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方志学专题研究综述·有关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研究

1方志的起源

近代以来，有关方志起源问题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①渊源《禹贡》说：有人认为，后世纂修的许多方志，特别是全国区域志，在体例上和若干载述内容上与《禹贡》有着渊源关系，如《元和郡县图志》分全国为十道，就是依《禹贡》别九州之例;《元丰九域志》条列地里、户口、土贡、属县也与《禹贡》诸州记载相同(见黄苇《方志渊源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反对者则认为，《元和志》、《元丰志》应是受了《汉书·地理志》以来各正史地理志和六朝以后地理总志的影响，或是受了汉魏以来图记与图经的影响，与《禹贡》无关(见王文楚等《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

②渊源《山海经》说：持此说者认为，汉辛氏纂《三秦记》、齐陆澄纂《地理书钞》，以及后世方志多有祠庙、碑碣、仙事、异闻等记录都有本源于《山海经》的痕迹，“若谓《山海经》亦是后世方志源头之一，确无不可”(见黄苇《方志渊源考辨》)。反对者则认为，《山海经》与方志无论形式、体例、结构全无共同之处，不能说它记载了风俗和人物，就肯定它是方志的源头 (见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

③渊源《周官》说：《周官》是方志的源头或源头之一，数十年来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凡讲方志的文章，几乎言必称《周官》，认为其中“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所掌邦国之志”、“诵训掌道方志”等是古人对方志的最早论述。但反对者认为，《周官》是战国时的“官制汇编”，目的在于托古改制，所载内容，未必可信。《周官》中所说的“志”，实际上是指古书、古史而言，与方志没有关系 (见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

④渊源古代诸侯史说：这种说法认为，孟子所称晋《乘》、楚 《梼杌》、鲁 《春秋》; 墨子所称周之《春称》、宋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都记载了一方之史，也就是一方之志，应是方志的源头。反对者则认为，古方国史与方志在体例、内容上都不相同，一定要拉两者的渊源关系，则过于牵强。

⑤渊源两汉地记说：有人认为，由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相汇合而形成了地记，就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这种地记，不外乎都有山脉河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人物传记等方面内容。而有人则认为，汉魏六朝地记只是方志趋于成熟的一个阶段、一个源头，方志还应有较早的源头。

⑥关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在谈论方志渊源时，多家提及这三部著作，如李泰棻说： “志即史也。故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未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方志学》)范文澜也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典故，开方志之先例。”(见《中国通史简编》)反对者则认为，东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属于杂史，东晋的《华阳国志》属霸史，将其目为地方志是不对的。也有人认为，诸家之说只提三书为方志之始，未及源头问题，不能据以将三书看作方志渊源所自。

⑦方志多源论：此说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普遍认为，起源的多源性和源远性，是方志起源的两个显著的基本特征。《周官》、《禹贡》、《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图、民间传说等“都同方志有渊源关系，其中的某些部分均是方志的源头。至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及《华阳国志》，则已是方志的发端或雏型”(见黄苇《方志渊源考辨》)。反对者则说，如按多源的标准，恐怕古代所有史籍，都可视为方志源头，源头太多，最后就变成了无源(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

2方志的发展阶段

如何划分方志的发展阶段，方志界因研究角度不同，方法各异。1962年，王重民发表《中国的地方志》，把方志大致分为最早的全国性区域志、地志、图经、地方志四个阶段。以后薛虹在《中国方志学概论》中基本沿用了王说，同意以志书的类型为标志的划分方法。更多的人则是从方志发展和成熟的标志上来划分阶段的，如朱士嘉《中国地方志浅说》中分为三：汉唐之际出现地方志;宋元时期地方志进入成熟阶段;清代进入了方志的全盛时期。刘光禄、胡惠秋《方志学讲座》分为三：方志的初步发展——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方志的进一步发展——隋唐宋元时期;方志的兴盛——明清时期。辛培林《试论方志的源头及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分为四：隋唐是方志的第一次较大的发展时期; 宋代是方志的第二个大发展时期;元明是方志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清代是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林衍经《方志学综论》则分为五：从全国性区域志到地记涌现的汉魏南北朝时期;出现官修志书的隋唐时期; 方志体例大致定型的两宋时期;方志发展由逆转到复苏兴盛的元明时期;清代——地方志的全盛时期。这些分法虽然着眼点不同，但普遍认为方志发展经历了从雏型到成熟，到定型，到鼎盛的总趋向。

