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辛树帜教授担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他在担任校长期间，有“三宝”之说：一是聘请名教授，二是充实图书、仪器，三是为学生毕业后谋出路。辛校长深刻认识到图书馆在办学中的重要作用。建校初期，经费相对充足，辛树帜教授将大部分经费都用来购置图书仪器。他本人曾亲自赴当时的北平、上海购置达十万元之多的图书仪器。辛校长曾向图书馆捐赠图书数十次，共计236册。

1952年，辛树帜倡议在西北农学院图书馆成立古农学研究小组，组织有经验有基础的教授积极开展古代农业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55年，他在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古农学研究室”，主持并参与研究整理工作，为农业科学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1979年4月西北农学院任命万建中副院长兼图书馆馆长。任职后据理力争，使图书馆的经费比上年增加了15倍，使其占全校总经费的比例由1978年的119%提升为308%。后又任院长，在其任期内，对图书馆建设和发展依然非常重视，不仅保证经费的拨给，还特批了古籍线装书的购置，使多年前的古籍订购又得以恢复。1983年12月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吉森李比西大学签订《关于在西北农学院建立李比西图书馆的条文协定》。该馆的中心任务是保管、展出并出借由李比西大学所捐赠的图书。李比西大学将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尽力为李比西图书馆提供图书。1985年9月西北农学院图书馆接受联邦德国李比西大学图书馆赠书100余册，资料400余件，期刊300册，并建立了李比西图书馆。 1921年12月生，河南省温县人。1954年加入民盟任组长。1945年7月毕业于国立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56年11月起从事图书馆情报工作至退休。1983年7月晋升副研究馆员，1987年5月晋升研究馆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曾任陕西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科技情报学会武功科研中心分会理事长，中国农学会科普信息网络通讯员，陕西省辞书学会会员，杨陵世界语协会理事兼秘书长、副理事长，《农业图书馆》、《情报杂志》编辑委员，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曾任图书馆办公室主任，科技情报室主任等。主要论著有《论专业图书馆为开拓大西北服务问题》(《青海图书馆》1984年第3期刊出，获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1985年优秀成果鼓励奖)等；编著的《农业文献检索与利用》教材，为全国培养了一百三十余名文献检索教师，编著的《文献检索与利用》被推荐为全国交流教材；“在高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组织与推广”科研项目(与他人合作完成)获国家科委颁发的科技情报成果三等奖 。

　　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

　　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

　　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

　　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

　　（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

　　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

　　（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

　　（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

　　（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

　　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

　　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胶装方式包括两种：无线胶装和锁线胶装 一般书本的页数较多的话，会采用锁线胶装的方式，因为牢固度、耐翻度会较好，使用寿命较长；而如果是无线胶装，会很容易出现散页、断胶等现象 买书的时候注意一下就是。看看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出版社出版的。

1、钱钟书的《围城》

《围城》展示了人类一种悲剧性生存环境：鸟笼(英)、城堡(法)(语义：超越国界范围);揭示人的孤独主题以及人与人之间冲突，“大海之上”隐喻，(萨特：“他人是地狱”海德格尔：此在之“烦”。)

《围城》的思想意蕴具有三层。 第一层生活描写层，描写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的世相，对当时的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进行尖锐的讽刺，批判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

第二层文化批判层，通过对一批留学生的生存状况、精神状况的描写，揭示中西文化的畸形对接所带来的深刻矛盾。

第三层哲理思考层，表达对于生活的真正价值的哲学思考，揭示人生的真谛——在绝望孤独中超越自我。

2、《围城》内容介绍：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与留学生鲍**相识并热恋，但被鲍**欺骗感情。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

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

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3、作品赏析：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钟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钟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钟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在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会心地笑——不笑的人也用不着担心是否忘记了笑，你只是忘记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来表示，所以发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详见《说笑·钱钟书》)——所以是会心的笑，不够，还要脸红的笑，笑书上的人，笑身边的人，也在笑自己

4、作者介绍：

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育有一女钱瑗(1937年-1997年)，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其父是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在父亲的影响和督导下，自幼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其后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

1946年写成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同年发表短篇小说《人·兽·鬼》。抗战及解放以后，先后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总纂、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主要进行翻译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版了《宋诗选注》《旧闻四篇》《七缀集》以及《管锥编》等学术著作。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