关系，提高道德素质，陶冶学生的情操，形成他们豁达的心智，纯净的情感，从而更好地使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激发发奋学习的信心和热情。

四、对后进生实行人文关怀，逐步转化

一个班里，不可忽视后进生的破坏力量。要想形成一个班级良好的人文精神，一定要对后进生人文关怀，如能成功地转化他们，比能将班级精神文明提高到另一更高的层次。对后进生的转化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

1了解家庭及成长历程，发现形成原因。一个后进生或一个问题学生，他的出现，都有他的原因。所以作为班主任要做好后进生的工作，第一件事情是发现他形成的原因。有的后进生之所以孤僻、内向，是因为她有着一个破碎或冷漠的家庭。这时老师的工作是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上给予她温暖，不断感化她冰冷的心，让她相信集体，融入集体。利用大集体的力量使她们让他们从新找到温暖，奋发向上。

2采用激励法，唤起学生正面情绪。对于自卑，封闭的学生。他们有的是因为从小缺少激励指导，不懂得如何做得好，有的是因为自身有某些缺陷，感到自卑不安。一个人经过激励的人，内在潜力可以发挥到80%-90%，而不经过激励，潜力只发挥30%-40%。这个数据有力地说明激励的作用，通过激励，发挥学生潜力，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闪光之处，能让他们树立自信，勇敢面对人生。班主任也可以通过自身学科特点，在课堂上给予他们鼓励表扬，使他们体会到被认可，被肯定的正面情绪，从而信心十足地积极面对人生。

3持之以恒，及时指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后进生的形成都是长期受不良影响的过程，或不正确的教育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种不良影响和教育，有的来自家庭，有的来自学校，有的来自社会。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形成较为顽固的不良品质和习惯。在改变的过程中存在着反复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的不良习惯及行为总会再现。这时老师就要做到能持之以恒，决不气馁地坚持做好转化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避免昔日火烧圆明园导致大批珍贵文物被毁的悲剧重演,以易培基为代表的文博人士冲破重重阻力,力主故宫文物南迁,

在故宫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精心运作下,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悉心护送下,

不仅故宫文物得以保存,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也培育了"视国宝如生命"的典守精神,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昌盛繁荣的珍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