3方志的派别

关于历史上的方志派别，在方志学论著中一般只涉及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对派别问题未作深入的探讨。《档案工作》1981年第2期登载了刘光禄《历史上方志的派别、类型和主张》一文，首先对方志史上的派别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他认为，从对方志性质的认识上，可以分为地理派和历史派;从志书的体例上看，绝大多数主张地方志书应当注重体例，可以称为“体例派”;从志书的内容上看，可分为繁体派和简体派;从修志的目的来看，可分为地方文献派和行政派(或称地方官绅派)。八十年代中期，有关行政派的研究成了热门话题。《史志文萃》1986年第1期发表《试论方志发展史上的主流派——行政派》一文，指出行政派(即把修志的宗旨与目的，主要确定为有利于地方行政管理的修志派别)是方志发展史上贯穿始终的主流派。行政派的人物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首脑，他们把地方志看作是行政管理中的耳目系统，对方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当代的方志派别，无人作具体划分，而台湾在新方志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却形成了新地学派、社会学派、“方志三学”论派。新地学派以张其昀为代表，单纯从地理学立场来看待方志，主张效法外国的“区域地理”，用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纂修方志;社会学派以陈绍馨为代表，主张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和编写新方志;“方志三学”论派以唐祖培为代表，倡导“新方志学”，主张把方志分为方志科学、方志文学和方志哲学进行研究和实践，这方面的探讨在九十年代仍在继续。

4章学诚的方志学

是方志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有关章学诚方志学的内容，评述和介绍的书籍很多，如仓修良著《章学诚与〈文史通义〉》，叙述了《文史通义》编纂目的、内容和版本，认为此书是章氏学术思想的结晶，并着重分析了章学诚的哲学、史学思想。书中对章学诚所创方志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论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了解、研究章学诚方志思想有较大参考价值。此外，仓氏发表了《论章学诚的方志学》一文(载《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从确立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分立三书、“志”书的体裁和内容、辨清各类方志记载范围和界限、建立州县设立志科、创立方志义例以及局限性等方面系统讨论了章氏方志学。其他研究章学诚方志学的论文有张树棻《章实斋之方志学说》(载《禹贡》第2卷第9期)、李昭恂《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载《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吴怀祺《章学诚与〈和州志〉》(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陈蔚松《章学诚与〈湖北通志〉》 (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崔富章《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刘光禄《略谈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载《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2期)、柳维本《章学诚与方志学》(载《辽宁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黄苇《章学诚方志理论研究》(载《方志论集》)、《评章学诚七〈志〉书后》 (同上)等。一般方志学概论性著作也辟专章讨论章氏方志学。民国时期，张树棻还编辑《章实斋方志论文集》，汇章氏有关方志论述于一集，又附列《章实斋参修诸志书目表》、《章实斋参修诸志篇目表》，颇便参阅。

5顾炎武的方志学

朱士嘉对于顾炎武的方志学有较深入的研究，认为顾氏方志理论集中体现在 《营平二州史事序》中，为乾嘉时期方志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认为顾炎武不仅是我国最早的方志理论家，而且也是致力于整理大量方志资料，并取得巨大功绩的第一人(参见《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载《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5—6期; 《顾炎武整理研究地方志的成就》，载 《文献》1981年第7辑)。

6钱大昕的方志学

有人认为，方志学是钱大昕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卓然成家。钱氏方志学表现于他在一统志馆时所议之书例及所纂鄞县、长兴二《志》，还有《潜研堂文集》中所题旧方志跋及与其它志家来往信札中。他对方志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方志资料的重视和对人物志编写的意见。他认为，方志人物有褒无贬，虽存忠厚之意，但不可以变黑为白，变恶为善。方志也不可滥收人物，不宜列标目，只以时代为序即可。有关论述可参考陈光贻《钱大昕的方志学》(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朱士嘉《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等文章。

7梁启超的方志学

梁启超的方志学理论集中体现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说方志》、《龙游县志序》等文章中，特别是第一篇文章首先提出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文章论述的五个问题是：①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②考辨方志源流;③对章学诚“三书”体和谢启昆《广西通志》体例进行述评;④主张方志应由学者私著，不可官修;⑤分析方志的特点和功用。梁启超极为推崇章学诚，称“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肯定了章氏做为方志学奠基人的地位。文章认为，古诸侯国史是方志的源头，宋代是方志的定型时期，而从清乾隆中叶章学诚始，方志才成为一门学问。文章还认为，“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充分肯定了方志的作用。以上对于“方志学”学科概念的提出，对方志发展史的探讨，对章学诚方志学地位的确立，对方志特点和功用的积极评价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有力地促进了方志学研究的开展。

　　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我国学术史上出现一股以注疏、辑佚、辨析和考证历代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清理传统文化运动,史称乾嘉考据学,又名乾嘉朴学、乾嘉汉学。这种治学风气在当时风靡全国,臻于极盛。梁启超曾形容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乾嘉考据学在清代各个学术领域都产生出众多的学者,形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派,即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的学者虽然在治学范围和治学风格上各有差异,但在学术宗旨上都一致继承汉代河间献王刘德对待历史文献“实事求是”的传统,把这个口号作为自己高悬的旗帜。钱大昕表示“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廿二史考异·序》);王鸣盛宣称“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十七史商榷·序》);汪中声称“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述学·与巡抚毕侍郎书》);阮元阐明治学宗旨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揅经室集·自序》。可见“实事求是”观念并非乾嘉学派的个别学者所有,而是绝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乾嘉学人不仅按照这个原则研治古代经史,而且用它来评骘古今学者的学术成就。如钱大昕一方面指出宋人沈括、吴曾、洪迈、程大昌、孙奕、王应麟诸人“穿穴经史,实事求是”(《潜研堂文集·严久能娱亲雅言序》);另一方面称赞时人戴震治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潜研堂文集·戴先生震传》),汪辉祖考史“自摅新得,实事求是”(《元史本证·序》)。洪亮吉赞誉邵晋涵治学“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卷施阁文甲集·邵学士家传》)。阮元评价钱大昕“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十驾斋养新录·序》)。这类评价在乾嘉学派的著作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充分表明“实事求是”意识已经深深植根于乾嘉学者的头脑里,成为他们研治经史之学的指导思想。因此,它不单纯是乾嘉学派的治学特征和考据方法,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学术理念,应当属于理论与方法论的范畴。

　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经学理念重在追求儒家经典的文本之真,藉以求得儒家义理之道,目的是要自觉纠正汉唐“文以载道”和宋明“义理明道”理念的偏颇和局限,倡导“训诂明道”的新理念。在这方面,戴震比较具有代表性。他在治经的过程中发现汉儒的训诂虽然有师承传授,但有时也会出现附会经文的现象,魏晋时期人们凿空附会成分更多,而宋儒解经则是凭胸臆判断,穿凿曲说,儒家经典的义蕴几乎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于是戴震提出“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戴东原集·与某书》)。他主张抛开前人对儒家经典和上古事实的'臆解和附会,通过音韵训诂求得经典的真实含义,然后断以己意,阐发出新的学术见解。钱大昕和戴震一样,也强调弄懂经文的重要性:“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经籍籑诂·序》),主张儒家的义理只能从训诂经文之中体现出来,而不能离开训诂凭空臆解产生。王鸣盛更是明确地指出,研究经学固然是为明道,然而求道不能空执义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十七史商榷·序》)。乾嘉学派学者强调研治经学必须搞清经典文本之真,然后进一步认识儒家思想真谛,这一学术理念的根本在于扭转宋明以来学者治经空谈义理而不求其实的学风,矫正前世出现的弊端。

　乾嘉学派坚持“实事求是”的史学理念,目的在于自觉考证汉唐叙事史学和宋明义理史学造成的历代史籍谬误,恢复历史的真相。乾嘉学者治经大多以追寻汉人解经为“是”,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然而他们在运用这一理念治史时,理性意识则更加突出。诚如梁启超所说:“清儒所高唱之‘实事求是’主义,比较的尚能应用于史学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历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其理论内涵是界定什么是“实事”,即确定历史事实;其方法论内涵是怎样达到“求是”。在这方面,乾嘉学派史家钱大昕的认识比较具有代表性。他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潜研堂文集·春秋论二》)史家记载历史如果“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就会造成历史记载的遗漏或失真;倘若记载历史“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那就是伪造事实。上述两种情况,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屡见不鲜,后人要考察历史的真相,就必须要对古代史籍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对于前一种情况,史家的任务在于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是否和真实史事相符,重在纠谬勘误;对于后一种情况,史家的任务则在于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重在疑古考信。两者虽然考史的旨趣有所不同,但其共同之处则是必须确定什么是历史中的“实事”,再进一步考证历史记载是否与之契合。乾嘉学派的史家大力进行历史考证,全面审查历代史书是否符合这一标准,总结出“实事求是”的考史理论和方法论,为中国传统史学增添了极其重要的内容。乾嘉学派的史家本着求实征信和护惜古人的态度考证历史,一扫义理史学家以历史事实屈从儒家名教伦理的空疏不实学风,端正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实事求是”理念奠定了历史研究中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强调历史自身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提倡客观实证精神,形成了求真考实的治史学风,从而奠定了历史学向科学方向发展的学术基础,其影响直至近现代而愈显重要。

　毋庸讳言,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理念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批判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同时,不免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等倡导“实事求是”理念的人只是把考据作为阐明其学术宗旨的手段,目的在于揭示儒家学术之道,探究历史盛衰兴亡法则。渐至后来,一些考据末流学者不明其意,把考据手段当成治学目的,陷于孤立和烦琐的考证,出现为考据而考据的流弊。这虽然不是乾嘉学派学术发展的主流,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

钱大昕（1728—1804），清学者。字晓徵、辛楣，号及之、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

钱大昕学名早著：十五岁即考论马瑞临《文献通考》，乡里目为神童；亦曾经随沈德潜学诗，早年即以诗文著称于世，吴中七子居第一位。成年后，钱大昕与惠栋、沈彤为友切磋学问。清乾隆十六年召为举人，以内阁中书入京。钱大昕于学问无所不窥，在京曾学习九章算术、欧洲三角学，并长期研年读欧人利马窦、吴玉函、南怀仁所传之欧学（吴玉函名声不著，但在古今来华传教士中，学问第一。吴比伽利略早七天进入意大利皇家科学院，是西方杰出的科学家。伽利略喜欢早名字之中加写一个L，这个L代表大意大利皇家科学院院士的身份。由此可见吴玉函的学问功力），精研西方的历法、微积分。钱大昕常与钦天监礼部尚书何翰如切磋西学，其学问深厚，令何翰如自叹不如。

清乾隆十九年（西元1754年），钱大昕中进士，授编修，不久擢拔为侍读。乾隆帝爱其才学，令入直尚书房，同时负责为皇十二子讲学。召命修攥《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天球图》等等著名著作。并让钱先后担任山东、河南、江浙诸省份会试主考，后任广东学政。

乾隆三十七年，钱大昕补为侍读学士，不久升为詹事府少詹事。但钱大昕是淡薄名利之人，乾隆四十年，钱以丁忧为由辞官回乡，从此不再出山，一心读书。后嘉庆三年，朝廷力召钱大昕回朝，钱仍旧婉言谢绝，于嘉庆九年（西元1804年）逝世于紫阳书院，终年77岁。 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揅堂文集》等。

钱大昕为乾嘉学派的重要人物，他治学范围颇广，精于经史、音韵、训诂、制度、地理等许多方面的考证，以学术为己任，为官不忘治学，辞官回乡后读书更勤，因此，“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治一史而无史不窥”，除奉召之作外，著作等身。特别是在史学方面，钱大昕对于元史的研究有开山之功。明代官修《元史》，错讹极多，编目混乱，特别是忽略了对元代氏族的研究，使得今人对于元代色目人的了解极少。针对此，钱大昕搜罗百家之言，费时近三十年，仿《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元史氏族表》，成为今日元史研究必不可缺的工具书。此外，还取元人著述分经史子集四部编纂《元史艺文志》，也是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其史学著作，合而为《廿二史考异》，成就超过了同时代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钱大昕长期研究元史，精通蒙语。史载清廷得元代蒙古碑文，无人可知，于是由国师章嘉多必吉译之。后抄录成册之时，钱大昕独能指出其谬误所在。博学强记，冠绝一时。

他的书法源于金石之学，善写汉隶，用笔古茂，奇趣纵生；楷行苍逸朴健，具有宋元的书法风致，脱胎于学问之厚养。

在我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内都曾出现过一些南北齐名人物，如禅宗史上的“南能（慧能）北秀（神秀）”;戏曲史上的“南洪（洪）北孔（孔尚任）”;书法史上的“南董（董其昌）北米（米万钟）”;近代画坛上有“南张（张大千）北溥（溥心）”;京剧须生中有“南麒（周信芳）北马（马连良）”等，可见南北并称是我国文化史上的普遍现象。

张之洞和李鸿章

这些资料颇有味。南北齐名的现象，不知是否也独具中国特色。

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央视十套推出了《香江传奇人物访谈》栏目，在《国学大师饶宗颐》一期中，主持人介绍说：“他曾与钱钟书先生并称‘南饶北钱’，现在又与季羡林先生并称‘南饶北季’。”其实在我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内都曾出现过一些南北齐名的人物，如禅宗史上的“南能（慧能）北秀（神秀）”;戏曲史上的“南洪（洪）北孔（孔尚任）”;书法史上的“南董（董其昌）北米（米万钟）”;近代画坛上有“南张（张大千）北溥（溥心）”;京剧须生中有“南麒（周信芳）北马（马连良）”等，可见南北并称是我国文化史上的普遍现象。

由于地域和历史的原因，我国北方人与南方人在语言、性格、生活习俗以及审美观上，积淀形成了某些差异，从《世说新语》讨论南北学风的特色，到刘师培提出“南北文学不同论”，再到鲁迅写杂文《南人与北人》，探讨的都是我国文化的南北差异问题。然而几千年来，中华文字南北统一，儒家文化深入人心，琴棋书画浸润弥广，南北文化交流频繁，历史上一些名流精英尽管其籍贯故里或寓居地南北各异，但由于在同一领域内卓有建树，颇具影响，且又并世同时，人们便从中遴选出有代表性的人物，南北各一，齐名并称，为中华文化史增添掌故，传播佳话。笔者泛览文献，对此颇为留意，现将所采集的南北并称人物，按不同领域和时代先后举出若干，简介其人及相关成就，以飨读者。凡为大众所熟知者（如本文开头所举数例）从略不赘，其余挂一漏万，敬请匡补赐教。

政治事功领域

北韩南郭：于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和钱易《南部新书》卷己。荆州郭，在晚唐动乱中率兵驻守渚宫（今湖北荆州），因善于招抚流民，通商务农，颇有政绩，朝廷任命其为荆南节度使，与华州（治今陕西华县）节度使韩建齐名，号为“北韩南郭”。郭原姓成，史籍又称成。韩、郭二人皆为唐末军阀，虽曾有保土勤王之功，但韩建曾率兵犯阙，杀戮宗室，后来做了朱温的宰相。成刚愎自用，轻举妄动，最终丧师殒命。孙光宪批评二人“非忠非义”，他们的齐名并非美誉，或者徒有虚名而已。

南宗北杜：据宋人何《春渚纪闻》卷四，宗泽在金兵犯阙之际临危受命，以古稀之年出任东京留守，平抑物价有方，“商旅四集，兵民欢呼，称为神明之政。时杜充守北京（今河北大名），号南宗北杜”。宗泽字汝霖，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在北宋末年的抗金斗争中屡建功勋，后于金兵攻陷汴梁时，连呼“渡河”而死，其凛然浩气千古犹存。杜充字公美，相州（今河南安阳）人，为人喜功名，短于谋略。宗泽死后，杜充接任东京留守，不得民心，后任江淮宣抚使驻守建康（今南京），兵败降金，《宋史》载入《叛臣传》。所谓“南宗北杜”，或因二者南北地位相仿，时人同寄厚望之故。然在生死关头，霄壤判然，北杜有愧南宗多矣。

南陈北李：指明代陈敬宗和李时勉。当时陈敬宗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为北京国子监祭酒，二人皆以直节重望，为士林所归。《明史・陈敬宗传》曰：“初，敬宗与李时勉同在翰林……后二人同时为两京祭酒。时勉平恕得士，敬宗方严。终明世称贤祭酒者，曰南陈北李。”

南刘北刘：指清代山东诸城人刘统勋和江苏武进人刘纶，两人皆为乾隆朝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同朝为官，严以律己，名望相当，有“南刘北刘”之称。见张习孔、田钰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五卷。刘统勋之子即刘墉，也官居大学士，是清朝著名的父子宰相之一。

北李南张：指清末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见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梁节庵愿为入幕宾”条。李籍贯安徽合肥，张籍贯河北南皮，在晚清同为洋务派实力人物，李坐镇津门，张开府两湖，故称北李南张。如按籍贯，则当称为“北张南李”了。

文史学术领域

南梁北祁：指清初学者高世泰和刁包，见《清史稿・儒林传》。高世泰是江苏无锡人，明高攀龙之侄。史称其少侍讲席，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修缮道南祠、丽泽堂于梁溪，一时同志恪遵遗规，有山西祁县人刁包等相与论学。学者有“南梁北祁”之称。这是以籍贯代称其人，其中的“梁”指无锡的别称“梁溪”。

南施北宋：指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和宋琬，见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一和《清史稿・文苑传》。施为安徽宣城人，宋是山东莱阳人，二人在清初诗坛齐名，称“南施北宋”。沈德潜评曰：“宋以雄健磊落胜，施以温柔敦厚胜。”这正代表了南北文风的主导特征。

南王北朱（北朱南王）：指乾嘉著名学者王昶和朱筠，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和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王字兰泉，号述庵，青浦（今属上海）人，长于诗文及金石之学。朱字竹君，号笥河，河北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间任安徽学政，建言修四库全书。《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说：“王昶在京师时，与朱笥河先生互主骚坛，门人著录者数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称。”《郎潜纪闻初笔》卷七云：“大兴朱竹君学士与青浦王述庵少司寇，皆喜提倡风雅，人称北朱南王。”

南钱北纪（北纪南钱）：《郎潜纪闻初笔》卷七又说：“河间纪文达公与嘉定钱詹事齐名，曰北纪南钱。”纪昀字晓岚，河间献县（今属河北）人，卒谥文达，乾隆朝的名臣兼学者。他曾领衔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晚年著有《阅微草堂笔记》。钱大昕号辛楣，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曾任翰林学士、少詹事，晚年主讲江南各书院。他是乾嘉学派中吴派著名学者，在经学、史学和古籍校勘等方面成就卓著。又据《钱大昕年谱》，钱大昕与纪晓岚扈从木兰途中，因奉和诗受到乾隆嘉奖，遂有“南钱北纪”之目。一说纪昀又与袁枚并称“南袁北纪”，见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

南齐北窦：《郎潜纪闻初笔》卷七：“本朝儒臣以文章名世者，天台齐侍郎与诸城窦侍郎齐名，曰南齐北窦。”齐召南（1703-1768）字次风，浙江天台人。乾隆元年举博学宏词科，任翰林院检讨。与修《大清一统志》，撰有《外蕃书》。历官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礼部右侍郎。因堕马伤脑，回乡养病，专事讲学和著述。后因族兄齐周华案牵连，忧惧而死。齐召南博学多才，著述甚丰。徐世昌在《清儒学案》中称他“博学无所不通，自天文、律历，以至山川、险阻、要隘，了如指掌。深知古今治乱得失，通习掌故”。窦侍郎指窦光鼐（1720-1795），山东诸城人，乾隆七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河南、浙江学政、礼部侍郎、左都御史。窦光鼐学问精赡，工于书法，诗赋尤佳。为官廉正，无所阿附，深受乾隆皇帝的器重。有《省吾斋诗稿》《省吾斋文集》传世。

南潘北李：同上书卷七云：“又曹倦圃溶评诗，以南潘北李并举，盖指天生、次耕两先生。”李因笃（1632-1692）字天生，陕西富平人，为人有气节，笃孝道，长于诗文，尤谙经学和音韵。潘耒（1646-1708）字次耕，江苏吴江人。师事顾炎武，博涉经史及历算声韵之学，曾参与纂修《明史》。

南童北鲍：陈康祺说：“嘉庆中，歙鲍宫詹桂星与吾师童通副槐，亦有南童北鲍之目，则以应制词赋见称也。”童槐（1772-1841）字晋三，号萼君，浙江鄞县人。嘉庆十年进士，官终通政司副使，有《今白华堂集》。鲍桂星（？-1824）字双五，安徽歙县人，嘉庆四年进士。历官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因事革职，官终詹事。鲍桂星师从姚鼐，诗古文并有法。他是歙县人，依惯例应属南人，但相对于浙江人的童槐而言，称北鲍亦无不可。

南陈北王：指陈三立和王树楠，近代著名文学家。徐一士《亦佳庐小品》说：“新城王晋卿与散原年辈相若（丙戌同年。引者按：即光绪十二年进士），所为文亦有盛名，或以南陈北王并称。王氏著作颇多，特以文家境诣论，似犹略逊于散原耳。”陈三立（1859-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陈寅恪之父。近代诗文名家，同光体代表人物。王晋卿（1851-1936）名树楠，字晋卿，河北新城人，号陶庐老人。初任户部主事，后外放知县，1907年后任新疆布政使，颇有建树。1914年被聘为清史馆总纂，编有《畿辅丛书》约200余种。

北王南李：指汾阳王式通和兴化李详，均为近代学者，以骈文齐名。据郑逸梅《艺林散叶》引冒广生说：“方今骈文，北王南李。”王式通（1863-1921）原名仪通，字志，祖籍浙江绍兴，落籍山西汾阳。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民国后曾任司法部代总长、国务院秘书长、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著有《志诗文集》《刑法志》《邦交志》等，著作等身，精于法律、历史和地理。李详（18581931）字审言，江苏兴化人。工于诗文考证，著作丰富，是近代著名的《文选》学家。

南柳北陈（北陈南柳）：指柳诒征和陈垣，见《柳诒征评传・序》和上海古籍版《柳诒征说文化》。柳诒征（1880-1956）是江苏镇江人，著名史学家，解放前执教于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等名校，曾任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名著有《中国文化史》。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著名历史学家，先后执教于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北师大校长。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等著作多部。陈垣先生虽籍贯南方，但他长期在北京从事史学教育和研究，故称北陈。另外，陈垣老还与史学大师陈寅恪并称为“二陈”。

南马北汤：指马一浮和汤用彤，见《马一浮评传》第八章。二人皆以精研佛学而齐名。马一浮（1883-1967）名孚，字一孚，浙江上虞人，幼年聪颖，曾留学美国，后致力于传统学术，精研佛学、理学，被誉为民国时期的“一代儒宗”。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黄梅，生于甘肃渭源。著名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早年留学哈佛，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校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大师之一，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

书法绘画领域

南赵北高：在元初画坛上，赵孟兆（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湖州人，他是宋太祖十一世孙，仕元至翰林承旨学士。其书画皆精，尤以书法名世。高克恭（1248-1310）字彦敬，号房山，色目人，籍贯大同，家居大都（今北京），官至刑部尚书。任期满后，寓居杭州，专习绘事，擅长山水，兼工墨竹。赵孟兆称赞其画为“平生壮观”，他是继承米家山水的第一人。

南陈北崔：指明末画家陈洪绶和崔子忠，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九。陈洪绶（1598-1652）是浙江诸暨人，号老莲。崔子忠（1574-1644）原籍山东莱阳，移居北京。曾游董其昌之门，李自成攻克北京后，绝食死。陈、崔二人皆以善画人物齐名，又都贫贱终生，砥砺名节，画史称南陈北崔。

南梁北孔（北孔南梁）：北孔指孔谷园，南梁或谓梁献，或谓梁同书。陈其元《庸闲斋随笔》卷一：“乾嘉之际，天下书家推北孔南梁。梁即梁山舟学士，寿最高，故书最多。”但据《郎潜纪闻四笔》卷十一“南梁北孔”条，孔谷园是山东曲阜人，其书法曾受乾隆的赞赏。同时人梁献字文山，安徽亳州人，亦以书法著名，世有“南梁北孔”之目。陈康祺还说：“后人以南梁为山舟学士，误也。”梁同书（1723-1815）号山舟，浙江钱塘（今属杭州）人，官至翰林院侍讲，与翁方刚、刘墉、王文治并称为清四家，其书迹驰名于日本和朝鲜，而梁献名气则远不及之。两说尚待进一步考证。

南伊北邓：指清代书法家伊秉绶和邓石如，见欧阳中石主编的《书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伊秉绶（1754-1815）号墨卿，福建宁化人，官至扬州知府。长于隶书，被康有为推为“集隶书之大成”。邓石如（1743-1805）是安徽怀宁人，号完白山人，布衣终身。擅长诸体，尤工篆书，与伊秉绶齐名，书法史上称南伊北邓。

南曾北李：指晚清书法家曾熙和李瑞清，也见《书法教程》。曾熙（1861-1930）是湖南衡阳人，客居上海，工书善画，尤以书法名世，自号“南宗”。李瑞清（1867-1920）是江西临川人，官至翰林院编修，其书法以碑入帖，自成一家，尤以大篆自负，号称“北宗”。当时书坛将二人并称为“南曾北李”。此以宗派而称之，非以籍贯分南北也。

北齐南邓：指齐白石和邓散木，二人皆擅篆刻，在近代印坛并称“北齐南邓”。齐白石（1864-1957）是湖南醴陵人，以画名世，亦擅长篆刻。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定居北京，故称北齐。邓散木（1898-1963）是上海人，原名菊初，字散木，以字行。工于行草，尤以篆刻驰名。邓晚年也调入北京，但与白石翁齐名是在早年。

北佛南仙：指孙墨佛（1879-1987）和苏局仙（1882-1991），见郑逸梅《艺海一勺》。孙是北京人，享年109岁。苏是上海人，享年110岁。二人皆擅长书法，同享高寿，一北一南，一佛一仙，堪称现代书坛之奇人奇事。苏老百岁之后仍以临写王羲之墨迹为日课，其好学令人钦佩，其老健令人艳羡。

戏曲小说领域

北王南冯：指近代京剧名家王瑶卿和冯子和，见郑逸梅《艺海一勺》。王瑶卿（1881-1954）原籍江苏淮阴，生于北京，清末曾为“内廷供奉”，工青衣，常与谭鑫培同台演出。40岁以后倒嗓，授徒为业，四大名旦都曾从其受业。冯子和（1885-1942）是上海人，一说苏州人。早年艺名小子和，习青衣，兼演花旦。他通文墨，好读书，在上海以演时装戏而著名。他还是南社社员，与柳亚子私交甚笃。

北梅南雪：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说：“剧界有北梅南雪之称，梅为梅兰芳，字畹华。雪为李雪芳，字浣蘩。”梅兰芳（1894-1961）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是举世知名的京剧艺术大师。李雪芳是粤剧花旦演员，广东南海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州全女班群芳艳影的著名花旦。她唱功卓著，嗓音清脆高亢，梁启超也曾以“北梅南李”赞美其唱腔艺术。

北赵南向：指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家赵焕亭和向恺然，见《艺海一勺》。赵焕亭（1877-1951），名绂章，焕亭是他的字，河北玉田人。他是民国时期北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作有武侠小说十九部，其中《奇侠精忠传》和《英雄走国记》最著名。他早年宦游各地，注意搜罗奇侠轶闻和文坛掌故，还著有历史小说《明末痛史》等。向恺然（1890-1957）是湖南平江人，笔名平江不肖生。他精通武术，代表作《江湖奇侠传》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正宗的武侠小说，解放前曾被拍成**《火烧红莲寺》。还著有《近代侠义英雄传》，写霍元甲和大刀王五事。

其他领域

南马北卢：指清代康乾时期的马维翰和卢见曾，见袁枚《随园诗话》卷七。马字墨麟，浙江嘉兴人，康熙六十年进士，为人其貌不扬，却有气节风骨。卢见曾是山东德州人，与马维翰同年进士及第，二人齐名。卢为人滑稽多才，是纪晓岚的亲家，曾任江淮盐运使，家富藏书，擅长诗文。

北张南陶：指民国时期的报坛名笔张季鸾和陶菊隐。张季鸾（1888-1941）原名炽章，字季鸾，以字行。祖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邹平。青年时留学日本5年，1911年春归国，应于右任之邀，出任上海《民立报》编辑，开始报人生涯。此后10余年，他辗转京沪办报，历任多家报社总编辑，文名满天下。1926年春，与胡政之、吴鼎昌共同接办已停刊的天津《大公报》，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大公报》是上世纪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张季鸾也成为最杰出的报人。陶菊隐（1898-1989）是湖南长沙人，民国前期先后担任《湖南民报》《湖南日报》、上海《新闻报》《武汉民报》等报刊的编辑、记者或主编，1934年在南京创办《华报》，同时为《新闻报》撰写专栏文章。1936年移居上海，任《新闻报》编辑，还担任《晓报》主编和《新闻夜报》助编。民国30年后除为京、沪大报撰稿外，以主要精力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建国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著有《菊隐丛谈》《袁世凯演义》《筹安会六君子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张守义先生是中国书籍装帧界的****，他主要的创作集中在外国文学名著的封面设计和插图方面，风格淡雅，富有人文内涵。他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陶雪华，并称为中国图书装帧界的“北张南陶”。

南庞北张：指现代收藏大家庞虚斋和张伯驹，见郑逸梅《艺林散叶》和《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6月12日《四公子和大收藏家》一文。庞虚斋是湖州南浔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尤以收藏书画而名冠江南，其镇库之宝为唐代大小李将军的《金碧山水》，编有收藏目录《虚斋名画录》及《续录》。北京张伯驹更是收藏界的大名家，他曾从恭亲王之孙溥心的手中收得展子虔的《游春图》，并不惜变卖房产收购陆机的《平复帖》，解放后将这些国宝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1957年被划为右派，远戍辽东。1972年陈毅逝世， 在追悼会上见到张伯驹的挽联，因忆其人，嘱咐周总理将张赦免回京，入中央文史馆工作。后于1982年去世，终年84岁。

南瞿北杨：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中的两家。南瞿指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楼主为瞿绍基祖孙四代。北杨指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阁主是杨以增祖孙三代。两家皆藏书丰富，世称南瞿北杨。海源阁藏书历经劫难，多有散失，现分别被国家图书馆和山东图书馆收藏。铁琴铜剑楼藏书保存较好，瞿氏后人将藏书全部捐献国家，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南刘北过：“南刘”刘棣怀，“北过”过惕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两人是围棋界一时瑜亮，为世人仰慕。刘棣怀（1897-1979），安徽桐城人，早年在北京居住，常与各种流派棋手对弈，逐步形成了力战制胜，凶悍泼辣的棋风，人称“刘大将”。过惕生（1907-1989），安徽歙县人。青少年时期，过惕生常与皖南围棋高手对弈，棋力日益精进。论名气，年长10岁的刘大将在过先生之上，两人之间的胜负也是刘稍占优势。新中国第一届正式的围棋比赛于1957年举办，到1962年，共举行了5届全国个人赛，过惕生于1957、1962年两度称雄，刘棣怀蝉联1958、1959年冠军。“南刘北过”主导着个人赛初期，翻开了新中国围棋史的开篇，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高围棋水平。